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其他战线上的战役多么成功，甚至轰动一时，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投向了我们‘伟大的盟友，内心都同他们连在了一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比俄国人的其他功勋更能引起人们的赞叹’。同以往的赞叹和感激之情相比，似乎从未像这次这样强烈和深刻。”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甚至使外交部也不再追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延森林大批屠杀波兰军官一事。由斯莫利特策划和领导的、在情报部秘密进行的“积极行动计划”使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之间的分歧也不再明显。但对此行动的意义不能进行过高的评估，因为它与红军的胜利和牺牲相比，对英国人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对西方舆论界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计划” 中， 最重要的事件大概要算是1943年5 月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这是一件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却是十分严肃的大事，它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在西方作为强国的形象，因为苏联从此可以不必忙于通过领导国外共产党来输出革命，反而可以巩固战时的盟国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带入战后和平时期。在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站的采访过程中，斯大播林向记者谈了共产国际解散的两条原因：
1 ．这项举动使希特勒所鼓吹的“莫斯科企图干涉其他民族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谣言不攻自破。
2 ．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的敌人一直在对工人运动进行无耻的诽谤，他们叫嚣什么“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人民利益而行动，而是受外部的指使、图谋不轨。”（现在，这种谎言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大白于天下，到了该中止的时候。
斯大林说，苏联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不论他们的党派或宗教派别”，并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的、同志式的联合”。
与此同时，斯莫利特也一直在推波助澜，他向BBC 和其他大众媒介、大肆兜售“斯大林时期苏联政策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思想。
在托洛茨基时期，其政策靠的是在其它国家用共产国际领导的破坏活动，来保障虚弱的苏联的安全，而斯大林时期奉行的政策，则是靠同其他政府保持友好外交关系来维护强大的俄罗斯。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一批另一类型的人已开始逐渐走上了苏联的领导岗位，先前那些靠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真陶出来的革命者越来越多地被一些只注重实际结果的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所取代。
实际上，虽然在其他国家中一直号召共产党员多注意国家问题，以便他们能在战后保持统治地位，但斯大林根本就未打算将他们从附庸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当斯大林对“秘密干涉他国内政”的指责愤怒之极、矢口否认之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渗透活动却达到了空前规模。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具有巨大的宣传效应，连英国议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议员汤姆·康奈利也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俄国共产主义不再干涉别国内政的具体保证；《纽约先驱论坛报》也得出结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苏联已由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转变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纯粹的国家了。”
1943年，由于时局的需要，斯大林非常注意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这表现在他在划分战后世界的谈判中，总希望消除盟国对苏联企图扩大在东欧、中欧影响的担心。实际上，盟国的担忧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仅就间谍渗透而言，苏联情报机关为打入盟国投人的力量，远比盟国为渗入苏联投人的力量要大得多。然而、克格勃经常玩弄“恶人先告状”的伎俩，他们指责西方特务机关，在战胜德国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了反苏的“冷战”。可事实并不如此，1943年11月在德黑兰召开第一次“三巨头”会议时，斯大林掌握的情报远远多于邱吉尔和罗斯福。另外，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间谍，而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莫斯科却一个间谍也没有。
自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装上了现代窃听装置后，就拥有了虽然简单却极富成效的窃听罗斯福及其工作人员在德黑兰谈话的途径。莫洛托夫说，因有情报说德国有阴谋，所以与苏、英官邸相距不到一里的美国官邸就不十分安全。邱吉尔建议罗斯福住进英国使馆，但罗斯福总统不愿给俄国人怀疑英一美密谋的口实，婉言谢绝了。相反，他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再三请求，搬进了苏联大使馆。美国内阁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军事事务的伊斯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想知道，在事先为我们安排好的地方是否安装了窃听器。”毫无疑问是装了。在第一次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住在苏联的领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照顾”。俄国人自然也就很快知晓美国人的全部谈话内容。因此，可以说，美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施行的完全是公开外交。
