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2
实际上，直到1923年时还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德国革命计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德国政府的立场也比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多了。但是苏联秘密使团依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给莫斯科的一份充满对德共领导人的鄙夷看法的报告中，皮亚特科夫坚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作好了革命的准备。在9 月底举行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决定开始革命政变。这个决议极其秘密，会议记录被藏在了政治局书记处的保险柜中，而不像那时通常采取的散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的做法。政治局通过的计划是进行节日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周年纪念日，这场游行要发展为一场由温施利希特的“红色百人队”挑起的同警察之间的武装冲突，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政府若敢以武力镇庄武装行动，必然会引起德国工人总起义，而温施利希特的队伍则应该趁此机会占领国家的重要阵地，就像红军战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样。“红色百人队”用的武器是用货轮非法运往汉堡，并在那里由码头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卸下来的。
德国的革命应该在10月23日清晨开始。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皮亚特尼茨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和芬兰族、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库两年整夜未眠，他们坐在库两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咖啡，等着拉杰克从柏林发来电报，报告革命开始。当时，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苏联领导人围坐其左右，都在等待着与库西年办公室直通电话的铃声。虽然列宁自己仅能说出几个词来，但他却全身心地期待着他五年前预言的革命到来的消息。可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格林来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电报，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后拉杰克的电文到了，但上边却只有一个词：“失败”。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阶级的足够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领导人下令停止计划中的起义。而不顾命令在汉堡开始的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责之声，莫斯科指责德共，说他们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事实上一切错误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为它对明摆的事卖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机会是确实存在的。
从此，共产国际便把传播革命的希望从欧洲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失败后选择的方针是对的，即不组织革命运动，而转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在此后若干年中，肃反委员会对付西方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行动，要比肃反工作人员在国外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渗入各国在莫斯科设立的贸易代表处和大使馆，要比渗入西方主要大国的外交部的任务更简单。当时监视外国使馆的任务是由肃反委员会的反间谍处（KPO ）负责实施的，二十年代，该处的领导人是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阿尔图佐夫出生于一个干酪制造商的家庭，其父母是意大利籍的瑞士人，后来移居到了俄国，他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局长M·C·克德罗夫的侄子。1929年到1934年，他接替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如今他的肖像和赞扬他在两处工作业绩的记录被一起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
第一总局的秘密材料将阿尔图佐夫描绘成一个“点子发生器”。他制定出许多渗人外国使馆的办法，从“蜜糖陷讲”到不很光彩的桐吓手段，这些以后都被用来武装克格勃了。在外国外交信使刚一进人苏联境内，有时还是在人境之前，他们就已被跟踪，其外交信函成了伺机猎取的对象。在信使经常乘坐的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夜班车上，挂有一节专门的车厢、内设照相洗印间，这是供趁信使睡觉之际搞到其信函内容之时用的。1921年，一名为芬兰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信使，面对肃反委员会女间谍的百般诱惑，表现出非凡的坚定，不管那个迷人的女士使出何种手段，他一刻也不曾放下自己的提包。此后不久，另一位芬兰信使却被茶水里的安眠药药倒，其手提包中的东西立刻在邻厢的工作间中被拍窃。这是有记录的第一起苏联情报机关用麻醉剂对付外交人员的例子。同二十年代的国外处不同的是，反间谍处有自己的实验室，在那里，它的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打开外交公文包；如何制造替代物，如何使用特殊墨水进行秘密记录以及如何使用麻醉剂等系列技术。反间谍处对外国外交人员的成功劝诱的最鲜明的一例，便是发生在爱沙尼亚代表处工作人员罗曼·比尔克身上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他赔牌输给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一大笔钱。结果他不仅让肃反工作人员看了他的外交公文包，而且最终被招募，并在后来参加了“托拉斯”行动。该行动是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进行的最成功的一次行动。
1922年，反间谍处曾制定了诱骗英国贸易代表处负责人罗伯特·霍奇森的计划，一名过去的沙皇职员大概不无凭据地说，外交人民委员部曾答应为其谋份工作，以换取有关英国代表处的情报。 后来霍奇森得知了这件事， 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罗勒尔（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英国处处长向这位职员提出如下计划：让他将我带到家里去，给我下点安眠药，对我搜身并找到所需的情报。这位职员并没有照办，而是道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反对这项计划：代表处的汽车会在屋子旁等很久，代表处也会明白我离开这么久的原因，最后弄不好会将事情弄复杂了，而这不见得会令苏联政府满意。阿尔图佐夫对这理由表示赞同，便不再采用这个计划了。
