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克里姆林宫对纳赛尔不乏公开的溢美之辞，但60年代中期，他作为阿拉伯世界不可战胜的英雄的威名被过分拔高后，也导起了总部内外对他的嘲笑。1964年纳赛尔和他的总参谋长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一苏联最高奖是首次授予外国人，后来这成为主席团会议上迫使赫鲁晓夫辞职的罪状之一。这次授奖还引起了一系列在总部广为流传的笑话。尽管有关纳赛尔的顺口溜众所周知，但60年代总部还是相信，甚至是过分地相信苏联在中东的形响在扩大。“力量平衡”似乎形成得很缓慢，但确实是在朝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君主政体受到来自反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严重压力。克里姆林宫、总部和高层军事官员普遍认为，依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埃及武装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了。可想而知，在叙利亚和约旦的支持下，埃及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也有人极力反对这种现点。1967年4 月，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访问埃及后报告说，埃及和叙利亚需要苏联更广泛的援助，以便更有效地同从色列对抗。但没人重视他的报告。1967年春，当埃及同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时，谢拉夫提供给纳赛尔的情报，仍然在附和总部“力量平衡”的乐观评价。
1967年6月5日（星期一），开罗时间早晨8 时45分，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并持续了6天。战争的结局实际在最初的3个小时内就已确定，以色列的突袭使340架埃及战斗机中的286架毁于一旦，在紧跟其后的西奈半岛战斗中埃及军队完全失去了空中掩护。直至6月5日下午4 时，纳赛尔的将军们都不敢告诉他，他的空军已全军覆没。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马上声明，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和英国飞机的支持。西奈半岛作战初期埃及拥有同以色列数量相等的坦克，在有生力量方面埃及人甚至占有优势。4 天的战斗使埃及人损失了700 辆坦克，死亡和被俘的士兵达到1740人。纳赛尔提出辞职，但几百万埃及人的大游行说服他留在了总统位子上，对他们来说纳赛尔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
埃及及其盟国叙利亚在军事上的失利，经过以色列的大肆渲染，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普遍认为阿拉伯人畏战。埃及战俘身穿短裤，以尚未损坏的苏联坦克为背景或以其他沮丧的姿态被拍照。克里姆林宫公开站出来支持阿拉伯人，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后来不得不后悔这一行动）。但在非公开场合。阿拉伯军队的不善作战也受到了尖刻的批评。大批苏联军械被以色列人缴获引起了苏联的愤怒。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理论仍然存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指出，莫斯科总部的很多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赞赏以色列人所取得的胜利并且承认，在英勇善战方面阿拉伯人永远不能同以色列人媲美。
埃及在6 天战争中的失败迫使克里姆林宫做出唯一的选择：要么减少开支，要么重建阿拉伯武装力量。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苏军总参谋部部长马特维·扎哈罗夫元帅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一同前往埃及督阵，为整编和重新装备埃及军队提出建议。在埃及的苏联顾问逐渐超过了20000 人。纳赛尔极想恢复昔日阿拉伯民族英雄的荣光，为了换取苏联的援助，他准备做出比6 天战争以前更大的让步。而在埃及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建立军事基地已经成了莫斯科的政治目的之一。在埃及的一些港口——亚历山大港、塞得港、马特鲁港和塞卢姆港，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以及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亚丁港，苏联建立了一批物资技术保障基地。1970年，应纳赛尔的要求为巩固埃及的防空系统建立了一些苏联空军基地，装备有“萨姆一3”导弹的地对空火力系统和配有苏联机组人员的飞机。
鲍利斯·博恰罗夫是第一总局的阿拉伯学家，在开罗协助间谍们工作。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他已调到政治侦察部门工作；似便控制“埃及政府机关中一名非常重要的间谍，此人更喜欢讲阿拉伯语”。1966－1970年谢尔盖·米哈伊尔·戈卢别夫在开罗任间谍头目，在他领导下招募间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此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得到迅速提升。在总部经常可以听到有关“埃及苏维埃共和国”的玩笑，克格勃对埃及国家机构的渗透在此时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是，苏联投到埃及的大量资金因为没有可靠的基础而并未使埃及强大起来，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埃及反而加深了苏埃两国人民之间的分歧。苏联人和埃及人很少有结成夫妇的，这似乎可以是一个例证。要知道，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受教育的5 万阿拉伯人有近一半同美国公民结婚。但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苏联顾问与阿拉伯女子结成百年之好。
