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描述过菲尔比拜访马雷在维也纳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后者的话说：
“我打开衣柜，想选件衣服，当菲尔比看到那儿有好几套衣服时喊到，‘上帝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给我吧。我有六个朋友都为了逃避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我们把衣眼塞进了皮箱。假如菲尔比可信的话，这些衣服都已用来帮助他的朋友们偷越国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尔比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他在维也纳时，“他被授命渗入英国情报机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是马雷交给菲尔比的这项任务，也是马雷在1934年把菲尔比派回了伦敦。紧随其后，另一名效力于马雷的维也纳“地下”人员阿尔诺特·杰依奇、作为督察人员也被派往伦敦。今天，杰依奇的画像紧挨着马雷的画像一起被挂在第一总局荣誉室里。画像下的文字注释表明，对他在招募和管理剑桥间谍方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几乎与马雷同样高的评价。
阿尔诺特·杰依奇，当时三十来岁，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外貌和诸多的才能，许多地方很像马雷和明岑贝格。他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而他在维也纳传统的犹太人街区长大。1923年6 月、他独岁中学毕业。秋天他考人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尽管是哲学系，可许多学生和杰依奇一样都在钻研自然科学。比起在美国或是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里毫不逊色，所以，杰依奇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快。头四年他主要学习物理、化学。同时也听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第五年，他主要用来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7 月19日，即杰依奇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两个月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有关他的学位论文众说纷纭，论文头次口头答辩时，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还投了一个“不通过”票，但杰依奇还是如愿闯过了第一关。第二次口试的内容，包括更为广泛的学科，并决定杰依奇的最终成绩；考试时，又有两位主考官无法达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给他打了“优秀”，而赖尼杰教授只给了个“及格”。最后委员会主席决定，杰依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
莫里茨·什利克是“维也纳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小组”的创始人，同时还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个学生之手，该生由于什利克教授未使其伦理学论文通过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间，什利克对在1926年第二学期选修伦理学课程的杰依奇显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什利克把道德价值与喜悦的感情等同起来，把人的自我实现与心醉神迷等同起来。但在现代社会为了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他认为，首先要经历苦难；喜悦与忧愁混同在一起，产生出“任何其他印象都无法到达人内心深处的风暴”。什利克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够不经历痛苦而达到快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杰依奇在档案和履历表中，无论按宗教观点还是按出身，都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种族填写为犹太族。很难清楚地考察杰依奇从正统的犹太教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信仰的演变过程。但应当指出，无论什利克的快乐代替忧愁的世界模式对他多么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还是逐渐占据了他的思想空间，并最终战胜了前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按此理论所创立的世界秩序中，人们都免受剥削和被掠夺之苦。“二十年代末，杰依奇加人了维也纳心理学家犹太人威廉·赖赫开创的“性俱乐部”运动，这项运动开设了专门门诊，为工人解答有关性的问题。杰依奇领导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专门出版赖赫的著述和“性俱乐部”的其他书籍。在此阶段、赖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尝试，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交叉。他认为，政治压力和性压力同时袭来，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一段时间，他认为苏联能够同时消灭这两种压力，并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赖赫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在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忍耐：
“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值地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
”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都十分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