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泪湿青衫,闭目沉思着:
“‘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太皇太后知我啊!‘淋漓心志’,我何尝不想倾吐为快!可现时是说话的时候吗?‘变法’‘虽已败落,但十七年来形成的世风世情,能用几句空话改变吗?‘变法’十七年间,朝廷官员更换了几茬,均以‘捷勇健谈者’为贵,且已占据着朝廷要津,能容许相反的政见申述吗?‘变法’决非介甫一人所为,上源于大行皇帝,下涉及朝廷百官。‘既弊而变’,古之通义,关键在于明了弊之所在。但大行皇帝的过失是不敢说的,是不能说的,是不可说的。朝廷百官的过失,因其人多势众,是不敢慧的,是惹不起的。只有一个遭贬而困居江宁的介甫,还要再次遭受‘墙倒众人推’的鞭管吗?良心上过不去啊!禁忌重重,‘革故鼎新’谈何易啊。十七年形成的一切,是一道冲不破的罗网。况且,太皇太后新摄国政,这‘革故鼎新’的心愿,真的准备付诸实施吗?”
梁惟简看得出司马光在默然沉思中作着最后的抉择,便低声插话催促说:
“司马公,在此外转星移非常之时,天下归心于公,黎庶企盼于公,亦公伸展积志之日,当早日莅京,以符上至太皇太后,下至贩夫走卒之望。”
司马光睁开眼睛,忧心忡忡,蓦然询问:
“梁公,现时国库财物岁入实情如何?”
梁惟简心里大喜,以为司马光已决定进京,欲弄清朝廷现时财力情状作宰执朝政的准备,便以实情相告:
“国库现时财物银两实情如何,不唯太皇太后心中无数,就连主管财物的门下侍郎章惇只怕也说不明白。‘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均有增赢’已是年年岁岁的官话、套话。据说前年的岁入是六千余万缗,去年的岁入是六千三百余万缗,较之嘉祐年间的三千六百多万缗已增加了一倍。但实情是否真的如此,怕是只有天知道。现时全国之大患是一个‘假’字,假事、假情、假灾、假荒、假奏章、假帐目、假数字,连有的人也是假的。要在假中求真,难啊。”
“现时朝廷居要津而握实权者,都是何人?”
“近几年来,中枢虽以王珪为左相,但实权落在右相蔡确之手。蔡确的为人,司马公当有所闻,捧王安石而覆王安石,捧王珪而覆王珪,且党羽极多,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亦附之。太皇太后摄政伊始,舍王珪为山陵使而擢蔡确主持中枢,乃势之所迫也。枢密院是韩缜玉汝执政,此人虽是韩维持国公之弟,然去其兄甚远,暴戾贪黩,与蔡确左右相倚,京都商贾已有‘宁逢乳虎,莫逢玉汝’之惧。另一位权势人物乃‘后起之秀’,司马公未必知道,此人年仅四十岁,洪州人,名叫吴居厚,字敦老,现任京东转运使,掌盐铁之权,监铸钱之职,操财物银两之命脉,工于算计,苛刻聚敛,无不至极,且神通广大,网络极多。如此三人,执朝廷军、政、财权,遂致天下有累卵之危。司马公奉太皇太后旨意进京,当详察此三人之行。”
司马光怅然长叹:
“朝廷情状如此,光心怯胆寒了。请梁公转奏太皇太后:司马光病魔缠身,神识衰耗,已无力效忠于朝廷,只能以赢老悲寂之心,为大宋祈祷了。”
梁惟简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这、这,司马公,你这是以军国大事为儿戏啊!”
司马光神情肃穆,话语铿锵:
“光所祈祷者,愿以四字呈奉太皇太后。”
梁惟简急问:
“四字何谓?”
“广开言路。”
“请公详而言之。”
司马光神情一振,赢老之状一扫而去,话语虎虎生风:
“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阎阎愁苦而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光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放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夜阑人静,司马光铿锵的声音在弄水轩里响着,梁惟简一下子通悟了,他的心头闪现着“春官居”门前人群踊跃的情景。“广开言路”,不就是要“变法”十七年来受压制的官员黎庶说话吗?这些人的声音比司马光一个人的声音响亮得多,强烈得多,有力得多,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广开言路”,将使“变法”十七年来的种种弊端暴露于天下,无论是蔡确、韩缜、章惇、张璪都不能一手遮天。缘“变法”而青云直上、占据要津的“捷勇健谈者”,都将处于被动的地位。“广开言路”,将为太皇太后的“革故鼎新”吹奏起惊天动地的号角。
梁惟简霍地站起,向司马光拱手告别:
“谢司马公指点,我这就连夜返回京都,向太皇太后复命!”说罢,不等司马光说出挽留的话,他大步走出了弄水轩。
司马光,站在弄水轩门前,望着梁惟简离去,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周身轻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