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中，美国开始被称为“主要对手”。40年过去了，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充当间谍头目时，这种说法仍在流行。战前英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战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削弱了，1945年以后便退到了第二位。
在二战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欧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事之中，因而俄国情报工作遇到的阻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苏联人断言：从那时起英美就已热衷于搞冷战）。战争一结束，莫斯科总部就遇到了新问题。说来也怪，英美情报机构的成员大批复员了。1945年9 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整顿美国战略情报局，这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失去了大批渗透到“主要对手”内部机密岗位上的谍报人员。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苏联的情报工作只得从零开始，而且打人中央情报局要比打人战略情报局难得多。 英国战后也整顿了情报部和特别行动机构，“整”走了彼得一斯莫利特和詹姆斯·克拉格曼，他们都曾是这两个机构的高级官员。斯莫利特再次化名为斯莫尔克，回到日内瓦干起他记者的老本行。而克拉格曼复员后恢复了他军人、共产党员的身份。后又成为一名编写党史的官民。英国大批情报人员复员，使苏联失去了在军情五处的唯—一名间谍和在情报处的两名间谍。经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批准，安东尼·布兰特也离开了军情五处。他战时的两位上司，安纳托里·戈尔斯基和鲍里斯·克罗托夫（从1944年夏天起）曾在报告中不断提到，每月提供上千份文件使他身心紧张，疲惫不堪。战争结束前夕莫斯科断定，让布兰特在情报五处继续留任要冒很大的风险。国外处处长菲京，1945年秋在布兰特的个人档案中写道：“该情报人员在战争期间承担了异常艰巨的工作，以致蝉精竭虑，应该让他休养5—10年。”
1945年10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以名画收藏家的身份回到艺术界，之后又成为库尔托德学院的院长（自1947年）。在这种紧张的双重生活中他却表现非凡。布兰特曾对自己的同事罗伯逊上校说过：“向俄国人提供军情五处人员姓名使我感到很愉快。”
菲京似乎有意让利奥·朗接手布兰特的秘密使命。战争期间布兰特是他的上司。但朗从隶属国防部的军情十四处调到了英国监督委员会，去了德国，成为主管侦察的第二把手。1946年，布兰特推荐他到五处去任职，但选拔委员会看中了比他略胜一筹的另一个候选人。此后朗便摆脱了这类使命，并表示不愿同莫斯科总部建立固定联系。总部对朗拒绝合作的解释是：一方面，布兰特不能做他的上司，另一方面是朗家庭生活的变故。朗娶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妻子，这次婚姻后来失败了。现在他再次结婚并且被家庭所累。在总部断断续续交给布兰特完成的一些任务中，包括2－3次德国之行，目的就是从朗那里取回情报。
像大多数在战争中招幕的情报人员一样，克恩克罗斯也退役了。同菲尔比不同，从1943年他离开布列奇利园；到百老汇大街的情报机构参谋总部工作之后，就没能同从事机密工作的同事建立起联系。情报机构政治侦察的头目戴维·弗特曼（曾经在二战最后一年领导过克恩克罗斯）认为，克恩克罗斯为人乖僻，又好惹事生非。但是克思克罗斯并没有像布兰特那样在苏联侦察工作中退居二线。战后他又回到了财政部并继续每月向上司鲍利斯·克罗托夫提供情报，“五杰”中的另外两名，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则曾在另外一个权威机构——白厅一一英国政府中担任要职。1946年，伯吉斯成为盖克托·马克纳尔的助手，此人当时是战后工党贝戈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麦克林也恢复了自己作为驻美大使馆一名诚实的年轻外交官的清白名声。虽然如此，苏联向英美情报机关的渗透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大整顿，总部在华盛顿实际上已没有身居高位的情报来源，而特别行动机构被撤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克恩克罗斯离开情报处，使总部在伦敦也只剩下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金·菲尔比。他也许是“五杰”中最棒的一员，或许也是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天才的一名间谍。金·菲尔比是在情报处工作的情报人员中，唯—一名在战后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的间谍。
除了在英、美情报机构中失去了主要情报人员外，战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经历了两起在北美发生的间谍叛逃事件，及一次发生在土耳其的叛逃企图。1945年10月，伊丽莎白·边特丽开始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行动的情报。她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仔细研究了切姆伯斯提供的有关战前苏联间谍活动的证据。尽管对边特丽和切姆伯斯指控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都没有收集到足以把他们送上法庭的确凿证据，但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已变得毫无意义。1949年，菲尔比来到了华盛顿，这使得莫斯科总部开始安下心来，因为在此之前，莫斯科一直担心联邦调查局会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并对边特丽小组提起宠大的诉讼。被边特丽和切姆伯斯出卖的4 名主要情报人员中只有涉及埃尔德热·希斯的案子被受理。他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于1947年初成为卡纳基基金会主席，1950年，他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被判处5 年监禁。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离开了美国财政部，1945年成为国际基金会主席。他向国会主管监督反美活动的委员会提供佐证之后不久，于1948年夏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曾任多诺万将军私人助手的敦坎·恰普林·利和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助手的洛奇林·卡里则先后移居海外。
