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7）
还是在通过对外情报系统搜集情报之前，苏维埃俄国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秘密行动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制度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动主旨是为了输出革命。而且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一直在期待着革命先传播到欧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战末期，西线的一些战事导致了中欧几个大帝国的垮台，这使他们燃起了希望。 而且列宁还在1918年10月1日就写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时间内向我们走近了许多，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最近的几天内就会到来……我们应该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德国工人们加快革命的到来，革命应该很快就在德国开始了。”
11月9日， 即颁布停战令前两天，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那里照苏维埃的模式建立起工农苏维埃。 但列宁的欢欣和热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义被镇压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FIF）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尽管不是工人运动的发动者，但却因对运动表示了支持，而被军官中右翼激进分子残暴杀害。虽然他们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位置，这一本来已渺茫的希望更加无望，但莫斯科却因此而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德国共产党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曾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责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搞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她大概是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列宁、抵制把共产国际变成苏维埃对外政策的工具的外国共产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国革命剧院举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只有五人是从国外来的，其他的“国外”代表则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那些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国追随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就从未到过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国家。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没有成立。但是，对于大多数欧洲左翼运动的代表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许多左翼积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 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还不到一个月，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尼亚的人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却一次也未能当场将其抓获。有一次在“钻石旅行”中，他将两串珍珠藏在装有荷兰黄油的罐子里顺利带走了。还有一次，他给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奥卢·贾德寄去了一个包裹（此人后来成为BBC广播“答听众问”节目的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里面装的是伪装成高级巧克力糖的珍珠和钻石。回到伦敦后，梅内尔即被“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扣留搜查。当然，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两天后梅内尔从贾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宝。
这种用沙皇的珠宝来资助世界革命的顽童式的热情，自然时常造成一些麻烦。1919年，波罗金受委托，将缝在皮箱夹层里的沙皇珠宝带给美国的共产党人。因为怕有人跟踪，波罗金请他在船上认识的一个同路的奥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对波罗金保证说，一定将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从此它们就消踪匿迹了，而波罗金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怀疑偷窃了这些珍宝。
共产国际最初两年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给那些非俄罗斯的革命者和亲布尔什维克分子以指示和资助。 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尝试。德国“三月行动”的倡导人是别拉·库恩——是当时非俄罗斯人的共产党人中最有功绩的一位。 他参加过十月革命， 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共产国际”“小局”的委员。库恩曾说：“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很虚弱，这是组织起义、罢工和暴动、对他们逐个进行打击的最佳时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依他看来，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列宁并没有像他那样头脑发热，这时他对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开始减弱。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帝国主义暂时和解，以重建这个国内战争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家。但是库恩还是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一一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国的行动会减轻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外部压力。
1921年3月初， 库恩随共产国际秘密代表团来到柏林，策划德国的革命。共产国际驻德国的主席托马斯同志气愤得不能自已。后来他讲道：“我极力提出抗议，井要求将库恩召回。我向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在德国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莫斯科则保持了沉默。”尽管如此，到3月17日，库恩还是得到了德共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宣称，“从此所有工人都被号召参加斗争。”法国、英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人被召到德国来充当见证人， 并从中汲取德国革命的经验。3月21日和22巳，开始了罢工和工人运动。 3月24日，德共发布指示开始全国总罢工，并号召工人拿起武器，但是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并没有响应这一号召。到4月l日，为数不多的几个起义中心都惨遭镇压， 于是德共又开始号召工人们停止罢工。起义过程中有145名工人被打死，不少人受了伤，有3470人遭逮捕。在二月离职的德共领导人莱维指责共产国际，说是它迫使德共尝试了这次连德国人自己都反对的革命。他称：“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以及它对德国共产党的这些霸道行动，使得在此之前欧洲唯一的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性政党遭到了极度威胁。”但是接替莱维任德共领导人的根利赫·勃兰特则说， 那些关于执行委员会以及“接近它的人物” 与“三月行动”有着某些牵连的说法，不过是“卑鄙肮脏的诽谤，”。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也附和说，这种指责是“可耻的谎言”。但到了1926年，这个“谎言”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在他的正式传记中说道：“1921年，共产党人派他赴德国；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三月行动’。”
