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认为那些负责领导几个商业企业的外国人会构成威胁，或以为我们不能好好地盯着他们，那就太可笑了。”当然，斯大林那种充满了荒唐的公审创举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在列宁时期更易接受阴谋理论。首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一国之内。这使得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输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渐地让位于在国内捍卫革命的迫切任务。“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年2 月的公开信中说道，“应同巩固国防力量、巩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打退国内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那个年代的间谍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来解释，在他眼里， 敌人无处不在，两面派和间谍无时不有。共青团书记亚力山大（“萨沙”卜科萨列夫的遗孀后来回忆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斯大林不仅同他碰了杯，甚至还拥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萨沙面色苍白、神情不安地对我说：“咱们回家吧。”我们离开后，我问他为什么心绪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就杀了你。”
几个月以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虽在1929年就曾断言说，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一伟大学者后来也为这一诊断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举行的苏联著名精神病专家会议上，大家推翻了这一原始诊断。因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终保持了不说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静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惊人的直觉力和时间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态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倾向。
叶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阴谋世界中。无论是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官方发言中，他总是说，外国情报机构“结成了一张卑鄙的阴谋大网，在这张网里，形形色色的敌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动着。”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的讲话中他说，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可能避免一些“无辜的牺牲者”；“宁可让十个无辜者受害，也不可让一个间谍漏网”。叶若夫总是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叛徒会对他进行暗杀活动。因此，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想到他在卢比扬卡的戒备森严的办公室去，也要乘电梯到五楼，穿过几条长长的过道，再沿楼梯下到一楼，再过几条过道，然后登电梯到三楼，这才来到叶若大秘书的办公室，而且在这么长的路上他们还要不时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很可能，叶若夫真的相信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审讯中被告所说的话，亚戈达曾企图毒死他。斯大林也担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
大多数的苏联人当时都相信，苏联遭受着众多间谍的大规模阴谋，以及受控于外国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在各个工厂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部宣传着官方的这一理论，他们向工人们讲述，若是他们集体里混人帝国主义间谍该是多么危险。几乎所有的电影中，也包括喜剧中，都至少有一个人物是间谍。很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的臆想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叶若失恐怖初期抓获的）都相信，他们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审的证词是荒谬的人也常常认为，那些被告“客观上有罪”。党内工作人员总是从字面上理解别人的每一句话。叶夫根尼哑·吉兹堡回忆说，1937年，当她的一位女友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前来抓她丈夫的时候，便失声惊喊起来：
“这么说他骗了我，这么说他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反党的？”
军官们冷笑了一下，说：“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
但她没有为党的敌人做这件工作，而当他去吻别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她挡住了他的路：
“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但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种质朴的迷信，而是那种还在三十年代初（饥荒时期）就表现出来的、来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材外国观察家们的惊人的轻信。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讲道，法庭出示了“证据……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对叛国罪的宣判是正确的。”获过多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迪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俄国历史专家伯纳德·佩里也称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维伯自己则认为，被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对于许多经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镇压的人的职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来说，活下来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们的知觉迟钝起来，心肠残酷起来、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去想他们所做的可怕的事为好。
米哈伊尔·戈罗霍夫是个工程师，他在1938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讲道，“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党员（而实际上还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对他们说，‘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打破我们的苏维埃体系，杀死我们的领导人，这些破坏分子都应被消灭殆尽。”刚上训练班时，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参加拷问，他们平静地注视着如何折磨某个农民，并深信这是搞清阴谋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来逃到西方去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讲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一个与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有一次说，恐怖“是清除间谍和叛徒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试想一下，若是无缘无故，他们也就不会上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工作人员不像他们这么幼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们，在接到粉碎“间谍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时候，也常常无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纳季·赖斯）的遗孀讲道，1934年到1938年任国外处处长的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随和的人”，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哪怕只是几个人）面临恐怖的无辜者。但她又写道：“斯卢茨基是个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为一些人辩护，想使他们免遭逮捕。他一讲道那些人是怎样审讯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时候，总是泣不成声，他为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转而又会称他们是‘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
斯大林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猎捕，将斯卢茨基以及那些有着和他同样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大部分“叶若夫恐怖”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作为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又必须赞成说，苏维埃俄国总是遭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组织的阴谋的威胁，而他们的特工机关又一定在对它进行破坏活动。而事实上，德国人和日本人企图利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极端恐慌思想而促使他们相信还有更多的臆想的阴谋的存在——也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三十年代给俄罗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损失。斯卢茨基和国外处的老一辈近卫军战士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很清楚周围已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识形态的陷饼之后，他们只有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才能摆脱这个阴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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