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72／73）
1964年，很多主席团成员疏远了赫鲁晓夫，加勒比海危机一直被认为是苏联的耻辱。1963年农业歉收，赫鲁晓夫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及黄金储备向西方购买谷物。实际上这是苏联历史上谷物进口首次大于出口，所以从那时起监视世界谷物市场行情，就成了克格勃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引起对赫鲁晓夫政策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频繁地改组党和国家机构，这无论如何不可能取悦他的同事和成千上万的公职人员大军。
谢列平和他的宠臣谢米恰斯内是最积极的阴谋策划者，他们支持主席团中反对赫鲁晓夫的人。谢米恰斯内还组织了窃听赫鲁晓夫私人电话的活动。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后来抱怨说：“在这以前我习惯于克格勃和其他机关在盟国范围内活动……可突然这个组织调转了枪口。它不再保护我们，而是跟踪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在克格勃的帮助下，
阴谋策划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使对手措手不及的效果。1964年秋赫鲁晓夫到黑海度假，临行前同事们还是笑脸相送。10月13日他被叫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紧急会议。代替往常护送队伍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谢米恰斯内和克格勃的警卫局长。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讲，谢米恰斯内明显有些神情紧张。他向赫鲁晓夫俯下身去，然后压低嗓门告诉他：“大家都在克里姆林宫等您。”“马上走！”赫鲁晓夫答道。
谢米恰斯内后来一再说，赫鲁晓夫的某位同事建议逮捕他，但主席团否决了这一提议，不过仍决定在必要时向他提及斯大林搞镇压时，他在乌克兰所起的作用问题。另一名阴谋策划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向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讲明：“如果赫鲁晓夫不听话，我们就给他看由他签署的1935－1937年的逮捕文件。”但是赫鲁晓夫很快默认了无可挽回的结局。因为他的悄然隐退实现了十月革命以来最平静的政变，他得到了列宁山上的一套住宅，一处别墅和每月500 卢布的退休金。苏联报刊解释赫鲁晓夫隐退是因为“年纪老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此后他成了平民百姓。新闻界对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70年，《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去世的简短讣告。在讣告中只称他为一名“领取养老金者”。
因为参与废黜赫鲁晓夫有功，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职务上均得到提升。谢列平成为主席团成员。越过通常的候补委员一级，而谢米恰斯内则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但最大的赢家，还是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尽管很多主席团成员都认为对他的任命是临时的，但他却成了除斯大林以外把持政权时间最长的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那些年，被称为“停滞时期”。但在60年代中期，党的机关中保守的多数派则认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改变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盲目实验和频繁的机构改组的稳定时期的开始。 1956年一1961年，赫鲁晓夫撤换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委书记和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勃列日涅夫奉行“干部队伍稳定”原则，这实质上保证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安稳的生活。但在70午代初，60年代的稳定时期变成了“长老制”时期。从1966年主席团恢复旧称政治局开始，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由56岁提高到68岁。即便是那些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的人，仍可以指望被任命到体面的职位上去，同时保留他们的别墅、汽车和其他特权。
尽管赫鲁晓夫下台后给斯大林翻案只是部分的，但反斯大林化运动更然而止。在谢列平的积极支持下，谢米恰斯内开始向苏联知识分子进攻，他们两人都认为知识分子是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的一部分。1958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日瓦格医生》一书。谢米恰斯内评论他说：“就是猪也不会在食槽边拉屎。”从此以后谢米恰斯内在知识分子中就已臭名远扬了。1965年9 月谢米恰斯内下令逮捕了两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达尼埃尔。他们曾在1960年参加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后来也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敢于在西方发表自己的“爆炸性”作品。1966年2月的公审会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反苏宣传”分别被判处7年和5年劳役。据说，谢米恰斯内甚至扬言要逮捕1000名知识分子借以杀鸡儆猴。也许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忧虑有些夸张，但却精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铁腕舒利克’谢列平正在策划一场企图退回到斯大林时代的政变”。他后来这样写道。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日子屈指可数。谢列平由于担任负责“监督机构”的中央书记之职已经忘乎所以。再加上他的门客谢米恰斯内主管克格勃，这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而且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忧心忡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谢米恰斯内倒台的首要原因却是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66年底她获准出境参加她第三任丈夫，一名印度共产党员的葬礼。斯韦特兰娜一去不复返，苏联领导层认为谢米恰斯内对此负有责任。除此以外谢米恰斯内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不但没有帮助把斯韦特兰娜弄回国，反而命令实施一个荒唐的劫持计划，导致被派到纽约监视阿利卢耶娃的克格勃间谍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桑科暴露了。1967年3 月首次提议撤销谢米恰斯内的职务时，谢列平保住了自己的朋友。但在5 月这个问题重新拿到政治局审议，当时谢列平正住在医院里，接受急性阑尾炎手术。勃列日涅夫这次预先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被请去同政治局委员见面的索科洛夫宣布了“解除谢米恰斯内职务” 的决定（这种说法当时很平常） 、他后来回忆说：“根本没有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对政治局其他成员说没必要讨论，没有这种必要。”