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员在德军敌后与红军协同作战的第一次进攻战役是“钢轨战”。其目的是在库尔斯克战役进行之际利用空投给游击队员的大量炸药摧毁德军铁路交通、服这次战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虽然用了几千包炸药，但德军赖以生存的铁路线仍未被摧毁。上边曾提到的那份研究报告指出，能被称得上最成功的举动是在进攻前和进攻时第十一游击旅的一系列行动， 因为正是这些情报行动，使得被围困880天的列宁格勒终于在1944年1月得以解围。 当时该旅经常能够搞到，些有关德军沿公路联路布署情况的详细情报。
在进攻前……游击旅的侦察员们弄到了有关敌军的数量、部署情况、指挥官的姓名等情报，他们还记录下了敌军指挥部和敌21师调遣情况，确定出了第三十八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指挥部位置、同时还有4 个机场位置。当苏联军队开始发动进攻时……侦察员们就掩护进攻人员进入敌后和侧翼。
由于德军后方存在大量间谍，德军内部简直乱成一团糟。1944年夏，德军反间谍机构发现了2000名苏联间谍，并推算这个数量会以每三个月10000 名的速度增长。尤其是那些“流浪儿”更使他们头痛——这些人都是学习过侦察和破坏活动的少年、对他们的英勇气概就连德军士兵也赞叹不已。在一份报告中记录着一个“少年”的事迹：当他正在对德军调动情况做标记时遭到逮捕，在审讯时，他拒绝说出是谁派他来执行任务，并“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于是德国人决定恐吓他一下，先是逼着他观看枪决七名成人战俘的场面，而后命令他也去见上帝，当把他置于枪口前的最后一刻还告诉他，如果他讲真话就放他一条生路。
小男孩当时冷笑一下回答说，他知道，即使他将真情和盘托出，德国人也会杀害他。审讯室的军官又一次许诺，如果他说出是推派他来的就放了他。小男孩回答：“我很清楚，并不在于我是否讲真话，你们早晚要杀了我。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搞了六次破坏活动，而且还要搞第七次。”
报告中未提到小男孩的命运如何，极有可能是被枪决了。
在卫国战争期间，科技的以及政治和军事的侦察，对苏联政策的制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侦察是获取有关原子弹的情报。第一份关于美一英签订制造原子弹协议的情报，是约翰·克恩克罗斯搞到的。1940年10月，由亨基勋爵领导的不列颠科学委员会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当时克恩克罗斯恰好是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夏在“马乌德”（有关核研究的委员会）委员会呈交的秘密报告中曾较为乐观预估——到1943年末就会制成以铀一235 为原料的“大威力武器”，于是，这个问题就被重新提交讨论。科学委员会和“马乌德”委员会承认，关于生产原子弹（这个方案的密码代号为“图布一埃洛伊斯”）的问题以前曾同美国有过秘密的合作，现在还需要与之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1941秋，亨基成了“图布一埃洛伊斯”咨询委员会成员。无疑，借助私人秘书这个便利条件，克恩克罗斯同时也将相关情报发给了莫斯科的“中心”。
1942年4 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化学工业人民委员M·F·别尔乌辛在斯大林的指令下，拿到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搞到的有关国外原子弹研究的厚厚的资料文件，别尔乌辛建议把材料给物理学家们看看，以便他们先估量出其价值。5 月份，年轻的物理学者、空军中尉F·H·弗廖洛夫写信给斯大林：“抓紧时间制造原子弹至关重要。”弗廖洛夫在翻阅美英科技杂志时注意到，有关核裂变的文章以及这一领域学者的名宇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原子弹研究已进人保密状态，因为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后，斯大林气愤得不能自已，因为对苏联造成核威胁的重大发现竟然不是来自科学院，而是来自一个小小的空军中尉。
1942年末，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建立一个隶属于科学院的原子弹研究实验室、尽管当时许多苏联学者认为，制造原子弹要花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但在战争关键时刻，他还是力排众议通过了这项决定。很明显，与德国交战用不着使用原子弹、相反，制造原子弹还要与前线争夺一部分本来已近枯竭的资源。而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正酣时通过这项决定，考虑的绝对不是卫国战争的需要，而是战后世界的需要：美英有原子弹，苏联也应拥有。1942年末，斯大林似乎明白。即使不完全摧毁法西斯国家，战争也会结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有可能面临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战后德国。但只有关于盟国研制活动的情报才彻底使斯大林相信了制造原子弹的必要性。
