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63）
政治局委员们满面愁容地站在安放着斯大林遗体的灵枢旁，他们中的不少人此时就开始担心，贝利亚会利用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人的巨大权力谋取领袖的宝座。但他们心里都明白，每个人都有一顶大帽子在贝利亚手中捏着，所以大家都犹豫不决，不敢反对他。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一清二楚地知道贝利亚已给他们建立了一份足以使他们身败名裂的个人档案。
贝利亚很快巩固了自己在内外安全事务中的权力。他任命内务部自己的老部下，忠于他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中将为国外局局长。此人对情报工作毫无经验。拿叛逃人员彼得·杰里亚宾的话说，“如果不向贝利亚征求意见，他就寸步难行”。在贝利亚执意要求下，里亚斯诺伊把大部分国外间谍召回总部开会。为此他俩曾受到指责， 因为同时把所有间谍召到莫斯科无异于让他们在众人面前“亮相”。贝利亚还命令大规模改组东德内务部的间谍网。据当时在国外处德奥部工作的杰里亚宾估计，大约有800 名在东德内务部的情报人员被召回。1953年6 月17日东柏林爆发了自发性起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首次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严重挑战。为了镇压此次起义，两个苏联坦克师被调往东德。起义中21名示威者死亡。在莫斯科总部（也可能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把未能将起义镇压在萌芽之中归咎于东德内务部改组引起的混乱。据杰里亚宾讲，德奥部的人认为贝利亚任命的卡尔斯霍斯特负责人法杰伊金将军明显不称职。
贝利亚一得知发生在东柏林的起义就飞往出事地点展开调查。但他身在柏林却一直关注着莫斯科自己的对手。当他得知主席团会议将不在预定时间召开时，马上打电话给主席团秘书处要求解释。尽管他被告知议事日程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均不需要他亲自到会，他还是立即飞回了莫斯科。在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对东德形势做了恬不知耻却又十分精确的估计。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会议，他认为贝利亚“讲起话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笑口气”
“民主德国？它是什么货色？它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完全靠苏联军队维持着，尽管我们也称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对于主席团其他成员来说这显得太过分了。“我抗议以这种态度对待友好国家。”莫洛托夫火了。其他发言者也都热烈响应莫洛托夫。“我们所有人都被这种狂妄的政治举动震惊了，”——葛罗米柯回忆道。
离道报应的日子屈指可数，尽管贝利亚丝毫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把贝利亚搞下台的阴谋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在最初阶段支持他的有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及其副手朱可夫元帅。他们保证武装力量支持他的行动。仅仅5、6两个月，赫鲁晓夫就把接替斯大林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格奥尔古·马林科夫拉到了自己一边。从自己的一个助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那里赫鲁晓夫也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主席团特别会议定于6 月26日召开。赫鲁晓夫兜里揣着手枪来到会场。据他自己不很谦虚的说法：“贝利亚落座后，懒洋洋靠在座位上，开口问道：‘哎，今天议程怎么安排的？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决定召开会议？’我的脚在桌下踩了马林科夫的脚一下，对他耳语道：‘开会，然后让我发言。’马林科夫脸色苍白，我看到他连嘴都张不开了。于是我便站起身来说道：‘今日的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的反党分裂行为。现建议撤消他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将其开除出党送交军事法庭。大家是否同意？”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先后发言批评贝利亚。在正式就赫鲁晓夫的提议进行表决之前，马林科夫按动了桌下的一个按钮。朱可夫率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军官闯进会场，逮捕了贝利亚并把他押出了会议室。在贝利亚的提包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用红笔写了两个字“警报”，他曾希望用此求援。由于担心内务部的军队营救自己的上司，朱可夫调了两个师进驻莫斯科，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必要时能够将内务部部队的行动平息下去。几天以后内务部的官员们才被告知：贝利亚被捕了。 对不少人来说贝利亚垮台的预兆首先表现在他的挂像消失了。7月初，当时14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乌克兰度假，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他父亲是内务部教育局的一名上校），信上说：“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上司的画像被摘了下来。”几天以后第二封信到了：“头儿被捕了，进了班房。”