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处的俄国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同使馆工作人员有接触的人进行恫吓，是反间谍处最常用的办法。1924年5 月，霍奇森给契切林寄去了两封“异常友好”的信，他认为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工作方法的反对者，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信中他举了些例子、说明政治保卫总局在近两年是如何对付英国使馆的。其中他提到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尤尔根斯的大名。此人的“职业”，用霍奇森的话讲是“恐吓妇女和年轻姑娘”。1922年初，尤尔根斯盯上了英国使馆里一名叫捷列扎·科赫的女佣，以终身监禁相威胁、要求她立下书面字据，答应进行反对英国使馆的间谍活动，并将每周进行的工作向肃反委员会汇报：
“她吓坏了，签上了自己的名。他们还威胁她说，如果将此事告诉我，就对她不客气了……在此后几个月内，她都不敢离开使馆。后来，当她想出国时，他们总是不给她出境许可证，理由是她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的事件有染，而她却从未去过那里。”
1923年，尤尔根斯又对一名叫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什梅格曼的中年妇女故技重演。霍奇森曾在她那儿买过古式家俱。尤尔根斯将她召来威胁说，如果她不做出书面保证，同意从霍奇森那儿窃取文件并在英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她就别想活着走出卢比扬卡。
“她最终在这份保证书上签了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受到尤尔根斯的迫害。”
1924年初，一名与贸易使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相识、名叫塔季扬娜·罗曼诺夫娜·列维茨卡娃的姑娘也有过同样遭遇。她因为拒绝与肃反委员会合作而被以英国间谍的罪名在纳雷姆放逐了三年。
在霍奇森向外交部写的报告中提到，“比起其他使馆来，”英国代表处受到的“待遇还算是很公道的。”起初，当波兰外交代表处对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提出抗议后居然还得到了官方的道歉，而霍奇森却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解释。但1924年8 月他又报告说，这次政治保卫总局停止了它的破坏活动（据以后所知，这一现象好景不长）。霍奇森说，他五月份提出的抗议“显然受到契切林的重视，他真诚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肃反工作人员及其继承者还成功地对欧洲各国驻欧洲之外的外交使馆进行了渗透。二十年代初，英国驻拉什特（波斯）的领事的情妇，为肃反委员会的军官阿普列索夫提供了英国领事馆的秘密文件。阿普列索夫在当上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以后，于1923年来到了马什哈德。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报告复件，他还阅读了驻德黑兰的武官同驻印度的最高指挥部之间往来的信函。
还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对于苏联间谍来说。欧洲国家驻欧洲大陆以外的使馆中最薄弱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国代表处了。1927年4 月，在警察局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搜查中。发现了几份绝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的副本。外交部的工作报告中讲道，这些文件中有英国大使马尔兹·兰普森最近几个月做的“两份最重要的报告”。而兰普森则说。意大利和日本外交代表处情报道失得更加严重：
“从意大利代表处得到的文件主要是破译的北京和罗马之间往来的最重要的电报。而从日本代表处得来的文件更为详细，甚至包括正式接见时的座位安排情况，以及使馆官方发言人同他们的拜访者之间的谈话记录。”
兰普森报告说，一名办事处主任和另一个在英国使馆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替俄国人搞间谍活动而被揭露。但是英国外交部并没有引以为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里，外交部里竟然没有一名保安军官，更不必说专门的安全处了。英国代表处的安全机构，说得轻些，水准不高。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情报的遗失是从1924年就开始了的。并一直持续到二次世界大战，而至少有一名意大利官员与此事有牵连。
尽管对驻北京的外国使馆的间谍活动主要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而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的，但搜查苏联大使馆时抄出的文件明显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情报机构的工作手段都有所体现。在关于招募外国使馆中“低级”的中国工作人员（听差、门卫、苦力等等）的报告中讲道：“招募的最合适的间谍是一些党员（共产党），他们在以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基础招募秘密间谍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这些被招募的间谍要“搜集那些扯碎了的、扔在使馆的垃圾篓里的文件，打废了的纸页、工作后留在各种油印机上的校样初稿等等。”
“对偷到此类材料的间谍要进行金钱的奖励，但数目不是很大，原因有两个：一是如果他们手中钱很多。会引起其他在该代表处工作的中国人的怀疑，他们的上司会通过这些人知道这种事。二是如果间谍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怀疑其情报有重要意义的话，他可能会趁机和我们讨价还价，因而我们要不断向他表明，我们等待他拿出更重要的情报，而如果我们付得多了点，就是希望他以后干得更漂亮。可见，给这些间谍的报酬应该比他们从自己的主子那里得到的工资要多一些。”
“那些招募来的间谍如果干得好，他们的招募人就应该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们是这项工作的推动力量”。
“要帮助那些秘密间谍懂得，他们应该表现得勤勉、严谨，要呈出自己对主子的耿耿忠心和依恋之情，努力使自己不受怀疑。他们的联络员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会有假情报’，要清楚地意识到间谍有可能被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识破并被利用来传递假情报”。
