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他回答——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思想”时的情景：
“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我决定兜***。‘是的、——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打人政权内部，并尽可能渗入秘密情报机构这一问题。带着这一目的，伯吉斯曾经试图在保守党情报局里谋到一个位子（这个机构当时是由前英国安全局调查处处长、后来任首相张伯伦贴身顾问的约瑟夫·博尔领导），但这一企图事实上未能如愿。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党年轻议员、同性恋者、大尉杰克·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认为此人“持极右观点，完全可称得上是法西斯分子”。伯吉斯在谈自己的雇主时既热情又鄙视；他又在扮演费加罗的角色——名为奴才，实为主子……“费加罗”和他的雇主为搜集情报去过几次纳粹德国。据伯吉斯说，几次德国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恋同情者搞了一些恶劣勾当。伯吉斯同“大陆同性恋同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爱德华·法伊弗， 他是爱德华·达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的办公厅主任。伯吉斯向朋友们讲述那段十分恶劣的往事时说：“他，法伊弗，还有两个法国部长内阁成员……在巴黎一家男妓院过夜时，他们把一个剥得精光的小男孩绑到桌子上，边用皮鞭抽打，边围着桌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
与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不同的是，布兰特没必要把自已伪装成一个政治上持极右观点的人。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历史中，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他在三十年代对文艺批评工作所持的充满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的思想观点，无论对于时局动荡的世界，还是对于斯大林理论家的论战来说都太遥远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还是不公正地指责他，说他试图把艺术史非政治化，还说他对艺术史的态度是以“形式主义和非道德角度为出发点的”。布兰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观点的主旨，就是艺术无法与社会分割：
“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创造；艺术家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能仅从历史角度来看待，也许只有从人类、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在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在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脑力劳动者再也毋需惧怕承认世俗的诱惑，周为共产主义同立体派一样更加有趣”。他继续号召成立艺术家协会，把博物馆从游乐宫变成古典艺术品展览室。也许，正是俄国之行后，他开始了与阿尔诺特·杰依奇的经常性会面。杰依奇说服这位艺术界激进的批评家， 要他装出对党内事务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迈克·斯特赖特、一位1936年6月 加入“传道者”协会、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年轻的英国经济学者，在听完他在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得出结论。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后来，在1937年初。当布兰特想把他招募为苏联间谍时，他才明白，是他错了。
由布兰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人称“第五人”的是约翰·克恩克罗斯，他也是特里尼蒂学烷的学生。作为整个克格勃史上国外最精干的间谍小组“五杰”的成员之一，他同菲尔比、伯吉斯、布兰特、麦克林一道弛名于总部。但是，如果没有罗杰尔·霍利斯的阴谋假说，如果没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许多出版物的假证据，克思克罗斯早就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示确凿证据之前，作为“第五人”昭然于世。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公开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多的政权核心、情报机构。他剑桥毕业不到十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评价克思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起“五杰”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罗斯在学业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贫寒之家，但却是书香门第。其兄阿列克（与克格勃无联系）后来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管理过在牛津的彼得学院，后来当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学校长。与阿列克一样，克恩克罗斯也考入格拉斯哥的汉密尔顿学院，并获取了奖学金。1930年满十七岁时，他正处于政治传统与“大镇压”下社会不公的影响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学，他两年内修完了法语、德语、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然后又去欧洲进修语言知识。1933年——1934年，他是在巴黎度过的。他用一年时间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招人剑桥的特里尼蒂学院。可能从那时起他就与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建立起了来往。
当1934年10月克恩克罗斯来特里尼蒂学院继续深造法语、德语时，他就已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了。由于他在巴黎已获得学位，这样他就可免修外语研究生课程的第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后，马雷建议他设法调往财政部，因为那里还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1938年10月他调往财政部，外交部的人在为他松了一口气之后又为他惋惜，因为他们知道正是他的呆板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当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罗斯比他本人还迅速地打入白厅时，当然很不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当上了“BBC ”的制片人。此时，他开始寻找过去和现在与情报工作有联系的人，并请他们在电台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卫·福特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后来的局长）。