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英国情报机构科学部要求两支游击队提供一条河的水样，他们怀疑在该河沿岸有一座原子能电站。水样的放射性指标高得惊人，几乎和反应堆里含量相近。起初英国情报机构的人考虑如国家安全部组织假情报战，他们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吗？ 经过冷静的思考， 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得出结论，事实正是如此。克格勃（国家安全会）的调查表明：失误并非仅此一处。例如，在取水样的路上应经过一座军用机场，而该间谍在自己的报告中却只字未提。调查还证实，一批潜人克格勃游击队的间谍，去了伦敦，后来就向英国情报机构公开了行动的秘密。这一切使克格勃只获得了宣传上的胜利。移民间谍（1949一1954年在波罗的海登陆）并未给斯大林统治制度带来不安定因素。假情报战的结果没有被斯大林利用，而克格勃在组织这次行动中却花费了比同样遭到失败的英国情报机构波罗的海计划更多的资金。
尽管如此，卢卡舍维奇还是因为组织这次行动，而获得克格勃的将军军衔并被调到莫斯科总部。在1988年为西方提供的经大量删节的个人简历中表明，卢卡舍维奇在70年代曾在驻英大使馆从事反间谍工作。的确，1972－1980年间，他化名雅科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布卡舍夫充当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在伦敦8 年没有取得成绩，他又被派回立陶宛，在立陶宛教育部的掩护下只履行一个少校职责（领将军薪金）。1987年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庆时，他同业已年迈的金·菲尔比一起在电视上露面，并声明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者游行是受了英国情报机构的煽动，尽管二人心中都明白这样一份声明的实际价值。
在波罗的海三国组织的假情报战始于1946年，1949年告终，它是苏联在其周边国家一系列类似活动中的第一例。而这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波兰的行动。1947年，国家安全部在波兰安全部门的帮助下消灭了继续以“自由与独立”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克拉纳瓦军队。1948年，在苏联顾问授意下波兰安全部门“伪造”了一支“自由与独立”部队，1949年，又派出一名使者通知他们过去在英国的赞助者，“自由与独立”部队仍在活动。从1950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面支持东欧反苏地下活动，一面为这个新的“自由与独立”组织空投武器、发报机和金币。“自由与独立”的行动同在波罗的海三国一样也未充分用作假情报战的目的。有人认为“自由与独立”曾为了报答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提供过反映游击队佯攻警察局和苏联坦克的照片，这是完全错误的。波兰安全部门负责这次行动的官员晚些时候证实。他们提供给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从华沙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照样可以搞到。美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先生们没从我们手里得到任何情报，哪怕是他们想知道的商品价格、一些城市的商品供应量。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头目弗伦克·维兹涅尔确信，“自由与独立”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他甚至得出结论：“自由与独立”缺少的只是反坦克武器以便把“红军从华沙赶出去”。
“自由与独立”对美国援助的要求逐渐加码，最后甚至要求美国派一名将军组织波兰的抵抗力量，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答复。1952年12月国家安全部决定公开秘密。在长达两小时嘲讽性的波兰广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自由与独立”价值100万美元的援助落到了波兰当局手中。“自由与独立”的那些冒牌领袖们（实际不是波兰安全部门的人）“供认”，早在两年前他们就已看清了那些支持自己的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一个还坚定地说：“这是一些小人”。而那些间谍“从国外派来就是为了猎奇冒险，这一群厚颜无耻动爪牙从未想过我们祖国的命运，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已经明白不能与人民为敌而要为国家的利益工作，他们决定“不再招募年轻人为美国秘密工作，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抵制了美国人及其移民走狗对波兰从事破坏活动。”
“战后波兰发生的每一起犯罪事件，几乎都能发现美国情报工作的蛛丝马迹，诸如美国参与了梵帝冈反波计划、插手神职人员中反动势力的活动、几十台美国控制电台从未间断的反动宣传、美国还启用刑事犯人。总之华尔街的垄断资本家从不放过任何破坏我们祖国的机会。”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还利用这次行动贬低了中央情报局，波兰安全部门在一片喧嚣声中消灭了反对派的残渣余孽，以此证明了同“人民政权”对抗是毫无意义的。
战后，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中心是乌克兰。1947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显然夸张地宣布自己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但到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开始自己的乌克兰行动之时，一些重要的抵抗力量已被歼灭。