1970年9 月纳赛尔突然去世，苏联的强大影响开始逐渐减弱。将近20年过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还一再讲道：“如果他（纳赛尔）再活上几年，这一地区的局势就会大不一样。”苏联总理阿烈克谢·柯西金曾对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说：“我们从未对纳赛尔隐瞒过什么，他对我们也没什么秘密。”柯西金一清二楚，前半句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后半句由于有谢拉夫等人还算确切。上任总统的第一天，萨达特就同谢拉夫在办公室里大吵一通。后来萨达特回忆说，“他给我带来一大包东西。我问：“这是什么？’‘这是某些被监视的人的电话记录。’‘对不起，我不想读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是谁给你的权利窃听这些人的电话？把这些纸收走。’我说着一下子把这包纸扔到了地上”。
但终于萨达特有时也兴趣十足地去看待这些“胡说八道”，他曾向谢拉夫承认过这一点。1971年 5月11日，一名年轻的警官未经谢拉夫的批准将一盘录音磁带送到萨达特那里（萨达特肯定自己并不认识这名警官），录音带上有证据说明阿里·萨布里，即克格勃确定的纳赛尔接班人，和其他一些亲苏官员“策划阴谋，企图推翻萨达特和国家政体”。5 月16日萨达特命令逮捕了谢拉夫、萨布里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亲苏集团的领导人。
这件事过去仅仅11天，萨达特就和波德戈尔内在开罗签署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后来萨达特承认，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苏联领导人压惊”。他试图使苏联领导层相信，他不打算改变埃及的对外政策，此次只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机场同波德戈尔内告别时他请波德戈尔内向政治局传达：“请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相信！”实际上在此之前，莫斯科对萨达特的信任已经严重动摇了。萨布里集团被捕后，克格勃的几名间谍也都同自己的接线人失去了联系。
纳赛尔死后，总部对阿拉伯国家的最大希望就是在苏丹发生共产党政变。克格勃认为苏丹共产党是中东最忠诚最乖巧的党。1971年7 月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苏丹军官企图发动政变，但被萨达特支持下的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被绞死的阴谋策划者中有共产党总书记阿布杜勒·马哈古卜和列宁和平奖金获得者艾哈迈德·阿里一谢赫。与此同时莫斯科总部也得知，驻中东的苏联外交官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萨哈罗夫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在约定的暗号警告下，他及时地隐蔽了起来。他出卖给美国人的秘密中包括证明谢拉夫是克格勃间谍的证据。1971年底，苏联党内和克格勃总部已经经常把萨达特说成是叛徒，因为当时已经得知萨达特的情报长官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和中央情报局有染。1972年，萨达特把苏联顾问从埃及赶了出去。在短短7天内共有21000名顾问飞离埃及。然而莫斯科暂时还不打算同萨达特翻脸，害怕这样做会失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中东阵地。勃列日涅夫得出结论，苏联除了对埃及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外别无选择，甚至萨达特公开转向美国也是如此。
还是在英国统治时期，莫斯科给印度共产党的指示就常被设在德里的刑事调查司的特务截获。 1947年印度独立后， 尼赫鲁任内阁总理（1947－1964年），直到1964年的17年间穆利克一直负责特务工作，他说，截至50年代初，“从莫斯科来的指示一直强调利用印度共产党的力量推翻‘反动’的尼赫鲁政府”。1951年初穆利克把最后一份莫斯科给印共的指示交给了尼赫鲁。尼赫鲁“放声大笑说道，看样子莫斯科不晓得我们的侦察部门干得很出色”。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第三世界兴起不结盟运动，从中赫鲁晓夫发现了一名同西方斗争的潜在同盟者。同纳赛尔和铁托（赫鲁晓夫同他们已部分和解）一起，尼赫鲁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1955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作了一次凯旋式的访问，它标志着苏印关系新时代的开始。为了在亚洲同苏联取得平衡，美国把赌注压在了巴基斯坦身上，这使印度彻底转向苏联。在60年代，苏印两国携手反对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莫斯科非常赞赏印度在联合国中对它的支持，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大表决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苏联集团而不是西方。1956年英法联军入侵埃及时尼赫鲁表示，他“从未遇到过如此触目惊心、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但与此同时他却在联合国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由联合国监督在匈牙利举行自由选举时，投了反对票。尽管尼赫鲁了解斯大林主义，他仍认为，“苏联革命使人类社会有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它所燃起的熊熊烈火是不可能被扑灭的”。