同伊丽莎白·边特丽一样，1945年9 月伊戈尔·古琴科在渥太华的叛逃同样是对苏联情报工作的严重打击。9月5日晚，他曾去过《握太华日报》编辑部和司法部，被告之次日凌晨行动。但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出面帮忙，古琴科带着妻子孩子在邻居家度过了整个晚上。直到半夜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破门闯人他的公寓，警方才赶来救援。1935年上任的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格对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首都的间谍活动，比富兰克林总统还要掉以轻心。事发之初他简直不相信会如此。即便最后被说服，他仍为苏联在战争期间针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深感惊奇。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边口述文稿边想着离这里仅隔几幢房子的苏联大使——那就是阴谋的策源地。大战期间加拿大竭尽所能帮助俄国人，巩固加俄友谊，而俄国人竟一直把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作为他们的工作之—……令人震惊的是，这与身居政府、工业部门要职的人之间竟有如此多的联系。”
除供出在加拿大的苏军情报总局间谍网外，古琴科还提供了苏联密码系统的资料、有关埃尔德热·希斯和加利·德克斯特·怀特间谍活动的补充情报、以及有关阿兰·南·梅伊的情况，这些情况在1946年把阿兰送上了法庭。他还对一个化名为埃利的英国情报人员表示怀疑，但这人一直没被发现。直到1981年，戈尔季耶夫斯基被获准查阅克格勃有关埃利的个人档案时才弄清，这人便是列奥·朗。
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叛逃未遂事件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行动遭受重大损失， 其程度不亚于伊丽莎白。边特丽的叛变在美国带来的损失。1945年8月2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土耳其活动的二号头目，以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康斯坦丁·沃尔科夫提出要面见英国副领事佩奇。佩奇没有答复他。9月4日沃尔科夫登门拜访， 要求为自己及妻子提供政治避难。 这次他的愿望实现了， 并得到5万英镑（相当于1990年的100万英镑） ，作为回报，他供认了在总部国外局英国部工作时曾搜集重要的个人档案、文件及其他情报。他断言，二战期间苏联主要间谍中，有两名在英国外交部，还有7 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而且，其中一名在伦敦英国反间谍部门担任头目。沃尔科夫坚决要求不要通过无线电、而通过外交信使向伦敦报告他的变节行为，因为早在两年半以前，伦敦同英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无线电密码就被破译了。
9月 19日，菲尔比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外交邮件中得知沃尔科夫的所作所为，并为此感到十分惊恐，因为邮件中提到了“反间谍组织中的某个领导”，也许真的言中了，就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刻不容缓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指的就是同鲍利斯·克罗托夫的会面。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沃尔科夫的叛逃很可能获得成功，否则的话，古琴科就不会在两星期前在渥太华叛逃得手。显然，沃尔科夫再走运一点就会挖出菲尔比，给这位“五杰”之一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正在休假，而临时代办先生鄙视间谍活动。没有把此事通知情报处的地方头目西里尔·梅奇里，而此人一定会懂得沃尔科夫的重要性并会帮他达到西方。
与菲尔比会面后不久，9 月19日，克罗托夫向总部汇报了沃尔科夫的企图。一天后，土耳其驻苏领事馆就给两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专家”签发号护照，两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 月22日，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决定，沃尔科夫事件必须由菲尔比亲自处理。由于路上耽搁，菲尔比到9 月26日才抵达伊斯坦布尔。按照后来西方的说法（这是菲尔比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故弄玄虚使西方产生的误解），“几星期后沃尔科夫被带出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在菲尔比到达两天前，就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那两名特务人员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