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对应的有西德的劳动人民联盟，这是一个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这两个组织都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极大兴趣并向其派遣了自己的情报人员。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向乌克兰空降了首批间谍，试图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建立联系，但他们都被国家安全部逮捕，次年到达的两个间谍小组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国家安全部还向坐落在西德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劳动人民联盟的基地派遣了间谍。其中最成功的是1949年10月的一次行动，这次行动利用了一名逃往西方投奔情妇的苏军军官。国家安全部的人跟踪他到了西德，并以他留在苏联境内的家庭的安全威胁他，逼他合作。按照国家安全部的指示他打入了劳动人民联盟，并很快成为该组织所属学校的教官。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将来派到乌克兰的间谍， 同时他还担任了美国军事侦察的顾问。1953年5月莫斯科广播了处死4名劳动人民联盟间谍的消息， 于是他便被出卖了。国家安全部在乌克兰的行动与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一样，没有形成完全的“双十字”系统。总部仍不愿通过这条渠道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假情报。
国家安全部在苏联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这期间金·菲尔比起了别人无法比拟的作用。1947——1949年，作为英国情报机构在土耳其的头目，他能够提供越境情报人员的名单，查清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及家庭住址。1949－1951年，他在华盛顿负责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协同行动的工作，这一职务使他能够同时向上司提供有关美英两国情报活动的材料。他曾预先通知驻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 人员， 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将首次在那里登陆，还预先告知了1950年夏的越境渗透计划，以及1950年10月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伞兵登陆。菲尔比参加过许多次美英情报会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1年有加利·卡尔参加的那次。会议是为了协调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菲尔比回忆说“会议以完全失败宣告结束，卡尔和他中央情报局的同事们互相指责对方在会议期间扯谎，当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尽管菲尔比经常引用这种说法，但它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卡尔退休以后曾问一名参加过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对菲尔比的声明有什么看法。两人一致认为会谈的气氛诚挚而友好。菲尔比在回忆录中有时禁不住流露出对那些被他出卖的间谍表示出幸灾乐祸的心理。例如，1951年离开华盛顿之前不久，菲尔比向上司提供了有关3 个间谍小组的准确情报，这3 个小组本来是英国情报机构马上要派往乌克兰去的。菲尔比对此事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评论道：“我不知道他们将发生什么事，但我能够准确无误地做出预言。”
苏联情报机构通过几次成功的行动把对手引人迷魂阵。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国外情报网在战后出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能从西方获取数量可观的情报。“五杰”中的四个（菲尔比、 麦克林、 伯吉斯、克恩克罗斯）一直积极地工作到1951——1957年。他们在伦敦的上司是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克罗托夫，此人精力才智过人，却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未得到适时的升迁。1943——1947年驻伦敦的间谍头子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心满意足地沾着克罗托夫的光，因为他徒有虚名的领导倒使他得到了总部的赏识。在新组建的情报委员会中库金当了第一总局的领导。他的画像同其他该局领导人一样挂在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誉室里。画像下面说明中写道：库金是40～50年代杰出的情报官员之一。在这个回顾历史的场所，您找不到库金的下任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的画像（化名科罗温）。他是1947—1952年和1956－1961年的间谍头目。此人是机关中权势小人的典型，他对待下属傲慢专横，认为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必须维护他在总部的美好名声。接替克罗托夫做“五杰’上司的是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政治侦察局的官员。他先后于1947—1953年，1955—1958年在伦敦工作。莫金（对“五杰”他的代号是彼得）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出色的间谍头目之一。80年代初期他当上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侦察系）主任，他认为罗金是一个目空一切。装腔作势的庸人。
战后许多年中，伯吉斯、麦克林和菲尔比于不同时期都能够提供美、英两国的情报。伯吉斯和麦克林逃回苏联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1951年所做的损失报告中谈到：“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之前，所有关于美、英、加（加拿大）三国原子能研究计划，美、英两国战后欧洲政策的情报都到了俄国人手中……截止1951年5 月15日，所有英国的电码、密码，（有可能包括美国的）都已被俄国人掌握，不能再用了。”
