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再次见面。为了欢迎他，斯大林特意走上前来与他热烈握手。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第一个与他“推心置腹”交谈的美国人。即使这样，还不能说霍普金斯是个无原则的人，他并未放弃美国的自身利益。霍普金斯的对苏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红军潜力的客观评价之上的，虽然这支队伍初期屡遭挫败；再则，通过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阿赫梅罗夫的接触，他逐渐认识到，与斯大林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即使这种相处是从一种并非长远的策略考虑，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无害的。由霍普金斯领导的苏联总统问题咨询委员会1943年8月报告：
“由于苏俄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应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并应付出一切努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与保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战胜法西斯后它无疑会称雄欧洲”。
虽然在邱吉尔周围未发现有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但如前所述，苏联在二战期间渗人英国的程度绝不亚于美国。他们中最杰出的间谍无可否认就是在剑桥被招募的“五杰”，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兰特、菲尔比、克思克罗斯打人了英国情报机构。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付诸行动的人盖伊·伯吉斯。1938年，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基础上成立了D处（来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个字母，意即“消灭” ）时，他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人进攻” 。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 轻而易举与外国人接联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处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卫·富特门，当他1937年第一次发布广播演说时，就是在伯吉斯的帮助下实现的。伯吉斯对富特门很有用处，因为伯吉斯经常能从他那记性不好的同性恋伙伴那儿搞到一些信息情报呈送给他。这个同性恋伙伴叫爱德华·普费费尔，据加龙维·里斯说，他“做尽一切罪恶之事”。省费费尔曾是法国1938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剑桥一毕业，伯吉斯就立即在洛希尔财团（西欧财团，创立人是18世纪法国银行老板M·A·洛希尔，工次世界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译者注）觅到一职，1938年他以格希尔财团信使的身份经常来往巴黎。后来他回忆，那时他经常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其他白厅官员传递“普费费尔”的秘密信函。1951年伯吉斯叛变后，他杜撰出了许多极大夸张自己战前经历的说法。他说自己是英法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惊慌失措的爱国者（达拉第）和卖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乡下贩子（张伯伦）”之间的联系。伯吉斯并未提到他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是他多次把伦敦机构搜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有威望的广播公司任德语播音员。德语的这套节目属于宣传、文艺和流行歌曲的综合性栏目，每当天空没有雷声轰鸣时，他们就开始了节目的播音工作。领导D处工作的是风度翩翩的少校（后来升为少将）劳伦斯·格兰德。他身材瘦长，长着黑色的唇提，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在西装衣襟处总是一成不变地闪耀着鲜艳的纽扣。人们称他为 D先生。无论在对外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方面，还是在实施各种暴力形式的（美其名日为）“特殊行动”方面，格兰德并不具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经验。根据其手下人员金·菲尔比（曾一度为他工作）评价，格兰德“时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毫不畏惧任何宏大的和疯狂的念头”。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详细情报对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做一番认真仔细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比如一位专门研究战时英国情报活动的官方历史学家就曾表示过惊奇不解、显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问题出在一份关于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的计划上，这个计划是由 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行人员却是两名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总的来说，伯吉斯两年来在秘密情报机构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那里。