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主席（1946年任总理）克列缅特·哥特瓦尔德不相信国家安全局提交的那份关于其它政党准备武装政变的危言耸听的报告，而且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也都对这份报告持怀疑态度。然而他们都坚信敌人正企图将他们赶下台、并认为必须及早进行打击。194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和法部部长普罗科普·德尔季纳联合非共产党的部长们成立了一个不成功的委员会， 试图调查国家安来局的违法情况。4月19日， 苏联副外长B·A· 佐林（前不久还是苏联驻捷克大使）来到布拉格，让哥特瓦尔德断绝同非共产主义反对党的联系。哥特瓦尔德同意了，但他却拒绝接受住林提出的请苏联干预的建议（卡普兰证明说，“这是哥特瓦尔德一生中唯—一次违背苏联指示”）。4且20 日，来自主教徒、民主主义分子和民族社会分子的部长们辞了职，他们还幻想重新组阁，重新选举。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却留了下来。为了避免重新组阁，哥特瓦尔德于4月29 日成立了民族阵线政府，成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及同情者。自封的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在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不知疲倦的监控下，篡夺了议会的权力，并宣布实行完全的民族化。在共产党的强压下，贝涅什总统也未能挺得住，5 月，在舞弊选举中，共产党人夺权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6 月，哥特瓦尔德取代贝涅什登上了总统宝座。但他本人后来却在斯大林的葬札上感染了肺炎，于1953年离开了人世。
南斯拉夫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唯—一个在战后同莫斯科公开决裂的国家（1968年阿尔巴尼亚也如此步了后尘）。然而，大战结束时，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南斯拉夫党的领袖和总理铁托元帅会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主要“关心”的对象之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南共少数几个曾流亡莫斯科、熬过“大情洗”年代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靠苏联内务部的帮助成为南共总书记、未来的批评家米拉万·吉拉斯曾说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谁也没有发现，在和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中，铁托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对于一个处在非法地位的政党来说。与苏联情报机构保持联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党员如果具有这种联系，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优势，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威望。”
铁托也曾在党报（《无产阶级》）上顺从地对那些陷入清洗之中的同志进行声讨，并以斯大林式的起诉方式控告他们搞托洛茨基主义、背信弃义、搞派系、从事间谍活动和反党活动等等。在战争年代，当铁托领导共产党游击队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谍报人及约瑟夫·卡化尼奇（化名为瓦兹托赫）担任他与莫斯科联系的无线电报务员。在战争结束时，吉拉斯写道：“苏联侦察机关对铁托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当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推测三年之后斯大林与铁托之间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尽管吉拉斯一直憎恨斯大林主义，然而，他还是写道：
“事情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党的领袖有意反苏，不论是战前、战时还是战后。如果不信任社会主义，那么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就不能团结一致。斯大林和苏联是他们的基石，是他们的精神核心。”
西方国家经常称南斯拉夫是苏联的头号附庸国，斯大林对铁托也是另眼相看。1946年，铁托去莫斯科参加加里宁主席的葬礼，斯大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年的“领导同志”回忆起此事时说道：“他们神采飞扬，眉飞色舞，所有人都喜气洋洋，简直忘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甚至连铁托也在庄严的寂静中充满了自豪感。”
但铁托的自信、他的独立判断能力，也令斯大林和苏内务部深感不安。同其它国家建立人民民主的过程不一样，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同德国军队的战斗中，实际上是在无援助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所以，胜利后不久，铁托就宣布，“我们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战争后期，斯大林为了不过早地惹怒西方，希望建立一个由铁托的民族委员会代表。和以伊万·舒巴希奇为首的伦敦流亡王国政府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但铁托并没有实践他本人在1944年底许给流亡政府的诺言。所以，舒巴希奇虽然获得了外长的职位，但1945年10月还是以辞职表示了对铁托毁约的抗议。一个月后举行了大选。当时英美代表和其它国家的观察家都认为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将遭惨败，但事实并不如此，铁托政府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第一次分歧表现在双方对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干涉南内政问题的看法上，当时他们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此之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到贝尔格莱德的顾问季莫费耶夫中将与铁托政府安全机构领导人亚历山大一列卡·兰科维奇之间就曾有过冲突。