在回忆录里菲尔比还回忆道：在返回伦敦途中，他是如何沉静自若地打着报告，试图列举沃尔科夫叛逃企图失败的各种原因，诸如嗜酒，麻痹大意，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对他的住宅窃听以及决定临时变更等。“另一种解释是有人预先警告过俄国人会反叛——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能写人报告里。”古琴科叛逃后没过多久，沃尔科夫事件的始末又搅得菲尔比心神不定。因为生怕事情捅大，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贬低沃尔科夫的作用。当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到总部后，莫斯科也真的开始不安起来。
菲尔比对沃尔科夫叛逃企图所做的解释是， 沃尔科夫是个“叛徒” ，而他的“叛徒”企图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时发现。菲尔比急于低毁沃尔科夫提供的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打人内部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菲尔比还不厌其烦地试图说明沃尔科夫许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他一方面说明了苏联近两年来在破译英国密码的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又对沃尔科夫不能提供详尽情报表示惊奇。菲尔比贬低沃尔科夫价值的愚蠢想法同后来他在莫斯科写回忆录时采用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菲尔比到情报处之后第一次受到彻底失败的威胁，他因此而惶惶不安。其实那时他根本没有被怀疑，沃尔科夫事件也没有威胁到他。直到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专案文件被公诸于世后，他那些对沃尔科夫价值的贬毁之辞倒成了指控他有罪的证据。
战后莫斯科总部在西方开展活动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战争最后一年密码的安全性失去保证。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那里搞到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长达1500页的密码本。尽管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原件还给了俄国人，但副本还被多诺万留下了。密码本本身对西方的破译人员并无太大意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给每封信函加密时，每个词甚至每个字母均用这个本子中的一个五位数字表示，而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国外的加密员还要在每组数字中加人从一个“粉红色笔记本”中任意选出的五位数字。“粉红色笔记本”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副本。如果按照总部的指示每组数字只用一次的话，那么破译该密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战争最后一年从美、英发回的秘密情报数量庞大，因此情报机构有时也重复使用“粉红色笔记本”。据说这名违反规定的密码员后来被枪决了。 战争快结束时， 又发生了两起违反密码制度的事件，结果使得1944年联邦调查局截获并破译了几份由纽约发给莫斯科的情报。伊戈尔·古琴科叛逃后，于1945年向美透露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情报总局运用的加密方法。
1948年，卓越的密码专家梅雷迪恩·加德纳在破译苏联密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加德纳曾在美军的安全事务部工作，该部一年以后改组为武装力量安全事务部，即1952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加德纳是著名的语音学家和密码专家。据说他在战争期间3 个月内便掌握了日语，开始和日文电码密码打交道。1948年，他成功地破译了战争最后一年由莫斯科总部发出及发给总部的几段密码。联邦调查局的罗伯特·兰波见过他一面后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少言寡语的高个儿青年人，样子有些笨拙，一看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生怕超出了联邦调查局从破译情报中得知的内容。”在其后几年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几千份密码文件被破译，这些文件代号为“维诺纳”。有关“维诺纳”的秘密及加德纳的破译方法，是1948年美军安全事务部加密员威廉·威斯巴恩德出卖给苏联人的，此人于1946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策反。后来他被美国法庭缺席判了一年徒刑，但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却没有进行审判。因为美军安全事务部和它的英国同行政府联络总部都认为“维诺纳”是绝密，即使不公开审理也要冒极大的风险。
莫斯科总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维诺纳”对它的间谍网来说，是一颗具有巨大潜在破坏力的定时炸弹。既然不清楚哪些情报被破译，炸弹何时何地将被引爆也就不得而知了。金·菲尔比在1949年成为英情报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员后，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梅雷迪恩·加德纳后来沮丧地回忆说，菲尔比总站在他背后，吧喀吧喀地吸着烟斗，神情兴奋地监视着苏联情报的破译过程。直到1951年6 月离开以前，菲尔比利用自己接触“维诺纳”的机会，及时地预先提醒总部，哪个情报人员正面临危险。
即使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维诺纳” 也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1943年在堪培拉设立第一个苏联公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基本上没有引起苏联的兴趣。但后来，在谢苗·马卡罗夫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很快渗透到澳大利亚外交部。该外交部成为苏联获取英澳两国机密文件（包括总参谋部的机密文件）的重要来源。其间有两名马卡罗夫的重要情报人员就是因“维诺纳”被发现的。
