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纳粹当局的镇压和监控机制在希姆莱党卫队支持下逐渐系统化，对集中营产生了显著影响。[149]1933年夺权之后的头几个月，纳粹党迅速建立了不下于70座集中营；另外还有位于冲锋队各支部的审讯室和小型监狱，这些机构不为人知，但可能数量更多。当时，这些机构关押了约4.5万人，被看守殴打、拷问和习惯性侮辱，数百人被虐待致死。被关押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工会人士。不过在1933年后半年和1934年前两三个月，这些早期的集中营和临时拷问中心多数都被关闭。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设立在斯德丁（Stettin）伏尔铿造船厂（Vulkan shipyard）的非法集中营，在州检察官的命令下于1934年2月关闭。许多带头折磨囚犯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军官被送上审判席并处以长期徒刑。但在这之前，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的赦令便已经释放了大量饱受折磨和惊吓的囚犯。1933年7月31日一天释放了集中营1/3的人。到了1934年5月，和一年前相比集中营囚犯数量只剩下了大约1/4，此时纳粹政权开始对剩下的囚犯实行标准化和系统化监禁。[150]
在此之前，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曾于1933年6月指控达豪集中营的长官瓦卡勒（W?ckerle）涉嫌和营内医生与管理人员一起谋杀囚犯。[151]瓦卡勒曾协助希姆莱制定集中营的规章制度（虽然制度并未得到完全贯彻），希姆莱被迫于1933年6月26日将瓦卡勒撤职，代之以新长官特奥多尔·艾克。艾克以前是个警察，职业生涯大起大落。他出生于1892年，当过军需官和保安，后来在党卫队内部一路晋升，于1931年末当上了营长，手下有1000人。但是，他在第二年被指控企图用炸弹制造恐怖袭击，被迫逃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曾经代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管理过一个难民营。1933年2月艾克返回德国参与纳粹夺权。但不久之后他就和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的纳粹地区领导人约瑟夫·比克尔（Josef Bürckel）大吵了一架。比克尔把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希姆莱为艾克做了精神检查，发现他一切正常。[152]鲁道夫·霍斯（Rudolf H?ss）曾经是艾克在达豪时的下属，形容他是“意志坚定的老纳粹信徒”，视早期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为“国家的死敌”，“必须好好修理他们，如果他们胆敢反抗就立马消灭”。[153]
1933年6月，希姆莱想起艾克在意大利管理难民营时有些成功经验，于是就派他去管理达豪。不久之后，刚刚走马上任的艾克报告称他发现警卫有腐败行为，集中营装备老旧，管理人员士气低下。这里“没有弹药筒和步枪，更别说机枪了。全体工作人员中只有三个人知道如何使用机枪。我的人住在灌冷风的工厂里，整个集中营到处都那么寒碜可怜”。当然，艾克说的“整个集中营”是指警卫，对囚犯的可怜处境他只字未提。艾克换掉了12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半。1933年10月，他发布了一整套集中营管理规范。这套规范和之前的不同，也对警卫行为做出了规定。规范以表面上的秩序化和统一化取代了过去的恣意暴行，严苛至极。以“煽动”为目的讨论政治和“宣传残暴”的囚犯会被吊死；蓄意搞破坏、袭击警卫以及有任何不服从行为的囚犯都将被直接交送行刑队处理。其他一些小罪也有较轻的惩罚：单独关禁闭，期间只供应面包和水，禁闭时间根据罪行大小而定；体罚（25次杖击）；处罚性训练；连续好几个小时被绑在柱子上或树上；重体力劳动；扣押邮件。在接受额外惩罚的同时，囚犯的刑期也会延长。[154]
艾克的新规范意在防止警卫随意使用私刑，通过设立一种官僚机制，为实施惩罚措施提供依据，以此保护集中营的军官和警卫不被当地法律官员起诉。这样，正式规范就取代了恣意暴行。例如，新规范要求，殴打囚犯须由数名党卫队成员进行，且须有其他囚犯在场，所有惩罚必须记录在案。党卫队警卫的行为受到严格管制。警卫必须按军事化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和囚犯私下谈话，无论是每日的例行点名、监督囚犯做工、发布命令，还是施行惩罚，都必须遵守细致烦琐的规矩步骤。囚犯被发给统一的制服，并有义务保持房间干净整洁。新规范为集中营规定了基础的卫生和医疗条件，这在1933年初的一些集中营里是没有的。集中营外的工作（主要是不间断的重体力劳动）细节得到了规定。艾克还为集中营工作人员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层级式分工制度，并给警卫配发了特殊的领章：骷髅。1934年之后，党卫队集中营管理部门便因此得名。艾克对待囚犯毫不留情，极度残忍，骷髅正好代表了他的做法。后来鲁道夫·霍斯回忆道：
艾克认为，必须对党卫队加以持续的思想灌输和适当命令，让他们知道囚犯的危险和罪恶，使他们面对囚犯时能够完全冷酷无情地对待囚犯。他们要粗暴地对囚犯，消除内心对囚犯的任何同情。通过这样的方法，艾克成功地在一群本性单一的人心中培育出外人难以想象的对囚犯的憎恨和仇视。[155]