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高级官员实行“安慰”的政策，谢米恰斯内被安插到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位子上，负责体育运动。6 月谢列平从医院回来，得知自己也被降职，从负责监督机关（包括克格勃的中央书记一职）成为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来到自己宽敞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发现自己的前任维克多·格里申在隔壁房间有一个“专用按摩室”，这是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对它的文明说法。谢列平感到极为不平的是，格里申在工作时间通奸，却得到升迁，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于是他就开始散布有关他的前任的各种传闻。“如果有过失的人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心耿耿，那么后者在这种问题上就会非常宽容。”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解职使新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彼夫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勃列日涅夫的两名宠臣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和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未来的克格勃主席）被任命为副主席。任命安德罗波夫的最主要目的是使“克格勃同党中央密切关系”。1957年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回来后，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关系方面的事务。他是第一位领导克格勃的党内高级官员。从贝利亚开始，他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克格勃主席。开始他是候补委员，1973年起成为正式成员。人们认为，对安德罗波夫的任命“标志着从斯大林去世起一直持续的一场演变的完成——使党和克格勃关系变得如此紧密，它们完全像一个肌体的两个器官那样行动”。但是，尽管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任务，党牢牢地控制了克格勃，安德罗波夫仍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接受“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观”。安德罗波夫命中注定比他的所有前任的任期都长，并在政治上获得最大的成功：1982年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
对刚刚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赫鲁晓夫的女婿安德烈·阿朱别伊虽然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的表现很赞赏，但他同时指出，那些年的事件给他对东欧问题的看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布达佩斯那些年的经历，以及“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在匈牙利事件中所起的激发革命的作用，使安德罗波夫确信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戈尔季耶夫斯基听说，刚刚回到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就在第一总局讲：“只有灵活机动才能使我们不会重蹈1956年的覆辙。”当时赫鲁晓夫也持这种态度，他吩咐要多关注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他禁止克格勃在东欧搞间谍活动，他命令克格勃同当地安全侦察机关联手工作，而不要对他们指手画脚。
60年代中期，对苏联集团各国更加温和的政策似乎开始有了结果。1956年革命后，当政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在莫斯科很有人缘，他不断使莫斯科相信，他的统治稳定，而经济改革也不是破坏性的。他得到匈牙利情报部门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提拔上来的年轻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之后，莫斯科总部对东欧进程的担忧主要集中于罗马尼亚。1944一1954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乔治乌一德治，在30年代曾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受过培训。1949- l953年，布加勒斯特的克格勃总顾问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曾对他在铲除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方面所作的努力大加赞赏。但当上第一总局局长后，萨哈罗夫斯基对乔治乌一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不满。与很多同东欧有联系的苏联公职人员一样，他也对1958年赫鲁晓夫决定从罗马尼亚撤军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严重的失误。
奇怪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不安要小得多。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萨科夫后来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1956年第一总局不少分析家认为，几年后布拉格会效法布达佩斯。但预言没被证实，以苏联集团的标准衡量，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非常繁荣的国家，于是总部确信以前是杞人忧天了。1968年1 月，代替日渐年迈的新斯大林主义者、捷共第一书记安东尼·诺沃提尼上台执政的是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开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对他反映良好，在克格勃，杜布切克被称为“我们的萨沙”。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革后，第一总局十处（东欧事务处）开始认为，“我们的萨沙”受到捷克”资产阶级人士的操纵。克里姆林宫和总部发现他是“布拉格之春”的推动力量之一，都感到事态将发生变化。8 月苏联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会谈。与会的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要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同诺沃提尼斗，我信任你，保护你。我说，我们的萨沙是位好同志，而你却使我们如此难堪！”说到这里，勃列日涅夫声音颤抖，哽咽，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同1956年的纳吉不同，杜布切克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或者放弃社会主义。 但正像莫斯科预料的那样， 这种社会主义是布拉格为之奋斗的“仁慈的社会主义”，早晚会给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布拉格之春”在莫斯科总部的第一个大的后遗症，就是克格勃开始取消对人民民主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禁令。克格勃驻布拉格的总顾问科托夫将军从具有不满情绪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头目约瑟夫·霍乌斯基处拿到了该部门一些人的私人照片，持进步立场的内务部部长约瑟夫·帕维尔也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克格勃还收买了他的副手威廉·沙尔戈维奇。“布拉格之春”期间沙尔戈维奇住在霍乌斯基的豪华别墅里，得以经常同克格勃的人见面，而不致引起内务部杜布切克支持者的注意。内务部的高级官员扬·博克尔也被克格勃收买，他帮助克格勃的人窃听内务部的电话，窃听器甚至安到了主要改革者家中。靠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后来在华约军队入侵捷克、逮捕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及其他忠于杜布切克统治的人时派上了用场。