1948年初，军情五处的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澳大利亚调查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渗透的事件。当时由珀西·西里多任组长，成员包括未来的组长罗杰·霍利斯。为了保住情报来源，他们在堪培拉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从在苏联情报部门卧底的英国间谍那儿得到消息的。外交部第一个被“挖出”的是吉姆·希尔，根据“维诺纳”查明了他的代号为“旅行者”，他的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律师。在“维诺纳”的帮助下调查人员确定了希尔发往俄国的电报编号，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有罪。这次的截获成功也导致了另一名代号为“布尔”的间谍的暴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外交官，吉姆败露之后他由外交部去了联合国，之后在布拉格请求政治避难。冷战期间，苏联对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机关的渗透未能重整旗鼓。1954年叛逃的驻外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他领导的间谍组织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
西方情报人员复员，苏联间谍叛逃及“维诺纳”的成功破译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了巨大损失，并在两个相关领域里，使莫斯科总部陷入极大的恐慌。
首先是向“主要对手”高层渗透间谍。冷战时期的那代人不再相信所谓“苏维埃万岁”，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这一口号曾鼓舞过成千上万才华横溢的美国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战争后期苏联曾成功地向华盛顿下层甚至中层权力机构进行渗透，这目前已为世人所知。那时著名的间谍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埃尔德热·希斯，财政部的德斯特，怀特，情报部门的敦坎·恰普林·利以及白宫的洛奇林·卡里。但后来这些岗位上便后继乏人了。而且直到现在再没出现过像加利·霍普金斯那个层次的、虽然不是有意识的但却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极大益处的“间谍委员”。
1947年7月中央情报局成立在即， 美开始广泛实行更为行之有效的审查措施，这使得大批间谍打人战略情报局的那种情形一去不返了。从威廉·威斯巴德起，给美情报部门造成重大损失的，已不是那些渗透间谍而是无线电截获及密码破译。招募间谍又由于首批苏联派往华盛顿的间谍头自工作不力而问题重重。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即便是在患精神病之前就对工作一窍不通（总部认为这是梅毒后遗症），所以1948年他被召回。他的继任者是格奥尔夺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此人在1947年苏巴（巴西）关系破裂前是里约热内卢的间谍头目，后来被愤怒的人群用臭鸡蛋和烂番茄赶出了巴西。1949年他同多尔宾一样因为工作不力被召回。
莫斯科总部的另一块心病则与核武器研究有关。1945年8 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使苏联感到对手已在军事上占了优势，于是挖掘原子秘密便成为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轰炸广岛之后，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召见主管武器装备的人民委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他的副手，同他一起被召见的还有科学家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他当时领导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斯大林对他们说：“同志们，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原子武器！你们知道轰炸广岛震动了全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苏联一天没有核武器，来自西方的巨大危险就随时有可能危胁苏联。”
在这次谈话以前原子武器研究方案全权由莫洛托夫监督实施。但谈话前几个月库尔恰托夫给贝利亚写了张便条，批评莫洛托夫办事拖拉并请求帮助。便条是手写的——库尔恰托夫不敢把这么机密的东西交给打字员。但他的目的达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斯大林把监督方案实施的权力交给了贝利亚。
领导班子的更换很快产生了效果。库尔恰托夫的助手、伊戈尔·戈洛温教授回忆说：“贝利亚的领导才能在那时是有目共睹的。他精力过人，不开长会，处理问题很果断。”在他的指示下，原子武器研究项目只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犯。戈洛温解释说；当时科学家们很少考虑到他们正在使用奴隶劳动。他说：“那时我们脑子里只想着尽可能在美国轰炸我们之前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面临新的原子战争的恐惧压倒了一切。我们的同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确有一些科学家对贝利亚的领导方法持更多的批评态度。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后来获诺贝尔奖），就曾在1945年10月25日请求斯大林允许他离开研究工作。他说：“没错，指挥棒是在贝利亚同志手里。但第一小提琴总该由科学家拉，因为小提琴将给整个乐队定出基调。贝利亚同志的最大不足是，作为指挥不仅是挥挥指挥棒，还要懂音乐。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所欠缺的”