战争开始的头 9个月，菲尔比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法国城市一一译者注）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 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尔比回到伦敦，并利用关系希望在情报机构谋职。“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兰克·贝尔奇会面。这个人曾任剑桥的历史教授，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这实际是一个研究各种秘密文件解密的组织）的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后来说，贝尔奇未招收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给我应得的酬劳”。这种解释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贝尔奇招收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年收人为600 英镑，这和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构刚开始工作时的报酬相当。实际上，主要是贝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论“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和他交谈的是马乔里·梅克首小姐，菲尔比称之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与菲尔比讨论了“在欧洲反抗德国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小姐外，伯吉斯也参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列举出来，总之就像这种情形下所有人表现得一样。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伯吉斯狡猾地、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一切早都定好了”
与伯吉斯愉快地度过休息日之后。星期一，菲尔比来到位于萨克森大街伯吉斯办公室正式报到。伯吉斯的代号为W ，他给菲尔比起名为fiX4。菲尔比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是按伯吉斯的构想为 D处的间谍学校制订详细的计划、因为学校很快就要开课了。而伯吉斯和菲尔比在其中担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尔比和物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同事们都称他为“杰里”。他与伯吉斯和菲尔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距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肯辛顿花园的一条长椅上。戈尔斯基的外貌与马雷、杰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员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技术人员的非外交职位。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身份被派往伦敦。戈尔斯基实际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可能一瞬间就能毁掉他的情报生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亲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乡村教师。然而在1953年，即戈尔斯基即将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心美国处处长之前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他父亲曾是沙皇时期的警察。戈尔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戈尔斯基的一名间谍是这样描述自己上司的：“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三十多岁，油光的头发向后梳着，戴着一副无法掩饰那一双敏锐冷漠双眼的眼镜。”这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残酷的职业间谍。“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西装，给人一种肥胖懒汉的印象。”布兰特回忆说，“杰里”给他的印象是“倔强，又不可爱”。1940年 8月，当他得知伯吉斯和布兰特违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统，共同住进了维克多·洛希尔在本廷大街的住宅后，戈尔斯基试图劝布兰特搬出，但当被拒绝后，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坚持了。
菲尔比和伯吉斯在间谍学校工作期间，他们感到很乏味，也无法告诉戈尔斯基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无事可做——菲尔比回忆，——我们和校长聊天并帮他给领导写那些永无答复的报告。 ”1940年夏，D处重新编人“特别行动机构”，伯吉斯被解职。他气愤地抱怨， 说他成了“官僚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菲尔比留在了“特别行动机构”， 并被任命为汉普希尔的比尤里间谍学校教官。菲尔比相信，“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输，以便他们到工作岗位之后，能对英国政府的未来计划有所认识”。一这套理论促使菲尔比常到伦敦，与一位未来的工党领袖休·盖次克尔（此人曾任工党经济战争事务部长，休·达尔顿的私人秘书）共进午餐。由于休·达尔顿当时负责特别行动机构的事务，所以菲尔比认为和盖次克尔交往有利无害。
