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皮寓京日久，只以饮酒赋诗为事。樊云门时随杖履，亦复乐此不疲。某日南皮在琉璃厂搜求骨董，曾忆李文忠于庚子议和之岁，尝谓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文忠此语先得我心，当樊增祥未曾赴陕之先，日与南皮诗酒流连，颇极赏心乐事。濒去时，作书留别，有曰：“倘或前缘未尽，定重逢问字之车。如其后会难知，誓永立来生之雪。”南皮见而恻然流涕。亦可见师弟情深矣。自樊增祥之官陕西后，独处无聊，时至龙爪槐、锦秋墩等处闲游。车敝马羸，见者几忘其为封疆大吏也。樊增祥，张南皮特拔之士也，于结纳李莲英之外，复依附仁和，尝宣言曰：“仁和如劾南皮，己当代为主稿，则南皮罪状可以纤悉无遗矣。”南皮闻而大怒，召之至，顾之冷笑曰：“君今俨然吴中行矣，其如我非张江陵何。”
南皮督粤时，经营广雅书院，糜金巨万，校藏旧学诸书，风雅好事不减阮文达也。一夕兴发，手书一额，并撰七言楹联一副。饬匠火速制成，明日午前必见之于讲堂之上。诸匠皆有难色，一黠匠曰：“吾能为也。”明日午前果已告竣，南皮大喜，赏赉有加。未及半年，额与联俱拳曲如梳矣。后知匠先以额木锯分四片，联木锯分十四片，以匠四人环一额而刻之。额凡四片，需匠十六人。联凡十四片，需匠五十六人。然后钉以贯之，漆以涂之，油以泽之。骤视之固无斧凿痕也。此匠亦深得战国策九九八十一万人扛鼎之遗法哉。
魏午庄尝具柬请南皮宴饮，南皮复之曰：“近方具疏，笔墨繁劳，不出门已三日矣。”此风一露，阖省大惊。南皮最恨吸鸦片烟者，粮道胡砚孙适犯此病，而南皮极赏识之。一日接见诸员痛诋吸鸦片者，末指胡曰：“像他吃烟这才无愧。”胡因自行演说曰：“职道起得最早，只抽六口。晚上睡得迟，就抽十口烟也。不妨事。”言至此，目视黄花农方伯。黄急起立曰：“司里也最恨吃烟的。”散衙后有人谓黄既作此语，则其不吸烟可知矣。然藩署常熬广土，大约不是姨太太，就是师爷也。
《南亭笔记》卷16
其二
文襄督两广时，倪公文蔚为巡抚。文襄以倪新进，颇慢易之。倪亦负气不稍让。二人意见日深，时相龃龉。一日，倪以事谒总督，文襄拒不纳。三谒三拒之。倪问何时可见，期以旦日日中。倪先期往，日过午，仍不获见。倪私问仆从：“大人有客乎？”则对曰：“无之，签押房观文书耳。”问何不禀报，则曰：“大人观文书，向不许人回话。”倪愈不怿，大步闯然入，戈什大声言：“巡抚至。”瞥见文襄执书坐安乐椅中，若为弗闻也者。倪忿然作色曰：“督抚同为朝廷命官，某以公事来，何小觑我也。”拂衣竟出，欲辞官。将军出调和之，为置酒释嫌。二公皆许诺。届时倪先至，文襄日旰不来，将军强致之。至则直入坐上座。将军起奉卮，文襄立饮之。将酌以奉倪，文襄又饮之。倪大怒，推案起，脱帽抵几，径回署。即日谢病，政府知之，乃调倪他所。
倪既去任，文襄护理巡抚。两署悬隔往返颇不便，思空中构铁桥，沟通两署，召工雇值约二十余万金。款无出，颇踌躇，忽接港电，有候补县某持总督印札，借某事向港澳华商募捐，已集得银十余万，未审有之乎。文襄愕然，己即复电言有之。适某兵轮以事至港，即命管带诱其人偕来，毋使逸。既至，署命闭之空室中。某知败露，首领将不保，彷徨无所措，欲自裁，窗外环伺者众，不得隙。夜二鼓，文襄自内出，某愧汗伏地叩头请罪。文襄不顾，但曰：“汝胆大至此，不可赦，不可赦。”良久良久，乃命之起赐座，加以颜色曰：“吾今赦汝，汝能更为此乎？”某惶恐曰：“愿尽力。”于是更给以札，使往南洋群岛。又募得十数万金，而铁桥以成。桥成后，每夕阳欲下时，姬妓辈或靓妆炫服逍遥其上，人望之如半天神仙云。后某督至始拆去之。
《名人轶事》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6）
其三
湖北有富商，刘其姓，长毛其绰号也，以曾隶太平天国部下故名，张文襄督鄂时，屡劝输将，每助赈一次，则为请奖一次，历奖至尚书衔。某年病卒，文襄拟送一幛。时易实甫诸名士，均在幕中，各拟四字，文襄阅毕，笑曰：“诸君所拟非不佳，但于尚书衔，未免抛荒耳。”因援笔自书曰：“红杏飘零。”众皆叹服。
《清稗琐缀》
公利私利
余辜鸿铭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然让茶，余即退出。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
张文襄买古董之被骗
