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很多普通德国人对战争非常担忧。眼见国际社会对德国强取捷克斯洛伐克反应强烈，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强。此前，内维尔·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把辛苦得来的《慕尼黑协定》当作巨大的外交成就，认为神圣的协定能够解决中欧剩下的所有问题。张伯伦曾经向兴高采烈的支持者挥舞展示那一纸协定，说协定能够保证“我们时代的和平”，但现在这份协定已经成了废纸一张。根据下议院后座议员的反映，当时英国的立场急剧转向反对德国。尽管张伯伦很犹豫，但在外交部的建议下，首相还是在3月17日的演讲中发声质疑，认为希特勒并不是在修正1919年和约的错误，而是在“用武力征服世界”。[164]
第二天，英国内阁同意和波兰政府展开对话，寻找阻止德国进一步威胁波兰的最好方法。此时，英法一边加倍努力重整军备，一边继续和波兰人展开密集谈判。不久，柏林在政府报告里威胁波兰的新闻于3月29日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张伯伦随后发布公开保证，称如果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英国将会站出来保卫波兰。英国的保证意在吓退德国人。不过，英国做了两手准备，为这一保证附加了一些秘密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使绥靖政策继续下去。英国内阁同意，要是保证生效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面对德国人归还但泽和波兰走廊的要求时，波兰人不能“挑衅、愚蠢和固执”。所以，张伯伦仍想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他的协商只会让波兰像《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脆弱不堪。毕竟，波兰距离英国也很遥远。此外，保证生效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波兰必须发动军事动员抵抗德国武装入侵。英国人在提出这一条件的同时，又严厉而完全合理地警告了波兰人武装抵抗德军的后果。因此，张伯伦仍在期望和平，只是他的策略从完全绥靖转向了绥靖加牵制。[165]
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张伯伦对波兰做出的保证在很多方面都不可信。首先，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如何给予波兰实际援助？地理和后勤问题如何解决？模糊不清的保证、张伯伦一贯的模棱两可，让人倾向于认为英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上述问题。尤其是前些年的经验（莱茵兰问题、奥地利问题以及《慕尼黑协定》）使希特勒深信，英法不可能采取实际行动。希特勒认为，英法领导人都是没种的胆小鬼。[166]另外，德国内部有一个因素已经和一年之前不同，那就是德军及其领导层在战胜波兰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犹豫。在他们看来，波兰军队和装备精良的捷克现代军队不同，他们非常落后、装备残缺、领导力羸弱。其实早在1939年3月希特勒就已经通知布劳希奇，如果但泽和波兰走廊回归的谈判破裂，就对波兰动手。布劳希奇就此制定了侵略计划，命名为“白色方案”（Case White）。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方案，并亲自撰写了方案的引言。在引言中，希特勒声称他的目标是赢得一场局部冲突，不想把战争扩大，但德军必须在1939年9月初做好行动准备。和一年前一样，柏林开始针对与德国为敌的对象展开宣传攻势。1939年4月20日，为庆祝希特勒50岁生日，柏林举行了一场五个小时的军事游行。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游行巧妙地展示了德国的实力。”他还说，“这是我们的重型炮兵第一次秀肌肉。”一周之后，也就是在1939年4月28日，691希特勒正式向国会宣布，废除1934年和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Pact with Poland），以及和英国在1935年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1939年4月初，魏茨察克通知波兰人，就但泽和波兰走廊进行的协商该结束了。[167]
1939年5月23日，希特勒告诉包括戈林、哈尔德和雷德在内的军队领导人，“不流血很难保证进一步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但泽处于危险之中，”希特勒还说，“对我们来说是要在东方拓展生存空间，保证粮食供应的问题……如果命运让我们和西方一决雌雄，那么在东方先占一大片土地是个好主意。”于是，德国必须在第一时间抓住合适机会攻打波兰。希特勒承认英法可能会援助波兰。“这样英国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和英国的较量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某些可能的情况下，波兰会在没有援助的情形下慢慢崩溃。但从长远来看，和英法的战争不可避免。“英国将是和德国为敌的主要力量。”他还说，希望这场战争不要持续太久，但也要准备打上一场持续十年或十五年的战争。“时间不会站在英格兰一边。”如果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被占领了，英国城市被持续轰炸，并且海外供应链海空两路都被封锁，英格兰的血就会流干。不过，希特勒又加了一句，他说德国可能还没有为再多撑五年做好准备。