1941年 6月22日，当“巴巴罗萨”战役刚一开始，菲尔比无疑是在戈尔斯基建议下，试图调出“比尤里间谍学校”，在靠近英国知识界的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很快，他接到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反情报）的邀请，因为这个组织在伊比利亚的代表机构对西班牙内战时当过记者的菲尔比的经验十分感兴趣。
尽管菲尔比离开了，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网并未缩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间谍是麦克林的大学同学詹姆斯·克拉赫曼。战争开始之后，他从一名候补间谍变为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1942年 2月，克拉赫曼进了特别行动机构在开罗的南斯拉夫处，同时获少校军衔。在开罗的那段时间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懂力和熟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获得了超出他的军衔许多倍的东西。他的上司贝济尔·戴维森指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识功底生动地谈论任何话题，但最喜欢讨论政治问题。”克拉赫曼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给那些即将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军军官下达指示。他不知疲倦地历数铁托共产党游击队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维奇王室的罪行。他曾对加拿大的一个军官小组如是动员：
“你们要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它已成为更具崇高目的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负军事使命，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中，因为他无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战后不得不对自己说过的许多话后侮。1948年铁托背叛斯大林后，克拉赫曼写了一本批判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战时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另一名间谍。1943年 4月，英国安全机构宣布，英国共产党领导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在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小型任务之后，又从在特别行动机构匈牙利处参谋部工作的苏格兰年轻军官奥尔曼·乌兰那儿获取了秘密情报。斯普林霍尔被判七年监禁，但他的犯罪事实却被定为“从航空部搜集秘密情报”。乌兰后来开玩笑说，如果他不是在剑桥而是在爱丁堡上大学，那就不会出这事儿。
1941年9月从特别行动机构调出之后， 菲尔比开始在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工作。虽然二处的地理位置稍差一些，但这个地方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旁边就是秘密情报局的档案馆。由于对杜松子酒和马丁尼酒都有偏爱，菲尔比很快与档案管理员比尔·伍德菲尔德联系上了。菲尔比不仅向戈尔斯基提供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案文件，还复印了两本详细介绍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战前反苏间谍的书。
B 处伊比利亚小组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截获并破译的阿勃韦尔（法西斯德国侦察和反侦察机构一一译者注）的信函，其内容是1942年前德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施情报侦察的“概况”。其中有一点引起了菲尔比的极大兴趣，即德军海军少将威廉。卡纳利斯即将启程前往西班牙，而且还包括了详细的行程路线，菲尔比建议特别行动机构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之间，一家不大的宾馆里将卡纳利斯干掉。领导 B处的费里克斯·库季尔高度评价了这项建议，并转交给秘密情报机构他的上司斯图尔特·门西斯。几天后，门西斯给菲尔比做了答复。据菲尔比回忆，门西斯写道：“我不希望采取任何反对将军的行动。”多疑的菲尔比感到这一答复有溪跷之处，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门西斯的希望，它可能证明与法西斯德国存在着某种秘密交易。的确，卡纳利斯后来变成了希特勒的敌人，他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一个月，由于叛变投向盟军一方而被纳粹处以绞刑。然而满腹狐疑的菲尔比还是从中看出了与法西斯德国秘密交易的证据，后来门西斯对菲尔比说：“我总认为，我们能与将军打交道。”
菲尔比在死前几个月承认，戈尔斯基最感兴趣的是（实际并不存在）英国与法西斯德国单独搏和的计划，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的计划。所以，戈尔斯基指示菲尔比不仅要汇报这些情况，还要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菲尔比此时明白了这项指示的含义，它不仅说明英国与法西斯分子有所接触，而且还与其它反法西斯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就时常担心一部分反法西斯者试图推波助澜，想让希特勒与盟国签订和约，然后同他们一起共同向俄国开战。