可以设想，如果他哪怕有一秒钟意识到他1937年夏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形势演说的制片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时，他会有何反应。一年之后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还因为着迷于伯吉斯对国际局势的酷爱，帮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这样又工作了几年。这期间还常回剑桥与“传道者”协会的朋友们见面，也常与布兰特一起商量为苏联谍报机构进一步物色合适人选的事情。1937年初，布兰特打算招募迈克·斯特赖特人伙，这之后迈克认为，伯吉斯就是“隐藏在布兰特身后的那个人”。外号叫“狮子”的伦纳德·杰里·朗是布兰特招募的主要间谍。他上剑桥时已是个共产党员了。1935年10月他获得优异成绩，并完成了现代语论文。“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忆说，“对社会不公现象感受极为深刻”。布兰特一直注意着他在法语学习上的进步，而且还在1937年5 月把他选入“传道者”协会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几乎就在这时，布兰特把他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与招募斯特赖特一样，布兰特在招募他之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下达指令，而是马上转入下一个招募对象。据朗回忆，“布兰特从未打算恐吓我。因为我们都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坚信不移”。二战期间，朗作为苏联的“第二梯队间谍”一直听从布兰特本人指挥。
虽然金·菲尔比比“五杰”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终成为他们中间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间谍、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就整日忙于枯燥无味的“反思的反思”，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与法西斯的秘密战斗中起得作用多么微小，他在获得杰依奇支持后成就也多么不起眼。他的第一桩功绩（虽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秘密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亲法西斯英德协会对他的“好评”。说他与戈培尔和德国宣传教育部“来往甚密”。菲尔比曾临时性地在英德协会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差点在一家德国出资开办的贸易杂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虽然此项工作无甚成效，但他与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宾特洛甫见过几面，并且不止一次到过戈培尔在柏林的宣传部。
1936年7 月，菲尔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时，他才作为一个情报员以记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项任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的直接任务就是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与往常一样，仅从他的回忆录还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而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们能够猜出菲尔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英国受到了简·阿彻的审问。这个女人是菲尔比所见过的英国安全机构中第二个能干的工作人员。 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阿彻从克里维茨基那里逼出了有关“苏联情报机关派一名年轻英国记者到内战正酣的西班牙”的诱人情报。“这个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而“诱人的情报”就是有关刺杀佛朗哥将军的计划。1937年初，叶若夫给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国间谍以记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这些人打人佛朗哥将军身边，帮助组织刺杀。菲尔比说服一家伦敦报社给他开了一张采访军事事件的编外记者采访权证明。1937年2 月，他来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就不停地向《泰晤士报》发送有关佛朗哥军队地区战况的文章。
在还未来得及认真工作之际，菲尔比作为苏联间谍的仕途有一天差点儿就给断送了。他认为，之所以逃过劫难全靠他的牙齿。到西班牙居住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他被震耳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一些国民近卫军战士。他在近卫军战士监视下穿衣服时，突然想起裤子的后袋里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它们被写在一块烟盒纸上。去总部的路上，他没能把纸条处理掉，到那之后，他被两个人带进了一间没有灯罩的强光灯照射的房间。审讯他的是个“个子不高的近卫军少校秃头，满面愁容”，他命令菲尔比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最后的几秒钟是决定菲尔比命运的几秒钟。“我先掏出一张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一头。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揉皱之后就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了。”
此事过去之后，菲尔比开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中的一名。这期间，当有机会回到伦敦时，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西丝·利德塞一霍格，外号称刘兔子”。在与英国男爵丈夫离婚前，她是个执著的钢琴演奏家。菲尔比甚至在床上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西丝小姐回忆说，他“即便和她很亲密时也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语。”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当地的英雄，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地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毒。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3月2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英国议会唯—一名共产党议员维利·加拉赫尔在议会对此举还表示了抗议。菲尔比后来回忆：“我在西班牙所受的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是共产党员，因为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亲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都敞开了。”
