Ⅰ
希特勒工作起来不循成规，不遵守既定的时间表。即使在他上台之后，这种波希米亚风格仍然十分明显。他经常待在自己的私人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看到深夜，第二天很晚才起床。一般来说，希特勒会在早上10点开始工作，首先花两三个小时听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和瓦尔特·丰克的报告。拉默斯是总理办公室主任，是希特勒和政府各部部长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丰克来自宣传部，是戈培尔的副手。在处理完当天的行政、立法和宣传事务之后，希特勒有时候会和一些部长或曾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展开私人性质的紧急磋商。希特勒的午餐安排在下午1点，不过有时候会因为他的迟到而推迟。参加午餐的人一般都是他的贴身随从，其中包括集助理、司机和摄影师三职一身的海因里希·霍夫曼。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有时候也会来，他们出现的频率不一。后来阿尔贝特·施佩尔也加入进来。但是大多数政府部长都不会跟希特勒一起用午餐。而且如果某些部长失宠了，他们甚至连面见希特勒的机会都没有，比如在30年代末，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雷在连续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希望面见希特勒讨论食品供应恶化的问题，却从未成功。午餐过后，希特勒会与各种顾问讨论外交和军事问题，或者和施佩尔一起进行建筑规划。希特勒从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处理书面工作，他更愿意直接与人交谈。他会在午餐和晚餐时长篇大论，而谄媚的听众们通常都不会打断他。[1]
当希特勒住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Obersalzberg度假山庄时，他的生活方式就更没规律了。山庄最开始只是山顶的一座小屋，1933年重建之后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大型建筑群，总称为贝格霍夫山庄（Berghof，意思是“山中宫殿”或“山中农场”）。从阳台向外望去，山中景色十分迷人。希特勒的侍从队伍都住在山下的建筑中。在山庄时希特勒有时要到中午结束时才会从他的私人住所出来，去山下散个步，然后再由停在山下的一辆轿车送回山上。散步时希特勒常会向上山劳动的普通市民打招呼，这些人安静地一个个走过去，有时候还从他的篱笆上拆下来点东西当作纪念。如果天气很好，希特勒会在阳台上休息。吃过晚饭，他会看一些老电影，而且很少在凌晨两三点之前睡觉。埃娃·布劳恩经常会陪着他。布劳恩是个标致的年轻女孩，比希特勒小23岁，以前在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工作。
希特勒的性生活在当时和之后都是各种谣言关注的对象，但实际上他的性生活完全遵循常规。唯一一点不同的是，希特勒拒绝结婚，也拒绝向公众承认任何正式关系。希特勒担心结婚或承认关系会损害他头上的独行侠光环，围绕他进行的宣传也可能因此失色。1931年初，希特勒的外甥女安格拉·劳巴尔（Angela Raubal）在一次事故中去世。这次事故之后媒体传出了很多既难听又没有根据的谣言来猜测她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埃娃·布劳恩很听话，也很幼稚，对希特勒十分敬畏，感到整个人被希特勒的关怀所包围。他们之间的关系迅速被希特勒的随从们接受，但对公众保密。埃娃·布劳恩生活奢侈，整天无所事事。她主要的任务是担任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山庄时的私人助理，而不是合法配偶。[2]
作为一位领导，希特勒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细节毫不在意，比如工人队伍的管理，或者细致的财政管理。这些事情他都交给沙赫特及其继任者去做。这意味着有时候某些政策原本已经得到希特勒的签署，但迫于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还是不得不束之高阁。1934年10月，希特勒给劳工前线的一道命令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撤销。[3]另外，这还意味着那些可以直接接触到他，或者可以决定谁能见到他的人能对政策产生不小的影响。接触希特勒的机会越来越成了一把打开权力之门的钥匙。但是，希特勒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习惯并不代表他是个懒惰或缺乏主动性的人，也不意味着他在1933年之后淡出了国内政坛。只要形势需要，希特勒就会毫不迟疑地进行强力干预。阿尔贝特·施佩尔在30年代后半段经常和希特勒待在一起。他观察发现，有时候希特勒看起来是在大把大把地浪费时间，“好像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处理一些鸡毛蒜皮，但其实他是在等待问题发展成熟。之后，当‘灵感’降临之际，他会连续好几天高强度地工作，拿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4]换句话说，希特勒只是不循常规，而不是懒惰。他会自己写演讲稿，参加耗时耗力的环德旅行，经常与官员会谈，作为国家元首出席重要仪式。对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希特勒会毫不犹豫地直接接管，再小的细节也不会放过。比如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希特勒亲自制定政策，然后让其他人执行。他还会去检查即将展出或者被查禁的画作。没有一次例外，他的一些偏见——比如他讨厌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引发的后果都是决定性的。在种族政策上希特勒也进行了直接领导。