霍斯本人于1933年9月加入党卫队，曾通过“血与土”阿塔门联盟（“blood-and-soil” Artaman League）和希姆莱建立了联系。希姆莱后来请他加入达豪集中营的党卫队警卫部队，即骷髅队（Death's Head Formation）。霍斯因严守纪律、勤劳肯干而迅速得到晋升。1936年，他拿到了自己的军官委任书，负责管理仓库和囚犯的财物。
霍斯自己以前进过州监狱。后来他写道，对于多数集中营囚犯而言，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释放是最沉重的心理负担。一个被判以确定刑期的普通囚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而集中营放人取决于一季度一次的管委会评估，任何一名党卫队警卫都可以使坏让囚犯出不去。在艾克的集中营世界里，警卫们可以为所欲为。详尽的管理规定给警卫创造了多种可能性，无论囚犯是否真的违反了规定，无论是违反了哪个层面的规定，警卫们都可以对他们施加残酷的暴行。这些规定就是为了给针对囚犯的恐怖行为提供说得过去的合法借口。霍斯本人曾因无法忍受囚犯们遭受惩罚、殴打、鞭刑的血腥场面而提出抗议。他不屑地写到那些“邪恶、满脑子坏水、坏到根了、残忍、卑下、粗鄙的”警卫，他们为了弥补自己的自卑感将气儿一股脑儿撒到了囚犯身上。集中营内的仇恨并非单方面的。霍斯和其他党卫队警卫都认为，集中营有两大敌对势力在激烈对抗，一边是共产党和社民党，另一边是党卫队。艾克的集中营新规范无疑将使党卫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156]艾克重整达豪集中营的做法自然获得了希姆莱的赞赏。1934年7月4日，希姆莱任命艾克为德国所有集中营的总监。7月11日，艾克被提拔为党卫队高级领导，和保安处局长海德里希平起平坐。[157]他的系统化管理在整个德国成为效法的对象。鉴于州检察官以集中营警卫杀害囚犯为由不断寻求介入，他秘密下令，禁止施行对严重违纪的囚犯处以死刑的规定，而主要将这类规定用于威慑囚犯。随意杀人的情况开始迅速减少，尽管主要原因是集中营囚犯总数下降了。1933年，达豪有24人死亡，1934年降到了14人（不包括清洗罗姆时杀的那些人），1935年是13人，1936年是10人。[158]
1934年和1935年间，希姆莱一方面接管了整个德国的警察系统并加强集权，一方面借着在清洗罗姆之后党卫队权势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将集中营划入党卫队的管辖之下。这时候所有集中营加在一起只有3000名囚犯，标志着纳粹独裁制度已经趋于稳定。集中营管理日渐规范，集权也不断加强。奥拉宁堡（Oranienburg）和富尔斯比特尔（Fuhlsbüttel）两个集中营在1935年关闭，埃斯特韦根（Esterwegen）集中营也在1936年关闭，萨克森堡（Sachsenburg）集中营则在1937年关闭。到了1937年8月，德国全境只剩下4座集中营：达豪、霍斯于1938年开始任职的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专门关押女性的利赫滕堡（Lichtenburg）集中营。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纳粹政权感到局势日益安全，以及它成功粉碎了左翼力量的反抗。1933—1936年期间，政府认为部分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已经吸取了教训，就把他们放了。仍然在押的要么是因为名气太响不能放，比如德共前领袖恩斯特·台尔曼；要么被认为是顽固分子，放了之后肯定还会继续组织抵抗。集中营数量的减少还显示出纳粹当局已经驯服了德国的司法和刑罚系统，现在二者都乖乖地为党效力，1933年冲锋队建立的一些小集中营和审讯中心关门之后，监禁第三帝国政治敌人（真的敌人和被认为是敌人的人）的任务开始主要由州监狱承担。比如1937年夏天，州监狱收押了1.4万名受政府指控的政治犯，与之相比，集中营的政治犯数量简直微不足道。在1933年初的暴力清洗时期之后，负责处理异议者就不再是冲锋队和党卫队，而是政府机关。[159]随着政治犯被释放，这类待处理的案件也减少了。30年代中期对共产党抵抗运动的有效镇压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得到反映：被判严重叛国罪的案件从1937年的5255起降到了1939年的1126起，州监狱的政治犯从1935年6月的23000人降到1938年12月的11265人。[160]但这个数字比集中营的高，从这个时候开始至少一直到二战爆发前夕，警察、法院和监狱系统一直在第三帝国的政治压迫方面扮演着比党卫队和集中营更重要的角色。
地图2 德国集中营的分布情况（1939年）
到了1936年2月，希特勒同意就整个系统的针对目标做出调整。从那时起，希姆莱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既负责防范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的抵抗运动再次兴起，也负责——既然工人抵抗运动已经被镇压——清洗日耳曼种族中的不良成分。这些不良成分包括惯犯、不合群的人，以及从更宽泛的角度讲违背日耳曼种族共同体健康标准的人。这个时候犹太人还没有被独立归类：按照希特勒和希姆莱的理解，清洗工作的目标是净化日耳曼种族，消灭其中的不良和堕落成分。这样一来，集中营囚犯的构成开始发生改变，囚犯数量开始上升。比如到了1937年7月，达豪集中营1146名囚犯中有330人是职业罪犯，230人是触犯了福利管理规定被判服劳役，93人是在巴伐利亚警局反流浪汉和反乞丐的行动中被抓进去的。