从外国的外交代表处窃出的文件，可以和截获的密件对照。这种对照分析是苏联密码破译员工作的最佳辅助手段。有时，就像沙皇时期一样，还能偷出密码来。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截听和破译又在俄国外交情报工作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截听和破译工作是由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领导的保密处来进行的。保密处在肃反委员会中的工作始于1921年，不过那时它的工作性质很单一， 主要负责劳改营事宜， 后来它逐渐地开始朝截听和破译方向发展。博基1879年出生于一个乌克兰教师、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曾十二次进过沙皇的监狱，两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1921年开始领导保密处，一直到1937年斯大林恐怖时期遭镇压为止。还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保密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驻莫斯科的一些使馆中装了窃听器。除此之外，他们还破译了一套外交密码、 据说， 有一次博基为了向契切林展示其技术能力，专门请他过来“欣赏”从阿富汗驻莫斯科的代表处的“现场直播”。那时阿富汗大使正在同一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效力的女歌手调情。
1921年3 月，当苏维埃俄国随着英苏贸易协定的签署而冲破外交封锁之时，苏维埃的外交情报机构才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外处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它的“主要对手”英国的情报，是阿尔图尔·兰塞姆收集的一些只会让人误人歧途的材料。到1926年7 月，捷尔任斯基去世之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维埃的截听和破译部门尽管还没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但已经成为外交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地。经过对驻莫斯科的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大使馆的渗透，苏联的外交间谍机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莫斯科则成了大部分西方情报机构十分危险的活动场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直没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设机构，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一样，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企图潜入俄国，而且主要是穿越苏芬边境和波罗地海三国边境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译领域的优势以及对共产国际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弥补。沙皇政府最复杂的外交密码对国外的破译机构来说是难以对付的，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与之不同的是苏维埃的外交密码和情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轻松地破译了。共产国际当时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馆一样脆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清楚，“许多秘密文件都被外国政府的间谍搞到了”。军情五处、伦敦的特工机关以及德里的英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截获了共产国际中英国和印度代表团的通讯内容。现在印度共产党还将那时被截获的一封密件当做研究自己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成员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一些失败，因为担心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就此会对共产国际的安全系统加强控制。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代表瓦西里·科拉罗夫被请到明斯克参加阅兵。他坐的是夜间列车，待他醒来时，发现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从窗口探出头去，他看见仪仗队正在列队等候在月台上，还有军乐队在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乐队奏个不停，可是科拉罗夫却一直不露面；处境十分尴尬，最后当前来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应急凑来大衣、皮靴，引着客人从车厢后门出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帕尔米拉·陶里亚蒂，即大名鼎鼎的艾尔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诺·库西年回忆说，有一次她去陶里亚蒂夫妇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馆前去拜访：“我敲了敲门，陶里亚蒂应声说他不能来给我开门，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穿。晚上有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给偷走了……显然，‘小偷’是趁着他们熟睡之际从阳台爬进去的。”
最严重的失窃事件是共产国际用以资助国外共产党的钱款去向不明的现象，这些钱或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信使挥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层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影响的共产党人M·H、罗伊手头便很宽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门旅行，显然，花的是共产国际给他的钱。因为当时其他的印度共产党人常抱怨说，许多钱“不知上哪儿去了”。为了报销挥霍的钱款。罗伊给共产国际列了一个资助党员的名单，而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印度党员。很可能。罗伊开具的“资助名单”不止这一份。
在1926年英国国内总罢工中，共产国际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图书馆员、英语说得很漂亮的艾伦·瓦树尼乌斯接到任务，让他将三万英镑交给在伦敦码头当装卸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他先来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持着伪造的瑞典护照乘上开往伦敦的轮船，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位司炉。这人告诉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并和他要转交钱款的人很熟。回来后，瓦列尼乌斯对奥托·库西年说，他认识的一个司炉答应按照嘱托转交钱款。库西年的妻子后来回忆道：“‘那个司炉叫什么名字？’奥托严厉地问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瓦列尼乌斯应声答道，奥托气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向他指了指门。当然了，那些钱最终没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产国际安全系统中总是出现疏漏的同时，自己也时而陷入窘境。因为被截获的共产国际的电稿常常是些伪造品、在柏林，雷瓦尔和华沙的白军分子就经常伪造一些苏维埃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在他们看来，伪造文件既是嫌钱的手段，也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一个办法。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如，1921年9 月，英国外交部不能不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议的正式照会中所言感到脸红，在照会中引证了一连串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而据后来调查，这些文件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来的。英国间谍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助手温德姆·查尔兹。称这些伪造品为“不可容忍的恶作剧”，因为“它们使得每次我们拿出真文件的时候俄国人都叫喊着‘伪造品’”。
