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德对待自己的英国间谍简直厚颜无耻，这似乎是冷战期间克格勃职业间谍头目们的一大特点。
“间谍头目，又称‘上司’，他们招募间谍（按我们的说法叫‘帮手’），根本不像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买一些他们需要的情报……而间谍的手脚一旦被捆住，就无法逃脱。如果一个间谍具备以下条件就是个好间谍：例如在军队机构供职，职务不高但很关键，能够接近机密；本人升迁无望，是个失败者（比方说，因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华”，没有念完总参军事学院）；喜欢喝酒（这笔开销可不小！），爱女人（这也不会少花钱！）；对本国政府持批判态度而对招募者的政府怀有好感。”
莫洛德承认间谍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便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像“五杰”和乔治·布莱克那样的思想进步的间谍，在战后的英国少而又少：“英国人普遍不问政治，他们对谁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你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关心‘欧共体’的前途，他现只对自己的工资、工作和妻子是否满意感兴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耻地认为，间谍不能有专注的感情，只能满足于沾花惹草：“间谍离不开女人，但也不能与女人终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尽苦头后就是这样做的。经常有年轻姑娘从法国来英国进行语言实习，这就叫来‘配对’……她们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 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 局负责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 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洛德热诚的友谊影响下他付诸了行动，他也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们被一种真正的同志情谊团结在一起”！虽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开放并有不少情妇，但他还是说服了哈夫顿，“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处莫洛德25年、科恩夫妇ZO年、哈夫顿和朱各15年监禁。1964年莫洛德通过交换人质被释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获释。当然也有几个莫洛德的间谍没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忆录中强调，他从波尔顿一达乌纳的细菌研究中心（他称之为细菌战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评论的回忆录在菲尔比帮助下准备交由第一总局复核，其中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莫洛德在波尔顿一达乌纳的主要任务在于阻止纳粹分子实现他们疯狂的计划一向英国传播鼠疫新疫苗，然后嫁祸于克格勃：“有什么能比粉碎狂热分子企图制造毒药和细菌加害人类的计划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莫洛德的意义，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第一总局工作期间，他是唯—一个被列人第一总局荣誉室侦察英雄名录中的战后间谍。莫洛德1970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饮酒而丧命的，年仅48岁。盛放尸体的棺材停放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们把他得的众多的奖章用天鹅绒做座垫陈放着。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到场以表示对这位肃反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与评价。但是莫洛德的荣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间谍的嫉妒。一位在西德工作了15年和他年岁差不多的间谍曾苦恼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么样。他把事情搞糟了，而为了救他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没出过一点差错，可还是无名小卒一个！”
苏联间谍在法国暴露的人数比在英国少，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逊色。1966年以前因为北约总部设在巴黎，莫斯科总部对其尤其关注。打人北约内部的苏联间谍之一，乔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尔及尔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战后曾在第四共和国几个部任办公室主任和顾问。1958年底，在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夕，帕克开始专门负责国防问题。在后来的4 年中他一直被获准接近秘密军事文件。他起初在法国参谋部，然后在国防研究所，后又到北约总部工作。他同最后两任上司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见面两次，把有关巴黎周围几个目标的文件交给他们。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约的西欧防御计划。他们还一直使帕克相信，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苏联政治。帕克为人好虚荣，因此让他相信这一点毫不费力。后来他还把I961年柏林危机和平解决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声称危机后是在他的帮助下才筑起了柏林墙：
