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莱茵河地区的再度军事化深刻改变了欧洲列强之间的权力平衡。在此之前，一如法国在1923年以行动明确展示的那样，它有能力敦促德国履行战败国义务，随时可派军队跨过莱茵河占领德国最大的工业区鲁尔区。然而从此刻起，法国军队再也不能这么做了。从1936年开始，法国军队便完全处于防御状态。这样一来，德国便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东欧小国。这些东欧小国曾经和法国结盟，然而当它们注意到德国再度崛起可能威胁到自身安全时，便试图改善和第三帝国的关系。在德意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奥地利的安全尤其堪忧。[55]没过多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更近一层。在1936年2月的西班牙选举中，左翼势力获胜并组建共和政府。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右翼军官在全国各地发动联合叛乱，意图推翻共和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但是，叛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能达成目标，西班牙陷入让人绝望的血腥内战之中。驻西班牙的德国官员和德国商人都希望希特勒给予叛乱者援助，叛军领袖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也寻求希特勒的支持。没过多久，希特勒的援助就来了。[56]
甚至在1936年7月末之前，德军战机就已经抵达西班牙，帮忙将叛军输送到前线的关键位置，确保叛乱能够持续下去。从这样的小事开始，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迅速加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其中既包含政治考量，又包含军事原因。由于西班牙政治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希特勒担心共和政府获胜会使这个国家被共产党控制。而在不久之前，共产党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刚在法国上台。如果西班牙和法国在西欧联合，这将给希特勒在东欧地区的扩张和战争制造麻烦，尤其考虑到东边还有个苏联，和德国终有一战。除此之外，希特勒还很快意识到西班牙内战是检验德军新式武器装备的绝佳机会。[57]很快，刚刚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帝国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来到西班牙，告诉弗朗哥如果他愿意打得比现在更卖力，他会从德国得到更多援助。1936年11月，1.1万名德军士兵和后勤人员带着大量战机、火炮以及装甲车来到加的斯（Cadiz）。月末，佛朗哥的民族主义政府正式被第三帝国承认为西班牙合法政府，同时德军也组建了一支随时能够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58]
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明白，德国若是无限制地对西班牙提供援助，肯定会遭到其他欧洲列强的敌视。英国和法国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过这并没有阻止英国向内战双方输送援助物资，特别是国民军一边。但是，名义上采取不干涉政策，毕竟意味着欧洲列强对西班牙内战各方的支援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墨索里尼对叛乱者的援助远超希特勒，但是它们加起来也敌不过苏联对共和政府的援助。来自许多国家的志愿者聚集在共和政府的旗帜之下组成了一支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国际人士为佛朗哥政权而战。在这一形势之下，避免西班牙的国内冲突扩大成更广泛的战争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由于大范围战争的风险不大，希特勒有意控制了秃鹰军团的规模。虽然秃鹰军团规模不大，但士兵训练有素，有着很高的军事素养。[59]
在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将军的指挥下，秃鹰军团在国民军一边发挥了重要作用。没过多久，施佩勒的军团开始测试新式的88毫米高射炮，用来对付共和派的战机。不过，秃鹰军团为西班牙内战做出最有效贡献的是轰炸机。在施佩勒的命令下，它们参与了向巴斯克（Basque）地区展开的联合进军行动。1937年3月31日，军团的容克轰炸机轰炸了未设防的杜兰戈（Durango）镇，炸死了248名当地居民，其中包括牧师和修女。这是欧洲第一个遭到密集轰炸的城市。但德国人造成的严重破坏远不止于此。1937年4月26日，四架新式的亨克尔111轰炸机和一些首次登场的梅塞施米特Bf-109战斗机轰炸了格尔尼卡（Guernica）。43架战机，其中包括少数意大利战机，一共向这座小镇投下了10万吨燃烧弹、榴霰弹、烈性炸药，同时，战斗机还用机枪对街上的居民和难民进行低空扫射。这座平时人口不到7000的小镇街上挤满了难民、撤退的共和派士兵以及赶集的农民。空袭一共致使超过1600人丧生，800多人受伤。小镇的中心被夷为平地。这次轰炸坐实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担忧：空袭会在战争中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次空袭在当时不只成了巴斯克认同的一个标志，后来支持共和派的西班牙流亡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接受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创作了一副大型壁画《格尔尼卡》，手法独特、意味深长，将这座小镇及其人民蒙受的苦难展现得淋漓尽致。[60]