也就是说，57%的囚犯已经不是政治犯了，这与1933—1934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161]集中营的本质和功能发生了剧变。原本集中营是和人民法庭以及各种特别法庭共同致力于（主要是对共产党的）政治镇压的机构，而现在它成了种族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大批所谓种族堕落的人被关进了集中营。[162]功能上的变化，加之现在不管集中营的警卫和官员在里面做了什么，希姆莱都可以让他们免于被起诉，致使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在30年代中期的相对的平静期之后开始急剧增加。[163]1937年达豪死了69人，比前一年的7倍还多，而集中营的人数仍保持在2200左右没变。1938年死亡人数再次激增，达到了379人，这一年集中营人数也增长到了8000多。布痕瓦尔德的情况更糟。1937年2200名囚犯中有48人死亡，1938年7420人中有771人死亡，1939年的8390人中至少死了1235人。后两年的数据主要源于1938—1939年冬天集中营里斑疹肆虐所造成的影响。[164]
其实，消灭“共同体异类”的行动早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那一年警察多次展开针对柏林黑帮犯罪组织的联合行动，第一次行动就抓捕了好几百名“职业罪犯”。[165]1933年9月，多达10万名乞丐和流浪汉在“帝国乞丐周”被抓，当时正好是冬季救助计划首次实施的时候，人们正在给穷人和失业者捐款捐物。这个现象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国的福利和压迫有着某种联系。[166]这类人并未全部被关进集中营。但是在1933年11月13日这一天，刑事犯和性犯罪者被普鲁士纳入“保护性拘留”的对象，关进了集中营，到1935年已经约有500个这样的人被关了起来。在警察系统被党卫队接管并集权化之后，这项政策被更为广泛和系统化地执行。1937年3月，希姆莱下令逮捕了2000名所谓职业罪犯或者惯犯（指一个曾被多次指控的人，无论犯的事儿有多小）。被“保护性拘留”的人还可以由法院决定他们的命运，而这些人却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直接关进集中营。1937年12月14日发布的一项法令宣布可以把任何被政府和与警察开展密切合作的各类机构认定为“不合群”的人抓起来关进集中营。不久后，帝国内政部和普鲁士内政部扩大了“不合群”的定义，指任何与日耳曼种族共同体不符的人，包括吉卜赛人、妓女、皮条客、流浪汉、无赖、乞丐和流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也可能被算进去；还有长时期失业的人，警察可以从劳动市场获取他们的信息，抓他们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找到工作了，所以这些人肯定是天生不想工作，因此必须矫正他们。[167]
1938年4月，盖世太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搜查行动。搜查范围包括一战前希特勒在维也纳穷困潦倒无事可做时赖以栖身的那种廉价旅馆。到了1938年6月，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已经有2000名和维也纳时期的希特勒状况相似的囚犯。6月13日，刑事警察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又展开了一系列突击行动，这次的目标是乞丐、流浪汉和四处迁徙的人。警方还抓了一些有常居之所但没工作的人。许多地方的警察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海德里希的命令，把所有失业的人都抓了。海德里希要求每个地区警局抓200人，但是法兰克福警察局抓了400人，汉堡抓了700人。全国范围内逮捕的总人数超过1万。[168]一些文件解释了对这些人实行“保护性拘留”的理由，其中经济考量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1938年6月在杜伊斯堡（Duisburg）有一位54岁的老人被抓，一份相关的文件称：
根据当地社会福利部门的信息，C被划为不想工作的人。他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只能由公共财政养着。即使给C分配工作，他也从来不干。他酗酒成性，花光了救济金。C已经被福利部门警告了好几次，是一个典型的不合群、不负责任、不愿工作的人。[169]
C后来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监狱的记录显示，他进入集中营刚过一年半就因身体虚弱而死亡。[170]