“公路被切断，航空线受到威胁。赫鲁晓夫在试探西方军队的战备水平。正在此时我和苏联使馆经常同我见面的一名参赞（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谈了一次话。他对我说，他们的政府将坚决。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我针锋相对地说，西方也有这样的决心。他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文字证明材料。当时我把有关西柏林的防御计划给了他。大约两星期后他告诉我说如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那么就是因为我提供的情报的缘故。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卫和平。正是因为我，和平才维持了下来。”
帕克还一再表示他曾见到过赫鲁晓夫亲笔写的致谢信。他执著于自己的特殊作用，根本没想到，在他刚刚获准接近北约文件时，就有另外一个克格勃的间谍开始在北约总部工作，此人便是赫尤·黑勃尔顿。他是一个会说两种语言的加拿大侨民，早在1951年国家安全部就开始培养他。从1957至1961年黑勃尔顿每两周同苏联上司阿列克谢·费德罗维奇·特里辛见一次面，把大量从军事计划到经济预测的文件交给他。 为此克格勃的间谍头目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 （他就是1954-1959年在巴黎工作的罗戈夫）不得不组建一个特别小组从事加工整理文件的工作。这个小组在岑巴尔的下任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任期内仍在继续工作。
有几次黑勃尔顿和特里辛会面时，后者直接开来一辆黑色大篷车，里面是克格勃为就地翻拍文件而装备起来的一个工作室。
同帕克一样，黑勃尔顿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也有着长达20年的非凡经历，此后与其说他们是为信仰而奋斗。不如说他们的工作是以自我价值意识和冒险精神为基础的。特里辛竭力为黑勃尔顿的自负煽风点火。比如，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他提供的北约文件是“足金”，它们价值连城，政治局委员都阅读过。后来黑勃尔顿被请到莫斯科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共进晚餐并讨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使他的自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人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1961年安纳托利·戈利岑叛逃到西方后不久，就证明说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他还证实，1959年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萨哈罗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1963年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1962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 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缩小到7人而已，后来也是在对这7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冷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案件之后，60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30年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代号为热罗）于1938年离开航空部，开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在伦敦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后来他还负责BBC 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1943年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皮埃尔·科是战前在航空部工作的最大的苏联间谍，后来由于“维诺纳”被破译而败露。他曾两度在短命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中出任贸易部部长。30年代此人政治观点激进，也许是非共产党人中法苏军事联盟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西班牙内战时报界曾指责他给苏联人提供法国空军系统和武器装备的情报。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克里维茨基曾说过，科是苏联间谍。但当时他的告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包括美国在内。同其他很多法国左派人士一样，科对1939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感到震惊。 但在指责该和约的同时， 他继续坚持法国和苏联联合的政策。1940年法国陷落后，科被戴高乐解职，之后他在美国呆了几年，带着宣传联盟思想的意图参与了一些科研工作。1942年，他曾再次被驻华盛顿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间谍头目瓦西里·祖别林（他就是扎鲁宾）收买。在后来的两年中科同祖别林及其他一些苏联上司保持联系。