国际社会对空袭十分愤怒，于是德国人和西班牙国家人民党人都否认自己对空袭负有任何责任。几年之后开始有人说巴斯克人自己炸了小镇。[61]而在私底下，组织空袭的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von Richthofen）上校对战斗结果表示满意，因为新战机和新炸弹都证明了自己的威力。而让里希特霍芬不满意的是，西班牙国民军的将军们没有在空袭之后直接给巴斯克地区的反对派致命一击。[62]但是，秃鹰军团再也没有重复这样的杀人实验。后来，德国人提出在战争收尾阶段应该使用迅速机动的坦克，但被身为传统主义者的弗朗哥否决了。不过，因为有着德国和意大利的援助、更为丰富的资源和出色的将军、内部团结、国际社会保持中立，弗朗哥主义者得以在1939年3月末取得胜利。1939年5月18日，秃鹰军团洋洋得意地参加了弗朗哥在马德里举行的胜利大游行。[63]国际社会的不作为再一次给了希特勒随心所欲的机会。在他看来，西班牙内战再次反映了英法的软弱无能，促使他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西班牙内战加速了二战的爆发。[64]
但是西班牙内战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巩固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同盟。早在1936年9月，汉斯·弗兰克就曾访问罗马和墨索里尼展开磋商，10月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前往德国和希特勒签署了秘密协定。到了1936年11月，墨索里尼已经在公开鼓吹罗马—柏林轴心。两大强权都表示要尊重对方的意愿，愿意联合起来和西班牙共和国为敌。此外，希特勒还绕开外交部，通过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又称《防共协定》，结成防御联盟共同对抗苏联。尽管在那个时候协定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但它和罗马—柏林轴心一起，标志着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强权开始互相勾结。在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三国结成同盟，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65]希特勒还曾经打算把英国也拉进《防共协定》，为此他让里宾特洛甫于1936年8月去伦敦当大使。但英国绝无加入的可能。前去拉拢英国的新大使缺乏手段和智慧，居然威胁要颠覆英国的海外帝国，这对英国人而言实在太过分了，所以他们几乎立刻就拒绝了德国的要求。而且，在希特勒看来，鉴于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实力超强，德国有必要和意大利结盟。除非能够和英国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某种协定，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此时此刻去疏远意大利人。虽然希特勒没有放弃和英国人达成妥协，但他仍然坚信联合王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干预欧洲大陆事务。不过在当时，这些考量都要让位于希特勒最直接的目标：称霸欧洲大陆。[66]
Ⅱ
到了1936年下半年，上述目标离实现又近了一步。为快速增强德国军事力量，以便在40年代初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德国推出了四年计划。罗马—柏林轴心形成、签订《防共协定》、西班牙内战取得理想结果，以及温和派在英国政府中占了上风，这些成果都使希特勒确信，他甚至可以在不和英国结盟的情况下加速施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正是在这种情绪驱使下，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召集布隆贝格、弗里奇、戈林、诺伊拉特和雷德开会。据陆军上校霍斯巴赫记录，纳粹德国的领袖在会上表示要在不久的将来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打击。[67]不过就在此时，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某些属下对他的政策缺乏热情，有的甚至还在有意阻挠。在1937—1938年的冬天，他开始将这些人换成一些更愿意加速备战的人。在军方高级领导人之中，不少人都非常警惕希特勒越来越缺乏耐心的备战大业，他们得到了一些外交部官员的支持。在这一批人看来，德国也许有能力拿下奥地利甚至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如果中东欧的战事引发了全面冲突，德国的备战情况还远远没有到能够和英法开战的程度。1937年11月的会议之后，战争部长和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以及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都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表现得更加忧虑，他对希特勒的不负责任表示非常失望。虽然军方的人都相信一场全面战争最终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期待，但他们十分肯定，现在就发动战争为时过早，会非常危险。[68]