克劳斯·福克斯是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提供英一美原子弹研究科技情报的“原子间谍”。毫无疑问，在1942年 4月，斯大林让别尔乌辛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研究的材料中就有福克斯提供的情报。福克斯出生于一个被德国报纸称作“基尔纽狐狸”（“相克斯”的德语意思为“狐狸”）的家庭。因为不仅他们的头发，他们的政治倾向也都是红色的。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时代的一个杰出的公谊会（贵格会、教友派）教徒领袖。福克斯1932年21岁在基尔大学时加人德国共产党，并成了大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以难民身份逃到英国，1933年9月加人德共在英国的地下小组，主要完成各种宣传任务。1934年。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准备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11月通过了论文答辩。在布里斯托尔，他积极参加一个“对苏文化联系协会”的伪组织活动，在协会组织的戏剧朗读表演会上，福克斯扮演了维辛斯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与狂热使自己的导师、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涅德尔·莫特先生大为震惊，因为“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安静、谦逊的年青人会以如此冷漠的敌意去谴责被告人。”
1937年，福克斯调到爱丁堡大学马克斯·博恩的试验室工作，直到1940年 5月法国沦陷、“第五纵队”猖极一时、他和许多“遭到敌视的异族人”被抓起来为止。在马恩岛和加拿大度过七个月后，于年底前他被释放。1941年 5月，德国学者、同为难民的鲁道夫·皮尔斯（后来获骑士称号．）邀请他到伯明翰大学从事“军事研究”。皮尔斯回忆道：“在官方允诺之前，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但我解释说，理论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安全局认为可以给他从事该工作的权力。于是福克斯开始正式为研制原子弹的“图布一埃洛伊斯”绝密方案工作。1941年末，当“巴巴罗萨”战役正处于激战时刻、而且看起来德军会占领莫斯科时，福克斯以苏联间谍身份自愿将成果贡献出来。他来到伦敦，找到德共在英国地下组织的领导尤尔根。库钦斯基，请求他转告俄国人，说他了解原子弹制造计划。库钦斯基安排他与以驻伦敦苏联武官为掩护身份的情报总局军官西蒙·达维多维奇·克雷默尔见面（福克斯只知道他的化名叫亚历山大）。克雷默尔把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使馆里，很显然他担心其中有诈。后来他几次试图说服福克斯遵守苏联侦察的一些常规，但只收到了部分成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审讯论克斯的记录中写着：
“亚历山大建议他，为保险起见乘坐出租车并注意甩掉跟腻但（福克斯）认为，这花费太大、而且也很不保险。他宁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接头，比如像伦敦地铁站这样有自动升降梯和普通楼梯的地方。”
1942年夏，福克斯被安排与另一个情报总局的接线人见面。这个人叫索尼娜，福克斯恐怕永远也不会猜到，索尼娘就是尤尔根·库钦斯基的妹妹。通常他们在伯明翰与牛津大学之间索厄娘的住所见面。索尼姬化名为布鲁尔小姐，扮作一名从法西斯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后来福克斯承认他不知道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哪个部门工作，也不知道这些部门共有多少个。我们可以通过他那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天真幼稚所形成的混合性格作出结论，他讲的是实话。
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价值不仅仅在于英国人、美国人深人研究的那些技术细节。到1942年初，福克斯已被准许阅读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秘密报告。和皮尔斯一起，福克斯根据德国学术杂志材料以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报告，对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作出了评价。1942年 2月，他们得出结论，德国的情报源“没有就‘图布一埃洛伊斯’领域的工作提供任何新情报”。福克斯的有关英一美研究迅速进展的报告，显然是促使斯大林开始核军备竞赛的决定性因素。
1943年12月，福克斯作为“图布一埃洛伊斯”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临行前，他接到索尼姬的指示，要他与美国的接线人莱蒙德先生联系。虽然福克斯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情报总局不得不将此事汇报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莱蒙德（加利·戈尔德）是一个三十岁的化学家。出生于瑞士的一个俄罗斯人家庭，三岁时被带到美国，并从1936年起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业间谍和联络员。福克斯记得，他与莱蒙德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44年1 月纽约的东赛特区。福克斯按照安排，手里拿着一个网球，并要去找一个戴着一副手套、手里拿着两个网球的人。后来，在联邦调查局的审讯中，戈尔德说他手里当时还拿着一本绿色封皮的书。福克斯说：“莱蒙德的态度在会面时‘充满敌意’。”戈尔德本人也承认，他当时被福克斯交给他的充满危险的情报惊呆了。他“十分害怕与有关原子弹的情报打交道，以致于只想躲得远远的，对这连想都不敢想。”
1944年 8月，福克斯被派往距圣赞不远的洛斯一阿拉莫斯一个绝密的原子实验室。那里工作着十二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并在进行着原子弹的组装工作。由于英国学者能有机会接触方案的各个分部研究情况，所以比他们的美国同事能更好地评价核研究。1945年9 月，即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一个月，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安保军官写道，英国学者对炸弹装配、爆炸物质、炸弹构造和包括氢弹在内的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十分了解”。但他同时认为，他们对纯技术的东西却知之甚少。福克斯把搞到的所有重要情报都提供给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但也并不是他提供的所有情报都对苏联学者起了帮助作用。在福克斯1944年窃取的爱德华·捷列尔的早期材料中，就有一些能使正在研制氢弹的苏联核物理学家误人歧途的错误情报。
