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欧洲仅存的几个民主政权之一。在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支持下，参加1919年和平谈判的捷克代表团成功赢得独立，脱离了哈布斯堡王朝，同时还将王朝辖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邦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它南边的邻居奥地利不同，它的发展前景很好，有望在未来形成强大的工业基础。但和其他脱离哈布斯堡旧王朝独立的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也有大量少数族裔，其中最大的一支是300万之众的德意志民族，多数聚居在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尽管捷克语是当地官方语言，但差不多9/10的德意志人在处理公务时仍然使用母语。同时，相关地区的学校也在继续使用德语，作为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在捷克议会还有自己的代表。德意志人的政党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虽然说德语的人要先学会捷克语才能加入政府文官系统，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许多德意志民族的人住在苏台德地区。渐渐地，他们开始被称作苏台德德意志人。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他们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其个人自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受尊重程度比在欧洲其他多数地区都高。虽然他们的集体权利并没有得到保证，但是20年代晚期国家内部的确出现了大量讨论，讨论是否也应该把这批人叫作“国民”，就像和捷克人一样。[113]
地图20 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布（1920—1937年）
30年代初，两大因素一起摧毁了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相对和平的共存局面。第一个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严重影响了德语人群。消费导向的轻工业如玻璃制造和丝绸业多集中在德语区，在危机的影响下相关工厂全部倒闭了。到1933年，德意志人已经占了国内失业人口的2/3。当时已超负荷运转的社会福利体系将这部分德意志人划入了贫穷或赤贫人口。这时候，第二个因素出现了，那就是纳粹党在德国掌握了权力。在重整军备政策的影响下，德国经济开始复苏，而这时捷克的德语人口还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于是很多绝望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开始关注第三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德语人群团结在苏台德德意志党的旗帜之下，一方面要求在地区自主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宣布效忠捷克斯洛伐克，和国外的德国纳粹党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该党的领导人是学校老师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1933年初入党、曾经参加过德意志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组织（当时均已被禁）的成员给他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了1937年，希特勒在外交上的成功使他们占了上风。1936年苏台德德意志党获得了德意志人63%的选票。1937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意识到了危险，随即在经济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让步，吸收德语族群进入文官系统，还向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企业提供政府合同。但是这时候已经太迟了。那时柏林也在向苏台德德意志党的金库输血。德国政府凭借自身的金融影响力，迫使亨莱因施行分离主义政策，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日益疏离。[114]
到了1938年春，眼见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苏台德德意志党愈发按捺不住，开始开展暴力活动。在地方选举中，该党开始大规模恐吓反对者，其得票率上升到75%。[115]柏林方面也开始施加更多压力，最后捷克政府承认了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自治权，并提供了更多的经济补助。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116]亨莱因想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而希特勒想要战争。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与入侵奥地利完全不同。大部分奥地利人都或多或少地支持希特勒、纳粹主义和德国政府的统治，但绝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这些都是持反对立场的。捷克斯洛伐克比奥地利更大、更富、实力更强，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其中包括斯柯达工厂（Skoda works），当时欧洲主要的武器制造商之一。