卡皮察写道，贝利亚只是一味想模仿美国原子弹的构造。卡应察坚持，苏联科学家应该研究一种自己的、更为经济便捷的制弹方法，当然这些建议毫无结果。”
卡皮察抱怨贝利亚总是热衷于抄袭美国人的方案。1945年俄国人手中已有大量有关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但贝利亚还在得陇望蜀，并由于战后这方面资料供应的减少而闷闷不乐。同年9 月古琴科叛逃西方使阿兰·南·梅伊败露，导致西方对所有原子弹研究中心的工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安措施。2 月戴维·格林格拉斯被复员，这使总部损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美国西南部城市，核研究中心一一译者注）两名间谍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克劳斯·福克斯1946年6 月调离洛斯阿拉莫斯，去了英国哈白埃尔的一个新建原子能基地。尽管在1949年以前他一直作为苏联间谍在活动，但作用已不及当年。1946年通过了关于成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麦克马洪法案，该法案禁止再向英国提供美国原子能研究的新情报。英国工党政府失去了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资料后，决定1947年制造自己的原子弹，但英国人在这方面要比俄国多花两年时间。
尽管颁布了麦克马洪法案，唐纳德·麦克林却仍享有接触原子能研究资料的权力，因为禁令并不涉及核原料及已经公开的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作为英国大使馆的正式代表，他负责将原子能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作，获准单独出入美原子能委员会。从1947年夏到离开华盛顿之前，他一共12次去过原子能委员会，有几次是夜间。根据原子能委员会的损失报告显示， 他可以接触有关铀矿需用量的估计数据， 和对1948——1952年需用量的预估，尽管后来证实，后一组数据是不准确的。
有关原子武器计划的重要情报不断减少，满足不了贝利亚的胃口，于是他让库尔恰托夫通过国家安全部的信使给丹麦物理学家奈尔斯·博尔去信，请他透露一些在美国了解到的，更新更详尽的原子能方面的信息。博尔答复说、美国人不许他接近贝利亚感兴趣的那部分资料。
直到苏联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前，斯大林和贝利亚始终担心，由于间谍们搞不到美国人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情报，将导致苏联原子弹计划的夭折。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库尔恰托夫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带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镀镍钚球，直径大约10厘米。
“我们怎么知道，这是钚而不是一块抛过光的钢铁？”斯大林问，“它为什么这么亮？这层镜子样的壳起什么作用？”
库尔恰托夫回答：“核材料上镀镍是为了安全。钚是巨毒物质，镀上一层镍就没危险了。为了让您相信这不是块钢，您可以让人摸摸它，它是热的，如果是钢该是冰凉的。”
斯大林亲自动手摸了摸：“真是热的，它总是热的吗？”
“一直是热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它内部始终存在着阿尔法裂变，正是这种裂变能使地球升温。但如果剧烈的链式裂变反应开始，那就会发生大威力爆炸。”
斯大林半信半疑，但至少他已允许试验第一枚原子弹。贝利亚则直到试验前最后一分钟，还担心苏联学者和情报人员尚未掌握原子弹的某些内部秘密、尽管他们已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9 月25日爆炸发生前10分钟，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上，贝利亚还对库尔恰托夫说；“不可能成功！”但当爆炸发生时，他却抱住库尔恰托夫狂吻。这真是核爆炸吗？贝利亚打电话给一个在美国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时的苏联目击者，询问这次产生的磨菇云和那次是否相似。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给斯大林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他告诉贝利亚斯大林已经休息了。贝利亚就站在那里直等着斯大林来接电话。“约瑟夫，一切正常爆炸了，和美国人的一模一样！”他报告着。”“我知道了。”斯大林答了一句便放下了话筒。贝利亚立刻由于有人抢了他的头功而暴跳如雷，他转向周围的人，吼道：“在这儿你们还给我捣鬼！叛徒！我要把你们都揍扁！”
几乎在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同时，梅雷迪·加德纳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4年的一封函电，里面第一次提到了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福克斯的内容。他曾在哈鲁埃尔做过一个科研人员的副手，1950年1 月福克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52年4 月被判14年监禁。他用几句话描述了自己为俄国人所做的工作，这些话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在西方活动的苏联间谍的心态：
“我利用马克思的哲学把意识分为两部分，在其中一部分意识中我让自己结交朋友、建立自己的***……同朋友在一起时我感到无拘无束非常幸福，我并不担心暴露身份，因为我知道，一旦危险临近，意识的另一部分就会自动阻止我行动……那时我觉得自己变成了‘自由的人’，因为我学会了如何运用另一部分。意识使自己不受周围人事的影响。现在回首往事，我认为把这种状态称为精神分裂症，是再正确不过的了。”