贝利亚被捕的消息是7 月10日正式宣布的。赫鲁晓夫领导了政变，现在他成了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官方还称它为集体领导。9 月他当上了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9月24日宣布，最高法院认定贝利亚和他的6名部下（他们中包括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过去的负责人，杰卡诺佐夫——国外局前领导）有罪，原因是他们参与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政权”的阴谋。贝利亚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大屠杀，因为担心影响今后的统治，这些罪行未被提及。在有关他被判死刑的报道中含含糊糊地提到他“道德败坏”。在秘密审理贝利亚的过程中最高法院被告知，在贝利亚的一个警卫那里发现一张写有4 名妇女姓名及电话的纸片。这是几百名被拖到贝利亚住处被他强奸的妇女中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还有年仅16岁的小姑娘。
贝利亚罪名中最大的一条要数他同英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而法庭上提供的他同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的唯一证据来自他的个人档案， 据说档案显示国内战争期间（1919年）他在巴库为民族主义木沙瓦特分子统治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而当时这一地区由英国人控制。贝利亚案件的一名证人后来承认，在那份个人档案中没有任何谈及交给贝利亚的任务及他如何完成任务的内容。但有关审理贝利亚的官方消息说，从1919年“一直到被捕，他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扩大了同外国间谍机关的秘密联系”。这样，贝利亚步30年代受绞刑的亚戈达和叶若失后尘，成为第三名被指控为替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并被绞死的克格勃领导。
6 月26日贝利亚被捕后，他过去的副手、后来站到阴谋分子一边的谢尔盖·科鲁格洛夫接替他内务部部长职务。这时前国家安全部仍隶属内务部。贝利亚提拔上来的国外局局长里亚斯诺伊被撤职，不久后失踪（虽然有可能在劳改营的某个地方）。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重新出任外交部部长。也许由于他的建议，外交官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亦称潘友新）担任了国外局局长职务。莫洛托夫希望恢复情报委员会创建时他对对外侦察工作的特殊影响力。1947——1957年帕纽什金任驻华盛顿大使，这期间他还担任过驻北京的大使。帕纽什金不仅在情报委员会活动期间是合法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而且在1949年间谍头目格奥尔吉·索科洛夫被召回的一年间直接领导了情报工作。一个后来的叛逃者回忆说，1953年帕纽什金还是个很朴实的人，不自命不凡、追名逐利；他高个儿，略微有点瘦，背稍驼，像矿工和工人一样有一张褐色面庞。这是他在军官之家的礼堂里给国外局的同事们留下的印象。当时任某党组织秘书的彼得·杰里亚宾在军官之家门口迎接他，并把他引到主席台上，同科鲁格洛夫和他的副手伊万·谢罗夫及其他党组织的书记们坐在一起。科鲁格洛夫宣布了对帕纽什金的任命。接着帕纽什金简述了在此之后他们从事的工作，并建议大家提问。与会者被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气氛惊呆了，大家都默不作声，会议就此结束。
尽管帕纽什金过去曾是一名外交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内务部在国外的行动全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事实上，帕纽什金亲自从总部指挥的首批行动中，就包括收买西德的乌克兰移民领导人即“莱茵”行动。在此之前的一代人在“托拉斯”行动中曾成功地收买两名白俄罗斯移民领导人——库捷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但后来两人都没能被引诱回到苏联。冷战初期，苏联在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类似的颇为成功的行动，但后来便开始清除那些更有影响力的移民领导——西德劳动人民联盟的负责人。第一个被认准的牺牲品是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对他的杀害如同其他国外暗杀活动一样，是经过主席团直接批准的。帕纽什金亲自监督内务部暗杀小组组长尼古拉·霍赫洛夫的准备工作。霍赫洛夫的手下包括米哈伊尔·鲁巴科——苏联桑勃式摔跷冠军，3 次获苏联手枪射击冠军的戈德列夫斯基中校。暗杀用的武器是一支装在烟盒中的手枪，它带有电动扳机和消音器，子弹经过氰化钾处理。这种枪是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秘密武器实验室搞出来的。但霍赫洛夫却比斯大林时代的杀手们更谨慎些。他所熟悉的几份西德劳动人民联盟刊物几乎使他确信：该向奥科洛维奇下手了。1954年2 月18日，霍赫洛夫来到法兰克福奥科洛维奇家中，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这使主人张慌失措。他对奥科洛维奇说：“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我来自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命令杀死你，任务交由我的小组完成。”然后他告诉吓坏了的奥科洛维奇，他决定不杀死他。霍赫洛夫没有杀害奥科洛维奇，却投奔了中央情报局。开始时他颇受怀疑。4 月20日举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记者招待会，会上霍赫洛夫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还展示了用来杀人的武器。冷战开始以来，苏联情报机构还没有出现过严重变节事件，而霍赫洛夫的叛逃成为1954年初莫斯科总部将要面对的五大闹剧之一。 l月，驻东京的情报人员尤里·拉斯特沃罗夫转向中央情报局； 2月在日内瓦的彼得·杰里亚宾叛逃；4 月，驻堪培拉的弗拉基米尔和叶夫多基哑·彼得罗维叛逃。
