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苏联情报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既针对假想的敌人也针对真正的对手。30年代那种搜捕真正的，更多时候是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被寻找并消灭那些“所谓的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的行动所代替，并把冷战推向了高潮。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同斯大林一样，他们认为，1949年铁托脱离莫斯科，是旨在瓦解苏联集团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一部分。7 月，斯大林的宠臣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国家安全部已经掌握的证据，铁托参与了帝国主义间谍组织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许多有关铁托同西方秘密组织有联系的假想臆造都是为了使他名誉扫地。有一些则是斯大林和莫斯科总部偏执狂的偏见。其实，这两方面是相互紧密地联系着的。
在东欧没被发现的、最大的、参与铁托帝国主义阴谋的西方间谍头目是诺埃尔·哈维兰德·菲尔德，他过去是一名古怪的美国外交官，人道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49年，莫斯科总部“挖”出了他，认为他是美间谍机构的情报人员；负责向各共产党内部派遣间谍，以便在铁托和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菲尔德是一名很浪漫的共产党员，他的幼稚本身就足以使总部那些善于发现阴谋的理论家产生怀疑。
实际上，1935年还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他就首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为间谍。他提供情报但拒绝提供文件。1936年，他离开华盛顿到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秘书处工作。弗洛拉·刘易价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当时认为：“作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即便继续作苏联间谍，也不应该出卖任何人。”菲尔德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在日内瓦的第一任上司伊格纳季一波列茨基（还有路德维希和赖斯）很快就叛逃了，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处死。菲尔德的下一个联络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次年也出逃了。同赖斯一样，他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诟病斥为托洛茨基分子。1937年菲尔德携妻子来到莫斯科，试图重新同内务人民委员部恢复联系。他俩过去在华盛顿的上司保罗和黑德·麦辛格到他们的房间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打电话要出境护照，并说，如果不给的话他们就要靠菲尔德的帮助去找美国大使馆。很显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想再起用菲尔德了。
尽管发生了种种变故，菲尔德对斯大林的天真的信仰并未改变。他常对朋友们说：“斯大林知道该干什么。”二战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服务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开始在法国，然后在日内瓦。在那里他担任该服务委员会欧洲分部的主席。在瑞士他帮助了不少从德国和匈牙利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在此期间，他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的头目阿伦·达拉斯（1953——1961年中央情报局局长）恢复了联系，这一行动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怀疑。10年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菲尔德就同达拉斯相识了。在联合德国共产党人建立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工作中，他预先得到了达拉斯的支持，但战略情报局的头头们并没有批准这项建议。
1947年，菲尔德因为同共产党的接触和他的寻花问柳而丢掉了在服务委员会里的职务。但菲尔德的行为给总部带来的忧虑更大。他几次到东欧，希望找到一份自由记者的工作或做一名大学教师，这些使人怀疑他在为西方情报机构工作。在南斯拉夫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这种怀疑进一步加剧。二战期间，菲尔德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并促使达拉斯开始支持铁托的游击队。1944－1945年期间，他又帮助匈牙利工作。1948年驻日内瓦的情报委员会间谍机构搞到一封菲尔德战争末期写给达拉斯的信件副本。虽然信上只字未提搞情报的事，但总部那些揭露“阴谋”的专家们仍从中读出了他蓄谋从事间谍活动。
还必须找到那些菲尔德在东欧的同谋。1948年，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马加什·拉科西被召到莫斯科并告知，担任内务部长的、党内最知名的领导人拉斯洛·莱克已被怀疑。即使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莱克阴谋”的史料中，也不无遗憾地认为他确实“一表人才”“女人们认为他很有魁力，男人们也为他的个性所折服”。尽管莱克是个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是五名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唯一在战争期间没有在莫斯科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庇护的一个。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法国沦陷后他在那里的集中营中呆了3 年。1941年他回到匈牙利，成为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10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在集中营关押了6个月之后，1945年5月回布达佩斯。 不幸的是莱克从战争时起就欠了菲尔德的情，菲尔德曾帮他从集中营跑出来返回匈牙利。总部的那班人马上把此事当作菲尔德阴谋向匈共搞间谍渗透的证据。这一点由于莱克和南斯拉夫的联系更被确信无疑。早在铁托同莫斯科关系破裂之前吉拉斯就提供证据说，莱克同他的同事——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兰科维奇建立过“异常密切的联系”。