福克斯甚至不怀疑，他并非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唯一苏联间谍。在他来之前几天，22岁的共产党员、美国士兵大卫·格林格拉斯也来到这里。他是个机械师，为生产原子弹准备和提供设备。“我那时年轻又愚笨，毫无经验他后来说，——但我是个好共产党员。”在给妻子鲁特的信中，他把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描绘成“真正的天才”，说他们是忍着“心口的疼痛”无奈地使用武力。“要让苏联强大起来，让他的人民昌盛起来！”格林格拉斯十分崇拜他的内弟朱里乌斯·罗森堡（他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纽约间谍小组的成员），他轻易地就答应了向他提供“洛斯一阿拉莫斯”情报的请求。“亲爱的！我如果能加人朱乌里斯和他的朋友们（俄国人）梦寐以求的公社，将十分幸福，”——1944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1945年 1月，格林格拉斯在纽约休假时，把一本札记和一叠速写画交给了罗森堡。而罗森堡把一个盛水果软糖盒子的一半给了他，并说，持有盒子另一半的人就是与他会面的联络员。6 月份，加利·戈尔德来和福克斯见面时，他也到了格林格拉斯那儿，从他那儿拿走了笔记本并交给他一个装有500 美元的信封。戈尔德的上司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安纳托利·雅可夫列九那时，他在驻纽约的苏联领事馆工作。他对格林格拉斯的情报格外满意，给出的评价是“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大”。9 月，格林格拉斯例行来纽约时又给了罗森堡一批资料，并得到了200 美元。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的情报非常重要，因为：一，征明了福克斯科技资料的正确性，二，报告了一些技术细节——也就是福克斯知之较少的那部分。
到1945年春，苏联情报机构里又出现了两名在英国一加拿大原子学者小组中工作的新成员。这个小组由设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家研究中心原子能局局长约翰·科克罗夫特教授领导。第一个被招募的是英国学者阿兰·南·梅伊，他与唐纳德·麦克林是剑桥大学的同学、秘密共产党员，当1942年开始研究“图布一埃洛伊斯”方案时，他很快就与情报总局取得了联系。与菲尔比、布兰特和其他优秀间谍不同的是，梅伊没有从危险感和揭开秘密中感受到一丝满足。“整个这段历史——他后来承认——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之所以从事这种工作，是因为我把它看作是对人类安全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贡献。”谈及自己的活动，他十分赞同厌烦间谍活动的麦克林的看法：“反正就是那回事，当厕所的看门人——整天臭不可闻，但需要有人来干。”1943年1 月，梅伊加人蒙特利尔科克罗夫特的研究小组。由于至今未明的原因，情报总局在提太华的机构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摸梅伊的底子及其工作的意义。直到1944年末，才派中尉巴雅尔·安格洛夫做他的接线人。1945年上半年，安格洛夫交给他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搞到铀的样品。在这之前，苏联的另一个加拿大间谍伊兹赖尔·哈尔别林称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梅伊却成功地搞到了。在轰炸广岛后三天，即1945年8月9日，梅伊交给安格洛夫有关原子弹研究的重要资料，它包括投向广岛的原子弹的情况以及两种铀样品——在玻璃试管中的富矿铀－235和在白金金属薄片上的铀－233的渣滓。
驻渥太华情报机构间谍头子止校尼古拉·扎博京认为，此事至关重要，于是就派其副手、 中校莫基诺夫携样品前往莫斯科。 而安格洛夫给了梅伊一瓶威士忌和200元左右加元作为奖赏。
很快，扎博京被授予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梅伊也加人情报总局加拿大小组，小组至少有十二人。在小组搜集的其他军事和科技情报中，还有加拿大王国委员会定性为“最重要情报”的关于雷达的资料。“若不考虑原子弹，恐怕雷达就是发达英语国家此时期在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了”。这个小组还弄到了有关潜艇测位仪、爆炸装置、火箭燃料和无连接起爆导火管。扎博京的情报网既有政治情报的、也有军事和科技情报的信息源。在众多间谍中，赛姆·卡尔（长得像科根，是乌克兰籍犹太人）和弗雷德·罗泽（长得像罗森堡，出生在波兰的俄籍犹太人家庭）尤其突出。前者是为扎博京招募和培养间谍的加共组织事务秘书；后者是提供加拿大秘密议会情报的魁北克党活动积极分子和加拿大议会议员。
1945年 9月，伊戈尔·古琴科从渥太华使馆出走投奔西方之后，虽然情报总局的间谍网有所收缩，但在加拿大国家安全委员部的间谍机构却安然无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中，蒙特利尔第二大原子间谍是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优秀的物理学家、意大利侨民，与内向的阿兰·南。梅伊不同，蓬捷科尔沃（更以布鲁诺或蓬托出名）是个生活腐化、放荡不羁的人，由于他电影演员的外貌，得了个拉蒙·纳瓦罗的绰号。蓬捷科尔沃191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36年在法西斯排斥犹太人运动时期离开意大利。1943年初他加人研究核问题的英一加学者小组，在后来三年中，有一次他写信给提太华的苏联大使馆，要求为苏联效力。与南·梅伊情况一样，信并没到大使馆人的手里。而被其“邻居”——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加间谍机构收到了。刚开始。间谍机构头子对此没有给予丝毫注意，只把他当作伪造的信件或反间谍行为。蓬捷科尔沃由于迟迟收不到回信，就把秘密文件具体数据亲自拿到了大使馆。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头目却搞不清这些资料的意义，只好转交给莫斯科。很快就传来紧急命令，莫斯科让他们立即与这位提供资料的学者建立联系。1949年初，在蓬捷科尔沃未被调人英国原子研究中心前，他一直住在加拿大，过着双重生活——既是核物理学家，又是苏联间谍。熟知蓬捷科尔沃事情的克格勃军官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蓬捷科尔沃作为核问题的间谍，其工作受到的评价几乎与福克斯一样高。