所以，1939年的德国政策应该是尽可能地隔离波兰，并保证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立即引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168]这些闲谈和希特勒在多个场合说过的自相矛盾的话，反映出他并不能确定入侵波兰的后果。不过，即使希特勒并不确定，德国仍然展开了外交组合攻势，确保切断波兰可能获得的任何支持。5月22日，德国和意大利的联盟升格为所谓《钢铁条约》（Pact of Steel），同时德国还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丹麦达成了互不侵犯共识。1939年3月，德国和罗马尼亚签订协议，如果发生战争，德国将能够获得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德国还和瑞典与挪威也达成了类似的贸易协定（但不像罗马尼亚那样一边倒），获得了两个国家的铁矿资源。不过，德国和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匈牙利的协商并不成功，尽管德国特意在经济上释放了善意，但最后却没有收获多少具体成果。[169]最出人意料的突破来自莫斯科。希特勒意识到苏联和波兰之间有一条很长的边界线，战略上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因此为确保入侵成功，保证苏联中立至为关键。为遏制德国的侵略行为，英法也可能寻求苏联支持。1939年6月6日，希特勒在演讲中不再习惯性地指责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了，而是把西方民主国家锁定为攻击对象。[170]在幕后，里宾特洛甫着手推动和苏联人签署正式协定。斯大林在1939年3月10日发表演讲，对此表示鼓励。在演讲中斯大林宣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和德国发生冲突，苏联不会进行援助，因为英法不断地满足希特勒的各种要求，明显有助于希特勒实现其长远目标，即攻占苏联。1939年5月3日，斯大林将长时间跟随自己的外交部长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撤职。利特维诺夫支持集体防御政策，主张应该和西方国家保持正常的接触。斯大林改让更强硬、更忠诚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走马上任。人尽皆知的是，利特维诺夫是犹太人，而莫洛托夫不是。[171]
1939年，斯大林处境艰难。在过去几年里他在高级将领、兵工厂厂长和高级军官中开展了暴力清洗活动，导致整个政权高层之中有直接作战经验的人少之又少。能干的技术专家被逮捕和杀害的达数千人。苏联的军事准备十分薄弱。[172]从1939年6月开始，斯大林就察觉了希特勒要在8月末9月初入侵波兰的意图。[173]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并不排斥和西方列强结成联盟，不过西方列强比较犹豫，认为斯大林并不可靠。而在德国方面，虽然希特勒对苏德同盟持保留意见，但里宾特洛甫和帝国外交部意愿强烈。随着莫斯科方面释放的信号越来越强，由于担任驻伦敦大使时曾经受辱而对英国怀恨在心的里宾特洛甫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的机会。他认为希特勒会对苏德同盟这个妙计表示赞同，并且永远感激。改善苏德贸易关系的谈判且谈且停，且停且谈。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都表示，经济协定也应该把政治涵盖进来。这一步并没有等太久。到了1939年8月初，里宾特洛甫和魏茨察克在取得希特勒同意之后，开始和苏联人一起制订瓜分波兰的计划。不过斯大林仍在犹豫。最后由于希特勒不断催促要求签订正式协定，斯大林还是于8月21日同意了瓜分波兰的计划。这位苏联独裁者撇开了三心二意的英国人，邀请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8月23日里宾特洛甫迅速赶到。第二天早上的头几个小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正式签订。[174]
苏德两大强权在过去六年之内一直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它们还是西班牙内战中敌对双方的主要支持者。参考双方在过去的关系，现在二者之间结成联盟至少能让人大吃一惊。[175]但是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结成联盟。从希特勒的角度看，德国入侵波兰必须要取得苏联默许，否则入侵波兰可能成为一场噩梦的开始：德军又将在一场欧洲全面战争中两线作战。而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和德国结盟既给了苏联喘息的机会，又使英法德三大欧洲资本主义强权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诱人前景成为可能。此外，尽管条约公开部分要求两个国家在十年之内不能和对方开战，要通过对话或第三方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还要增加双边贸易，但其秘密条款则划分了苏德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会得到波兰东部领土，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希特勒会得到波兰西部领土。这些条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意识到了条约不可能如纸面上所说，维持长达十年之久（实际上连两年都没有）。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苏德在波兰划定的势力范围分界线延续了很长时间，而苏联对波罗的海几个小国的占领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176]