被划为“不合群”的人使数量遭到削减的集中营爆满。例如，1938年夏天有超过6000人被带到萨克森豪森，而年初该集中营的总人数还不到2500人。1938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8000名囚犯中有4600人属于“不想工作”人群。新囚犯的涌入使纳粹政权决定为刑事罪犯和不合群的人再新开两个集中营，分别是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新的集中营由党卫队负责管理，并和1938年4月29日新成立附属机构德国土地和石场公司有合作关系。按照该新公司的要求，囚犯们要去山里从事爆破工作和挖花岗岩，帮助希特勒和他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完成宏大的建筑计划。[171]这些“不合群”的人在集中营里也是底层人群，就跟他们在外面一样。警卫对他们非常粗暴，他们几乎像“不合群”所定义的一样，无法像政治犯那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集中营生存下去。其他囚犯瞧不起他们，他们在集中营中无足轻重。他们的死亡率和患病率特别高。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时德国宣布大赦，但他们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获释出狱。剩下的被继续关押，释放日期不定。他们虽然人数下降了，但在战争前夕仍在集中营占主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布痕瓦尔德，根据1938年12月31日的统计，12921名被“保护性拘留”的囚犯中有8892名被划为“不合群”；一年后的12221人中这类人有8212名。以社会边缘人群为对象的搜捕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集中营的人口组成。[172]
Ⅱ
战争前夕，集中营囚犯的数量又有所增加，从7500人增加到了21000人，但这时候囚犯的种类更加多样，不再像纳粹党上台初期那样以政治犯居多。[173]这些囚犯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集中营：布痕瓦尔德、达豪、弗洛森比格、1939年5月取代利赫滕堡成为新的女性集中营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毛特豪森和萨克森豪森。党卫队在找建筑材料时还顺便给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了一个分部，位于汉堡郊区的新加默（Neuengamme），那里出产石砖供希特勒改造易北河港口。还有很多小集中营的建设也次第跟进。提供劳动力日渐成为集中营的主要功能。[174]但是劳动力是会消耗的，且新集中营的条件甚至比30年代中期还要糟糕。1935—1936年冬，一些集中营开始为各类囚犯设计不同的服装，到1937—1938年冬，服装的差异化已成常态。从那时候起，所有囚犯都必须身穿条纹制服，并在左胸佩戴一个颜色各异的倒三角标记：黑色表示“不合群”，绿色代表“职业罪犯”，蓝色是“返迁犹太移民”（人数较少），红色代表“政治犯”，紫色是“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粉红代表“同性恋”。犹太人囚犯被划入其中一类（通常是政治犯），但他们还必须在表示分类的倒三角标记下方佩戴一个黄色的正三角标记。两个三角形合起来便组成一个代表犹太民族的大卫星。当然，这些类别通常划得十分随意和粗糙，但这对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没有影响。集中营的管理手段多种多样，比如给政治犯一些特权，故意激起其他囚犯的憎恨，或者让刑事罪犯管理其他囚犯，以加深不同类别的囚犯间的分歧。[175]
一些幸存者的回忆录揭示了30年代后期集中营内的残酷生活。其中一个幸存者名叫瓦尔特·波勒（Walter Poller），出生于1900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份社民党报纸的编辑。1933年被迫离职之后，波勒便活跃于社民党抵抗运动之中。自1933年初以来，他三次被捕，最后一次是在1934年11月初，盖世太保认定他为反对派写过传单，指控他叛国。四年之后波勒获释，随即再次被捕，被送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亲眼见证，当时集中营内极端的残暴行为已成常态。波勒和他的狱友刚一抵达，便无端遭到开车带他们来集中营的党卫队警卫一顿痛打，他们想逃跑躲避，却被党卫队继续用步枪枪托和橡胶警棍追打。在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后，他们被带到关押政治犯的主营房，一个党卫队军官向他们宣读了集中营的规矩：
你们来了，来的这地方可不是疗养院！你们应该已经明白了。那些不明白的人很快就会明白。放心好了……在这里，你们不是那种被法院判了多少年的囚犯。在这里你们就只是“囚犯”，完完全全的纯种囚犯，要是现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没关系，你们很快就会明白的。你们这群下贱的软骨头！你们什么权利也没有！你们生来只有当奴隶的命！阿门！[176]
波勒很快发现，政治犯的制服质量最好，而且和其他囚犯分开居住。不过，他吃不消在集中营外承担的苦役。幸好集中营里面的社民党和共产党囚犯组织有序，建立了一套精细的非正式互助体系，他们设法帮他弄到一个给集中营医生帮忙的工作。在这个新岗位上，波勒不仅活到了1940年5月最终获释，还仔细观察了集中营的日常运作。囚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各营房由一批高级囚犯负责，囚犯头子负责在列队点名等场合负责集合囚犯和报到，而且他们干这些时几乎和警卫一样粗暴。但是不管职责如何，所有囚犯的命运都捏在警卫手里。他们只要愿意，就从不犹豫使用手中的绝对权力来决定囚犯的生死。[177]