1938年初，继续推进备战的机会出现了，其发端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丑闻。1938年1月12日，长期鳏居的布隆贝格元帅取了一个比他年轻35岁的女人为妻。他是在柏林的蒂尔花园散步时遇到她的。布隆贝格的新妻子玛格丽特·格鲁恩（Margarethe Gruhn）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年轻女人，出身并不显赫。希特勒同意了这桩婚事，因为它能够证明在第三帝国阶级地位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他还同意前往婚礼现场，担任证婚人。但是格鲁恩的背景实际上并不简单。弗里奇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格鲁恩曾经在警察局登记为妓女，拍过色情照片，还曾被指控从客人那里偷东西。警察确认了她的身份。1月24日，戈林觉得自己必须要把她的警局档案交给希特勒。获悉这一事实之后，希特勒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沮丧，觉都睡不着了。他知道一旦自己为以前是妓女的人作证婚人这件事被捅了出去，他会遭到多少嘲笑。而实际情况对他而言更加糟糕：后来又爆出该妓女的色情照片都是当时和她同居的一个犹太人拍的。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自罗姆事件之后政府遇到的最大危机。他说，“元首完全六神无主。”戈培尔认为对布隆贝格来说唯一有尊严的做法就是开枪自杀。布隆贝格拒绝了戈林宣布婚礼无效的要求，但他也不得不辞职。1月27日希特勒最后一次见到了布隆贝格；第二天元帅就和他的妻子前往意大利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假期。[69]
但这绝不意味着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布隆贝格元帅的事情让希特勒意识到，可以用道德丑闻去败坏其他高级将领的名声。他突然想起来1936年夏天他曾经看到的一个卷宗：柏林的一个叫奥托·施密特（Otto Schmidt）的同性男妓指控弗里奇将军曾经跟他有过同性性行为。那时候希特勒没有理会这个指控，还命令销毁卷宗。不过细心的海德里希却将卷宗锁了起来，在1938年1月25日又呈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感到大事不妙，把消息告诉了弗里奇。弗里奇称这些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也许就是在第二天，弗里奇匆匆和希特勒进行了会谈，与会者还有戈林和被盖世太保专门从监狱带出来的奥托·施密特。他们提到，在1933—1934年，有一段时间弗里奇经常请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成员免费吃饭。如果只是这样，他可以向每一个人保证这段关系完全是清白的。此前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现在却非常上心。弗里奇并没有生气，冷静地指斥施密特的故事是无稽之谈，但是这并没有帮到他。在1月27日被盖世太保提审之后，施密特补充了一些有关他和弗里奇的关系的间接性细节。虽然弗里奇轻松地证明了这些都是假的，但木已成舟，希特勒不再信任他了。有人征求司法部长居特纳的意见，他认为弗里奇并没有洗脱罪名。希特勒的心情变得更糟了，他甚至取消了1月30日就任德国总理的周年纪念演讲。1938年2月3日，希特勒要求弗里奇辞职。[70]
在居特纳的坚持下，弗里奇于1938年3月18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最后，法庭明确洗脱了对弗里奇的所有指控，因为他们把人搞错了：那个有问题的弗里奇是另一个人。但弗里奇在军队里已经无法继续高升，他志愿前往波兰前线服役，于1939年9月22日在一场战斗中牺牲。布隆贝格退休并活到了战争结束，1946年3月死在了盟军的监狱里。[71]在处理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事件之余，希特勒还需要为军方的危机寻找出路。在和戈培尔进行深度讨论后，希特勒终于开始行动。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两位军方高层的倒台可以被掩饰为军方更大范围改组的一部分，从而得到利用。希特勒撤掉了至少14个将军，其中6个来自空军，其中很多人都对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感兴趣。此外，希特勒还调整了46个高级军官的职务。弗里奇的陆军总司令职务被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Brauchitsch）取代。布劳希奇是一个炮兵军官，这一次被晋升为大将。布劳希奇不是纳粹党员，但他崇拜希特勒，远比前任更加听话。希特勒拒绝了戈林要当战争部长的要求，他只是区区一名退伍上尉，若当了战争部长将军们肯定不服，而且会让他的权力过大。希特勒给他安了个陆军元帅的头衔把他糊弄了过去。[72]
战争部长的位置从此被悬置了起来。此后，希特勒将亲自出马担任军队最高统帅。他为海陆空三军各设置了一个新部门，然后三个部门由一个新建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Wehrmacht）统一协调。最高统帅部由威廉·凯特尔（WilhelmKeitel）将军领衔，凯特尔是旧制度下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同时，希特勒也抓住机会换掉了诺伊拉特，并派自己的人即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显然里宾特洛甫在执行命令方面更加值得信任。保守派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从罗马被召回，希特勒给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换上了一个更加懂得灵活变通的大使。希特勒还让瓦尔特·丰克就任经济部长，换掉了1937年11月26日辞职的沙赫特。对于这些变化，官方解释称布隆贝格和弗里奇是因为健康原因退休，但希特勒在1938年2月5日内阁最后一次会议上说明了真相，也在会前同样告诉了高级将领们。希特勒举出了大量间接的细节，军官们都相信了，并为此感到惊骇不已。军队领导层的道德形象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能任由希特勒摆布。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讲了好几个小时的话。他宣布，军队现在“全心全意地忠于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73]