这里有明显的夸张成份，因为没有把加密过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密码实际上考虑在内，这其中只有少部分经过麦克林或伯吉斯的手。但毫无疑问他们所搞到的价值极高的侦察情报的数量是极大的。 1954年叛逃的克格勃成员彼得罗夫兄弟说， 据1945——1948年在伦敦担任苏联情报加密员的菲利浦·瓦西里耶维奇·基斯利钦的证词，伯吉斯经常带来“满满几皮包外交部的卷宗，在大使馆拍照复制后再给他。”1947年前，鲍里斯·克罗托夫是伯吉斯的上司。他每次都是在城郊的某个地方从伯吉斯手里把包取回来，有时他是满脸灰尘回到使馆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基斯利钦用无线电传送到莫斯科，其余便通过外交信使。1949年，基斯利钦被任命到莫斯科总部一个新的部门，该部门是专门为处理麦克林和伯吉斯提供的情报而组建的，基斯利钦是那里唯—一名工作人员、根据上级命令基斯利钦选择了其中一部分个人档案和文件。
但是与英苏还是盟国时相比，伯吉斯和麦克林感到冷战时期的双重生活日益艰难。当时乔治·克里一福斯特尔是刚刚组建的外交部安全部的头，1947年他第一次见到伯吉斯，他“因伯吉斯的沮丧面容感到震惊。他胡子拉茬，满嘴酒气，以致我想弄清楚，这到底是谁，干什么工作”。加龙维·里斯认为，伯吉斯可能染上了麻醉剂瘾。
“为了缓解精神紧张现在他一直服用镇静剂，但同时又服用兴奋剂，因为他不知道镇静剂的用量。他总是倒在手上多少便全部吞下去，像小孩子嚼冰糖，一直到把袋子吃空为主。”
人们总是向克里一福斯特尔抱怨伯吉斯行为不检点。弗雷德·沃尔涅尔曾和他一起在外交部国务大臣盖克托·马克纳尔手下的一个分部工作。有一次盖克托在索霍的一个夜间俱乐部里撞见伯吉斯满脸血污地躺在地板上并把他救了出来。马克纳尔总问“我们可怎么对付盖伊？”沃尔涅尔对这个问题早就厌烦了。
但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剑桥读书时的魁力。1947年底，马克纳尔把他推荐给外交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弗·梅赫，他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伯吉斯。当时梅赫正负责组建一个专门对付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局。梅赫后来自己承认，他当时犯了一个大错，“我和他谈了谈，当然他显示自己有关于共产主义破坏活动的丰富知识，我便高兴地把他留下工作了。”伯吉斯来往于英国驻外使馆之间，在那里传递情报研究局发出的警告，并把它的计划报告给自己的新上司尤里·莫金（莫金是1947年底接替克罗托夫任此职务的）。伯吉斯的这些做法使情报研究局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各使馆纷纷报告伯吉斯有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行为，梅赫不得不把他调出情报研究局。此时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仍对伯吉斯表示信任，其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政治侦察负责人戴维·福特曼。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闹翻之后不久，福特曼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就建议列一张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查询单，据此英国大使就可以在贝尔格莱德得到所需情报。“好主意！一一福特曼高兴地叫道，通知盖伊。”伯吉斯同查询单的建议者一起制订其具体内容，并把它发往贝尔格莱德。铁托的答复使莫斯科总部很感兴趣，也许福特曼也很高兴吧。
1948年秋，伯吉斯被派到远东局，在那儿干到1950年他调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为止。在远东局工作期间，他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英国对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对1950年6 月朝美战争爆发前的朝鲜的政策。虽然伯吉斯只是一名中校军官，他却始终可以参与研究分析来自联合侦察委员会、国防部和东京盟国最高指挥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情报。 特别引起莫斯科注意的是1950年4 月关于“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援助”的分析报告。从该报告可以清楚地得知、西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才对该问题进行侦察的。伯吉斯就此写了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仍用他惯用的蓝色墨水，字体十分工整，令人惊讶。其实这时，他在外交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49年秋天伯吉斯去直布罗陀和摩洛哥的丹敦旅行。加龙维·里斯称他这两次旅行为“不体面的俄底修斯漂泊”。旅行中伯吉斯不按帐付款，当众寻找辨认军情五局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喝醉酒后在当地的酒吧间时大唱：“如今男孩更便宜，早已不像前几天……”伯吉斯感到奇怪的是，旅行归来后竟没有被解雇。
莫斯科总部得出的结论是：1949年秋天，伯吉斯已精神失常，这是由于他知道因“维诺纳”被破译可能暴露身份，从而引起精神高度紧张。1949年9 月，在菲尔比作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被派往华盛顿前夕，他曾涉入过“维诺纳”的工作，为此，他自己向莫斯科发出过警告。但实际上直到1951年伯吉斯叛逃以前，“维诺纳”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能使他暴露身份的内容。1949年秋天，他每时每刻都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同他一样，麦克林在得知来自“维诺纳”的危险时也感到心情沉重。而且对他的威胁似乎更近一些。因为接触“维诺纳”之后菲尔比马上就明白了，在几封被破译的密电中被俄国人称为“荷马”的情报人员就是麦克林。