在有克格勃参与的出版物中，尼赫鲁被描绘成一个“政治天才”，他“从未在危险面前怯步”，他的“政策及人道主义和道德准则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因而具有了世界性”。“新闻”出版局是苏联“积极行动”的工具，并负责为克格勃在国外的众多间谍打掩护。1989年该组织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仍有尼赫鲁幼稚的观点，他认为在苏联，“少数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满解决”，这是苏联“民族政策”成绩的证据。
1964年尼赫鲁去世，赫鲁晓夫下台。几年后克里姆林宫在对待印、巴方面采取更为平衡的政策，希望以此促使巴基斯坦同华盛顿和北京分手。莫斯科的一名政治家曾批评赫鲁晓夫在这个点火就着的地区偏向印度。在这种偏袒印度的南亚政策的狂热支持者中，有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和它在德里的间谍头目拉多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下任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罗欣。克格勃对印度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党制民主国家里侦察工作有充分的可能，而且印度用英文出版的刊物数量众多。
60年代初，莫斯科总部的假情报高级专家伊万·阿加扬茨主持D 处的工作。根据同该处的协议。波格丹诺夫帮助寻找能被广泛运用于“积极行动”的印度报纸，他最终还真找到了一家。这家报纸同许多别的报纸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利用。尤里·莫金就曾在1967年竞选前和竞选中把假资料鱼目混珠塞进印度报刊（莫金曾任“五杰”的上司）。为了抵毁反共的孟买竞选者帕秀尔。莫金散布了一封假信件。信中说，孟买的英国总领事弥尔顿曾写信告诉切斯特·鲍尔斯大使：“我认为策略地停止同巴基斯坦的私情，哪怕仅在竞选期间节制我们的胃口，将使我们顺利达到目的。说实话，我们的援助已经不少了，该适可而止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孟买已经开始传说，他已经从我们这儿得到50万卢比用于竞选。”
莫金还公开了一封英国最高专员“约翰弗里曼爵士”的电报，电报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美国人为右翼政党及政治家的竞选基金划拨了大量资金。而真正的最高专员弗里曼先生此时骑士爵位还未得到。莫金设法为自己的假情报销赃灭迹，大概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在1967年4月突然离开印度，而他在那里只呆了9个月。
60年代末，叶罗欣任间谍头目时，他搞的一次有效的“积极行动”是散布以美国海军研究中心的戈尔东·戈尔德斯坦名义执笔的假信件，里面提到在越南和泰国有美国的细菌武器。最初这封信发表在孟买的《自由新闻报》上，然后1968年3月7日的《时报》又提及此信。而莫斯科电台把此事用于对亚洲的节目广播，证明美国在越南制造流行病。印度的《闪电》周刊登载了一篇基于这一假消息的文章，题为《美国将认可细菌战和原子弹》。后来查明，在此之前一年戈尔德斯坦曾投寄过一些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请柬，他的签名和公文纸被人拍了下来。自从朝鲜战争时“细菌战”的行动将一些西方学者引入歧途以后，“美国的细菌武器”这一题目就不止一次被用于苏联的“积极行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印度的隐蔽组织中的主要人物是印共党员罗梅什·昌德拉，二战前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就对苏联抱有强烈的好感。1966年昌德拉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二战后代替明岑贝格“无罪者俱乐部”的苏联最大的隐蔽组织。开始时世界和平理事会设在巴黎，1951年由于有类似“第五纵队”的行为而被驱逐；1954年迁往维也纳，1957年又由于从事“有损奥地利国家利益”的活动而被取缔。其实此后世界和平理事会又以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名义继续在维也纳活动，直到1968年9 月在赫尔辛基建立了总部。昌德拉使世界和平理事会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打起了交道，从而使该组织更有力量。1971年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关于60年代的总结报告，他痛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不管是在亚洲还是非洲都可以感到北约的魔爪……帝国主义的力量，特别是北约的剥削对全世界几亿人的贫困和饥饿负有责任。”
