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5）
“巴巴罗萨计划”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希特勒认为，德国军队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可取胜：“只要轻敲一下大门就足够了，整个腐烂的宫殿就会土崩瓦解。”他的军队以每昼夜50俄里速度行进，沿途扫荡一切的速度甚至连西欧的闪电战也无可比拟。与此同时，苏联面临的还有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佐尔格从东京报告说，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大使馆说服日本人撕毁“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个月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做你们想做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写道，一一但日本人应与俄国开战……越快越好。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能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和日本人握手会师。”在日本政府内部展开了“北方”方案（与苏联开战）与“南方”方案（与英美开战）的支持者的论战。
由于“南方”方案的支持者占了上风，所以，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主要来源于尾崎秀实。8 月15日他报告，从战争之初到冬季攻势前之所以放弃“北方”方案，是由于“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后来佐尔格说，由于人们对他的消息不屑一顾，所以迟迟才发来了表示感激的回电，而且电文所用的口吻也令人感觉不到丝毫的惬意：“要相信，苏联在远东敌得住日本的进犯”。总之，佐尔格直到九月末还是未能使莫斯科相信日本真实意图的严峻性。十月份斯大林把一半军队从远东调往西部战线。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佐尔格说由于来自日本方面的进攻威胁减小，他请求召他回国或派他去德国。但这封信没有来得及发出，因为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在这之后的几天之内，他的小组中的三十五名成员也都相继被捕。据日本安全部门负责跟踪的军官证实，被捕前一夜，佐尔格是在德国大使妻子的枕边度过的。
佐尔格小组在“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后搞到的有关日本真实意图的情报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推断之上的。正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佐尔格发出的情报并非独一无二，同时还有从日本外交电文中截获的一些东西。而且正是靠这种不同渠道情报的巧合，使佐尔格在日本安全机构逮捕他三周前赢得了莫斯科的充分信任。佐尔格被捕后，苏联利用其它手段继续搞到了一些能够确定日本意图的情报。在一封被破译的、 1941年11月27日从东京发往驻柏林使馆（也许是驻莫斯科） 的电报中写着：“必须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见面，秘密地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待美国的立场……向希特勒解释，说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部，并说我们建议不在北方采取行动。”战时苏联密码破译员最大的功劳是与破译日本的电码和密码分不开的。1941年2 月，特别部密码破译小组划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五局（密码破译局）管理。第五局的核心机构是从事研究国外评码、破码系统的调查处。负责日本方向的主要专家是 C·托尔斯泰，对他的工作评价要比对其他战时任何一个密码破译者的评价都高——他被授予两枚勋章。他的主要助手是舒姆斯基教授，日本语文学家上校科捷利尼科夫和卡斯帕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去世了。正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小组还能够分担情报总局一部分工作量，主要是破译日本军队的情报。第五局第一小组的一项任务是观察关东军的调动部署情况，发现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实证。
正是因为斯大林从佐尔格和第五局那里得到了有关日本意图的情报，才使他能够将远东军区的一半兵力调至西部。10～11月间，8 —10个步兵师和上千辆坦克、上千架飞机一起被调至对德前线。他们是在最紧要关头到达那里的。10月2 日希特勒开始著名的“台风战役”——攻打莫斯科。他称此役为“战争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两天后，他在柏林体育宫沸腾的人群前宣布：“敌人被摧毁了，他再也无力反抗！”然而莫斯科并没有倒下。保护苏维埃国家成了为祖国——母亲的圣战。斯大林变成了反对阴险狡猾敌人战争中民族团结的象征。虽然国家机关和外国代表机关在十月中旬被疏散到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城， 斯大林却仍留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与我们同在！”——这是莫斯科保卫者们常用的口号。苏尔科夫在《军人的誓言》一书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人民的情绪：
“我很清楚……斗争将会充满血腥，步履维艰……但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妇女和孩子们的眼泪在我心中沸腾。我要让刽子手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用他们的狼血来回答……（出自： 阿列克谢·苏尔科夫， 两卷本诗选，莫斯科，《艺术文学》，1974，第一卷，131页）”。
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无法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10月时的主要目的不是领导红军进行英勇的抵抗，而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寻求与希特勒言和的途径。
10月 7日，红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格奥尔吉·朱可夫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的办公室。办公室内只有斯大林和贝利亚两人。他们都认为红军正在溃败。那时贝利亚还直接管理着从叶若夫那儿继承的情报和安全机构。1941年 7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又一次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吞并，直到1943年，前者才又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行使职权。战争巩固了贝利亚的地位，他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领导，却掌握着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权力——他成了希特勒人侵后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五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分别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
当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时，贝利亚一言不发。因为看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到了效仿列宁1918年 3月与德国签订耻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时候了。斯大林委托贝利亚寻找签订新“布列斯特”和约的途径，哪怕以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一部分乌克兰作为代价。由贝利亚物色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选中了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斯托捷诺夫充当中间人。斯托捷诺夫同意斡旋，可他的各种努力都被德国人拒绝了。
就在莫斯科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清洗。10月15日夜至16日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心机构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一起疏散的还有一些当时正在卢比扬卡受讯的高级领导。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有三百名犯人被就地枪决了。对剩余人的审讯在古比雪夫还继续进行。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承认：“受讯者被无情地杀戮。那简直就是真正的血流成河的战场。”除英勇地挺过了所有拷打的A·A·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外。所有人都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尼古拉·帕夫连科写道：“成百上千高级军事专家在刑讯室等死。而与此同时，前线上一个小中尉却在指挥着一个团作战。”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军事指挥官在10月28日又被枪决。后来，斯大林突然命令停止贝利亚主持的侦查活动。两位在被捕指挥官中军衔和职位最高的——前任总参谋长K·A·梅列茨科夫将军和前任军火人民委员6·R·万尼科夫——虽然他们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最终还是得到平反而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暂缓对高级军官的清洗恰好和战争进程中的转折赶在一起，莫斯科并没有屈服。自信红军在秋末将被粉碎的希特勒夸下海口：“冬季攻势将不再进行”。那时他的军队没有配发冬衣，在严寒中死伤人数急剧增加。12月，朱可夫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结果德军被击退，并在战争中首次转入防御。这次胜利，使朱可夫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对他的知名度投来白眼。后来朱可夫说：“我属于那些逃避了逮捕的人，但这种危险一直威胁了我五年。”朱可夫认为，他的战役问题和作战准备问题助理B·C·戈卢什克维奇少将被逮捕这一事实，就是斯大林给他的信号，暗示他也逃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掌心。