上述人事变动让希特勒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德国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这时他身边到处都是对他崇拜有加的仆从，再也没有人愿意去限制他了。而且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独立思考的朋友了。早年支持他的恩斯特·普奇·汉夫施滕格尔，从1932年开始担任纳粹党的外国媒体主管，基本就是个空衔。汉夫施滕格尔从来没有能力去挑战戈培尔在宣传领域的统治地位，他对希特勒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过去希特勒去汉夫施滕格尔家做客的时候，汉夫施滕格尔会用钢琴为他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而他则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挥舞手臂。如今这种平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汉夫施滕格尔傲慢自大，以自我为中心，他从来不愿意像奴才一样侍奉希特勒。他曾夸张地吹嘘自己在美国于1917年参战之后勇敢地待在纽约，而纳粹领导层中当时有好几人正在前线作战，他因此而得罪了这些人。后来汉夫施滕格尔还诋毁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弗朗哥作战的德国军队。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希特勒和戈培尔决定给他一个教训。1937年2月，希特勒命令汉夫施滕格尔前往西班牙和战线后方的德国线人取得联系。可是，在飞机上飞行员却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告诉汉夫施滕格尔他实际上是被派去敌人后方执行秘密任务的。毫无勇气的汉夫施滕格尔慌了。最后飞行员把他放到了莱比锡附近的一个飞机跑道上，声称发动机出了问题。这件事的完整过程被戈培尔的摄像师录了下来。戈培尔在日记里说，他看了最后出来的录像都要笑死了。但汉夫施滕格尔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他相信自己已经成了暗杀行动的对象，于是逃到了瑞士，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德国。[74]
Ⅲ
1938年初，希特勒再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奥地利身上。1936年7月11日，德国和奥地利达成正式协议，协议中奥地利接受自己是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且奥地利独裁者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为了迎合希特勒，答应让所谓的“国民反对派”即奥地利纳粹党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德奥关系在两年前的政变之后出现了困难，舒施尼格视此为解决之道；而希特勒将其看作一根楔子，这根楔子最后会撬开奥地利的主权，帮助德国完成统一。[75]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希特勒都认为行动时机没有成熟。在整个1936年中，希特勒一直要求奥地利纳粹分子小心行事，避免引起国际社会警觉，毕竟当时整个欧洲都还在慢慢消化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这件事和它引起的后果。在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仍在伪装。奥地利纳粹分子也遵守了希特勒的命令，当时德国已掀起狂热的反天主教行动，而他们却压低了反天主教的调子。奥地利是一个天主教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所以如果要完成统一，即便不能争得天主教会的支持，也至少要使它保持中立。不过，有关如何应对希特勒给出的行动限制，奥地利纳粹运动内部产生了分歧，地下党分裂严重。致使内部关系紧张的另一个根源是舒施尼格把支持纳粹主义的律师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带进了政府。奥地利纳粹党对此极为愤懑：堂堂反对党领导层中的人居然被政府招安了！1937年10月，纳粹党把赛斯—英夸特队伍中的奥迪罗·洛波克尼克（Odilo Globocnik）开除了党籍。同时，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领导的奥地利党卫队违背党的领导层意志，大力宣传非法活动。鉴于这些分歧的存在，从内部推翻奥地利独立主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76]