要想威胁兰科维奇不是一件容易之事：30年代他蹲过监狱，挨过毒打；1941年又被盖世太保抓获再次经受住了拷打，后来被游击队营救出来；战争结束时他任铁托政府武装力量部人民保卫局的局长；1946年2 月，他任内务部部长，同时还保留着人民保卫局的领导职位（该局也于一个月后改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但人们依然喜好称其旧名）。吉拉斯曾经写道，在兰科维奇那里，季莫费耶夫顾问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那种强烈的友好感情：季莫费耶夫经常带着严肃和优虑的神色来到兰科维奇的办公室。每当谈合作问题，他出来时就显得精神振奋，格外愉快；可如果兰科维奇出示证据，指责苏联招募南斯拉夫公民充当好细，他就会满脸愤恨、慌乱地走出办公室。对待兰科维奇的指责，季莫费耶夫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这是偶发事情，是个别间谍的过错，而非国家政策使然，当然更不是他季莫费耶夫的旨意。”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那些年在南斯拉夫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百姓从事情报活动。在铁托的内阁部长中就有两名间谍：一位是工业部长安德利亚·赫布兰克，前克罗地亚游击队领袖（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知道他在盖世太保的严刑下曾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便以此相威胁，使之成为苏联的间谍）；另一位是斯特列捷·朱奥维奇，财政部长。1945年发生了一件令铁托暴跳如雷的事情，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自己的部长头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诱惑一位负责南斯拉夫密码工作的杜什察·彼罗维奇女士加人间谍组织。当兰科维奇通报了此事之后，铁托大发雷霆：“我们不能容忍间谍的存在，应该立刻遏制他们。”
尽管铁托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干涉大加限制，但他自己对该机构的工作方法却采取了拿来主义。四年的战争岁月中，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失去了近十分之一的同胞。铁托的共产党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在严酷的国内战争中也取得了胜利。胜利之后，人民保卫局立即开始了对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和其它宿敌的恐怖活动。米兰·格洛尔博士，前流亡王国政府内阁成员，1945年（当时是副总理）说：“这不是政府，这是屠宰场。”1946年，格洛尔遭到人民保卫局的诱捕，然后在公审后被绞死。
吉拉斯后来写道：秘密活动深人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渗入到家庭和私生活中，这对于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英国观察员弗兰克·沃达姆斯1946年写道：“人民保卫局实现了对全民生活、自由、财产的有效控制。如果它想逮捕谁，那么不必法庭审判，即可将此人投人监狱、流放乃至除掉，无人能够对此提出抗议或质询。这就是全民恐怖的真谛。”
1947年开展的公开检举运动，把许多游击队员中的、资本主义妖魔中的、天主教堂中的和其它反对派中的为外国帝国主义卖命的间谍的假面具撕了下来。
在南共领导人中，对苏联的崇拜，以及对不断加强的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好感，与苏联国家安全部进行的干涉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前者占了上风。甚至在1948年初，离尖锐对抗只有几个月的时候，还没人对此表示怀疑。1947 年9月，在共产国际战后继承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斯拉夫还被树为其它一些缺乏果断力量的党的榜样。贝尔格莱德还被选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秘书处的办公所在地。真正的冲突开始于1948年初，按南斯拉夫的观点，原因在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顾问怀疑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的忠诚，并大量进行渗透活动。有后来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阿列克斯·贝布列尔的话为证：“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苏联人越来越深人到我们的军队中去，由此引发了许多不愉快。所以说，是苏联人有意要搞分裂。”在铁托试图独立的种种努力之中，显然，他成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引起了苏联的最大担心，斯大林把这一计划称为是对苏联霸权的潜在威胁。1948年3 月，苏联召回了自己的军事和民事顾问，而且恼羞成怒地指责南共已被异端邪说、英国间谍所渗透。接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6 月28日开会，决定把南斯拉夫人开除出组织，并号召其党内的“健康分子”推翻铁托的领导。
