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38）
长期以来，关于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发展史上的一种圣经故事。费奥多尔·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肃反工作人员了。他写道：“1926年7 月20日，捷尔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敌人斗争之时倒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捷尔任斯基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据福明讲，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
“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的敌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替捷尔任斯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这是一个高高的、身材匀称的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比自己的前任显得要温和一些。初看，这两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出自富裕的波兰家庭。缅任斯基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捷尔任斯基当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之后，被任命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领导中最有素养的一位了。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个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对自己过去的同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称他是“很有修养”、“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据费奥多尔·福朋讲，缅任斯基在进肃反委员会时就精通十二种语言。后来他又掌握了汉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不仅显示出对语言的兴趣，还对诸如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精密科学感兴趣。而且缅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那样被视为力量和权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颂辞中还承认，“他没有发号施令的腔调”。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下达的命令却以“我恳请……”的字眼作为开头而感到惊奇。从缅任斯基时期开始，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个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印象皆无。他看起来好象是某个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未完成的肖像画的粗劣的草稿。”缅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前线遇到过托洛茨基并警告过他，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的“很复杂的游戏” 。 但是他本人也从未真正反对过斯大林权力的恶性膨胀。‘还是在被任命前，缅任斯基曾得到过严重哮喘。他经常是躺在卢比扬卡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接待来访者的。“大夫命令我躺着，”他解释说。1929年4 月，缅任斯基心脏病发作，这使得他两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健康状况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经感到时常虚弱，甚至不能独自登楼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务，住进莫斯科近郊的别墅中去了。
由于缅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领导工作无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渐渐落人他的一个更有进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的手中。此人是个犹太人，长得很墩实，身体极好，无论举止还是长相，都和缅任斯基迎然不同。迄今对这个人的回忆除了让人羞惭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几乎所有的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回忆录中，都是以憎恶的口气提到这个名字，“若说缅任斯基在见识的广度上无人匹敌的话，那么亚戈达则在残忍、缺乏教养和粗暴上无人可及”，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但是捷尔任斯基1923年任命他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时候，他的粗暴和残忍还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可能捷尔任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负的官僚而已。亚戈达成了被特权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他的残忍是很相符的。据亚戈达的一位同事说，在1936年夏，被解除显赫职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的新工作服的设计梦中：锁了金边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时期海军军官那样的镀金佩剑；天蓝色裤子和进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从未完全信任过亚戈达，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也因为亚戈达倾向“右翼反对派”和他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 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 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动、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人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 月，由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 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蹱而至。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样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人便命令破门而人。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车。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1928年3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 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 月，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年”的说法：
“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 月，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 9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热切的号召后，敌人的间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于是战争的威胁消除了。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克格勃仍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工业党是“受西方间谍及在巴黎的旧俄国大资本家的指使和资助的真正的地下间谍中心”。戈尔季耶夫斯基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个工作人员认真对待过这种愚蠢之说。乍一看，五十年前，即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这一案件的态度是如此的无耻，而工业党一案从头至尾都不过是假想之事。但事实上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确实发现一些存心不满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并和国外的白色分子保持着各种联系。而总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阴谋的不治之瘾，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有牵连，而且其中帝国主义间谍一定扮演着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写此阴谋的“剧本”便被这个集体“创作”出来，并被搬上了“舞台”。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共产国际中心的朋友以及国外的进步力量引以为鉴。“阴谋分子”的“供认不讳”，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剧更具说服力。1967年，一名当年在公审中的受害者后来曾向苏联检察长递交了一份经过发誓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称：“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虽然对“专家们的非难”有所缓和，但并未由此结束“间谍恐怖症”。斯大林和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继续认为，叛徒和国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是暗中破坏苏联经济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1933年3 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苏联经济的情况（但这些情况用公司经理的话讲是“一般性质”的，它们在西方也可以轻易就能得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那么所谓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不过是假想而已。实际上，在前贵族会议大厦里进行的公审，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为被告的苏联人，对这种假想的犯罪活动同声供认不讳。他们就像一群被驯服的畜生，专注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并时刻准备恭顺地、无条件地执行驯兽员依靠手中的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动作。当公审行将结束，给他们最后陈述权时，所有的人都请求宽大处理，并保证要主动赎罪，而且他们的话无论是风格还是表达方式，都很像审理沙赫特事件时那些被告所说的话。
而英国工程师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说，其中两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交待”了，但开庭后两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当然，其中一个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另一个被告则在公开审理的时候，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声明。他说，“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证词都是那些受威吓的犯人提供的。”所有的苏联被告（除了一人）以及两名英国工程师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英国政府回之以贸易禁运作为抗议性报复， 而且禁运直到1933年7月，英国工程师被释放后才解除。
“一五”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仅领导了同工业生产中的破坏行为的斗争，而且还领导了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强制的集体化运动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斯大林所谓的“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因为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死敌，所以消灭他们也就成了开展这项运动的重要条件。被称为“富农”的不仅是那些富足的农民，还有所有带有反对集体化嫌疑的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贫农，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最初对富农家庭户主的大逮捕，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底进行的。这些人后来都被枪决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户富农家庭被强行用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任凭命运来处置他们。他们能否活下来，政治局丝毫不感兴趣。迁移近一千万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确实是规模太大了。为此，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名年轻的党员，组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人大队”，经过两周培训后，便被派到农村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迁移富农、组建集体农庄。这支大队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非常残酷而又卖力地同“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当年“二万五千人大队”的一员、列夫·科佩列夫后来写道：“我当时坚信，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我们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是为了国家在‘一五’期间非常需要的面包而战。”但眼看着几百万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痛苦和惊恐的感受，连那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老军官们简直也是无法承受的。伊萨克·多伊切尔讲了他同一位刚从农村执行任务归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的会面情形：“‘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含着泪对我说，‘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又参加过国内战争，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么？不，不，决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