35岁的麦克林到开罗赴任后，办公室顾问兼主任的职务使他在外交界可以大有可为。但他经受不住一年前得知的可能败露的威胁。尽管他工作起来仍像从前那样轻车熟路，但同时他开始酗酒，包括在“不宜饮酒”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和酒友菲利浦·托因比目睹了他积郁成疾而不能自制，歇斯底里地发作的情景。1950年5 月，两个朋友狂饮之后冲人在美国使馆工作的两名姑娘的房间，把卧室翻个底儿朝天，撕碎了姑娘的内衣，又砸了浴室。托因比回忆说：“唐纳德摘下一面大镜子向浴室抛去。令我惊奇而又高兴的是浴缸没有被砸个粉碎，镜子也完好无损。”几天之后麦克林被召回伦敦，外交部批准他整个夏天都去休假并找心理医生治疗。医生缓解了他因过度疲劳引起的病情以及他那被压抑的同性恋欲望。秋天麦克林恢复正常并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司的负责人。尽管晚上还会到俱乐部去纵情狂饮，喝醉酒时还会称自己是“英国希斯”，但麦克林工作起来还像往常一样训练有素、极富效率。
麦克林和伯吉斯搞到的情报在1950年6 月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对莫斯科变得极其重要。麦克林在美国司的副手罗伯特·塞西认为：麦克林提供的文件对于帮助中国人和北朝鲜制定在谈判中的战略战术是无价之宝。”麦克林和伯吉斯不仅提供机密文件，还在其中夹进了自己的反美情绪，这使苏联更加担心美国会把朝鲜冲突变成战争。1950年底，麦克林在外交部里甚至还把美国政策称为是“缺乏远见的、不灵活的和危险的。”而且在自己外交生涯中他头一回对斯大林愚蠢的有关侵略性的分析表示好感，斯大林认为侵略性是美国垄断资本所固有的。其实真正原因多半在于美国经济同军工生产联系非常密切，而大规模的战争有助于避免战后的萧条。尽管斯大林的荒唐言论没有在白厅引起多大反响，1950年美国政策的走向还是引起了英国的不安。12月，杜鲁门总统就是否在朝鲜冲突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作了含糊其辞的答复。“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使人想到它的运用。”艾德礼首相听到这个声明，立刻动身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商讨使用原子弹及其他同战争有关的问题。麦克林为莫金提供了为首相出访准备的咨询材料及向内阁提交的有关访问成果的报告。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疑神疑鬼没有使他轻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1950年底，他已经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信无疑了。
朝鲜战争的原因不在于苏联的领土野心，而在于北朝鲜。但是由于西方不了解苏联的真正意图，英美情报机关又不能像情报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那样搜集有用情报，导致西方做出错误判断，认为战争是苏联大规模扩张计划的一部分。1950年的那个冬天，恐怖情绪进一步扩散，仿佛入侵朝鲜也仅仅是苏联进攻德国的一个前奏。1951年2 月，英国国防部警告内阁：“战争可能在1951或1952年爆发。”尽管西方对苏联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毫无必要，但却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担心被斯大林解释为西方试图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1951年3 月，麦克林在自己提交外交部的简短呈文中，用更激烈的言辞向莫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写道：“美国人在远东乃至全世界玩火必然把我们引向战争的深渊。 ”4月，杜鲁门总统召回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曾强烈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上去。也正是此时他被解职。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麦克林的前途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第一总局认为，麦克林的暴露是“维诺纳”被破译而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因为使麦克林暴露的那些材料，也使克格勃渗透史中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五杰”遭到了惨败。1949年10月，菲尔比以英国情报机构代表的身份前往华盛顿。菲尔比清楚地知道克格勃的侦察行动，也早就明白化名“荷马”的人就是麦克林。他在回忆录中故意这样写道，为了“挖出”麦克林需要半年时间，以免英国上流社会因为发现自己***里有个叛徒而休克过去。被破译的“维诺纳”开始提到“荷马”时很含糊，根据这些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甚至无法知道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据加罗尔德·麦克米兰证实，最初被怀疑的人数超过七千，几乎包括了所有能够秘密横越大西洋的人、菲尔比一到华盛顿就得知，“联邦调查局正在继续向我们调查有关使馆的清洁工和服务人员的状况”。