在第二处工作时，菲尔比每周都要到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二处和总部不在一个地方），尽可能多地拜访老军官。他还自愿要求值夜班——每月一二次一一他认为这“非常有益。因为夜间可收到来自全世界的情报，也可获得总部活动的最新信息”。戈尔斯基对夜间值班人员所接触的情报材料十分感兴趣，因为其内容有国防部与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使用秘密情报机构的频道进行交谈的内容。
从1942年到1943年，库季尔扩大了菲尔比的职责范围，将北非和意大利方向交给了他，后来又任命他为自己的情报事务副手。菲尔比对自己在秘密情报机构仕途上的成功也充满信心。 1943年，B处迁往伦敦赖德大街，距英国安全局总部所在地仅两分钟路程，而距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也只有15分钟路程，菲尔比对此十分高兴。1941年，两名苏联间谍——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秘密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处。起初该处由杰克·卡里领导——后来就没有合适人选了——因为找不到一个从英国安全局退役下来又未到退休年龄的军官。1944年末，菲尔比说“领导决定扩编——人员越多，预算也就越多。领导职位按理应归属库季尔，但那时我必须得到这个位子”。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谋到九处处长职位……。他们都很清楚，库季尔该走了。”菲尔比使用了传统的背后捅刀的做法，让库季尔的死对头、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瓦连京·维思参与到此事中来。于是菲尔比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职位，而库季尔被迫退休。
菲尔比在战后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所带来的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勃“五杰”中最优秀的一个间谍。除菲尔比外，布兰特和克恩克罗斯在战时的工作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克格勃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有关布兰特间谍生涯的卷宗，它由厚厚的棕色八卷本组成，其中在第一卷上记载着，当时苏联曾要求他用两年时间打人英国安全部。1938年末，克制住对马尔波罗大学军事教研室的厌恶、他自愿入伍。后来他承认，为了进人特别军官预备队，他曾利用其兄弟克里斯托弗在地方军（国家平时保持的兵团和部队一一译者注）中的关系。但未获成功。二战前他又尝试一次，由于国防部的一片混乱，他一下竟收到了两封口信，——一封拒绝，另一封——同意。于是，布兰特扔掉那封拒绝信，于1939年10月来到位于汉普希尔的明利梅诺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班，主要学习一些军事侦察基础知识。几天后他被召回国防部，英国安全局要询问他过去与共产党员的联系。在与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局长的谈话中，他兜了几个***就开脱了罪责，又回到了培训班。毕业时，他获得了战地警备队大尉称号，并以英国演习人员的身份率领一个12个人的排，开赴法国。他的一个下属对他评价是：“他研究的是那种柔和的诱惑力，可作为一个军官他毫无用处。”
布兰特从法国写信给伦敦，抱怨他那毫无意思的工作，并请求把他安排进秘密情报机构或英国安全局。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0年英国演习力量撤回后，他的机会来了。布兰特的朋友维克多·洛希尔（那时在英国安全局工作）把布兰特安排住在本廷大街，并把他介绍给盖伊·里德尔—— B局局长（反间谍局）。虽然九个月前英国安全局对他还存有顾虑，反对他人围，但里德尔这次还是把他留了下来。几个月后，布兰特已经开始工作：监视中立国的使馆，尤其是那些敌对国情报机构可能感兴趣的使馆、他的出色才能逐渐得以显露，比如，他很善于将外交信使与其行李暂时分离，以便搜查公文包。罗伯特。塞西尔写道：“他像块石头那样冷冰冰的——但似乎对所发生的一切又都十分满意”。布兰特很轻松地博得了英国情报局的好感，后来的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总局长迪克·怀特回忆道：
“他对所有上司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并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他。我喜爱艺术，他就常常在餐厅吃饭时坐到我身边大谈艺术。没想到后来他把我们都出卖了。他是个有教养、令人愉快的人，与他打交道我也感到很愉快。如果不亲自体验，你是无法理解被一个并肩工作的同事出卖的感觉。”
至今，每当读到克格勃档案馆中有关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以及记述他向英国安全局渗透的历史时，人们还会感到津津有味。他到英国安全局的第一年，就在咖啡馆向戈尔斯基提供了许多情报。可以说，布兰特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间谍之一。但布兰特也有使人担忧的地方，最使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不安的是，布兰特从来都分文不取。1941年初，菲京坚持要布兰特收下报酬，显然这是一个手段：一旦布兰特有一天不想继续干下去，可以以此要挟他。春天的一天，戈尔斯基终于说服他收下了200英镑，这之后每年分三、四次，每次付给他150 -200 英镑。在克格勃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中，至今还保存着能证明他收到汇款的“致谢”条子，而且这些条子就装在他来信的信封里。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翻阅布兰特专案文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1941年夏（或秋）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的材料里，几乎每隔50页就有一条注释：“总参对该间谍表示真诚的谢意”。