《条约》还附带了另外的糟糕结果。在协商条约细节时，德国提出了在苏联避难的德国政治流亡人士的问题。斯大林不想保护他们，他甚至非常怀疑定居俄国的各种外国人，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俄国人。于是斯大林同意将他们送回第三帝国。在《条约》签订之后，大约有4000名德国公民被集中起来，由苏联当局转交给盖世太保。其中大约有1000到1200人是德国共产党人。其中一些人——比如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在被送到德国的某个集中营之前已经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囚禁起来。她的丈夫海因茨·诺伊曼因为推动联合社民党人共同对抗纳粹威胁而在1932年被清洗出德国共产党领导层。诺伊曼首先被送到西班牙，接着是莫斯科，最后于1937年被捕并遭到杀害。他的遗孀先是被直接送进了苏联劳改营，后来又于1940年移交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而对于那些犹太裔德国共产党人，更惨的还在后面。出生于1893年的指挥家兼作曲家汉斯·瓦尔特·达维德（Hans WalterDavid）于1933年逃到了巴黎，1935年又逃到了莫斯科。1937年他成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1939年又被送进了劳改营（被指控给德国当间谍）。这只是斯大林近乎偏执地怀疑苏联境内外国人的一个例子。1940年4月，达维德得到通知说他的刑期将被换成驱逐出境。结果在5月2日他被转交给了德国人，并被党卫队杀害。1940年2月，驻莫斯科的一位德国大使为苏联当局配合找到并交出了大量和他一样背井离乡的人而表示感谢。[177]
当时，全欧洲的共产党都感到十分为难，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党员说明《条约》。很多人最初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把共产党看作反对法西斯敌人的最佳保障。他们最开始是怀疑，之后是迷惘。许多人觉得被出卖了。不过不久之后，多数共产党人都接受了《条约》，觉得这个主意并不坏。共产党人长期接受党内规训，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每一次转变他们都表示支持，共产党的这些习惯使其党员更容易接受令人瞠目结舌的政策转向。一些人甚至还认为德国共产党能够合法化，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与己无关，共产党人几乎都崇拜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是一个世界级的天才，总是知道什么是最佳策略，做出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178]一些纳粹分子也怀疑签订《条约》是否明智。反共一直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现在看起来希特勒好像是背叛了它。《条约》宣布的那个早晨，纳粹党慕尼黑总部的褐宫前院堆满了党的徽章，那是心灰意冷的纳粹党员因嫌恶而丢掉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是党内主要的反共分子，他觉得这个《条约》是里宾特洛甫野心的产物。他认为和英国结盟才是可接受的。不过，和许多纳粹分子一样，罗森博格已经习惯于接受元首的每一个决定。虽然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不过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和苏联结盟只是权宜之计。“元首干得漂亮。”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179]
Ⅱ
在《条约》签订之前的最后几天和几周时间里，希特勒愈发觉得情况紧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入侵波兰的时间已经定在1939年8月26日。[180]此外，鉴于去年夏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大量普通德国人出现了“战争精神病”，希特勒积极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情绪再次累积起来。在公共场合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好像一切正常。他重访了童年在奥地利时常去的几处故地。他参加了拜罗伊特节、慕尼黑的德国艺术和文化街头大游行，还去上萨尔茨贝格度假山庄休息了几周。他还宣布即将于9月初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年度集会将是一次“和平的集会”（不过按照他的设想，9月初德军应该在向波兰进军）。在波兰问题上，他强调要把公众注意力都集中到但泽上。但这其实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最多就是一个借口。从5月开始，戈培尔一直在给各类日报下达指示，要求针对波兰进行仇恨宣传：好像波兰所有的德意志人（其中以但泽为主）都一直在忍受波兰人日益严重的暴行，波兰人在往死里欺负德意志人。“德意志人逃离波兰恐怖。”很多头条贴出了此类标题。“波兰人拿斧头闯进德意志人家里，数百名难民被捕，类似的恐怖行动已经持续几周了。”波兰人受到指控，有人说他们杀了德意志人，在但泽向德国行人射击，威胁不让德意志人继续生活下去。尽管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比起来，波兰政府对待德意志小众人口的政策在自由度和宽容度方面要低不少，但德国报纸上的这些说法即使不是纯粹的编造，也是可笑的夸大。是在但泽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纳粹分子自己不断挑衅波兰人，向其施压；他们还有意制造麻烦，为德国媒体提供素材：暴力攻击波兰海关官员，当官员自卫时又可以说他残忍，然后再散布他们如何“残忍”的故事。[181]