光绪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余，偶遨游琉璃厂，瞥见一古董店。装璜雅致，驻足流览。庭中陈一巨瓮，形制奇诡，古色斓斑，映以玻璃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猝辨。文襄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至鄂，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仆从或以刀试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日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文襄为之不怡者累日。
《名人轶事》
张之洞骄蹇无礼
张之洞以内阁学士出任山西巡抚，后遂连绾疆符。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身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已若矣。湖北提学使黄绍箕用一人为学堂监督，已札委矣。之洞闻而怒曰：“汝今作学司，当受督抚节制，不比提督学院，衔命驰节而来，可称钦差也。”绍箕垂头丧气而出，自是悒郁不伸，未几得疾卒。（学部欲伸学政之夺，乃改为提学司，归督抚节制，与藩、臬并行，这谬荒若此）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征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绎载道，卒托故不往。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剃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偃卧舆中不起。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
《国闻备乘》卷2
张文襄为某令之知己
张文襄入赞枢密，出任封疆，久镇两湖，政绩卓著。其平日，凡僚属秀异者，罔不加以青眼。某令者，历任剧邑，号能员，适解任，侨寓省垣。一日，谒文襄，以楹帖进。文襄见而叹赏，立委某邑篆。句云：“师事几人心北面，感恩知己首南皮。”
《清稗类钞 ·知遇类》
张文襄之用人及其他
张文襄用人，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舍是无可见长矣。名位本高，于幕府宾僚初不注意礼数，坠渊加膝，亦所时有。初移节来两江，余惴惴焉，未敢进谒，恐其幕府我也。后以粮储胡研荪同年属撰刘忠诚祭文，获蒙传见，问答颇为投契，如师弟子然。又询以近时所看书，余以诸先正奏议对。文襄曰：“奏议仍以汝湖南陶文毅为佳。文毅之文，于规行矩步之中，仍有一种灏气精光，不可磨灭。作文固当如是，作官亦何莫不然。”言时捋须摇头。余自觉霨乎其有味。后文襄还镇武昌，蒯礼卿观察（光典）果来言：“宫保欲携君赴鄂。”余婉辞乃止。闻文襄在鄂时，官场以“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十六字为公赠联。公亦微闻之，一日语人曰：“外间谓余‘号令不时，起居无节’，事诚有之；‘面目可憎’，则余亦不自知；至于余之语言何尝无味，余人特未尝与余谈耳。”初余代撰祭文，文襄为改二句，已见存稿。旋命撰刘忠诚木主入祠文，尤为激赏。
《碧斋杂记》
张之洞器量之狭
南皮在同时诸巨公中较有识，然量亦殊隘，陈伯韬（支）《碧（斋）笔记》称：“张文襄镇广州时，林访西观察在其幕府，访西名贺峒，侯官林文忠公长孙也。文襄欲以女妻访西弟，访西白庶母意不可，文襄大惭恨，遂与林疏，后文襄督两江，犹以前事为嫌，访西终不得进用。吾郡易实甫亦文襄所特赏，朝夕进见，靡会不从，后以奉命撰拟文稿中，颇用新名词，文襄大怒，戒从官以后易道来谒，毋得通报，其喜怒有如此者。文襄奖新学而喜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案伯韬所记皆实事，然亦有误。南皮之戒阍人不为实甫通报，殆偶然一次以示惩，非遂不见也。至访西事，予以叩于朗溪年丈，（灏深）得报书云，访西晚年与南皮论事不合则有之，婚事殆传闻之误。
《花随人圣庵摭忆》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7）
张之洞之生活起居