到1944年夏天之前，剑桥“五杰”中的唐纳德·麦克林也经常向苏联提供—些有关核研究和政治问题的情报。虽然三十年代麦克林是“五杰”中最成功的一个，但在二战初期，他在外交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位有所下降。1938年9 月，他以三秘的身份来到英国驻巴黎使馆，那时他已有交际圆滑、沽名钓誉的坏名声。一位英国高层外交家说，法国沦陷后，英国驻巴黎大使肯普贝尔“对麦克林突然表现出的磨蹭和在最近关键日子中的玩忽职守十分反感。他认为，麦克林是个意志薄弱的人。”麦克林从法国回国之后很快获得第二秘书的官衔，并被任命到重建的外交部总局工作。总局的权势并不大，它主要同运输、供给和经济战争部委打交道。他在局里的同事奥布利·沃尔顿认为他是个“捉摸不定而又孤独的人”。与美国妻子梅琳达的离异更加深了他的孤独感。他们虽然在巴黎结婚，但到1941年秋她一直住在美国，另外，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40年圣诞节前夕刚出生就夭折，也使麦克林倍感孤独。
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实际在不同程度上又使人们再次意识到了麦克林和其他“五杰”成员的价值。对麦克林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1943年末美国人大批到来之前那些部署在英国的。主要由波兰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盟军之间的关系。虽然希特勒人侵后，斯大林与波兰政府签订了驱逐西科尔斯基将军的军事协议，但苏联对波兰仍持怀疑态度。从麦克林的报告中可看出这种不信任是互相的。1943年4 月，也就是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体屠杀波兰军官地点之后不久，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莫斯科立即断绝与西科尔斯基流亡政府的所有联系，称他是“法西斯分子的帮凶”，并指责了德国人的罪行。麦克林虽然向莫斯科提供了波兰人对此的反应情况，但作为施行大规模屠杀政权的秘密间谍，他并没有体会到一丝一毫的快感。
1944年春，麦克林无论在英国外交部，还是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得到了加官进爵。在英国外交部，他被派往驻华盛顿使馆，不久便晋升为使馆一秘。到位后不长时间，麦克林与同事罗迪·巴克利又一起被任命为英一美制定对意（大利）和约委员会成员。巴克利十分赞赏麦克林，认为“他善于制订方案并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另一位与麦克林同时在华盛顿任职的英国外交家罗伯特·赛西尔回忆道：
“对他来说没有一项任务是复杂的，他精力过人，要干多久就能干多久。而且胜任各项工作，尤其是对待那些生病、休假或不太勤恳的同事的工作，他总能应付自如。”
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英美之间进行核合作的领域是一个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领域，而从1945年初开始，麦克林就在此领域工作。由于他在核研究领域拥有深厚的知识理论，1947年 2月他被调人英一美一加协调核政策联合政治委员会。“五杰”的上司、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麦克林的地位始终是给予应有的承认的，他们把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直接派到华盛顿与麦克派一取得联系就是一个佐证。1944年10月，戈尔斯基取代艾哈迈洛夫，被任命为伊丽莎白·边特丽的长官，并受命在边特丽的帮助下监督杰科布·戈洛斯的间谍网。与艾哈迈洛夫一样戈尔斯基很快就搞清楚了，戈洛斯的工作方式过于“业余化”，安全系数很低。于是他对边特丽说，“现存制度充满漏洞，因此十分危险。我们的朋友戈洛斯是一个不十分谨慎的人，我担心，由于您同他的联系，会把整个组织置于危险之中。”这样，边特丽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给别人，暂且“隐姓埋名了半年，直到确信，联邦调查局“未对她调查”为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很仔细地研究过有关边特丽的情况，目的在于是否留用她。 戈尔斯基一直坚持要边特丽收下酬金并开具收条给他。 ‘“让我们结束这些蠢事，我口袋里有2000美元，这是您的一部分。您现在就收下！如果不收的话，我就会认为您是叛徒！”实际上，在边特丽收下钱之前，她就已经是“叛徒”了。从1945年11月，她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成了双料间谍。虽然她的间谍网早已彻底暴露，但一直受单线领导的麦克林，却留在联邦调查局的视野之外。