戈培尔密集的宣传攻势让人觉得这又是一次“苏台德事件”，希特勒追求的是吞并但泽，并对波兰走廊这片土地进行一些尚未明确的调整，也许英法还会出来调停。不过，即使是社民党人也承认，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工人）并不喜欢波兰人，同时还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肮脏、落后，靠着出卖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竞争。二十年来，一战结束时在西里西亚发生的冲突不停地唤起人们痛苦的记忆和回想。所以多数人还是希望问题能够和平解决。据报告，社民党的支持者认为，“但泽毕竟是一个纯粹的德国城市。谁能找到理由反对德国重回统一呢？从本质上讲，但泽问题比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简单多了。”英格兰和法国当然明白这一点。[182]
这种情绪在纳粹支持者中间相当普遍。梅利塔·马施曼后来回忆道，“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怀疑希特勒会尽可能避免战争。”[183]以前他已经成功避免过很多次战争。希特勒是一个外交天才，他们相信他追求和平的保证。[184]在巴伐利亚的埃伯曼施塔特地区，一个地方官员曾经于1939年6月30日报告当地农村人对此次危机的态度，下结论说：“人们渴望和平胜于渴望战争。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解决但泽问题应该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就和以前向东方扩张一样。”[185]希特勒想要和平解决但泽问题这种说法，不只是要把国内人群的疑虑降到最低；1939年8月11日，希特勒会见了国联驻丹麦的高级委员、瑞士外交官卡尔·布尔克哈特。希特勒请求布尔克哈特向英国人传话，说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展开协商。不过，希特勒在另一边又大声嚷嚷说如果波兰政府拒绝满足他提出的要求，他将彻底摧毁波兰，这令他之前刻意做出的理性姿态不复存在。[186]
可是在这场死亡游戏中，希特勒的外交行动，甚至包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内，对其他参与人士的立场并没有带来太多影响。波兰政府一直怀疑并仇视苏联，两国在20年代初爆发过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条约》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但泽的事情以及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些骚动只是加强了波兰人拒绝任何交易的决心，因为那样只会把他们出卖给德国，就像《慕尼黑协定》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但是无论怎么看这种交易都不可能了。英法两国政府都宣称苏德协定不会影响到他们为波兰撑腰。1939年8月23日，亲德国的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爵士在上萨尔茨贝格转交了张伯伦给希特勒的一封信。收到来信的希特勒在亨德森面前大肆嘲弄英国人。他大声指责，称英国人要为了劣等种族的利益将德国完全铲除。不过，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在回到柏林之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向亨德森提出要在波兰问题解决之后和英国达成协定，但协定的内容非常宽泛和模糊。当亨德森飞回伦敦寻求意见时，希特勒了解到英国已经和波兰结成军事同盟。里宾特洛甫在英国的坏名声显然不能帮希特勒使张伯伦回心转意。于是希特勒暂时撇开了自己的外交部长，转向在伦敦名声更好的戈林。于是戈林的瑞典朋友比耶·达勒鲁斯（BirgerDahlerus）被送到了英国首都去刺探内情。1939年8月28日，亨德森做出回应，称英国政府愿意就德波边境问题展开协商，并支持德国拿回自1919年和平协定后交给国联的海外殖民地。不过英国仍然坚持，如果德国武装入侵，英国军队将会保卫波兰。[187]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召集军方高级将领到上萨尔茨贝格开会，会上他宣布入侵波兰的计划将继续进行。这些军方大佬穿着文官制服参会，以免引起怀疑。那时和斯大林的协定即将签署，希特勒信心十足。他说，早在春季他就已经决定要入侵波兰。“最开始我认为要先对付西边，过几年之后才能收拾东边。但是这个顺序可不能定死了。”波兰的局势已经不可容忍，必须对其进行军事打击。“英法是做出了口头承诺，但我看它们并未做好履行承诺的准备。英国根本就没有真正重整军备，只有宣传。”于是希特勒断言，即便他入侵波兰也不会出现全面战争。西方民主国家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同时，占领东欧将为德国开辟新的谷物和原材料供应渠道，德国也不会害怕未来出现任何封锁。“英国霸权的溃败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敌人只是一些小蠕虫，”他还说，“在慕尼黑时我就已经看透他们了。”[188]在午餐时，很多出席会议的军官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担心希特勒的情绪。他们觉得希特勒认为英法不会干涉是自欺欺人。为坚定军官的信心，希特勒下午再次讲话。“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他告诉他们，“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和西方强权一决高下。这是生死攸关的斗争。”西方领导人都是“软弱之辈”。即使他们宣战，短期内他们也干不了什么。“现在的任务是毁灭波兰。”这是希特勒的最后结论。[189]
