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庚寅之夏。
浏阳北斗镇谭家大宅，一场雨刚过，空气里还潮湿得紧。
谭嗣同站在后花园的梧桐树下，靴底踩在湿透的苔地上，印出深深的痕迹。
那棵六丈高的梧桐倒了。
不是慢慢倒的——凌晨那声惊雷，把他从梦里劈起来。
天亮出门，就见这棵祖父手里种下的梧桐，从树干中间劈成两半，半边焦黑，半边还挂着青绿的叶子，像一个人死不瞑目的眼睛。
“少爷，这树……”
老仆罗升打着伞追出来，伞面被雨打得噼啪响。
谭嗣同不答，只绕着倒下的树干走了一圈。树皮裂处露出白生生的木茬，雨水顺着流下来，像泪，又像血。他伸手摸了摸——木头还是温的，雷火留下的余温。
“天赐的。”他忽然说。
罗升不懂什么叫天赐的。在他看来，一棵好端端的树被雷劈了，是晦气。
可谭嗣同不这么想。
那年在北京浏阳会馆，他的老师刘人熙抱着他的金声琴，给他讲《琴旨申邱》，讲琴之为道，不在娱人耳目，而在通天人之际。
先生抚琴时，手指枯瘦，声音却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松沉而旷远，让人想起深山古刹的钟声。
“琴是圣人之器，”先生说，“制琴之木，或取之高山，或取之深谷，必要经历过风霜雷火的，才有那金石之声。”
“人不琢不成器，琴也一样。”
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前，像是在暗示什么。
此刻，雷火劈过的梧桐就躺在眼前。
谭嗣同蹲下身，从树干上掰下一小块残木。
“少爷要做什么？”罗升问。
“做琴吧。”谭嗣同站起身，“应当能做两张。”
他给这两张还没出生的琴取了名字：一张叫“崩霆”，一张叫“残雷”。
崩是雷霆崩摧之意，残是残木成器之身——合起来，就是那道把他从梦里劈醒的惊雷。
或许也是心中那个想劈开什么的惊雷。
寻斫琴师不是易事。
浏阳城里会修琴的多，会做琴的少。
谭嗣同托人打听，终于在县城西街找到一位老师傅，姓周，据说祖上在苏州斫琴堂做过活，太平天国那年逃难来的湖南。
周师傅的铺子又小又暗，墙上挂着几把旧琴，积着灰。他听谭嗣同说完来意，半天不吭声，只拿手摸着那块梧桐残木，翻来覆去地看。
“雷击木。”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好东西。可是——”
他顿了顿，抬眼打量谭嗣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月白长衫，腰间却别着一柄剑。剑鞘磨得发亮，分明是跟了主人多年的旧物。
“公子会弹琴？”
“会。”
“会多久了？”
“自幼学。”谭嗣同说，“跟过刘人熙先生。”
周师傅眼睛亮了一下：“刘人熙？在京城做官那位？”
“正是。”
周师傅又低下头，手指在木头上轻轻叩着，像在听什么。
半晌，他说：“这木头的脾气，我摸不准。雷火进去过，里头变了。做出来的琴，声音怕是不寻常。”
“不寻常才好。”谭嗣同说，“寻常的琴，人人会做，有什么意思？”
周师傅笑了，
“公子这话，倒像我们这一行的老话——琴如其人。那成，我试试。”
那个夏天，谭嗣同几乎天天往西街跑。
周师傅的作坊在后院，一间逼仄的小屋，到处是刨花和木屑。
他看周师傅画样、开板、挖槽腹，每一步都问，问完了就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罗升私下嘀咕：“少爷这是要做木匠？”
谭嗣同听见了，笑笑：“木匠怎么啦？鲁班也是木匠。天下的事，都是从一刨一刀里来的。”
有几天，周师傅不在，说是去山里收老漆。
谭嗣同就自己坐在作坊里，拿那块边角料试着刻东西。刻什么？
苦思冥想之间，他想起在北京时，大刀王五教他的刀法——那人说，刀剑之道，不在快，在稳。稳了，才有力量。
