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3
“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表示愿意向您提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感兴趣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和人员的全部情报，同时还有我所知道的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和我打过交道的俄国流亡人员的情况。”
假如赖利真是打算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的话，那他很可能像萨温科夫那样被提交公审。但据苏联官方说法，他在1925年11月3日被枪决。
在赖利被诱骗到俄国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散布了有关其命运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闻。“托拉斯”行动一直进行到1927年。在这一行动的牺牲品当中，也有赖利的妻子佩皮诺·赖利。她先到了巴黎，然后去了赫尔辛基，指望多少能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一点情况。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在赫尔辛基会面之前，赖利夫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她是一名遣入的间谍”。但她们刚一见面这些疑虑便顿时消失了：
“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是可以信任的。看第二眼时我已知道我会喜欢上这个女人的。看到我的痛苦、绝望和孤独，舒尔茨夫人温柔地、满怀同情拥抱了我，并说，她觉得她自己对我丈夫的死负有责任，还说未弄清所有的情况之前她是无法安心的。她对我保证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他；如果他已经死了，则一定为他报仇。”
然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几乎相信西德尼·赖利已经死了。她拿出一则从《消息报》上剪下的消息，那是有关9 月28日晨在阿勒库尔村附近发生的交射情况的官方报道。上面讲道，有“四个走私分子”在企图越境时受阻：有两人被打死，一名被俘，另一名在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因伤势过重死去。根据这些搜集来的消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判定。那个伤势过重死在去彼得格勒途中的人便是赖利。尽管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想过这一点。
虽然，佩皮塔·赖利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是完全信任的，但对她的说法还是有些怀疑。尽管赖利待的是假护照，而且衣物穿的也是别人的，但他穿的是定制的衬衫，上面有他名字的字母缩写。此外，他的手表上还有他的英语签名，衣袋里还有佩皮塔的签名照片。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该能猜到，他们抓到的是著名的英国超级间谍，并且依赖利夫人所见，他们应该向全世界宣扬此事的。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承认她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她向佩皮塔保证，将尽一切努力弄清“真相”。此时的赖利夫人已处于崩溃边缘：
“我要向他们报仇……舒尔茨夫人当时就站在我身边。她既善良又聪慧，能理解一切，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她的手。她建议我参加这个组织。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该组织中心的‘允许’之下我加入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维阿尔多’。就这样，我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接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领导人的指示，赖利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讯：“西德尼·赖利于 9月28日在俄国的阿勒库尔村附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战士打死”。当然了，她也不相信赖利还会活着，可她幼稚地以为，这会迫使布尔什维克揭开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苏联的报纸只是证实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后则是有关他的“可怕的谎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尽其“全部实力、影响和侦察手段，来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赖利夫人收到“托拉斯”领导人的来信（此信是亚库舍夫和奥佩尔普特写的），信中说，考虑到她精通俄语，建议她到俄国来“和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同时，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赖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别从彼得格勒、赫尔辛基和华沙用保密墨水给巴黎的佩皮塔写了信。“她是信守承诺的，并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赖利夫人讲道。
对“托拉斯”来说，最难的是满足西方特工机关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对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给他们提供些假的政治情报是毋需费力的，至于有关苏联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情况，肃反委员会的人们就不得不费一番脑筋了。因为要让他们的情报看起来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尽量避免回答来自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情报机关的这类询问，并总是强调一个情况，即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对军事情报搜集得过于积极会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第一次进行散布伪军事情报的尝试就差点儿酿成大祸。1926年，皮尔苏茨基元帅当上了波兰军事部长（事实上的国家首脑）。