1948年夏天，拉科西在莫斯科接到指示之后回到匈牙利，召集除莱克以外的党内头面人物，他当场宣布：有“证据”表明莱克正在协助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卡达尔（1956－1988年，匈共中央第一书记）也到会并被告知，由于莱克已被严重怀疑（尽管还未被最终证实），他已不能再担任内务部长职务，不能再继续领导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卡达尔被临时任命为内务部长，莱克成为外交部长。针对莱克和其他一些匈牙利情报机构的“阴谋家”的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秘密机构，由加博尔·彼得和他的两个贴身助手埃内·休奇上校和朱拉·德奇上校负责。当然主动权仍在国家安全部手中，东南欧事务的总顾问费奥多尔·别尔金派遣两名将军一一个利哈乔夫和马卡罗夫到布达佩斯，监督逮捕和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当时国家安全委员部顾问组的人数增加到40人。1949年5 月在匈牙利情报机构的要求下，菲尔德被派到布拉格一所大学执教。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因德尔日赫·韦肖雷。不太相信国家安全部臆造的有关菲尔德从事阴谋活动的说辞，并在开始时拒绝了匈牙利情报机构逮捕他的要求。于是别尔金开始干涉此事。后来韦肖雷承认，哥特瓦尔德总统曾对他讲：“如果别尔金将军……认为有必要，那就按他们的意见办吧。”5 月11日菲尔德在布拉格被捕。第二天他被押解到布达佩斯接受国家安全委员部和匈牙利情报机构的联合审讯。 5月17日彼得召集匈牙利情报机构全体领导会议，宣布破获一起重大阴谋，阴谋的策划者是西方特务机构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约瑟普·铁托。此后两星期他们想稳住莱克。5月29日拉科西邀请莱克夫妇共进早餐。 第二天莱克就被捕了。6月11日，卡达尔作为主管匈牙利情报机构的部长，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确有一些人不相信莱克有罪，但大多数是简直被吓瘫了。”用卡达尔的话说，这次会议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筹备的。
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和苏联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顾问们一起审讯了莱克。东南欧事务总顾问别尔金始终监视着审讯过程。据被认为是莱克同谋的贝拉·萨斯回忆：“每到俄国人对匈牙利人讲话时，后者总是要卑躬屈膝满脸堆笑。这些（国家安全部的）长官们最平淡无奇的笑话也会引得他们哄堂大笑。”审讯中别尔金一支接一支地吸他那装在皮烟盒里的美国“古金”香烟。他一直很恼火。当萨斯没能证明莱克有罪时，他跳起来，疯狂地把手里的纸夹于甩了出去，从我眼前抓起烟盒，足有一分半钟用俄语大叫：“这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的聚会，要挑衅这儿不是地方！”
虽然别尔金和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们经常下命令拷打受讯者，但打手总是匈牙利情报机构的人。其中一名主要行刑者弗拉基米尔·法尔卡什后来证实，他只不过是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而已。
匈牙利情报机构负责人加博尔·彼得抱怨说。殴打和审讯并未使莱克认罪。卡达尔后来对他说；“甚至霍尔蒂分子也不能让莱克屈服，拷打对他不起作用，于是他们不再使用武力了。”对莱克来说家庭所受的威胁对他更起作用。但似乎最终使他就范的还是斯大林主义那种对党的责任感。卡达尔到监狱看望他、求他为党再效一次力，承认有罪以便在法庭上可证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卡达尔说，全政治局的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但请他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他被判了死刑。卡达尔答应，他的家人将用新名字在苏联生活。卡达尔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谈话被录在磁带上了。拉科西为了报复卡达尔，在1956年卡达尔下台前不久，让中央委员会成员听了这盘录音。
对莱克和他那些臆造出来的“同谋”的公审于1949年9 月在布达佩斯人民法院举行，这次公审实际上是一次有关巨大阴谋的传说的佐证，这个传说涉及到铁托同西方情报机关颠覆活动相勾结的问题。作配角的还有共产党干部管理局局长季博尔·索尼，他是莱克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重要一环”；拉扎尔·布兰科夫，曾任南情报协调官员，他使莱克和铁托“建立了联系”；还有德埃尔德·帕尔菲中将，在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曾企图策动军事政变。原告在总结发言时指出：
“这次审判具有国际意义……在被告席上坐的不仅是莱克和他的同谋，同他们一起的还有他们的外国主子一贝尔格莱德和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阴谋家……这里宣读过的证据充分表明，即使是在同希特勒作战期间，美国情报机关还在准备同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做斗争。在兰科维奇背后还有菲尔德和达拉斯……铁托和他的党羽在匈牙利策划的阴谋本应由莱克间谍集团实现，不能认为这一阴谋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计划无关。”