1943年底科来到阿尔及尔加人了“自由法国”的顾问委员会。年3 月，受临时政府委派率领该团在苏联呆了3 个月。他回国时兴高采烈，因为斯大林对人类个性价值的思想推崇倍至。按科的话说，这比红军的枪炮更有威力，它帮助苏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的出访报告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无可挽回地要丧失殆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它则必然蓬勃发展起来。”战后由于在保护苏联间谍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科赢得了国民议会最出色的演说家和苏联“在欧洲最赋天才的同路人”的美誉，并于195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维诺纳”资料中关于拉巴特、科等人的情报以及在后来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线索都已为时过晚，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在法国国上安全局受审时拉巴特承认了一切。鉴于公开科的案件会引起并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后果，也考虑到他年纪老迈，科未被判处极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它1949年建国伊始，就是西欧各国对付苏联集团间谍活动最薄弱的一环。这种间谍活动引起的一次重大事件时至今日仍不断引起纷争。1954年7 月，联邦护法部门（西德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奥托·尤恩在西柏林失踪，但几天以后却在东柏林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出现， 还发言指责西德纳粹主义正在复苏。1955年12月他又在西德露面并声明，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沃尔夫加恩·沃尔格穆给他打了一针，他正处于毒品麻醉之下。西德最高法院对此声明抱怀疑态度。根据其他资料表明尤恩嗜酒如命，沃尔格穆给他灌了大量威士忌，然后利用他对纳粹主义复活的恐惧劝他出逃。1956年12且他被判处4年监禁。
在西德情报机构中活动的克格勃间谍中，最有成效的是汉茨·费尔费。1958年，他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反间谍部主持工作，专门对付苏联。借助一个总部在莫斯科伪组织的假间谍网以及克格勃的支持，费尔费为自己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联邦情报局的头头骄傲地带领贵宾参观费尔费的办公室，那里挂着巨大的彩色卡尔斯霍斯特地图，上面非常详尽地标注着克格勃总部，甚至能看清各类轿车的停放位置及男女盟洗室的区分标志。在卡尔斯霍斯特（电码代号为“图表”）行动中，共编缉了厚厚的5 卷材料，其中包括各办公室的计划、个人鉴定和内部电话号码本。联邦情报局的总部设在离慕尼黑不远的普拉赫，那里不断收到索要有关卡尔斯霍斯特及其他情报机关材料的请求。后来费尔费自吹说，对此类情报的需求表明了中央情报局驻欧洲间谍机构的具体利益所在、由此使总部有可能对他们的行动有所了解。费尔费成功地使联邦情报局及其朋友对卡尔斯霍斯特有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指导费尔费写回忆录的第一总局A 处在其中加了整段表现第一总局自吹自擂的引文。其中有一处这样写道：“没过多久就显示出，克格勃作战计划多么富有远见。”同时，费尔费为卡尔斯霍斯特提供了几乎所有经过联邦情报局的重要文件复本。紧急情报通过无线电传给卡尔斯霍斯特，其余的则装人带夹层的箱子，拍在胶片上装入儿童食品罐内，通过秘密邮政信箱或联邦情报局的邮差埃文·季别尔（此人也在为克格勃效力）投递给克格勃。据费尔费讲，在1961年8 月以前的两年间，柏林墙筑了起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情报局正在制定破坏东德经济政治发展的计划，积极策动心理战引诱欺骗工人力量，此时我不止一次冒险（已经记不清冒过多少次险），一次又一次地接头，一次又一次送交情报资料——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使苏联能够做出有的放矢的决定。我清楚地明白，那两年我给苏联的反间谍机构提供了他们赖以工作的线索、我的被捕证明了这一点。”
同帕克和黑勃尔顿一样，费尔费工作的动机与其说是思想意识，不如说是虚荣心。他和同事们经常受到克格勃将军们的鼓励和祝贺，有一次甚至是克格勃主席本人。50年代在德国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1961年费尔费被捕后总结说：“如果写一份联邦情报局的损失报告，那大概得写几万页。不仅间谍和接头地点都败露了，而且这10年情报人员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必须重新审核。有些是敌方伪造出来的，有些做过一些改动，还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的消息。”
在第十五总局（东德情报机构）组织的大规模渗透到西德的行动中，克格勃获益匪浅。第十五总局成立于1952年，它归属东德国家安全部，1956年又改名为情报总局。从它成立之初麦库斯·尤加思（米沙）·沃尔夫就是头目，而且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各种渗透计划的策划者。沃尔夫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希特勒上台后被迫逃往莫斯科。1987年快退休以前，沃尔夫开始自称为苏联集团内各国情报界最具才能的一位领导，他任职时间比所有同行都长。沃尔夫最成功的一名情报人员是久特尔·纪尧姆。他父亲是东德一名牙医大夫，勃兰特被盖世太保追捕时他曾将其藏匿于家中并为他治伤。1955年受情报总局指使老纪尧姆找到当时任西柏林市市长的勃兰特，求他帮助自己在东德受排挤的儿子。一见面勃兰特就喜欢上了久特尔，并决定给他安排个好前程。1956年，纪尧姆和他的妻子——两人都是情报总局的间谍——获准到西德政治避难。几年后两人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谋到正式工作。1969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多党联盟执政，勃兰特出任总理，这对纪尧姆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而其他情报人员只有羡慕而已、纪尧姆成为威利·勃兰特的朋友和亲信，并任波恩办公室私人助理。他提供给情报总局（而情报总局又将它们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中，包括西德试图同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建立最初联系时的“新东方政策”的详细内容。1974年纪尧姆作为东德间谍被揭露后，勃兰特被迫辞职，这已足以说明其震动之大。
纪尧姆仅是东德庞大的间谍队伍中在西德活动的一个，尽管是最著名的东德间谍。据1958年情报总局的叛逃者判断，西德那时至少已经活动着两三名间谍，躲在幕后伺机而出。麦库斯·沃尔夫最成功的战术之一就是“女秘书攻势”，他善于勾引中年单身妇女，而她们都是国家公务人员，能够接触到秘密情报。50年代中期沃尔夫攻势的牺牲者中有一位44岁的女秘书伊姆加尔·列梅，她在波恩外交部作秘书，负责同各国大使馆的联络工作，她把文件复本提供给了自己的“情人”、情报总局的间谍卡尔·赫麦尔斯。1958年被捕后报界称为“红色的卡扎诺娃”。此后20年间麦库斯·沃尔夫又派遣了不少更加成功的“红色卡扎诺娃”接替他。