他会把握局势变化，然后再选择是推进还是减缓实施反犹政策或其他政策。在像这样的领域里，希特勒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只是针对下属的提议做出反应。而且，正是希特勒制定了引导一切政策的总方针。这些方针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从20年代开始就已经通过他的书《我的奋斗》、他的演讲，以及1933年之前的纳粹党和1933年之后的德国宣传部建立起来的巨型宣传机器连续不断的积极宣传注入了纳粹激进分子的头脑和内心。希特勒的手下从来都不用猜他到底想要什么，因为他们行为的指导原则已经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他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补充细节。除此之外，在一些关键时刻希特勒还会直接下令，比如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动，以及1938年11月9—10日的大迫害行动，都是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在他看来，命令须避免过多的细节，但整体上仍应保持清楚明白。[5]
但是，希特勒最感兴趣和最频繁关注的领域绝对是外交和备战，这一点无可置疑。毫无疑问，希特勒在成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刻就将德国推向了战场，让其他所有政策都服务于这一至高无上的目标，使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体系内部的压力不断增大，紧张程度不断加强，这在前文中已有体现。希特勒预想的战争可远远不只是为了改变《凡尔赛和约》中涉及领土的条款而挑起的一系列规模有限的冲突。他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自己的目标，其中一次在1928年5月23日，他声称他的目的是“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不是为了调整边境线，而是为我们最遥远的未来准备足够多的土地，保证我们的收获远超我们做出的牺牲”。[6]他上台之后仍然没有改变这样的想法。比如1933年8月初，他告诉来访的两个美国商人，他想要吞并的不只是奥地利、波兰走廊以及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丹麦、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的德语区也要尽数收入囊中。这意味着德国将主宰整个欧洲。[7]而从长远看，希特勒更是想要德国统治全世界。[8]当然，为实现这些目标，希特勒不得不面对外患内忧：在外，德国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弱小，武装力量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严厉限制；在内，国家经济萎靡不振，政局四分五裂、混乱不堪，政府仇敌环伺、四面楚歌。所以，希特勒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引导了第三帝国开头两年多的外交政策方向——是捆住德国潜在敌人的手脚，为重整军备争取时间。[9]
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难。在30年代中前期，德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广泛同情。在签订1918—1919年的和平协议时，理想主义情结起了巨大作用，但随后人们却因为理想主义转而长期反对这一协议。民族国家自决原则使波兰等国得以独立，但是当德国要求行使这一权利时，列强清楚干脆地加以拒绝。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地区、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现属波兰）等地区有数百万人讲德语，但是这些地区加入德国的请求却被否决。战后的和平条款对德国非常苛刻，加之英国和法国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一战是意外和糟糕决策引发的灾难，因此倍感愧疚，愈发认为德国不应该承担战争罪责。战争赔款于1932年提前一笔勾销，但许多人都觉得对德国武装力量的限制极不公平也不合理，尤其是当时还有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好斗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政府。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也有影响。
对英国和法国来说，大萧条意味着财政紧缩。两国政府很不愿意在武器上再花什么钱了，何况他们还要保卫遍布印度、非洲、印度—中国等遥远地区的海外帝国。法国直到30年代中期才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因此更不可能快速重整军备。同时，英法战后一代的政治家多是二流人物，他们眼见同辈人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死在了一战前线，决心要力所能及地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杀戮。他们不愿意准备战争，更不愿意走向战争。他们更愿意相信欧洲的政治问题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他们对各方都释放出了少许善意，他们惧怕战争会引发的后果：战壕里再次发生屠杀，大城市被炸弹轰炸，人民死伤惨重，甚至引发社会革命，等等。[10]
地图17 中东欧的德意志民族分布（1937年）