捷克军队也和奥地利军队不同。奥地利军队弱小，对战争缺乏准备，在对德国的态度上内部严重分歧。而捷克军队实力强大、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他们有决心联合起来抵抗德军侵略。德国的将军们在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的过程中就已经非常紧张，当得知希特勒想要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们几乎惊慌失措。这时候军事准备还未妥当，重整军备的目标远没有完成，引发外国干涉和全面战争的风险也要远远大于以前。毕竟捷克斯洛伐克可是法国的正式盟友；和对奥地利的情况不一样，在国际社会看来，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宗主国的地位，这一次行动只会被视为德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117]
当然，德国的将军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伸入到了新建立的大德国内部，战略上十分危险。将军们普遍厌恶斯拉夫人和民主主义者，他们坚信在中东欧最终会出现一个德意志帝国。此外，接收捷克的军事工业、高技能劳动力和丰富的原材料能够减轻第三帝国的压力，德国在这些方面的供应上已愈发捉襟见肘。于是在吞并奥地利后地位迅速上升的赫尔曼·戈林眼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但是戈林和将军们都认为对付捷克人的时机还不成熟。在他们看来，此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无知的冒险，存在着引发全面战争的真正风险，而德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他们认为，谨慎起见还是先等着，步步紧逼，强迫对方让步。后来的局势开始明确地显示，英国这一次绝不会袖手旁观，戈林和将军们就更拿不定主意了。当戈培尔展开宣传攻势，炮制出大量恐怖故事描述捷克人如何残酷虐待苏台德德意志人时，军方高层开始感到危机爆发迫在眉睫。[118]
5月5日，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告诉希特勒，如果英国人参与进来保护捷克人（在他看来很有可能发生），德国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5月晚些时候，贝克又重申了自己的警告，语气更加坚定。7月16日，他向陆军高级将领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侵略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甚至还仔细讨论了通过鼓动军队高层大量辞职来反对希特勒侵略计划的可能性。可是，其他将领在布隆贝格—弗里奇丑闻的影响下依然士气低下。他们仍旧把自己封闭在传统之中，相信士兵的责任是服从命令，而不是参与政治。他们害怕打破效忠希特勒的誓言，认为那会成为军人的耻辱。同时，他们都太清楚吞并奥地利之后希特勒的威望和权力都得到了提升。更何况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只是对何时入侵存有异议。所以尽管很多高级将领都有和贝克类似的担忧，但这一次他们没有支持总参谋长。不过希特勒还是觉得有必要获得军官支持，于是他在1938年6月13日和8月10日召开会议和军队沟通。陆军领袖布劳希奇向希特勒呈上了贝克于1938年7月16日下发的备忘录，随后遭到希特勒长时间的严厉斥责，最后布劳希奇表示支持希特勒的计划。另外，贝克的总参谋部在6月份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在11天内攻取，然后德国可以把部队快速转移至西部，抵抗英法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演习使贝克的反对失去了部分基础。还有人反对，称西墙防御工事还没有做好准备。希特勒斥责了这一想法。他说，英法是不会干涉的。同时，他相信自己5月份派往军队去推进西墙建设的弗里茨·托特在初冬能够完成任务。[119]
贝克感到自己处于完全的孤立状态，于是他在1938年8月18日宣布辞去总参谋长一职。他的副手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接替了这一职位。这次是正常的职位更替。可惜哈尔德也完全不是纳粹领导层想要的那种人。哈尔德是一个炮兵军官，出生于1884年，来自弗兰科尼亚的一个军事家庭，保守倾向极强。他可不是施行纳粹侵略政策的可靠工具。他和贝克一样，对希特勒的冒险政策持保留态度。此外，还有大量保守派军官以及外交官和他持相同观点，其中包括负责军队情报的长官、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以及陆军高级将领、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他们对希特勒的军事冒险意见很大，决心制定计划赶希特勒下台。当时已经有一批更年轻的军官在密谋推翻希特勒，其中包括卡纳里斯情报部门的陆军旅长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两股力量开始合流。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次密谋必须要有文官参与，以便负责组织后纳粹时期的政府。于是，一些保守派人士加入进来，他们对国家前进的方向或多或少持严肃的保留态度，其中包括沙赫特和格德勒，还有一些外交部官员，比如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察克（Ernst von Weizs?cker）、他的下属亚当·冯·特罗特·楚·朔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和汉斯—贝恩德·冯·海夫顿（Hans-Bernd von Haeften）。另外，还有一些高级文官也参与了密谋，其中包括内政部前助理秘书汉斯·贝恩德·吉泽菲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和帝国价格委员会办公室的彼得·约克·冯·瓦滕堡（Peter Yorck von Wartenburg）伯爵。后来，密谋者开始试探其他已经有些忧心的保守派，为政变制定详尽计划。他们谋划如何调动部队，争论希特勒是应该被暗杀，还只是应该被监禁起来。密谋者中还有很多人（特别是格德勒）飞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以私人名义向该国的政治家、政府部长、文官和其他一些愿意了解希特勒好战意图的人发出警告。这些人一般都礼貌地表示感兴趣，但不会保证任何具体的支持。不过，在这个阶段，要弄清楚这些支持包括哪些具体的事项是很困难的。[120]