1954年3 月，苏联国家安全系统经历了战后最后一次重大改组。国家安全部重新从内务部分出，由“部”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缩写读音为“克格勃”），但它隶属于部长会议，以便对这个机构进行政治监督。克格勃第一任主席是科鲁格洛夫原先的助手、49岁的将军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此人曾在高加索实行驱逐政策，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镇压反共产主义势力，以手段残酷著称。赫鲁晓夫任命了谢罗夫，关于这个人他后来回忆说：“科鲁格洛夫我不太熟，但对谢罗夫我很了解并且信任他……。如果说他身上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和所有肃反工作人员一样，简单说，他是斯大林政治的牺牲品。”
谢罗夫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丰富经验，在他当上克格勃领导5 年之后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中帮了他的大忙，这次危机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对这次革命的镇压甚至给克格勃下一代领导人的名誉都留下了污点。1954年驻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是40岁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这位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身材匀称，衣着考究。1955年另一名未来的主席、31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作为安德罗波夫跳个秘书之一来到布达佩斯工作。1956年他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他履历表中一个极不合拍的音符。1984年以前，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官方履历中，丝毫不涉及他在布达佩斯的那段时期。 但是1988年已当上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承认，他1956年亲眼目睹了匈牙利“事件”（他委婉地称之为“事件”）。“但是回首往事，从另一个角度我看清了很多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事”。今天克留奇科夫还认定自己是匈牙利文学的虔诚崇拜者，但遗憾的是总也找不到时间用来阅读。
5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大概还有克留奇科夫很快就看出拉科西搞新斯大林主义是匈牙利实行共产党统治的严重障碍。1956年2 月，在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拉科西的政策愈加遭到低毁。4 个月后西方报刊登载了这篇讲话稿。这个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由此产生的党性原则、党风民主及革命合法性的严重扭曲”。1956年7月7日，米高扬飞往布达佩斯劝说拉科西以健康原因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然后让他来了苏联。但接替他的并不是著名的进步人士伊姆昏纳吉，而是“老禁卫军”主席埃尔诺·格罗。拉科西的下台和关于波兰改革的报道激发了公众要求切实的政治变革的愿望。对此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是10月6 日举行的隆重的拉斯洛·莱克遗骨迁葬仪式（莱克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10月，在匈牙利危机日愈尖锐的形势下，克格勃总顾问叶梅利亚诺夫将军被召回莫斯科。谢罗夫将军亲自飞往布达佩斯主持工作，这是克格勃主席首次亲自指挥在苏联境外的重大行动。 10月23日，大学生游行队伍达到6万人，他们走上布达佩斯街头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恢复伊姆昏纳吉的职务，撤走苏联军队。晚上9 点多一点，匈牙利安全机构的人就在广播大厦旁边朝几名参加和平示威的人开了枪。当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增援人员藏在救护车中赶到时，人们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武器。几小时之后，自由卫士们用从同情学生的警察、士兵，甚至是从武器库中得到的枪支武装了起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铸钢工人把巨大的斯大林纪念像由基座上掀翻在地，革命就此开始。
在当晚举行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谢罗夫作为苏联新顾问被介绍给大家，但没有提他的姓名。谢罗夫字字控辩地向与会者宣布：“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在布达佩斯街头集结一伙人打前阵。而贵国的武装力量仍在怀疑该不该动用武力。”布达佩斯市警察局局长尚多尔·科帕奇却站在自由战士一边，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态度，回答说：“想必莫斯科来的顾问同志在我国还未来得及调查研究。应该告诉他，参加游行的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而是大学的学生，是工农的优秀子女，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力，他们想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并表示同波兰人民站在一起。”25年以后，科帕奇仍忘不了当时谢罗夫那冰冷的、咄咄逼人的目光。
4 月23日当晚，格罗经苏联领导人同意任命纳吉为外交部部长，同时他向正在匈牙利同反革命威胁作斗争的苏联军队求援。翌日早晨，苏联红军误认为工人不支持学生，在匈牙利安全部门协助下采取了第一次扼杀革命的行动，持续了几天的巷战有力地表明，工人们到底站在谁一边。