因此，希特勒要度过危险重重的重整军备计划起始阶段，只需安抚国际舆论，向所有国家保证说他想要的只是纠正和平协议的错误，为德国人民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争取民族自决，让德国恢复在世界民族国家中应有的平等地位。希特勒保证，一旦德国有实力抵御潜在威胁，重整军备会立刻结束。从本质上讲，这正是他直到1938年年中在做的事情。他不仅获得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领衔的纳粹党外交政策办公室的支持，连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治下、仍为保守派官僚把持的帝国外交部也为希特勒站台。这些民族主义者行动相当一致，集体向同一个人开火：他们对20年代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奉行的“履行《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这一政策非常不满。他们支持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改弦易辙。1930年，布吕宁曾用更激进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换掉了施特雷泽曼的高级助手，并任命其为国务秘书。外交官们在1933年1月对纳粹新政权表示欢迎，诺伊拉特就是他们其中之一。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要求下，他得以继续担任外交部长。1933年3月13日，比洛向诺伊拉特和国防部长布隆贝格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了外交政策的中期目标，那就是鉴于赔款进程已经终止，且英法美军已经停止占领莱茵兰，德国应该找波兰要回在1918—1919年丢掉的土地，同时吞并奥地利。不过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他建议在重整军备使军力恢复之前，德国应该避免做出任何侵略性举动。[11]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1932年初国际社会在日内瓦召开了裁军会议，但未能取得成效，因为英法不愿意给德国平等地位，他们既不愿意自己裁军，也不愿意德国发展军队。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积极地主张推行征兵制，尤其是眼见恩斯特·罗姆的褐衫军取代德国陆军的威胁越来越大，他在外交部的支持下绕过希特勒，要求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德国代表对反对取消限制德军规模的英法两国持强硬态度。当协商走进死胡同之时，布隆贝格劝服希特勒退出谈判。同时为展现决心，德国还退出了裁军会议的主要支持者国际联盟。[12]希特勒宣布，退出是“因为其他列强提出了不讲道理和充满侮辱的卑鄙要求”。为表现自己的和平渴望，也为了表示他愿意追随列强裁军，希特勒在当晚做了一场时间很长的广播演讲，他声称有意侮辱德国的行为以后绝不会得到宽恕。德国已经被和平协议侮辱了，还被赔款拖进了经济灾难，现在列强又在裁军谈判中拒绝平等对待德国，这种羞辱德国再也无法忍受。他说，这个决定将由德国人民集体做出。[13]全民公投在几周后举行。最后的结果完全可以想到，在大规模的恐吓和暗箱操作之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希特勒的决定。尽管这么说难以肯定，但即使这是一次自由选举，多数人也很有可能会支持退出国联。唯一可能投反对票的是前共产党员和左翼的社民党人。[14]
退出国联是第三帝国外交政策中的第一个决定性举动。很快德国又做出了一个让国内外震惊的决定。1934年1月26日，德国和波兰签订了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外交部对此表示持严肃的保留意见，只是因为希特勒力推，条约才能达成。对希特勒来说，签订这份条约的好处在于，在重整军备秘密进行的期间，与波兰的条约能够保护德国脆弱的东部侧翼，改善双方当时恶劣的贸易关系，并为但泽自由市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当时但泽已由一个纳粹政府掌控，国联享有宗主权。但泽在空间上与德国并不相接，二者之间隔着波罗的海走廊，走廊在和平协议中划给了波兰。与波兰的条约还能用来向英国和其他列强展示德国是个和平国家——要知道就连广受赞誉的魏玛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也只是通过《洛迦诺公约》解决了德国西面的问题，而未能促成一份“东面的洛迦诺公约”。对波兰人来说，若之前国联提供的安全保障失灵了，这份条约可以作为替代物。它还能取代1921年以来的法国与波兰的同盟关系，因为当时法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已使其日益不能满足波兰面对德国侵略时的防御需求（法国国力的衰落则是希特勒获得的额外收获）。但是，对希特勒而言，这份条约只是权宜之计，一张暂时有用的纸而已，一旦没用了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撕掉。而像这样的纸，以后还有的是。[15]
Ⅱ
1934年的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国内政治上面，特别是6月底清洗褐衫军，以及应付前后出现的一些紧张局面。而就在大清洗之前，希特勒完成了身为德国总理的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对象是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地点在威尼斯。希特勒此行意在向墨索里尼解释即将发生的事情，争取获得对方的理解。很显然，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崇拜是真心实意的。但是整个会议的氛围620却分外冷淡。