根据波勒的记录，每天早上4点或5点（取决于不同季节）囚犯就会被叫醒，随后依次洗漱、穿衣、像军队一样整理床铺、吃早餐，然后快步冲向操场列队点名。囚犯如果稍有违纪，比如床没收拾好或点名迟到，就会招来囚犯头子或警卫的一顿打骂，或者按照惩罚细则被配给特别繁重的工作。囚犯在列队点名过程中可能被警卫殴打和羞辱。在1937年某日的一次点名中，波勒看见两个政治犯从队伍里被拽了出来，被带到集中营外面枪毙了，没人知道原因。党卫队轻易就能根据那些吹毛求疵的规章制度给他们不喜欢的囚犯定罪，说他违反了某某规定（包括一些模糊的罪名，比如工作懒惰），然后对他们处以鞭刑。按照规定，鞭刑必须要用两张黄色的表格进行记录。囚犯经常被强迫观看违反规定的人手脚被绑在长凳上，脸朝下，遭到党卫队警卫用藤条鞭打。波勒说，没有一次殴打是完全按照纸面上的规定来的。接受处罚的囚犯按规定会被打5次、10次或25次不等，并被迫大声喊出鞭打的次数，如果数忘了，警卫就会重新开始打。规定的藤条常被换成打狗的鞭子、皮带甚至铁杆。囚犯常常会被打到失去意识。囚犯被打得大声惨叫时，监狱常会让懂音乐的囚犯组成的集中营乐队演奏乐曲盖住叫声。[178]
若严重违反纪律，囚犯会被连续数日甚至数周关在一个阴冷漆黑的小屋里，只发给水和面包。在冬天这比被判死刑好不到哪里去。更常见的是两只手腕被绑在木杆上吊好几个小时，会造成长时间的肌肉疼痛与损伤，如果受罚时间再长一点，囚犯便可能失去意识甚至死亡。越狱的企图尤其会激怒党卫队。他们明白，集中营警卫人数不够，如果囚犯决心组织一次大规模逃亡，他们多半挡不住。因此，那些越狱失败的囚犯都会被当众毒打，有时会被活活打死，或者在集中营操场上被公开吊死，同时集中营的长官会警告全营，说这就是试图越狱的下场。有一次在萨克森豪森，一个越狱未成的囚犯被带到操场，先是遭到一顿毒打，然后被塞进一个小木箱里，放了整整一周让全营囚犯参观，直到他最后死去。[179]在这些威胁之下，多数囚犯只能全力活着。如果他们有特殊手工技能，白天就会被派到营内的小作坊工作；但是大多数囚犯会列队去集中营外面从事各种重体力劳动，比如去挖石头为集中营修路，采掘石灰石、砂砾石，或者清理碎石。期间警卫同样会殴打那些被认为干活不努力或者不麻利的人。若是有人离大部队太远，警卫会不做任何警告，直接开枪将他打死。临近傍晚，囚犯会列队返回集中营。他们浑身湿透，筋疲力尽，全身脏兮兮的，却还要再进行一次漫长的点名，有时长达数小时，期间必须立正站好。若是在冬天，有人有时会在严寒中昏倒，被活活冻死。夜里营房熄灯后，警卫会警告囚犯不要外出四处走动，否则会被枪毙。[180]
警卫们的残暴行为不分青红皂白，有时如同虐待狂一般，这主要反映出他们接受的党卫队训练的残暴与虐待性。30年代晚期，达豪有6000名党卫队，布痕瓦尔德有3000名。负责集中营日常管理的警卫（人数要少很多）就出自党卫队。这些警卫多数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比如达豪农民的儿子，或者布痕瓦尔德中下层出身的年轻人和工人阶级子弟。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习惯了艰苦的生活。他们被教育做人要狠，在训练中军官会狂吼着用污言秽语辱骂他们，如果训练没有达标，他们还会遭到羞辱性的惩罚。一个应征党卫队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在武器训练中，如果有人把弹药筒掉在了地上，会被要求用牙齿将它叼起来。他们被灌输的这种意识形态大多强调对日耳曼种族的敌人（比如集中营的那些囚犯）必须要强硬。这些党卫队年轻人一来到集中营就住在自己的营地，基本和外界隔绝，没有什么娱乐手段，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也不能体验当地的日常生活，终日困在枯燥的日常监管工作中。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党卫队当然会对囚犯十分粗暴，每天变着法地用脏话辱骂他们，为了找存在感而为一些毫不起眼的小过失严厉惩罚他们，为了给无聊的生活找点乐子而用各种残忍的游戏来折磨他们，让他们体验一遍自己在接受党卫队训练时受到的身体侮辱和艰难困苦；毕竟，这是他们唯一知道的训练方式。当然，那些最迟于1934年之后加入党卫队的都知道他们将面对什么，所以来的人都是已经接受了很重的意识形态教育的。而且，不想每天在集中营施暴的人随时都可以辞职，事实上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了，特别是在集中营生活变得极度严酷的1937年和1938年。比如，1937年约有8000人退出党卫队，其中包括退出骷髅队的146人。146人中有81人系主动申请退出。1937年4月1日艾克下令，骷髅队中“不能服从命令、总想讨价还价的人必须离开”。一名在1937年复活节前后上岗的集中营警卫目睹了囚犯被打，并听见了牢房里的惨叫声，便向长官申请调离岗位。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士兵，而不是一名狱卒。这个警卫被强迫做处罚性的训练，艾克还亲自找他谈话，想让他回心转意。不过他意志坚定，最后他的申请在1937年7月30日获得通过。这充分说明，那些留在集中营的人都忠于职守，丝毫未因囚犯所受的折磨而心怀顾忌和愧疚。[181]