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当时斯大林自吹说：“我只消动一动小拇手指，铁托就会消失。”但这并未成功。的确，斯大林在这之后“收拾了所有能收拾的人”。但铁托在党、政、军内的地位坚如磐石，比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领袖地位牢靠多了。作为决裂的必然反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和苏联安全部之间。展开了无情的间谍恐怖战。南斯拉夫很快就将两名铁托内阁中的苏联间谍赫布兰克和朱伊奥维奇逮捕归案；三名被苏联招募的南斯拉夫军官，在试图穿越罗马尼亚边境时也被抓获；甚至在铁托的卫队里也发现了苏联间谍。而吉拉斯写道，苏联国家安全部曾有一个阴谋，企图趁政治局全体委员在铁托别墅里玩台球之机，用自动枪将他们全部干掉。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对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叛徒”所采取的恐怖手段，说实话，在残酷程度上（而非规模上）完全可以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三十年代的恐怖活动相媲美。1948年夏，吉拉斯对兰科维奇说：“我们对待斯大林的追随者就像对待敌人一样。”而兰科维奇却几乎绝望地回答，“不要这样说，总之别提这事！”后来，像兰科维奇承认，有12000 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多）被怀疑（而且许多情况是毫无根据，捕风捉影）是斯大林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追随者，人民保卫局把他们都投入了戈里奥托克（一座孤岛）集中营。吉拉斯写道：“在集中营里，等待他们的是羞辱、残酷，无尽的羞辱和无情的残酷。装上船时，犯人被头朝下扔进船舱，出来时他们被站成两排的卫兵和集中营犯人痛打一顿。在集中营里，他们饱受折磨、侮辱，如果他们拒不承认其真实的或是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时，那他们的头就会被浸到污水中。”
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反对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秘密战中实施的第一项重大行动，就是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反对铁托的叛乱。直到与铁托分道扬镳之前，斯大林一直默许阿尔巴尼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一个仆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的“顾问们”改组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推举的新领导是总书记恩维尔·霍查，以及在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中任外交部长的科奇·佐泽。“没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争，——霍查在战后说，——人口寡少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就不可能将抵抗运动坚持到底。”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之下，“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都被清除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袖阿纳斯塔斯·卢多因“左倾”被枪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44年从苏联流亡归来、并在那儿抛掉了昔日幻想的拉扎尔·冯多，就在英国军事委员会的眼皮下被活活打死；政治局委员穆斯塔法·格日尼希由于和“资产阶级”团体共同组建统一反法西斯战线而被绞死。
由于战争的原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织。同其他东欧国家秘密组织受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控制一样，阿尔巴尼亚的秘密“侦察局’也受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严格监督。霍查越来越被来自他的对手佐泽一方的威胁所困扰。因为佳泽任内务部长，领导“侦察局”，并颇受铁托的赏识。1947 年5月，佐泽对九名有反南思想的人民议会成员进行了公审，所有人均以“破坏活动”的罪名被判处长期监禁。在1947 年8月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南共还同时作为阿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四个月后，斯大林曾对吉拉斯说过：“你们应当吞掉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
1948年的苏一南冲突，帮助了霍查从住泽手中的夺权行动。当苏联顾问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同时，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们就来到了地拉那。铁托与莫斯科反目之后，霍查立刻将全部南斯拉夫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并立即向自己的对手发难。佐泽竭力自救，并企图用向苏联表忠的方式脱离危险，但一切于事无补。他和他的支持者都被抓了起来，而内务部的交椅也被亲苏的梅赫梅特·梅胡夺去。梅胡接手以后，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的帮助下，对所属人员进行了清洗并改组了“侦察局”。经过“侦察局”五个月的审问和拷打，佐泽和他的支持者“供出”了详细内容。1949年3 月，梅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共同讨论了两个月后将要开始的、对“科奇”佐泽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公审的准备进程。佐泽供认，战争期间，他被英美谍报机关招募；他还供认，英国军事委员会首脑曾在1943年对他说，铁托是英国间谍，他参与了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阴谋的制订。1949年7 月，佐泽以这些臆造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对佐泽的公审，拉开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在东欧大部分国家组织的系列公审的序幕，当然，公审的对象是那些现实的和虚拟的铁托同情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铁托都以伟大的异端者与托洛茨基同时驰名。但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在与苏联国家安全部斗争五年之后，他不仅毫发未损，甚至还成了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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