墨索里尼极度怀疑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有所图谋，他认为奥地利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奥地利是个内陆小国，一半临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是邻居。在哈布斯堡王朝于1918—1919年垮台之后，这个同样说德语的国家请求并入德国，但被国际社会拒绝了，此后奥地利政局动荡不断。没有几个奥地利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差不多，20年代初出现了通货大膨胀，之后又是通货紧缩，随后大萧条也来了。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分裂为两个阵营，一边是社会主义者，主要基于红色维也纳（全国700万人约有1/3住在维也纳）的工人阶级，另一边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力量来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和外省的保守农民与小城市选民。两股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33年转变为公开敌对，这一年，来自基督教社会党的总理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宣布永久解散议会，建立了一个威权政府。在此之后，警察经常骚扰社会主义者，致使1934年2月维也纳工人阶级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起义被奥地利军方以武力残酷镇压。领头的社会主义者们，包括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奥托·鲍尔（Otto Bauer），从维也纳著名的地下水道集体逃亡。陶尔斐斯随后宣布社会主义非法，并抓了几千人关进监狱。1934年5月1日，这位奥地利独裁者为他的国家推动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新法废除了选举，并且（至少在纸面上）以墨索里尼政权为模板建立了一个弱化版的社团主义国家。[16]
陶尔斐斯的这些举动看起来雷厉风行，其实却反映出他的权力极不稳固。奥地利的经济形势比以前更加恶化，维也纳庞大的工人阶级怨恨沸腾。陶尔斐斯同时还承受着来自右派的压力。准军事组织国土防卫团（Home Defence Brigades）想要一种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其组织基础中的意大利模式更为明显，此时也在不断挑事儿。原本很小的奥地利纳粹党迅速壮大，野心倍增。陶尔斐斯在1933年7月宣布查禁纳粹党，但这一行动基本于事无补。纳粹党被禁之时已经有近7万名党员，包括维也纳与奥地利内陆的贸易商和小店主、低级别的文职官员、军队老兵、近期大学毕业生，还有警察和宪兵队中的关键成员。后来几个月纳粹党又吸引了近2万人。这些人因为暴力邪恶的反犹主义、反对教士和天主教群体而团结在一起，尽管这种团结一直不太稳定。他们怀念格奥尔格·里特尔·冯·施纳赫（Georg Ritter von Sch?nerer）的泛日耳曼主义——年轻时的阿道夫·希特勒还在林茨和维也纳的时候就曾深受施纳赫的影响。奥地利纳粹党的主要目标是与第三帝国立即合并。其党员经常收听边境线对面电台播放的纳粹宣传。在这些宣传影响下，奥地利纳粹分子更加坚信统一即将来临。暴力和恐怖成了他们颠覆奥地利政权的主要手段，这也为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打下了基础。[17]1934年夏初，行动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维也纳党卫队第89旗队领袖弗里多林·格拉斯（Fridolin Glass）决定推翻奥地利政府。1934年7月25日，他手下的150人（其中多数是失业工人和因信仰纳粹主义而被军队开除的士兵）穿着借来的奥地利军队制服闯进了奥地利总理大楼。当时内阁已经离开，但党卫队抓住了正想从侧门逃跑的陶尔斐斯，并当场将其击毙。接下来政变者又闯进旁边的奥地利广播公司中心大楼，强占了一个无线电麦克风，向全国宣布政府已经自行解散。他们之所以能够轻易进这两栋大楼，可能是因为警察队伍里有支持他们的人。但这也是政变者所获得的最大支持了。奥地利褐衫军的领导集体当时正在附近的一个旅馆，假装对政变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干预。那时候德国的褐衫军领导层被党卫队枪杀还不到四周，奥地利方面还不能完全接受。政变者的广播令他们事先在奥地利全国各地安排好的武装起义势力闻风而动。但是，起义很快被奥地利军队镇压，在有些地方国土防卫团也参加了镇压。伤亡者达数百人。而在褐衫军发动起义的地方，当地的党卫队却拒绝支持。甚至连很多地方的军队和警察系统中的纳粹官员也积极参与镇压叛乱。这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并未经过什么训练，根本没有为这样的冒险行动做好准备。他们太过自信，内部四分五裂，软弱无能。后来，奥地利政府的司法部长库尔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在维也纳成立了新政府。他在和政变者短暂谈判之后就把他们全部抓了起来。希特勒也任他们自生自灭。那两个向陶尔斐斯连开数枪致其死亡的人在维也纳地方法院的院子里被绞死了，死前最后说的话是“希特勒万岁！”。参与政变的德国驻罗马大使自杀未遂。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就抱怨说，“奥地利人普遍不会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普鲁士的帮助！……没有普鲁士的组织能力，关键时刻肯定会出乱子。”这场血腥但滑稽的政变似乎印证了他的抱怨。从此刻起，舒施尼格得以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重组教权法西斯独裁统治。他一方面打压国土防卫团，另一方面将纳粹分子赶入地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纳粹分子还在继续进行反政府的破坏和暴力行动，但暂时没有取得太大效果。[18]