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类似这样的注释在一个间谍的专案文件中屡屡出现是十分罕见的。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太喜欢布兰特，但总参和莫斯科中心不断的“感谢”使他逐渐承认了布兰特个人的巨大作用。布兰特的专案文件证明，他为苏联情报活动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提供了有关英国安全局“最详细的情报”，其中包括间谍名单，甚至还搞到了二处权限之外的专案文件。第二，布兰特提供了他本人对中立国大使馆观察的结果。第三，他还不断报告德军的部署、编制情况以及预计的战役。布兰将可以接触“双重游戏”的详细内容，并借此通过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二次招募的间谍给德国人提供假情报。布兰特有关德军情报杨主要来源是他的学生利奥·朗。
1938年，朗毕业于特里尼蒂学院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英图正处于困难时期——它在伦敦的间谍机构几乎关了门。对未来的朗，莫斯科并未有什么明确指示。因此，1938－1939年间，朗在法兰克福教书，以便有机会与法西斯德国接上头。战争初期他被划归轻骑兵，但由于他精通德语，成了情报机关的中尉。1940年12月，朗被调到负责分析比较德军作战秩序的国防部军情14处工作。这里他可以自由接触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来自“布列奇利国”（英国高、尖密码技术研究地）的专家们在1940年 5月破译了由“谜语”密码机建立的密码系统后得到的。1942年，用于陆军的“谜语”密码被破译后，朗又进一步拓宽了接触材料的范围。1941年初，朗恢复了与布兰特的联系。他后来回忆：“布兰特于是就又开始了我们中断了的工作，并要求我向他提供任何有利于苏联人的情报”。他们每周一次，通常都是午饭时，在沙特曼街心公园啤酒馆或位于杰明大街的赖纳酒吧里会面。朗把“每周强挤出来的收获”（这是朗自己形容的）交给布兰特。“布兰特从不恫吓或收买我，——因为我们都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
利奥·朗在克格勃的专案文件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从1945年 9月密码破译员伊戈尔·古琴柯逃到加拿大握太华之后，曾令许多西方情报机构和侦察小说家迷惑不解。古琴柯搞到的情报主要涉及情报总局的活动，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那些有关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小组以及原子间谍活动的情报。同时他在报告了在情报总局工作的两个化名埃利的间谍。第一个是英大使馆副档案管理员卡伊·威尔希尔小姐，1946年3月因犯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古琴柯不知道第二个间谍的真名，但知道他就在英国工作，而且他还提供了许多不充分、混乱的、有时是令人费解的情报。皮特·赖特回忆道：
“他说他知道在‘英国安全机构第五军情处’中有间谍存在，这恰是从他朋友——柳比莫夫那儿得知的。他的这个朋友1942年和他一起在莫斯科主要破译机构工作过……据古琴柯说，这个埃利和苏联有点儿联系——要么他是俄国人，要么到过苏联。要么会讲俄语。埃利是个要人，因为他能把安全局专案文件中涉及到在英国的俄国人的情况全部隐去或删去……古琴柯说，如果埃利来了电报，密码破译处总有一位妇女第一个阅读，如果有什么重要的话，就由她直接带给斯大林。”
几年后，在第二次传讯时，古琴柯改变了几处细节，比如“第五军情处”成了军情五处。但那时嗜酒过度与每况愈下的记忆力已使古琴柯无法回忆起他在一审时讲的第二个埃利的事了。
有关第二个埃利的真实姓名人们众说纷云一一从罗杰尔，霍利斯先生到金·菲尔比都各执已见。而实际上就是利奥·朗。这个化名就赫然印在克格勃朗的档案文件的封面。这是一本薄薄的。但却不平常的专案文件。按克格勃的规矩，布兰特应在每次与朝见面后写一份书面材料，但通常不是因为十分疲倦就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他并未始终坚持这一做法。即使如此，这本专案文件的内容也足以解释古琴柯供词中主要的一些不明之处，并因此可以说，古琴柯的错误（也许是皮特·赖特的错误）在于日趋减退的记忆力，和对内情的一知半解。从朗的专案文件就可以弄清楚，虽然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由布兰特领导，但独立于上述机构的情报总局（军事情报系统）于1943年也与他建立了联系。朗当时不知所措，于是就请布兰特询问莫斯科，他到底为谁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如实把问题反映了上去，中心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为我们。”情报总局为了将来能由布兰特负责与朗为联系而同意了中心的答复意见。这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朗就见了一次面，还是为了专门告知他，情报总局不会再打扰他了。而朗通过布兰特将情报转交给中心这一事实， 在古琴柯的说法中也显得紊乱不堪。 正是布兰特，而非朗“能够从军情五处的专案文件中将有关俄国人在伦敦活动情况消去”。而“第五军情处”可能就是“军情五处”的不同说法罢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能是把朗的工作单位（军事情报机构） 给弄错了，而“5”的意思指的是战争期间大名鼎鼎的“剑桥五杰”，朗与他们有一定的联系。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第一次在朗的专案文件中读到有关德军布署的细节时，他自问道：“难道英国真有这样富有想象力的间谍？”然后他又看到摘录的截听内容，才明白朗的主要情报来源就是密码破译。