但是，政变密谋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参与者多数都不反对希特勒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基本目标；他们只是认为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没有为一场可能会随之而起的欧洲全面战争做好准备，而希特勒急切想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举动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如果希特勒在没有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密谋就无以立足了。[121]此外，密谋者在纳粹党内没有获得支持，在纳粹党用以统治德国的巨型官僚机器内部也没有获得支持。密谋的两大中心力量，即军官和外交部，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特别是在吞并奥地利过程中，一直抬不起头来。在奥地利危机中期，戈林告诫671军官们，战争部“昏头昏脑的。这种情绪必须消失！”[122]其实，即使哈尔德和密谋者成功逮捕了希特勒，其他军官也对行动表示支持，早已被戈培尔扣上反动帽子的陆军也不会受到普遍欢迎。总的来看，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来外交上的一些进展也使密谋很快消失于无形。[123]
Ⅱ
到了9月初，各种事件接踵而至。鉴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吞并奥地利不同，前者在军事上和在国际社会中都面临着巨大障碍，因此希特勒的德国需要进行细致准备。首先希特勒耗时数月，克服了将军们的反对意见并制定了作战计划。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希特勒坚持亲自参与其中，因为他不相信将军们能做到让他满意。整个夏天戈培尔都在不停地炮制反捷克宣传，这已经是在向国际社会明示柏林正在策划侵略行动。每一天德国报纸头版都会登载所谓捷克人如何残暴的故事，他们会向无辜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射击，“妇女和儿童被捷克装甲车屠杀”，捷克警察还对德意志人实施恐怖统治，威胁对苏台德地区的德国村庄进行毒气攻击。自然，其中还包括所谓“世界纵火犯”中心布拉格的阴谋，而布拉格是布尔什维主义放在中欧的特洛伊木马。[124]捷克人的确是和苏联结盟了，但他们很快发现和苏联的一纸盟约实际上根本就没什么用处。其实，更重要的是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它保障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如果法国前来援助捷克，那么英国一定也会出手。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在1914年的比利时。不过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也意识到，尽管英国已经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但它还不可能承受一场欧洲全面战争，那样已经吃紧的英国公共财政状况会变得更加难以维系。此外，他认为一场全面战争会使英国城市遭遇空袭轰炸，格尔尼卡的惨剧会变成家常便饭。面对空袭，英国不仅没有防御措施，而且人们相信，德国人的空袭很可能像意大利人一样使用毒气攻击地面毫无防御能力的人。在危机达到顶点时，英国政府向市民发放了防毒面具，命令他们撤出伦敦。可是无论如何，当时的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政府的全球战略是帝国利益优先，而英国在欧洲并没有直接利益，于是欧洲的战略地位只能退居其次。“可怕、疯狂、难以置信，”1938年9月末张伯伦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广播中告诉听众，“在远方的某个国家两个陌生的民族发生了争吵，而我们却要为此去挖战壕和戴上防毒面具。”[125]
显然，在大英帝国人民和首相想象的地图里，捷克斯洛伐克要比印度、南非和澳大利亚更远。首先，张伯伦很清楚，尽管此时此刻英国政界要求阻止希特勒占领欧洲的声音越来越强，但如果要就苏台德问题和德国开战，他不会获得多少公众支持。[126]而在张伯伦心里，他仍然不确定希特勒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占领欧洲了，还是只是坚持要修正《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和保护遭到围攻的德意志少数族裔。如果在苏台德问题上安抚他，也许他就满足了，然后一场全面战争就可以避免？张伯伦下定决心要阻止战争爆发，而他的选择是强迫捷克人为德国让路。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发表演讲，威胁如果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没有获得自决权，德国将发动战争。张伯伦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要求和希特勒面谈。当时在希特勒的授意下，亨莱因手下的流氓们开始挑起一连串暴力冲突，意在激起捷克警察镇压，给德国干涉提供借口。在这紧急关头，张伯伦踏上了前往慕尼黑的飞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乘机）。在经过一次只有翻译在场、耗时很久的一对一面谈之后，张伯伦同意修改捷克边界，满足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要求。但是纳粹德国的元首看起来并不满意。面对希特勒的怒号，张伯伦只是反问他，如果他认为除战争之外别无出路，一开始为什么要同意面谈呢？在英国的最后通牒之下，希特勒不情愿地同意再次进行会谈。[127]