莱克和其他4 人被判绞刑。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和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证据都是为了导演一幕政治说教剧而炮制出来的。国家安全部的人确实指示过匈牙利情报机构，同被告一起排演法庭的审讯活动，似便一切听起来都更逼真。但是，大多数国家安全部的人对铁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阴谋深信不疑，并且利甩一切可能来揭露他们的“罪行”。曾目睹对莱克实施绞刑的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科罗托夫来自国家安全部，作为该案顾问也曾出庭，他后来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起在第一总局第一局工作，曾对后者谈起，从政治角度看，法庭审判是必不可少的。他一直记忆犹新的是行刑前莱克喊的一句话：“共产主义万岁！”
对所谓阴谋的参与者的调查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接替莱克担任内务部长的卡达尔也受到怀疑，1950年被革职，1951年被捕受审。虽然他死里逃生，在斯大林去世一年后得到平反，但他的下一任泽列特在得知自己也将受到“清洗”时，却亲手杀死了妻子。孩子和岳母，然后开枪自杀。1952年匈牙利安全机构副主席埃内·休奇访问莫斯科，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讲到“清洗”已经失去控制，严重威胁着共产党本身。在返回布达佩斯途中他即被捕，国家安全部调查小组和匈牙利安全机构对他进行了联合审讯并宣布他为间谍。
国家安全部揭露了一些破坏活动，这些活动当然是铁托和西方情报机关在“友好盟国”甚至西方共产党中组织的。对莱克审判夜后，在布拉格又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审判。还在审判莱克之前的布达佩斯会晤时，别尔金和拉科西就同时给卡列尔·施瓦布施加压力（此人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副部长兼安全机构负责人），要他尽快逮捕并审判犯人。一周后，哥特瓦尔德总统和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请求苏联国家安全部派几名有经验的顾问来主持审问。不久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从布达佩斯来到布拉格。接着便开始疯狂搜捕“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克”的行动（这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调查委员会的说法）。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指责捷克安全机构对待阶级敌人软弱无力、犹豫不决。于是，斯兰斯基便宣布成立一个独立于内务部的安全部门， “专门负责调查反党行为和政治奸细” 。开始时给人的印象是，似乎1950年3 月被撤下来的外交部长斯洛瓦金·弗拉基米尔·克列门季斯，最有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克”。春天又开始对其他的“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漫骂（他们中有未来党的领导人、国家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似乎马上就要举行公审、1950年夏天，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让位给新上任的以弗尔基特·博亚尔斯基为首的国家安全部顾问们。此时政击的对象已不再是铁托主义，而是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被视为西方破坏分子的主要武器。
对犹太人的迫害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号所掩盖，也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1947年联合国研究了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计划，苏联投了赞成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会上发言时说：“这一决议满足了犹太民族的合理要求，几十万犹太人至今仍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莫斯科把建立犹太人民族国家，看成是苏联和波兰的进步犹太人在中东给英帝国主义的重重一击。而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击则被认为是反动封建统治者阻挠进步新国家建立的垂死反抗。苏联在外交上的支持，以及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以道义名义送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器，对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苏联率先承认以色列为合法国家。克里姆林宫指望犹太复国主义者会因为这种迅速支持和红军在打垮希特勒时所起的决定作用而感恩戴德。苏联领导层希望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反帝革命的领头人， 并帮助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站稳脚根。 波兰统一工人党则声明“自己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47年底，情报委员会远中东问题管理局的负责人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奥特拉先科上校召集会议宣布，斯大林亲自指示情报委员会保证苏以联盟的稳定。苏联借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为在一定程度上向以、美及其他西方国家派驻间谍提供了巨大可能。情报委员会间谍局局长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人们都称做‘萨沙”，身材魁伟，娶了一个犹太人做妻子）负责选拔和培训犹太移民，然后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送往以色列。他的主要助手弗拉基米尔·韦尔基波罗赫中校更是以“瓦罗佳大叔”而闻名，1948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以色列的首任主席。后来他和科罗特科夫一起受到奖励，并因在以色列的谍报工作中有重要建树而被提升为将军。
1950年，犹太人的过分行为促使苏联对以色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这就是俄国犹太人在建立一个新国家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太大的热情。1948年10月4 日是犹太新年，戈尔达。梅尔和在莫斯科的以色列其他外交代表去了莫斯科犹太教堂，当时围观的犹太人达3万之众。