《石遗室文集》卷一，书张广雅相国逸事云：“公日凌晨兴，披阅文书，有事则迟明。余初见公，约迟明往，堂上燃烛以待，寻常辰已见客，午而罢，然后食。有事未而罢，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黄白具，肴果蔬并食，一饭一粥，微醺，进内解衣寝。入夜复兴，阅文书，见客，子而罢，有事，丑而罢，然后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寝，或不进内。寒冬坐藤椅睡，夹以火炉，盖分一日若两日也。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权督两江时，一日舆至旱西门，呼材官询其处，命驻舆，与谈谢安西州门故事，辨证良久乃行。公尝因置酒，问坐客，烧酒始于何时。余曰：‘今烧酒殆元人所谓汗酒。’公曰：‘不然，晋已有之，《陶渊明传》云，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稻，稻以造黄酒，秫以造烧酒也。’余曰：‘若然，则秫稻必齐，《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称秫稻必齐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尝阅余货币论说，有言金币中参铜者，疑之，急召询，余曰：‘公创铸中国银币者，银质略刚，造币且须参铜，况金质之柔乎？’因言金币重二钱余，约参铜十之一，公称善，其虚心类若此。”案此可见南皮性嗜大概。以名士而为达官，既为达官，而仍不脱名士习气，律己简慢，待物宠奖，史传所述至多，近代当以南皮为殿矣。
《花随人圣庵摭忆》
张文襄之敢言极谏
张相当文学侍从时，即以敢言极谏，闻于辇下。朝上封奏，夕发弹章，意气粗疏，昌言无讳。内而宫廷帷幄之机宜，拨乱反正之深计；外而疆臣职吏，尤多掊击；京师均目为清流。同时并称者，有黄体芳、张佩纶、刘恩溥、陈宝箴、宗室宝廷、邓承修诸公，而张相实为之领袖。夫以朝野无事，举国熙恬，而远见先识，已肃然私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致贵近侧目，皆欲得而甘心，曾不稍挫其志，直声震天下。而变法自强之议，亦即萌芽于此时矣。是此一时代也，张相固俨然诤臣也。
既而以巡抚辞京阙，扬历南东各省。所至之处，一以提倡新事业为志，而新学业之最著称者，则两粤两湖为尤盛。如路，如矿，如农林，如工厂，如学校，罗致人才，筹划款项，不足则借债以赶建设，虽地方实力，或有不及，而致讥于挥霍失度者。然当此过渡时代，民智屯塞，政治变革之际，能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措置锐敏，实足趋物质文明之进步。今东南数省，经营稍易，而路矿汽机之业，得以举轫先发，未始非食张相之赐也。是其中年精壮，力任艰难，旦夕兼营，不辞劳苦者，实可以能臣称者。
洎乎丁戊之间，国事已定，下诏立宪，先帝勤求治理，畀倚老臣，征之入阁，而政治益繁，交涉频起，舆论亦稍稍兴矣。张相则一为持平之论，盖已深知政事改革，不可操切，新政未纾，民气易溃。加以年老体政，时复多病，益无更端之建议，惟雍容坐镇而已。然内外筹备，悉循秩序，未尝延误者，未始非将相之威望，可以率属百僚，虽坐而论道，而群治易于奉行，所谓朝有良臣为国柱石者。则今日之张相，又忽以良臣终矣。
是以综观张相之一生，实可为三大时期之区划。而其所以随时通变者，一则其秉质之不滞于物，一则其好名之心，有以战之耳。京官偷息，则以言论为清高；疆吏羒茸，则励行事为干练。即至弥留疾革之时，犹自以为借款不容于舆论，而欲商各使以罢之。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若张相者，固犹晚近所不可多觏者也，以视彼好爵厚禄，自植其私者远矣。
《张文襄公事略》
张之洞开和尚玩笑
中国和尚，多半路出家，既不读诗书，又不懂经典，故十僧九伧俗，其与檀越往还，惟在势与利，炎凉冷暖，各有分寸，所谓结缘菩萨，皆欺人语也。清末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往来幕府中者，多一时名士，如梁鼎芬、易顺鼎、缪小山诸人，皆常居南京。一日，之洞忽发雅兴，欲游焦山，梁等均随行，小轮抵镇江时，天已垂暮，乃停泊焦山下，之洞于船上假寐。梁因昔奏参李鸿章革职，曾在海西庵读书，易、缪当怂恿梁先至海西庵看奇石，梁亦欣然。既至，方丈已易人，初不识梁，但小沙弥识之，仍以盖碗泡茶，方丈横之以目，而令以普通粗茶款客，诸人怏怏而归。之洞见之，笑曰：“诸君皆有不豫色，得毋为和尚所欺乎？明日再随我去。”次日之洞登山，首至海西庵，方丈闻总督至，于庵外跪迎，既入，方丈端盖碗茶出，足恭侍立。之洞曰：“尔庵中待客，有几等茶？”方丈曰：“两等，盖碗茶敬贵人，余则粗茶耳。”之洞指梁等曰：“彼辈亦皆贵人乎？”方丈曰：“随中堂来，自是贵人。”之洞曰：“然则今始贵耳，尔昨夕犹以粗茶待之。”方丈闻言，面红耳赤，叩头不已。
《绮情楼杂记》
张之洞与蜀学之兴