世界和平理事会表示，该组织是靠它的会员组织交纳会费维持的。确实，在各国都有“保卫和平委员会”。但它如此充足的奖金实际上都来自苏联，70年代末苏联每年为它提供5000万美元，这是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忠实地遵循着由苏共中央国际部制定的方针。后来它在联合国取得了一席之地，它努力证明自己是一种独立运动。而实际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行动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昌德拉经常表示，来自苏联的对和平的威胁是不存在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固的和平以及与不同体制国家的和平共处。苏联的军事政策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它完全是防御性的”。
其他一些组织的行动一般也都追随世界和平理事会。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公开行动和克格勃的“积极行动”都首先集中于越南战争。莫斯科总部完全正确地预见到，美国的参战正好可以大大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毯式轰炸和近50万美国兵的参战不仅使世界舆论开始谴责美国，同时也分化了美国人民。昌德拉和和平理事会想尽办法促成这两种转化，1967——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年会上，反对美国的意见趋向一致。1969年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有关“孤立和长期谴责美国政府官员”的决议；有关给“逃避兵役、从军队中开小差的境外美国人提供帮助并在其军队内部开展宣传工作” 的决议；“扩大对美国产品的抵制，如武器、汽油，并抵制为越南战争供应武器、提供服务的美国公司（加泛美航空公司）以及支持战争的非美国公司。”
第一总局“积极行动”分队在动员国际社会舆论反对越南战争方面功绩显著，为了肯定其成绩。把它由处级晋升为A 机构。但正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总部对“积极行动”所起的作用有些夸大。尽管克格勃在第三世界散布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谣言，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但没有一条苏联的假消息在影响世界舆论方面能够赶上美国记者通过电视屏幕向全世界播放的镜头，里面有被团体汽油烧焦的婴儿和各种战争惨象。引发约翰逊总统放弃1968年再次参加竞选的，并非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反越战行动，而是因为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中有人说，约翰逊总统在战争性质和美国参战规模上欺骗了国会。
1962年来自中国的威胁终于使勃列日涅夫把同印度建立特殊关系作为南亚政策的基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67一1977年，1980－1984年任总理）已经准备签订苏印条约，但因为她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同认为条约会破坏印度“不结盟国家”名声的反对党抗衡。但在1971年大选以优势取胜后，英迪拉·甘地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印度外交部常任秘书卡乌尔证实，“这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几次绝秘密谈之一。双方知道此事的都不超过6 个人，其中包括总理和外交部长。大众传播媒界对此一无所知”。在8 月的签字仪式上荡罗米柯指出：“这一条约的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苏联得到了不结盟运动领头国家的支持，两国马上发表联合公报，呼吁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印度此时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外交支持，以及为不久就要发生的“印巴”战争提供武器。
在9月为期4天的战争中，尽管有美、中两国的支持，巴基斯坦还是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东巴基斯坦取得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而巴基斯坦成了只有5500万人口的国家，已不可能对印度造成严重威胁。苏联外交官在联合国欢呼：“这是历史上首次美、中两国同时失败。”
莫斯科总部认为，印苏的关系之所以越走越近，克格勃劳苦功高。
60年代在德里任间谍头目的德米特里·叶罗欣于1970年回国，成为克格勃最年轻的少将。作为奖励，克格勃在德里的间谍机构升了一格。叶罗欣的继任者是雅科夫·普罗科菲耶夫·梅佳尼克，他还非副手。梅佳尼克领导着另外3 个克格勃间谍局，它们分设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苏联领事馆。据戈尔季耶夫斯基了解的情况，这3个机构都直接同莫斯科用密码联系，他们力图从莫斯科而不是德里得到日常工作指令。
1971年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印度成为苏联集团以外驻有克格勒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大约300名苏联驻印度的“外交和业务人员”之中，有150人是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克格勃在印度行动规模之大是因为这个国家在苏联外交中占有优先地位，而且这里开展工作的条件十分有利。戈尔季耶夫斯基提出，克格勃有意在任何一个像印度一样无法限制克格勃间谍机关规模的国家扩大活动。