和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克格勃在搜罗情报方面卓有成效，但对这些情报作应有的分析总是跟不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总部把反对派完全看成是阴谋和暴动的具体实施者。在东欧发生过的或是臆想中的阴谋背后，总部都能想像出有一只来自西方、特别是西方情报部门的手在操纵。总部认为，西方情报部门又重新起用了犹太复国主义间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克格勃间谍接到命令，要经常报告所有犹太出身的同事的情况。尽管克格勃清醒地意识到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有关西方阴谋的证据都是臆造出来的，但它却始终认为阴谋确实存在。
总部对那些无法纳入“阴谋理论”的资料再次抛弃不用，“布拉格之春”期间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来自华盛顿。在美国的对外侦察系统中，34岁的负责人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被认为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他获准接触“绝对可靠的文件”。这些材料证实，不论中央情报局还是美国各部都没有参与过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说，“布拉格之春”使华盛顿感到措手不及。卡卢金到美国后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青云直上，6 年后他成为第一总局最年轻的将军。但1968年对他提供的情报就不理不睬了。回到莫斯科后他才知道总部曾命令“不要把卡卢金的情报给任何人看，把它们销毁”。为此卡卢金十分不快。克格勃一方面封锁卡卢金得到的情报，一方面制造紧张空气，散布谣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为北约侵略或国内政变的牺牲品”。
尽管安德罗波夫才华出众，但同他的所有前任一样，他也对“阴谋理论”情有独钟。1968年10月， 即苏联出兵后两个月，他在对克格勃的共青团员讲话时说：“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西方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成就，“敌人直接、间接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建立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反苏联的和其他的敌对组织，为纳粹主义煽风点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鲜明的例证。那里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般的支持下，果断地制止了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企图。”
西方情报机关一直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进程，这是事实，但安德罗波夫却把这说成是他们参与“布拉格之春”事件的证据。7 月19日《真理报》登载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意识形态攻势”计划的摘要，似乎这个计划是中央情报局制定的，是“解放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奏。其中着重强调了拟议中的“打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关、军事侦察及反间谍机构”的计划。虽然计划本身是第一总局A 处（“积极行动”处）一手炮制的，但总部对“布拉格之春”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影响及其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系的担心并不是装出来的。6 月份，内务部长帕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内部实行了清洗，把霍乌斯基换成杜布切克的支持者。一个月之后帕维尔又公开声明，6 名克格勃联络官员被暂时调到其他的部里工作。如果当初“布拉格之春”继续的话，毫无疑问，这些人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与此同时，负责调查50年代政治诉讼程序的主要专家卡列尔·卡普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克格勃的“顾问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行动，完全独立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之外。据传，委员会负责人皮列尔曾警告党的领导人，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包含一些“使人不快的内容，若将它们公诸于世会严重动摇党和一些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威望”。虽然报告的公开被推迟了，一般认为，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基本上同意委员会关于解散政治警察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奥尔德日克·切尔尼克后来一再指出，莫斯科为党在国家安全机关和武装力量中缩小影响而担心，苏联顾问令人惶惶不安的情报简直就等于火上浇油，使莫斯科更加深了这种担心。
虽然安德罗波夫没有进入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局五人集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斯特），但克格勃蛊惑人心的评估仍起了不小的作用。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呼吁要谨慎从事，而谢列斯特大概是第一个主张武装干涉的。至于勃列日涅夫，他随大流。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大规模的帝国主义阴谋会迅速发展，正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构和党的领导。这些警告至少在五人集团最终做出决定时起了作用，它使他们认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应该采取出兵干涉而不是其他稍温和的强制措施。1989年华沙条约组织终于为入侵行为表示道歉，但葛罗米柯在这一年临终前仍强调，“毫无疑问，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的）的敌人得到了外来的支持，就象回损率在匈牙利发生的那样”。他把一些毫不可信的预谋政变的准备工作的细节也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大概是从1968年那些令人惶惶不安的情报中搜罗了这些材料：“在某个时候，主要是夜间，门牌被换掉，有时街牌也被换掉。这说明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敌人们预先有了精心准备”