不过在希特勒主张小心行事的同时，赫尔曼·戈林却相当大胆。作为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他日渐担忧原材料供给短缺和熟练工人数量不足会让德国无法为重整军备和备战做好充分准备。而在这两方面奥地利都拥有充足资源。戈林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施蒂里亚（Styria）铁矿石储量丰富。为明示自己的计划，戈林特意制作了一份欧洲地图，将奥地利并入了德国。1937年9月，他向墨索里尼展示了这份地图，两个月之后又给奥地利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看了看。墨索里尼的沉默被他视作同意。奥地利并入德国符合戈林的地缘政治理念：在中欧建立一个由德国主导的幅员辽阔的经济共同体——从1900年代初起就为人所熟知的大中欧（Mitteleuropa）理念。戈林还推动两个国家实行货币统一。不过奥地利政府对此反应并不积极，他们怀疑货币统一最后将不可阻挡地导致政治统一，毕竟德国的经济实力要强大太多。结果在墨索里尼于1937年9月访问德国时，就连希特勒也向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坦言，戈林的做法过于粗暴。不过，希特勒没有阻止戈林。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在向戈林的主张靠拢了，认为吞并奥地利这件事宜早不宜迟。[77]
1938年初，希特勒之所以愈发感到吞并奥地利的紧迫性，背后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虽然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正在高速推进，但其他国家也已经开始有所动作，这意味着德国的优势将很快消失。此外，从当时的经验判断，英法似乎仍然非常犹豫是否要针对德国的扩张行动予以坚决回击。这种犹豫反映在1938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的一次人事变动上：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位置被主张对德绥靖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取代。但是谁知道英法绥靖为主的政策会持续多久？同时，希特勒也开始觉得自己时间不够了，他就快要过50岁生日了，而且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1938年5月的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另外还有一个更直接、更关键的原因。为转移人们对军方领导层危机的关注，希特勒觉得有必要在外交方面做出一些壮举。这一次（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希特勒还拥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德国和意大利达成了和解，墨索里尼不再坚持反对德国占领奥地利（这是希特勒作为一个奥地利人自其政治生涯之初就有的梦想）。其次，舒施尼格在希特勒派驻维也纳的特别大使弗朗茨·冯·巴本的鼓励下，非常急切地想要和希特勒会面，因为他想要弹压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暴力行动。他害怕这些人正在策划一次和1934年类似的政变，那次政变可是要了他前任的命。舒施尼格和希特勒的此次会面将有着决定性的意义。[78]
其实从1936年开始，舒施尼格的政府就已经开始逐渐变得虚弱了。在改善经济状况上舒施尼格几乎没取得任何进展，奥地利经济还深陷在大萧条泥潭之中。数年难以忍受的贫穷生活以及大规模失业让社会大众不只丢掉了对政府的幻想，还让他们确信弱小的奥地利共和国不可能在经济上自食其力。在1866年之前，奥地利一直属于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德国；而在整个20年代，奥地利主要的政党都致力于使奥地利回归德国。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一边，尽管1933年纳粹夺权使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从纲领中取消了回归德国这一条，但毫无疑问他们很多人仍然相信回归是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最好方法；在他们看来，加入第三帝国，只是从一个失败的独裁体制转到了一个成功的独裁体制。此外，很多社会主义者在1934年2月遭到政府和军队的残酷镇压，他们绝不可能支持广受憎恨的舒施尼格；他们认为这个人应为冲突中数百名社会主义同志被杀负部分责任。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1936年一份政府报告指出，奥地利反犹主义浪潮还在“持续升温”，因为人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不只是纳粹分子在煽风点火，还有越来越受欢迎的一小撮保皇派人士也参与其中，主要领导人是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大公。舒施尼格曾经想要联合支持者建立法西斯式的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但他的努力完全失败了，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秘诀在于驾驭大众的不满情绪，政府支持下的类似运动不会让任何人信服。后来舒施尼格又在1936年禁掉了难以控制的国土安全联盟，这使他失去了当时仅存的能够帮助他抵抗德国入侵的武装力量，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武装组织早已被前任陶尔斐斯判为非法。这时，数千名受到压制的武装组织成员开始向因为同样被舒施尼格禁掉的而转入地下的奥地利纳粹党靠拢。[79]