用菲尔比自己的话来说，“维诺纳”被截获也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但很明显，对麦克林的直接威胁是没有的。他的上司说，根据莫斯科的决定麦克林仍继续工作，等对方网口收紧时再制定营救他的方案。1950年冬天以前，网口一直未收。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到35人，到1951年4 月只剩下10人。菲尔比假装寻找“荷马”，并把调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战前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证词上，此人在1949年的审问中提到一名在外交部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这名被“怀疑”的间谍出身名门，曾就读于伊顿大学和牛津大学（麦克林念的是剑桥大学）。菲尔比写道：大使馆的安全官员鲍勃·麦肯瑟认为间谍就是波尔·戈尔一布特，即外交部未来常务助理，他曾在伊顿和牛津上学。戈尔一布特那时主修古典人文科学，“荷马”这个代号对他再合适不过，而且同他的姓氏也很相配。然而。1951年4 月中旬“维诺纳”又有一部分内容被破译后，对戈尔一布特的怀疑马上就解除了，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这部分被破译的内容中提到，1944年“荷马”曾在一周之中两次去纽约同自己的上司会面，顺便也去看望自己怀孕的妻子。而当时只有麦克林一人这样做过。
筹划让麦克林出逃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星期，因为英方决定不在法庭上引用“维诺纳”的内容，这就必须寻找有关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同上司讨论过现实处境之后，菲尔比决定通过伯吉斯提醒麦克林。1950年8 月，伯吉斯到华盛顿出任大使馆二秘。很显然这是他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8 个月之后的事实表明机会被错过了。1951年的一系列事件（几乎全部都没有提前准备）引起了弗吉尼亚州警方、国务院及英国大使馆的愤慨，4 月他被召回。在“库茵·梅利”号客轮离开纽约前，伯吉斯和菲尔比一起在船上的中国餐厅里共进午餐。铜管乐队的伴奏声排除了窃听的可能，他们讨论了麦克林出逃的细节。按照与菲尔比预先商定的计划，5月7日一回到英国伯吉斯应该通知尤里·莫金，“五杰”在英国期间他是总头目，也正是莫金负责执行出逃计划。后来他当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侦察系主任时，对他如何组织这次出逃仍津津乐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莫金从未谈及那个自高自大的伦敦间谍头目尼古拉·罗金也参与过此事。
4 月中旬麦克林已见不到机密文件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受到了监视。接着电话也被窃听，他对是否应打电话给莫金犹豫不决。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伯吉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帮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国以后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儿的人通知他说已决定让他马上退休。而他借这次机会交给麦克林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届时将商议他出逃的计划。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尔比的一封信，信上说起忘在大使馆停车场的汽车。但信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说：“这几天气热起来了、”伯吉斯此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菲尔比后来写道：“他眼看就要疯了，情况比别人所能料想的还要糟糕。他在英国的仕途给毁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们深深为麦克林担心，竟谁也没想到过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会面，并让布兰特把自己的担心转告他。考虑到伯吉斯的状况，莫金认为他在审讯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强迫他同麦克林一起出逃。
关于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着各种说法。 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5月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长罗伯特·马礼逊主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28日星期一开始审讯麦克林。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马上便有一个至今还未被发现的间谍（通常被称为“第五个间谍”，这种叫法是错误的）预先通知了伯吉斯，当晚他就同麦克林一起逃跑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25日的会议，也没有什么预先警告。马礼逊是根据手下人的书面证据决定审讯麦克林的，但审讯日期并未确定。伯吉斯的家在肯特郡和萨里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里、但由于人手不够和失算，军情五处和警察局的特务组织都没能对它进行监视而让伯吉斯跑掉了。即便是军情五处拘捕了他，当时所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给他定罪。因为官方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这就意味着除非麦克林自己承认罪行。这种情况在福克斯身上曾经发生过。如果麦克林的精神像后来菲尔比那样能经受住考验，他可以否认有罪，但在当时无论是莫金还是莫斯科总部都不能冒这个险。
麦克林通过伯吉斯得到菲尔比的警告。菲尔比通知自己的上司：军情五处在华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杰弗里·帕特尔松已接到命令，在5 月23日前向伦敦报告有关“荷马”事件侦察进展情况。菲尔比判断对麦克林的审讯将在5 月28日开始。莫金马上决定执行出逃计划。24日到法国去的船票已经买好。25日晚（星期五）伯吉斯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往麦克林那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式样的房子。当时麦克林夫人刚刚为他生日摆好餐桌，夫妇二人坐在桌旁。那年麦克林刚满38周岁。伯吉斯称自己是外交部的罗德泽·斯泰因，他坚持让麦克林马上跟他走。麦克林匆匆上楼同儿子们告别后，惊慌失措地跟妻子解释了几句，便上了伯吉斯的汽车。他们匆匆忙忙赶到南安普敦，正好能赶上半夜起航开往法国圣马洛湾的“法兰西”号轮船。在法国。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伪造的文件，凭着这些文件两人先到了日内瓦，然后从日内瓦回到了莫斯科。
