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物理系。
1954年5月，54届毕业生的去向确定。
其实……历史上的清华大学，1952～1955年是没有物理系的。
1950年的院系调整，将北大定位为基础科学方向，清华定位为工程技术方向，那清华就不需要物理系了。至1952年，清华物理系将所有的教授教师分给了北大物理系和清华的几个工科系，清华自己只剩一个物理课教研组，直到1955年再成立工程物理系。
现在因为1950年唐华、赵忠尧、钱三强就直扑激光物理方向，清华的物理系必须得留着。不但保留，而且规模还扩大了，并细分为了三个专业：
光学专业（掩人耳目的，其实是激光物理专业）；
原子物理专业（1951年成立，其实是工程核物理）；
量子力学专业（1952年成立，解决集成电路技术所需的量子理论）。
当然，激光物理专业的师生人数占物理系的三分之二。这很合理，现在对激光的研究，清华大学世界第一，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世界第二，其他国家及大学都是渣。
另外，1951年，清华的无线电系改为通信系，同年又从无线电系和电机系、物理系分出一部分人成立了电子系。
今天唐华来清华不是来看电子系和通信系的毕业生的。这拨学生今年1月就出来实习了，北京计算机所和通信所里有一堆。
也不是专门来看激光物理专业的毕业生的，这拨学生唐华也很熟。
唐华主要想看一眼工程核物理专业这一届的毕业生。
……
“这一届41个学生，11个继续读研深造，30人走上工作岗位，基本上都是去刚刚启动的项目，”钱三强对唐华说，“他们的档案从学校提走之后就会消失不见，这些年轻人要隐姓埋名，在秘密的单位秘密的岗位干不知道多少年。……这对他们不公平。”
30个毕业生，5人进入军队，15人去房山的核反应堆，4人去相山铀矿及粗炼厂，4人去西北为核工程、核工厂的预先筹备组工作，还有2人去哈军工。
其中即便是去房山核反应堆工作的，哪怕离北京市区只有几十公里，也要隐姓埋名，家人不知道他们其实在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工作。即使家在北京的，也只是每年过年才回家一趟，还要假装风尘仆仆赶了老远的路回到北京的样子。
唐华：“所以我是专程来看他们一眼，之后就不一定能见到了。”
钱三强：“我的身份不隐藏，因为我是近代物理所的所长、清华的教授。你的身份也不隐藏。但我们领导的这批年轻人要集体消失很多年。对了，邓稼先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决定也和学生们一样，把自己所有行动轨迹抹掉。”
唐华：……
两弹一星工程实施期间，钱学森和钱三强一直有公开活动（虽然很少），但外界还是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其他两弹一星研制人员在那20年里就“人间消失”了。
国家可以为少数几个人的公开活动提供特别的安保和保密措施，但两弹一星的关键领域专家近百人，要让所有关键专家都有近似常人的生活，每人出入前呼后拥，这既过于耗费人力物力，安保规模太大了也很难保证不出事。
邓稼先留学美国普渡大学，26岁拿博士学位，在北美华人圈小有名气，杨振宁和他是好朋友。回国后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任职，按说也有公众人物属性，可以保留一定的公开活动，但邓稼先这次是主动要求和年轻的毕业生同等待遇，隐姓埋名做研究。
唐华只能长叹一声，对钱三强说：“我们这些还公开身份的，我们公开活动是为了核武器和火箭项目能更好地推进，用自己的身份争取更多的外界支持，更好地调配和集中资源，这样才对得起这群隐形的英雄。两个项目都要有紧迫感，在保证研究完善、工程扎实的前提下，尽快推进。我们用掉的每一年，都是这一大群人的青春。”
……
“1945年12月，我从旧金山坐船返回上海。”唐华在赵忠尧之后上台，这系会他总得讲几句。
“每当夜晚，我经常坐在客轮的长椅上，眺望夜晚的星空与大海。我看见星星闪烁，波涛涌起，沸腾的能量掀起无声的潮音，投向我意识的原野。我明白，这是我正要渡过的征程，也是我将来要征服的大海与星空。这个念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心里萦绕，它已经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今天我看到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支征服宇宙的大军。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能有诸位与我一起奔腾，我感到很荣幸。”