1938年9月22日，在就自己所做的让步咨询了内阁的意见之后，张伯伦再次飞到德国，于莱茵河畔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雷森酒店会见了希特勒。这次他向希特勒保证，称法国人已经同意了他的办法，这样解决苏台德问题再也没有障碍。可是出乎张伯伦意料，希特勒又提出了一堆新的要求。他说，鉴于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他必须尽可能一次性占领苏台德地区。此外，捷克旁边的波兰和匈牙利由奉行民族主义的军事威权政府统治，它们已经嗅到了谈判中的血腥气儿，也向捷克提出了两国边界上的领土要求。希特勒说，这些要求也应该一一满足。子弹已经上膛，前线形势严峻。这时捷克政府已经认清了现实，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此次危机促使一个新的军政府在布拉格掌权，很明显捷克不会再做任何让步。英国内阁拒绝了巴特戈德斯贝格的解决方案，他们担心英国公众会认为这是对本国政府的羞辱。张伯伦派了一个高规格使团到柏林向希特勒明示，英国不会接受单边行动。被激怒的希特勒邀请使团领头人霍勒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爵士参加9月26日他在体育宫的演讲。演讲最后变成了对捷克人的激烈辱骂。当时在集会现场的威廉·夏伊勒记录道，希特勒“在嘶吼和尖叫，那是我见过他最癫狂的时候，眼里满是狂怒之火”。陷入疯狂的希特勒在2万名纳粹支持者吵闹的欢呼声中宣布，捷克屠杀德意志少数族裔的行为不可容忍。他会带着部队开进那个国家，时间就定在10月1日。[128]
就在英国和捷克为战争做准备时，希特勒最后却打退堂鼓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决定性的影响也许是来自赫尔曼·戈林。戈林对奥地利十分强硬。但他和很多将军一样，担心在德国已经获得了对手关键性让步之后，继续冒进会有挑起全面战争的风险。于是戈林背着希特勒和英法意展开会谈。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意大利，正是意大利人请求希特勒把入侵捷克的时间推迟到会谈之后。由于戈林对发动战争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并且墨索里尼的请求给德国提供了一条不必受辱的出路，最后希特勒同意推迟入侵捷克。1938年9月29日，会谈于慕尼黑召开，捷克人没来，他们也没获得邀请。戈林提前起草了一份协议，外交部的魏茨察克把它列成了正式条款。里宾特洛甫全力支持战争（“他对英格兰有一种盲目的恨”，戈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道），[129]所以没人知会他协议草案的事情。这份草案最后到了意大利大使手里，后者于9月28日将其呈给希特勒，说是墨索里尼的意思。英法德意四强就此草案展开了十三个小时的协商，最后于1938年9月29日达成《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第二天，张伯伦要希特勒签一份声明，承诺英德之后再也不会走向战争。希特勒对此没有异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回到英格兰之后，张伯伦在唐宁街10号一层窗户处向欢呼的人群招手。“我想这次终于能够确保和平了。”他告诉英国。看起来张伯伦是真正相信他以各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包括捷克人在内。他声称捷克人得救了，以后会更加幸福。第一次会见希特勒之后，张伯伦告诉自己的妹妹，称希特勒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在来回往复的谈判中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没让他从梦中醒来。[130]
英国人感到松了一口气，德国人同样如此。从5月份开始，德国国内民众一直普遍担心战争爆发。同月捷克政府开始军事动员，这使担忧进一步加剧。之前惊慌失措一般都只是暂时的，但这一次危机却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连党卫队保安处都承认民间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前患上了“战争精神病”。“人们不停地说对手很强，失败主义情绪开始出现，最后升级为强力指责‘第三帝国的冒险政策’。”很多人还认为吞并经济危机笼罩的苏台德地区会给德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人们慌张地从银行取出存款，毗邻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人已经做好准备逃往西部。党卫队保安处遗憾地讲，许多德国人选择从国外电台接收消息，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悲观情绪。保安处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131]