福克斯被捕时，另一个原子间谍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也在哈鲁埃尔工作。安全部门查明，蓬捷科尔沃确有几名亲属是共产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参与了间谍活动。1950年美国开始对原子间谍进行大逮捕，莫斯科总部决定冒一次险，把蓬捷科尔沃连同家小一起接回苏联，当时选择了一条经过周密勘察的路线——通过芬兰入境。蓬捷科尔沃在苏联物理学界可算是功成名就，他曾获得过两枚列宁奖章以及大量名目繁多的奖励。他始终否认曾参加过原子间谍活动。
“维诺纳”使福克斯败露，也构成了对两名在美国的原子间谍的威胁——朱里乌斯和埃特尔·罗森堡，后来两人先后被捕。1950年破译了一份1944年的情报，里面讲一名间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助手。后又有证据表明这个间谍就是埃特尔·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此人1950年认罪，供出了朱里乌斯和罗森堡。在审讯过程中格林格拉斯谈到，罗森堡曾向他炫耀，自己领导着一个苏联间谍网，不仅提供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有其他科技情报，包括有关卫星研究的原始材料。
同英国那两个原子间谍南·梅伊和福克斯不同，罗森堡兄弟解绝对能言善辩，有时甚至能令人信服地辩解说自己与间谍活动无关。 1951年4月，他俩被判死刑，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例死刑案。 1953年6月19日，在长达两年的毫无结果的上诉之后。他俩先后在纽约辛格监狱的电椅上被处死。埃特尔在最后一封给自己律师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爱您的埃特尔。”面对死亡兄弟俩视死如归。他们的兄弟之情和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爱，使对他们判处死刑者显得恐怖而卑鄙，也使世界舆论都深信审判有误。每次接通电流，从行刑室里传出的肉体烧焦及排泄物的恶臭使得在场的40名记者、狱吏和其他目击者恶心欲吐。甚至在放电功率达到2000瓦时埃特尔还表现出活着的迹象，只好又两次接通电源。
罗森堡兄弟宣传着他们理想主义的信仰，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确切说是他们神话般想像出的那个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至今仍鼓舞着它在西方的天真的信徒，尽管斯大林那一套有些可怕。埃特尔和朱里乌斯都是心地真诚而勇敢的苏联情报人员，他们认为为自己事业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在他们被处死之后，克格勃还采取“积极行动”使人们相信，他俩成了反共势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但是克格勃的任何“积极行动”。都不及迫害异端的头目约瑟夫·马卡尔金议员的所作所为更能说明问题。1950年2月9日，他宣称自己掌握了205 名在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而他对“红色瘟疫”进行的大征讨使全世界开始怀疑，苏联情报机关是否真的在向他的“主要对手”发动进攻。
对罗森堡兄弟罪行的怀疑还表现在，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大西洋两岸的法庭上均绝口不提“维诺纳”。直到1980年真相才被披露出来。但即便此时英美两国还是拒绝公开承认有过“维诺纳”。
冷战初期及由“维诺纳”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正值苏联情报机构内部一片混乱之时。混乱的起因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争权夺利。此外，1947年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间碟头目，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和苏联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分别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报告，这些报告斯大林本人和政治局都仔细研究过。
正如1947年2 月提交国会审议的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分析不同渠道得来的情报资料。尽管这一目的并未实现，莫洛托夫还是令人信服地证明：军方和政府两个侦察机构的合并，使美国人对苏联情报系统拥有了巨大优势。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安全部的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二为一。在斯大林眼里，莫洛托夫的建议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削弱了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安全机构中的影响，因为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正是贝利亚的心腹阿巴库莫夫。1947年秋，国家安全部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并为一个对外情报组织，即情报委员会。
尽管情报委员会名义上直属部长会议，但任命莫洛托夫作它的首任主席，却使外交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境外情报工作领导权。莫洛托夫极力巩固对外交部的控制，任命驻几个大国的大使为合法的间谍总头目， 赋予他们领导军（前情报总局） 政（前国家安全部）侦察的权力。后来叛逃的间谍伊利亚·吉尔科罗夫非常气恼，提意见说：“改组导致严重的混乱，间谍头目们是职业情报人员，而那些大使们对侦察工作及其方法只具备一些模糊而肤浅的认识，因此为了避免向这些人汇报自己的工作，情报人员不得不绞尽脑汁。”更有甚者，有些外交官直接插手情报工作，首当其冲的是亚历山大·帕纽什金（1947——1951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曾积极参与对“主要对手”的秘密战争）。格里戈里·多尔宾（1946—1948）因精神失常而被调离，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吉·索科洛夫（1948－1949）因不能胜任工作也遭同样命运。在这一段混乱之后的一年中，帕纽什金得心应手地亲自领导了情报工作。新上任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弗拉德金（1950～1954）则一直回避同帕纽什金发生冲突，也不愿同总部既翻。后来帕纽什金曾主持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工作。