10月25日，卡达尔取代格罗任党的第一书记。后来他同纳吉一同表示，有关撤出苏联军队的谈判只有在恢复秩序以后才能开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有几天时间克里姆林宫在“动用武力”和“撤出匈牙利”之间举棋不定。“不知有多少次我们的决定朝令夕改”。由于怀疑存在所谓的帝国主义阴谋，谢罗夫命令大约20名由克格勃伪造国籍、住在西方的情报人员到匈牙利汇报情况，并在必要时进行一些挑衅活动，以便为军事介入作辨护。这种策略1968年在布拉格再次被运用。
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快。10月29日，众叛亲离的匈牙利安全部门被解散，该组织应对几百名游行者的死亡负责，对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被人群挤压致残负责。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特使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意撤出苏联军队，并指责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行动。半天之后纳吉向全民发表广播讲话，声明他将组织多党政府：“为了国家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内阁决定改变一党制，将以1945年实行过的多党联合、民主合作为基础来治理国家。”10月30日以前，莫斯科对纳吉还寄以重望，但从这时起克里姆林宫内已开始准备推翻他的计划。
使纳吉对苏联领导层的意图琢磨不透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一名驻布达佩斯的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后来兴致勃勃地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是第一个把纳吉“吃透”了的人，而且在后来发生的危机中始终没有失去自制：“他是绝对冷静的人，即使是子弹在耳边呼啸，可我们都觉得呆在大使馆里就像呆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堡中是一样的。”11月1 日凌晨纳吉得到消息，说进入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正在撤出，但另一部分红军部队却又越过匈牙利边境。安德罗波夫多次向纳吉保证，撤军正严格按计划进行，而其他调进匈牙利的部队只是为了确保撤出军队的安全。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成为中立国并请求联合国将匈牙利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第二天，11月2 日，匈牙利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抗议，抗议其再次出兵匈牙利并把这一事实通知联合国。安德罗波夫一面继续努力使纳吉相信撤军并未终止，一面与卡达尔一起暗地策划推翻纳吉政府的阴谋。卡达尔的行为似乎是迫不得已的：他还没忘记1951一1954年他在监狱里受折磨的滋味。但安德罗波夫还危胁他。如果他拒绝合作，就请拉科西回来。
11月3 日，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列特尔及其一行人被请到苏军司令部商讨红军撤走的最后细节问题。午夜大家举杯祝辞刚结束，以谢罗夫为首的克格勃人员撞了进来，手里晃着毛瑟枪。谢罗夫逮捕了匈牙利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并且命令把每个代表分别锁进不同的房间。第二天凌晨几次枪响后，马列特尔和他的同事们确信：其他所有人都已被枪决。11月4 日天亮前不久红军开始发起冲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缓匈牙利人的反应速度，安德罗波夫直到最后关头仍使用着欺骗手段。当匈牙利军队总司令打电话给总理报告苏联部队进攻情况时，纳吉回答他说：“安德罗波夫大使现在就在我这里，他一直对我说这是一场误会，苏联政府没有下令入侵匈牙利。我和大使正打算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就在那个早晨，纳吉最后一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作战，政府仍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希望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当天，纳吉和他的几个部长躲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在谢罗夫领导下逮捕了最重要的“反革命分子”——那些没来得及寻求政治避难或逃到国外的人。在这些人中他亲手逮捕了尚多尔·科帕奇。此时谢罗夫才第一次告诉科帕奇自己是克格勃主席。他提起10月23日他们的会见，然后许诺说：“我将把你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一棵树上。”11月21日，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亲苏政府答应，如果纳吉和他的部长们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们的安全将得到保证。11月22日他们撤出使馆，但他们当即被从接他们的汽车中拖出，克格勃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押送到了罗马尼亚。
对纳吉和他的同谋的审讯由克格勃专门负责“反革命问题”的首席顾问鲍里斯·舒米林主持。11月26日卡达尔通过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我们已经作出保证，不就伊姆雷·纳吉以前犯下的罪行提出起诉， 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1957年2月匈牙利外交部重申，“无意将伊姆雷·纳吉送交法庭”。虽经克格勃和匈牙利安全部门一再努力，纳吉仍拒绝承认罗织给他的罪名。于是，莫斯科决定采取另外的办法。从南大使馆撤出时被捕的6个人中，l人死在审讯人员手里，四人在宣布绝食后被缢死。纳吉和另外3名政府官员活了下来。1958年2月他们被送交秘密法庭。法庭调查显然让克格勃的人非常失望，他们不习惯在这种政治案件的审理中被告拒不认罪。不久调查暂时终止。直到1958年6 月法庭恢复审讯时，他们4人中有3人仍坚持说自己无罪。 但所有4 人都被判有罪，绞死后葬在无名墓地。另有5名被告被判刑期不等的监禁。