据英国一位外交家说，“菲尔比几乎知道所有有关德国和意大利在佛朗哥军队里的参战情况。”
菲尔比把从佛朗哥军营中搞到的情报转给法西交界处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37年夏，马雷派菲尔比去西班牙帮助刺杀佛朗哥的计划被取消了，这还是在菲尔比赢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 月，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热把怀疑的阴影投到了许多国外处军官的身上。由于马雷过去笃信宗教，并且不愿执行恐怖活动，所以他更加招致怀疑。叶若夫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前一年斯大林对他的感谢，给了他一点儿能顶住并去掉加在他头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对伊丽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纳季·赖斯的妻子说：“他们要么在这儿，要么在国内把我干掉。这样最好还是死在国内。”拒绝回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起马雷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曾作过神甫的人，我难道能相信什么呢？但我决定走，至少这样谁也不能说‘也许这个神甫真当过间谍吗？’”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马雷的画像下赫然写着：“1937年末被枪决”。
马雷被处决以后，金·菲尔比几乎一年没与总部保持联系。马雷被召回时，菲尔比协助刺杀佛朗哥将军计划的最后细节还未由莫斯科总部敲定，因此计划暂时延期执行。刺杀计划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细节（其中包括“一个年轻英国记者参与该行动”）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叛逃的打击。而且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工作重点上也有新变化。在内战的后几年中，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杀佛朗哥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马雷那时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会在伦敦就地遭到逮捕。虽然英国安全机构既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外交部的渗透，也不清楚剑桥“五人组”被招募的情况，但它的一个名叫奥莉加·格赖的间谍却获得了在沃尔维奇军火库的苏间谍小组组织者佩尔西·格列京克的信任。这个佩尔西是共产国际的老牌间谍，先后在杰依奇和马雷的领导下工作过。1937年2 月，格列京克让格赖在肯辛顿租了一秘密住宅。两个月之后马雷来到这里，格列京克介绍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对奥莉加·格赖说，这人是“曾在俄国骑兵队里打过仗的奥地利人”。8 月16日，当马雷被召回后几周，格列京克与杰依奇来到这里，并把杰依奇介绍为“斯蒂文斯先生”。格赖答应帮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带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语不精，判断不出“斯蒂文斯”的国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杰依奇与妻子当着格赖的面只用法语交谈。
10月末，格赖注意到了杰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记号。于是，英国安全机构得以查明，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图纸。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儿生病，“斯蒂文斯”夫妇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圣诞节前也未必能回伦敦。格赖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带来的拍摄文件的相机的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来做这项工作。
与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杰依奇一家被召回与其说是由于大逮捕浪潮，不如说是担心他们“防线”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产国际间谍、内务人民委员部邮差埃迪特·季尤多尔一哈尔特遗失了记有杰依奇详细间谍活动的笔记本，几乎就在同时杰依奇为保证其在伦敦固定活动点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请求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被禁止在英国居住，并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他何时打算离开英国。
1938年1 月，格列京克和沃尔维奇军火库的间谍小组成员被刑侦部特务机构逮捕。这样，杰依奇回英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国安全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特务机构再机敏一点的话，他们就能同时把马雷和杰依奇都抓起来。但他们总期望着在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鱼咬食”。英国安全机构中谁也不知道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打算把所有在伦敦的间谍头子和地下人员召回。与马雷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伦敦的间谍头目不同的是，杰依奇夫妇并没有一回到莫斯科就遭到枪决的厄运。杰依奇还在总部干了几年字迹及伪造品鉴定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里杰依奇画像下这样写着。“1942年，在实施侦察行动时，伞降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当即被法西斯抓获并处以绞刑。”
1937年末，当杰依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间谍从伦敦消失之后，“五杰”和其他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一时陷于无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虽然一些“被抛弃”的间谍还能时不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联系上，但在1938年，对英情报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向白厅渗透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以马雷和杰依奇被召回总部而告终。对这一阶段的意义，许多人估计不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两名密码破译员——奥尔德姆和金，两名年轻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疑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总局汇编处的密码破译员们以极大的帮助。当时出现了一个神话，好像密码就是由那些高明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