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很快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上例是所谓的“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 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可靠情报。1924年底，共产国际指责英国共产党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对发生的事有两种解释：或是真的有这样一封季诺维也夫的信，或者这只是一个伪造品，里面的内容只是接近共产国际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因而军情五处的间谍很容易地就将两者搞混了。
共产国际宣称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不管这种表白是对还是错，有一点是显然的：共产国际利用这一形势有效地组织了迷惑众人的运动，旨在向全世界表明自己与此类指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成员时常接到这样的上级指示。这场唇枪舌战的闹剧，以1924年11月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而告终。该代表团由三个轻信的英国工党代表组成，他们要对共产国际的文件进行研究，并查清季诺维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实情况。艾诺·库西年后来讲了那场“疯狂的突击活动”，为了在英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抽去共产国际档案室里对英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他“有损名誉的文件”，他们连轴干了三天三夜，甚至连记录着每日来件的本子也被精心加工过，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结果真将这个三人小组给蒙骗过去了。而共产国际也就清刷了在英国进行破坏行动的罪名。等代表团一离开，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为他们如此轻松地就愚弄了英国人而开怀大笑。”
“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了政治保卫总局更严格的控制，而军事问题则开始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步骤。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1926年总罢工时，即瓦列尼乌斯向英国共产党人转交钱款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传递系统，当中有贸易船队上的共产党水手，他们都置于军事情报机构和汉堡水兵及运输工人工会领袖埃多·菲梅纳的直接领导之下。为了确认这些挑来的信使是否绝对可靠，他们先给这些人一些考验性的任务，例如，先让他们按照预定地址送递密封的物件，其实包里什么也没有，然后才交给他们真正的任务。
尽管二十年代苏联的间谍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行动对象从其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政府。到国内战争末期，主要的反革命威胁是来自俄国国内的。但随着1920年11月最后一批白军分子的溃散，反革命中心也移到了国外。1920年12月1 日，列宁命捷尔任斯基制定一个削弱这些中心的计划，四天后，捷尔任斯基拿出一个多目标的行动计划。他建议从那些地位显赫的俄国流亡者的家人中多抓些人质，建立特别行动队袭击流亡领袖，扩大派遣间谍的行动（这些行动也帮助揭露了“洛克哈特阴谋”）。“为了查出我国领土上的外国间谍”，捷尔任斯基建议说，“必须建立一个假想的白军联盟。”
在国内战争中失败后，白军分子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重威胁，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威胁却十分严重。1921年7 月，列宁向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
“现在，在我们击退国际反革命的进攻之后，又形成了在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和所有的俄国反革命党派的组织。逃亡到国外的俄国流亡者有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原先那些政党残余都无一例外地在共同行动……这些人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尽一切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进攻。分裂苏维埃俄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流亡分子都知识渊博，组织严密，都是些很好的战略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讲的是溃兵识多。击溃的反革命大军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很不错”
列宁号召“国外的同志们”，要将白军分子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克格勃至今还记得国内战争时期在对白军分子的颠覆行动中取得的成绩。代号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两次行动被写人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积极行动”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动是为了专门对付白军分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的。此人名叫鲍里斯·萨温科夫，是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伦斯基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 萨温科夫领导了华沙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委员会（PNK） ，并组织招募了“俄罗斯人民军”（该支军队曾在波兰人的指挥下一同红军作过战）。1921年1 且，萨温科夫又将俄罗斯政治委员会的残余人员组建成新的组织，以期推翻布尔什维克。“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间谍网，用以搜集情报并策划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据苏联史料记载，“几乎所有的萨温科夫的间谍都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而波兰警察局则帮助他们越境。”尽管有波兰人帮助，也有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的资助，萨温科夫仍是勉强维持生计。1921年6 月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华沙的情报站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说：“情况令人绝望，到今天现款只有几万波兰马克了，而这甚至还不够支付（萨温科夫的）工作人员7月份的工资。