希特勒确实相信英国人不会干涉。他认为，从长远看，美国将成为极具威胁的强权，这会迫使英德结盟。[190]希特勒要求将军们为8月26日入侵波兰做好准备，但他的想法却出人意料地在墨索里尼那里受阻。尽管《钢铁条约》里做出了各种承诺，但希特勒在波兰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完全使墨索里尼知情，这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入侵计划在当月早些时候由里宾特洛甫传达给齐亚诺，得知这一消息的意大利人完全震惊了。1939年8月24日，希特勒亲自给墨索里尼去信，请求意大利支援。而在1939年8月25日德军部队已经收到开拔指令之后，墨索里尼的回信才到达德国总理府。那时德国机场已经关闭，纽伦堡年度集会已经取消，1939年8月27日，食物配给制将正式实施。信中墨索里尼告知希特勒，意大利还没有为提供军事援助做好准备。“意大利人表现得和1914年一模一样。”希特勒十分恼怒。他取消了开拔令，部队在到达波兰边境之前暂时停下了脚步。[191]
事情该收场了。得罪了希特勒的意大利人想要打圆场，于是提议邀请英法召开会议，按照《慕尼黑协定》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压下对意大利人的怒火之后，希特勒做了最后努力，确保英法在德国入侵波兰之时保持中立。但是，和亨德森进一步的会谈并没有让英国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意味着如果发生武装冲突，英国人会履行对波兰的承诺。希特勒说的很多东西，比如在波兰走廊进行全民公投以及让但泽回归德国，都只是烟幕弹，为的是让德国民众相信自己已经为维护和平尽了一切努力。1939年8月29日午夜，里宾特洛甫在总理府把希特勒的条件转达给了亨德森，可是他读的时候语速非常快，大使先生根本没办法有效地做笔记，随后里宾特洛甫又直接把文书扔在桌上，说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没有时间了。两人会面的翻译后来说，当时的气氛非常糟糕，他认为两个人都快爆发了。1939年8月30日夜，德国电台播放了希特勒的条件，协商失败的责任被推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可这两国是最后一分钟才收到派密使前往柏林的邀请。这时，军队已经得到了一连串新命令，要在1939年9月1日的最初几个小时进入波兰。[192]
同时，按照之前由海德里希制定的计划，身着平民服装的党卫队攻占了上西里西亚格莱维茨的德语电台。电台的职员换成了另一支党卫队分队的成员。所谓波兰人杀人的证据由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两个囚犯提供。在被注射死亡之后，两人的尸体被扔在电台供德国媒体拍照。这些计划都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传达计划的命令将“尸体”称为“罐装食物”。还有第三个人，名叫弗朗茨·胡尼亚克700（Franz Honiok）。他是一个支持波兰的德国公民。胡尼亚克于1939年8月30日被捕，因为他看起来像波兰的非正规军。他在一针注射之后沉沉地睡去，随后被放在电台建筑里面，在意识还未恢复的情况下被射杀。为使整个过程看起来更加逼真，说波兰语的党卫队在走之前还对着麦克风喊出了反德国的口号。可实际上这个电台一般只用来播报紧急天气，所以几乎没人会听。穿着波兰军队制服的党卫队还在另外的边境地区制造了两个案子。一个党卫队成员和同伙一起捣毁了德国海关的一座房子，但走出来之后他被几具穿着波兰军队制服的尸体绊倒。后来他报告说，尸体的头发被剃光，脸被打得无法辨认，身体已完全僵硬。[193]
维斯特布拉德半岛（Westerplatte）位于维斯瓦河河口，控制着但泽海港船只的进出。1939年9月1日清晨4点45分，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向维斯特布拉德的波兰驻军和军火仓库开炮。俯冲轰炸机也在城市低空盘旋。波兰的铁路和邮政官员遭到当地德国警察的袭击，很多地方出现了枪声。但泽的纳粹党地方领导人阿尔贝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先是把国联高级委员布尔克哈特关在屋里，随后又限其两个小时之内离开。布尔克哈特收拾好行囊后开车前往立陶宛。德国武装部队打开了德波边境上的所有关卡，向波兰领土长驱直入。德国空军的战机也闯入波兰领空，对波兰的铁路、公路、大桥、军事基地、镇子以及城市实施轰炸。大约在当天早上10点，希特勒向一群匆忙召集起来的国会代表致辞。希特勒当时已经被前几天紧张繁忙的谈判弄得筋疲力尽，他看起来很紧张，而且很迷糊，打了好几次磕巴，给人留下了一种不正常的犹豫之感。他说，波兰人昨夜侵犯德国边境至少达14次之多（暗指海德里希的人制造的案子）。必须对这些侮辱进行报复。“从今以后，炸弹就要用炸弹进行回应，使用毒气的人应该用毒气教训他。那些在战争中不遵守人道主义的人别指望我们会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他。”在演讲结束之后，代表们投出了“庄严”的一票，赞成把但泽并入德国。不过这一次希特勒除了警示危险，还像先知一样发出了预言。他说，他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一切，“我现在希望自己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个战士，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这样我就可以穿上至为神圣亲切的制服。我会穿着这身制服，直到我们取得胜利——倘若我们未能取胜，我宁愿死，也不会脱掉它！”看来，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如果战败就自杀的想法了。[194]
Ⅲ