他刻的是一只小小的灵芝，歪歪扭扭的，自己看着都好笑。
但刻完，放在掌心端详，又觉得那笨拙里，有种说不出的憨厚。
两个月后，琴胎出来了。
两张琴并列摆在案上，木头还是本色，没上漆，却能看出不一样的性情：崩霆沉静，残雷飘逸。
“上漆得等，”周师傅说，“得等木头彻底干透。急不得。”
谭嗣同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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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城头槐叶黄落时，谭嗣同将那柄跟了自己多年的凤矩剑从墙上摘下。
近来他愈发觉得坐不住，又想出门了。
这柄剑七年前在甘肃任所时，父亲谭继洵的老亲兵赠他的。
剑出鞘三寸，寒光映着窗纸，仆人罗升在外间打了个寒噤。
他心里清楚，这些年跟着少爷走南闯北，见过了太多，大饥人相食，马匪横行，乱兵遍野，都是靠这柄凤矩闯过来的。
从12岁公子就出远门，18岁后更是仗剑万余里，足迹遍布直隶、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十余省。
“少爷，又要走？”
谭嗣同不答，只将《离骚》塞进行囊，又捡点了几块银饼。
昨夜心血来潮，案头摊着新写的诗稿——“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夜读《船山遗书》至三更，胸中块垒难浇，索性研墨写下的残句。
实在耐着性子等到天亮，竟是一刻也不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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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灰色的。
衙门的旗杆、司门口的牌坊、长街上茶役肩上搭的手巾，全是灰扑扑的。
谭嗣同讨厌这灰色，更讨厌候补道们递手本时那种灰扑扑的脸色。
父亲命他纳资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他却迟迟不肯去赴任——那些佐杂人员聚在茶馆里吹嘘“宪眷”，拿京中密闻当茶钱，他看一眼都脏了眼睛。
“少爷天天说仗剑走天涯”，罗升咕哝着收拾行李，“天涯在哪儿？”
谭嗣同笑了笑：“走到哪儿算哪儿。”
一方面，他是抗拒官场，一方面，确实也是想找一条路。
新的路。
他回了一趟武昌，父亲从甘肃转到武昌任职，待了几天，又想走。
到了汉口码头，船是码头上常见的“鸭梢船”，后梢低矮如鸭尾，载客二十来人。
谭嗣同站在船头看解缆，缆绳一松，武昌城便像退潮的礁石般慢慢沉下去。
同舱的是个收账的徽州商人，约莫四十出头，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色绸衫，袖口挽得齐整，就是话有点多，絮絮叨叨的。
船行过一阵，江面愈宽。
那徽州商人吸完了袋水烟，正用一小块绒布细细地擦着白铜烟袋上的烟渍，眼神却有些发直，盯着舱外浑黄的江水发愣。
“谭公子，”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先前低沉了些，“刚才咱们聊那武昌城的活气儿。依我看，如今这江上的买卖，才是真的活见了鬼。”
谭嗣同正翻着随身带的书，闻言抬起头来，等着他的下文。
商人把擦净的烟袋搁在膝头，叹了口气：“我这次出来收账，走了三个地方，湖州、苏州、上海。往年这时候，手里早捏着一叠庄票，心里也踏实。今年？嘿，连回徽州老家的船钱，都快算计着花了。”