也曾经有数千名囚犯获释，得以走出集中营，尤其是在1933—1934年。“我知道，”一个集中营高级官员向瓦尔特·波勒发放释放文书时告诫他，“你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公众可能并不完全知情的事情。但你出去之后必须绝对保持沉默。明白吗？如果你出去乱说话，你很快就会回来的，那时候你就知道乱说话的下场了。”[182]在集中营里，囚犯和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受到限制，按纪律，集中营军官和警卫也不能和外人聊自己的工作。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本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早些时候还有警察和检察机关想要调查发生在集中营内的谋杀案，但都被冷冷拒绝。[183]到了1936年，集中营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法外机构。但是，纳粹当局毫不隐瞒存在集中营这一事实。达豪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当时的媒体曾对此广泛报道，后来还有一些报道讲共产党人、帝国旗帜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因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投入集中营的，集中营囚犯数量是如何迅速增至数百人，他们是如何被弄去工作的，集中营里那些骇人听闻的残暴故事是多么荒唐。媒体公开警告人们，不要试图进入和窥探集中营，也不要试图翻越集中营的围墙，否则会被射杀，结果那些故事散播的恐惧和忧虑进一步加深。[184]对集中营的莫名恐惧逐渐发酵，因为人们只能根据获释囚犯严重受创的身心来猜测里面的真相。如果要问在某段时间内参加政治抵抗，表达政治异见，或者在1938—1939年前偏离第三帝国公民应该遵守的正常行为规范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没有比这更让人恐惧的答案了。[185]
Ⅲ
盖世太保不断攀升的权力和令人恐惧的名声最能显示纳粹当局的恐怖统治。在褐衫军制造的第一波大规模暴力活动退潮之后，警察在纳粹政权的镇压机器中开始扮演核心角色，他们四处追捕政治犯等各种类型的犯罪分子。警察中尤以盖世太保名声最响，它几乎快要被神化为全知全能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力量。没过多久人们就开始怀疑每个酒吧和俱乐部都有密探，每个办公室或者工厂都有间谍，每辆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每个街道角落都有眼线。[186]但事实绝非如此。盖世太保的组织规模其实很小，它能够花钱养的特工和告密者数量非常有限。1934年，以造船闻名的城市斯德丁只有41名盖世太保军官，法兰克福也一样；1935年，不来梅的盖世太保军官只有44人，汉诺威只有42人。1937年3月，人口高达400万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即使把杜塞尔多夫总部和其他地区分支都算进来——一共加起来也就只有281名盖世太保特工。他们可不是什么纳粹传奇人物；他们一般都是职业警察出身，从魏玛时期或者更早时就已经开始工作。许多人首先把自己看作训练有素的专业警察。比如在维尔茨堡（Würzburg），1933年1月末只有当地的盖世太保头子及其继任者加入了纳粹党，其他人都对政坛敬而远之。虽然盖世太保从第三帝国早期就开始接受党卫队负责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领导，但1939年整个德国所有2万名盖世太保军官中只有3000人是党卫队成员。[187]
参加盖世太保的职业警察包括他们的领袖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一个纳粹地方官员曾在1937年写道，“我们不敢想象他竟然是党员。”那年纳粹党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反对纳粹运动的丑陋人物”是如何成为盖世太保头子的，他甚至曾嘲笑希特勒是“失业的移民粉刷匠”和“奥地利逃兵”。不过，另一些纳粹官员注意到米勒“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的超凡能力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承认”。狂热的反共立场是他在纳粹政权中经久不衰的关键，这一立场产生于他19岁当警察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该案与一战后慕尼黑革命政府的“红军”Ⅰ杀害人质有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米勒曾经领导过慕尼黑警察局的反共部门，他把镇压共产主义置于一切工作之上，有时候甚至连政府强调的“准确执行法律”原则都弃之不顾。此外，米勒17岁时曾志愿参战，并因英勇无畏屡获表彰。他坚守责任和纪律，像执行军令一样完成任务。他是个工作狂，从不休假，也几乎从不生病；不管德国是什么政体，他都忠心为祖国效力。他认为为国效力和无条件服从祖国的命令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更是他自己的责任。海德里希非常欣赏米勒的效率和忠诚，便留下了他，把他和他的整个团队一起招入了党卫队保安处。[188]
盖世太保的上层领导人多数都是坐办公室的，并不在一线工作。他们的许多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更新信息以便提供翔实的卡片索引，处理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指令和规范，填写各类需要的文书和文件，以及和其他部门机构争权夺利。魏玛时期的政治警察系统已经为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建立了详细索引，在此基础上，盖世太保想专门整理一份“国家公敌”的详细清单，其中包括将遭受不同待遇的各类敌人，以颜色各异的标签加以区分：共产党人是深红，社民党人是浅红，“心怀不满”的人是紫罗兰，等等。官僚化的警察制度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信息搜集、后续处理以及保存信息所需的人力致使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预算从1933年的100万马克增长到了1937年的超过4000万马克。[189]