在苏联集团中，过去还没有一起政治诉讼引起过像舒米林和他的匈牙利安全部门的部下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炮制了针对“纳吉和他的叛徒集团”的诉讼。拉斯洛·莱克被平反昭雪和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使人们不再相信被编制得有根有据的阴谋理论，那些斯大林式的公开审理就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组织的。引人注目的是，过去20年间那些精心排练的“剧目”在法庭上表演得如醉如痴，而这次关于“伊姆雷·纳吉及其同谋的阴谋”的报告却显得软弱无力。报告认为，帝国主义已被确定为“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而纳吉则已被查明是“帝国主义的俯首贴耳的帮凶”。但报告未就阴谋的细节做出以往那种绘声绘色的描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被宣布为国外反革命的军政司令部，而通过红十字会来的邮件是帝国主义向匈牙利输送武器的主要方法。在匈牙利境内，英国使馆武官詹姆斯．，卡乌斯上校被认定直接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西德议员胡贝尔图斯·冯·列维斯坦则是同西德帝国主义大资本家之间的联系人。对纳吉的诉讼材料以条理清晰的形式公布于世，这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被克格勃看作是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的极不成功的一例，这也是苏联集团内最后一次被告被判死刑的案例。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干了 3年，没给莫斯科总部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一个同事与他见面时感到非常惊奇，“他走路猫着腰，有气无力好像站不直”。帕纽什金宽敞的办公室内有两把大扶手椅。一把放在写字台前，另一把临窗放着。他“疲惫地瘫软在里面，尽管他身材高大，却总是缩成一团”。现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中看不到帕纽什金的画像。1956年他的充满活力的副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接替了他。此人创下了自己特殊的纪录，任局长长达15年之久。他也是继费金之后第一个真正有资格在纪念馆中悬挂其画像的人。第一总局的人对他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精力充沛。然而，萨哈罗夫斯基并没有对西方工作的经验、他30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战后在东欧，主要在罗马尼亚充当国家安全部顾问。
任命萨哈罗夫斯基作第一总局局长时，正赶上总部在国外策动的一次重大转折。不管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前后，克格勃一直认为在芬兰农业联盟中的政治活动家乌尔霍·卡列夫·吉科宁，是自己级别最高的间谍，他定期同苏联上司联系。吉科宁于1956年当选为芬兰总统，这一消息使莫斯科总部欣喜若狂。吉科宁任总统长达25年。1961年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叛逃到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证实，克格勃还招幕过一名高级间谍，代号为季莫。50年代末为了争夺对季莫的指挥权，间谍头目热尼霍夫和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两人差点打起架来。为此他们都被召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受了处分。最后决定季莫的主要联系人是克格勃的热尼霍夫，但热尼霍夫要同大使保持协调关系。
20年之后，关于由谁指挥古科宁而引起的纷争，再次发生在间谍头目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和大使弗拉基米尔·索博列夫之间，最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的是，弗拉基米罗维奇安排同他经常接头的是一个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人。精心修剪过的髯须，英国西装、领带，英国皮鞋、大衣，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教养、为了照看祖上留下的田产很早就退役的禁卫军军官。7O年代中期，弗拉基米罗维奇领导第一总局下设的一个部，主要负责在苏联境内招募外国人作间谍等工作。他首次在赫尔辛基工作是1970- l971年，1977年又以间谍头目的身份到过那里。同吉科宁这样的间谍合作使他获得了克格勃将军军衔。
在安德烈·葛罗米柯（1957——1985年的苏联外交部长）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一名西方国家活动家像吉科宁那样得到如此众多的赞誉（吉科宁不仅在芬兰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是著名人物），“他在众多领域中为苏芬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全世界对芬兰的称赞”。不管是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吉科宁总是极力表示自己是苏联忠实的朋友。有时他还同意把苏联间谍头目提供给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制定的提纲纳入自己的讲话稿。那时赫尔辛基间谍机构给第一总局呈送的战功简报中曾提到“在高层有积极行动” ， 而每次总部也都骄傲地向政治局报告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尽管围绕“积极行动”叫嚷得沸沸扬扬，克格勃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在芬兰享受完全的行动自由。芬兰安全部门虽不及苏联情报“大军”人数那么多，但也查出了一系列克格勃和苏联军事情报局的间谍。吉科宁从未干预过这些事件。但不管怎么说，70年代以前克格勃在芬兰拥有的间谍和内线人数比第一总局三处主管的所有国家间谍的总数还多（包括英国、爱尔兰、大洋洲和除芬兰以外的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赫尔辛基还分布着苏联用于各种不同目的而建立的主要组织。比如，196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就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这儿（该组织曾因涉嫌“破坏活动”而被赶出巴黎和维也纳）。