克格勃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捷共的实力；它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拿下杜布切克。同有关西方支持策划阴谋的情报相比，这些观点似乎对出兵的决定起了更大的作用。克格勃也制造了很多证据，证明存在所谓帝国主义阴谋，后来这些都被用来为侵略辩护。30多名克格勃间谍以西方旅游者为掩护身份到处张贴教唆性标语口号，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曾告诉他，克格勃参与了“自己建造、然后栽赃查获”放有武器的密室的阴谋行动。
《真理报》曾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武器列入苏台德复仇主义者准备武装起义的证据。东德党报《新德意志报》更不着边际，登出了美军及坦克开入捷克斯洛伐克的照片。照片是从一部美国战争影片中剪下的（虽然东德报刊不承认此事），该影片是在波希米亚拍摄的，捷克士兵身着美军1945年式样的军装参加了拍摄，带有美军识别标志的坦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花外汇搞来的。1968年正在布拉格的第一总局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利·鲁萨科夫说，他和克格勃的顾问们都极力反对总部指示的离间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行动被查明，那么所冒的风险太大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经历了这些离间活动，克格勃正是把任务交给他和其他间谍来完成的。
苏联军队定于1968年8月20-21日夜在华约各国军队支持下进驻捷尔斯洛伐克。苏联认为9 月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捷共民主化，因此出兵必须赶在大会召开之前。恰恰在出兵前夕总部得知，瓦西里·比利亚克的女儿在英国学习。比利亚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中保守的少数派的代表之一。总部马上命令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设法找到这个姑娘并说服她回国。人侵开始时，比利亚克的女儿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了。
仅一天一夜，入侵的主要军事目的就已达到了。8 月20日（星期二）晚11时，苏联空军第24集团军的部队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机场，掩护了几百架运送部队和坦克的“安”型运输机的行动。同时，苏军和华沙条约的部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北、东、南边境，切断了同西德的边境。8 月21日（星期三）拂晓，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已经不再组织抵抗而保持中立，所有交通要道都处于苏军控制之下。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的大多数主要改革家遭到了逮捕，逮捕他们的是博古米尔·莫尔纳尔上校指挥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的人。他们从苏捷边境被押送出国，关押在喀尔巴吁山里克格勃的牢房中。克格勃间谍约瑟夫·霍乌斯克很快就恢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中的职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克格勃的行动不如苏联军队直接，克格勃的武装小分队只是配合正规军揭露反革命分子，并迫使他们保持中立。苏军战士曾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请求兄弟国家的援助。但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上坦克告诉他们，谁也没叫他们来，并劝说他们回家去。而后几天以来地下电台不断指责侵略行径。8月22日举行了1小时总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群众和平示威。
克格勃和驻布拉格的苏联大使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辛科犯了后一个大错误，他们过高估计了捷共党内及工人阶级中对武装干涉的支持程度。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来都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确实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另一方面是因为比利亚克和其他一些保守人士要求苏联插手（这些人明白，如果没有苏联的干涉，他们的政治生涯就会到此结束了）。苏共政治局在作出出兵的决定时非常希望捷共主席团中大多数成员会呼吁提供“友好帮助”同反革命作斗争，那么这个措施就马上获得了合法性；接下来就可以按预想的那样成立新的革命工农政府，清除这个国家“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但这一期望实际上是落空了，而组成工农政府的企图也破灭了。
因为没有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达尔” ，苏共政治局被迫立即改变方针。8月22日晚政治局得出结论，除了同执政党进行谈判以外别无选择。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结束后，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者们被准许返回布拉格，条件是他们必须顺着克里姆林宫的意愿使局势正常化。10月杜布切克被重新召回莫斯科签署条约，条约准许苏联军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西德军国主义集团日益嚣张的复仇野心的保障”。1969年4 月，狡滑的政客古斯塔夫湖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成为第一书记，从此“布拉格之春”被长达20年的“苏维埃之冬”代替。
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代表出面支持“布拉格之春”，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忧虑。在红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史无前例的游行，抗议苏联军队进驻捷克。当然，游行队伍很快被克格勃驱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后来写道，这两天对他有“重大意义”：
“这两天中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一心想着一件事——要写下一句简短的话，引用赫尔岑的一句名言：我耻辱，我是苏联人。”
在苏军入侵后的日日月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1968年夏，苏联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布拉格之春”，但对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深切同情已经使克格勃和共产党不得安宁。《苏联文化报》用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7 名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们分别在路德维克·瓦楚利克于1968年发表的《2000字书》上签了字，这是“布拉格之春”过程中最激进的宣言之一。7 月，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下了一道指示，其中强调了对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理想教育”的极端必要性。