但是，萨温科夫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从西方得到的钱款不够，而在于他的组织中打人了苏维埃的间谍，虽然他对这一点未留意识到。1920年12月，萨温科夫刚刚建立了一自己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之后，驻戈麦尔（苏俄的一个省中心）的苏维埃内务部队副司令员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奥佩尔普特来到波兰找到了他。奥佩尔普特自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给他带来一包伪造的文件。奥佩尔普特的真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亚尼科夫。他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且渗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实他的姓氏就应该引起怀疑：要知道，在苏维埃时期，俄语中引人许多新的缩合词。奥佩尔普特这个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行动”和“迷惑”两词的缩合。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奥佩尔普特接触过的其他情报机关，都没有猜测到这个姓氏的含义。在当上萨温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奥佩尔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主要成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有四十四人在1921年8 月被提交公审。为了不暴露奥佩尔普特的真实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奥佩尔普特所搞到的情报，成了苏维埃政府就萨温科夫企图在华沙制造反苏行动一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兰方面的坚持下，萨温科夫离开了华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尔什维克中心。从此肃反委员会便开始了行动的第二阶段——“辛迪加2 号”。任务是肃清萨温科夫的组织中在俄国和西方的残余分子，并将萨温科失本人诱回俄国。以便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由于萨温科夫当时对许多情况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动进行得比较顺利。1921年底他来到英国，与旧相识温斯顿·丘吉尔见了面以后，他和高层官员们又进行了一轮会见。有意思的是，他还和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的一些人见了面。萨温科夫说，他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克拉辛见了面。他的有关未来的、自由的俄罗斯的思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议他参加苏维埃政府。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显然是根据截获的克拉辛的电报向外交部报告说，不能相信萨温科夫所述，因为，事实上贸易代表团“对他的接待相当不友好”。圣诞节前不久，丘吉尔和萨温科夫驱车前往位于切克尔兹的首相郊区官邸。他们在“自由教堂”神职人员和威尔士人合唱团的人群中找到了劳合·乔治。有好几个小时，合唱团都在用威尔士语演唱宗教颂歌。等所有的颂歌都唱完了，萨温科夫便向劳合·乔治讲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计划，想引起对方的好感，但毫无效果。不过按萨温科夫自己所述，这次会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了。据他讲，合唱团的颂歌平稳地转为“上帝保佑沙皇”，而劳合·乔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着唱了起来。
尽管萨温科夫是个事实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追随者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是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人很欣赏。谈到萨温科夫时，他写道：“他对一切所述、所为都很注意，他记得所有的时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时刻。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为俄罗斯人民做得这样多，贡献得这样多，牺牲得这样多。”
1922年夏，萨温科夫的助手、前沙俄军官N ·舍舍尼亚在穿越俄波边境时，被苏维埃边防军抓获。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舍舍尼亚向流亡在波兰的萨温科夫的追随者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之后，反间谍处的一个高级军官A·N·费奥多罗夫化名成A·N·穆辛去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伺去俄国。在莫斯科，福米乔夫和一些自称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保卫总局遣入人员会了面。谈判的结果是，他同意请萨温科夫来领导他们的组织。
1923年7 月，穆辛在巴黎会见了萨温科夫，并告诉他，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在战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领导经验。但萨温科夫自己没有去莫斯科，而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谢尔盖·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 月，巴甫洛夫斯基一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来。 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编纂的材料里写道， 他一开始“很猖狂……，但后来，他被驯服并同意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事，扮演政治保卫总局给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给萨温科夫连拍了几封电报，请求与他在莫斯科会合。 1924年7月，萨温科夫终于上了钩，决定回到俄国。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老助手西德尼·赖利发了封电报，请他离开纽约来帮助他准备秘密回国一事。他们对此计划讨论了三周，到了8 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来到了苏联，直接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审问很快就摧毁了他的顽抗。在8 月27日的公审大会上，萨温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完全地、无条件地只承认苏维埃政权。我，这个走过一条敌视你们的、血腥的、沉重的斗争之路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们的人，想对每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如果你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你就应向工农政权深鞠一躬，并无条件地承认它。”