掌声。
物理系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系会，到场的居然有清华校长蒋南祥。
“同学们，你们5到6月份答辩，但毕业论文都已经交了。授予学位那天我还会来，今天你们系会我也来参加。主要是想让你们多看看清华，我多看看你们。”
蒋南祥在台上看着台下的100多名物理系毕业生，百感交集。
“同学们，你们是我回国后，第一届从大一到大四全程带出来的学生，我看着你们成长。”赵忠尧说，“你们是我教出来的最优秀的一届学生。……每一届学生都是最优秀的。两个月之后，你们就要走向祖国的各个角落。所谓‘一柄长剑在手，天下任我驰骋’，这柄长剑就是你们在学校掌握的才干与知识，是你们无畏无惧勇于开拓的精神。”
掌声。
还是一片掌声。
“同学们，我们来一起唱《毕业歌》，”蒋南祥说，“校长还在清华做学生的时候，毕业前就经常和同学们唱这首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蒋南翔扶了扶黑框眼镜，站在教室正中挥手打着节拍，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
1954年的春夏之际，上百名高等院校的物理及工程学专业毕业生们做好了奔赴核工业和火箭工业的岗位的准备。
在这一年，30万苏联农业工人从苏联西部来到东部，开垦一望无垠的冰冻原野。赫鲁晓夫亲率这30万农业工人在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开垦新的耕地，甚至赫鲁晓夫在工作之余还会抽出一两天时间亲自下田种玉米。
在这一年，还有一位老者从美国悄悄返回。
系会/毕业前大会结束，唐华和钱三强走出礼堂，行约百余米，唐华看见路边一名拄着拐杖的清瘦老者，默默眺望刚才在开会的礼堂。
唐华还在仔细对照老者的面容，看看这是历史上的哪位人物，身旁的钱三强先说话了：
“梅……梅校长？”
梅贻琦三四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校长。1949年，梅贻琦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之后寓居美国。本来梅贻琦会在1955年去台湾，组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但1953年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没了。台湾事定后，1954年初，顾维钧与梅贻琦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梅贻琦决定回国。
“梅贻琦先生，您好。”唐华说。
唐华神态比较自若，一旁的钱三强、以及跟着也过来的蒋南祥校长，就略微有些尴尬。
钱三强和蒋南祥都是1913年生人，他们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梅贻琦是校长。
他们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都经历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钱三强在游行队伍里打酱油，蒋南祥是学生领袖。梅贻琦……就是那个说“青年是国家的财富，爱国我很同情，但爱国也要爱校，学生这样闹下去，有可能导致学校停办”的人。
想到这一层，唐华突然明白为啥两人表情不对了。
“我是唐华。这位钱三强先生，是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的所长……”
“你们三人我都认识。”梅贻琦摆手表示不用介绍了。
唐华：……
梅贻琦：“国家蒸蒸日上，很好。”
后世的“民国热”刮过不止一波，炒热捧红了不少所谓大师，但梅贻琦这个48年离开北平、49年赴美、55年赴台的文化人竟然被忽略了。主要就是梅贻琦这人特别闷，谁也不骂，没有名人语录也没有风花雪月，连《无问西东》里也只是当背景板，唯一比较有名的作品是《大学一解》。
蒋南祥：“梅校长，您能回国我们都很高兴。希望您以后有空常回清华看看。”
……
1954年5月7日，越南奠边府。
奠边府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之前近两个月，中国顾问团团长韦国清与在越南作战的法军和越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让整个战役慢慢地回到正轨。3月30日到4月30日，越军对敌芒清中心分区发起攻击，总算将其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长地段。5月1日越军发起总攻，7日解决战斗，生俘法军指挥官卡斯特里准将及其全部参谋人员。