1947年至1949年间，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出任情报委员常务副主席，战争刚结束此人便接替菲京当上了国外局局长。和菲京一样，费多托夫在总部享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声誉。吉尔科罗夫描述他与众不同的是从不轻视他人的意见。若有人同他的意见相左，他也不发号施令而是设法说服对方。另外一名克格勃叛逃者尤里·诺克科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费多托夫的灵活性多多少少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尤里回忆说费多托夫每次做出决断之前，手头总是拿着好几个月的材料。为了整齐划一，情报委员会极力使情报机构按情报机构的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部五局的驻外部（主管加密和破译工作）同情报总局中的相应机构合并为一个情报委员会第七局，由过去国家安全部五局的头目阿列克谢·谢科尔金上校挂帅。然而从情报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就显得不够稳定，几乎所有的局都由原国外局的人主持工作。可想而知，总参谋部不免开始抱怨，军事侦察成了打下手的工作。1948年夏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尔加宁经过与莫洛托夫旷日持久的争执，终于把领导军事情报工作的头目全部退回国外局。阿巴库莫夫在贝利亚帮助下开始了旨在恢复自己对情报委员会残局控制的长期斗争。1948年底，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顾问处都撤回到国家安全部。俄罗斯移民局和苏联海外侨民协会的官员们情形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情报委员会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间谍行动及情报破译工作、直到1951年它被解散而重新启用国家安全部。
1949年，莫洛托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丢了官，接替他外交部长及情报委员会主席职位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此人曾是一名严厉的检察员。1943年，他是莫洛托夫约第一任副手。维辛斯基自己也承认，他的领导方法就是让手下人始终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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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助手叫去谈话总是以怨气冲天的责难开始，或者干脆是当面污辱。甚至同大使、公使们讲话也用这种口吻，他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他更像贝利亚。”
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狂热地崇拜贝利亚。葛罗米柯认为，这一点即使是在他同贝利亚通电话时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听是贝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一下子便跳了起来。谈话本身亦值得注意。整个过程他都躬着背，像是奴才见了主子一样。”维辛斯基在任期间，贝利亚的影响急剧扩大。样子深沉有时不够果断的费多托夫，丢掉了情报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职务，仅保住了副主席的职位。他原来的位子被更强硬更果断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占据，此人二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1946－1949年任安全部部长。好像萨夫琴科对外交部长汇报工作与对贝利亚是有区别的。维辛斯基很少插手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在他的位子上后来又来了两名稍年长一些的外交部领导，先是维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然后是瓦列里安一位林。所有迹象表明，他们都只是些尸位素餐的官僚而已，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尽管战后苏联的一部分谍报网被破坏，在莫斯科总部也发生了组织混乱，但在冷战初期的情报大战中苏联基本上还占有绝对优势。当时苏联保住了在西方的间谍力量，而西方在莫斯科却是一无所有。为了建立战后首批谍报网，英国情报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先后把希望寄予通过反斯大林制度的游击队打人苏联内部。他们企图穿过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土耳其的国境线进人苏联，但都破产了。20年代的“托拉斯” 假情报战曾使西方情报组织落入精心设置的陷价中， 这次苏联又如法炮制。1953年，尤里·诺先科到国家安全部从事假情报战的第二总局工作，他首先去了卢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总部，那里除了挂有捷尔任斯基的画像，还陈列大量有关“托拉斯”行动的历史实物（好像献给“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圣餐一样），摆放着一些无线电及其他设备（打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乌克兰及其他的邻国的情报人员曾用过这些东西）。