30年后，每当尤里·莫金在安德罗波夫学院讲到“王杰”时，总会回忆起1951年5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危险处境。而他对布兰特的回忆却与此大相径庭。1945年，克罗托夫在布兰特身上发现了同伯吉斯一样精神极度紧张的迹象。在之后的6 年中，布兰特只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完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差事，从事科研并在一个皇室成员的家庭的保护下休养，在此期间他完全恢复了精力。尽管在伯吉斯逃回莫斯科后他又曾表现出新的紧张情绪，但莫金也欣喜地注意到。他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冷静的职业本能。后来莫金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坦白地说，领导像布兰特这样的间谍是“莫大的荣幸”。伯吉斯和麦克林逃走时，布兰特却赢得了过去他在军情五处时的同事们的完全信任。伯吉斯逃走之后。军情五处因怕此事声张出去而对是否马上搜查他的住宅犹豫不决，布兰特答应向伯吉斯的同性恋伙伴杰克·希尤特要房门钥匙。但在把钥匙交给军情五处的人之前，布兰特在房间单独呆过几小时，销毁了伯吉斯和他同性恋伙伴的信件及其他一些杂物中有损他名誉的材料。布兰特这样做并未得到莫金的暗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菲尔比最后那封带有“天气变热了”的警告信。
“五杰”中的第五名成员约翰·克思克罗斯没有参与出逃的准备工作。从二战爆发时起他就在国防管理局（物资保障局和干部局）和财政部工作，而且没有同其他四人建立联系。他每个月提供的资料数量之多，一直使克罗托夫和莫金感到震惊。他曾向克罗托夫报告了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意图，因为他有办法接近有关军备预算的材料，包括原子弹研制的预算开支。1947年，克恩克罗斯忙于通过“放射性元素法”，两年后他又积极参与解决建立“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并领导一个负责组织工作的下属委员会。但他乖僻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升迁。直到1950年37岁时他才获得一个官衔。1951年由于布兰特工作中的一次失误结束了他作为苏联间谍的生涯。搜查伯吉斯的住宅时，布兰特忽略了几张未署名的纸，这是二战前及二战初期白厅机密会谈记录。记录中提到的约翰·科尔维尔爵士后来辨认出，该记录出自克恩克罗斯之手。军情五处开始监视他，尾随他到了同上司接头的地点，但莫金并没有出现。在军情五处的审讯中，克恩克罗斯承认他曾为俄国人提供过机密纪要，但否认自己是间谍。他被财政部解职，在北美干了几年后，又转到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最后在1964年例行调查之前、他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而他作为一名积极活动的苏联间谍的工作早在1951年布兰特漏掉他的会谈记录时就结束了。
1979年，布兰特的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他承认，曾有人向他施加压力，建议他同伯吉斯和麦克林一起逃回莫斯科（此人就是莫金，尽管布兰特没有指名道姓），但他拒绝了，他不愿离开库尔塔特今人愉快的学术圈回到斯大林统治的俄国，接受那灰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过了13年，他终于向军情五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即使在那时，指控他的材料仍不足以把他送上法庭。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他被免于处罚。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当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之后，菲尔比马上就遭到了同事们的鄙视，虽然并非所有伦敦、华盛顿的同事都相信他的间谍行为。对他的蔑视主要是由于他同伯吉斯的关系引起的。伯吉斯在华盛顿期间，曾请求和菲尔比及其妻子住在一起。尽管当时菲尔比怀疑此举是否理智，但还是迈出了这错误的一步。他认为在多年相识之后拒绝伯吉斯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同时他也希望伯吉斯同他住在一起可以少卷人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中去。即便是伯吉斯1951年5 月因为那些荒唐事被调回英国时，他也没想到，伯吉斯会同麦克林一道去莫斯科。菲尔比是从杰弗里·帕特尔松那儿知道出逃的事的，此人是军情五处在华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
“看样子他很害怕。他小声说：‘金，鸟儿走了。’我做出惊骇的表情：‘哪只鸟儿？不会是麦克林吧，果然是他？’他回答：‘是他，不单是他……盖伊·伯吉斯也跟他跑了。’这回我可真是给吓住了。”
当天，菲尔比便把为莫斯科复制文件用的照相设备埋到了树林里。总部为他制定了出逃计划，但傍晚他决定暂时不着急走，他留了下来，同时放弃了一切活动。
在华盛顿，菲尔比并未完全销踪匿迹。中央情报局局长沃特·贝德尔·史密斯通知英国情报机构，菲尔比不能再继续履行协调官员的职务。尽管菲尔比被召回英国，但不管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他还拥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其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未来的反间谍头目詹姆斯·杰苏斯·恩格顿。此人自认为早已看透菲尔比，即使是在菲尔比离开一年后，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来伦敦工作的同事詹姆斯·马卡尔格说：“我仍然觉得，菲尔比将成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更有甚者，在明了菲尔比确实已叛变后，他还深感震惊。菲尔比和“五杰”的其他间谍给英美情报工作带来的最长远的损失是他们迫使恩格顿、彼得·赖特和其他一些大西洋两岸的情报人员在嵌满镜子的房间里团团转，徒劳地搜寻苏联更大规模间谍行动的证据。