英法和波兰一样，在波兰危机开始时其军事力量就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英国政府于8月31日下令全面动员，同时由于担心德国空袭，开始将妇女和儿童撤出城市。政府大楼外堆满了沙袋，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张伯伦开始讨论要成立战时内阁，并把丘吉尔这种反对绥靖政策的人纳入其中。但是8月份后期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又使张伯伦重新认为和平解决问题不是没有可能。英国内阁内部爆发了激烈争吵。当张伯伦犹豫不决时，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还在继续和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协商。但是协商没有任何结果。内阁的多数成员都拒绝了推迟决定的提议，要求对希特勒发出“最后警告”。1939年9月1日，亨德森通知德国政府，意大利人提议、希特勒于8月29日发出邀请、讨论波兰局势的会议只有在德军停火并撤退的情况下才可能召开。[195]
1939年9月2日，英国外交部和意大利人以及法国人进行了数小时的电话讨论。快到晚上8点时，张伯伦面对着一个水泄不通的下议院。他首先说自己没有从希特勒那里获得对前一天“最后警告”的任何回应。他接着又说：“这一延迟的原因可能是德国人还在考虑意大利政府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停止互相敌对，由英法波德意波五国立即召开会议。”他没有提到回应是否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提到波兰此刻正深陷于杀戮与灾难之中，德军地面和空军部队正在屠杀波兰军民。他模棱两可的话语令此次事件仿佛又是一起“慕尼黑”。但值得庆幸的是，整个英国及其政治精英的想法从1939年3月就已经开始转变了。绝大多数人现在都确信，第三帝国的目标是统治欧洲乃至全世界，现在到了阻止其野心的时候了。怒火开始在下议院燃烧。阿图尔·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站起来代表反对派发声，但被粗鲁地打断了。“我代表工党……”格林伍德开头说道。“你应该代表英国！”托利派的后座议员莱奥·埃默里（LeoAmery）叫道。这样的情绪弥漫在整个下议院。[196]
格林伍德巧妙地应对了这个局面。“我非常困扰，”他说，“38小时之前发生了一次侵略行动……现在，英国、英国代表的一切，以及整个人类文明都受到威胁，我很好奇我们还能够再犹豫多久。”格林伍德的一席话引发了众人对张伯伦的广泛激愤，首相被彻底击垮了。当时在议会旁听席上的一位观众后来这样描述张伯伦：他看起来像“一个慌张的老头子，声音和双手都在颤抖”。在下议院会议召开之后，震惊于张伯伦的退让的内阁多数成员，在没有张伯伦参会的情况下直接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内阁决定，张伯伦必须向德国人发出最后通牒。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担心，如果他们不发，政府就会垮台。英国的公众意见要求下定决心采取行动。11月20日，伦敦城雷雨交加，内阁连夜再次开会做出了决定。第二天，即1939年9月3日早上9点，亨德森向德国的外交部递交了正式的最后通牒：德国人须在两小时内同意停火并退兵，否则英国将向德国宣战。[197]
德国人早就准备好了一份冗长的回复，于最后通牒过期的那一刻即11点稍晚时候交给了亨德森。在回复中，德国再次强调它想要的只是修正不公平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人还指责英国人助长了波兰的嚣张气焰。当天中午，法国人也发出了一封内容类似但篇幅稍长的最后通牒。这份最后通牒也被德国拒绝了，但德国保证自己没有侵略法国的意图。此时此刻，张伯伦已经通过广播向英国人民宣布，由于德国没有对最后通牒做出满意答复，“我们英国现在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我的一切努力，”张伯伦在稍晚时候告诉下议院，“我的一切期望，我在我的公共生活中信奉的一切，都已被碾得粉碎。”刚到下午时，希特勒向全德发布了一连串声明，通告了英国对德宣战的消息。希特勒告诉德国人民，他已经尽一切努力保卫和平，但是英国的好战分子就是不允许。要怪罪的不是英国人民，而是他们的犹太寡头领袖。他对纳粹党及其成员希特勒则讲得更直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敌人，那些犹太民主领袖，现在把英国人民拖入了和德国的战争之中。”他告诉属下，并加了一句，“1918年的事情绝对不会重演。”[198]
但是德国的其他人可没有这么确定。一年前慕尼黑危机时，曾经有保守派一起反对希特勒的好战倾向，而当希特勒把注意力放到波兰身上时，他们更害怕了。于是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和英法政府取得了联系，但传达的信息却非常混杂，有的人要求英法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有的人寻求在欧洲范围之内解决问题。他们的提议并没有被认真对待。[199]当希特勒撤销了入侵波兰的第一批命令时，沙赫特、奥斯特和卡纳里斯等人认为这打击了希特勒的权威地位，会使他下台。但是这一次，保守派失去了军方将领的支持。面对波兰的抵抗，高级将领们在军事上信心更足（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长期以来就心怀要打垮波兰的野心；他们长年累月地受到希特勒的恫吓；在成功分裂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松了一口气——这些因素使他们不再对希特勒在政策上的全面冒进持保守态度。这时，距慕尼黑危机已有一年之久，德军已经为入侵波兰做了更好的准备；苏联已经宣布中立；当时英法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挽救波兰。早在1938年9月，希特勒就已经想要发动战争了，但却被在最后一刻英法两国坏了好事。这一次，他的决心要强很多。尽管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希特勒的态度似乎反复无常，但他入侵波兰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即使要冒在欧洲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当时仍在寻求避免和英国人冲突的戈林曾经在1939年8月29日向希特勒建议，称没有必要“赌上一切”。希特勒回答说：“在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我总是把所有筹码放在桌上。”[200]