很快，波兰的总参谋部便接到他的命令，要求其通过“托拉斯”搞一份苏联的征兵计划。波兰人来找亚库舍夫。他先是有些疑虑，然后答应搞到这个计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来“托拉斯”提交的文件中，有关邻近波兰的铁路情况的资料明显是假的。皮尔苏茨基研究了这份计划之后，又将它退还给总参，批示是“伪件”，考虑到因萨温科夫和赖利的垮台而引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伪军事情报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的失败，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时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给赖利夫人（当然还有库捷波夫）写去了一封充满绝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说，“托拉斯”里“尽是内奸”，“一切都完了……我兴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却是令我余生毫无意义的一些东西。”阿勒库尔村附近的那场交战“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做戏，”她写道：
“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杀害了。他根本就没能到边境跟前。这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戏罢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关进了卢比扬卡。他被当作特别犯人关押了起来。每天有人带他出来放风，就在一次放风出来的时候，他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头目阿尔图佐夫下达的，这个家伙决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能免掉我的责任。我的双手上沾有他的鲜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尽。我要以可怕的复仇来赎罪。为此我不惜一死。”
赖利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的同情：“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为她，许多人或牺牲或被捕，其中还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女友的丈夫，这对玛丽亚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佩皮塔不相信这位女友关于赖利之死的说法，她认为她又被人骗了。玛丽亚在信末尾请求她再“烦劳一次”，她请佩皮塔将她所知道的有关奥佩尔普特的所有情况写信告知她。
佩皮塔没想到玛丽亚是奥佩尔普特的情人，便给她寄去了他的案卷，而且天真地想像，“这个傲慢的绅士如果知道了的话，一定会为之惊讶不已”的。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回信说，奥佩尔普特什么都对她说了。他讲了1921年他在严刑拷打之下无奈做了内奸：“他现在正在帮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用间谍包围起来、并牵着鼻子走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摆脱现在这种可怕的处境……”
玛丽亚是在芬兰自己的情人奥佩尔普特那儿写的这封信， 他似乎向她揭露了“托拉斯”的行径。但是奥佩尔普特在新闻界和与俄国白色流亡分子代表的私人谈话中的表白，不过是“托拉斯”行动计划中的最后一步。因为骗局已昭然天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决定收拢“托拉斯”行动，但要做得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声望，一方面还要让敌人懊丧不已。在揭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时候，奥佩尔普特总是强调肃反工作人员是一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有意夸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敌人所遭受的失败。他说，波兰情报部门事实上完全受制于苏联的间谍机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工机关的一名军官后来讲道，在奥佩尔普特披露之后，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及法国等国的情报机关“在一段时期几乎停止了相互间的来往”。
1927年5 月，玛丽亚和奥佩尔普特回到了俄罗斯。在动身前，他们曾想说服佩皮塔·敕利与他们一同人境，同两年前她丈夫一样。但他们往巴黎发的这份“建议同行”的电报，被“美国快递”邮政机构错投到另一个赖利夫人那儿去了，过了两周才又转到了她手中。如果佩应塔能按时赶到，她会力劝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使她相信奥佩尔普特“明显是个内奸”，他在用“极狡猾的手段”将她骗往悬崖边上。库捷波夫将军认为，玛丽亚在发现了“托拉斯”的阴谋后，“精神有些失常了……她已无力摆脱‘回俄罗斯’这一想法的纠缠，无力报复那些欺骗了她的人，无力洗去那些被她无意之中送到死神跟前的人们的鲜血了”。在他们离去不久，库捷波夫和赖利夫人便得到消息，说肃反委员会的人已在边境上等着他们了。看到躲藏已是不可能的了，玛丽亚开枪自杀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在答《真理报》记者问对宣称，许多年间，玛丽亚·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和库捷波夫都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
如今，克格勃还公开炫耀其“辛迪加”行动和“托拉斯”行动的成功，称之为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最伟大的胜利。但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真实情况都为公众所知晓。至今还有人说，两个主要人物奥佩尔普特和亚库舍夫并不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指出，这两个人一个好像是“萨温科夫的追随者”，另一个是保皇党人，而有一天他们忽然顿悟了，便同意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托拉斯”行动公布于众的二十年后，它已成了对付秘密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一系列反间谍行动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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