蜀自文翁相如而后人文蔚起，淹博之士代有传人。有清二百年来，以帖括取士既久，学者醉心青紫，父诏师勉，悉偏重应试文，根柢之学，由是寝衰。同治癸酉，南皮张文襄公典试来川。揭晓后，即奉督川学之命。公以硕学鸿儒県轩任使，乃思力挽颓风牖启后进，于成都创设尊经书院，延名宿主讲。一以有用之学及训诂考据，诗古文词，为研习之旨。科岁按临各属，择庠序中俊秀调住是院肄业。惟缔造之初需款殊巨，除构精舍镌置群书外，更须筹措基金生息，为每岁山长修脯及诸生膏火之常费。川省各邑，学田丰富。院考所至，例有棚费，故三年试竣，使者收入不下十万金，公悉以例得之资，捐作书院之用。不足则又多方募集，竟得蒇事。濒行，至无以为资斧，举衣箱数具，付诸质库，始克就道。然蜀学丕变，实惟公力，先后督川学者百数十辈，以言惠士之深者，咸推公为巨擘焉。
公起居无节，世所共知。往往阅书经昼夜不食，亦不眠，阅竟就枕，又或终日不兴。阅书时，左右不敢请，眠后亦不敢请也。督川学时，按临各郡，肩舆在途，不命停，则不敢驻，舆夫辈更番食息以从。舆内上下四旁皆书，地方官吏之供张者，所备饭馔，悉荷担随行。某岁值盛夏，公在舆阅书已历一昼夜。翌晨，忽命停舆具膳，担中，所备者已鱼馁肉败，公亦深加体谅，谕左右曰：“不必筵席，但取猪肉作羹足矣。”顾其地乃三家村，无从得肉，庖人皇急无措，见人家饲有一豕，急畀以钱，竟生割豚肩一脔作羹进。公食之，赞美不已。迨登舆前行，其豕犹啼而未杀，闻者莫不捧腹。清制学使按试某郡，即以是郡知府为院试提调。惟成都知府，政务殷繁，例由学使另委一员代充提调。公试成都时，先大守适卸任回省，奉委是差。往往应试童生，已由提调点名入场，值公未兴，竟迟至午后始命题焉。
《蜀海丛谈》卷3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8）
张文襄三事
张香涛为人作寿序，大诋朝贵。江蓉舫见其底稿，援笔改定数十字，且告之曰：“君文笔气殊倜傥，惟新进少年，总以谦慎为主，不宜信口轻肆至此。”香涛闻而恨之。迨蓉翁官山西布政使时，香涛已骤擢山西巡抚。到任即首劾之，降用道员。及蓉舫官汉黄德道，张升鄂督，蓉翁除两淮运使，张又移署两江，犹以前憾，礼扯不已。适江防款绌，授意筹献三十万金，蓉翁挥泪应命，张乃释嫌寻好。立时保其三代以正一品封典。此何异儿童之喜怒哉？然两公宦辙相寻，亦是奇事。
香翁在武昌时，日本伊藤博文将来游黄鹤楼，公命江夏县令会同善后局，优为款接。谕曰：“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总以豪侈为主。”逮伊藤至，仅居两日而去，临行叹曰：“金钱可惜！”计此两日所费，共合银七万六千余两，滥用如此之多，而反为外人所笑，亦可慨矣。
福州陈石遗孝廉衍，诗才清俊。庚寅之秋，与余同在上海制造局，后又与余同在张文襄幕府。时正苦库储匮乏，石遗建议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余谓此病民之策，何异饮鸩救渴，决不可为，君他日亦必自受其害。石遗摇首不答，文襄欣然从之。未几，各省纷纷效尤，民生自此益蹙，不免灾害并至矣。哀哉！
《蜷庐随笔》
盛唱烛影摇红词
张文襄以好士称，尝谓其友曰：“贽而来见者，吾皆倒屣，不识外间议论如何。”友曰：“自公大用，外间盛唱《烛影摇红》之词。”文襄惊问故，其友朗诵其卒章曰：“几回见了，见了还休，争如不见。”遂相与大笑。
《清稗类钞 ·讥讽类》
习气大全
张文襄初督江南时，朝令暮更，政局为之一变，其时难免有窃窃议之者。一日，宾僚宴集，谈论及之，有掌教某公莞然曰：“诸君无费词。以我视之，张公直一部习气大全耳。”众请其说，曰：“世所谓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习气，官场习气，滑头习气，与夫近世之新界习气，张公胥兼而有之，得不谓之习气大全乎？”
《清稗类钞 ·讥讽类》
张之洞书室联语
光绪乙未，从兄献夫观察尔翼，丁母忧服阕，简放江西督粮道缺，由北回南。时南皮张文襄公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篆，因便道谒之。延见于书室，窃窥其门联，为“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十六字。意以为文襄自撰，叹为得未曾有，归而告于予。予时年十八，意谓纵令文襄宏才博学，此等举动，实属矜张夸诞，自诩太甚，转近浅陋，诚无足取。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况他人乎！后见《楹闻集锦》中实早有此联，并非出于文襄自撰。盖文襄到署任之时，江宁、上元两首县承办督署差，书贴此联，以为逢迎长官之用，亦未可知。或曰联语虽早有，焉知非文襄自诩如此，以疑存疑可也。
《苌楚斋四笔》卷8
张之洞精神大异乎人