在盖世太保处理的案子中，只有不到10%的线索来自己方调查，有些线索出自拿钱的告密者和间谍，但多数是通过受雇的临时工获取的。有些能够查验身份的机构，比如人口登记处、地方刑事警察局、铁路局和邮政局等也各有贡献。有时盖世太保还请认识的纳粹积极分子帮忙追踪反对势力。不过，即使这些人拒绝帮忙，多数情况下盖世太保似乎也不会对他们不利。德国女生联盟的积极分子梅利塔·马施曼（Melita Maschmann）曾被盖世太保联络，要求她去监视一个以前的朋友，因为这个朋友的兄弟们都加入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抵抗小组。马施曼拒绝了这一要求。她后来写道，“他们每天都来骚扰我，最后还质疑我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但除此之外，她再没遇到任何麻烦。不知为何，最后她还是改主意了。女生联盟的一个高级成员说服了她，使她相信抵抗小组“正在威胁德国的未来”。于是她服从了命令，但却未能取得那位朋友家庭的信任。当她带着盖世太保去抵抗小组预定的集会地点时，房子却空无一人。“盖世太保的官员，”她回忆说，“在房外面等我，他骂了我一句，然后把我开除了。”后来她还是留在了女生联盟，她认为那仅仅是因为她作为宣传员还有一些价值。[190]
有关工人抵抗运动的情报大多来自熬刑不过而供出同志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盖世太保特工也许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但残酷的审讯也是他们分内之事，只不过其中的脏活都由为此专门雇佣的党卫队恶棍来干。共产主义水手里夏德·克雷布斯（Richard Krebs）曾经生动描述了盖世太保的审讯过程。克雷布斯在国会纵火案之后仍然留在德国为共产国际当情报员，于1933年在汉堡被捕。在接下来几周内，他遭到了无情的殴打和鞭笞，期间与世隔绝，不许请律师，也不许和亲人朋友联系。审讯间歇时，他就被绑在一个小囚室的护栏上，不准擦洗。他的拇指在一次审讯中被打骨折，但没有得到处理，只用绷带缠住了事。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劈头盖脸向他提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明显是基于已知的信息和一堆从20年代就开始收集的警局资料。克雷布斯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富尔斯比特尔的地方监狱，有时候他也被带到汉堡的盖世太保总部，一边被党卫队殴打，一边接受警察讯问。几周过后，克雷布斯的后背已是血肉模糊，肾脏因为党卫队有目的的殴打而严重受损，一只耳朵失聪。尽管如此，克雷布斯仍然拒绝透露和他工作组织相关的任何细节。[191]
后来克雷布斯被转移到了柏林的盖世太保中心办公室，那里的审讯手段更为高级，且不那么残暴。囚犯不会遭到残酷殴打和人身羞辱，而是被迫以非常难受的姿势长时间站立或者跪着，直至筋疲力尽。但是审讯的气氛和在汉堡并无不同：
走廊污秽不堪，办公室是斯巴达式的极简风格。士兵们在威胁和踢打声中在大楼里的各个楼层到处驱赶着戴着镣铐的男囚犯。一排排女孩和成年女性面朝墙站着，鼻子和脚尖紧紧贴着墙。办公室的烟灰缸已经满出来，墙上挂着希特勒和他的副手们的肖像，满屋都是咖啡的味道。一些穿着整齐漂亮的女孩在打字机后面干练地工作。她们好像对囚犯的悲惨和痛苦毫不在意。办公室角落里还有成堆缴获的出版物、打印机、书以及照片，盖世太保特工在桌上打盹儿。[192]
不久之后，盖世太保又拾起那套残暴的方法对付顽固不化的共产主义水手克雷布斯。克雷布斯后来声称，他们用橡胶警棍持续不断地殴打他达数小时之久，还让一些经不住警棍殴打而屈服的前党内同志来看他。不过，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他妻子落入了盖世太保手中。盖世太保向他透露，他的妻子从流亡中回到德国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在她流亡前被带走，在国家福利机构中失去了消息。克雷布斯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盖世太保对他妻子不利，于是和共产党狱友接触，表示自己想假意为盖世太保工作，但实际上做共产党的双重间谍。他成功隐瞒了妻子在他被捕之后就退党了这件事，使得狱中的共产党人误以为他是在设计救助一个陷入纳粹魔爪的同志。他们同意了，他的计谋也成功了。1934年3月，他向盖世太保“投诚”，并至少在一开始成功骗取到盖世太保的信任。[193]形势出现了逆转。克雷布斯在一次大赦之时获得自由，并重新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他给盖世太保提供的许多信息要么是错的，要么是他确信盖世太保已经从其他渠道得知的东西。盖世太保疑心渐起，拒绝释放克雷布斯的妻子。他的妻子最终于1938年11月死于监禁之中。克雷布斯说服盖世太保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会更有用处，于是获得了前往美国的许可。他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德国。[194]他的故事显示出盖世太保、党卫队、法院和集中营之间迅速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同时也说明，纳粹当局为从共产党特工口中套取有关抵抗运动的信息竭尽所能，为了让共产党特工叛变共产国际而为第三帝国效劳使尽了各种残酷手段。[195]
