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0年3 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将一半多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同时将村子搞得一片混乱。 斯大林只好下令暂缓这一行动，为的是保障春播的进行。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中，假惺惺地指责了那些特派员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多，但是在庄稼顺利收割之后，强制集体化又重新开始了。
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低收成、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和1932年的欠收——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饥荒的原因。1932年——1933年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但他还没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说服自己，对自己解释说，我不应该受怜悯之心的软弱感情的影响。我们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我坚信，我是在对农村进行伟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无知的结果，或是由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使然。”
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在继续揭露“阶级敌人” 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当中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似乎是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计划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后来在大清洗时被枪决）宣布说，“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乌克兰马列主义研究所、农科院、舍甫琴科研究所等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二连三地揭露农村破坏阴谋的本领，为越来越为斯大林所痴迷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长期的滋养。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深得斯大林信赖的一个手下，也是政治局中侥幸躲过大清洗的、不多的成员之一。他坚持说，那些逃脱了驱逐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1934年4 月，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报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则回答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而且不仅是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没有流血冲突），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
尽管有关饥饿的农民都是些破坏分子的说法实在荒诞，但是还不能将一切都简单地归为一种企图，即苏联党内领导人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罪责和错误上引开而寻找替罪羊。因为和猎捕中世纪妖婆的猎手一样，斯大林坚信这些阴谋理论可以用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除了在农村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破坏分子之外，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执行了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他们要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允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而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该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占据着，他们将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从火车上驱赶下来。在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也遭遇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食人成了那里的平常现象，而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与此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但负着第二项任务，即阻止任何有关饥荒消息的扩散。
苏联三十年代“积极行动”的最大成绩，便是使世界大部分轻信的西方客人和记者、尤其是到过苏联的这类人相信，所谓的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不过是反苏宣传的又一个新行动。曾两任法国总理的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曾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经过官方接待、宴会和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他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在访问了这些“波将金村”（一个名叫波将金的公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去克里米亚视察时，沿途布置了些假村庄，以表明自己的成就。后沿用“波将金的村庄”表示“摆样子的东西”——译注）后贝尔纳尔·索伊称：“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比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在1932年——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将“欠收”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破坏活动的居民”，他鄙薄地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
农村人为的饥荒，以及对城乡中确实存在的和假想出来的“阶级敌人”的无情追捕的第一个恶果，便是苏联共产党从整体上变得残酷起来，尤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甚。“恐怖”，布哈林写道，“从那时起成了管理的正常手段，而服从上面的任何命令则是最大的幸福。”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那些对其革命理想主义的实现还抱有一线希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哪怕它是被压抑了的抗议。这种抗议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就是布哈林的支持者M ·留金写的一封信，该信有他和其他十七名支持者的共同签名，并于1932年中央委员会秋季全会前夕，在委员们中间进行了传阅。“留金行动纲领”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公布。里面对斯大林本人以及当时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抨击，其火药味之浓，甚至连看了这封信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误以为这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起的挑衅。在这封信中，斯大林被认为是“在复仇心理和权欲的驱使下将革命引到崖边的丧门星”。信的作者要求除掉斯大林，他写道：“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专横、他对党和劳动群众的鄙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耻辱”。
“留金行动纲领”对斯大林的影响很大；而且随着这封信的出现，残余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起来，这就使得该信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1932年10月，一名苏联领导人、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E·C·戈尔茨曼，在柏林见到了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文件，文件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这份题为“苏联经济形势”的材料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杂志《反对派通讯》中匿名发表的。戈尔茨曼还带来了在苏联内部建立统一的反对派联盟的建议。尽管急速衰弱的“左翼反对派”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纪律松驰，但经常高估自己在苏联的影响的托洛茨基还是致信给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建立联盟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斯大林则更是高估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影响。当1936年，他指责自己的政治警察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上迟误了四年时，首先指的是他们在1932年未能除掉“留金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
斯大林当时还未准备“猎捕”被驱逐到国外的托洛茨基，但他却要求尽快惩办留金。尽管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支持，斯大林却未能在当时由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主持的政治局里拉到足够的赞同票。但“留金行动纲领”的十八名签名者还是被荒谬地扣上了 “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富农组织、 意在通过打着‘马列主义’大旗的地下活动，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富农制度”的罪名，并被开除出党。而在此之前，与其说是反对派的领导人，不如说是反对派象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同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未能及时通报“留金反革命集团”的情况。