莫斯科并非只通过自己的间谍获取绝密情报，德国人侵苏联几天后，伦敦便开始以隐蔽形式提供情报。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同时领导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斯图尔特·门西斯认为，由于俄国人的密码不可靠，所以还不能建议邱吉尔把破译“谜语”而得到的情报告诉俄国人。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把布列奇利园破译‘谜语’之事直接告诉了德国人”。1941年 6月的一则消息表明，德国人‘通过对苏联船员与第17航空军的无线电通信内容的研究，正在逐渐掌握斯大林格勒周围部署的俄国飞机的信号系统。就在6月24日；邱吉尔不顾众人反对，命令门西斯在尽可能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将这一情报以明码形式通过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告知俄国人。从这之后，凡有关东方战线的重要截获情报，邱吉尔都要问：“告知他们没有？”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来源通常都以这样的言辞掩饰：“据柏林高层情报源报道”，“据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报道”。所有能暴露情报真实来源的代号和其他细节都被略去了。1942年 7月11日，布列奇利国破译了一些被截获的情报，其内容为：
1 ．敌军对第二集团军的压力近日会增强。整体考虑到东线集团军的作战情况，希望在前线遏制住敌人的强大力量。
2 ．冯·魏赫斯集团军的任务是与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一同遏制地位波士丹河与沃罗涅日河之间的顿涅茨克防线，并与第二集团军一同守住沃罗涅日登陆场和奥尔霍瓦特．奥捷尔克．库特什火车站一线（德罗斯科沃）。
两天后，这条消息便以下列形式发至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委员会。
“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情报。根据来自各方的情报，通知如下：包括匈牙利军队在内的德军计划将俄国人遏制在里夫内一沃罗涅日一斯沃博达一线，同时装甲力量将移至顿河和顿涅茨克河之间东南部。”
1941年夏天，英国空军情报军官给莫斯科带去了战役电码。航空学参考资料和德军的一些呼联代号。作为交换，英国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紧随其后，英国军事情报军官又带来了一些截获的德军无线电通信资料、德国警察局手动发报密码破译说明。与此同时，虽然苏联也给了他们一些情报，但其中却没有一份是截获的文件。白厅为这种单方面的情报交换开始感到不安。到1942年初，俄国人甚至不愿意交换有关敌人装备的技术资料。布列奇利国认为，俄国人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提供的情报。“1942年大规模坦克战时，我们警告过他们德国人所设的陷讲，可俄国人还是把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投向这个陷俄”——个密码员回忆，——“如果他们当时能够相信这些警告，就会避免遭受巨大损失。”
从1942年夏天开始，英国把破译“谜语”而获得的战役情报在向苏联人发送时大大打了折扣。当然，特别重要消息是例外。1942年1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苏联人收到了（也许是他们从菲尔比或布兰特那儿得到）德军手动电码破译书，英国人虽然是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回报，可他们的等待最后还是落空了。
1942年夏，当英国情报机构以密码形式发给俄国人的情报数量大大减少时，约翰·克恩克罗斯开始以明码提供情报。几个月之后，他放弃了亨基勋爵私人秘书的职位，并于1942年 3月成功地尝试了菲尔比两年前未做成的事－－他进人了位于布列奇利国的英国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他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买辆便宜的汽车，以便在休息日时可以到伦敦交付情报。虽然他在学校的时间不到一年，但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正好与东线的战役转折相吻合，并且斯大林和大本营也终于开始利用可靠情报去指导作战行动。克恩克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截获、分析德军无线电通讯内容。克恩克罗斯本人认为对苏联红军发起“堡垒”战役，即库尔斯克战役之前——这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他为俄国人苦干15年后，闪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4 月30日，英国人将德军准备进攻库尔斯克高地的情报发往莫斯科，同时还有通过“谜语”截获的德军情报机构侦察到的在这一地区苏军力量的材料。而克恩克罗斯此时发送的情报不仅有截获的电文，而且还包括了白厅有意略去的（担心会暴露情报来源）、带有部队和分队部署的情报。
战役前最能吸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有关德国空军的部署情况。苏联指挥部因为担心德军会在5 月10日开始进攻（实际上是在7月5日），便在5月6日这一天，在从斯摩棱斯克到亚速海长达1200公里的地带上，对德军17个机场进行了事先经过绝密（准备的预警性炮击。打击目标的选择是在克恩克罗斯所提供情报乡树帮助下制订的。许多德国飞机在地面就损伤惨重，在5 月7日和8日又继续对德军机场实施集中密集打击。尽管这样失去了突袭的因素，这三次密集轰炸，是二战期间苏联空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初次战役： 飞机架次1400次，歼灭德军飞机500架，苏联飞机损1200 架。 后来，戈尔斯基代表莫斯科对克恩克罗斯提供的情报转达了特别的谢意。然而，就在这之前，把从布列奇利国搞到的情报交给伦敦已十分困难，克恩克罗斯已几乎无能为力。所以，库尔巴斯克战役前，克恩克罗斯不顾戈尔斯基让他继续留在通讯密码学校的要求，而是接受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建议，他先来到五处（德国处），后又调到一处（政治情报处）工作。