菲尔比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离职了，他得到4000英镑的津贴，其中2000英镑马上被他花掉了，余下的2000英镑也在3 年间花光了。菲尔比算计得很对，不把钱“一”次花光，因为今后3 年他“有可能在监狱中度过”。1951年12月他被传唤到军情五处的总部接受法庭调查。这个法庭实际上是非正式的，而菲尔比在回忆录中的叙述并不准确。一名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曾回忆说：“离开法庭时，每个人对菲尔比有罪都确信不疑。”很多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同事也认为他有罪，尽管后来在莫斯科他试图摆出另一种姿态。但法庭调查做出的结论是：由于搞不到材料，法庭调查无法展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群朋友继续支持菲尔比，在这些人面前，菲尔比是一名麦卡锡主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此后，直到1963年出逃。菲尔比除了在贝鲁特有一些明显言过其实的功绩外，他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作用大大减弱。“王杰”的黄金时期也随着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的败露和菲尔比被情报处解职而宣告结束。自从30年代“五杰”开始同苏联合作，莫斯科总部的大多数情报人员是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中招募来的。而冷战时期的新一代间谍则并非如此。战后古琴科、伊丽莎白·边特丽、切姆伯斯和其他间谍关于莫斯科利用西方共产党人充当间谍的供词公布于众后，引起了一系列丑闻。这迫使总部除特别情况外，绝对禁止使用西方共产党员担负情报工作。
正是那时，“五杰”的“黄金时代”日薄西山，而另一位30年代从剑桥招募的间谍却走向了荣誉的顶峰。阿里斯特·沃特森，过去曾有一个时期担任过阿波斯托洛夫的秘书； 在使布兰特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 后又成为伯吉斯“五人组”首批成员之一。在皇家学院读研究生的6 年期间，他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二战初期他以一名临时科技人员的身份进人海军部，从事雷达及及设计工作。战后他的工作显得愈加重要，1953年，他成为海军部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开始从事绝密的设计工作，该项目引起克格勃的极大兴趣——研究一种借助低频声波搜寻潜水艇的方法。有一段时间，沃特森同军情五处官员彼得·赖特的兄弟住在一幢房子里。早在他败露前赖特就厌恶他。“他是一个瘦高单薄的家伙，长着长长的山羊脸。走起路来也很怪，好像总是用脚尖走路。”但是，其他人认为沃特森是个风趣的人；尽管谈起话来有些怪。甚至年届七0 的时候他还能用一连串笑话与朋友聊天：从四维几何题、对《失乐园》的想像到古埃及字谜。沃特森当时任海军部实验室潜艇设备部的负责人。赖特认为一他从事的是整个国防部最机密、责任最重大的工作”。克格勃的人也持同样的看法。40－50年代，他的上司同“五杰”一样，先后是戈尔斯基、克罗托夫和莫金。1953年一1955年莫金在莫斯科的时候，沃尔森同莫金的下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吵了一架（此人后来当上了彼尔姆国立高尔基大学副校长）。沃尔森对彼得·赖特说：“他过分资产阶级化……穿法兰绒裤子、蓝色西装，退他那只卷毛狗。”然后罗金同他一起工作，之后莫金第二次同他合作，再往后是尼古拉·普罗科费耶维奇·卡尔佩科夫，此人1958——1963年是苏联在伦敦间谍网中的科技专家。1967年，军情五处对沃特森进行了调查，并把他调到非保密的海洋研究所。
1980年编写的第一总局秘史罗列了大量战后的功绩，其中提到了来自英国的科技情报数量增加。除了侦察潜艇设备系统外，苏联驻伦敦间谍机构还试图提供核动力和军事技术等各方面的情报，包括导航系统。在50年代的科技侦察中最为积极的是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那时他是一名政治侦察官员。后来他主持专门从事科技侦察的丁局的工作。50年代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50年代初，总部成功地实现了对英情报机构的渗透工作。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后，国家安全部着手招募另一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间谍一29岁的乔治·布莱克，他本姓贝哈尔。布莱克生于鹿特丹，父母给他起名“乔治”，是为了纪念国王格奥尔格五世。二战期间，布莱克在荷兰抵抗力量中作战，战争结束时成为一名海军情报军官。1947——1948年他在一所学院学习俄语，然后到英国情报机构工作。英国情报机构似乎没有完全了解这名新工作人员的全部情况，至少不知道安里·丘里埃尔（这是一名激进的埃及共产党党员），曾对布莱克产生过巨大影响。布莱克年轻时常和他见面。1949年布莱克被派到南朝鲜，他以副领事的外交掩护身份在汉城工作。一年后，朝鲜战争刚刚开始他就被进军的北朝鲜军队拘留。
莫斯科总部得以招募布莱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当时中国“志愿军”已进驻朝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安全部曾建议向中国派遣大批的顾问并在莫斯科对中国情报人员进行培训。毛泽东接受了这两项建议。但中国始终注意不使自己的情报官员受到国家安全部的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同东欧人同出一辙。他们极力照搬苏联的经验，熟悉新技术，但拒绝按照苏联的规定学习，不使用苏联课本，认为这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像东欧国家一样，他们不允许苏联人参与他们的情报活动。但是中国向苏联透露了从朝鲜战场上得到的美国军事技术情报，把自己培养间谍的基地提供给国家安全部使用，以便对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国家安全部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抓到的中国、北朝鲜俘虏。这中间包括乔治·布莱克。