苏联对芬兰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吉科宁的统治。1962年，莫斯科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它向很有实力竞争总统职务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霍克施加压力，迫使他放弃竞选，使吉科宁顺利在改选中获胜。但总部并非总能弄懂，有时甚至根本不想了解吉科宁对苏关系的性质和他的长远战略。对吉科宁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芬兰的独立。二战及战后芬兰的经验使他确信，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莫斯科建立联系。芬兰是唯一（除了奥地利的苏维埃地区）未被纳人苏联集团的国家。1949年一1956年的芬兰总统尤霍·帕西基维非常明白，芬兰绝不能指望利用西方的某种援助来对付苏联的野心。除此以外，芬兰还要向苏联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苏联的压力妨碍它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贷款。
吉科宁出身农民。长期在沙皇统治下生活的历史经验教会了芬兰农民如何同俄国人打交道，这可能并不愉快，但要善于同他们搞好关系。一句古老的芬兰民谚说得好：“俄国人，连俄国人都吃，更不用说有黄油拌着吃。”吉科尔属于那种芬兰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已同苏联人的私人关系是仕途中颇有远见的一条后路。他们称那些同自己有这种关系的苏联人为“家猫”（意为“养在家里的俄国人”）。尽管吉科宁一直试图消除俄国人可能有的怀疑（例如将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变成“家猫”），但他依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使芬兰的独立不至受到损害。如果他认为哪名官员或部长可能攻击他的独立主张，那么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不声不响解除他的职务。第一总局得意洋洋地向政治局报告，吉科宁是个完全被策反的间谍，但无论是第一总局还是它下属的任何下名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芬兰首相实际上是一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1956年，萨哈罗夫斯基开始主持第一总局的工作，他接管了西欧的一批杰出的情报人员。诚然，他们中最卓越的一颗明星金·菲尔比那时几乎已坠落。1951年他被从华盛顿召回后的3 年间，他的上司尤里·莫金认为在军情五处的监视下同他建立直接联系太危险。1954年莫金通过被菲尔比称为“最独特巧妙的一条渠道”同他恢复了联系。这个渠道就是安东尼·布兰特。一天晚上，在库尔塔特艺术学院上完课后，莫金走到布兰特身边，这大概是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递给他一张印着名画的名信片，并问他认为怎么样。名信片的背面是伯吉斯手写的便条，上面约他第二天晚上在“天使”啤酒馆见面。在那里莫金请布兰特帮助他和菲尔比会面。30年之后，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课堂上，当莫金讲起布兰特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职业技能，他仍然对其赞叹不已。
几年来的这第一次见面使莫金得以说服菲尔比不必担心。后来菲尔比回忆说，此举确实等于给他“吃了定心丸”。
而克格勃驻澳大利亚的间谍头目，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和他的妻子叶夫多基姬叛逃西方后，菲尔比才真是需要“吃定心丸”，这对夫妇说了一些有关伯吉斯和麦克林的情况，其中包括说他们俩都在莫斯科。莫金使菲尔比相信，彼得罗夫夫妇根本不知道他是苏联间谍。 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受到联邦调查局情报的震动， 于1955年在下院指控菲尔比，称其为“第三名”间谍，但菲尔比对此泰然处之。后来他不无理由地强调，利普顿的指控甚至对他有利。尽管政府不愿为他辨护，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展开法庭调查，迫使外交部长加罗尔德·麦克米兰放弃利普顿所提出的指控。于是，菲尔比在自己母亲的客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向与会的记者表示：“我最后一次同我认识的共产党人谈话是在1934年。”
社会舆论为菲尔比恢复了名誉，这更坚定了他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朋友们的立场，他们认为菲尔比是无辜受到迫害。1956年，他们为其找到了一份在贝鲁特《观察家》和《经济学家》两家杂志当编外记者的工作。他叛逃莫斯科后努力证实那些认为记者工作只是他在贝鲁特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掩护的传闻。同所有曾为情报处工作的官员一样，他被执意要求同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并提供有益情报。但他所能接近的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仅限于他那些对他未起半点疑心的朋友的随口介绍。菲尔比在贝鲁特期间英国情报机构的头是他的死对头季克·怀特，原军情五局局长，此人自1951年起就始终怀疑菲尔比有罪。1961年12月，克格勃工作人员阿纳托利·戈里岑叛逃西方并提供了一些有关“五杰”的新情况后，菲尔比案件在伦敦又被旧事重提。1958年，尤里·莫金离开伦敦来到贝鲁特，警告菲尔比不要回英国，英方可能会逮捕他、此外，他也想与菲尔比讨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逃往莫斯科的可能途径。