Ⅳ
扛不住盖世太保酷刑的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提供的信息对于追查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运动非常有用。而在处理其他一些违反纳粹法律的事情时，比如偶尔发发牢骚、讲个政治笑话、表达个人不满等，各式纳粹间谍的报告和群众举报更为重要。比如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经盖世太保地区办公室处理过的“恶意中伤”政府的案子中至少有87.5%源于各种群众举报，这些群众包括酒吧的老板和顾客、被举报者的同事、在街上无意间听到可疑言论的人，或者被举报者的家人。[196]这些举报数量太多，甚至招致海德里希等狂热纳粹分子的怨言，萨尔布吕肯的盖世太保因此警告“一个骇人的检举系统正持续发酵”。尤其让盖世太保失望的是，许多举报并非为了捍卫纳粹意识形态，而是为了挟私报复。党内高层也许曾鼓励群众积极揭露别人的不忠、不满和异议，但他们希望群众这样做是为了效忠纳粹政权，而不是为了发泄私愤和满足私欲。一位历史学家研究了213起举报案后指出，这些案件中的37%起于私人纠纷，另有39%动机不明，仅仅只有24%是出于对政府的忠诚。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的一些居民会去告发另一些吵闹不守规矩的邻居，办公室职员会去控告挡了他们升官路的人，小商人会检举妨碍自己的竞争对手，朋友或同事之间吵架时也偶尔会把向盖世太保举报对方当成撒手锏。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有时会控告自己的老师。不管举报出于何种动机，盖世太保都会调查。如果举报没有根据，他们通常只是将其记录在案，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举报会使被举报人遭到逮捕、酷刑、监禁甚至死亡。[197]
在惩治“恶意传谣”时，警察、盖世太保和法院倾向于对中产阶级宽容以待。但如果违法者是个工人，那么惩罚就严重得多。但传谣者多属于中下层阶级，因为来自这个群体的举报是最多的。在法律支持下，特别法庭会严厉惩处并非认真的政治异议（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异议），1933年判了超过3700人，其中多数都被关进监狱，平均刑期达到六个月。在法兰克福特别法庭受审的被告中，有2/3是在酒吧聊天时被一起喝酒的人举报的。这些被举报的人多数出自工人阶级。也许是因为纳粹当局怀疑里面可能有共产党或社民党的地下党员，纳粹党员对待他们比对待中上层阶级的传谣者要残酷得多。[198]曾经有一项研究以慕尼黑特别法庭处理的数千件“恶意传谣”案为分析对象，其结果显示，1933年有约50%的举报是出于党派政治动机，而在1936年到1939年间这一数字降到了12%。法院在1933年和1934年摧毁了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抵抗意志后，便开始履行新的职能：消灭对政权的任何公开批评。在30年代后期，被指控者之中纳粹前党徒和保守派的人数有轻微增长，天主教徒的人数则大幅攀升。[199]
因违反《恶意传谣法》（Malicious Gossip Law）而被送进监狱的人传播的“谣言”多种多样：纳粹政权压制人民自由，文职官员薪水太高，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反犹色情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让德国文化蒙羞，达豪的囚犯遭到残酷殴打，希特勒是个奥地利逃兵，褐衫军有很多前共产党员（这是天主教保守派最喜欢讲的），赫尔曼·戈林等领导人腐败透顶。这些所谓的传谣者并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从原则上对纳粹政权持激进批评态度的人，他们的违法言论通常不过是在含糊不清地表达不满，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200]有些官员内心深感不安，因为正如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在1937年时说，“特别法庭处理的人大部分是喜欢嚼舌头的人。”在他看来，根据《恶意传谣法》逮捕和审判的违法分子多是一些爱发牢骚的人，并非真正反对政府。“当然，严厉打击反叛言辞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但是对一些基本无害的闲聊也施以如此严厉的处罚，可能会使亲人和朋友之间互不信任甚至反目成仇。”但是他没说到点子上。诚然，讲纳粹领导的笑话和对他们不敬的言辞不会演变为原则性的抵抗运动，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在发泄过剩的精力而已。但是，纳粹党可不仅只是想镇压主动抵抗，还想消灭哪怕只有一丁点的不满，不能出现任何表明人民没有万众一心和全心全意支持自己的迹象。因此，恶意传谣和政治笑话与直接批评和抵抗对它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