卫国战争期间，除了苏联谍报人员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英一美情报机构渗透之外，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与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门有着官方的联系。1941年8月，上校（后升为准将）A·希尔（那时化名为德尔）率领英国特别行动机构联络小组抵达莫斯科。这次行程被称为“萨姆使命”。选择希尔担负这项使命即使算不上十分段跷，也是异乎寻常的。据与他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菲尔比说：“希尔在英国人中一间属于为数不多的、惯于暗中使绊的那号人之一。他那大腹便便的样子，看起来像个不戴王冠的秃顶国王。”就在这次行程的十年前，希尔曾出版过一本词藻华丽的回忆录，其中讲到了以前他是如何协助破坏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总之，希尔根本不准备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携手工作。他刚一到达莫斯科就下令检查“萨姆使命”会议厅。正如菲尔比所说，“这次检查表明。的确存在着大量情报流失途径。”
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期合作效率极低。1942年2至3月间，奥西波夫让希尔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小组一起深人敌后，以便了解游击战术。按照希尔后来的说法，他一回莫斯科就帮奥西波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游击战术的正式报告。但对此需慎重对待，不可全信，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大言不惭地讲过，是他在1918年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反间谍处”飞到过德军敌后东线几个地方后，希尔产生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派到西线和中东前线的想法。1942年夏，他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开罗讨论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行动的细节。然后他与空降在比利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一起飞往伦敦。实际上在此之前，希尔的那股促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方展开积极活动的热情已有所减退。在准备向比利时空投间谍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见鬼去吧，我并不很喜欢这玩意儿”。特别行动机构驻伦敦和开罗的参谋部禁止在土耳其领土上开展联合行动。 。特别行动机构的档案称料证明，当时“只有一小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英国人的援助下被空投到欧洲国家，而且主要是在1943年一年。空投行动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战役情况几经耽搁本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怀疑这其中有英国人的阴谋，感到十分气愤。特别行动机构曾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过一些有关爆炸装置的资料，但作为交换，它们并没有收到太多的回报。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的组织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领导，他是在希尔被派任莫斯科后不久来到英国的。除了正常的领导工作之外，奇恰耶夫当时还身兼在英国的各沦陷国流亡联合政府顾问一职。奇恰耶夫长于交际，身体健人而且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极不寻常的是，他滴酒不沾。一起初，奇恰耶夫同时行使组织联络和领导谍报机关的双重职责。一但随着苏联在英国的间谍网与日俱增以及作用日渐突出，1943年，莫斯科中心把具有外交掩护身份的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派往伦敦担任机构领导。库金长期以来一直沐浴在“五杰”带来的荣耀的光辉里。现在，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还可看到他的肖像，肖像旁边是注释，把库金称为40至为年代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之一。库金到任以后，奇恰耶夫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彻底转向流亡联合政府工作上来。随着胜利的即将到来，奇恰耶夫对这些政府施加压力也随之增大。捷克流亡政府情报机构领导弗兰季舍克、莫拉韦奇将军是如此评论奇恰耶夫的：
“刚开始时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友善的、性格温和的人，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似乎每个俄国人的脸上都失去了笑容。随着战局的好转。奇恰耶夫对我们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前他每天都来我这儿，对我提供的每份情报都表达谢意，可现在他开始批评我们，向我们提要求，甚至威胁我们。”
奇恰耶夫经常对收到的情报大为不满，他要求直接参与地下活动，并且索要一些莫拉韦奇认为无法弄到的情报。他还开始搜集有关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情报，并且搞出了几份“不可靠者”名单。战争结束前，奇恰耶夫开始索要有关英国情报部门活动情况及流亡政府首脑爱德华·别涅什的情报，并逼迫莫拉韦奇与他断绝关系。