但可不只是知识分子担心这事儿。在此之前希特勒一直获得德国大众支持，因为他往往能够兵不血刃，收获外交胜利。但现在看起来真的要流血，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社民党特工在1938年5月记录道，和1914年8月的狂热相比，当时忧虑成了主流。当然，多数人都认为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他们想要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使要求得到满足。[132]据7月份的报道说，没人认为德国能够赢得对英法的战争。一些以前是社民党员的人心怀怨恨，甚至希望德国战败，因为这是铲除纳粹当局的最好办法。但是在工人群体中宿命论论调十分普遍。年轻人经常被大德意志的远景迷惑，幻想德国能够横扫欧洲，统治欧洲。许多年纪大一点的人则感到很困惑，他们觉得自己缺乏细节信息。[133]大众焦虑情绪随着备战提速而日益严重。[134]戈培尔在8月31日的日记里记录道，民众的“战争精神病”正在滋长。[135]《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前，鲁尔区的社民党观察家曾经这样报告：
民众被巨大的不安情绪笼罩着。人们害怕战争，害怕德国会被战争毁灭，完全提不起对战争的任何热情。人们知道，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作战，德国一定会失败……如果开战，德国人一定不会欢迎这场战争。[136]
即使是狂热信仰大德意志前景的年轻人当时也对局势表示忧虑。[137]
事实表明，绝对不只是工人阶级，或者被社民党特工采访的人才感到忧虑。“战争，战争，战争，”路易丝·索尔米茨在1938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论你到哪里，你听到的都是这些。”在某段时间之内，她对全面战争的恐惧似乎压倒了她平素的爱国主义情绪。突然，1914年不再标志着民族精神的团结了：“令人恐惧的1914年又回来了。每个在苏台德地区被杀的德国人都成了弗朗茨·费迪南德。”[138]不过，她的犹太人丈夫弗里德里希·索尔米茨出于爱国精神，在祖国急需的时候仍去申请服兵役，但被拒绝了。[139]相比于之前的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和吞并奥地利，这一次人民大众对希特勒兵不血刃取得外交成果的信心已经严重削弱，尤其是因为捷克危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1938年的夏末和初秋，因批评希特勒而被送上特别法庭的人数明显增多。[140]
因此，在《慕尼黑协定》公开之时，整个德国都松了一口气。“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感到轻松和快乐，我们都远离了那烦人的重压……这真是一次奇妙而独特的经历。我们获得了苏台德地区，和英法也没有开战。”[141]在但泽，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称，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来说是百分百的胜利”。 [142]但是从但泽的现状来看，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意外。鲁尔区的天主教工人阶级状况就稍有不同。有报告称人们担心希特勒的胜利会让纳粹反教会行动变得更加残酷无情。不过，在希特勒又通过不流血行动为德国赢得了领土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张伯伦在签署协定之后走过慕尼黑街头，就连这位英国首相都受到了欢呼。每个人都会同意的一点是，协定大大加强了希特勒的权力和权威。只有政权最顽固的反对者才怨恨西方民主国家背叛了捷克人。也只有最悲观的人才会认为“希特勒不会停止”。[143]
但是希特勒对结果并不满意。他自己在准备战争，但却被人骗了。他非常讨厌戈林的干涉。从此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冷淡，而在慕尼黑协商过程中基本被排除在外的里宾特洛甫由此得势。同时，站在希特勒一边支持开战的希姆莱也进一步得宠。鉴于危机最终得以和平解决，陆军的将军以及一起谋划政变的人放弃了赶希特勒下台的想法。但是由于他们挡了希特勒的路，自身地位却下降了，其中更激进的一批人觉得张伯伦的干预骗了他们。而希特勒自己也再清楚不过，尽管第三帝国不断劝说德国人打仗有好处，但多数国民还是不想打仗。1938年9月27日，他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军事游行。那时候柏林居民正从办公室出来准备回家，希特勒希望他们在看到卡车和坦克开过时能够停下来欢呼。但是据威廉·夏伊勒报道：
很多人迅速躲进了地铁，拒绝观摩军事游行。虽然的确有不少人在路边站着，但他们全都保持静默，没有人祝愿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走向那场光荣的战争。这是我看到的最让人震撼的抗议战争集会。据说希特勒知道后非常生气。我在一个角落站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就从总理府方向走到威廉街上向我们几个站在路边的人大吼：元首正在阳台上检阅部队。但几乎没人动。我决定到前面去看一看。到了之后，我发现希特勒就站在那里，街上只有不到200人……[144]
希特勒既生气，又失望，于是他只能走进自己的屋子里。
1938年11月10日（对犹太人的迫害刚刚结束，几乎全国的犹太人都已经被抓了起来），希特勒在和一些关系很近的德国出版社代表会谈时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只有不断强调德国对和平的渴望和德国的和平意图，我才能一步一步为德国人民赢得自由，然后把国家重新武装起来，以期赢得下一步胜利。不过很明显，进行了几十年的类似和平宣传也有其可质疑的地方。因为它会让很多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无论出现什么状况政府都会首先下定决心保卫和平。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德国就无法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长此以往德国还会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政府现在取得的一切成果都会化为乌有。[145]