无论是英迪拉·甘地还是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都没有减少苏联外交人员和商务代表人员的数量，这样就给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打了一把无边的“保护伞”。
除此以外，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印度并不拒绝那些已被不友好的政府驱逐出境的苏联情报人员呆在印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印度的同事曾对他夸口说，在印度想受贿的记者和政客要多少有多少。西·尼哈·辛格曾先后作过《政治家报》和《印度快报》的编辑，他说，可以说印度的社会精英们正用苏联人的钱尽情享受。一些政治机构的代表认为，”苏联人的钱，特别是竞选时用于政党或个别活动家的开支的那些钱，把美国及其他反共赞助者的钱挤了出去”。
1974年英迪拉·甘地发表一系列讲话，指责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给印度造成了经常性的威胁。美国驻德里的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亨命令进行特别调查，结果查明两起尼赫鲁执政期间在邦大选中向共产党的对手提供资金支持的事件。一件发生在喀拉拉邦，另一件在西孟加拉邦。莫伊尼亨后来回忆说：“两次的钱都转给了提出要钱的国大党，其中一次是给了甘地女士本人，她那时还是一名党内官员。因为我们后来不再给她钱了，很自然她对我们把钱给了谁很感兴趣。这种做法不能纵容。”
尽管从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活动规模来说，克格勃在印度远远超过其他外国情报机构，但它也不是唯一受到印度国家安全机关优待的机构。1985年德里由间谍行为引起一场丑闻，其中牵扯到法国人、波兰人、东德人和苏联人。法国人认为印度人用最严厉的措施针对他们，是为了把丑闻对苏联集团造成的不利后果降低到最小。
克格勃的任务并不是对印度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的政策一直对苏联非常有利。苏联是想利用印度作为行动基地，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开战。70年代以前德里已成为克格勃在海外“积极行动”的最大基地。间谍头目梅佳尼克和他的下任都有一名“专门负责积极行动的助手”，一般都是上校或中校军衔。随着科技间谍的发展，印度的作用变得更大，它为接近那些无法接触到的西方技术提供了渠道。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70年代中期，有一次T 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非常恼火，因为苏联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技侦人员以系统都搞不到西方某种设备的一个零件。他大骂：“如果这样我必须通过印度的渠道了，它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纳赛尔死后，在第三世界除了印度以外，古巴也是苏联的“家产”。1963年卡斯特罗首次访苏，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而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相互指责似乎被淡忘了。他的随行翻译是尼古拉·列昂诺夫。列昂诺夫是第一总局的一颗新星，当时35岁，比卡斯特罗小三岁。50年代中他在墨西哥的间谍机关工作，是第一个发现卡斯特罗领袖天才的克格勃官员。列昂诺夫中断了自己在墨西哥的旅行，陪同卡斯特罗做了一次对卡斯特罗来说从未有过的凯旋式的访问，周游了苏联，从列宁格勒直到西伯利亚，在整整40天时间里，这位游击战争的超凡领导人身着保护色的作训服在工厂、俱乐部面对情绪高涨的人群讲话，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检阅“五一”游行。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获得了列宁勋章和“红星”奖章。国事访问结束后，列昂诺夫在总部吹牛说，他和卡斯特罗已经成了永远的朋友。卡斯特罗访问后。第一批古巴情报机构（古巴对外情报部门）的人员被派到苏联总部进修。在哈瓦那同卡斯特罗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亚历山大·希托夫，曾任克格勃驻外机构间谍头目，当时已成为苏联驻古巴大使。他肯定地说、卡斯特罗同加勒比海危机时一样，仍然把苏联大使馆当成自己的家。希托夫和切·格瓦拉一起负责选拔和培养拉美间谍。
尽管卡斯特罗和列昂诺夫、希托夫关系甚好，莫斯科却认为他是一个看不透的、难以对付的同盟者。卡斯特罗是从马埃斯特游山游击队基地直接进入哈瓦那，夺取了政权。他以此为骄傲，并声明；是他自己的武装道路而不是莫斯科提供的和平道路，将使拉丁美洲的各共产党取得政权。1966年他宣扬一种反叛的思想，认为取得通向民族独立和对帝国主义胜利的钥匙，不能在莫斯科而应在哈瓦那寻找。同年召开的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古巴代表团竟然敢于批评克里姆林宫在帮助北越方面做得太少。当时卡斯特罗声称，由于他同“官僚主义”和物质享乐做了斗争，古巴正以比苏联还快的速度奔向共产主义。
60年代中期古巴革命的实际战果，如保健、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彻底肃清匪徒，很快被一些导致效益低下的经济政策的不着边际的空话所代替，被越来越多的限制不同政见的规定所代替（卡斯特罗也承认，1965年古巴有20000 名政治犯）。尽管政治犯问题，很少打扰克里姆林宫，但莫斯科一直快快地注视着古巴将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挥霍掉，他们的钱大部分都被用于非常荒唐的项目上。但是凭自己穿军装的大胡子大卫的形象以及被美帝国主义堵在戈利阿福姆岛上的经历，卡斯特罗比身着大西装的勃列日涅夫更受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激进年轻人的敬仰、中央情报局在塑造卡斯特罗英雄形象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白宫最初的鼓励下，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系列不可思议而最后也并未实现的暗杀活动。1967年，切·格瓦拉在波利维亚同游击队一起作战，被捕后被绞死。他英勇的死更使卡斯特罗的名字家喻户晓了、卡斯特罗的形象也立即被印在背心上而享誉全球。