冷战以前以及冷战期间，大部分有关西方的重要情报，克里姆林宫都是从电子侦察中得到的。1951年情报委员会第七总局（负责加密解密工作）重新并入舍韦廖夫中将领导的国家安全部第五总局。1954年克格勃组建以后，加密、联络和解密的工作由第八总局负责，领导人仍是舍韦廖夫。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解密人员不像他们的英美同行那样拥有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从1952年建立伊始，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数据库。尽管苏联的电子侦察在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但它有另外两个优势弥补了这一不足。首先，它控制着苏联数学家和程序设计师中最优秀的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时至今日仍时常被召去为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工作。无论是美国安全局还是英国政府联络总部都不可能招募到如此雄厚的力量。其次，苏联的电子侦察来无疑问大大受益于谍报侦察，实际上重大的破译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有赖于间谍收集到的电码、密码。冷战期间向大使馆进行渗透像往常一样给了苏联破译工作很大帮助。莫斯科最感兴趣的还是它的“主要对手”的使馆。虽然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对待苏联人的监视方面已不那么幼稚，但对冷战高潮时期驻苏联使馆的安全保障的认识仍处于原始状态。1952年乔治·凯南被任命为美驻苏大使抵达莫斯科，他发现自己的府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它的威力面前，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孤立无援”。这只无形的手属于外宾服务局。该局为各外国使馆公开招聘服务人员，它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外宾服务局的人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意外地出现。到莫斯科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凯南和妻子被一阵从紧靠卧室的走廊传来的隐约声响弄醒，凯南走出卧室，“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仔细看发现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你是什么人？’我问，回答是：‘新来的看门的’。”
自从1940年大使馆里发现几百个窃听器之后，便开始对使馆进行定期检查，但再也没发现类似的“小甲虫”。凯南不得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安全部有了更完善的电子窃听技术，而不是由于使馆的警戒加强了。1952年9 月从华盛顿来了两名专家，他们开始仔细检查大使馆的建筑及大使官邻。专家请凯南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大声朗读一份旧的外交呈报，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隐匿的窃听装置工作起来。突然一名专家开始用十字锤猛力敲打带有美国国微的镶板后面的墙壁。在一无所获的时候，他一脚踩在镶板上。突然，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在碎片中找出了一个铅笔形的窃听器，它把凯南所讲的每一个字都传给了使馆大楼以外的监听者。第二天早晨凯南发现国家安全部的保安和苏联服务人员的脸色都变得格外阴郁，“充满了仇恨、敌视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不管怎么说，防止国家安全部窃听的保卫措施已远远超出了国务院历来的规定，以至凯南自己也不知道破坏窃听装置这决定性的一步走得对不对。甚至事隔20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仍旧有些怀疑：“一名大使能把自己卷人这样一场恶作剧吗？但假如我不这样做，或许我的政府会因为我的疏忽而怪罪于我？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做答。”
正是因为国务院反对，1953年以前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获准在驻莫斯科大使馆派驻代表。中央情报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出师不利，第一任间谍头目爱德华。艾利斯·史密斯就被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女仆勾引去了。后来他向凯南的下任博列思承认一切，羞辱地回国了。当时任中央情报局一个分队作战科科长的彼尔·德西尔负责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他认为“史密斯的工作不但没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有不少是杜撰出来的”。除了史密斯外，至少还有12名使馆工作人员承认自己同国家安全部（克格勃）派来的“乖宝贝”有过风流韵事。他们还说这些“乖宝贝”为了招募他们做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间谍，竟把他们鬼混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相威胁。博列思后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在24小时内被遣送回国。”