在巴本的斡旋下，希特勒和舒施尼格于1938年2月12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了会晤。为了吓唬这位奥地利独裁者，希特勒在自己的度假山庄安排了一批德军高级军官，其中包括曾在西班牙作战的秃鹰军团指挥官胡戈·施佩勒。希特勒已经通过赛斯—英夸特全面了解了舒施尼格的立场。他完全没给舒施尼格争论的机会，一开始便怒气冲冲地长篇大论，“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背叛祖国的历史，”他咆哮着，“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个漫长的历史矛盾现在必须画上句号。”在整整两个小时之内，希特勒一直在向舒施尼格讲述自己是如何不可战胜（“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也许是整个历史中最伟大的德国人”），并明确表示德国会采取军事行动，外国势力的干预是无法阻止德国的（“第三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干扰它整顿自己边境线上的问题”）。[80]当舒施尼格提出异议，请求时间商讨时，希特勒直接把凯特尔将军叫进了屋里。凯特尔在屋里坐了10分钟才离开，这一行为深藏的威胁含义不言而喻。第二天早上，为加强威慑，凯特尔奉命前往柏林，其目的是安排在奥地利边境举行恐吓性军事演习。[81]
2月15日，受到严重恫吓的舒施尼格同意了希特勒的所有要求。现在奥地利要正式和德国施行统一的外交政策，要在祖国阵线中使奥地利纳粹党合法化，要释放在押的纳粹分子和取消针对他们的一切措施，还要和德国展开军事和经济合作计划。在希特勒的要求下，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内政部长。不过其实很多奥地利纳粹分子痛恨赛斯—英夸特，在他们看来赛斯—英夸特和政府妥协是一种背叛。作为回应，纳粹分子砸烂了驻维也纳德国大使馆的窗户。1938年2月21日，希特勒将奥地利纳粹党的五大高级领导人召到柏林，宣布开除他们，并且禁止他们返回德国。希特勒说，他们的党从现在开始要遵守法律。他告诉他们，现在的目标是接管奥地利政府并将其纳粹化，而不是从底层发动暴力革命。不过，就连希特勒亲自出马也抑制不住奥地利纳粹党内部的某些激进元素。激进分子发动了公开游行示威，其规模远超祖国阵线举行的类似活动。据报道，在公共场合使用纳粹礼和佩戴纳粹卐字徽章的人越来越多，赛斯—英夸特为实现从内部接管政府的目标本想颁布禁令，但收效不大。警察拒绝执行禁令，军队也明显地开始偏向国家社会主义者一边。一个似曾相识的矛盾又出现了：官方从上面施压，说要保持冷静，而下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双方针锋相对。舒施尼格和希特勒达成的协议实际是把奥地利变成了德国的卫星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协议会迅速导致两个国家合并，因此对舒施尼格的支持和奥地利政权的合法性正在他眼前逐渐消失。[82]
1938年3月9日早晨，为回应日益让人绝望的国内局势，舒施尼格突然宣布将在3月13日举行公投，奥地利选民将回答他们是否支持“一个自由而独立、社会主义且统一的德意志基督教奥地利”，而这次公投是“为了自由和工作，为了愿为人民和祖国而战的人们的平等权利”。为保证这个本来就已经极具倾向性的问题从奥地利选民那里获得“是”的答案，舒施尼格还有意限制了投票人的年龄。奥地利政府要求投票人年龄超过24岁，这样就可以排除掉大量支持纳粹运动的年轻人。此外，由于奥地利实际上处于舒施尼格的教权法西斯主义独裁暴政之下，谁也无法保证公投是自由投票，舒施尼格也没有保证说是。选民登记过程也不合理，这为操纵公投结果留下了大量空间。希特勒获悉之后雷霆震怒，他认为舒施尼格的举动背叛了贝希特斯加登协议。希特勒把戈林和戈培尔叫来，就如何阻止公投进行了激烈讨论。同时军队匆忙地开始制定入侵计划，而计划的唯一根据是此前进行的一项有关哈布斯堡王朝复辟后果的研究。1938年3月11日早晨10点，希特勒给舒施尼格发去了最后通牒：公投必须推迟两个星期，且公投问题的措辞必须改为和萨尔兰公投类似，即含蓄地问选民是否同意（而非反对）和德国统一。希特勒还要求舒施尼格必须辞职，要赛斯—英夸特走马上任。舒施尼格同意推迟公投，但拒绝辞职。为抢占先机，戈林致电当时非常紧张、一直瞻前顾后的赛斯—英夸特，要他告知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如果不同意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那么已在边境整装待发的部队晚上就可以出动，那意味着奥地利将彻底完蛋”。戈林还说，“你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让国家社会主义者放开手脚，让他们能够在所有的街道上自由行动。”[83]
3月11日晚，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游行，一支党卫队分遣队还占领了蒂罗尔（Tyrol）地方政府的总部。上奥地利纳粹地方领导人在林茨的城市广场向兴高采烈的2万人宣布舒施尼格已经辞职。不过事实上舒施尼格在3月30日下午迫于戈林的第二份最后通牒才宣布辞职。最后公投也被取消了。当时正好在维也纳的威廉·夏伊勒在街上“被正在歇斯底里地高声尖叫的纳粹暴徒”推着走。据他记载，警察当时“就在一边看，还笑得很开心”。有的警察已经在胳膊上佩戴纳粹卐字标志了。“一些强壮的年轻人举起铺路用的石块朝犹太人商店的窗户扔去。人群爆出阵阵笑声。”当游行规模逐渐扩大时，戈林要赛斯—英夸特向德军发出正式邀请，邀请他们前来恢复秩序。但这时赛斯—英夸特还没被任命为总理，他犹豫了，结果邀请是由威廉·开普勒发出的，他是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分部头目，当时人就在维也纳。邀请在1938年3月11日晚9点10分发出。此外，希特勒还派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去拜访墨索里尼，请后者保持中立。在晚上10点45分亲王亲自致电希特勒说一切正常。“请告诉墨索里尼我这次绝不会忘记他，”希特勒说，“绝不，绝不，绝不，不管后面发生什么。”英国人也表示中立。结果到了午夜奥地利总统终于撑不住了，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不过这一切都太迟了，戈林撺掇希特勒说，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就是软弱的表现。于是希特勒在8点45分对凯特尔将军下达了入侵奥地利的命令，无论奥地利人是否接受最后通牒。傍晚时分，舒施尼格对奥地利人民做了一次充满感情的广播演讲，他列出了最后通牒的条款，同时否认局势已经失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没有做好流血的准备。”他说。1938年3月12日清晨5点30分，前两天已经集结在巴伐利亚的德军部队越过了国界线，入侵奥地利。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84]