他顿了顿，忽然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你听说前些年胡雪岩跟洋人斗法的事了吧？外头人都说他胜了，大败洋行威风，连钱庄的伙计都跟着耀武扬威的。
可我们徽州商帮里头，有消息灵通的老人说，其实胡雪岩没赢——或者说，里子败了，可他想干成的那件事，到底还是让另一拨人干成了。”
谭嗣同心念一动，合上书：“愿闻其详。”
“旗昌洋行，你总晓得吧？美国人的。”
商人用烟袋杆在舱板上画了个圈，“那洋行老早就在上海开了机器缫丝厂，可一直收不到顶好的茧子——乡下人信不过机器做的丝，总觉得自己土法缊出来的才是正经货。
后来他们学精了，不跟胡雪岩硬斗了，反倒找了个华人开的银行，合伙。那银行，据说背后是南洋帮的大佬，手眼通天。”
“还有人说，就是那位，金山九你总该知道吧。
那位虎踞洋外的大爷给胡雪岩设的局，连皮带骨给他吞了。还有人说，那阜康钱庄，如今早都换了姓。”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钦佩，又像是畏惧：
“他们不争一时的价格。他们只做一件事：每年新茧上市之前，放出风去，有多少收多少，现银交易，不拖不欠。价钱比我们这些跑单帮的给得高，还稳当。养蚕的人家哪个不动心？到了第二年，最好的那批茧子——就是太湖边上、南浔那一带出的莲心种，七八个蚕茧才能缫出一两上等丝的——十成里倒有七八成，直接拉去了他们的丝厂。
剩下的，才是我们这些土丝行能挑的。”
“那……土丝行怎么办？”谭嗣同问。
商人苦笑：“土丝行？土丝行收不到好茧子，就只能收次等的。次等的，机器厂看不上，可我们卖给谁？
卖给那些老派的织户，织些粗绸，卖个辛苦钱。
可那些织户也快活不下去了——他们织出来的绸，样子老旧，价钱还贵；人家机器厂出的丝，匀净，光洁，织出来的绸软得像缎子，价钱还便宜。
城里头的太太小姐，谁还穿土绸？谭公子，你是读书人，该知道现在市面上最时兴的料子，都是人家自己的机器厂产的，不仅卖给美国人，还卖到上海，卖到南洋去，那都是人家的。”
他说着，从怀里摸出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申报》，这回没有打开，只是拍了拍，语气里多了几分萧索：
“你看这报纸上，天天登什么湖丝跌价、丝业凋敝。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人家手里的机器丝，价钱年年涨！去年一包上等厂丝，行情折合银子早就超四百两了。可我们手里这些土丝，二百两都没人要。”
“怎么会差这么多？”谭嗣同有些不解。
“因为人家洋人的织绸厂，只认机器丝。”
商人把报纸小心地收回去，声音低沉，“同样的茧子，土法缫出来，粗细不匀，还得人工再捻再炼；机器缫出来，一出来就是上等货，直接上织机。我们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到了人家机器跟前，竟成了劣等货。”
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不甘，也有一丝认命：
“所以现在跑丝行的人，分了两拨。一拨像我们这样的，还在乡下收土丝，卖给老派的行庄，生意越来越淡，一年不如一年。
另一拨，脑筋活络的，干脆投到胡雪岩的阜康那边去了——给机器厂跑腿，收茧子，赚个辛苦佣金。
可那还是我们徽商的路数吗？我们祖上几辈子，是靠着识货、懂行、讲信用，在茶和丝上头立住脚跟的。
如今呢？货是机器定的价，行是人家占的盘，我们这些人，倒成了给人家跑腿的了。”
“这满大清的丝业，叫胡雪岩背后那个南洋帮吃干抹净，连洋行都恨得牙痒痒，我们这些做土丝的又能有什么办法？前两年，还有人找上海的帮派使绊子，没想到自己倒叫人烧了家，谁还敢？”