加利·卡尔战后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负责北欧工作。早在战前他就领导过赫尔辛基的基地，大战期间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过。他认为波罗的海三国是情报机构进行渗透的最理想对象，因为在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才刚刚恢复了由于1941年德国人人侵而一度中断的恐怖统治。对德战争结束前不久，加利把无线电设备转给另外两名情报人员，他们被移民局派到拉脱维亚，与当地游击队员建立联系。当然，加利事先与移民局达成协议，情报机构将得到所获情报的一部分。1945年10月15日夜，一艘载着另外4 名拉脱维亚情报人员的舰艇驶向库尔良季亚海岸。他们登岸的第二天，将一部分装备搬上了岸，但被边防巡艇发现。几星期之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便抓到了这些情报人员。二战期间，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英国人都利用捕获的德国人传递假情报。亚尼斯·卢卡舍维奇，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拉脱维亚反间谍二处的工作人员，他曾建议使用抓获的移民间谍做这种假情报游戏，但是在卢卡舍维奇的建议被采纳以前，这些情报人员早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处理了，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合作间谍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困难，是他们在沉默良久之后再重操旧业必会引起英国情报部门的怀疑。于是卢卡舍维奇获准起用的是另一名游击队发报员一一奥古斯塔斯·贝格马尼斯，此人以重获自由为条件答应合作。1946年，他用英国情报机构的发报机和密码本开始工作，谎称自己是拉脱维亚游击队员，那几名情报人员在被捕前把发报机和密码交给了他。贝格马尼斯要取得情报机构的信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他的工作已成为一场大规模情报战的开始，它将扰乱英国情报机构在波罗的海的全部行动。
1946年底，在拉脱维亚还有一次重大失误。被派到苏联的英国间谍里哈德斯·赞德的发报机发生故障。10月，斯德哥尔摩基地建议他同贝格马尼斯接头。赞德向同他一起登陆的埃里克斯·一汤姆森斯报告：“会面很顺利，真高兴，贝格马尼斯还没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控制。”卢卡舍维奇的上司们此时仍害怕如果不逮捕赞德和汤姆森斯，有朝一日英国的间谍网会飞出自己的手心，因此他们未给组织大规模假情报战以足够的支持。1947年3 月， 贝格马尼斯在卢卡舍维奇口授下通知伦敦：“情况很遭糕，赞德和汤姆森斯被捕。我已隐蔽，但担心赞德招供。一切活动均已停止，待安全时联系。”
几个月之后，卢卡舍维奇又招募了一名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分子一一维德伏特斯·斯韦茨，以便打人反苏游击队。1948年10月斯韦茨逃到瑞典的哥德兰岛，他说自己是一名拉脱维亚游击队员，是一个流亡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情报处和瑞典人为在波罗的海三国搞情报工作成立的。1949年5月，他同5名真正的英国间谍在立陶宛拉脱维亚交界处登岸，他们很快就被出卖给国家安全部，其中3 名被就地枪决。斯韦茨继续深人拉脱维亚抵抗力量内部，向国家安全部报告抵抗力量和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半年后又有两名情报机构的间谍潜人拉脱维亚，他们是维托尔德·别尔基斯和安德烈·加尔金斯。他们登岸时并未被发现，于是马上打亮手电筒与贝格马尼斯进行联系。贝格马尼斯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国家安全部预先提供的“安全地方”。别尔基斯和加尔金斯说，今后将有大量情报人员到达，同游击队领导人建立联系，他们是第一批。此后每半年便有一批情报人员乘由德国船长指挥的德国旧船来到这里。这些船时速达45海里，以英国监管委员会执行渔业资源保护任务为名进行活动。卢卡舍维奇认为建立假地下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他的上司没有像两年前那样拒绝他。1949年冬，代号为“马克西斯”的冒名游击队成立，在卢卡舍维奇监督下，由国家安全部的阿尔贝特·本杜利斯率领在库尔捷姆的森林里进行训练。5 月，别尔基斯和加尔舍斯返回了自己的大本营。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又策反了另外一名情报处的间谍约纳斯·杰克斯尼斯，而卢卡舍维奇发展的间谍亚安·埃尔格里斯则前往伦敦讨论未来工作计划。1950年，又有一支代号为“罗贝尔茨”的假游击队与英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由于假情报战，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的行动也失利了，尽管他们与英国人不同，他们是通过飞机运送间谍。
“马克西斯”和“罗贝尔茨”两个行动小组创造的有利条件，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二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利用“双十字”策反间谍系统蒙蔽德国人。结果在盟军登陆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和他的军事当局却把自己的部队调开了。与此相反，莫斯科总部只允许卢卡舍维奇和他的同事们给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报纸上的陈词滥调。总部害怕英国情报机构得寸进尺，要求加码，引起怀疑，因此甚至禁止卢卡舍维奇提供假情报。这种做法自然导致了伦敦方面的失望。“马克西斯”和“罗贝尔次”两个小组便仿效“托拉斯”以“我们是斗士，不是间谍”作为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