斯大林在谈判中的优势不仅仅局限于此，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罗斯福的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是自己的“间谍”。但霍普金斯从来不这么看，他是个美国的爱国者，他根本就不想在自己的国家推行苏维埃的制度。对艾哈迈洛夫转交给他的”来自斯大林同志”的秘密通报，霍普金斯并未加以拒绝。但他一直认为，而且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中都曾表示，“因为俄国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该设法支持它，并付出一切努力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与罗斯福和国会不同的是、霍普金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一美关系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将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美国应在法西斯被消灭之后，与苏联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相妥协。霍普金斯还使罗斯福相信，在邱吉尔失败之处，他恰恰能够取得胜利，即与斯大林建立私人关系。在罗斯福的政府中，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意见从不受人重视，当然他也不能象霍普金斯那样被邀前往德黑兰。他后来回忆：“总统希望通过与斯大林建立私人关系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它既包括与俄国间的，也包括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间的问题。”霍普金斯也相信，考虑到美国军队参加了欧洲作战，而且是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所以它有权在英一美同盟中充当主要角色。“三巨头”会议召开之前，他曾对邱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说：“我们当然要参战了，而且要与俄国人一起参战。”德黑兰会议时的美国翻译搏伦认为，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他所有国际事务顾问都被总统一概拒之千里之外。美国外交家罗伯特·迈尔菲对科德尔·赫尔也抱怨说，外交部里根本就不知道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什么。赫尔回答说：“假如能得到从德黑兰发出的一条消息，他本人也就感谢上帝了。”
邱吉尔后来回忆，只有在德黑兰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多么微不足道：“桌子的一边坐着伸开双爪的、硕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硕大的美国公牛，而在他们中间——是瘦小的、可怜的英国驴……”11月29日，开过第二次会议之后，霍普金斯到英国使馆拜见了邱吉尔， 并对他说，斯大林和罗斯福已就英一美于1944年5月在法国北部实施“霸王”登陆战的必要性达成协议，对此持有异议的英方也应表示赞同。自然，邱吉尔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霸王”战役应在6月6日开始）。英、美对斯大林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是同意把l941年边界划分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就意味着要把苏联按法西斯一苏联条约非法得来的东波兰、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比萨拉比亚都再次拱手奉送。由于德国战败，波兰本应在西部从德国得到一些领土赔偿，但在伦敦根本就没人出面同斯坦尼斯拉夫·米科莱奇克率领的波兰流亡政府商议此事。当斯大林斥责米科莱奇克政府时（“波兰政府及其朋友曾与德国人合作并屠杀了游击队员”），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不愿意走出来反对。同样如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对卡延森林屠杀事件也一直避而不谈，他们宁肯保持沉默，也不愿使局势更加激化。所以，波兰人的死与其解释为“是对斯大林战后行为的错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的说法，而并不是邱吉尔的想法），倒不如说是西方意识到，他们还欠着一直担负对德作战重担的苏联的巨债。
斯大林从德黑兰回国时心境极好、不久，美国大使馆就向国内报告说。“苏联新闻界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上正在发生几乎是革命性的转变。整个苏联宣传机器都在称颂盟国的协调一致；称颂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历史性决定。”按苏联的观点，西方盟国已经承认苏联拥有（据一苏联外交家表露）“在邻国组建友好政府”的权力、正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很快就明智地认清了“形势”。1943年12月12日，别涅什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对苏友好互助条约。别涅什非常现实地认为，与斯大林缔结友好关系可以保证他在国内掌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他在莫斯科还向捷克共产党领导人许诺，“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是波兰最大的政党。”
1945年2月，在黑海雅尔塔举行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也是4月份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成了苏联的又一重大胜利。因为此时斯大林手中又多了张军事王牌——红军控叙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德国的大部分领土，欧洲盟国虽然取得了“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但还是面临着强渡莱菌河的问题。斯大林这时在情报上的优势也相当明显。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外交部有两名可靠间谍：一名是能够及时通报会议前英美谈判情况的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唐纳德·麦克林，另一名是1944年调出 BBC进人外交部情报局的盖伊·伯吉斯。另外，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国会的主要情报提供者埃尔捷·希斯也成为雅尔塔代表团的成员。自1944年底，希斯作为特别政治行动处副处长，直接参与了会议准备工作。令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十分满意的是，1944年曾一度在白官失去影响力的加利·霍普金斯。虽然有病在身，但后来又重返政坛成了主要顾问，而且罗斯福对他的好感有增无减。