张文襄公之洞，字香涛，又字向桃，南皮县人，晚号抱冰老人。才华天授，年十四领本省乡试解额，厥后联捷，累官至学政，转补巡抚。精神大异乎人，十数昼夜目不交睫以为常，伺候之员弁更番输值尚觉困惫。惟素性好大喜功，能放不计其能收，可创不思其可继，中年后鉴于时势日非，亦曾举办新政，嗣又觉变政之非计，因有《劝学》内外篇之刊行。又有感赋句云：“刘郎不恨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读此可想见其当时怀抑矣。张氏生平不喜多蓄姬侍，有仆人赵凤冈者美丰姿，善伺主人意，竟踵龙阳君故智，大得张欢，遂溺爱之。总督两湖时，赵恃张之宠信，颇揽权作威福，舆论上遂有毁誉之分，当有人拟联嘲之云：“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冈。”亦可谓谑而近于虐矣。
《蛰存斋笔记》
强奸香涛一次
光绪己亥冬，孝钦后立溥鯭为大阿哥，将废德宗，而外人有违言，孝钦微闻之，且东南督抚方电称死不奉诏，遂暂缓。时粤督为李文忠公，江督为刘忠诚公，鄂督为张文襄公。此电主稿者，李也，刘、张从而署名耳。然事前固未商之于张，盖夙知张胆怯，恐其持异议，至电发而始告之。他日，李语所亲曰：“老夫此举，不待香涛同意而即行之，实不啻强奸香涛一次也。”
《清稗类钞 ·诙谐类》
张文襄痛诋李文忠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
《清朝野史大观》卷8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9）
张之洞偃蹇作老态
光绪壬寅，项城丁内艰，给假回彰德，假满，不北行而南下汉口取道南京、上海，遵海返天津，此殆项城最后之经过宁沪也。袁之南行，意义甚富，尤以南皮方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纡道结欢为首务。案壬寅是光绪二十八年，今考徐又铮与马通伯论南皮书云：“自合肥李公逝后，柱国世臣，资望无逾公，干略无逾项城。公于项城，爵齿德俱尊，而辈行又先，项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时公果涵以道气，驭以情真，两美合，共忧国是，项城不愤亲贵之盄，尽其材画，戮力中朝，公虽前卒，而武昌之变至今不作，可也。讵公与相遇，殊形落寞，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壬寅之春，公过保定，项城时权直隶总督，请阅兵，既罢，张宴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骴骴然隐鞬动矣。盖公去后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犹为耿耿也。”又铮所言，出于目睹，自是事实，而书中之壬寅，则必出误记，或笔误。壬寅是项城访南皮于江南，其明年癸卯夏，南皮始入觐，遵京汉铁路，过保定，下车公宴。其时记在五月或六月，予时居宣南与畏庐先生连巷，不久吴翊庭师（曾祺）来京下榻予家，应考经济特科，亡何南皮奉命为经济特科阅卷大臣，是其时也。袁、张壬寅南京一谈，世传张假寐，袁拂袖先行，去年徐凌霄弟兄考此事，引及癸卯之《新民丛报》，及李宝嘉之《南亭笔记》，谓事容或有之，又疑《南亭笔记》近于小说家装点。不知此为实事，近与石师董卿，谈此事颠末甚详。袁当时先至汉口，端午桥督鄂，袁藐之，晤郑苏戡，极口赞南皮在湖北规划之弘大，因言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南亭笔记》谓，袁袭魏武帝“使君与操”之言，此语意诚有之，而非对南皮所谈也。南京之行，袁意在结张欢，故谈宴绝洽，宴后，屏退从者，密谈二小时许，而南皮忽隐几入寐，袁悄然竟出，属仆从勿惊动张大帅。清制，总督出入辕门皆鸣炮，袁以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莅两江，督辕于其行，自如仪送之，南皮闻炮，惊寤，急追至下关，相见各致歉忱，申约后期而别。《南亭笔记》所谓袁在柁楼拱手称再会，与《新民丛报》所云：张复邀袁下船再宴，尽欢而别者，盖两失之。至南皮之何以入睡，与翌年保定公宴又铮所睹之若寐若寤者，世人泰半疑南皮偃蹇作态，又铮书中谓项城之耿耿，亦必是事实。顾南皮果何所取义，而以倨傲鲜腆之老态凌折同僚乎？又铮致通伯书中所谓：“一色息之细，不能稍自节束，以笼络雄奇权重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无可畏可爱可敬之人，生与并世，渐滋其骄谲之萌，致力于拒纳之术，以遗后世忧。当日衮衮诸公，何人足以语此，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而春秋责备之义，所不容不独严于公也。”