在苏联有关舒尔采一博伊金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领导的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中强调指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
从1941年秋开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苏联最高领导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情报。舒尔采一博伊金由于在空军中服过役，在军界（包括军事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交往，常常得到有关希特勒计划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8月3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舒尔采一博伊金，而哈尔纳克1942年9月 3日也遭逮捕，到12月22日他们在柏林被处绞刑时，他们手下有80多名成员暴露了身份。虽然最主要的涉嫌人员是在空军、航空部、国防部和军队辅助部门的关键人士，但宣传部、柏林市政府、种族政策部和劳动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与此有联系。纳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门以日耳曼人的精确调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学者和大学生；
21％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20％的职业军人，平民和国家公职人员；
17％的战时应征入伍军人；
13％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苏联的史料中，为了强调在法西斯德国共产主义的抵抗的重大意义，通常都对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小组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作些夸大。虽然一些情报，例如有关德军歼击机数量和实力的预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而且对形势的评价也很重要，然而它们对于反击德国人侵并无多大战役意义。纳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门，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向苏联提供的重要情报分为九大类：
1．与苏联交战之初德国空军数量的报告；
2．德国航空工业1941年6月一～月间日产量统计；
3．德国燃料资源情报；
4．计划向迈科普（高加索）进攻的消息；
5．德军指挥部部署情况；
6．在被占地区飞机批量生产的材料；
7．德国为化学战生产和储备弹药的情报；
8．德国截获苏联密码的情况；
9．德国伞兵在克里特的伤亡情况。
政治抵抗与间谍活动同时进行，使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失败不可避免。舒尔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为地下成员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建立夜间组织，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险之中。身穿空军军官服、掂着手枪的舒尔采一博伊金在野战排中经常去执行保护张贴反法西斯标语的年轻抵抗者的任务。1942年在柏林举行反苏的“苏维埃天堂”展览时，舒尔采一博伊金组织了宣传画行动，口号是：
展览：纳粹天堂
战争一一饥饿——谎言——盖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还书写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评价为：“反希特勒宣传的光辉典范”。
德国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冒险程度要小一些。战前和战时他一直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保持着距离。如果不是情报总局在柏林的话务员缺少的话，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鲁塞尔被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日的热情，他的搭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9 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有关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 5月12日，他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 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然而，战时最重要的间谍网是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源，其名字的来宙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为多拉）。毫无疑问，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别名“吕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西西”）和中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间谍，他分别给他们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 与自己的上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前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态中，“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位置。军事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 9月基辅沦陷。10月份，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本营”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法国调 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 1月末～2 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掌握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的间谍，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 3月前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 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逊一些的邮政总局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委员会主席的宝座。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第四局在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它来对德日的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姆伯斯的叛变给第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国最高法官费利克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这两人对贝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沃尔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1942年，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部门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纽约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此目标已变为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察的基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西尔维曼相混淆），为了重建华盛顿的苏联间谍网可谓劳苦功高。他出身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家庭，四十多岁，曾在安全局工作，后被调至经济战争局。虽然感情上无法接受斯大林时期俄国的残酷现实，可他仍在心目中将革命理想置于不可亵读的地位。他身患慢性支气管气喘，经常受严重呼吸困难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他应在死之前无愧地意识到，自己已为别人建立正常生活尽了哪怕是微薄之力。正是西尔维马斯特说服加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战争开始之后重操旧业。