1968年，古巴举行了对由35人组成的“亲苏小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指责这些人对党的政策进行反动的地下宣传和犯有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罪行，他们被判长期监禁，这使苏古关系达到了危机的边缘。在古巴外交部任总顾问的克格勃工作人员鲁道夫·彼得罗维奇·什利亚普尼科夫好像参与了“小集团” 的阴谋， 于1967年被调回莫斯科。他曾断言：“使古巴成为新的匈牙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内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他认为，古巴现在的安全机关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毒素”污染，无力镇压暴动。总部把一部分责任推到希托夫身上，他使自己的朋友卡斯特罗失去了控制。莫斯科指责他“古巴化”了，他本人也于1968年因病被召回。代替他的是一名更加冷酷的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索尔达托夫，此前不久他是驻英国大使。同卡斯特罗另外一名来自克格勃的朋友列昂诺夫不同，希托夫没能挽救自己的仕途，而列昂诺夫后来成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0年希托夫退休，后又在马达加斯加做了6 年大使。希托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日，他自己认为这是吉兆，将帮他同“主要对手”斗争。后来果然如此，他的这个儿子成为第一总局拉美事务专家。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听说他是在80年代中期，他当时在拉巴斯任克格勃间谍头，他用的还是他父亲的代号“阿列克谢耶夫”。
当古巴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和在弟弟劳尔的预先警告之后，卡斯特罗的“犯上行为”停止了。什利亚普尼科夫曾对“小集团”的领导人讲，只要巴库的石油供货迟到3 个星期，就可以使古巴经济崩溃。1968年初，苏联用缩减对古巴的石油出口来压卡斯特罗，当时就有一些古巴糖厂停了产。8 月卡斯特罗准备妥协。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两天内，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和古巴的同情者在哈瓦那高举“俄国佬，滚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标语游行。8 月23日晚，卡斯特罗通过广播和电视发表讲话，他警告说：“他们要讲的话将与很多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走向反革命的边，走向资本主义，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同‘美国情报界’、‘西德及所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乌合之众’有着密切联系”。卡斯特罗接下来进一步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有权利用某种方式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当其他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一边时，卡斯特罗支持苏联的侵略行为恢复了莫斯科对他的信任。由于卡斯特罗的一片忠心，苏联以拯救古巴经济作为交换条件。1969年底古巴对苏联的债务高达40亿美元。
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苏古在情报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1970年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清除了克格勃认为有反苏情绪的人。在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努埃尔·平埃罗·洛萨多办公室隔壁，住进了一个以维克托·谢苗诺夫将军为首的苏联顾问组。由克格勃提供资金，对外情报机构迅速扩大了行动规模。1971年驻伦敦的古巴使馆外交官中10个人中有7个是该机构的人。同年9月大批苏联情报人员被驱逐出英国，于是古巴和其他苏联集团的外交官就承担起莫斯科总部情报网的补缺工作。然而在伦敦，克格勃同古巴对外情报机构的人并没有直接联系。谢苗诺夫坚持使他们的活动同时受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协调和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7 ·26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平埃罗对克格勃日益插手对外情报机构的行动表示出越来越大的不满。1974年他调出对外情报机构“美洲”局，此局是为组织帮助拉美解放运动而建立的。