此说殊正，以南皮之谙练，岂见不及此乎？心亦窃疑之。其后屡闻诸老言，南皮不慊于项城，宾筵吟集，偶一吐露则有之，故慢以取嫌，则必不至此。丁未以后，张袁同入军机，则张极心折袁，一时号为廉蔺，惜张虽盛推袁，而项城已勘透南皮本领，非如壬寅间之诚意相结矣。此中影响，殆如又铮所言，而仍无以解于客座假寐也。最后，石遗先生始为述其故，盖南皮实以一日作两日者，每日加卯即兴，午饭毕，不加未即寝，弛衣酣睡，入夜复起，终年如是。由是推之，南京保定两宴，皆必在午未之交，南皮晨起周旋，至是时梏于习惯，颓不能兴矣。斯盖生理之关系，而非心焉轻之，心理关系也。聆此，印以诸说，悉相贯通，特笔记之，以补近人考据所不及，而使人知起居无恒者，其病足以及于政局也。
《花随人圣庵摭忆》
与西太后关系甚深
张之洞遗折，出于亲授，言之有物，故挽词多及之。之洞与西后关系甚深，极感知遇，折谓：“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过之。”著受知西后之始也。（两后垂帘，孝贞仅尸其名。）挽联中如王丰琪之“合东坡涑水为一人，恩礼宣仁终始重桂邦杰之”；“比苏玉局事功独迈，溯先朝知遇，犹闻遗疏念宣仁”，均就此发挥。……高树《金銮琐记》云：“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自注：“癸卯张文襄来，湖园召见，出殿门，树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数刻，坐肩舆回小寓。后遇濮梓泉前辈，闻之内监云，孝钦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孝钦癸亥垂帘，阅定文襄殿试卷，是时文襄二十六（？）岁，今免冠叩首，白发?*?)，孝钦焉能无感！”亦特著文字知遇之曩事焉。忆有某笔记，述西后召见之洞情事，谓西后向之洞垂涕而道庚子之祸，言误于王文韶一人，当时尚可挽回，曾命文韶赴各使馆解释，文韶惧不敢往，事遂不可收拾。迨文韶卒，西后仍予优恤，足见待文韶之厚云云。苟如所述，则亦西后诿过于人之惯技。惟文韶之卒，后于西后，恤典之加，出自载沣，无与西后事，所述盖不足信也。
《凌霄一士随笔》卷3
谈缠足之弊
南皮相国张文襄，撰《戒缠足会序》，论中国女子缠足之弊，最为切中。谓：“极贫下户，无不缠足，农工商贾畋渔之业，不能执一。虺弱倾倒，不能植立。不任负戴，不利走趋，凡机器纺纱织布缫丝，皆不便也：与刑而刖之，幽而禁之等。”又谓：“若妇女缠足，贫者困于汲爨抱子，富者侈于修饰，资用广而病多。遇水火兵乱，不能逃免，且母气不足，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数十百年后，吾华之民，几何不驯致人人为病夫，尽受殊方异俗之蹂践鱼肉，而不能与校。”文襄此论，所谓仁人之言，不惜苦心疾口，极言弊病，以冀众民之听，凡提倡不缠足者，当称述而阐明之者也。
《眉庐丛话》
天然无缝之联
合肥李鸿章与南皮不甚融洽，庚子年，东南互保时，合肥居京当外交之冲，日与德将瓦德西周旋，南皮贻书讥之，合肥语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语闻于南皮，乃仇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以为天然无缝之联。按《南亭笔记》卷十六云：庚子张刘既订东南之约，李在京惟日往来于联军总统瓦德西之门而已。张遗书诮让之。李告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盖谓其不谙大局也。张闻而勃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同光风云录》上篇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10）
张文襄加礼留学生
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崧生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生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文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
《清朝野史大观》卷8
张文襄与幕僚会餐
光绪朝，南皮张文襄公久督两湖，知名之士大半罗致，故幕中人才称盛一时。其尤契合者，每饭必召与同餐。幕僚以文襄位望之尊，奉召，必肃然陪侍。然有时餐未及半，文襄竟倚几假寐，沉沉睡去，诸幕僚未便遽离，仍整肃端坐，待文襄醒，然后毕餐。