因为萨温科夫的当众仟悔，他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处十年监禁。据克格勃的官方说法，1925年5 月，萨温科夫从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实上一一关于这一点，现在的克格勃领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萨温科夫是在卢比扬卡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员普几次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了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温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肃反委员会还制定和进行了另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甚至比“辛迪加”行动更为成功。肃反工作人员编造出一个代号为“托拉斯” 的有名的“俄罗斯保皇组织”（MOP ）。这个虚构的组织存在了六年，并被作为和平时期破坏行动的典型例子写入现代情报史中。“托拉斯”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两个重要的白色流亡团体：柏林的“最高保皇协会”（BMC）和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POSC ），后者的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的“存在”于1921年秋末开始为人所知。那时，反间谍处的军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扮成一名有机会作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出国的“托拉斯”秘密成员，在雷瓦尔与“最高保皇协会”的成员尤里·阿尔塔莫诺夫会了面，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组织的情况。通过阿尔塔莫诺夫，反间谍处与“最高保皇协会”建立了联系。1922年，阿尔塔莫诺夫又前往华沙，当上了“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代表，负责保障与巴黎的库捷波夫将军的联络。在此后几年间，按照反间谍局的安排，亚库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过德国、法国和波兰，在那里与俄国的白色流亡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时陪同亚库舍夫外出的还有前沙皇军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将军。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扮成“俄罗斯保皇组织”军事司令部的统帅。
库捷波夫将军比其他白军领袖更怕苏维埃间谍的渗透。在获取其信任的过程中，玛丽亚·扎哈尔琴一舒尔茨发挥了主要作用。当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死在“伟大战争”的战场上以后，玛丽亚将孩子托给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线，她的第二个丈夫又在国内战争中被打死。而玛丽亚则随着败退的白军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人了库捷波夫的组织。“侄女”一一此人就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多次来到俄国与“托拉斯”的代表们见面。著名的英国间谍赖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赖利这样描写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子，面色苍白但充满魅力和智慧，有一双安详、诚恳的蓝色眼睛，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称为‘古典妇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在“托拉斯”行动的胜利中作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责她与肃反委员会合作。但是在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教材中写道——而且也不无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她不过是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手中乖顺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她相见时引诱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暧昧关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获取了库捷波夫和赖利的信任，这使她在“托拉斯”行动的组织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无法估量的“间谍”。
“托拉斯”帮助反间谍处打入到流亡国外的主要白军分子组织中，并查明留在俄国的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诱上钩的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像爱沙尼决贸易代表罗曼·比尔克，就在反间谍处的压力下成了白军组织和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之间的信使。而波兰的外交官则通过自己的外交邮政渠道转发“俄罗斯保皇组织”的电报。负责送“托拉斯”代表出境的是苏维埃边防军准尉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实际上在为反间谍处效力。据苏维埃官方史料记载，至少有8 个“托拉斯”组织的成员获得过西方情报机构的奖励，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积极地同这些机构斗争着，确有其事曲是。至少有二个“托拉斯”的间谍因其工作卓有成效而被波兰情报机构奖给了一块金表。