据阿列克谢·阿采别伊说，“安德罗波夫从未惊慌失措过，而且从未制造过恐慌。但是他认为对意识形态基石的动摇不能熟视无睹，他曾非常不客气地提到过很多作家、演员和导演”。克格勃为外国杂志提供的各种故事，使安德罗波夫的形象很适合于西方口味。据《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报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位藏而不露的自由人士”，“他精通英文”，“收集著名乐团的录音带”，“闲暇时间看英国小说”，“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但像实际上安德罗波夫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异己毫不留情，只是在压制不同政见时更注意方法罢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重新组建了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的各种表现并与之作斗争。这个局的一些部门主要负责监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教徒和犹太人。这些人虽然不再会在公审会上被控告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那样，对他们取而代之的是心理诊所。那里有对第五局俯首贴耳的心理学家。例如伦茨，他是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在他那里诊断的结果总是“精神分裂症”或“改革狂”。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药物。心理学的这种用场不仅仅因为它行之有效，而且使那些由苏联一党专政所产生的坚定信念作基础的人们相信，党的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利益。接替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认为，那些不承认这一利益的人都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疯子。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他们将像索尼仁尼琴那样闻名于西方的著名人士定为精神病患者进行指责，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强迫离开祖国。
在20年的时间里，“布拉格之春”引起的震动一直对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东欧政策产生着影响。限制人民民主国家的主权首次在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理论”中被公开确定下来。在这个文件中强调指出，各国人民均有权“沿着各自的道路奔向社会主义”，但所采取的政策“不能有损于本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有损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该理论中明确强调，一旦在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类似的“损害”，那么“对反社会主义力量进行果断的反击”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切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为了挽回自己在莫斯科已经有所动摇的信誉，在苏军进驻捷克以后便在克格勃联络官员的密切配合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清洗。150 万党员遭到审讯，比“布拉格之春”期间还要严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开除出党或“自愿”退党。在大学中、大众传媒工作者及其他自由职业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那些同“布拉格之春”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如作协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都被关闭或是改组成其他政治上更保险的机构。尽管如此，莫斯科总部仍然放心不下。第一总局第十一处（社会主义国家处） 在详细分析了“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结论：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总统柳德维克·斯沃博达当时的讲话同他们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似乎关系不大。197O年1 月，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职务的最隐蔽的杜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让瓦西里·比利亚克或反动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替胡萨克作第一书记，但这两人都缺乏群众基础，任用他们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铁托、纳吉、毛泽东、霍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相继“变节”，1968年杜布切克（“我们的萨沙”）也步他们后尘背叛，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总部对东欧各国形成了顽固的偏见。70年代前总部就将东欧领导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第二类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对西方暗送秋波；第三类是“未知数”，他们一方面对苏联的制度毕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调情”；第四类是亲苏联的，但显得软弱无力；最后一类既亲苏又强硬，但在国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曾在总部及克格勃间谍局中听到过一些人一时冲动口吐真言，他们承认，“反正这些国家早晚也将染上反苏情绪，变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的盟国。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们中的大多数彻底分手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也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在东欧的失意最终还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宫1989年放弃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论”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最大的一块心病。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出了几千名苏联顾问，克格勃的顾问们也撤了回来，只有一个不大的间谍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调动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继续把他们当成中国问题专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开始，中苏之间的一些小冲突是通过第三国的。莫斯科痛骂阿尔巴尼亚的教条主义者，而北京则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后来，1964年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时，两国矛盾公开化。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都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亚洲很多党还是起来支持中国。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来中国已成为棘手的问题，那些早已放弃中国事务的专家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