1953年在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营建一座新的美国大使馆。施工过程中美国保安人员整日在工地上值班，以免在楼上两层安入窃听装置。但这种值班没有丝毫意义，因为晚上就撤岗了。博列恩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是由于不经意（很明显是他自己的粗心大意）和出于“省钱”的考虑。1964年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尤里一公先科的证词帮助在大使馆找到了40多个窃听器。它们被藏在暧气片后面镶衬墙壁的竹筒里，这样金属探测器就无法发现。博列恩极力对这次使馆保安工作中的失误轻描淡写。苏联窃听了两层楼的房间，而这些地方博列思曾认为“是莫斯科最保险的地方”。它包括大使办公室，密码室和中央情报局的驻外机关。但他还一再说，这也并未说明“俄国人探听到了什么真正的秘密。”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是与建造使馆时他撤掉夜岗的盲目乐观相联系的。当然，使馆人员比以前机警了，他们意识到苏联人电子间谍手段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可还不能说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是谨慎行事的了，在博列恩任大使期间，12名工作人员承认自己与形形色色的克格勃性伙伴做爱时被拍照，然后他们被先后遣送回国。但总体上说美国使馆的保安状况不比其他国家的代表机关差，而且要想破坏美国外交官的名誉，并不比破坏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容易。在莫里斯·德让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的8年间（1956196年），他和法国空军武官路易·吉博都被克格勃的“乖宝贝”勾引。这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亲自指挥的一次周密行动。德让被一名装扮成勾引者吃醋丈夫的肃反工作人员毒打，而吉傅则被示以他们惯用的床上照片。但这次诡计没有成功，格里巴诺夫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吉博自杀了；在克格勃对大使进行真正的敲诈之前，那个被用来勾引他的姑娘跑到了西方，并把这次行动的实情统统说了出来。
冷战高潮时，驻莫斯科的大部分外交机构都被安装了窃听器。其中包括西德使馆。尤里·诺先科回忆说，50年代末，大概是打算将来写回忆录之用，大使先生每晚口授一份当日大事纪，其中还包括同波恩及北约各国大使的通信，他没想到他是对着克格勃的麦克风口授一切的。两小时之后，“回忆录”中有价值的摘要草稿就原样呈放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克格勃的“大使”行动不仅局限在莫斯科，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同样有针对头号及二号对手采取行动的可能。在匈牙利情报部门协助下克格勃成功地打入了驻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
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工作人员都能成功地直接进入外国代表机构驻地。据诺先科回忆般照斯大林时代留下的传统，每次这样的“拜访”都需要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对日本使馆的秘密造访，其结果是密码处的工作人员把使馆保险柜的号码和日本外交密码透露给了克格勃。在几个大国的密码中被苏联解码人员破译最多的是日本密码，而且从20年代起就是如此。70年代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一名日本外交部解密司的工作人员。此人同他20年前在莫斯科使馆工作的同行一样早就有意合作。用同样的方法克格勃接触到了瑞典使馆保险柜中的文件和密码。一个“乖宝贝”勾引住夜间值班员，又用大块大块的肉把狗引开。50年代初从克格勃叛逃的伊利亚·吉尔科韦洛夫参加过其他成功的行动，曾潜人了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使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奖励给我们刻有名字的表并被授予名誉肃反人员的称号。”
将来有一天，当所有的秘密档案都已公开，再来仔细研究那些在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间谍全力支持下破译出的截获的外交文件。将会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看冷战时期及冷战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目前还不能准确确定，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通过电子侦察得到的大量情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其实在克格勃，除去主席和第一、 第八总局局长， 未必有人能接触致全部电子侦察得来的外交情报。1969年电子侦察由重新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实施。冷战时期，克格勃的叛逃者无一例外地都只能偶尔接触到一些电子侦察到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档案中的材料，实际上对已经公开的情报没有任何新的补充。或多或少可以这样认为；大部分情报都是截获来的，截获稿都保存在解密档案中。实际上第一总局的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级官员外，所有人员只有在被认为是出于公务需要时才会被示以这些截获来的情报。
冷战期间这些电稿被抄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红夹子”中。1954年从第一总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大概每周两次在他们处的处长办公室里他能看到“红夹子”中的一些截获情报。比杰里亚宾晚10年逃到西方的第二总局的尤里·诺先科说，每次办事员把“红夹子”送来，并站在身后直到他把获准了解的内容读完，摘录是不允许的。杰里亚宾和诺先科都曾回忆说，他们看到过从各西方国家截获来的情报，而且有些是通过安装在大使馆的窃听装置截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法国人的通讯保密水平尤其差劲。彼得·赖特说，1960年他亲自冒充接线员，在驻伦敦的法国使馆安装了一些窃听装置，以使英国政府的通信联络总部，能够解译出经过一流加密处理的法国外交电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以前，克格勃也始终卓有成效地窃听着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谈话。