希特勒继续高声批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消磨战争意志。他说，出版社的责任就是要让人们相信战争是必需的。在媒体的影响下，人民应该无条件信任领袖政策，即使里面包括战争。怀疑只会让人们不高兴。“现在有必要逐渐调整德国人民的心态，要让他们明白，有些东西是无法用和平手段获得的，必须使用武力。”[146]过去五年各个层面上的灌输和准备都没达到目标，这已经是一种惊人的失败了。在希特勒眼里，这一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贡献当局所需的民意支持，甚至在外交领域也不例外。要知道，当局的外交成果似乎能够吸引到最广泛的民意支持。[147]
Ⅲ
1938年10月1日，德军跨越边境线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而装备精良的捷克军队则从山地和易守的边境据点撤退。在苏台德地区，吞并奥地利时人们欢迎德军的画面再度出现。亨莱因苏台德德意志党的支持者兴高采烈地站在街道两旁，在德军士兵走过时向他们祝贺。欢呼人群在士兵行进的道路上铺了鲜花，还抬起胳膊行纳粹礼。不过，不支持纳粹主义的人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情绪。在9月份，超过2.5万人从苏台德地区逃到捷克人占多数的地区，这些人多数是捷克人。从《慕尼黑协定》达成到1938年末，又有15万人加入了他们。这部分人之中既有来自苏台德地区的，也有其他边境地区的。在之后的几个月，又有近5万人选择逃亡。难民中包括会被纽伦堡法案算作犹太人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他们太清楚如果继续待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到1939年5月，苏台德地区的犹太人数量已经从2.2万下降到不超过2000。边境地区有1/5的捷克人选择了逃离。几乎有1/4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反对亨莱因的政党，其中3.5万人也选择了逃亡，他们多数是德国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而留下来的人，他们的命运显示出逃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德军开进苏台德之后，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随即跟进，很快他们就抓了8000名德意志人和2000名捷克人。这些人都反对纳粹主义，其中多数被扔进了集中营，小部分关在监狱里等候正式审判。刚刚过去一个月，11月9—10日大迫害似的暴力行动就蔓延到了苏台德地区，留下来的犹太人遭遇了大规模群体暴力，财产或被洗劫一空，或被尽数毁灭。捷克斯洛伐克包括铁路工作者、邮政人员、学校和地方行政机关人员在内的5万名政府雇员都被一并解雇，以便给德意志人腾出位置。这些人也逃到了那个已经被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了。[148]
包括波希米亚西部和北部、摩拉维亚北部以及西里西亚南部在内的以德语人口为主的地区都被并入第三帝国，称为帝国苏台德地区。波希米亚南部成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而摩拉维亚南部则划归以前的奥地利。亨莱因现在成了内政部领导下的地区行政长官，很多文职人员都从德国其他地区调来，填补捷克人、犹太人和左翼人士离开之后地方和地区行政留下的空缺。但苏台德地区各个层级的行政官员大多都是本地的德意志人。与处理奥地利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纳粹政权小心翼翼地保护苏台德地区独特的地方认同，只是把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包括其保安处）交给旧帝国的人掌管。苏台德德意志人自己倒是成群结队地前去加入纳粹党和褐衫军。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幻灭。长期存在的地方志愿组织和俱乐部都被解散，或者被并入柏林掌管的纳粹党组织。尽管外来者数量相当有限，但本地人对他们的仇恨很快弥漫开来。虽然失业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善，但工业工人每天不得不工作很长时间，而且报酬很低，而这在第三帝国已成常态。22%的捷克工业都在被吞并区，于是迅速被德国战时经济模式吸纳。德国的企业也快速跟进，借捷克商业和犹太人商业的德国化以及雅利安化谋利。法本公司、卡尔蔡司耶拿光学仪器公司（Carl Zeiss Jena）与德国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分了一大杯羹，当然苏台德地区的德国公司也捡了一些便宜。此外，留在苏台德地区的41万捷克人发现他们的语言不再是官方语言，纳粹政权还关闭了他们的中学、志愿者组织和俱乐部等。现在他们成了二等公民。[149]
《慕尼黑协定》也对周边小国放出信号，暗示它们也能从捷克斯洛伐克这块大蛋糕中分一块。1938年9月30日，波兰军政府要求割让捷克斯洛伐克北部边境泰申（Teschen）附近的一片狭长土地，那里有相当数量的波兰语人口。这时捷克人已无选择，只能同意。波兰军队于1938年10月2日正式入驻。把该区域转交给波兰军队的捷克将军告诉波兰将军，这片土地他们也享用不了太久，因为波兰肯定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但是维护1919年和平协定所划边界这一原则在波兰军队狂热的民族主义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很快被占领地区就经历了波兰化历程，和波兰国内一样开始接受威权统治。[150]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南部边疆，海军将领霍尔蒂治下的匈牙利威权政府要求一长片马尔扎（Magyar）少数族裔主导的土地。不过，匈牙利军队并没为侵略做好准备，所以匈牙利人选择了协商。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使得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部这两个主要族群之间在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方面一直存在差异。