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引起了世界性的抗议运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在战争初期致罗斯福的信成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端)为罗森堡夫妇提出了申诉，让-保罗·萨特、帕布罗·毕加索以及巴托罗密欧·范塞蒂的妹妹也都发出了同样的申诉。就在1953年春杜鲁门总统离任前，一份申诉递交到他的手上，申诉被驳回。随后，另一份递交给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申诉也被驳回。
最后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同意暂缓执行。首席法官文森派出专机把在全国各地休假的法官送回华盛顿，他们及时取消了道格拉斯关于暂缓执行1953年6月19日的罗森堡夫妇一案的判决。
50年代的同一时期，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正在讯问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如果他们拒绝回答，就对他们进行诱供。该委员会散发了数百万份小册子：《共产主义百题问答》(“共党分子在哪里?到处都有”)。自由派经常批评该委员会，但在国会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一样年复一年地投票赞成向这个委员会拨款。
正是杜鲁门的司法部依据史密斯法对共产党领导人提起了诉讼，指责他们阴谋教唆和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其证据绝大多数是指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诉讼认为这就是呼吁暴力革命。当然，根本没有任何来自共产党的直接的暴力革命的危险，但是，由杜鲁门任命的首席大法官文森领导的最高法院援引“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这一古老的量刑原则，认为确实存在着在适当的时机发动一场革命的明显的和现实的阴谋。于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便被投进了监狱
整个文化界都弥漫着反共气息。一个联邦调查局密探的故事--“我过着三种生活”，讲述了他从一名共产党人转变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经历，该故事被500多家报纸连载，并被拍成了电视剧。好莱坞的电影也把《我与一个共产党员结婚》和《我是一名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共产党人》之类作为片名。在1948和1954年间，好莱坞出产了40多部反共电影。
无论是在对年轻人还是对年老者的教育中，反共都被认为是英雄行为。一个脱衣舞剧主人公阿美利加上尉说：“共党分子们，特务们，叛徒们和外国间谍们，你们当心点！雹美利加上尉以及他身后忠心耿耿的热爱自由的人们正在挖掘你们……“在50年代，全国所有学校的孩子们在参加防空演习时，苏联进攻美国都被作为警报信号：孩子们不得不蜷曲在书桌下直到”警报解除“为止。
在这种气氛下，政府重振军备的政策很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个在30年代已经摇摇欲坠的制度现在明白了：战争的成果可以带来稳定和高额利润。到1960年，军事开支已达458亿美元，占整个财政开支的49.7％。就在这一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为总统，他一上台便又着手进一步提高军事开支。
通过制造一系列关于苏联正在增加军备的恐慌，捏造虚假的”核武器差距“和”导弹差距“，美国得以不断增强其核威慑能力，最终获得了绝对的核优势。在核武器方面，美国拥有威力相当于1500颗投于广岛的原子弹的核当量，远远超出了足以毁灭世界上所有大城市的能力。为了投掷这些核弹，美国拥有50枚洲际弹道导弹，80枚核潜艇导弹，90枚海外陆基导弹，1700架能够抵达苏联的轰炸机，300架可以携带原子武器的舰载攻击型轰炸机，1000架可以携带原子弹的陆基超音速攻击机。
苏联明显地落在了后面--它只拥有50到100枚的洲际弹道导弹和不到200架的远程轰炸机。但美国的军事预算继续攀升，其歇斯底里仍在发展，获得军火合同的各大公司的利润成倍增长，而就业与工资的增加则足以使相当数量的美国人依赖军工企业为生。
同时，美国通过向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为美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控制网并在受援国确立了它的政治影响。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决定在4年时间里向西欧国家提供1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该项计划的经济目的就是为美国的出口开拓市场。
马歇尔计划也隐含有政治动机。由于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大，美国便决定用政治压力和经济援助把共产党人排斥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之外。
从1952年开始，对外援助越来越明显地带有了在非共产党国家建立军事强权的性质。约翰·F·肯尼迪上台后，发起了”为进步而联合“的运动，这是一项援助拉丁美洲、强调用社会改革来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但事实证明，它主要是为维护右翼独裁者的权力使之能够避免发生革命的一种军事援助。
军事援助距离军事干涉只有一步之遥。1953年，当伊朗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之后，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颠覆活动。1954年，危地马拉历史上最民主的一个合法选举的政府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军事基地上训练的一支雇佣兵的武装入侵所推翻，这次入侵还得到了美国飞行员驾驶的4架美国战机的支援。危地马拉总统雅各勃·阿本斯是一位中左派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在议会56个席位中拥有4席。对美国商业利润构成最大威胁的是阿本斯征用了联合果品公司所拥有的23.4万英亩土地，而他所提供的补偿却是该公司不能接受的。按照美国人的意图，在堪萨斯的里芬沃斯堡接受过军事训练的科·卡斯蒂略·阿莫斯接管了政权。他把土地退还了联合果品公司，废除了外国投资者的利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税，取消了秘密投票制度，并把数千名政治反对派投进了监狱。