苏联人把美国代表安排在位于利瓦季亚原沙皇的夏宫里，而把英国代表安排在距夏宫乘车二十分钟远的沃龙佐夫宫。两座官邸内都安装了窃听装置。似乎美国人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有时也很成功地）以慷慨的待客方式来吸引代表们的注意力。负责接待任务的，是第一副人民委员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他使英国军事内阁秘书处助约翰·布雷特小姐大为吃惊，因为她从未见过“如此强壮的人——宽肩膀、阔脸庞、四肢粗硕”。会议之前，科鲁格洛夫对布雷特小姐说，英国代表团快被列人苏联的黑名单中去了。他摊开巨大的双臂接着说道：“美国人向我们许了许多愿，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我们尽了一切可能。而英国人什么也没有给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此话，布雷特小姐赶快用一大堆许愿来取悦科鲁格洛夫，最终总算安抚住了这位壮汉。
陪父亲去雅尔塔的撒拉·邱吉尔，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儿应有尽有，棒极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上千名士兵修整了道路，装修了房舍，又是栽花又是种草。墙壁上的壁炉中炉火熊熊，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餐桌上浆硬的桌布白得耀眼。管理人员身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女传者穿着黑裙子，系着白围裙。布雷特小姐说，饭食更是美不可言。有一天吃午饭时，她无意中提到了从未吃过的基辅肉饼，没想到，几分钟后侍者就为她端上了一份肉饼，然后带着满意的微笑看着她吃得笑逐颜开。当撒拉·邱吉尔提出，把黑鱼子酱与柠檬汁掺和着吃会十分可口时，沃龙佐夫宫的温室里就像变魔术似地出现了挂满果实的柠檬树。这样的情形美国人在利瓦季亚宫也遇到过。在后来举行的波茨坦第三次“三巨头”会议上，制造这些奇迹的克鲁格洛夫将军被授于骑士称号。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个获得英帝国骑士荣誉的克格勃军官。
在雅尔塔经济谈判中主要涉及战争赔款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美财政部的最高层间谍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给苏联代表团以巨大帮助。从1942年起，依靠美财政部长摩根泰私人顾问的地位，怀特在制订美国对于战后国际财政秩序的政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1944年 7月，在制订重建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草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与凯内斯议员都是主要人物，1945年1 月，他当上财政部部长助理。
2月5日开始了关于赔款问题的雅尔塔谈判。莫洛托夫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并要求德国巨额赔偿。那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迈斯基，呼吁促使德国非工业化，并彻底摧毁它的军事工业和百分之八十的其他种类重工业。作为赔偿的充公企业，预计价值200 亿美元，其中一半应归属苏联。怀特虽未参加雅尔塔会议，可他对苏联的提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45年1 月，摩根泰交给总统两份呈文（其准备小组是怀特领导的） ，第一份呈文中建议向苏俄供100 亿美元贷款，35年还清，年息2％，以战略资源作为可能的偿还方式。第二份呈文是一个声明，它强调指出：为预防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彻底消除其化学、冶金和电子工业：
“那些反对削弱德国的人，在俄国和共产主义面前只会胆战心惊。当今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20年前产生的‘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铁幕设想’。美苏之间的关系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完全取决于现政府对德国问题的态度。”
但怀特的方案受到了国会的反对，他们不同意提供100 亿美元贷款，不同意彻底摧毁德国工业。对此，怀特颇感无奈。但罗斯福与邱吉尔不同的是，他同意了苏联200 亿美元赔款的要求，同意其中一半以三方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作的“活动经费”的名义拨给苏联。与此同时，怀特也为苏联争取到了美国的秘密资助。1944年，他还通过西尔维马斯特，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转交了由国库印刷的用于德国境内的被占区货币样票。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所以拿到样票以后，苏联人就决定索要刻版、颜料、样本等。准备自己印制货币。印刷制版局局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他认为，“让俄国政府去印制与我国印制的一模一样的钞票，就会把我们的财会核算制度搞成一团糟”。而怀特反对说，俄国人会把这种拒绝看作是怀疑他们诚实的证据，“我们应像信任其他盟国一样，信任他们。”一周之后，俄国人就收到了钞票刻版。后来，1953年，议会曾就此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但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弄清俄国人使用这些刻版究竟印刷了多少钞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美国纳税人为了这段历史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政治问题是雅尔塔会议的主要议题，而其中讨论时间最长的是波兰问题。美国外交部常务助理科达甘在向自己妻子解释形势一时说：“这将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最终不能就波兰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建立世界组织的长远计划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在德黑兰会议上，邱吉尔和罗斯福不仅同意了由苏联人控制波兰，而且还同意了由他们自己划定边界。