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都不曾表示对“三月行动”负有责任，但在德国的失败还是对苏维埃政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现在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输出革命了，而是从内部来巩固苏维埃制度。在1921年党的五大上，列宁表明了他要“让反对派就范，将他们肃清”，以及建立起一个清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家。列宁称：“我们还未让广大的群众信服。”饥荒席卷了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工业濒临崩溃；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发生了农民起义，就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被托洛茨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水兵也发动了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度带来的政治镇压和经济混乱。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宣言《我们为何而战》中，将同肃反委员会的斗争称为是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把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相提并论：“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民”肃反委员会总喜欢将一切视为阴谋，因而很快就认定喀琅施塔得起义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唆使造成的。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是由里加的法国间谍组织的。他们伙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借助水兵和有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在彼得格勒发动政变，法国打算在此之后将自己的海军派往波罗地海。”列宁同意这个说法。 1921年3月17日，也就是德共开始准备在德国进行“三月行动”的那天。五万名红军战士，其中也包括肃反委员会小分队，残酷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暴动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转变，尽管它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党的五大上，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了余粮征集制，允许私人经营和小型私人企业存在。除此之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外国企业主表明，他们可以为俄国的发展投人自己的才智和资本、从这时起苏俄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成了进行缔结贸易协定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对俄国的外交承认的谈判。
1920年3月， 以外贸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使团抵达伦敦，开始就签署英苏贸易协定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英国特工机关的报告中讲道，刚刚到达英国，克拉辛的贴身助手兼翻译、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H·K·克雷什科和一些“共产主义人士”就接触上了。而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际， 捷尔任斯基所做的建立“国外处”（这便是以后有名的nho的决定，是国外情报搜集工作意义越发重大的又一个证明。
国外处进行外交情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英国，因为就苏维埃领导人看来，英国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大国，是一把特殊的钥匙，依靠它布尔什维克俄国可以达到让资本主义世界承认自己的目的。 英苏贸易条约签订还不到一年，在1921年3月，俄国已同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条约。当英苏条约签订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国外处还没有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可靠的情报。在肃反委员会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则乔治——这位最有影响力的贸易条约拥护者。报告说，首相的主要对手是“以寇松和丘吉尔为首的、有外交部及其圈内人物支持的保守党。”很显然。根本不必用秘密情报部门来证实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同当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内阁中两个反对布尔什维克最厉害的人。 1920年5月，英苏谈判刚开始的时候，唐宁街10号的英国内阁成员接见了克拉辛。而丘吉尔认为还是不参加这次会见为好，因为一想到他将租这个毛发丛生的黄狒狒握手，他就觉得难受。寇松则参加了会面，但当克拉辛向他伸出手来时，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只是当首相本人对他说：“寇松，要有点绅士风度广他才握了握伸过来的手。除了以寇松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贸易协定的主要反对者的表露之外， 肃反委员会在1921年3月对英国政策的真实内容及那些决定英国对外政策的势力所能了解的东西很少。那时丘吉尔还是自由党人，当然，就如肃反委员会认为的那样、不是保守分子。直到1924年，温斯顿·丘吉尔才成了保守党人。
据肃反委员会的文件记载，当时其最主要的，大约也是唯一的英国政策方面的情报提供人，是记者阿尔托尔·兰塞姆，此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儿童作家，写有著名故事集《燕子和女骑手》——讲述一些乘船游玩湖滨区的奇遇。兰塞姆身上集中了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的品质。作为《每日新闻》驻红色俄国的记者，他是由一种细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孩童般天真浪漫性格的奇妙结合体。他赞叹那些“善良的、优秀的、绝望的、疯狂的、务实的。无忧无虑的、轻信的、多疑的、目光短浅的、敏锐的、精力极充沛的布尔什维克”，被他们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所吸引；“每个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其青春还未枯萎，其双目还未黯淡，都可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t…假使我们这里用血和泪铸成的总不是我们梦想的那个金色的城堡，它们也值得我参与和理解，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或那样树程度上对青春有笔未付的债。”兰塞姆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熟识。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国妻子进行了漫长的、不愉快的离婚诉讼之后，他娶了托洛茨基的女秘书。兰塞姆并不掩饰他对捷尔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尔任斯基——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革命的热衷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移；也不承认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权力。他多次进过监狱，在那里他颇引人注付，因为他总是干一些对其它监禁者说来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脏水等。他有自己的一套关于自我牺牲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应该善于承担那些否则要由许多人分担的重负和痛苦。这就是他不愿担任现在这个职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别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性的证据后，他还是为其存在辩护，认为它是对付混乱的唯一选择。而且在1921年，他还试图为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寻求开脱。