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向黎巴嫩派出了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以确保那里的亲美政权不会被革命推翻，同时也是为了在这块丰富的产油区保持军事存在。
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在防止和推翻革命政府(只要有可能，不管在任何时候，也不管这个政府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抑或是反对联合果品公司的)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在古巴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巴的军事独裁者富尔根西欧·巴蒂斯塔多年来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公司利益主导着古巴经济，控制着古巴80-100％的公用事业、矿产业、畜牧业和炼油业，以及40％的制糖业和50％的公共铁路。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小股游击队在丛山密林中与巴蒂斯塔的军队作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并最终走出崇山峻岭，穿越整个国家，向哈瓦那挺进。1959年新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
掌权后，卡斯特罗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教育体制和住房制度，把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政府没收了三家美国公司(包括联合果品公司)100万英亩的土地。
古巴革命纲领的实施需要资本赞助，但由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愿向它提供贷款，原因是古巴不愿接受该组织提出的所谓”稳定化“条件，因为这一条件旨在暗中破坏古巴业已开始实行的革命纲领。当古巴与苏联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后，古巴的美国石油公司拒绝炼制苏联提供的原油，卡斯特罗便没收了这些公司。为了报复，美国削减了作为古巴经济支柱的蔗糖的进口，而苏联则立即表示愿意购买被美国拒绝了的全部70万吨蔗糖。
1960年春，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武装和训练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以备以后入侵古巴之用。肯尼迪执政后，加快了这一计划的实施。1961年4月17日，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武装分子与一些美国人一起在古巴南部海岸、距哈瓦那90英里的猪湾登陆。他们本来期望能煽动起反对卡斯特罗的总起义。但这是一个平民政权，根本没有人愿意起义。3天后，中央情报局的部队被卡斯特罗的军队击溃。
整个猪湾事件充斥着虚伪与谎言。入侵违反了美国签字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该宪章指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何种原因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别国的内政或外交事务”。
因为有关于秘密基地和中央情报局训练入侵者的新闻报道，就在入侵事件发生的4天之前，肯尼迪总统还在新闻发布会上狡辩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的美国武装力量对古巴进行干涉”。确实，登陆的武装力量是古巴人，但它们全部是由美国组织的。美国的战斗机，包括美国飞行员都介入了；入侵行动中，肯尼迪还批准使用了海军隐形喷气机。4名飞行员丧生，而家属却不知道他们死亡的真相。
在入侵古巴事件中，一些重要的新闻出版物在欺骗美国公众这一点上与肯尼迪政府沆瀣一气，互为唱和：在入侵事件发生的数周之前，《新共和》打算发表一篇关于中央情报局训练古巴流亡者的文章，肯尼迪要它不要发表该文，《新共和》听从了。《纽约时报》也是如此。
到1960年前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力图遏止新政时期和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左派力量不断上升势头的15年的努力似乎已获成功。这时，共产党陷入了混乱--它的领导人还在监狱里，它的成员在减少，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已非常小。与此同时，工会运动本身也已变得越来越容易控制和越来越保守了。军事开支占了国库开支的一半，而公众却接受这一事实。
核武器试验的放射物对人体健康可能带来的危害还没有为公众普遍认识。原子能委员会坚持认为原子弹试验的严重后果被夸大了，1955年《读者文摘》（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有关我国原子弹试验的恐怖报道完全是无稽之谈”。
50年代中期，曾经掀起过一阵关于防空洞的热潮。公众被告知说，当原子弹爆炸时，这种防空洞就是他们的安全避难所。1957年，一位名叫亨利·基辛格的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如果有适当的策略，核战争并不一定就那么具有破坏性……”
尽管国家长期处于战时经济状态极大地影响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相当多的人可以找到工作，足以养家糊口，所以社会还能够维持稳定。财富的分配依然不均。1953年，成年人口中1.6％的人拥有80％以上的公司股票和近90%的公司债券。20万家公司中的大约200家大公司(占所有公司的1‰)控制着这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的大约60％。
当约翰·F·肯尼迪任职一年后向国人公布其财政报告时，在收入分配方面显然没有多大的变化。《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把肯尼迪的财政报告概括为避免“对失业问题提出任何尖锐的正面批评”。赖斯顿说：“他同意降低公司用于工厂扩建与现代化方面的投资税率，但他并不太热心于在民权问题上向南方保守派宣战，他极力推动工会组织降低在工资方面的要价……在这12个月的时间里，总统已经走到了美国政治具有决定意义的中间地带……”
在这一中间地带，一切看来都很安全。没有为黑人做任何事情，没有试图改变经济结构，侵略性对外政策仍在继续，国家机器仍在正常运转。但紧接着，在整个60年代，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性的反叛行为。这些反叛行为表明，所有那些认为该制度是安全的和成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