现在，英美为时已晚地试图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诺言，欲使一切都与“大西洋宪章”原则相符，并要求在德国建立民主，可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则是根本不相符的。邱吉尔当时曾高声喊道，波兰应“成为一个自己家园和民族精神的主人。”这就是说需要罢黜由苏联人扶植的卢布林临时傀儡政府，并保证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谈判技巧可谓精采绝伦。他先拖延时间，然后故意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做文章，预先强调它们的重要意义，最后再做出无奈让步的姿态，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盟国承认其在波兰的统治地位。科达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从未想到与俄国人打交道如此轻松，尤其是斯大林，简直大棒了，这是个伟大的人。。他在利害关系上与另外两个老朽领袖截然不同。我们的总统表现出了惊人的软弱和犹豫不决。”经过斯大林的安抚之后，邱吉尔和罗斯福终于同意体面地解决波兰问题。卢布林临时政府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因加人了几个“民主领袖”又扩大了。战后的波兰选举也不是在盟国的监督下进行脱，而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协助的临时政府代行其职，作弊行为根本无法避免。
在雅尔塔会议上，人们对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方案的成果仍旧知道的不多。但要想不使用代价极高的常规军事行动就迫使日本投降，制造并使用原子弹正是时候。斯大林相信，在德国战败前三个月向日本宣战，就会赢得南萨哈林岛和库贞岛，并把中国的满洲里和外蒙也归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的代表在会上也提出一些要求，斯大林起初持反对意见，后来也同意将部分在德国的占领区划给法国（均从英美占领区中划拨），并在联合检查委员会中留给法国一席之地。在两次故作犹豫之后，斯大林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安理会表决方式，以此来保证联合国成立的条件。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霍普金斯交给罗斯福一份呈文，其开头一句话是：“俄国人在这次会议上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实在不能再欺骗他们的等待了。”呈文中主要谈的是赔款问题，但霍普金斯也谈到他对会议的整体看法。从雅尔塔回国途中，霍普金斯内心充满了乐观的欣慰和对斯大林天才的赞美之情：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天天为之祈祷并谈论了许多的新一天的黎明终于到来了……俄国人向世界证明，他们考虑问题既明智又富于远见。无论是总统，还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怀疑，我们能与他们长久地和平共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内心深处都意识到，如果斯大林有什么不测，我们都无法预见到事态将会发生什么转折变化。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他，就像依靠一个理智的、通情达理的、善解人意的人一样，但我们不能相信，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
与霍普金斯有着同样愉快心情的人还有埃尔捷·希斯。会后他对国务卿爱德华·斯特了纽斯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实际上斯特丁纽斯在制定美国雅尔塔会议的政策中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希斯的仕途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联合国的活动开辟了广阔前景。1945年4 月，他当选为在旧金山的联合国“组织会议”临时秘书长。葛罗米柯当即表示：“为他的诚实的公正我们愿向埃尔捷·希斯表达深深的敬意。”当时可能还不能完全了解，而现在春来，苏联外长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葛罗米柯还曾对斯特丁纽斯说，如果希斯能成为联合国筹备大会临时秘书长，并以此而当选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他会十分高兴。
斯大林以高昂的情绪完成了雅尔塔会议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照合影时，他的举动吸引了一些英国客人， 他用英语重复着刚学会的四句话： “但这是您说的？”“那又怎么样？”“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洗手间在那边。”斯大林在谈判中的成功，主要依靠间谍搞到的情报和使用窃听装置。他比邱吉尔和斯特了纽斯更清楚，罗斯福想以什么条件催促他与日本开战。而罗斯福却恰恰相反，他不善于领会，斯大林根本不是犹豫，而是急于在德国战败后夺取日本。但斯大林一贯的极度猜疑，有时几乎接近偏执狂的猜疑，使他未能充分利用获得的情报。有关波兰问题，实际上在一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们已经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可这次邱吉尔和罗斯福却持反对意见，这其中的原因与奥妙一直困惑着斯大林。斯大林不理解英美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对人权的真正尊重与担忧， 还是去寻找另一种解释。1952年7 月，他使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皮特罗·涅尼相信，“美国红衣主教斯皮尔曼秘密参加了雅尔塔会议，正是他唆使‘斯大林的朋友’罗斯福反对他”。涅尼并不怀疑斯大林的真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梵蒂冈针对斯大林搞的阴谋诡计。实际上，这种假想没有可靠根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让“布龙克斯”’民主分子领袖艾德·弗林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太合乎对宜。美国令其打道回府，就在他离开克里米亚回国途中，他顺路在罗马做了短暂停留。这可能就是斯大林产生怀疑的根据， 并把艾德·弗林错认为是红衣主教斯皮尔曼。后来，英国外交家D·A·萨伊克斯通过对所谓的“斯皮尔曼” 阴谋的了解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斯大林的世界观是“洞察力与荒谬惊人结合的产物”。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是如何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冷战期间使用情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