对克格勃来说，在中国搜集情报变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复杂、危险。破译的外交电讯稿并没有使人对革命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国的公职人员中收买间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他们联系非常少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由于“红卫兵”的监视狂和异己恐惧症使得外交人员也很难在北京移动半步。那些拥有外国图书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过自新，而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则被投入监狱。后来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中国承认：“掌握外语或过去曾在外国定居，这都会成为此人是该国秘密间谍的证据。”苏联使馆被围住，通往使馆的路改名为“反修胡同”。
从中国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蒙古血统和中亚血统的克格勃人员搞到的，他们穿上当地的衣服会完全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藏在外交官汽车的后车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从使馆中拉出来，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下车。然后混人成群的中国人当中，在挂满标语的城里闲逛，阅读当天的“大字报”、买一些刊载着上海、重庆和新疆新闻的“小报”。还有更多的克格勃间谍（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亚人）是从阿拉木图、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基地越过边境进人中国的，但这些间谍中谁也不能提供中国高层制定政策的情况。
克格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法搞到的情报为数不多，但也可勾勒出中国的基本情形，这个国家正逐渐陷入混乱的深渊。
上了些年纪的中国工人，有时羞于将自己谈论地主和全国形势问题的大字报公诸于众任人评说。因为在中国书法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他们常常把纸墨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边盯着白纸，有人围上来后，他们就语无伦次讲起地方大事来。但大多数大字报都涉及了全国性重大问题。1967年底开始出现攻击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大字报。第二年他被投进监狱，之后先后有22000 多人因同情他而被捕。刘少奇曾在一次表彰劳动突击手的会议上祝贺一位清洁工人，并同他拍了照。后来此人被挂牌游街示众。百般凌辱，直到发疯。
还出现了鼓动人们活活烧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了。依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的原则，红卫兵把刘少奇的一个儿子扔到了火车轮下。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2 号人物，被迫下乡劳动，但他活了下来。在物理系念书的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被从北京大学二楼窗口扔了下来，造成他的下肢瘫痪。
莫斯科总部最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恰克将军1976-1981年在北京是间谍头目。他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文革”期间克格勃为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情报比外交部要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总部收到了大量有关混乱和武斗的情报，这些来自克格勃情报机构和无法接近党内高级官员的间谍提供的情报，使总部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总局预言说，毛泽东的学说会发展成“侵略性的亚洲独裁统治”，并企图收回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划归沙俄的大片领士。
1969年3月8日，发生在中亚和珍宝岛的边境磨擦证明克格勃的预言是正确的，预示着中苏间更大的冲突。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几年以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0亿，而且这个国家有足以摧毁莫斯科的核武器。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过，核战争不见得就是坏事。甚至世界上一半人口死去，另一半也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将从地球上消失。1969年9 月，中国在新疆搞了两次核材验，莫斯科通过卫星得知中国正在建造自己的人造卫星（1970年第一颗卫星成功升空）。
1969年秋，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同克格勃有联系的记者维克托·路易（他便是维塔利·叶夫根尼·路易），在一些为西方报刊写的文章中暗示，苏联正在研究是否在中国拥有核导弹威胁苏联以前，对它进行核打击以示警告。与此同时克格勃的间谍机关也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散布这类传闻。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即便是克格勃负责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当时也不敢肯定，这是恐吓中国人的“积极行动”的一部分，还是要警告西方，苏联总参谋部正在郑重其事地研究这种可能性。事后可以说，这些措施的确是第一总局A 处的一次“积极行动”。而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摆脱“文革”的混乱，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中国恢复了为解决边境冲突的会谈。但这种压力最终起了相反的作用，害怕苏联实施该打击似乎成为中国同美国开始秘密会谈的原因之一。谈判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宣告结束。
70年代初，总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否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就像过去美国一样。最后决定，克格勃对中国的正式叫法是“基本对手”。而“主要对手”仍是美国。由于对中国的政策缺乏确切的了解，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为止。