希特勒无疑提前就知道这些事情。为发动政变，奥地利党卫队曾经在达豪集中营接受训练。1933年6月奥地利纳粹党被禁之后，希特勒任命的奥地利纳粹领导人、德国国会代表特奥·哈比希特（Theo Habicht）博士在流亡慕尼黑期间曾遥控奥地利的地下活动。他暗中将大量的反犹主义宣传注入奥地利，指责陶尔斐斯领导的奥地利政权是受犹太人操控的。奥地利纳粹领导集体发动政变之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就是在哈比希特于慕尼黑的公寓中进行的。他告诉了希特勒他们在筹划什么，而希特勒也预祝了武装起义能够成功——不过希特勒显然被哈比希特的过度乐观所误导，以为奥地利军队会支持政变。由于在慕尼黑流亡，哈比希特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清楚奥地利国内的真实状况。不仅政变失败了，军队忠于政府，而且墨索里尼还得以将军队驻扎在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并明确表示，如果情况失控，他会出兵帮助奥地利政府平乱。希特勒愤怒和难堪得都要疯了。他一再重申自己当初并不支持发动政变，可他们就是听不进去，然后解除了哈比希特的职务，关闭了奥地利纳粹党在慕尼黑的办公室。[19]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政变失败也提供了一个契机。鉴于动的政变意外产生的副产品。[20]
Ⅲ
到了1934—1935年冬，德国似乎已经完全陷入了外交孤立。[21]在这一片阴霾之中，唯一的曙光是1935年1月13日莱茵兰西边的萨尔兰这一小片地区内的公投结果。1919年议和时，法国人希望该地区脱离德国，他们觉得只要时间充足，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将萨尔兰交由国联托管，并承诺于十五年后在该地区举行一次公投，由当地居民决定自己的国家归属。1934年末，十五年的期限到了。萨尔兰居民主要说德语，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想过要脱离德国：44.5万萨尔兰人希望成为第三帝国的公民，约占投票人数的91%。他们这样选择的动机很多。作为说德语的少数群体生活在法国可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在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当局花了大量功夫打压德语以及当地居民的文化，那些忠于自身传统的人受到了严重歧视。而在萨尔兰，法国统治者也没有采取怀柔政策，而是继续维持高压统治。当地人没把法国当局看成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法国人是清一色的帝国主义者。而在德国，当时纳624粹政权和天主教会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让代表绝大多数萨尔兰居民的教会觉得必须建议他们选择维持现状，更不用说亲近共产党逐渐壮大的法国。为了鼓励神父建议信徒为德国投票，纳粹当局在投票开始之前减少了反天主教的宣传。而教士投桃报李，献上了自己的支持。[22]
另外，根据德国和梵蒂冈达成的协议，德国中央党在1933年宣布解散之后，萨尔兰的中央党也解散了（虽然严格说来并没有必要）。整个20年代，中央党都在鼓吹萨尔兰重返德国——实际上萨尔兰的所有党派都在做这件事。1934年6月，中央党、纳粹党、国家人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及其他政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德意志阵线（German Front），鼓励人们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在选民面前，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副超越党派政治的形象。只有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选择置身事外，但因为他们也曾为统一奋斗了许多年，这一次的突然转向便让支持者看不懂，很多人认为他们的立场不真诚。在那个时期，各种爱国主义仪式、对德国战争死难者的纪念、民族节日等活动已经巩固了萨尔兰的德意志民族意识，这些活动得到了来自德国国内狂热民族主义者的金钱或其他形式的支持，其影响不是几年之内能消除的。此外，纳粹党也承诺要为萨尔兰居民提供多种多样的物质好处，以此引诱他们。比如，将冬季援助伸向国界之外，去帮助萨尔兰的穷人；向萨尔兰的教师和政府雇员指出，如果在德国他们能够拿到更多的津贴，财政上会获得更多帮助。还有，第三帝国的经济正在逐渐复苏，而法国则在急速陷入大萧条的泥淖。戈培尔的宣传部在德国电台全力摇旗呐喊，同时出口了大量廉价的人民收音机到萨尔兰，帮助当地人接收宣传信息。莱茵地区的印刷厂印出了几百万份传单，在萨尔兰全境广泛流传；8万份海报出现在了萨尔兰，鼓励人们投票回归德国。为了说服人们统一的正确性，举办了1500场公开会议。单单为了这次公投， 4.7万名住在第三帝国的萨尔兰人回到了故乡，进一步壮大了民族主义者的声势。相较之下，反对统一的活动可以说基本不存在，同时，反对统一的组织内部还发生了分歧，一方想继续维持现状，另一方想加入法国。[23]