他重新点燃纸媒子，凑近水烟袋，“咕噜噜”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谭嗣同默然良久，
“照你这么说，”
他缓缓开口，“胡雪岩当年想做的事——把丝价抬起来，不让洋人压榨。如今反倒让那银行和旗昌做成了？”
“做成了？算是做成了吧。”
“不止是丝，人家现在连茶都盯上了！”
商人苦笑，“可那做成的，是他们自己的机器，自己的厂，是南洋帮银号的银子，不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意。
价钱是高了，可那高出来的钱，进了谁的口袋？
上海的机器厂，南洋的机器厂，还有帮他们收茧子的阜康。最后呢，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到安南，台湾搞洋务去了。我们这些跑了几十年丝的老帮子，反倒成了多余的人。”
他望着渐渐远去的江岸，忽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谭公子，你看这江水，年年这么流，可船已经不是当年的船了。我们徽商，在这条江上跑了三百年，如今怕是要靠岸了。”
船行至九江，码头上人声嘈杂。那商人拎起他的藤条箱，准备下船。临别时，他回头对谭嗣同拱了拱手：
“公子保重。下回再走这条水路，兴许就听不到我这样的人絮叨了——絮叨也没用了，这以后的事，都在能做洋务，能打洋行的人手上了。”
“总归，没落到洋人手里就好。
后会有期！”
说完，他瘦削的身影消失在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里。
谭嗣同立在船头，望着九江城外连绵的青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惘然。
机器、洋行、银号、电报……这些陌生的字眼，正在编织一张看不见的网，而这网上的每一根丝，都连着千万户养蚕人家的生计，连着像刚才那位商人一样奔波半生的营生。
机器轰隆隆，铁甲舰纵横江海，而他走遍大清，这一乡一县，还有多少人靠着传统手艺讨生活？
船又开了，向下游而去。
前方是芜湖，是上海，是那个机器声隆隆的、陌生的新世界。
谭嗣同摩挲着剑鞘上的刻字。
去年去北京时，刘人熙先生专门赠他一句座右铭：“横民以法，横议以理”——先生专治船山学，教他不要只做吟风弄月的文人，要从荆公、船山那里寻经世致用的真学问。
是要变了…..
或许说，早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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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江风渐冷。
夜里谭嗣同睡不着，披衣出舱，见江月大如笆斗，照得水面万点碎银。
船尾艄公的儿子在哼小调，调子拖得长长的，
“怀胎正月正，奴家不知音，少年怀胎不知假和真。
怀胎二个月，奴家不晓得，叫声亲哥不要对外说。
怀胎三月三，小姐不吃饭，心中只想几个鸡婆蛋。
怀胎四月八，小姐回娘家，叫声爹妈多养鸡和蛋。
………”
“唱的什么？”
“湖北道情，《十月怀胎》。”后生害羞，住了口。
谭嗣同从怀里摸出几枚铜钱给他：“只管唱，我爱听这个。”
后生又唱起来，词儿土得掉渣，调子里却有股子江水的韧劲儿。
学问也好，做官也好，何尝不如此？
那些满人设的框，紧得太死，反倒不如这些洋外的人，活泼泼的。
此刻或许明白——真正的学问，本不该分什么中学西学，只分真学问、假学问。
南洋那位爷的事，他也不少关注，能赢得过舰队，能造出洋人抢着要的机器丝，能让南洋的华人抬起头，这大清，明明不少聪明人搞洋务，怎么就做不成呢？
真真假假，是哪里出了问题？
................
