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法半信半疑（“让整个德国蒙羞”）。她花时间和朋友交换各种谣言，在朋友家里屏息收听广播中的最新消息。随着许多细节被逐渐披露，她慢慢对希特勒的行为产生了崇拜。“他在慕尼黑表现出来的勇气、决断以及果敢简直独一无二。”她把希特勒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相提并论。她在日记里讲，“没有审讯、没有军事法庭参与”这一事实只是加深了她的崇拜。她深信罗姆和施莱歇确实准备一起发动政变。
索尔米茨说，这是饱受质疑的前总理（指施莱歇）最后一次政治冒险。索尔米茨的轻信和自我安慰是德国中产阶级在初期困惑之后的典型反应。他们以前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在1933年中期让街头恢复了秩序，使国内政局稳定下来，这次他又做到了。平叛之后的第二天，总理府和宣传部门前聚集了一群人，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表达对元首的忠诚。不过，到底是热情、紧张还是自我安慰在驱使他们这么做还值得商榷。希特勒动作迅速、行动果敢，这使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和纳粹党之前在人们心中混乱激进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52]有一些人，比如前社民党人约亨·克莱珀（Jochen Klepper），对施莱歇的妻子遇害深感震惊，因为她不可能参加任何所谓叛乱，就连怀疑她都是不可思议的。[53]只有对纳粹统治不满的人尖酸地评论道，这次清洗最大的遗憾在于被消灭的纳粹分子太少了。[54]
纳粹党这一次清洗规模很大。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本人向国会宣称一共有74人被杀，而戈林单方面就逮捕了上千人。至少有85人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未经任何程序的情况下被当场杀害。[55]死者中有12人是国会代表。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和冲锋队成员至死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在死前仍认为是军方逮捕并最终枪毙了他们，还宣誓要永远忠于领袖。随后的几周内，抓捕和撤职仍在进行，特别是针对褐衫军中最无赖和最腐败的那部分人。严重酗酒、同性恋、盗窃公款、聚众闹事，这些在前几个月使褐衫军恶名远播的行为通通被无情清算。清洗过后，有些冲锋队员仍会酗酒闹事，但其规模和危险程度远不及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那几个月。幻想破灭、失势无助的冲锋队员开始大批退出组织。1934年8月到9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大约有10万名冲锋队员离开了组织。1934年褐衫军有290万人，到了1935年10月降至160万，1938年4月又降到了120万。这里面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准入条件变严，组织人数受到限制。同时从1935年开始，失业率下降，军队开始重新募兵，这些因素都分走了大量可能加入的年轻人。[56]
尽管褐衫军再也不能威胁军方和政府，但是成员的暴力倾向却保留了下来。某冲锋队领导人的一份报告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描述了1934年纽伦堡纳粹集会时的某个夜晚发生在褐衫军营地的事情。根据他的记录，所有人都喝醉了，两个区的人在凌晨1点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好几人受了刀伤。在返回营地的过程中，冲锋队员袭击汽车，向车玻璃扔瓶子和石头，还殴打驾驶员。整个纽伦堡的警力都被动员起来阻止冲锋队继续伤人。一个队员由于醉得不省人事掉进了厕所沟里，虽然被人拖了出来，但不久之后便死于氯气中毒。直到凌晨4点，营地才安静下来，当时已经有6人被杀，30人受伤。另外还有20人因为别的原因负伤，有的是跳上或跳下汽车（或卡车）时受伤，有的是挂在边上掉下来，有的是车子启动时从后面掉下来。这些意外此后仍层出不穷。褐衫军吃了教训，人数降低，自主权被剥夺——纳粹领导层宣称——内部最极端、暴力以及腐化的元素被清除了，但是在政府需要之际它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暴力本色，甚至即使政府不需要它，它的暴力本性有时也会迸发出来。[57]
军方松了一口气。布隆贝格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并保证军队会绝对忠诚。他对希特勒处理“叛徒和杀人犯时战士般的决心”表示祝贺。冯·赖歇瑙将军迅速找了个借口把针对库尔特·冯·施莱歇将军的血腥谋杀行动糊弄了过去。施莱歇这位军内资格最老和最具公共知名度的将军在官方公报中被描述为叛徒。公报说他和罗姆以及境外势力合作，阴谋颠覆国家政权，在被抓时武装拒捕，被当场击毙。冯·赖歇瑙对一起被击毙的施莱歇妻子是否同谋语焉不详。在庆祝活动中，军官们开了很多香槟酒，现场一片狼藉。年纪轻轻但对政治充满热情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中尉称赞这次行动是“拔出脓疮”，而高级军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少将说想亲眼看着罗姆被枪毙。所有的人都兴奋到了极点，连布隆贝格都觉得有失体面。只有一个人认为军队高兴得不是时候。退役军官、德国总理府前高级文职官员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告诉冯·弗里奇将军：“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