无论肃反委员会还是英国秘密情报处，都对兰塞姆的身份很感兴趣。尽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些人认为他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可其他人还是在寻求机会以利用他与俄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报机构争取兰塞姆的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在兰塞姆的传记中也写道，无论是他还是秘密情报机构。都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兰塞姆与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相比较——他自己时常提起此关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来往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留下印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肃反工作人员中受到更高的尊敬。兰塞姆在战后同特工机关以及负责居民破坏行动问题的情报局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经会过面，对此肃反委员会想必会一清二楚的。
尽管1919年兰塞姆从莫斯科去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但此后许多年间， 他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过俄国，在他那极简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记中提到过，在出差期间，他曾见到过肃反委员会的一些高层人物，如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彼得斯和温施利希特。肃反委员会中与兰塞姆来往的还有肃反委员会代表克雷什科，他是参加英苏贸易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肃反委员会错误地认为，为《泰晤士报》效力、并于1922年成为该报国际新闻部主编的加罗尔德·乌尔雅姆斯和秘密情报处工作人员保罗，杜克斯，是那种对寇松和丘吉尔强烈反对签署英苏贸易协定的态度起了主要影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外观察家中占上风的一种倾向，他们都过高估计了《泰晤士报》和英国特工机关在白金汉宫（指英国政府）权力阶层中的影响力。那种认为乌尔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兰塞姆对他们的评论造成的。兰塞姆曾和乌尔雅姆斯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仇视与其断然分手。至于杜克斯，兰塞姆则因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合作而对其耿耿于怀。依兰塞姆所言，杜克斯为秘密情报处执行的秘密任务，使得他“想起俄罗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猎手一样。”肃反委员会还误认为乌尔雅姆斯是一个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尔科娃的女子为妻，而该女之父是一名持有立宪民主党保守观点的著名政治家”。读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便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个条子，上面说，乌尔雅姆斯的妻子不是特尔科娃，而是特尔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我的妻子还是在年轻时就同此人很熟悉”）。
兰塞姆总是想夸大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这也使肃反委员会产生了误断，认为他在l921年初的俄罗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国商人莱特从劳合·乔治那儿接受的特别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贸易条约的签订。兰塞姆试图使肃反委员会相信，同英国相比，“苏联在东方有着更大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的影响与英国的影响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前者更有好感。从中肃反委员会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英国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在东方影响的扩大，因而它决定加快贸易协定的签定。兰塞姆还告诉肃反委员会说，英国报刊中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及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势力的评论，旨在向撕毁贸易协定的“社会舆论”进行“有组织的施压”。在肃反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中讲道：“兰塞姆认为，现在苏维埃政府应该发表那些反映事实真相的消息。”
看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并且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和肃反委员会常常很看重兰塞姆所提供的那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有关英国政治的情报，这往往是因为他所说的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而这同样成为他们阴谋理论的基础。兰塞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可提供给布尔什维克。但是他的确在尽全力帮助他们争取得到西方外交上的承认。
1921年3 月签订了英苏贸易条约，从而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此肃反委员会对兰塞姆的兴趣大为增加。他结识了英国贸易使团团长罗伯特·霍奇森，并对其很信任，而此人看来也不曾怀疑兰塞姆同肃反委员会的关系。1923年5 月，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面临撕毁的威胁。所谓的“寇松最后通谍”指责苏联政府进行反英宣传，并在印度及其邻国搞破坏活动。兰塞姆后来讲道，他曾和契切林及其副手李维诺夫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就此“最后通谍”讨论了很久（虽然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他认为，尽管寇松在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上仍持公开的敌视立场，但英国政府总的说来还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的。“我一生中从未像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在短短的时间内喝了那么多的茶水，”兰塞姆写道。在他的日记中，记有他和李维诺夫的四次会面、与契切林的三次会面与霍奇林的两次会面，以及分别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而这些都是在四天内进行的。
英国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寇松最后通谍”问题。但是兰塞姆还是说服他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会面。八个月后，兰塞姆终于如愿以偿：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被突破了。1924年1 月，当英国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齐·麦克唐纳主持后，莫斯科举行了仪式。在仪式上霍奇林向契切林递交了正式照会，承认苏联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的兰塞姆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进行了五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苏联外交伪情报比起肃反委员会掌握的有失英国的情报要更为广泛。沙皇政府时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校长埃内斯特（费蒂）·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蒂。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做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此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一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1920年6月谈判刚开始时， 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说：“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丘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坏活动。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样的结果。8 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9 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伏龙芝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及外交工作的情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 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被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 月21日的信件吧，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 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费特莱因和他的同行又得为莫斯科从1923年夏开始采用的新的密码和代码大伤脑筋，不过，到1924年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能够破译出苏联外交信函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了。