菲尔比被指控的最主要的罪证是他战前的女友弗洛拉·所罗门1962年提供的。她说（当然已经晚了），菲尔比曾试图收买她。但英国情报机构感到如果菲尔比本人不认罪，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保证诉讼成功。英国情报机构认为，一旦企图引诱他到伦敦来，他会马上在外面隐蔽起来。因此决定派人到贝鲁特找他。在黎巴嫩的最后两年中菲尔比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而暴饮，时而处于沮丧压抑的状态。他做客时也常喝得烂醉，需抬上出租车送他回家，朋友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他的第三任妻子埃列奥诺拉对朋友们说，他常常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嘴里喊着胡话。1963年回月，雄国情报机构的一个老朋友——前黎巴嫩局局长尼科拉斯·埃利奥特在贝鲁特碰到他，看见他的头因狂欢时撞在暖气片上而缠满了绷带。后来埃利奥特回忆，他当时对菲尔比说：“这些年来你一直牵着我的鼻子走，现在该对我说实话了，即使用钳子我也要把你的嘴橇开。我曾经尊敬过你，天哪！可我现在却十分憎恶你。真希望你还有点良心，知道这是为什么。”菲尔比承认他是苏联间谍，又说了一点个人的经历。是否接受埃利奥特的建议全部招认以换得自由，对此他犹豫了好几天，但他后来还是逃走了。回到莫斯科他却杜撰说，埃利奥特的使命并非要让他认罪，而是促成他叛逃，这是白厅狡猾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避免一场轩然大波。这种说法曾迷惑了不止一名西方记者。
从菲尔比调出华盛顿到他从贝鲁特出逃的这12年，对他以前作为苏联间谍的光荣历史来说，只能算是个冗长而杂乱无章的结束语。“五杰”的业绩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被查获和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之后，于1951年宣告结束。但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一名间谍。1953年，从北朝鲜俘虏营回来的乔治·布莱克恢复了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一开始受控于莫金，1954年莫金离开伦敦后，由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布莱克合作。根据一切情况判断，1955年莫金又成为布莱克的上司。
被布莱克破坏掉的西方第一次重大行动就是“金子”行动、它是“银子”行动的继续。据预测“金子”行动比在日内瓦窃听苏联电话的“银子”行动规模更大。西方计划在东柏林城下挖掘一条长500 米的隧道，用于窃听从苏军情报城通到卡尔斯霍斯特的地下通讯线。计划的细节1954年春曾在伦敦召开的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席会议上进行过讨论，会议由英国情报机构副头目乔治·扬格主持。以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负责人比尔·哈尔维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答应提供必要技术装备的主要部分，并同意负担大部分费用。英国人自告奋勇负责挖掘工作。会议结束时乔治·布莱克和出席会议的英国情报机构其他一些下级军官们一起留下来负责把文件锁进保险柜。隧道投人使用以后两个月，即1955年4 月，布莱克在柏林接受了任命。在1956年4 月“偶然”发现柏林隧道以前，克格勃截获的情报数量之巨，足足需要两年的时间来仔细研究。一条截获的消息中曾提到在柏林的英国情报机构中有一个苏联间谍在活动。但直到1961年，英国才从一名叛逃人员的证词中确定这个间谍就是乔治·布莱克。
在柏林度过的4 年中，布莱克出卖了很多英美间谍，其中包括东德国家安全机构的罗勃特·皮亚列克中将，此人1953年逃到西柏林，隐姓埋名潜伏下来。1956年2 月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通狗时被推进一辆小汽车后押送到东柏林国家安全机构总部被绞死。布莱克还出卖了彼得·波波夫中校，1953年此人成为苏联侦察机构中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大间谍。1959年布莱克回到伦敦几个月后，波波夫被克格勃逮捕。但对他的秘密审判直到1963年才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礼堂举行。所有法庭陈述，包括波波夫的声明都经过精心排练，整个程序没超过两个小时。波波夫被法庭判处枪决。
1956年，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第二次被任命为克格勃驻英间谍头目，回到伦敦。他再次以科罗温这个化名活动，并亲自指挥布莱克的工作。他俩预先在荷兰见面，据说布莱克可以借口到那里探亲。那时驻伦敦的间谍机构中足有60个情报人员，人浮于事。罗金此时是带着克格勃将军军衔回到伦敦的（当时这在第一总局还是罕见的），他变得比第一次伦敦之行趾高气扬得多。而关于他的不守时间在间谍中则流传着一些说法。苏联大使每天上班准时准点，早晨8 点钟就已坐在办公室里。而罗金午饭前是不会露面的。克格勃的值班司机被他变成了私人司机，每天送他上班。在大使馆里他占了一间带空调的宽敞的办公室，一群善于投机的“马屁精”常常围着他。同高级官员们谈话，他喜欢用一种老爷式的故作宽容的腔调。1958年他同尤里·莫金粗鲁地吵了一架，莫金是间谍副头目兼政治侦察系统领导，他以对“五杰”、乔治·布莱克和其他间谍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而出名。莫金被从伦敦召回，为此他对罗金一直怀恨在心。关于这一点，80年代初从他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讲课中都可以感觉到。他在课上用罗金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胜任驻外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但事实上罗金很善于同间谍们合作。在长达4 年的时间里，他亲自操纵美国情报机构中的间谍约翰·瓦萨尔。此人是一个典型的一无是处、意志薄弱的小职员，但他的确能够接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瓦萨尔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惊奇，为什么没有人想到，他这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在1954年作为英国海军一名武官。被派到莫斯科时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1955年在一次由第二总局组织的同性恋晚会上他被拍了照，于是他被迫为克格勃工作。