战时为动员犹太力量投人反法西斯斗争而成立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接到指示，命令他们只能回答“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苏联犹太人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社会主义国籍。”而现在，犹太人却在聚众闹独立。很自然，集会很快被驱散。据赫鲁晓夫讲，米霍埃尔斯被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挤到了卡车轮下，当场身亡。1948－1949年的那个冬天，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犹太国家剧院被关闭。犹太语作家几乎全部被捕。。甚至莫洛托夫的夫人热姆丘任娜也被捕并于1949年被流放。据赫鲁晓夫说，在就是否将莫洛托夫的妻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莫洛托夫投了弃权票，斯大林为此大发雷霆。莫洛托夫虽保留了政治委员的名义，但不再担任外交部长职务。
约有一年左右，苏联虽在国内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非难，在国际舞台上仍给了以色列很大支持。但当苏联意识到，以色列不断巩固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克里姆林宫就转而支持阿拉伯人的反以力量。从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就被公开看作是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的一部分，是企图借居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人之手摧毁社会主义阵营。对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深信不疑，暴露了斯大林内心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而且他一直未能把这种意识深埋心底。虽然在自己的书面、口头讲话中一直回避反犹太的言论，而在自己的献媚者面前，则讥笑犹太人的言语方式等等。据赫鲁晓夫回忆：一次国家安全部的代表和一些党的领导向斯大林汇报了飞机制造厂工人的不满情绪，斯大林对他说：“应该给工厂的先进工人发根大棒，好让他们下班后去收拾这些犹太佬！”新的反犹太主义的政策的实行，给莫斯科总部也带来了不少困难。奥特拉先科上校在会见情报委员会远东和中东局的官员时称，犹太复国主义同帝国主义是一致的，有些官员很不理解怎么能把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据克格勃的叛逃者伊利姬·吉尔克韦洛夫说，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显而易见，又有一个表示什么‘主义’的新词出现了，但它与马列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总之，它属于托洛茨基主义那一类。我们都知道事情不妙。”
国家安全部在境处对犹太复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高级顾问弗拉基米尔·博亚尔斯基1950年夏天经过捷共允许，开始放手调查“犹太复国阴谋”。他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控制着一个高水平的间谍网。”博亚尔斯基迫害犹太人活动的第一个重要牺牲品。是布尔诺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奥托·什林格，犹太人，1950年10月被捕。1950年冬，继续有大量党员被捕。1951年2 月在搏亚尔斯基支持下。反犹人物安德烈·克佩尔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负责人，专门负责调查颠覆国家的敌人，并马上组建了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部门。克佩尔克常对自己的同事说，他见到长鹰钩鼻子的人就马上用铅笔记下或干脆关押起来。
博亚尔斯基坚持认为，对付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需要一个比什林格更强硬的人。1951年，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又成了博亚尔斯基的靶子，被指控为阴谋活动的主谋，而事实上此人是坚定的斯大林的信徒。据博古米尔·多贝克中校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领导人博亚尔斯基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再三强调“犹太复国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举出洛克菲勒、洛克希德和其他一些人， 并把这些名字同受犹太人迷惑的斯兰斯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1951年6月，多贝克和他的助手就犹太人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间谍、颠覆活动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把斯兰斯基和贝德日赫·格明德称为主谋，后者当时是捷共书记处主管国际事务的领导。这份报告经过博亚尔斯基和国家安全部顾问们的修改后被送交哥特瓦尔德总统和安全部部长拉季斯拉夫·科普尔日夫审阅。
但斯大林认为报告还不能有力地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公开审判中发挥作用。 7月20日，斯大林在给哥特瓦尔德的信中指出，到此时为止收集到的证据远远不足以给斯兰斯基和格明德定罪，并且命令调回博亚尔斯基。在4 天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斯大林补充说，“要由一名更强硬更有经验的人”接替他，而且根据国家安全部的报告必须免去斯兰斯基党的总书记的职务。