60年代，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北京和布拉格。但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之得到了补偿。苏联外交的最大成就在中东。战后英法势力的瓦解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而美国由于对以色列具有某些义务又无法插足。1954年；纳赛尔在埃及掌权使苏联有可能充当阿拉伯国家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了。纳赛尔36岁便成为埃及土著居民的代表人物，享有这一地位的人从公元前525年波斯人推翻末代法老以后就掌握着这个国家。
纳赛尔写道：“小时候，每次有飞机飞过头顶，我就喊：‘万能的主啊’，降祸给英国人吧。”
没有一个现代阿拉伯领导人能同纳赛尔的高涨的民族感和阿拉伯民众对他的好感相媲美。
60年代，纳赛尔注定要成为自己雄言善辩和自己设计的英雄形象的牺牲品。但是在他成为埃及领袖初期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塑造英雄所需的材料。1954年他上台不久就在一次集会上发生了暗杀事件，他活了下来，但站在他身旁的人中有两人丧命，其余的为了逃命从主席台跳了下去。纳赛尔却原地未动，喊道：“让他们打死纳赛尔吧。他只是万众之一，不管他是死是活革命都将继续！”1955年他宣布同苏联签订合同，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大批武器，这使西方为之震惊。这个协议严格保密，甚至埃及驻莫斯科大使都毫无所知，只是两国领导人的大笔一挥，便结束了西方对中东武器输出的垄断局面。
1956年7 月，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曾一度租让给设在巴黎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并被阿拉伯人视为西方对他们进行剥削的鲜明例证。当年11月，英国和法国勾结以色列用武力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的企图破产后，纳赛尔成为大多数阿拉伯人心中的英雄（只有正统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不承认他）。1958年，纳赛尔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周 的旅行访问，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苏联全体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在一年一度的红场五一游行中他是列宁陵墓观礼台上的贵宾。回国后，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大型集会上讲话说，苏联是个“友好的国家，毫不谋求自己的私利”，它对阿拉伯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
然而纳赛尔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严重的磨擦出现在纳赛尔开始迫害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人、并指责伊拉克的共产党之后。克格勃确切地知道，在纳赛尔公开批评1959年苏联奉行的政策之后，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了来自美国的援助。但无论如何在60年代初，赫鲁晓夫和总部都确信，中东已经形成某种力量平衡，这对同“主要对手”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同意这种观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三国都持反美态度。1962年本·贝拉在阿尔及尔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并吸收了几名共产党员进人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饱受耻辱之后，赫鲁晓夫决心在对中东施加影响的斗争中一定要占美国的上风。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便是苏联采取与第三世界反帝的（尽管在思想上并未完全一致）民族主义分子结盟、代替原来只依靠共产党的新政策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思想上是倾向共产党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学家们创造出诸如“非资本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这样的术语来表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向往的正是这种过渡时期。1961年纳赛尔决定将大部分埃及工业国有化，这成了他奉行“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可靠证据。60年代苏联在亚非领导人中对纳赛尔寄予的希望最大。1953——1971年期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43％给了埃及。1965年埃及共产党宣布解散，党员们申请加人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克格勃对苏联同纳赛尔结盟热情支持的表现之一，是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他左右的亲信。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萨米·谢拉夫。此人大腹便便，两撇小胡子向下耷拉，和他的代号“阿萨德”（狮子）很不相称。1959年他被任命为总统直属情报局局长，实际上成了埃及侦察部门的领导人和纳赛尔的贴身顾问之一。谢拉夫的接线人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后来成了克格勃在开罗的间谍头目。从1970-1974年的5年间，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成绩使他在总部平步青云，终于当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谢拉夫负责检验埃及高级官员是否可靠，他可以听到任何他个人和克格勃组织感兴趣的电话内容。除此以外他还在其他方面为克格勃效力，如派埃及情报人员到莫斯科学习，为包括招募间谍提供机会等。纳赛尔对他的一些部长的亲苏态度非常清楚，尤其是对阿里·萨布里。此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总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和副总统。但好像他把谢拉夫看得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会竭尽所能在不损害埃及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苏联最大的援助。基尔皮琴科一再地刺激谢拉夫的虚荣心，他经常对后者说，赫鲁晓夫、后来是勃列日涅夫认为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纳赛尔死后一年，谢拉夫终于在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并极尽感激友好之辞：“我非常感谢勃列日涅夫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会见我，毫无疑问，这是您特殊加惠于我。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将不断发展下去，今后的岁月以及我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将成为埃苏两国、两党、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友谊最可信的证明。我深信，在埃苏友好关系史上萨米，谢拉夫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纳赛尔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