在萨尔兰的很多地区，当地的纳粹党在幕后策划了大量恐吓和暴力行动，希望吓住反对德国统一的人。纳粹党掀起的恐怖行动让人想起1933年初的德国。社民党的会议被手持铁棍的褐衫军打断。宣传反对统一的人被人用橡皮棍子殴打，有的甚至遭到枪击。一些反法西斯酒馆被袭击，窗户被子弹击得粉碎。反对派的会议变成了暴乱。据一名当地居民记载，当时的气氛就像内战一样。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当地警察袖手旁观。德国派出了本土的党卫队到萨尔兰，增强当地的恐怖气氛，同时投赞成票的阵营放出谣言，声称这次投票不是匿名投票。而从德国本土的那些投票和选举来看，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并不低。他们放出强烈的信号，暗示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投了反对票，那么等德国人到来的时候他就会被投入集中营。特别是在一些小型团体之中，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的身份都为人所熟知，所以反纳粹人士知道集中营的威胁可不是空话。奉命监督投票的国际观察员承认这次公投有暴力成分，并呼吁停止恐怖行为，可当地的军队领袖极度仇视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因而选择按兵不动。[24]不过，多数前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也赞成和德国统一是最好的出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毕竟还没有经历过第三帝国治下的真实生活，而民族情感令他们对德国人的身份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萨尔兰的工人运动一直不成气候。按照一个德国工会人士的说法，在萨尔兰普鲁士政府是最大的雇主，它给矿工套上统一的制服，对异议分子进行规训。大工业家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萨尔兰的人，”他被迫下结论说，“是德国在政治上最落后的一群人。”[25]这次投票的结果是否能够反映多数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态度，必须打个问号，因为萨尔兰人口数量很少，且作为边境地区其政治环境比较特殊。但对于多数萨尔兰人而言，他们的态度是投赞成票，即使是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掌权也无所谓。[26]
迫于压力，柏林政府不得不做出承诺，称德国的各项法律和政策只会被逐渐引入萨尔兰，它还承诺犹太人不会被1933年1月末以来在德国已成常态的反犹暴行骚扰。但是，没过多久，萨尔兰人就体验到了第三帝国治下的真实生活。来自普鲁士的外来人员开始进入萨尔兰，接手各类工作和职位。盖世太保在以前的工会大楼设立了总部，有支持法国嫌疑的人没走程序就被解雇了。显要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德国。萨尔兰的多数普通人确实从未后悔自己投了赞成票，但统一也确实没给他们带来事先允诺的种种好处。失业现象没有在一夜间消失，食物短缺也迅速开始影响到萨尔兰地区。相较于德国本地的犹太人，萨尔兰地区的犹太人一开始获得了更加优惠的移民条件。但从1935年9月开始，随着纽伦堡法案的通过，他们也全面感受到了纳粹反犹主义的力量。当地出现了一些怨言甚至罢工，但没有真正的抵抗。萨尔兰还是个乡土社会，地区内部零星散布着一些小镇，这样的条件再加上其较弱的工人运动传统，真正的抵抗不可能存在。[27]一直到1938年，重整军备计划刺激下的经济复苏才让萨尔兰人尝到了甜头。同时，柏林连续不断的宣传攻势、教育的纳粹化，以及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这些合在一起，促使萨尔兰的年轻人开始接受第三帝国。[28]
该来的总会来。1935年3月1日，即宣布正式统一的那一天，希特勒在萨尔布吕肯兴高采烈地发表了演讲，他为萨尔兰人做出了这一决定而感到开心。他说，对德国乃至对整个欧洲来说这都是伟大的一天。这次统一显示了第三帝国的力量和受欢迎程度，体现了第三帝国为所有德意志人服务的理念。他宣布，“血缘终归比任何纸面上的文件都更有力量。墨迹总有一天会被血抹去。”希特勒这是直接对其他国家的，特别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少数族群喊话。[29]汉堡的那位学校老师路易丝·索尔米茨为庆祝“萨尔兰回家”特地最后一次挂出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旧旗帜，之后她在房子上面挂出了纳粹的卐字标志旗。[30]德国全境飘扬着各种旗帜，庆祝萨尔兰回归。相应地，这次投票结果严重打击了德国境内社民党和共产党的秘密抵抗运动，增强了纳粹普通党员的信心。[31]
这次公投还让德国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上越来越无所畏惧。希特勒愈发无法继续欺骗世界，掩盖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和进度了，而萨尔兰的投票结果更是刺激了新的军事要求，若要满足这些要求，就不可能逃过国外监控德国军备状况的眼睛。萨尔兰公投的结果似乎促使希特勒在1935年3月16日宣布德国空军成立，空军征兵开始。他说，征兵之后军队规模将扩张到超过50万人，是《凡尔赛和约》允许的5倍。第二天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游行，在游行中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宣布德国将在世界民族之林夺回自己应有的位置。[32]当然，希特勒仍然向每一个人保证，德国需要的是和平。许多支持纳粹主义的中产阶级分子相信他。“我们又开始普遍征兵了！”路易丝·索尔米茨以胜利者的口吻在日记里写道：
1918年的耻辱之后，我们一直在渴望这一天的到来……早上法国通过了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的两年军事服役计划，傍晚我们就以普遍兵役制作为回应。如果我们一直采取类似行动，一直对挑衅给出类似答案的话，就不可能经历凡尔赛的耻辱……普遍兵役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维护和平。我们的国家位于一帮高度武装的民族之间，没有防卫能力就是在鼓励和引诱对手闯进来进行掠夺。我们可没有忘记比法军队入侵鲁尔区的历史。[33]