但是，德国人民并不想孤注一掷。到了1939年8月29日，他们已经非常害怕。据一个官员报告，巴伐利亚乡村地区的埃伯曼施塔特气氛“非常压抑……尽管没有发现害怕战争的迹象……但也没有人欢迎战争。对世界大战及其惨痛后果的记忆依然十分鲜活，容不得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好战情绪肆虐”。几周之后，另一份报告说，战争的爆发在民众中引发了普遍的失望情绪。[201]社民党观察家也持相同看法：“没人对战争有热情。”[202]9月3日中午，威廉·夏伊勒站在威廉广场，和在场约250人一起听到了广播有关英国宣战的消息。“当广播播完的时候，”他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他决定再去看看其他人的反应。“我走上街头，”他说，“人们的脸上尽是震惊和沮丧……我相信，1914年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柏林的确曾经陷入狂喜。可是今天，没有兴奋，没有欢呼，没有庆祝，没有鲜花，没有战争狂热和歇斯底里。”1939年9月，1914年的传奇精神并没有再现。鼓动德国人憎恨新敌人的宣传攻势已然失败。[203]
德国进入战时状态后，遍地都是恐惧和担忧。在汉堡，路易丝·索尔米茨陷入了绝望。“谁能让奇迹出现？”1939年8月29日她问道，“谁能够帮助扭曲的人性远离战争走向和平？答案很简单：没人能办到……一场世界从未经历过的屠杀开始了。”[204]人们尤其害怕的是德国城市遭遇空袭，而街区监护不厌其烦地组织人们预演空袭保护措施，更是使这种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空袭嘛，”路易丝·索尔米茨丈夫的一个熟人在1939年8月31日说，“如果只是一点点的话，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能够减轻前线的一些压力。”弗里德里希说，如果士兵的父母、妻子、孩子以及家庭都被空袭毁灭了，你确定前线的压力能减轻？[205]路易丝·索尔米茨并没有指望能获得多少保护，她缝了一些沙袋，堆放在自己的窗前。“充满血腥和残忍的世界，”战争爆发时她记录道，“我们进入了一个恐怖的时代，三十年战争和这个比起来简直就是星期日的学校郊游……二十一年过去了，欧洲的伤口愈合了，西方世界却要毁灭了。”[206]
Ⅳ
自1933年纳粹上台后，战争便一直是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追求的目标。从那一刻开始，到1939年9月战争正式爆发为止，他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上，一刻也不曾停歇，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欧洲乃至世界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这些妄想症从希特勒和施佩尔为柏林准备的大型建筑计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端倪。按照他们的计划，柏林要成为日耳曼尼亚这个新世界的首都。纳粹主义占领和征服世界的无尽野心相应地催生了一场改造计划。改造的目的在于重塑德国人民的心灵、精神和身体，令他们能够在未来扮演新的优等民族。从1933年起，纳粹党开始无情地对德国各种社会机构进行深度整合，使它几乎垄断了和德国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组织。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在1933—1934年间宣布，要把新德国和旧德国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建立第三帝国。他们要综合传统和革命，一方面安抚保守派精英，另一方面把纳粹运动的巨大热情引向建设新德国。1934年6月末，纳粹集团中要求永久革命的激进派在“长刀之夜”中被无情镇压。同时，保守派也收到血腥警告，第三帝国不会再回到德皇的旧时代。
不过，似乎于1934年6月30日的流血事件中得以恢复的新旧势力平衡实际上正在被彻底打破。天平正在毫无疑问地向新的一方倾斜。匈牙利等国曾经在一战结束之际爆发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革命失败后建立了反革命政权。但第三帝国远非一场反革命的结果。它的雄心壮志可不只是要恢复任何真实的、想象的、净化过的或改良过的现状。纳粹刚刚当权，旋即开始整合主要的社会机构，其中包括上台之初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没有染指的领域：军队、教会和商业。这一次整合十分艰难，因为以重整军备为优先的政策同时涉及商业和军事，需要审慎进行。对人们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掀起的挑战引起了工人运动被镇压之后纳粹当局所能遇到的最公开和最直言不讳的抵抗。但是到了1939年，纳粹当局的整合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商业界最开始非常欢迎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带来的利润，但是后来在纳粹当局看来商人们还是不够爱国。从1936年开始，商业界备受打压，接受了系统化的改造，受制于备战狂潮，使逐利动机居于次席。沙赫特的经济管理模式虽然大胆且充满想象力，但终归还是囿于传统，最终因为阻碍了全面备战而于1937—1938年被彻底抛弃。从1934年开始军方就主动臣服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在接下来三年时间里积极配合实施了重整军备计划。不过随着备战脚步在1938年初开始加快，贝克、布隆贝格和弗里奇等高级将领开始犹豫，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一起被希特勒换掉。当希特勒在1938年9月成功吞并苏台德地区之后，剩下的一些怀疑者也都缄默不言了。