在1933年1 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坚持要加强“阶级斗争”：“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来自于那些垂死阶级残余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 于是， 斯大林将饥荒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罪责推到由“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钻入了党内”——组织的破坏活动便也不足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试图证明，将组建集体农庄经济的问题全部推到富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喊叫说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的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农业政策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以至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也不得不最后一次承认：“我们错了。”他的话，被作为“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范例，登在了一家党的杂志上。
这个阶段，在党的领导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想要赋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的全部自由权，而其他人则坚持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当时斯大林认为公开反对后一种倾向是不明智的。于是1933年5 月，经他同意，下发了一份文件，指责在农村搞大镇压的行动，一个月后建立了苏联检察机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
在1934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又有所抬头。现在已准确查清，当时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斯大林得的票数要比基洛夫少300 票。但是，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实在弱小，以至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今天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一反对派的真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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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不断增长，到1934年，这种势头已可以扼制任何一个反对派了。虽说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组织，但却越来越牢固地将专政机关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缅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是亚戈达，实际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职责。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易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归由亚戈达领导的重新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 政治警察局、 正规警察局、刑事侦察局、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从此时起（而所有刑侦系统从1934年10月起）都归属同一机构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政治警察局的同义词，尽管形式上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这部庞大、强劲的机器都直属斯大林。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秘书处（由A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着直线联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领导了一个“小委员会”，专门对政治局得到的情报进行评估。从斯大林的书记处出来的，还有他的宠臣尼古拉·叶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位， 并领导了“大清洗”。
斯大林的潜在对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更为加强。1934年12月1 日，当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央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认为是曾暗杀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主义者的继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显是精神错乱。必须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曾两度被基洛夫的卫兵拦住，尽管发现他的包里有装了子弹的手枪，但两次都根据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个世纪之后，凡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谈论过刺杀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员，无一不怀疑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干掉基洛夫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让亚戈达参预此事（因为当时亚戈达尚未取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过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韦季及其副手N ·扎波罗热茨行动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亚戈达曾接受过斯大林的口头命令，也是此阴谋的参预者，这种臆断显然有误。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动人的角色，表现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韦季在火车站迎接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问候之辞，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满怀哀痛，从火车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遗体告别。而后，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该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 1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败类”在活动。
8 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霹雳：斯大林及其宠臣安德烈·日丹诺夫联合致电政治局，要求让尼古拉·叶若夫接替亚戈达：“亚戈达看来无力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这方面迟误了四年。这显然是指亚戈达对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威胁所持的态度不够强硬。
可能斯大林此时已决定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但他决定先麻痹一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让他们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亚戈达和其副手F·普罗科菲耶夫，而且，这两个人既未被枪决，甚至也未被逮捕。亚戈达被任命为人民邮电委员，而普罗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亚戈达的叶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罗斯族人。在这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斯大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进行监控。他在党内建立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行的安全机构。一切迹象表明，正是该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杀基洛夫的活动。叶若夫参加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他甚至在卢比扬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作为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代表亲临审讯。他对如何设法让那些进行强烈反抗的人招供十分感兴趣。他总是间侦察员，“依你们看，什么是摧垮囚犯的最后一击。”叶若夫颇为自豪的是，有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孩子们也给惩办了，使得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一个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员讲道：“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像叶若夫这样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亚戈达不喜欢叶若夫在卢比扬卡的出现，但1936年给他的无尽荣耀、个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以及在政治局谋到位置的现实前景延缓了他的怀疑。