虽然苏维埃的密码和破译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谍”发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英国同行，但肃反委员会的国外处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比较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前者的情报网范围更广泛，目的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原因是一战后秘密情报机构的预算大为削减了）。1921年 3月签署的英苏协定，为日后苏维埃贸易使团和使馆遍布全世界揭开了帷幕。这使得肃反委员会国外处能够建立起“合法的”国外情报网、其工作人员都被安插在苏维埃的代表处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护。用外交身份做掩护的问题总是引起外交人员同情报人员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没有任何特权、他们隶属于英国使馆，“负责进行护照检查”。因为处于使馆次要工作人员的地位，情报站的负责人通常并不为大使们所敬重，他们甚至认为还是离情报机关远点为好。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确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与苏维埃大使们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也就更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驻外情报站长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讲道：
“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应听从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是使馆二秘或者类似人员，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往往超过大使的权力，所有的使馆工作人员都对其畏惧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这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有人告密。但有的时候，大使也会对驻外情报站长产生不满，直言抱怨，甚至批评他们未能履行自己作为使馆外交工作人员的职责。这种情况下，使馆通常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些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财替驻外情报站长说话。这种情形会～直持续到莫斯科召回其中一人为止，而其拥护者一般也会紧随其后被召回国内”。
从1921年8 月到1929年底，国外情报机构的总头目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此人是俄国犹太人，1901年他18岁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者。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尔什维克流亡人员中的间谍活动，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书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后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称特里利瑟尔，是个“聪明而博才的肃反工作人员”。和与其同时代的国外处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特里利瑟尔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时期被镇压。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处”的后继机构）纪念馆里一个醒目的地方。在担任国外处头目的头两年里，特里利瑟尔将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爱沙尼亚族人弗拉吉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尔涅。此人出名不仅是因为年轻（他是1921年被招进国外处工作的，当时他只有22岁。），还因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肃反委员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当他生身父母被枪决时，他只差没有亲手执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秘密国际联络处（OMC ）。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做出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负部的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
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面最伟大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1921年俄国国内饥荒时期，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
“团结是他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 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其奋斗不息的政治生涯行将结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主张在其有生之时再组织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个国家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会推动其在整个欧洲的蔓延。因为准备进行革命，8月15日，季诺维也夫中断了夏日休假，来为德共成员做指示。8月23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杰克的报告，“同志们，”托洛茨基说道，“我们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荡终于到来了。它的使命是要改变大地面貌……。德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政治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乐观看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派四个人持伪造证件前往柏林，执行在德国进行革命前准备的秘密任务。拉杰克领受了任务，其使命是向德共成员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政治局制定），并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温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装“红色百人队”，先进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作斗争。德国人出身的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密特则负责到各地建立联盟的革命支部，为革命后建立德国苏维埃做准备。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皮亚特科夫的任务是协调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证莫斯科与柏林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