虽然，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作成效甚微，但在1943年末，即“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第一次会见之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其前身为情报总（一局）头子多诺万将军却又产生了与苏联情报机构广泛合作的想法。1943年圣诞节，多诺万与美国大使加里曼在莫斯科与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谈判。两天后多诺万又同国外局领导菲京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爆破专家奥西波夫见了面。当时的美方会见记录写道：“菲京对多诺万有关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叙述听得非常认真。仔细，然后又就向敌国领土输送间谍的‘可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细节等提了几个问题。”“奥西波夫将军，——记录中这样记载，——对塑胶炸药的潜力十分感兴趣。多诺万将军应允把战略情报局战役工作人员使用的成套小型无线电发射机提供给菲京将军。”
以这种方式吊起苏方的胃口之后，多诺万建议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代表处。双方代表处将相互交换情报（多诺万认为，每一方都有使另一方感兴趣的敌军情报），彼此协调行动，以避免间谍工作的重复，相互通告行动计划。多诺万的建议在苏联以苏一美关系中少见的热情原则上获准通过。这个建议非常合菲京的口味，因为他早就渴望得到战略情报局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活动情报、以及战略情报局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及技术潜力。另外，国外局当时正在犯愁，如何控制伊丽莎白·边特丽这个不可靠小组的活动。现在问题解决了，菲京完全可以用官方代表处来控制并巩固华盛顿的间谍机构。而且自身也可以开展一些间谍活动。所以，菲京对多诺万表示，“他衷心地欢迎他的建议。虽然一些细节尚需由高层讨论之后决定，但战略情报局驻莫斯科代表处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情报交换应立即开始。”美国大使卡里曼和菲京一样对此事十分赞同。他天真地写信给罗斯福：
“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试图打人苏联情报部门，可一事无成。现在我们第一次打人了苏联政府情报部门。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我相信，这会为将来与其他部门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辟道路。”
但华盛顿对此反应冷淡，罗斯福因为害怕选举会出现什么不测，于是采纳了埃德加·古维尔的意见，坚决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华盛顿设立代表处。1944年4 月，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丁将军告诉菲京和奥西波夫，互设代表机构的计划“延期执行”。虽然他们二人极度失望，可还巴望着能通过丁与战略情报局继续交换情报。8 月份，战略情报局驻伦敦代表处也与奇恰耶夫开始了情报交换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这项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都拿出来了一些材料作为交换，战略情报局对此也颇感兴趣。但由于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大大高于交换所得的情报，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只具有单方面的性质。当然了，当菲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他也时常能够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比如，1944年 9月，他就把德军在波兰和东欧的攻击目标布署情况交给了美国。显然，他希望美国人以此能对这些目标进行轰炸。10月25日，菲京奉苏联最高指挥部之命，帮助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机构将其代表从保加利亚撤离。命令下达两天后菲京便报告说，他已使他们安全撤回。作为回报，他向多诺万索要了战略情报局在保加利亚，还有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所有被红军占领领土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此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岛上所有与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有联系的人，都出现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黑名单上。而战略情报局的军官们眼巴巴地瞧着，他们的同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是如何在被红军解放的领土上镇压与共产党做对的反对派人士。
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希尔准将，使他面对现实产生了恢复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保持日常联系的念头。1944年 4月，特别行动机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H·H·克拉索夫斯基少校装备了无线电发射机和武器，并把他空投到南斯拉夫与铁托见面。特别行动机构在巴里的代表向伦敦报告：“克拉索夫斯基根本就不配我们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6 月，奇恰耶夫通告特别行动机构，“由于停在协调一合作领与特别行动机构建立联系的尝试宣告失败”，莫斯科决定召历克拉索夫斯基。但邱吉尔在铁托总部的代表、准将芋茨罗伊·麦克林却报告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特别行动机构的代表处中大家与克拉索夫斯基关系极为融洽。奥西波夫后来向希尔解释识或许是因为克拉索夫斯基从未执行过这样的任务、希尔同意这种观点并邀请奥西波夫到伦敦讨论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但奥西波夫再也没有回音。