船过芜湖时，上来个传教的洋人，戴着顶瓜皮小帽，不中不洋的。
洋人见谭嗣同带着剑，眼睛一亮，用生硬的官话问：“先生是练武的？”
“练着玩。”
“中国剑，好！”洋人比划着，“比我们击剑长，但太轻，没有力量。”
谭嗣同淡淡一笑：“剑不在轻重，在心。”
说罢不愿多谈，转身回舱。
夜里他点起蜡烛，在颠簸的船上写信给老师：“今日坐船，想白傅当年闻琵琶处，不过如此。然古人一曲千载，今人千曲无闻，何也？
无真心耳。
嗣同此行，欲觅天下真心人，求天下真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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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傍晚，船靠岸修整，他带着仆人闲逛，见一个测字摊前围着许多人。
测字先生是个老者，须发皆白，案上放着本《周易折中》。谭嗣同心血来潮，挤进去写了个“剑”字。
老者看了半晌，抬头问：“公子问什么？”
“问前程。”
老者摇头：“剑字左边是佥，众口也；右边是立刀，刑伤也。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公子这前程，恐在刃口上。”
谭嗣同一震，随即大笑：“好！刃口上的前程，才是真前程。”
那老者反倒愣了。
良久，他正色反问：“公子带剑做什么？”
“斩不平事。”
“斩不平…..公子慈悲。”
谭嗣同笑笑，“如今这世道，豺狼当道，慈悲何用？”
老者说：“若无用，心无执著，何必斩？”
这下换谭嗣同愣住，
两人相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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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后到了上海。
比起好多年前的码头，如今的黄埔滩，秩序井然，码头随处可见一个接一个的旗子，上面都是洪帮的义兴二字，码头的苦力们再也不见之前赤身裸体，坦胸露背的样子，人人都穿着一样的衣裳，胸口有小字的编号。
走过一阵，连巡捕都见不着，估摸着也是不肯来，
再走几步，就是满街的东洋车夫拉着长腔兜客。
罗升看得眼花缭乱，谭嗣同却一眼望见岸边那些洋楼——三层高，红砖墙，窗户大得像城门洞，玻璃明晃晃的。
“少爷，这就是夷场？”
“英租界。”
谭嗣同整整衣襟，朝着一家客栈走去。
客栈叫在四川路口，二层洋楼，
谭嗣同要了个临街的房间，推开窗，底下电车“当当”地过去，骑脚踏车的洋人按着铃铛，还有个卖晚报的孩子扯着嗓子喊：“新闻纸！新闻纸！”
那孩子喊的是上海话，谭嗣同听不大懂，只觉得调子有趣——“新-闻-纸”，像唱歌。
上海话软，十个字有八个是入声，听着倒有趣。
他喊罗升去买了份报纸，
罗升下楼去，不多时便举着两份报纸上来。
谭嗣同接过，先看那报头：一份是沪上老资格的《申报》，另一份则是近来卖得愈发好的《公报》。他摊开报纸，就着下午的光线，从第一页开始看起。
《申报》的头版照例是广告和告示，但第二版里，几条时事让他停住了目光：
一是“鄂省创设铁厂”的消息。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汉阳设立铁政局，向比利时购置的机炉正由海轮运来，说是要“为自强根本”。
二是“日本商情”。
报上转载日本报纸消息，说是有个叫荒尾精的日本人，在英租界泥城桥畔开了个“日清贸易研究所”，收了一百多个日本学生，却因经费不足闹起了学潮，学生械斗，连上海道台都惊动了。
他轻轻“嗯”了一声，觉得这国的人倒是肯下本钱，派年轻人到中国来学，只是这般闹法，不成体统。
三是“京津路讯”。
说是李鸿章奏请开办的北洋官铁路局，已经从唐山铺到了滦州林西镇，火车“烟云喷薄，昼夜不停”。
铁路电报这些东西，倒真是缩地有方，只是朝廷里参劾李中堂的人，从没断过。
这几条虽要紧，却不过是时务之谈。他翻到第三版，目光扫过“中外近事”栏，忽然凝住了。
那一栏里，一连几条，都与南边有关。
一大幅是报道安南的，报上说，那位金山九爷正在河内大修兵营，在金兰湾修海军基地，舰队实力愈发壮大。来往商队络绎不穷。
还有记者辗转抄得施政节略，并访诸大帅府幕僚、河内省官员，及西贡土人的报告，
安南大元帅府与顺化朝廷会商三年，终定二元分治之制。
凡华人聚居之埠，设理事府，隶大元帅府商政局，行大清律例及商律；凡安南人原住之村社，仍设知府、知县，隶顺化朝廷，行《洪德律例》，但上诉终审权归大元帅府。
此法既颁，各自相安。
后，大元帅府颁《明乡归一章程》
一则，凡华越通婚所生子女、及愿入越籍之华人，编为“新明乡户”，既非纯粹华人，亦非旧式越民，另立户籍，隶于大帅府直管。
此策实承阮朝明命年间旧制，而更张之。
按安南旧史，明命帝尝以华越混血者为“明乡人”，许其应试入仕，然终以防范为主。
今大帅府反其道而行，明令“新明乡户”得享双籍之利：在华人村社中有议政权，在越人村社中有承田权，两族争讼，得择其所欲从之律。
二则，以地理划界，不以种族分疆。
凡华人聚居满三百户者，立“新垦社”，隶华人理事府；越人聚居满三百户者，立“旧村社”，隶顺化藩司。
然两社之间，许其互迁——华人愿入越俗者，迁入旧村社，三年后给田如土人；越人愿学华技者，迁入新垦社，三年后免其身税。
三则，凡华人垦区雇越工逾五十人者，须设劝农小学一所，教越人子弟识汉字、学算术、习新式农法。
仅河内省，试行三年，已设学十一所，就学越童四百余人。
..............