杰里亚宾还回忆说，他在“红夹子”里看到过截获到的有关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情报。1954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和诺先科则说，见过大量被破译的日本函讯稿。谈到从“主要对手’哪里破译的情报，则或许是数量少些，或许是更加保密，更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诺先科说只偶尔看到过从美国截获的情报，而杰里亚宾则一份未见到过。按诺先科的话说、在破译英国的通讯内容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却提供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触到的截获情报，在整个电子侦察活动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活动，遭到两个善于钻营的赫鲁晓夫宠臣的批评。他们是曾经动员几十万年轻人去实现赫鲁晓夫垦荒计划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的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他们认为克格勃应该起更大的作用，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奖励他让两人都进人了中央委员会。说到谢罗夫，他也确有一个“屠夫”的绰号。1956年春，他到伦敦监督对即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保安组织工作，报界愤怒的言辞迫使他赶快溜了回来。他在同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传闻，使西方对如下看法更加深信不疑：认为他是新斯大林镇压政策的象征。显然，需要一名新的领导人，以便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58年秋，主席团讨论了谢列平就谢罗夫关于克格勃国内外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批评意见。谢列平肯定了克格勃在揭露“人民之敌”和限制他们的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秘密的行动。但是他也指出，克格勃的积极作用削弱了，原因是他在协助同西方进行战略性意识形态斗争中做得太少了。主席团对谢列平的批评意见表示赞同。考虑到谢罗夫以前的功绩，他没有被一撸到底，而是被调任到不太起眼的情报总局任局长去了。
谢列平同他的前任贝利亚和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一样自负，并不满足于当克格勃的头子。 当他还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时， 一次有人问他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话可信的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领导！”谢列平只把克格勃当作继续升迁的一个跳板，他在仕途上的最终目标是爬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1961年他不再担任克格勃主席，但作为一个新的更有势力的机关头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控制着克格勃的活动、继谢列平之后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是他的得力助手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此人在共青团工作时就是他的部下。
当上克格勃主席以后，谢列平马上改变了自己的领导作风。斯堪的那维亚一个国家负责监听克格勃无线电通话的情报官员指出，克格勃主席始终喜欢用“要求”这个词、1958年底“要求”突然变成了“请”。很快他得知，谢列平取代了谢罗夫。那些到克格勃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多在大学时代就受到过在共青团工作的谢列平的关照，他们开始排挤“老禁卫军”的人。特别惊人的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 的人事变动、该局战后同第一总局相比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1953—1955年，尤里·诺先科在第二总局一处（美国）工作时，处里6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人拥有大学文凭，有几个人甚至连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很少有人懂英语。而1960年诺先科返回该处时，己有80％的人员受过高等教育，70％的人掌握英语。从共青团和大学输人新生力量旨在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61年谢列平反复说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完全杜绝，肃反工作者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 。 在被淡忘了2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对捷尔任斯基的个人崇拜。“铁腕费利克斯”又重新成为头脑冷静而又满腔热情的肃反工作者的典范，他们忘我地保卫着苏联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攻击。
在初步了解了1958年冬天实施的那些侦察活动后，谢列平就对第八总局电子侦察和破译人员所取得的成绩惊叹不已。这些成绩是靠打入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以及收买莫斯科及境外的外国加密员和外交官取得的。但是，过去第一和第二总局在配合第八总局工作时协调得不够好，谢列平在第一总局的编制中组建了一个直属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的特别处，协调第一、二总局支持电子侦察活动，并帮助它们与第八总局沟通情况。新机构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主要对手”——美国。第八总局美国处的处长亚历山大·谢列兹尼奥夫指示，特别处要收集破译员最感兴趣的密码系统的情报。特别处最宏伟的作战计划，就是打人美国国家安全局（它是美国所有情报机构中最大的和得到拨款最多的一个，它负责电子侦察，总部设在离华盛顿不远的福尔特一米德）。只要偶尔看看电视导读报的美国人都知道有个中央情报局，但知道美国还有个电子侦察部门的人就不多了。在知晓此事的为数不多的人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他们把国家安全局的缩写扩展成“请勿闲谈”局。