为保卫库尔斯克高地，红军把自己几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术装备都投向那里。虽然军事情报有误，可红军还是打赢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以“在库尔斯克摧毁苏军”，对希特勒来说，是补偿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最后一线希望。1943年8 月，苏联最高副总指挥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发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正确地预测了军事形势：德军在从北向南夺取库尔斯克高地的同时，还有可能从西实施打击，以便把保卫高地的两个红军集群隔离开来。当时，连斯大林和大本营也不清楚法西斯开始进攻的准确日期， 因为希特勒经常改变主意。日期从开始定的5月3日改到了6月12日， 后来又改到7月3日，最后定在7 月5日。应该说，来自英国的情报（既有官方通过英国军事委员会的，也有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间谍搞到的），对保证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军事侦察在情报收集和加工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和战役之中，斯大林和大本营最重要的情报源是瑞士的吕西小组。无疑，吕西（鲁道夫·廖斯勒）直到1944年春被捕前，一直为苏联提供重要的战役情报。1944年2 月22日，情报总局的领导曾用无线电发送了一则指示：“请向吕西转达我们的谢意，小组工作出色，最近提供的一个情报非常重要、价值很高。”情报总局经常告知廖斯勒的雇员（情报总局并不知道其名字），他会收到索要的报酬。1943年11月，情报总局发出电报：“请以我们的名义转告吕西，说我们将按其要求付给小组工作报酬。我们会对他们的情报作出相应的答谢。”然而，现在一切真相大白，吕西从未发过有关库尔斯克的重要情报。而且吕西最重要的情报源——维特还犯了几个错误。比如，6 月23日，正是他推断，鉴于红军力量日益增强，“堡垒”战役将被取消。
苏联军事侦察在1943年春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截听质量的提高。从战争一开始，国外局五处的研究部门，当然还有情报总局的密码员们就熬费苦心地对机器密码“谜语”展开了破译研究。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德国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组织——所有部门都在利用“谜语”编制各自的密码，以适应不同的目的以及不同的地方的需要。从1941年开始，德国人在工作中同时使用的密钥不下50个，而且它们还每天都在变化。这样一来，即使对机器密码解密之后，如果又搞到的截获材料具有战役意义，也还需要迅速地找到新的密钥。在英国布列奇利园，除了继续进行波兰专家早先的工作外，他们还破译了从1940年一1942年“谜语”的各种不同的密码，并制订出了判定每日密钥的方法。这大概就是战时情报机构的一大贡献吧。内务人民委员部从克思克罗斯、朗、布兰特、菲尔比等处获知了这一成功的消息。不能否认他们搞到的几台“谜语”码机和密码材料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研究工作助了一臂之力。这事大概发生在1941年12月，那时，德国第二集团军丢失了几台密码机。当然，大部分机器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缴获的。
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中至少有26台“谜语”密码机，在被围的情况下全部销毁它们是不可能的。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正在接收总部密电时，俄国人就已跨进了门坎。其余的“谜语”机可能是在消灭企图突破包围的德军六个师时缴获的。一些主要密钥肯定也落人了红军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91000 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俘虏中，有发报员和译码员，他们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抵御住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帮助的“坚持不懈的建议”。
1943年1 月17日，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通讯局就得出结论：一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俄国人已破译出了“谜语”的密码。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系列完善措施用来保护自己的密码。德国人还使用不带配电板的密码机，这些机器可在苏联进攻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适应性以及抗打击性。
1943年春，苏联情报截获和破译机构对德国的密码技术予以重创，但这次打击的对象不是高尖密码，而是一些基础电码。他们主要致力于发现、分析无线电通讯内容，破译普通手动电码，而不是像“谜语”那样的高密电码。战争初期，由于发报员损失较多，所以军事截获收效甚微。1942年末，大本营决定成立特别无线电营，这被苏联历史学家称为“红军在无线电电子战中质的飞跃”。苏联历史学家不打算打开无线电截听这块禁区，只是在无线电干扰和伪情报战中谈论这些特别无线电营的作用。当时每个营都装备有18－20台接收机和4个探向器。