招募布莱克的工作大概是从1951年开始的。据第一个审问他的国家安全部官员格里戈里·库兹米奇说，布莱克一下子就流露出对西方政治的完全失望；对英美人侵朝鲜也有些不满，但他拒绝出卖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但1953年春，当他和其他一些战俘被释放时，他已完全被策反，成为一名苏联间谍。此后10年，他佝苏联提供有关英国情报机构行动及人员的情报，就像当初菲尔比那样满怀热情，只是不那么有效罢了。
冷战初期苏联情报部门有过几次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成功渗透，其中总部认为向法国和西德的渗透最有意义。打人法国统治集团是利用了战后法共的巨大影响力。法共曾连续10多年获得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1947年，联合政府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们也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叛逃的苏联情报人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娃和叶夫多基姬。彼得罗娃姐妹指出，国家安全部和情报委员会认为在法国极易开展情报工作。1947——1949年，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巴黎的间谍头目是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亚美尼亚人，将近40岁，会讲法语、英语，爱开玩笑。叶夫多基妞·彼得罗娃回忆说，他是所有同事中最风趣的一个。“吸引人，有教养，一个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一个出色的间谍。”凭着在巴黎卓有成效的工作，阿加扬茨1949年得到升迁，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第二总局局长，主管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事务。在巴黎，1950－1954年接替他做间谍头目的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克罗欣，他在法国过得也很愉快。据彼得罗娃姐妹回忆，他脸上带着微笑、快活，是个对自己的生活知足而乐的人。克罗欣第二次被派往巴黎是在1966～1972年，这也证明了他第一次在巴黎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阿加扬茨和克罗欣做巴黎间谍头目时，彼得罗娃姐妹在总部看到了大量（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正式文件，但提供这些文件的间谍并没有暴露，至少没有他们被捕的消息。冷战期间，在法国被发现的苏联间谍中最重要的是乔治·帕克。他在法国工作了20年、1943年，帕克当时统年轻。才29岁，正满怀信心地学习意大利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亚历山大、古佐夫斯基将他招为苏联间谍（古佐夫斯基当时在戴高乐将军临时政府的无线电站负责政治情报工作）。战后法国“第四共和国”期间帕克随他的上司古佐夫·斯基也到了巴黎，曾担任过几个部的办公室秘书和顾问。像冷战中很多间谍一样，帕克与其说是凭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倒不如说是靠一种自我肯定的精神在工作。这种精神支配着“王杰”’以及更早的苏联间谍。帕克渴望在国际关系舞台之外的领域成为主角，既然这个愿望已不能公开实现，他就努力平衡苏联和美国的力量，他认为两国都过于强大。帕克讲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曾向他致谢。帕克工作最富效率的时期是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后，他获准接触最重要的国防机密。
德国分裂和东德源源不断逃往西德的避难大军使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很容易被东方集团打入。莫斯科总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半官方的对外情报部门，1949年，它们作为联邦情报局（西德）正式加人联邦办公厅。渗透工作从1949年开始，在卡尔斯霍尔斯特招募了原党卫军大尉，后来成为无业游民的汉斯·克莱门斯。1951年，克莱门斯从对外情报部门得到一份工作后，又把自己当党卫军时的朋友海因茨·费尔费推荐到对外情报部门。后者也开始为国家安全部收买间谍，其本人也很快成为一名冷战时期最成功的间谍。1953年，他宣称自己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红军上校为首的情报网，使同事们感到震惊。这个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包括一些真实情报和总部加工过的假情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送到波恩西德首相康拉德·阿登纳那里。卡尔斯霍尔斯特继续帮助费尔费，向他提供东德的会议记要，并使他成为一名东德的间谍。费尔费活动最积极的时期与帕克相仿，1958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菲尔比。像菲尔比在1944年那样，他成为苏联反间谍部门的一个头目。但他工作的动机更像帕克， 他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职业间谍、 联邦情报局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而当时他正设法欺骗该组织）。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充满了对他的褒誉之声，似乎使人相信，他的功绩甚至超过了里哈德·佐尔格，这更助长了他的傲气。他曾说：“我希望俄国人把我当成一流的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