Ⅳ
当德军于清晨向奥地利主要城市缓慢推进时，他们遇到了迎接的人群。奥地利人一边欢呼“万岁”，一边将鲜花扔向他们的脚下。每经过一个地方，被禁的奥地利纳粹党秘密成员都跳出来公开表忠心，他们非常张扬地把以前藏在翻领下的卐字纽扣露出来。[85]在得到军方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之后，希特勒飞到慕尼黑，由一辆敞篷车载着前往边境，一队摩托化党卫队亲卫队跟随左右。当天下午3点50分，希特勒抵达了自己的出生地因河畔的布劳瑙（Braunauam Inn），一路上受到热情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四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希特勒于当天傍晚晚些时候到了林茨，在那里和希姆莱和赛斯—英夸特等许多纳粹领导人会合。当教堂钟声敲响之时，希特勒在城市大厅的阳台上向群众致辞。致辞不断被“万岁”的呼喊声和“一个民族、一个德国、一个领袖”的歌声打断。希特勒警告说，“任何分裂民族的企图都是徒劳的。”[86]希特勒先是去了莱昂丁（Leonding）给自己父母的坟墓献了花，并且重访了曾经住过的老房子。之后他回到旅馆考虑奥地利和德国的正式合并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最开始他还只是想亲自担任奥地利总统，并举行公投询问是否同意合并，这种方式可以将奥地利多数现存机构保留下来。但是在受到奥地利人对他的狂热欢迎后，他相信德国可以立即完全地吞并奥地利，且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他们都是德意志人。”他告诉一个英国记者。[87]
地图19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
1938年3月13日夜里，德国内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拟了一份关于吞并奥地利的法律草案。重组之后的奥地利内阁对草案内容表示同意，希特勒也签了字。这两个国家的统一将形成“大德意志”。原本奥地利是要整个变成德国的一个省，由赛斯—英夸特领导，但希特勒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抹去奥地利的身份存在，让首都维也纳降级——因为他一直不喜欢维也纳——提升其他地区的地位。到1939年4月，空降至奥地利回归帝国委员会（Reich Commissioner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Austria）任职的纳粹党莱茵地方领导人约瑟夫·比克尔已经解散了地方议会，整合了地方和党的行政机构。不过，在经过一些调整之后，他还是保留了奥地利这片地区的身份存在，只是将其更名为东部边区（Ostmark）。之后在1942年，奥地利的存在才被彻底消灭，分裂为德国的两个区：阿尔卑斯区和多瑙区。[88]可是，这并不是许多奥地利人特别是维也纳人所期待的结果，连奥地利纳粹党的领导人都非常失望，因为他们遭到冷落，而来自德国的行政官员则平步青云。但是不管后来怎么样，这些人一开始热情高涨。1938年3月14日，希特勒的摩托车队正从林茨开往维也纳，在路上他又被欢呼的人群拖慢了前进脚步。他不得不在到达维也纳之后从旅馆阳台向人群致意，因为人群不听到他讲话绝对不会安静下来。他那天迟到了，但迟到给了维也纳纳粹分子准备的机会。学校和工作地点都关门了，有大巴车从乡下把纳粹分子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运到城里。3月15日，希特勒向一大群陷入疯狂的人——大约有25万人——致辞，他宣布奥地利新的历史使命就是作为德国的屏障，抵御来自东方的威胁。[89]
奥地利人接受统一，一方面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他们对自己那个艰难生存的小国家已经幻灭，另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分子做了细心的准备。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一直都渴望统一，他们的怀疑只是针对1933年之后德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出于更广泛的民族原则。1934年2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耗时不长的内部政治冲突中被陶尔斐斯镇压，多数领导人或者流亡在外，或者锒铛入狱，或者重拾传统又开始组织地下抵抗运动，或者干脆在政治上销声匿迹。纳粹分子首先和社民党的温和派沟通，恳求并说服了其领导人卡尔·伦纳（Karl Renner）于4月3日公开宣布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希特勒在精力充沛的弗朗茨·冯·巴本安排的一次会议上向奥地利天主教会领导人、枢机因尼策（Theodor Innitzer）保证，教会及其附属机构（包括学校）不会受到伤害，因尼策接受了希特勒的诺言。其实，因尼策早就把纳粹主义视为抵御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最佳武器，他召集了一批高级教士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3月18日的统一表示支持。在声明末尾，他以个人名义写上了“希特勒万岁”。[90]此外，伴随着这次公投的还有一场选举，由曾经策划过萨尔兰公投的约瑟夫·比克尔负责。选举列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选民将从其中选出大德意志国会代表。公投于4月10日正式举行，其间充斥着大量的舞弊和恐吓。于是结果可以预料，最后99.75% 的奥地利选民支持统一。而至少从一些盖世太保报告可以判断，维也纳选民中只有1/4—1/3的人真正支持统一。[91]