虽然负有特殊使命的无线电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才成立，但它们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却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人截获的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情报表明，苏联截听机构在进攻前就发现了德国总部、坦克第二军以及坦克第六、第十一师的所在位置。而从其他截获的文件中也不难发现，德军坦克第七师师部、第十三军和坦克第二集团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苏联无线电截听机构的前线部门工作得也十分出色。在德军进攻初期，位于库尔斯克高地以北的苏联坦克第四十六军和以南的坦克第四十八军，就拥有战术上的优势。德军的一些通讯军官丝毫不怀疑这是无线电截听对俄国人的成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出，德军无线电工作纪律的松懈是导致“堡垒”战役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隐密性有所提高，但也比德军好不了太多、所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无线电截听大概成了双方战役情报的最宝贵来源。
除了无线电截听，苏联还采用了其他搜集情报的方法。空中侦察就是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西部战线由于无线电截听的运用，空中侦察的作用退居到了第二位。库尔斯克战线前夕，苏军进行了约6000次侦察飞行。在德军进攻前的三个月内，中央战线和沃罗涅日战线的部队进行了105 次战斗侦察，2600多次夜间偷袭和1500次埋伏，在这些行动中被俘的187 名德国士兵是重要的情报来源。根据7月5日夜捉到的开小差士兵和“舌头”供认，第二天一早德军开始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前，一种更为灵活的适于前线指挥官的系统取代了直到1942年还在运转的、以情报作为保障的中央统一系统，前线指挥官可以直接从前线情报处获取战役情报。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军队便开始发起接连不断的进攻，直到1945年5 月，朱可夫元帅在柏林接受纳粹投降为止。依靠四倍于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的英、美装备和不断增长的空中优势，苏联红军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其攻势锐不可挡。而支持这两年旺盛攻势的战役情报不仅是大本营、情报总局和前线指挥官努力的结果，内务人民委员部也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据苏联最新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时计有53个师和28个旅（不包括许多独立部队和边防军）共有75万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军人临阵脱逃，并对“不可靠民族”进行围剿行动。许多小民族的人民——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拨朝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人，卡尔梅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都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大规模屠杀和强行移民的牺牲品。斯大林本想将乌克兰人也列为移民之列，但同时又无奈地抱怨说，他们的人太多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红军胜利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领导了游击运动。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游击运动局由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领导（战后他当上了“专事国外谋杀的特别行动局”局长）。“虽然他的名声不是特别显赫，但苏多普拉托夫的行为、优雅的举止和音量不高却使人信任的话语，这一切都使人觉得他是个举足轻重、有知识教养的人；他很懂得平易近人的价值，因为他知道，只有那些少数的当政者才可以对此无所顾忌、肆意妄为。”——叛逃者尼古拉·霍赫洛夫这样写道。苏多普托夫的副手。少将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戈在西班牙内战时以“科托夫”的化名在佛朗哥后方领导游击斗争，并为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中名声颇响，同时他作为刺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还进入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
游击队员在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中的作用，往往被官僚主义的混乱所搅和，以致后来出现了许多传说和神话。人们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是在德军敌后最著名的游击队员之一（他的肖像就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里） 。1943年4月，他假冒德军中尉进人到在乌克兰的一个德军军官埃利赫·科赫的办公室。他本应刺杀科赫，但这个德国军官却开始谈论起“堡垒战役”——德军即将对库尔斯克高地发起的进攻。库兹涅佐夫于是决定不杀科赫，而是把德军战役计划直接发往了莫斯科。这段故事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正如特里莫季·马利甘博士指出的那样。科赫并不掌握即将发起进攻的确切材料，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确切的曰期，因为连希特勒本人也尚未作出决定。在不久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游击队员的情报活动评价不高，它指出了一系列的不足之处，其中提到了诸如经验不足、准备不足、情报的可靠性不足、发报机不足以及游击队员与军队情报活动协调性不足等。1943年4月19日， 最高指挥部发布了“关于改进游击队情报工作”的命令，要求游击队与军队间更好地协调一致，并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改进培训游击队领导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