路易丝·索尔米茨说，在正式宣言从收音机里传出时，“我站了起来。我不得不站起来，这一刻实在太伟大了。我必须站着听”。[34]但是希特勒的宣言也引起了很多德国人，特别是经历过一战的德国人的担忧。许多年轻人对自己参加了数月的劳役之后还要去参军感到非常不满。可一些年老的工人倒是很欢迎希特勒的宣言，因为这能缓解失业的局势。一份报告说，德国人普遍有一种“真正的、强烈的好战综合征”。同样是这一批人，普遍认为德国终于重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毫无疑问，”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的一个社民党特工说，“政府不停地鼓吹尊严就是德国的自由，这在很多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前成员之中产生了影响，引发了思想混乱。”[35]
国际社会的反应冷静了下来。1935年4月11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斯特雷萨（Stresa）开会并做出回应。鉴于1934年7月之后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现在又有再次逼近的趋势，他们表达了要捍卫奥地利领土完整的决心。不到一周之后，国联通过决议，正式禁止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之后法国又和苏联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动作都空有表面功夫，缺乏实际影响力。在和波兰签订条约之后，希特勒继续推行着与单个国家举行双边会谈的政策。他从1934年11月开始就在和英国人商讨一个海军协议。他意识到新生的德国舰队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有希望达到英国海军的巨大规模，而他想无论如何都要安抚英国人，让他们不要干涉德国实现称霸欧洲大陆的计划。其实他在1934年6月就已经告诉海军将领雷德，要全力组建德国舰队，最后用来对付英国，这与雷德和他的同僚们所设想的一样。但时机尚未成熟。希特勒在安抚英国人的同时还伴随着各种威胁。希特勒警告英国的谈判代表，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已经推进得相当深，尤其是空军方面（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深）。从长远来看，德国需要殖民地来扩展它的生存空间。这几乎是对幅员辽阔的大英帝国赤裸裸的威胁。但是，希特勒声明自己的优先选择是先和英国人合作而不是对抗，希望扫除以后行事的障碍。这时候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让德国加入国联，同时还担心日本海军力量的增长，于是他们答应了看起来十分合理的条件。1935年6月18日，英德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协议允许德国人建设自己的海军力量，但其实力不能超过英国海军的35%，拥有的潜艇数量也不得超过英国海军的潜艇数量。英德的协议等于是彻底撕毁了几个月前刚刚签订的协定《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这是希特勒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36]
前往伦敦的德国谈判团队由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领衔，他后来很快就成了纳粹高级领导人。里宾特洛甫1893年生于莱茵兰，父亲是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职业军人。里宾特洛甫在完成了中学学业之后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在英国、加拿大、瑞士法语区从事各种职业，他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工作期间他建立了大量后来被证明非常有用的人脉关系。一战期间他曾经在西线和东线服役，并因作战英勇获得了十字勋章。战争末期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普鲁士部队服役。在那之后他被派到一个军事小组为和谈做准备。于是当他1919年离开军队时，他的旅行和外交活动已经让他对国际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他一开始却选择回到了商业界，首先是倒腾棉花，后来又去做饮品贸易。他与饮品贸易的渊源起于他娶了安内利斯·亨克尔（Annelies Henkell），气泡酒生产商的女儿。这次婚姻使他在财政上有了保证，还能让他进入上流社会。他给自己的名字加了贵族前缀“冯”。但是他的这一行为却招来了麻烦。有谣言说他为了给名字加上贵族前缀，贿赂了自己的姑姑。此外还有人说，尽管按照复杂的收养程序，养父母姓名中有“冯”的，其领养子女名字中的“冯”可以视为来自养父母，而他的养父母名字中有“冯”，所以能够转移到他的名字中，可是，有了贵族前缀并不意味着有了贵族地位。这场和名字有关的闹剧反映出里宾特洛甫喜欢在社交场合显摆身份地位，这恰恰说明他在社交技巧上的拙劣，30年代，伦敦有人叫他“冯·里宾爱摆谱”。[37]
最开始里宾特洛甫可不是什么纳粹分子。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日子里，他和多数德国中产阶级一样，憎恨和平协定，鄙视议会体系，同时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保持高度警惕。不过直到1932年他的立场才开始向极右转变。那时候他是当时流行的柏林绅士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由贵族赞助，巴本和他的朋友也在里面。里宾特洛甫见到了希特勒，并卷入最终导致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复杂协商。和没见过世面的希特勒相比，里宾特洛甫和纳粹领袖的老朋友普奇·汉夫施滕格尔一样见多识广。他出过国，会多种语言，擅长社交。希特勒开始任用他处理特殊外交事务，借此绕过保守且循规蹈矩的外交部。在希特勒的许可下，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一样，里宾特洛甫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发展制定并影响外交政策。不久，他的办公室便有了150名员工，他们和外交部的旧式官僚展开了一场体制上的游击战。汉夫施滕格尔和英国人达成了《英德海军协定》，这使他收获了善于对付英国人的美名。1936年夏末，希特勒任命他前往伦敦担任驻英大使。他的任务是提升英德双边关系，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考虑建立正式的英德联盟。[38]