西贡河畔，烟雨迷蒙。
记者登小火轮北返之际，回望两岸——左岸华人区机声隆隆，电灯如昼；右岸越人村炊烟袅袅，隐约有读书声随风飘至。
船出海口，风雨渐大。西贡渐渐模糊，只剩那蓝底金星旗，在码头上高高飘扬，湿漉漉的，却纹丝不动。
……………..
本报特派员自海防发稿：自红河溯流而上，二十里外即见烟柱冲天，行人指曰：“此九爷之机器局也。”
局名振华军工，占地千亩，分设枪厂、炮厂、弹药厂、造船坞，工匠数千人，几近半数为闽粤招来的熟手。
总办皆是侨生，曾在美国柯尔特兵工厂学习。
导记者观新造之振华六式后装步枪，曰：“此枪为自主研发，与德国新毛瑟相等，其速率、线路略驾于曼利夏之上。上月试射，五百步可透铁甲。”
又指江边船坞：“明春可下水浅水炮舰四艘，皆用自造之往复蒸汽机。”
最奇者，距兵工厂五里外，另设矿务学堂，招安南土著子弟数百人，教以地质、测量、机械。
总教习詹天佑对记者言：“九爷欲大举修建铁路，开发煤矿、铁矿、铜矿，不假外人之手。”
然西贡法籍教士致书，称“陈氏以异端之术教安南人，使其忘耕读而慕机巧，必遗大患”。
记者问及此，詹教习大笑：“土人耕田千年，何曾富过？如今矿工一月工钱，抵得三季稻谷。此患，安南人只怕求之不得！”
西贡堤岸区，闽南语、潮州话、广府话交杂如市。
中华通商银行门口，排队兑汇者直至街角；机器厂日夜轰鸣，将安南稻米碾成精白米，装船运往香港。
笔者叹曰：“此非安南，此第二星洲也！”
然法文《进步报》则酸言：“陈氏以海岛商贾之术治交趾，必成英人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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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幅是关于台湾的，
自北极星舰队据基隆，清廷仍设台北府治于艋舺，然政令仅及大稻埕、艋舺一带，基隆至暖暖、瑞芳，皆归大帅府“基隆理事府”管辖。两界之间，以狮球岭为界，岭北悬北极星旗，岭南悬大清黄龙旗。
记者越岭而南，入台北府城，见街市依然旧貌，茶行、布庄、药材铺鳞次栉比，然行人寥落，市面萧条。
清廷在淡水设海关，对往来商船抽厘金。
基隆港免税，商船自然不愿去淡水。
基隆理事府趁机宣布：“凡来基隆贸易者，本港派兵护送，以防海盗。”——实则将北海岸纳入巡防范围。
艋舺绅商告记者：“基隆开港免税，商贾趋之若鹜。我这边茶、樟脑出口，须纳厘金、船捐，成本倍增，何以争利？今年茶行倒闭者已五家。”
问及官府应对，林叹曰：“刘抚台多次奏请朝廷，欲以兵力收复基隆。然北洋水师自顾不暇，南洋水师又远在江浙，北极星舰队纵横南中国海，此事恐成空谈。
倒是陈兆荣那边，月前来书，请我林家往基隆合办茶厂，许以免税三年。族人议论纷纷，老夫也不知如何是好。”
岭北基隆方面，则有粤籍茶商郑某设机器焙茶厂，用新式揉茶机，日出茶二百箱，直运美国。
狮球岭以北的村庄，纷纷请求归理事府管辖。
台北府幕僚某私谓记者：“狮球岭不过三十里，岭北日日兴旺，岭南日日萧条。再有三五年，恐怕不必打，台北府就是基隆的了。”
台湾海峡几近更名为“北极水道”。
北极星航运公司已拥有大轮船十二艘，定期航行厦门—基隆—福州—汕头线，客货两运。英商怡和、太古虽仍经营，但利润大不如前。
自北极星舰队控制台海，海盗绝迹，航行无阻。兼以基隆方面广招垦民、矿工，给田免税，闽粤穷民趋之若鹜。
据厦门海关税务司统计，本年由厦门、福州两埠搭乘轮船赴台者，累计达四万三千余口，较去年增加一倍。
北极星航运公司见机，特设移民专舱，每船载客定额三百，票价减半，但须由基隆理事府统一安排去处——或矿、或垦、或工，各有所归。
有闽南民谣唱曰：“一船人，去台湾，不怕海盗不怕官。北极旗，飘啊飘，到了基隆有田耕。”