由于“托拉斯”行动，肃反工作人员除掉了当时被反间谍人员错认为是自己最危险的外国对手、“超级间谍”西德尼·赖利。还是从1918年莫斯科传奇经历之时，赖利就把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俄罗斯”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战争末期，在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德尔·卡明的谈话中，赖利说道：“我觉得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效一点力，我要将罪孽生命的剩余时间献给这项事业”。但对于赖利这种狂热以及他那种对奇怪行动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服去遭众人鄙薄的计划），卡明是持鄙视态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员们对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卡明决定不给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报处的联系在和平时期也就无足轻重了。
战后几年间，赖利主要做些买卖。他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有时出口些捷克收音机，有时卖些叫“古马格索兰”的神药。但是他想以此积蓄财产的希望却不曾实现。同时他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二十年代初，他与鲍里斯·萨温科夫保持了紧密联系，正是赖利不顾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将萨温科夫带到英国。与高层官员进行了整整一轮谈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况下与劳合·乔治在其郊外总统府里见了面。渐渐地，赖利和现实情况脱离了联系。据他的一位女秘书埃列奥诺拉·托耶讲，赖利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并产生幻觉”，“有一次他认为他就是基督耶稣”。但是苏维埃的情报部门把赖利这些推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古怪的计划并不视为是其脱离现实的一种表现，而是当作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并认为它们和政府最高层有着脱离不掉的干系。直到今日赖利在克格勃内仍享有不应有的“超级间谍”之誉。1924年“托拉斯”的行动主要目的是中立赖利，而为此需要将他诱骗到俄国来。
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赖利的人之一，是毫无戒备之心的埃内斯特·博伊斯大尉。在1918年赖利试图实施其冒险的计划之时，他任秘密情报机构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作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赖利的装腔作势和显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现实地评价他那些为了推翻布尔什维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1919年，博伊斯领导了秘密情报机构驻赫尔辛基的情报站——这是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反俄活动的主要中心。 他不仅对赖利有所青睐， 对“托拉斯”的活动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对萨温科夫公审之后，博伊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托拉斯”的态度，坚持认为，这个组织的影响以及其拥护者的人数（其中包括在苏联政府成员中的）还在呈增长趋势。尽管秘密情报机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参预赖利的冒险行动，但他全然不顾，在1925年1 月给赖利写了封信，请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们会面。赖利当时还在纽约，他所有的计划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三月份，他给博伊斯的回信中写了自己“凄惨的现状”，并宣称：“我准备在任何时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讲认为这是真正可行的事，就会抛开一切，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务的事业。”
“凄惨”的景况和高筑的债台将赖利因在了美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来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库捷波夫将军见了面（后者曾试图劝他不要去俄国），并决定再到芬兰同“托拉斯”代表们谈判。与此同时，“托拉斯”也决定再为自己的“可靠性”增加点法码：他们把博伊斯的一个“主要间谍”尼古拉·布纳科夫的兄弟鲍里斯·布纳科夫，秘密地搞出俄国。稍晚些时候“托拉斯”又故作姿态，让其信使鲍里斯·布纳科夫送来了他心爱的小提琴。但在当时，无论是博伊斯还是赖利都未有半点疑心。9 月21日，赖利到了赫尔辛基，而后他与尼古拉布纳科夫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一起前往维堡同“托拉斯”的主要代表亚库舍夫会面。维堡本来是赖利计划中的最后一站。但是亚库舍夫利用赖利的虚荣心和狂妄自大，对他说此事关系重大，便说服他前往俄国同“托拉斯”领导人会面。他向赖利保证，说他返回芬兰后还能赶上9 月30日从什切育发出的轮船。赖利在布纳科夫那儿给自己的妻子佩皮塔留了一封信，“以备不测”。然后便和亚库舍夫向俄芬边境出发了。在信中，赖利努力向妻子表明，就算是布尔什维克抓到了他，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如果我在俄国被逮捕的话，他们也顶多给我栽些小罪名，然后很快就会把我放掉的，因为我的新朋友们是有着足够的权力的”。
赖利应该于9月28日夜到9月29日晨从俄国返回，但事情并非这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策划了一整台戏。当夜，在阿勒库尔村听到从苏联方向传来的枪声。然后观望的人就发现，边防军用担架抬着一个人急行。而原定的接头人——苏联边防军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为芬兰情报机构效力，也的确多次“帮助”“托拉斯”的密使和信使穿越国境，而实际上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并没有出来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的人员进行联系。此时，芬兰人和秘密情报处断定，接头人和赖利在越境时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抓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此时终于如愿以偿。
根据官方的、可能是精心加工的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赖利在9 月25日进人苏联境内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逮捕。非但没有，亚库舍夫还将他带到了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在那里他和自称是“‘托拉斯’政治委员”的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会了面。他请赖利讲讲他的行动计划。后来苏联的官方材料中说，赖利建议组织抢劫俄国的博物馆，将抢来的艺术品在西方销售，用以资助这一行动。这之后他才被逮捕。他们先审讯了赖利，然后宣布，1918年12月因“洛克哈特阴谋”而对其缺席进行的死刑判决将被执行。赖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他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