但不幸的是，这些几乎都是误判。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风格——鲁莽、强硬、霸道——可能很对希特勒的胃口，可是和其他外交官并不对付。很快在伦敦这位新大使就收获了一个侮辱性的新绰号：冯·里宾特粗鲁。他认为英国上流社会看不起他，并因此充满恨意。这些很多其实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1937年，里宾特洛甫在一次宫廷欢迎会上闹出了尴尬事儿。在晚会上里宾特洛甫跺了跺鞋后跟，向害羞且结巴的国王乔治六世行纳粹礼。这把国王吓得够呛。其实里宾特洛甫根本不喜欢英国和英国人。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在海军协议协商过程中对里宾特洛甫不同寻常的直率表示满意，但西蒙爵士可能并不是想赞扬他。里宾特洛甫根本不想在伦敦当差，他推迟了三个月才正式上任。上任后他还经常回柏林，以至于伦敦的幽默杂志《笨拙》（Punch）叫他“流浪的雅利安人”。而在纳粹领导层内部，戈培尔和戈林等领导层的“老兵”对里宾特洛甫既憎恶又蔑视，嫉恨这个后来居上者获得的影响力。所以，里宾特洛甫如果不想被边缘化就必须经常出现在柏林。同时，他对希特勒不是全无影响。他不停地从伦敦派人禀告希特勒，说德国和英国在全球的目标有冲突，几乎完全不可调和，所以两强必有一战。不过他认为英国已经衰微，而且优柔寡断，所以反复劝告希特勒不要把英国会干涉欧洲大陆事务的说法太当真。希特勒听信了他的话，但最终证明他出的是个馊主意。[39]
Ⅳ
不过，里宾特洛甫的主意一开始是讲得通的。1935年年末，欧洲的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剧变。首先，为实现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梦想，也为了一雪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阿杜瓦战役中战败于埃塞俄比亚军的前耻，墨索里尼于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非洲最后一块没被殖民的土地。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封建杂牌部队显然无法抵抗意大利的机械化部队。这次为时很短的战争也许是空军部队第一次展示它的潜在优势和毁灭性力量。意大利飞机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连续不断地轰炸埃塞俄比亚军队。意大利人不只使用了烈性炸药攻击埃塞俄比亚装饰艳丽的骑兵部队，还试图使用毒气消灭纪律极差的埃塞俄比亚步兵。两国实力差距太过悬殊，没有任何可比性。但埃塞俄比亚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意大利部队需要花时间深入内陆，才能将其全部占领。而在埃塞俄比亚方面，皇帝海尔·塞拉西出人意料地去了一趟日内瓦，在那里征得了广泛的同情。他声泪俱下地向国联控诉意大利，请求国联帮助。在此之前，墨索里尼预料法国人和英国人应该不会干预，但是公共舆论却迫使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出手，支持国联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意大利独裁者突然受到了孤立。在他亲德国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Ciano）的唆使下，墨索里尼转而向希特勒寻求帮助。[40]
希特勒认为这是打破德国外交孤立状态的机会。当时希特勒仍然十分崇拜墨索里尼，从他那学到了很多理念，但之前谋杀陶尔斐斯的事件使二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41]现在局面开始好转了。但是，帝国外交部仍然非常怀疑意大利人的动机。于是，希特勒把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召到柏林，当着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的面他告诉哈塞尔说，是时候把1934年的紧张关系“当作过去”了，现在应该援助意大利。“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他说，“防止世界霸权体系内部的各种对手都把枪口对准我们，把我们当成唯一的进攻目标。”如果意大利法西斯被消灭了，德国就孤立无援了。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德国在埃塞俄比亚事件中保持形式上的中立，但拒绝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两国生意照做。墨索里尼对此非常感激，他告知希特勒，从现在开始他不再反对把奥地利纳入德国势力范围。他告诉冯·哈塞尔，斯特雷萨的不愉快已经过去了。[42]制裁最后完全没有任何效果。意大利人持续施压，在1936年赢得了战争，而英法以及国联还在争吵和犹豫。这一列事件宣告了国联终结的命运，它的软弱无力现在一看便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由此确信，他们根本没必要害怕英法两国。意大利的胜利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它以实战经验证明空军优势是军事胜利的关键。而此前一直靠海军称霸地中海的英国人突然就显得脆弱不堪了。为巩固和德国达成的新友谊，墨索里尼让亲法的外交部长走人，在1936年6月9日换上了齐亚诺。[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