平埃罗在对外情报机构的职务由更听话、更亲苏的霍赛·门德斯·科明切斯接替。古巴革命在本国内迅速陈腐退化。秋天，大胡子卡斯特罗甚至反对留长发，他认为长发是道德沦丧的标志，会导致政治经济上的散漫怠工，紧接着他下令为那些违反禁令者强行剃头。此后社会道德被进一步形式化，小姑娘穿迷你裙，就被视为是“有伤风化”，要强行送到乡下的劳改营。此时，国外的革命正呈蓬勃发展之势。1970年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卡斯特罗也总算有了一个拉美同盟者。阿连德亲自决定允许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把智利作为向拉美革命运动供应武器和培养游击队员的基地。革命领袖们用该机构为他们提供的假护照、假文件纷纷投奔到圣地亚哥的古巴使馆。他们得到的钱并不多，古巴对外情报机构认为他们应该靠抢劫银行、扣押人质收取赎金的方法自己搞资金。
同卡斯特罗一样，阿连德的世界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的倒行逆施。1973年，阿连德在军事哗变中被推翻并丢掉了性命。而在此前的3 年中中央情报局按照白宫的指示，为颠覆他的统治花了800 万美元。尽管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它好像预先知道此事，因此把政变的罪过加在中央情报局头上并不奇怪。阿连德并没给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智利经济出现危机，克格勃对它作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也是这样。正当古巴人得到一批又一批贷款时，阿连德却无人理睬，给他的只是象征性援助和列宁和平奖金。1973年9 月，军事政变中阿连德悲惨地死去（迄今为止不知道是谋杀还是自杀）后，在莫斯科对他的名声大加鼓噪与渲染，这位倒台政府的首脑被看作是为反帝斗争而牺牲的。这样，组织破坏活动。暗杀进步领导人的恶名更是非中央情报局莫属了。在总部的某些帮助下阿连德的英名在第三世界大概能保持到本世纪末。
70年代中期，卡斯特罗开始谋求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1972年5 月，他乘自己的“伊尔一62”专机飞离哈瓦那，开始了他为期两个月、对跨越两大洲的10余个国家的访问，这是他访问苏联8 年后的首次出访。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第四次会议上卡斯特罗非常引人注目，他巧舌如簧地表示支持苏联的政策，有些话甚至连任何一名苏联代表都说不出口。阿尔及利亚坚持同东、西方保持等距的原则，支持传统的不结盟政策，遵循存在“两个帝国主义”（一资一社）的理论。而卡斯特罗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结盟国家自然而然又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怎么能给苏联贴上帝国主义标签呢？难道它参加了跨国公司？难道它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工厂、矿山或石油资源？难道有哪个亚、非、拉的工人受到了苏联资本家的剥削？
……只有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最紧密的联合才能使我们战胜目前仍很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新旧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力，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和平和公正而斗争。”
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没有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而西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却没有逃脱这一厄运，他们在大会上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古巴不仅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最热情的支持者，而且在70年代苏联情报和军事行动中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集团对第三世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情报和军事机构的渗透总的说要比对西方国家成功。只有联邦德国是一个例外，两个德国的同时存在，特别是东德以马尔库斯·沃尔夫为首的情报总局，给克格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功条件。
西德海军少将格尔曼·吕特克是北约后勤部副部长，由于职务之便，他知道几千枚战术核武器的部署。他曾利用“米诺克斯”像机拍下了北约的绝密文件，照片被发现后于1968年10月8 日自杀。他的朋友、联邦情报局副局长少将赫斯特·文特兰德也在当天自杀身亡。按官方的说法，文特兰德是因为“个人原因”自杀的。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者后来说，文特兰德为捷克安全部门效力。此后的几周中又有几个人自杀，其中包括约加恩·亨克，他是波恩国防部征兵局局长；还有经济部高级官员甘即申克。同时还有几名以前从东德跑过来从事科技间谍工作的知名学者和物理学家纷纷逃回东部。留下来的卡耳斯鲁厄核研究中心的博士加罗尔德·戈特弗里德被捕，从他那里发现了800页秘密文件。
与此同时，马尔库斯·沃尔夫想出来的“女秘书攻势”仍在变本加厉地实施。1967年波恩外交部秘书莱奥诺雷·休得尔扬被指控通过自己的丈夫汉茨向克格勃提供了3500份秘密文件。当她得知丈夫原来就是克格勃，只是为了收买她才同他结婚时，在牢房中自杀了。因替东德情报部门工作而被指控的女秘书中还有科学部的伊雷妮·舒尔茨（1970年）。克格勃向政治机关的渗透层次要高得多，不只一个德国社民党的官员同克格勃的人会过面。这些克格勃分子以外交工作为“幌子”说服他们尽自己所能缓和对东方的政策。情报总局在联邦德国最重要的间谍是亨特·吉尔奥姆，1970－1974年他是勃兰特总统的私人助手。吉尔奥姆能够控制马尔库斯·沃尔夫，通过他莫斯科总部对波恩东方政策的制定及波恩同美国的关系了如指掌，正是他还提供了大量有关北约和西德安全机构的情报。