还有基隆煤矿，今已开新式煤窑八座，日产煤千余吨，专供兵轮及往来商船。
此地煤质上佳，而价仅三分之一。再有两三年，怕是日本煤的生意更不好做。
基隆一埠，五年前不过渔村，今已有街市三条，商铺数百家。
入夜电灯通明，更有本地商户称“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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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还说，台湾铺铁路、开矿，清赋丈田，触了本地大户的利，被人辗转告到京城，说陈兆荣乱党苛敛扰民，要发兵来剿。
报上还写了，有可靠消息，英国驻华公使、日本驻香港领事、德国东亚舰队司令近日分别在香港、厦门会晤，共商台海航行权问题。
英方对北极舰队控制海峡、排挤英商航运深为不满；日方则忧其阻挠日本南进；德方意在保护本国商船利益。
英国怡和洋行大班对记者言：“陈氏舰队不过十数艘船，却能控制台海，所恃者非船坚炮利，而在于沿岸民心。华人商贾愿悬其旗，华人船主愿为其用，我英船虽有兵舰，总不能日日护航。”
日本方面则更为焦虑。去年日本邮船会社曾拟开辟神户—淡水航线，被北极舰队以“未经许可不得航行”挡回。
日本驻厦门领事更是公开宣称：“若任陈氏坐大，五年之后，台海将成为其内湖，我日本南下通商之路将被堵死。”
德人则务实。德国东亚舰队司令表示：“只要德船受平等待遇，可暂不介入。”
但同时派军官赴基隆考察船坞，实欲探其虚实。
三国目前尚无联合行动，但传闻英国正持续向朝廷施压，要求“约束陈氏”。
然清廷外务部官员叹曰：“陈氏又不归我管，如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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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另一个豆腐块，还有评论员的文章，
自北极星舰队五年前占据马尾，其势力由点及面，今已控制安南西贡、台湾基隆、福建马尾三大要港。三港呈犄角之势，扼南洋—台湾海峡—福建沿海航线，英国对华贸易之命脉，已落其手。
今年由马尾出口的货物，华商多雇其船。更可骇者，马尾船政局本为清廷官办，今为北极所用，去年下水千吨轮三艘，今年计划造两千吨轮两艘，其造船能力已逼香港船坞。
陈氏以安南之米养马尾之工，以基隆之煤供马尾之船，以马尾之船控台海之航，三港联动，自成体系。英商昔日所恃者，船坚炮利、资本雄厚，今则处处受制。
怡和、太古等老牌洋行，利益受损最重。
而英人国内，向北极出售机器、军火之商人，恐获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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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开报纸，只觉得这人写得酸溜溜的，都分不清是不是英国人的笔杆子，处处透着为洋大人着想的口吻，气不顺，起身走到窗前。
底下四川路上，依然是电车叮当，洋人笑语，可这声音落在他耳朵里，忽然变得聒噪，像是什么东西的哀鸣。
他想起刚才《申报》上一条不起眼的短讯，说是朝廷派了兵部郎中某，前往广东查办“闱姓赌博”的案子——福建、广东的官，还在为赌饷闹得不可开交。
他忽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
罗升在旁边收拾行李，见他站着不动，小声问：“少爷，怎么了？”
谭嗣同摇摇头，没说话。