斯大林亲自干预斯兰斯基的事，反映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危胁的杞人忧天情绪日益加剧，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也越来越不信任。1951年秋，阿巴库莫夫被投人铁窗。莫斯科市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亲自跑到军官俱乐部解释逮捕原因。他说明了两条理由：其一是贪污腐化。阿巴库莫夫为了个人享乐与许多私人妓院有牵连，他还指示从国外购买奢侈品，因此名声极坏。其二是因为他没能及时发现“列宁格勒阴谋”，该阴谋涉及到几个安德烈·日丹诺夫的部下。日丹诺夫当时已因犯有未被确认的“重大叛国罪”被处死（阿巴库莫夫最终于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一年被定罪处决。他的罪名之一就是给那些已经“承认”有罪的列宁格勒事件鹌参加者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斯大林撤掉阿巴库莫夫的主要目的大概是限制贝利亚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影响。国家安全部的新部长是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他的发迹也是在情报委员会。他曾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阿巴库莫夫不同的是，他丝毫不依靠贝利亚，他甚至还“清洗”了贝利亚的家乡梅格列利亚。
在伊格纳季耶夫的具体领导和斯大林的指挥下国家安全部开始了苏联侦察史上所谓的反犹太时期。1951年10月初，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别夏斯诺夫来到布拉格，作为国家安全部首席顾问取代了失宠的博亚尔斯基。这回斯大林似乎对已掌握了公开审判犹太复国主义阴谋所必需的材料表示满意，10月11日，派政治局颇有影响的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携自己的私人信件会见哥特瓦尔德总统，信中要求立即逮捕斯兰斯基。当哥特瓦尔德犹豫不决时，米高扬便从苏联大使馆给莫斯科去了电话，然后通知哥特瓦尔德说总书记同志坚持自己的要求。哥特瓦尔德让步了。10月24日斯兰斯基被捕。
对斯兰斯基和他的“同谋”的审讯，是在别夏斯诺夫和他的两个助手叶西科夫和加尔金的监视下进行的。逼供所必需的严刑拷打则由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人执行。公开审理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其间国家安全部前后派出3 名顾问前往布拉格监督工作。他们是格罗莫夫，莫罗佐夫和切尔诺夫。对鲁道夫·斯兰斯基从事颠覆国家活动的诉讼于1952年10月20日开始。在宣布开庭的讲话结束后，检查官宣读了14名罪犯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党的高级官员。包括斯兰斯基在内的11人被证明有“犹太血统”，还有两人被证明为捷克人，l 人为斯拉夫人。最初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建议用“犹太族”或干脆用“犹太人”的说法，但遭到哥特瓦尔德总统和捷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的反对，所以最后同意用“犹太血统”这个较含糊的字眼。尽管如此，“犹太血统”的说法在斯大林式的公开审判中也属首次使用。30年代没有人在法庭上提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其他一些遭镇压者的犹太族身份。在布达佩斯对莱克的诉讼中，7名被告中的3人的犹太血统也只字未提。在对斯兰斯基的审理中，犹太教育成了他“背信弃义”的原因。精心培训的证人在法庭上反复说：
“这些叛徒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受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犹太教育。即使在加入捷共并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之后，他们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谋取私利为目的。他们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集体领导、颠覆人民民主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代表建立了联系。”
14名被告中有11名，包括斯兰斯基，被判死刑，另外3 人被判终身监禁。在捷共内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被粉碎之后，紧接着便在苏联及其盟国内展开了反犹运动。莫斯科总部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神经性恐惧甚至导致了对自己一些犹太血统的最成功的间谍的怀疑。他们中有斯穆尔卡（斯穆莱特），二次大战中他曾是英国情报部俄国分部的负责人，在对斯兰斯基的审理中他也遭到了怪诞的指控，把他说成“帝国主义间谍”。总部甚至制定了一个计划（但是没有实现），把他从奥地利（斯穆尔卡当时住在那里，患有早期大面积血管硬化）劫回到莫斯科，让他说明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招募当时的苏联驻英大使、犹太人伊万·迈斯基为英国情报工作效力。
1952年，对犹太人的清洗登峰造极，其中又以莫斯科总部为最甚。时至1953年春，国家安全部中的全部犹太人均被赶走（除了少数所谓的“隐性犹太人”，他们只有很少的犹太血统），并在这些人的护照的“民族”一栏打上了一个“犹太人”的标记。国家安全部对犹太复国主义进攻的高峰是所谓的“医生阴谋”。1952年底，克里姆林宫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利季姬·季莫修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指责自己的大多数犹太同事蓄谋缩短苏联领导人的生命，使用不正确的治疗方法。她本人因发现了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而被授予列宁勋章。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开始了反对“恶魔杀人犯”的攻势：“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披着光荣崇高的医生和学者的外衣作案。”报纸报道说，这些恶魔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通过“卖身求荣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活动。《真理报》指责安全机构没有及时发现阴谋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气急败坏地对伊格纳季耶夫大喊大叫，大发淫威，命令把这群医生用铁链锁起来，剁成肉酱、碾成粉末。”斯大林把审理这些医生的权利交给了伊格纳季耶夫手下一个最残酷的副手留明。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丝毫不足为奇，几乎所有医生都承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