《清稗类钞 ·幕僚类》
张文襄不使幕僚误一字
张文襄督鄂时，尝委一首县杨某兼院署文案，某不敢辞而甚苦之。一日，院事毕，即回署，适稿中误一字，饬人持令某改。同幕以某既去，即为代改。见字迹不类，询持去人，具以对，不怿，即召某与代改者入。凡文案入见，必衣冠，故某与代改者衣冠而进。先斥某曰：“稿有误字而不知，大谬；令改而他出，尤谬。”又斥代改者曰：“汝何敢代人改字，更荒唐，速自涂去。”仍谓某曰：“非汝自改不可。”其改之，乃出。
《清稗类钞 ·幕僚类》
张文襄暗于知人
张之洞晚年笃念故旧，颇以煦煦为仁，凡附之以求官者，必百计经营，餍所欲而去。安徽芜湖道缺出，屡为易顺鼎言之。监国曰：“闻易某湖南诗人，能作诗固佳。芜湖缺繁，恐妨事。”卒不予，久之始放临安开广道。自是每有大事，之洞虽极力谏争，亦不见纳，盖疑其不尽出于公也。当时袁世凯势力极大，出其门者，不二三年辄至专阃。之洞自领封圻，以至入参枢政，推毂人卒不过道府丞参而止，故小人有才者不甚附之。又性骄好谀，士踵门求见者，或七八往不一延接；或引至花厅，历数时不出；或出见，略询数语即欠伸呼茶欲退；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达于户外，以故君子亦望风远避。平时所赏拔者只一二浮华浅露之士而已。陈宝琛本之洞故交，监国从其言，强起之，咸以为必大用。及至，只还原官，无后命。之洞虽引以为疚，亦不敢为宝琛进一言也。
《国闻备乘》卷3
张文襄之学问
使南皮而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之间，占一席之位置。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常熟而后，主都门风雅之坛坫，可无疑也。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诸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吾于南皮其殆同此感情矣。
南皮生长世胄，少时即有神童之誉，壬子领解时，年甫十五龄耳。其后踬礼部试者十年，而后捷南官，抉高第。庚申会试，嘉定徐侍郎致祥即套袭南皮领解之文，竟魁多士，而南皮反落孙山，艺林至今传为佳话。其癸亥殿试对策，独能屏去一切格式忌讳，畅论时事，洋洋数千言，识乾以拟苏长公、陈同甫，阅卷官初拟大魁，及进卷拆封，两宫忽抑置第三。盖时翁文端公心存方领弘德殿事，授穆宗读书，而其子同书，以败军下狱拟辟，两宫欲安文端之心，故擢其孙为状元以慰之也。实则翁曾源之文学，出南皮下远甚。南皮学术，好立异于人，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其先倭文端、唐确慎诸公，方主辇下牛耳，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而朴学渐即衰替，北方士大夫，更不知汉儒家法为何事。南皮生于世族，富有藏书，独博览经史，以马、郑、贾、孔之学为天下倡，文衡所至，必拔取渐闻殚见之士，一时士习为之不变。所著《书目答问》、《県轩语》两种，至于家有其书，辇下书值为之奇涨。厂肆书贾，悉颂南皮德不置，亦可见其势力之伟大矣。其督粤时，甄录国朝儒者考证史学谙书汇刻为《广雅丛书》，欲以配阮文达之《学海堂经解》，为乙部巨观，而取富卷帙，别裁未当，榛眓勿剪，琐碎已甚，读者竟弗之重也。
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在既持节开府以后。平心论之，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特以举世之所不为，欲独辟非常之境界耳。故其于西学也，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博而不精，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上见所为《劝学篇》。盖康氏之进用，由于南皮之荐剡，迨其后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以彼料事之明，逆知后来必有大祸，因授意门下士某君作为此书。
《张文襄事略》
第二册张之洞(1837—1909)（11）
樊增祥祝张七十寿文
张文襄之洞七十生辰，樊云门增祥撰骈文二千余言为寿。中叙述文襄外任四十余年，凡所兴作，辄遭部臣盄。有警句云：“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数语直抉出文襄心事。相传此文系交电局分日拍发，文襄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云门是可儿！”又文中叙述文襄禁学校沿用东洋名词，有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措词亦殊佳妙。