1960年，福尔特一米德已有3 名苏联间谍。渗透工作的瞩目成绩有赖萨哈罗夫斯基特别处的周密计划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制度不严造成的。1959年12月国家安全局的两名破译员——30岁的米切尔和28岁的马丁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古巴。一切迹象表明，他们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情况透露给了克格勃，并拿到了一份克格勃感兴趣的电子侦察秘密的清单。国家安全局招募米切尔去工作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坦白说，在他19岁以前的6 年中他曾把狗和鸡进行过“性交试验”。至于马丁是否忠心耿耿，认识他的人众说纷坛。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他是个不负责任和不可救药的自私鬼。在招募过程中这两人出众的数学才能掩盖了性格上的缺陷，对米切尔来说他的“性交实验”也被忽略过去。1959年初两人违反国家安全局规定，向国会议员温·海斯告发说，在几次无线电侦察行动中美国侵犯了苏联领空。海斯错误地认为，这是两个中央情报局暗地派来检验他是否能够保密的人，因此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政治上和在处理社会问题中不老练，马丁和米切尔相信了在苏联宣传品中日臻完美的神话般的苏联形象。在他们心中苏联是和平斗士，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他国领土上空非法飞行。苏联的社会制度看上去是那么进步，以至马丁和米切尔认为苏联给了他们在美国未曾得到的深深的自我满足感。
1960年6月25日， 每年3周的休假刚刚开始，米切尔和马丁就飞往墨西哥。第2天乘航班飞往哈瓦那，在那里转登苏联运输机，把克格勃所列清单上秘密问题的答复带到了莫斯科总部。休假结束8 天后，国家安全局才开始寻找他俩。在米切尔家中，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人员发现故意放在明处的马里兰州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打开保险柜，他们发现一个密封的纸袋和一张便条，条上米切尔和马丁要求把袋里的东西公诸于众。袋里有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指责美国政府卑鄙龌龊，“像它经常指责苏联的那样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声明中对苏联社会极度粉饰歌颂，那里“妇女的聪明才智被想方设法调动起来，而且，任用妇女要比美国多得多”，因此，苏联妇女“作为女友更有魁力”。1960年9月6日，在“莫斯科记者之家”马丁和米切尔举行了一次大概是美国情报史上最令人难堪的记者招待会。他们揭露的最大丑闻就是国家安全局破译了几个自己盟国的通讯稿。马丁指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国、土耳其、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2月一1961年9月埃及同叙利亚组成的国家——译者注）、乌拉圭，——我想这些对大家了解真相已经足够了”。虽然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的“U－2”飞机飞临苏联进行侦察，但他们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向克格勃提供美国飞行员格里·帕乌埃尔斯飞行失事的补充情况，此人所驾驶的飞机于1961年5月1日被击落。给苏联宣传战一个大获全胜的机会。
马丁和米切尔不知道，在耶尔特一米德还继续活动着一名更重要的苏联间谍，32岁的上士杰克·埃·丹莱普。二战期间丹莱普在朝鲜时因为“作战英勇、忠于职守”而荣获“红心”勋章和“铜星”奖章。但丹莱普生性好色，又是7 个孩子的父亲，因此总缺钱花。1958年，他成为福尔特一米德的参谋长加里森·勃·科维杰伊少将的司机，他的工作包括向国家安全局各下属机关运送秘密文件。作为参谋长的私人司机，他是少数不经查验可以离开福尔特－米德的人之一。他至少要为6 名安全局的官员服务，往家里拉打字机和办公家具。这就更加扩大了丹莱普同安全局总部的接触。
据推测，大约在1960年春或夏初，丹莱普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了国家安全局的文件。后来进行的调查表明，从那时起他是在情报总局的人监督下工作，而不受克格勃的监督。丹莱普的工作事关重大，因此他的上司除了同他打交道外什么也不做。丹莱普能够搞到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维修指南、数学模型和美国最机密的加密机的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工作计划。他还能接触到中央情报局对苏军数量和编制及东欧特别是东德导弹潜力的评估。
1960年夏天，丹莱普突然成了富翁。尽管他每周只能领取100 美元，他却供养着情妇，养活一大家子人，还买了一辆“美洲虎”轿车，两辆“卡迪拉克”和一艘30英尺长的设备精良的赛艇。后来在俱乐部优秀选手比赛中他出了意外，国家安全局不得不为他派出急救车。即使此时，虽然他未对自己的暴富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并未引起多大怀疑。1963年初春，双重生活开始让丹莱普难以承受。3月接受测谎仪测试时，他坦白自己有“小偷小摸和不道德行为”。5 月，他被调到福尔特一米德的昼夜值班室工作。7 月22日，他把一根管子接到自己汽车的排气口上，另一端从汽车左侧的窗缝中伸到车内，然后发动马达，中毒身亡。3 天后，他像4 个月后的肯尼迪总统一样，按军人的全套礼仪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果不是他的遗孀一个月后发现一个暗室，里面存放着没来得及送出的绝密文件，那么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怀疑他的忠诚。经调查。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就重要性而言，丹莱普出卖的情报超过马丁和米切尔出卖情报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