他只是望着窗外那片花花绿绿的洋楼，和楼下那些昂首阔步的洋人，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
糜烂至此，如何追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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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停停，谭嗣同心中愈发烦闷，心里一直挂着那两张琴。
有时夜里睡不着，就想象它们将来的声音——崩霆该是沉雄的，像松涛；残雷该是清越的，像竹露滴在石上，像母亲早年在闺房里弹过的曲子。
秋深的时候，他回到浏阳，漆也上好了。
崩霆琴通体乌黑锃亮，琴面桐木，琴底梓木，牛角雁足，蚌壳徽位。
龙池、凤沼是长方形的，贴红木边，端庄大方。琴背用魏碑体刻着“崩霆”二字，下面是他的题款：
“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
二十三个字，他写了三遍才满意。罗升在旁边磨墨，看他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笑，心里纳闷：不就是写几个字吗，怎么比写八股文还费劲？
他不懂。
那二十三个字里，有谭嗣同隐隐约约对自己命运的预感：雷劈了树，对树是灾难，却因此成就了两张好琴。将来呢？若有人、有事要劈他，会不会也成就别的什么？
残雷琴的题诗更长。琴背刻“残雷”二字，下面是行楷：
“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柯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己苦，遇己苦，呜咽哀鸣莽终古。”
诗左边，盖了一方朱文印，篆书两个字：“壮飞”——他的号。
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已经黑了。
谭嗣同搁笔，退后两步看，忽然想起什么，对罗升说：“你去把凤矩剑拿来。”
剑捧在手里，琴摆在面前。剑是冷铁，琴是温木；剑是杀伐，琴是中和。
可他看着它们，只觉得是一件事的两面——剑气箫心，剑胆琴心，都是一口气，都是从胸腔里吐出来的那点东西。
“少爷，这琴……”罗升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琴身，“能弹吗？”
谭嗣同坐下，把崩霆琴横在膝上，右手轻轻拨了一下空弦。
“嗡——”
那声音不是他想像中的任何一种。沉，却不清冷；厚，却不闷钝。
像远雷滚过山脊，又像有人在很深的地底下敲钟。余韵久久不散，在静夜里一圈一圈荡开，荡到墙边，又荡回来。
他又拨了一下。
这一声，他听出来了——是那年夏天，在甘肃戈壁上听见的风声。一望无际的黄沙，天边有骆驼队的铃铛，慢悠悠的，一下，又一下。那是他跟着父亲在任上，第一次真正离开书斋，看见天地之大。
这木头里，住着雷，也住着风。
这颗心里，也有风云涌动，久久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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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春天，谭嗣同带着崩霆和残雷，离开浏阳。
同行的还有凤矩剑，还有罗升。
行李简单，琴囊却是他亲手缝的——白绫面，蓝布里，针脚歪歪扭扭，但结实。
“走吧，咱们去南洋看看。”
剑胆琴心，一路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