在进攻佩尔一哈伯之前，他把十几个既为罗斯福军事机构工作又同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政府官员组成了一个小组，怀特虽未加人小组，却直接给西尔维马斯特提供情报。西尔维马斯特认为，“怀特是个机敏的人，是个不愿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人。”为了稍稍安慰他，并使他妻子相信怀特不再从事间谍活动，西尔维马斯特对怀特说，他所提供的情报只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西尔维马斯特并不怀疑怀特知道真相，但认为，怀特宁愿不这么想。怀特在闹楼上藏着一块贝科夫战前送给他的非常贵重的天鹅绒地毯。怀特作为财政部长亨利·摩根泰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尔维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并在1935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分子的对外形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洛斯也是一名乌克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使莫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同事、而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措施时，她满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5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一天后——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衣服也不脱，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见面时赢得西尔维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马斯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西尔维马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出戏的上演，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面，那么肯定会以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次在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福总统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以及第一总局的几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对他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也是罗斯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他。他从不将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盟国全体会议的情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大巨头的信任而充满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底也无法从阿赫梅罗夫的报告或者后来在克格勃的谈话中搞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他是怎样与霍普金斯进行第一次接触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在1941年夏天，德军刚入侵之后，霍普金斯第一次来苏联之前，他们彼此已经建立了联系。1941年 7月16日，霍普金斯以罗斯福代表身份到达英国与邱吉尔和“军事内阁” 成员进行谈判。7月25日他电告总统：“敬请告知，您是否认为我访问莫斯科十分重要并有益无害……我要尽一切可能，使俄国人守住防线，甚至不惜眼下的失败为代价”。后来，苏美驻伦敦的大使伊万·迈斯基和约翰·怀南特确认说，他们的建议对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对加里·霍普金斯的接待清楚地表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写道，——这次访问具有特别意义”。没有一个西方大使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从未受到像在俄国这样的接待——霍普金斯回忆道。——有时我苦苦思索，是不是要选我当总统了，虽然我没有亲吻孩子们。”在为他修建的单人防空洞里有酒、食品。更使他吃惊的是还发现了储备的香槟、鱼子酱、巧克力和香烟。（斯坦哈特曾抱怨说，从未给他提供过什么防空洞）。每日与霍普金斯见面时，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苏联领袖的能力和苏联人民反抗的决心：
“他从不重复，他的话语就像狙击手的射击——准确而击中要害。他的欢迎词只有几个字，然后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热情的微笑。他从不浪费一个字，一个手势……、也不阿谈奉承，他不怀疑。他使你相信，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他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怀疑……”
霍普金斯从来就不是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传所记述：“他永远是俄国真诚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国对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贡献”。
霍普金斯1941年 7月苏联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俄国在军事装备上迫切的和长期的需求。通过与斯大林谈话，他很快得出结论，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与英国政府一样，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对俄国人来说，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极有可能去说服罗斯福，使后者明白帮助俄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罗斯福对自己儿子埃利奥特说：“我知道首相（邱吉尔）对俄国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边说边弯曲手指比划了个“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说服。”的确，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俄国人一个大忙。因为他坚持在无监督的条件下向俄国人提供援助。而美国武官、少校埃文·伊通却努力说服霍普金斯，作为补偿，一定要要求俄国同意他们向前线派遣军事观察员。大使斯坦哈特后来向美国记者透露，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争吵时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至盘子都振了起来。看到此景，大使赶快将门关上，“因为他支持武官的意见，但又不想使总统私人代表受辱。”据伊通说，最使霍普金斯生气的是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我开始向他讲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时，他忍不住粗鲁地打断了我，说：‘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时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种支持，罗斯福未必会这么快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许诺，为罗斯福战时与苏联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苏联，目的在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并非出自忠诚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疑，在转交所谓“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件”时，阿赫梅罗夫的鼓励性言辞对霍普金斯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大林的一个热切愿望就是将那些带有“反苏情绪”、破坏苏一美合作的官员排挤出去。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霍普金斯的间接参与，驻莫斯科武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职。与此同时，霍普金斯还特派上校菲利普·费蒙维尔（他1933—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国人喜欢）前往莫斯科监运援助物资。费蒙维尔上校是个十分轻信而且亲苏的人。当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他就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校看作“最重要的联系人”，并将有关欧洲国家军队的情报交给了俄国人，连最起码的使馆安全常识都给抛置脑后。当军事情报机构反对将费蒙维尔派往莫斯科时，霍普金斯当即打断说：“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还是要去的。”更有甚者，霍普金斯还以没有获得斯大林信任为由将大使斯坦哈特也给换掉了。之后，霍普金斯说服罗斯福将另一个批评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职休养——当时亨德森任国会苏联处处长——虽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持反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