7——7
在大量搜集盟军情报的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西方舆论实施了“积极行动”。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研究过第一总局秘史之后认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行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间谍皮特·斯莫利特的功绩。此人在情报部英一美联络处任处长，1912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奥地利籍犹太人家庭，其父在两战期间由于生产第一批自动开启式滑雪固定装置而大发横财。1933年，显然是在马雷的怂恿下，斯莫利特作为一个充满浪漫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年轻间谍来到伦敦，当时他以维也纳记者作为掩护身份。1934－1935年间，斯莫利特与菲尔比打过交道，他曾想与菲尔比合开一个自己的新闻社，但终究未能付诸实现。
1936年夏，斯莫尔卡（即斯莫利特）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上发表了系列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他到苏联北极地带旅游的情况，为此他在美国声名大振。1937年，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书出版，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再版了三次。本书虽然不乏非共产主义的思想，但仍可算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积极行动”的优秀典范。“今天的约罗斯——斯莫尔卡写道，一一像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他们无法掩盖工地上那种令人吃惊的肮脏、混乱和临时拼凑的氛围。”然而，斯莫尔卡同时也有力地渲染了给人印象颇深的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包括征服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自豪的苏联人民沉浸在“征服自然”和开采矿产的热潮之中，对“燃起世界战火的想法”毫无兴趣。斯莫尔卡最精彩的杜撰，是对以残忍著称的劳改营的描述，作者把它写成新型的理想化的社会实验场。对看守与被监禁人的关系斯莫尔卡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十分新鲜的是，这些年轻的“行政管理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这些坏蛋（被监禁者）那迷途心灵中所起的救世主作用”；劳改营的这些受过再教育的强盗们在此建造了一块犯人的殖民地，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变得如此自由和兴盛，就像似此方式产生的澳大利亚一样。
不管这有多么荒唐，但斯莫尔卡的杜撰丝毫没有影响《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新闻处对他的信任，而且他的专栏还给新闻处留下了一个“他是一个在国际问题上获得公开好评的作家”的印象。1938年3 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斯莫尔卡入了英国国籍，化名为 F·皮特·斯莫利特（起初为．斯莫尔卡－斯莫利特）。几个月后，他开始在电报交换公司工作，领导重建的对外处。1938年11月；外交部新闻处为他开具了一叠评价甚高的介绍信，使他得以到英国驻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伯尔尼大使馆“视察”了一趟。在这些地方，斯莫尔卡总要“尽可能找机会考察……地方新闻事业的状况，尤其是与那些官方、非官方通讯社“恶毒”宣传相比，从他的祖国发出的消息所占的地位。”而斯莫菌体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恶毒”宣传的才能给这次大使馆考察笼上一层神秘诱人的色彩。1939年；德国人侵布拉格时他和妻子刚好在那里，所以不得不隐蔽于英国使馆。
战争开始之后。斯莫利特一直尝试着打人情报部门；后来他如愿以偿进人情报部，并凭着与1941年6 月当上邱吉尔政府情报部长的年轻、精力充沛施布伦丹·布雷坎的私人关系、开始官运亨通起来。9 月，邱吉尔命令布雷坎“提出一个方案，用以对付英国舆论界由于俄国人的抵触而出现的忘掉共产主义危险的倾向”。在这之后，斯莫利特很快被任命为重建的俄国处处长。在这一位置上，他显示出了“超凡”的领会能力。他一方面把邱吉尔先前的指示抛置脑后，另一方面却格外关注邱吉尔6 月22日的广播讲话，因为在讲话中邱吉尔答应向“俄国和俄国人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斯莫利特认为，其首要任务应是：
1 ．与一切妨碍援苏政策实施的英国反苏情绪做斗争，反对敌人在英一苏同盟问题上任何分裂民族统一的企图。
2 ．遏制可能使陛下陷人尴尬境地的左翼的过分亲苏宣传。预防共产党员挑起攻击，不使共产党抓到主动权。
除此之外，斯莫利特还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职责；“负责处里的全面领导工作，并与英国外交部、苏联大使馆、政治斗争局保持联系。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在1941年11月写给布伦丹·布雷坎的信中，使他相信：“在保持与使馆的紧密联系中，我们使馆将给予斯莫利特先生一切必要的协助”。使馆中斯莫利特的一个最重要的联系人，就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线人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在戈尔斯基看来，安排与斯莫利特见面要比安排与“五杰”见面简单得多。虽然英国外交部谁也不曾怀疑斯莫利特会是苏联间谍，可他与苏联大使馆的过往从密还是给外交部带来了一些不安。1942年，外交部决定要向斯莫利特指出在情报工作中谨慎行事的重要意义。