留明查出的另一个阴谋家就是组织审理莱克一案的国家安全部将军别尔金。斯大林亲自给拉科西打电话，通知他别尔金对招募匈牙利安全部门领导人加博尔·彼得为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工作的罪行供认不讳。逮捕彼得后不久，匈牙利安全部门很快也在匈牙利发现一起臆造的医生阴谋，和苏联的那次如出一辙。
共产党情报局和共产党的刊物都把斯兰斯基的案件和“医生阴谋”说成是一条线索中的两个事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狗腿子为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进行谋杀活动的证据。
斯大林晚年似乎有意掀起一个残暴镇压的高潮。1952年第19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有36人组成的主席团代替了过去的10人政治局。赫鲁晓夫担心这只是“搞掉老政治局所有成员”计划的一个步骤。无法信任周围人也给斯大林本人带来烦恼。赫鲁晓夫有一次听到斯大林对自己嘟啦：“完了，我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信任了。”1952年12月，斯大林关押了领导秘书处25年的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次，丘吉尔的译员曾这样描述此人：“身高有5 英尺，宽肩、驼背，大脑袋上长着一个硕大的下巴，长长的鹰钩鼻子和一双猛禽的眼睛）。逮捕的借口是他把秘密文件的内容传了出去。不久斯大林又下令逮捕了他的私人保缥——国家安全部的将军尼古拉·弗拉西克，此人任职时间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样长。当斯大林的治疗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承认参与了未遂阴谋之后，只要有医生靠近，斯大林就感到恐惧。即便是打人其他国家政府内部的苏联间谍取得了成绩他都害怕。晚年他还害怕西方间谍机关会在莫斯科搞出更大的名堂。他怀疑伏罗希洛夫元帅是英国间谍，怀疑莫洛托夫正在为中央情报局效力。
有材料表明，1952年冬贝利亚开始明白斯大林要收拾他。一位苏联现代史学家写道：“这是由于在领袖晚年生病期间无法掩饰的仇恨所致。”1953年3月1日至2日，斯大林病情急剧恶化，贝利亚马上开始计划如何夺权。仍在斯大林巨大影响之下的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表现“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斯大林脸上刚刚表现出一些生气，似乎他正在恢复知觉，贝利亚便立即跪在地上，抓起斯大林的手吻了起来。但当斯大林再次晕过去闭上双眼后，贝利亚便赶紧站起身恶狠狠地啐一口唾沫。”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贝利亚简直乐不可支。“直说吧，斯大林的尸骨还未人殓，这家伙已经开始布置新居了，”——赫鲁晓夫埋怨说。仅在24小时之内贝利亚就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后扩建为自己一人领导下的新内务部。他撤换了伊格纳季耶夫，逮捕了留明。与此同时把阿库古莫夫从牢里释放出来，在新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关键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
贝利亚同另外两个有望继承斯大林宝座的人选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商定，结束反犹调查。4月4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某些前内务部的离间者挑起民族纠纷，破坏由国际主义思想团结起来的苏联人民的内部统一。2 月，被捕的全部医生都被宣布无罪，而那些追查者则被追究责任。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挤到卡车下丧命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死后得到平反并追认他为“著名的苏联演员”。几十万人从劳动改造营释放出来，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犹太妻子热姆丘任娜。
尽管斯大林晚年发动的反犹太人运动已经平息，但关于存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想法并没有销声匿迹。国家内务部和后来的克格勃都未重新起用那些50年代初曾受到惩罚的犹太官员，任用犹太血统的工作人员一直被禁止。在戈尔季耶夫斯基任职期间；犹太复国主义在苏联始终被当作．“破坏活动”的主要工具之一；1982年7 月，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去伦敦的任命不久，克格勃驻外间谍机关便收到了一份“1982－1986年期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工作计划”。计划中仍可看出，所谓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对苏联集团组织的“破坏活动”依旧不断引起莫斯科的恐慌。驻伦敦的间谍机构每年制定政治侦察和反间谍方针时，都要考虑到反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并提交来年的行动计划。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白，克格勃驻西方各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间谍机构，其反犹太人组织的活动比在英国具有更大的意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同事们，甚至包括一些最具文化素养、头脑健全的人都盲目地相信关于犹太人受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种种阴谋理论。反犹太人的偏执思想在斯大林晚年进一步滋长，国家安全部的行动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失误，并一直“蔓延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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