《东华琐录》
张之洞抑郁而死
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沈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勘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及袁世凯既罢，无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亲贵尽出揽权，心甚忧之。军咨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唐绍仪为世凯死党，监国欲委以津浦铁路，之洞不可，绍仪闻而衔之。先是粤汉铁路拒美款，本谓收回自办，旋以款绌，又改借英债，皆之洞为政。绍仪因是嗾美使诘路事以撼之洞。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疾甫作，即知不起，急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国闻备乘》卷4
张之洞之死
当张之洞以相国在枢府时，对于政局之坏，未能有所挽回。而至辛亥清室将退位时，朝士颇有追思张氏者。谓使南皮尚在，何至如是乎？盖以其才非当时诸大臣所及，而又非如袁之有野心也。张在亦何能为？惟清之无人，则可见耳。闻张之死，以与载沣争洵、涛典兵事。时命载洵筹办海军，载涛训练禁卫军，管理军咨处。张力谏，沣曰：“此太福晋意也。”张曰：“何不改畀他项优差，军事实非所宜。”沣不可。张退而发病呕血，以至不起。其受知士陈衍《诗话》云：“《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云：‘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按：陈氏《年谱》引此诗，“民”字作“臣”，“世”字作“造”。）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此首为广雅绝笔之诗，因与摄政王载沣争亲贵典兵各要政不听，椎心呕血，一病至死。遗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凛古人不戢自焚之戒’云云，天下诵而悲之。”又陈氏《年谱》云：“是冬广雅薨于位，即日定谥文襄。先是，载沣为摄政王，专用亲贵。满洲人初疑汉人排满，至是不排于汉而见排于亲贵，率多解体。洵贝勒既长陆军，涛贝勒又长海军，又将以某富侩为京卿。广雅力争，以为不可，为载沣所斥，归寓呕血，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盖张自入枢府，罕所匡正，至是以清祚已垂殆，不能无恫（动）于中。以此而死，亦甚可悲。立幼君而俾载沣摄政，张氏实赞其议，其亦有悔心欤？辛亥一举亡清，新军之力甚伟。不戢自焚，可云言必有中。而张固以提倡新军负时誉者，以彼时政治之窳败，乃孳孳以新军为事，就清论清，尤张人骏所谓“参蓍良药，误投适以杀人”。不戢之焚，不过时间问题耳。《陈谱》记之洞在鄂用陈“盛铸铜元”之策，以赢大利。遂积极扩充新军，添造快枪子弹，遣送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士官，“卒成武昌革命之局”。虽“非广雅所及料”，而民国之建，之洞亦有大功足录也。（之洞卒于己酉八月，《陈谱》曰“冬”，误也。谓洵长陆军、涛长海军，尤误。《陈谱》于晚清史料掌故颇有记述，足供参考，而舛错处亦不鲜。）
《凌霄一士随笔》卷3
第二册王国维(1877—1927)（1）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后在上海为时务报馆掌书记。潜心好学，受康德、尼采思想影响。先后在学堂讲授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并从事中国戏曲及词曲研究。辛亥革命后在日本致力于古代史、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及敦煌遗书之研究，成就颇大。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有《观堂集林》、《王国维遗书》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