奥地利人很快就发现了被第三帝国吞并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邮政服务、铁路、银行系统、货币以及其他各种经济机构都被德国的舶来品取代，奥地利的税务系统在1940年1月基本被德国接管。接管之后仅两天，奥地利经济就被并入四年计划的统筹之下。德国的企业进来接管了奥地利人的生意，因为四年计划的经济主管认为他们做事太慢，缺乏效率。当然，奥地利的企业有一部分本来就是德国人所有，但这次接管还是激起了一波新的购买潮。比如，林茨新建了一个巨型赫尔曼·戈林工厂，其目标是奥地利巨量的铁矿石储备。石油和铁矿石产量在接管之后激增。奥地利有相当规模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接管之后也归了第三帝国，德国的外汇储备因此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增长。同时，吞并奥地利之后，德国边境线向东南方向扩展，可以更方便地同巴尔干半岛展开贸易。另外，奥地利还能为四年计划提供人力资源。的确，被已经过热的德国经济吸收确实给奥地利人带来了很多好处，奥地利失业率很快就降下去了，德国士兵和行政官员的到来也刺激了本地需求的增长。但是奥地利的经济问题不可能在一夜间消失，德国相对较高的工资刺激并不足以吸引奥地利各省的失业技术工人去德国工作。于是，为了缓解德国的人力短缺，同时也为了降低奥地利的失业统计数据，戈林决定强制征用劳动力。1938年6月22日，德国就此下了一道命令，到了第二年，已经有10万奥地利工人被强制征召，前往当时已经被称为“旧帝国”地区劳动，其中包括10000名工程技术工人。这些人的离开，奥地利出现的就业新机会，以及所有奥地利工人加入劳工前线和“力量来自快乐”组织，都对工人抵抗运动起到了安抚作用。[92]
但是在对付抵抗运动时，纳粹当局不会冒任何风险。最开始来维也纳的人中就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他们带来了一队盖世太保军官，意在消灭抵抗运动。尽管很多奥地利前政府的领导人都选择了流亡，但前总理舒施尼格拒绝离开，随后被纳粹当局逮捕；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日子里他都在监禁中度过。巴本的秘书威廉·冯·克特勒（Wilhelm von Ketteler）也被盖世太保抓了，不久之后他的尸体在水沟里被发现。曾经带头镇压1934年纳粹起义的国土防卫团前领导人法伊（Emil Fey）少校选择了自杀，并杀光了自己的家人。奥地利军队里面有2555名军官被强制退役，还有数量更多的一批军官被转岗去做行政工作。这些措施影响了超过40%的军官。剩下的奥地利部队都被打散，分到德军部队之中，以完全消灭奥地利军队的军事身份认同。而主管警察的国家安全秘书则换成了奥地利党卫队的首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新任维也纳警察局局长是奥托·施泰因豪斯（Otto Steinh?usl），他曾经在1934年那场失败的政变中扮演重要角色。6000名德国普通警察以及大量盖世太保特工作为补充力量加入了奥地利警务系统。但是总的来看奥地利警务系统并不需要进行大清洗，里面很多人之前就已经秘密加入了纳粹党。他们自愿转交了在陶尔斐斯和舒施尼格时期搜集的反对派信息，657非常详尽，覆盖面很广。盖世太保就此迅速展开行动。3月12日夜晚，他们对那些被认为可能对纳粹统治造成威胁的人实施抓捕，一共逮捕了2.1万人。达豪集中营为了安置他们，准备了新的特殊设施。这些人多数都在当年晚些时候获得释放，1938年年底已经只有1500人仍在监禁状态。一直到二战末期，奥地利都没有出现像样的抵抗运动。同时，希姆莱还在林茨附近的毛特豪森新建了一个集中营，收容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囚犯，派他们去采石场挖石头，供施佩尔的建筑计划使用。1941年入侵苏联之前，该集中营是大德国境内最残酷的集中营。维也纳城市委员会为集中营腾出了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毛特豪森集中营出产的部分石头要用来铺设维也纳的城市街道。[93]
奥地利的犹太人承受了最为严厉的镇压。全国近20万犹太人中，有17万都住在维也纳。由于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好几年都处于非法状态，他们积累了大量无法发泄的能量，其侵略性比“旧帝国”的任何组织都强。一些纳粹强硬派对所谓的“从犹太异端统治下解放维也纳和东部边区”兴奋异常，并声称要“清洗已经犹太化的奥地利”。[94]德国经过好几年和好几个阶段才发展成熟的反犹政策和反犹行动在奥地利一齐爆发，其仇恨和暴力程度恐怖异常。奥地利的纳粹新领导人很快就引进了德国的反犹主义法律，包括雅利安人条款和纽伦堡法案（1938年5月）。在文官系统和脑力劳动行业，犹太人都被即刻清洗。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拥有500名职员的财产转移处——也建立起来，负责犹太人商业的雅利安化。大量犹太人的财产都落到了奥地利纳粹分子手上，他们声称这是对舒施尼格治下数年来所受压迫的补偿（但这种压迫和犹太人根本没有关系）。[95]到1938年5月，3.3万个犹太人企业中已经有7000个被关闭，到了8月份已经有2.3万个消失无踪，剩下的都被雅利安化了。在多数情况下，官方采取措施之前都有非官方的暴力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