1938年10月7日，斯洛伐克政党领导人在自己的政府内部建立了一个自治区，但该自治区在名义上还从属于已经被《慕尼黑协定》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都想要南部边境那块地，最后意大利人出手干预。1938年11月2日，在征得德国同意之后，意大利强加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多给了匈牙利一块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居民数量超过100万（其中包括超过20万斯洛伐克人）的土地。这比匈牙利人最开始提的要求少，但已经能够满足他们。希特勒也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匈牙利人采取军事行动去谋求更多利益。英法完全没有参与这一系列协商，这两国的缺席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轴心国集团在中东欧拥有的巨大影响力。[151]
中东欧的政府都看清了残酷的现实，它们只能尽全力去满足德国人的愿望。以布拉格为首都、分为三部分的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在由右翼政府掌权，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而在捷克区统治的军政府则尽全力不去冒犯现在已经将其领土包围的德国人。拥有自治权的斯洛伐克当局在布拉迪斯拉发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通过一个名为赫林卡卫队（Hlinka Guard）的准军事组织施政。不久，这个一党制国家因暴虐而闻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东部还有一个刚刚创建的自治区，当时叫喀尔巴阡乌克兰（CarpathoUkraine），由德国领事主导行政，少数族裔遭到残酷镇压，乌克兰语成了唯一的官方语言。1938年12月7日，该地区和德国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协议允许第三帝国控制该地矿产资源。同时，匈牙利政权加入了《防共协定》，罗马尼亚政府也向德国伸出橄榄枝。同时，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急剧右转。在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发动了一场针对内阁的政变。而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反犹主义政策正在逐渐抬头。这一切都反映出东欧小国的惊慌失措。多年以来法国在这个地区苦心经营，团结小国抵挡德国扩张。而《慕尼黑协定》令这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152]
不过不管西方列强怎么想，在希特勒看来，《慕尼黑协定》只代表他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计划暂时受挫。从战争角度考虑，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可以为入侵波兰提供跳板。波兰军政府坚拒了加入《防共协定》的提议，同时它也拒绝德国对但泽和波罗的海走廊——走廊将东普鲁士和第三帝国的剩余领土隔开——的领土要求。但泽以德语人口为主，他们曾经举行集会支持纳粹主义。而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的另一个德国战后割让给立陶宛人的城市梅默尔（Memel）也举行了类似集会。希特勒现在希望两个城市都回归德国。在与波兰政府的最后谈判破裂之后，希特勒决定增大压力。占领已经名存实亡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剩余领土，也可以为第三帝国提供重要的经济资源。那里不仅是大批捷克军事工业所在地，有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还拥有工程、钢铁、纺织、玻璃等产业，有着熟练技术工人等丰富的人力资源。随着1938—1939年冬第三帝国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获得这些资源一下子变得充满吸引力。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拥有大批先进武器装备，有助于减轻德军军备供应的压力。捷克的外汇储备也会非常有用。早在1938年10月21日，希特勒就命令军队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占领梅默尔及其周边地区做好准备。在1939年头两个月，他向三大拨不同的军官发表了三次不公开演讲。希特勒在演讲中重申了他对未来的展望，那就是德国要成为主导欧洲的强权。他认为东欧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解决，他还坚信为达成目标必须动用军事力量。[153]
在名存实亡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很快就因为财政资源分配问题而迅速恶化，这为达成《慕尼黑协定》的强制妥协提供了机会。双方的争吵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危机，捷克人误以为斯洛伐克人会宣布独立，于是1939年3月10日布拉格派出军队占领了布拉迪斯拉发。这样一来，斯洛伐克领导人就不得不飞往柏林，和德国人展开了一系列紧急磋商。在柏林，斯洛伐克人被告知有两种选择，要么宣布完全独立，成为德国的保护国，要么让早就获得消息、已经蠢蠢欲动的匈牙利人接管自己。斯洛伐克人最终选择了前者。1939年3月14日，斯洛伐克议会宣布独立。