到了这个时候，纳粹政权也已经在文化政策领域明确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在1937年7月慕尼黑的堕落艺术展上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反对现代艺术的态度。纳粹当局还开始推行无情的优生学政策，扫清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寻找培养身体和精神上都趋于完美的雅利安种族的方法。在这个领域，政策一开始就趋于激进。被归为堕落人群的人遭到强制绝育，犹太人被清理出文官系统、脑力劳动行业以及经济领域。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后，德国人的性生活都开始受到限制。不过，在这个领域相关政策推进的步伐是在1938年才明显加快。处理婚姻问题又有新法通过，确保只有在遗传方面符合标准的德国人才能够生育后代，并出于对种族利益的考虑鼓励没有子女的夫妇离婚。1938年11月9—10日的反犹主义大迫害，德国的犹太人社区随后遭遇的最终洗劫，以及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分享的仅存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不复存在，这些都只是纳粹政权推进政策步伐加快最明显的表现。还有一个变化经常被人忽视，但其影响对承受者来说同样严重：1937—1938年间集中营的功能从镇压和监禁社民党——共产党抵抗运动残余分子（当时几乎已经被完全消灭）变成了关押优生学意义上的不良人群。这些人愈发频繁地被当作奴隶去参加劳动，包括在采石场当苦力、干重活等，最终目的就是要杀死他们。
纳粹分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开历史倒车。相反，他们对现代性的迷恋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这种迷恋在军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公司、武器生产线、医药研究实验室以及化学公司的设计室中清楚无误地展示了出来。优生学（其中包括强制绝育）在当时被全世界的科学家和评论家广泛接受，被认为代表着社会政策的现代化。在支持者看来，种族概念是人类事务的核心，这一理念得到了他们眼里的所谓现代科学最新发现的支持。现代性在第三帝国还有其具体可见的表现形式。新的药品、取代汽油的合成燃料、橡胶和自然纤维、新的通信工具（如电视等）、新的合金、能够升入太空的火箭等众多高新技术都获得了政府的热情支持。政府出资建立研究机构，还为大公司研发提供资助。纳粹在现代主义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高速公路。这些不可一世的公路穿越高山，横跨深谷，路面一尘不染，光芒耀眼。骑士团城堡、纽伦堡纳粹集会所、柏林新总理府等纳粹建筑以最先进的技术套上了新古典主义的外衣，而新古典主义是当时全球最流行的公共建筑理念。在艺术领域，虽然希特勒让德国美术馆和博物馆把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艺术品从墙上拿了下来，但受纳粹青睐的阿尔诺·布雷克尔及其模仿者创造的并非是传统的人体雕塑艺术，而是一种新型人类，它拥有完美的身体，渴望着暴力。即便是“血与土”派的德国艺术家，描绘的也不是过去等级森严、顽固保守的乡村世界，而是一种新秩序：在新秩序之下德国农民独立、富足并且自信，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为德国提供食物。对数百万德国人来说，第三帝国大规模地推广技术奇迹，这些奇迹有的已成现实，如人民收音机，有的则在计划之中，如大众汽车，它们意在让所有人一起分享现代性与进步的成果。[207]
在纳粹领导层看来，现代性和冲突与战争紧密相连。受现代科学支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纳粹的思维方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各个民族和种族争斗不休的世界。因此，在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看来，让德国以及德国人民适应战斗非常重要。随着这种需要愈发迫切（主要是从1937年末开始），纳粹当局的激进和无情变本加厉。[208]传统的限制被抛诸脑后，当局为重塑德国和德国人而展现出的彻底和无情罕有其匹。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屈服于一个目标：让人们的头脑为战争做好准备。中学和大学越来越像军事训练营，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都受到严重损害。类似的训练营进而涌现于各个领域，几乎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帝国从事了一场人类工程学的巨型实验，既包括身体工程学，也包括精神工程学。实验无限深入个体的身体和灵魂，意图对其重加改造，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感觉和行动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强制、恐吓和宣传。如果一个国家应该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那就是第三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