奠边府解放，意味着法军在北越再无任何稳固据点，法国势力彻底退出越南北部已成定局。
在奠边府战役打响之时，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在柏林会议达成协议，建议在日内瓦召开由五国参加的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另外，中国提出解决朝鲜半岛的外国军队驻扎问题。
日内瓦会议虽然早就定下来要开，但是总理稍稍延迟了一下行程，当奠边府的法军覆灭，卡斯特里准将被俘的那天，总理的专机从东德起飞，在最佳的时间抵达日内瓦。
中国建国仅仅一年，就在朝鲜把联合国军打得牙掉一地，成为一个令西方畏惧的对手。在西方普通人眼里，中国现在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即使是关注中国很久的人也难以窥其全貌。在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士兵眼里，中国人是伟大的战士；在将军们眼里，中国是最好不要招惹的可怕力量；科学家眼里，停战谈判签字现场的神秘炫光影像既让他们着迷也让他们发疯。
几百名记者早早等候在日内瓦宽特兰机场。总理在数百名记者和机场的军警卫队的注视中走下专机，神态自若迈开大步走来。
……
波音公司电子电路部。
就像是破解一个古老的谜题，霍珀一天天地工作，渐渐解开了这台叫做“T51”的中国计算机的秘密。
霍珀印象最深刻的还是T51采用的晶体管。
美国空军早就研究过从朝鲜战争缴获的晶体管，霍珀实际上是后知后觉。与肖克利和巴丁在实验室制作的晶体管不同，这是一种改进版——基质是硅而不是锗。体积更小、可靠性更高，但是价格昂贵。
“价格昂贵”是美国空军和波音电子电路部说的。
霍珀实际上对此保持怀疑。这台计算机装有9000多个晶体管，当然，军方对此的解释是“高性能计算机是重大设备，社会主义国家的举国体制忽略成本”，但霍珀看到，T51内部，机柜的上半部分用了900多个晶体管，只为了搭建一个显示电路，把计算机的二进制信号编译成0～9的数字、英俄文字母和标点符号，输出在三条显示屏上。
也就是说，豪掷900个晶体管只是为了让外行也能较容易地操作计算机。
900个晶体管几乎可以制造一台计算机了，雷明顿·兰德公司开发的UNIVAC-1计算机的廉价版就只有1100个真空管。
凭自己的科研经历和在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职业经历，霍珀猜测中国制造晶体管的价格并不昂贵。
同样“豪放”的配置还包括T51的存储系统，50K的存储器划分出8K作为内存、42K作为永久存储区，有磁盘操作系统，有编译器——这不是霍珀最近这一年在做的工作吗？
……
又是一天工作到深夜，第二天，霍珀再来上班，就被保安告知不允许进入电子电路部的实验室。
接着，霍珀被带走了。
“我奉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之令，取消了你进入波音公司实验室的资格，并对你进行问询式调查。”
面无表情的情报局特派员坐在霍珀对面。
“你在美国海军军械计算局工作时，职业是程序员？”
霍珀：“1943年到1946年，我为海军的Mark1、Mark2和Mark3计算机编写和调试过程序。”
特派员：“在调试程序时你创立了很多技术和方法，有些现在还成了行业通用语，比如说，bug和debug。能详细说说这些名词的起源吗？”
霍珀：“1945年，我负责排除一台Mark2计算机的故障。常规的检查方法找不到原因，但我无意中发现，有一只蛾子从窗户飞进了Mark2的一台继电器，从而引起系统暂时停机。我清除了那只蛾子并将它贴在了工作日志上。从这次事件以后，我们部门的人就开始用bug来代表计算机的故障。后来我进入EMCC和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也继续使用这种习惯用语，而且扩展了一个单词debug，表示消除程序错误的举措。”
“非常巧。我们昨天晚上终于能够读取中国计算机内的全部数据。我们找到了一份文档，可能是系统开发者的记录日志或说明文件。他们也把程序错误叫做bug，把消除程序错误叫做debug。”
特派员嘿嘿一笑，拿出一张打印的纸张：
“我猜这台计算机的设计者是你的学生，或者，你本人参与了这台计算机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