第二天，多瑙河上的德国军舰将炮筒瞄准了布拉迪斯拉发的政府大楼，于是斯洛伐克领导人非常不情愿地邀请第三帝国保护他们免遭捷克人侵略。眼见自己的国家分裂在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带着自己的外交部长弗兰兹谢克·柴瓦科夫斯基（Franzisek Chvalkovsky）飞到柏林求见希特勒。和之前的舒施尼格一样，哈查被迫等到深夜（当时希特勒正在看一部流行电影）。随后，这位德国领袖当着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等一些高级文官和高级军官的面无情地羞辱了哈查和柴瓦科夫斯基。希特勒说，德军已经在行动了。当戈林加上一句，说德军战斗机已经准备在几个小时之内轰炸布拉格时，年老多病的捷克总统直接晕倒了。在被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救醒之后，哈查给布拉格打了电话，命令他的部队不要向入侵的德军开枪。1939年3月15日早晨不到4点，捷克总统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德国的保护国。“我会以最伟大的德国人的身份被写进历史。”谈判之后，希特勒高兴地对自己的秘书说。[154]
Ⅳ
早上6点德军已经跨越了德捷边境，9点抵达布拉格。这一次，沿途没有为他们撒花的人，只有部分闷闷不乐和充满怨恨的捷克人不时举起拳头表示抗议。希特勒后来说，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我们不能指望捷克人兴高采烈。当天下午，希特勒乘火车抵达边境，然后在雪中上了一辆敞篷车，一路向布拉格奔去，在路上看到德军部队经过就向他们敬礼。他到布拉格的时候城市已经空了。捷克军队待在自己的营地里，把武器装备交给入侵的德国人。市民都待在家里。希特勒当天晚上住进了捷克主权的象征——布拉格城堡区（Hradschin Castle）。由于没人为他的到来做准备，他先在城堡中匆匆吃了一顿，然后和内政部长弗里克以及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一起商定了在捷克成立受保护国的细致条款。施图克特就是那位在吞并奥地利之后负责拟定行政管理详细草案的内政部高级官员。[155]1939年3月16日清晨，里宾特洛甫在布拉格电台宣读了命令。命令要求，捷克剩下的领土从现在起要改称第三帝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这其实是恢复了两者在哈布斯堡旧王朝治下的名字。议会等民主机构被废除，但捷克政府在名义上得以保留，仍由哈查担任总统，设一名首相和一个经过任命、由50人组成的国家团结委员会。40万余名捷克国家雇员和文职官员得以保留职位，但他们必须和从德国空降的2000位行政官员保持合作关系，或者听命于他们。法院等其他国家机关也得以保存，但是捷克的法律只在德国法律未涉及的事情上才有效力。德国的法律被扩展到保护国的所有领域，在方方面面都享有优先权。捷克人和其他族裔必须遵守这些法律，也必须听从保护国下发的法令，但是生活在保护国境内的所有德意志人（包括原本就住在那里的德意志人）都成了德国公民，只受德国法律管辖。关键在于，捷克人没有获得德国公民身份。这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后来会扩展和影响到更多人身上。[156]
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帝国总督手中。希特勒就此任命的人是前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诺伊拉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保守派，希特勒对他在去年9月份解决慕尼黑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感激。诺伊拉特和波希米亚地区的司令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等德军将领试图进行相对温和的统治。他们要求占领者遵纪守法，同时对捷克人保持克制态度。但没过多久，德国人开始摘下温和的面具。诺伊拉特在其副手即掌管保护国党卫队和警察力量的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的怂恿下变得愈发强硬。他下令逮捕了数千名共产党人，经过盖世太保审讯之后，这些人多数得到释放。他还抓了很多德国流亡者，其中包括在德军入侵布拉格时抓获的社民党人。这些人多数都被送进了德国境内的集中营。1939年6月8日，一名德国警察在克拉德诺（Kladno）矿业社区被杀，随后盖世太保逮捕了社区委员会的全部成员。被捕者遭到严刑拷打，一些人因此而被打死。同时，其他六个地方的市政委员会被解散，代之以德国的行政官员。紧接着，纳粹便颁布了更为严酷的法律，并开始鉴别搜寻保护国的犹太人，对他们施行纽伦堡法案的措施。[157]
地图21 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1938—1939年）
此外，德国还派了特别分队进入被占领区，收缴了数量巨大的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包括超过1000架飞机、2000门野战炮、超过800辆坦克和其他装备。但是，这对于德国的军备需求而言只够塞牙缝的，其中一些被卖到了国外以换取急需的外汇。犹太人的企业被立即没收，财产直接转移给德国企业。捷克的黄金储备也被收缴。英格兰银行还因此激怒了英国政府，因为它批准将捷克政府的伦敦账户中超过80万盎司的黄金于1939年6月转运到布拉格新政府。不过，虽然四年计划和帝国经济部代表在3月15日就已经到了布拉格，但他们非常小心，避免破坏捷克经济，或者得罪捷克的非犹太商人。比如，捷克的国际化公司，如拔佳鞋业（Batashoe）帝国，能创造可观的利润，它们并没有受到德国占领者的严厉限制。像斯柯达一类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集团仍然在生产以德国之外的国家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商品。但是与此同时，德国人也迅速引进了国内已经采取的措施来征召和调配劳动力。其实，捷克国内失业的农业工人早就在给不断扩张的德国经济打零工，以此脱离失业窘境——1938年人数已超过10.5万——而现在德国还要在捷克招更多的人。在占领的头一个月，3万名新工人被说服前往旧帝国参加劳动，其中多数是工业领域的熟练工。[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