斯莫利特还成功地说服了对内情报局局长P·X·帕克，让他提醒外交部，应在涉及苏联的言辞中避免谈及“白色俄国人和红色英国人。”如此直露的公正建议，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再喜欢不过人当然，这些诅咒言辞是针对俄国的白匪军分子的。但那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让那些无成见的英国人，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共产分人来谈论苏联，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出苏联大使馆当时试图摆脱公开亲共小组的愿望：
“（使馆新闻处）处长要我诚实回答，我是否认为英国的哪个亲苏组织会使陛下处于尴尬境地。我老实回答说，作为国家机关来说，我们只愿与苏联的官方机构打交道。他马上说，使馆准备与‘今日俄罗斯’协会、‘苏联的朋友’等组织以及‘今日俄罗斯’报纸彻底脱离干系。”
斯莫利特还向帕克建议，请苏联大使馆帮助“从国内派一些经过专门培训的、能与陛下和苏联使馆保持严格一致的评论员前来英国”。他的这个建议再次赢得了帕克的好评与信任。
斯莫利特组织的对苏宣传活动声势浩大。1943年2 月23日，为庆祝红军成立25周年，在阿尔伯特宫举行了盛大集会，主要政党的活动家云集于此。教会合唱团演唱了颂歌，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维尔（两人均为英国著名演员、导演——译者注）先后讲话。专门绘制的宣传画颂扬着苏联人民和他的军队。英国国内还在其它一些地方举办了展览，在一些企业还放映了《战争中的苏联》这部电影，观众逾百万。情报部还安排许多场次“苏联问题专题见面会”。仅在1943年9 月，就组织了34次与社会各界的见面会；这种专题见面会在企业举办了35次，在一些志愿协会中召开了一百次，在民防小组中安排了25次，还在学校学生和犯人中间搞过九次。9月份，BBC电台还为苏联特意安排了30分钟的节目。
英国下院保守党的一名活动家曾抱怨说：“情报部放映的电影描绘了苏联生活的动人画面，这会促进许多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斯莫利特成功地对许多有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评述施加高压影响。情报部甚至还说服了出版商不要出版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原名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作家、政论家一一译者注）的讽刺作品《兽园》。
“为了确定宣传俄国的对内广播脚本，斯莫利特与 BBC合作得非常紧密。”而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与您关心”这一节目的导演、大名鼎鼎的盖伊·伯吉斯获得了对BBC的有力支持。1941年7月，即德国人侵后一个月，伯吉斯就散发了“谈谈俄罗斯”节目方案，其内容包括文学、科学、文化、计划经济（“苏联是世界上头一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家机构体制（“在此领域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试验”）、对外政策（“如果不带什么偏见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伯吉斯在BSC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干的工作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1942年1 月他组织的关于东线战事的广播座谈会。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不是别人，而是早在1933年就对“五杰”感兴趣的苏联间谍人员厄恩斯·杰里，他一直在伦敦以从事新闻业作掩护。杰里对听众说，红军必将胜利，因为他们“为人民，为祖国，为人民政权而战”。然后杰里还通过广播节目为苏联间谍人员高鸣赞歌，他说：“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系统，盖世太保以此类推还应包括英国安全局）在它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大概所有收听过杰里广播讲话的苏联间谍，谁也不会想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居然能有机会在BSC上炫耀自己的功绩，但谁也都会为如此露骨的宣传而感到忐忑不安。
对内广播处（现在称为第四台）主编乔治·巴尔涅斯（后获骑士荣誉称号）是伯吉斯的朋友，两人的交情可从他们在剑桥合住一定时算起。巴尔汉斯不仅支持伯吉斯的这次行动，而他还始终坚定地为自己的工作人员辩护，反对“节目向左偏倚就是投机”的观点。虽然他也承认，处里的编辑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年轻人，众所周知，经常会同情进步力量。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一1985年也曾帮助苏联实施“积极行动计划”，而且也经常仿效斯莫利特和伯吉斯在战时的一些做法。但无论“积极行动计划”制定得多么巧妙，它们所起的作用总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预料的要小得多。对英国社会各界大部分人来说，红军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比英国和美国在整个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情报部对内侦察处1943年初的一份报告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