“在预定时间有人让我看了一摞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那个晚会上的几个镜头。看了这些我非常不自在，的确是我，照的就是我。当时我正用各种姿势进行性活动……既有口淫也有肛交，以及同各色男人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
1957年瓦萨尔回到英国前不久，他得到了一架微型相机，它小得可以装在一只烟盒中，还给他讲了使用方法。罗金飞回莫斯科用格里戈里的名字向瓦萨尔作自我介绍，并约定了在伦敦“芬奇里路”地铁站见面。他给瓦萨尔留下了“富有经验、个性鲜明”的印象。
“我们的活动属于间谍活动着实使我震惊，至少他希望我能明白这一点。他开导我说，我提供的情报将用于和平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无可指责。”
回到伦敦后瓦萨尔先在海军部侦察处工作，然后在海军部的一个议会秘书手下工作，最后又到该部军事部任职。4 年中在同罗金见面时，瓦萨尔提供了几千份英国和联合国海军政策及海军武器研制的绝密文件。尽管罗金对瓦萨尔很鄙视，但他还是竭力表现出“真诚的同情”。按瓦萨尔幼稚的话来说：“他是苏联人；理解我的情感，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谈论旅行、绘画、音乐和人类的天性。”罗金成功地使瓦萨尔相信，他非常喜欢他们在高级宾馆中“多次有趣的谈话”。他努力让瓦萨尔在经济上离不开他。他给瓦萨尔钱，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园街的豪华套房里。
当波兰的一名叛逃者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向情报处和军情五处交代了有关乔治·布莱克的情况之后，罗金作为间谍头目在伦敦的第二个任期也突然结束了。1961年4月，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课程的布莱克被召回并逮捕。罗金也匆匆飞回莫斯科，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布莱克被判处42年的最高刑期，但6年之后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核运动的两名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释放。1962年瓦萨尔暴露后被判18年监禁，但他只服了10年。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在他房间的暗柜中发现了用来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和拍摄在35毫米胶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罗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正赶上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也在英国。莫洛德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间谍，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驻外间谍机构。莫洛德1922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著名学者家庭。7 岁时母亲送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生活。在那里他开始念小学。1938年他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就回到了苏联。战争期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民朗斯代尔的身份来到伦敦，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汉语学习班，用克格勃的资金开办了私人企业，成为几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用自动装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学习语言并没占去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汉语已掌握得相当好，只是瞒着老师和同学而已。他的同学中有很多西方情报工作人员，莫洛德进培训班就是为了策反这些人。后来在总部和人谈话时，他只爱回忆他一个同学的话：“戈尔东，在这儿除了你我，大概都是间谍。”莫洛德把自己企业的成功引为骄傲，他曾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他的一家电子锁公司的照片。1960年这种锁在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获金奖。很快莫洛德的间谍活动已经不需总部补贴，尽管他还必须付给自己手下的间谍大量经费，但仍然给克格勃带来了巨款利润。后来莫洛德在与一名苏联记者谈话时说，“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转资金和利润（价值几百万英镑）在我的经营下每年翻番，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真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