在叶若夫时期，发现妨碍清除臆想中的斯大林的敌人的障碍，都被剔除。此后两年进人了被西方称为“大清洗”的时期，而“叶若夫恐怖”也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名垂”苏联历史。在1937年1 月举行的公审大会上，皮亚塔科夫、拉杰克以及其他15名臆想的叛徒被带上来。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936年8 月公审中所揭露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之外、托洛茨基还建立了一个名为“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后备中心”，以备前一个中心遭到破坏时启用。第二个“中心”。即所谓的“后备中心”被冠以一连串的罪名：它勾结“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 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它与德国、日本的“某些代理人”抗涂一气，进行破坏、颠覆、间谍以及恐怖活动，妄图削弱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帮助外国人侵者进攻，并打败苏联。当局还认为，这一次在“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案子中纳粹政权及其情报机构所起的作用，尽管是背后的，但比在上一个案子中的作用要更重要了。同时，在这次审理中首次出现了作为一个主要阴谋者的日本政府的身影。有证词说，托洛茨基曾答应将乌克兰给德国、将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边疆区给日本，作为对他们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酬谢。“托洛茨基反苏中心”长期向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极端重要”的秘密情报，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还准备在战事开始后，使用微生物武器的剧毒杆菌“污染军列、餐厅和部队集中地，进行更大的破坏活动”。
1937年3 月18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俱乐部里召开的会议上，叶若夫宣布又粉碎了一起更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而在惊恐万分的听众集中到礼堂之前，亚戈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已被逮捕了。他们名义上是被派到地方上检查工作，但从莫斯科出发后的第一站就被抓获并被投进监狱。叶若夫说，阴谋分子已打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心脏了。亚戈达本人就是一个大叛徒，还是在“暗探局”工作时，亚戈达便为德国秘密情报部门所收买，并潜入了肃反委员会。他在被解除职务前就已将间谍们安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要职上了。叶若夫通告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被逮捕。
与会者向叶若夫使劲鼓掌，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很清楚。他说的都是假话。稍晚些时候跑到西方的国外处高级军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讲道：“他们鼓掌纯粹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有的人清楚，如果及时仟悔，他们也许可以逃脱射向脑壳的子弹。也许，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他们能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
相互倾轧的典型是阿尔图佐夫。他对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4年接任其国外处处长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此时他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便第一个发了言。阿尔图佐夫先悔过说，集体的“盲目”干扰了他们对亚戈达叛徒行径的揭露，纵容了他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党对立起来。他举了一件事为例：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支持亚戈达弄掉了斯大林的宠臣阿库洛夫。“我应该如实地说，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党组织都赞成暗中同阿库洛夫做对。”然后阿尔图佐夫开始发起进攻：“请问诸位，当时是谁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党组织的？”他意味深长地顿了一下，喊道：“是斯卢斯基！”
斯卢斯基未料到事情会如此转变。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想辩白，但马上就开始转守为攻：“我倒要问问你，阿尔图佐夫，你那时住哪儿？谁住你对面？布拉诺夫吧？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中是不是有他？谁住你上面，阿尔图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吧？他也被逮捕了。又是谁就住在你下面呢，阿尔图佐夫？是亚戈达！而现在我想问问诸位同志，根据如今的情况，有谁能和亚戈达住一栋楼，但却未受到他的绝对的信任呢？”
阿尔图佐夫很快就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并枪决了。斯卢茨基暂时未被触及。道理很简单：要想让那些已上了“清洗”黑名单的国外处的军官们顺利回到莫斯科，就必须给其以假象。让军官们误以为清洗不会轮到他们头上。1938年2 月，已成为无用之人的斯卢茨基被请到了叶若夫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受用了茶和点心。吃完东西，斯卢茨基当场就死了，好像是心脏病发作。参加了斯卢茨基葬礼的些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后来讲道，他们发现他脸上有一些特殊的斑点——氢氰酸中毒的痕迹。在由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写的官方悼词中，斯卢茨基被称为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无畏的斗士……他的名字为工作在我们宽广无垠的祖国的各个地方的肃反工作人员所熟知……这个名字曾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斯卢茨基的前任，特里利瑟尔和阿尔图佐夫的肖像，如今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而斯卢茨基却没有获得如此殊荣。
叶若夫“粉碎”的下一个大“阴谋”是和红军有牵连的。6 月11日，他宣布，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卓越的苏联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名将军被控有背叛行为而遭逮捕。显然，次日他们就全部被枪决了。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告说，叛徒们“承认他们犯了罪，进行了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据后来宣布说，他们与托洛茨基和纳粹德国勾结一气。尽管这些指责实在荒诞，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怖也不过是一种偏执狂，但斯大林和叶若夫显然是确实担心有人搞军事政变。叶若夫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曾对克里维茨基讲道：“我们刚刚揭露了一起军队里的大阴谋，这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阴谋。他们制定了暗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本人的计划！不过我们抓获了他们，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国外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和另一个后来叛逃的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谈话时曾说：“这是一起真正的阴谋，这从上层领导当中开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当时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都突然被宣布作废，而我们的各分队都已处于战备状态。”正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言：“整个苏联政府都处于千钧一发之势，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样行动，也就是说先审判再枪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枪决，而后再审判。”
据后来所知，是盖世太保决定利用斯大林这种病态恐惧症。他们伪造了一些文件，里面说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文件被秘密带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盖世太保并不用搞这次行动，因为还在捷克总统贝奈斯给斯大林讲了所谓的军人阴谋之前斯大林就已决定要清除这些人。盖世太保就是在自己最大胆的设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叶若夫会自己开始逐个清除红军的高层指挥人员。
显然，“叶着夫恐怖”的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4年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被枪决或被判处监禁， 而1966名代表中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有75人被枪决。红军中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关进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领导两度被清洗。在亚戈达时期。18名担任国家安全局一、二级机构的人民委员都被枪决（斯卢茨基除外，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他是被毒死的） 。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后，1937——1938年任职的122名高级军官中只有21 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叶若夫恐怖”彻底推毁了早期肃反委员会领导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即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遭镇压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周睹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更换的见证人之一。她讲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一代肃反工作人员的特点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学研究。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奥西普）说，经受一下惊恐的感觉对诗人是有益的（‘您自己这么对我说过’），因为它可以成为诗人灵感的源泉。于是诗人‘就开始了对惊恐的全面的体验’。”
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 月进行的对21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