至于在“主要对手”美国及其主要盟友英国，克格勃没能招募到像柳特克、文特兰德和吉尔奥姆那样身处高位的间谍。在这些国家里克格勃只收买了一些能够接近重要文件的中、低层官员。70年代莫斯科总部在英国的情报活动既简单又富有实效。连续四任间谍头目——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里契夫（1962一1964年）、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4－1966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京（1966一1967年）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1967—1971年）——在任职期间使得间谍机关不断扩大。1960－1970年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在伦敦的人数从50人增加到120 人，超过了设在美国（联合国未计算在内）或驻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间谍机构的人数。与此同时，苏联集团其他国家在英国的情报机关也迅速发展起来。如此众多的情报人员充斥英国，使英国军情五处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以致无力把所有人员都置于有效的监视之下。当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约瑟夫·弗罗利克1964年接到任命去伦敦时被告知，“英国情报机关目前人力物力奇缺，在那里甩掉尾巴相对容易些”。1967年沃罗宁成为间谍头目，苏联在英间谍机构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手下的弗拉季斯拉夫·斯拉温，收买了伦敦车辆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西里奥什·侯赛因·阿布杜卡德尔，他知道军情五处和刑侦厅特务部门所有车的牌号。有几次军情五处非常狡猾的监视都失败了，因为苏联间谍毫不费力地认出了那些车是用于侦察行动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伦敦被招募的间谍中绝大多数在科技侦察领域工作，特别是在军事领域。间谍机关70年代这方面的主要专家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京，1967年他成为第一总局新设立的T 局的创立者之一，该局负责科技侦察，并利用国外间谍局X系统的工作人员。1968年初至1971年，X系统在伦敦的负责人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为人严厉，是在社交界不受欢迎的工程师，他的英语带加拿大口音，对西方语音系统不能适应。除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编制内间谍外，T 局和情报总局还利用那些以商务代表身份被派出国的人。除此以外他们还任用在英国学习的苏联大学生。T 局的秘史中还提到了60年代在一系列工业和国防技术领域内取得的卓越成绩，其中包括电子技术的最新样品、计算机、有机合成的化学纤维产品和航空航天技术。
军情五处对付科技情报活动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人力物力缺乏，同时也由于诉讼程序带来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又不便大肆宣扬。如果情报人员没有公开认罪或在交接材料时被当场抓获，通常无法判被告有罪。这些麻烦在1963年对朱津贝·马尔特利进行诉讼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位30岁的物理学家在受审前的一年里，在卡尔海姆原子动力局试验室工作，他因一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证据而被逮捕，并当场发现了他同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及其他克格勃人员会面时的记录，藏在精致烟盒中还未用完的一次性密码本，甚至还有拍摄文件用的设备。但是拥有间谍用具并不能说明他有罪，况且马尔特利不可能公开接近秘密材料，尽管同他交往的人能够接触到。马尔特利承认他同卡尔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声明，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恶作剧，打乱企图讹诈他的苏联间谍的全部计划。法庭最后宣布马尔特利无罪。
1965年还有一起科技间谍案也以被告无罪释放而告终。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温特顿“柯达”公司所属工厂的工作人员，他的同事杰弗里·科努埃尔似乎也被他收买了。他们俩均被指控，将防静电薄膜的技术和其他制造胶卷的技术流程细节卖给了东德情报总局。因为案件没有涉及任何政府秘密，他们只是被判有贪污罪。但后来新的证人让波尔·苏佩尔博士在法庭上确认他本人同罗伯茨打过交道，让一波尔·苏佩尔是化学技师和双料（三料？ ） 间谍，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总局、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比利时情报机构工作，经过认真仔细的审讯，罗伯茨的谎言终被彻底揭穿。
可以说军情五处负责调查的科技间谍案，大多数都很难搜集到必要的证据而无法诉诸法庭。通常叛逃者提供的情况总被置之不理，无论在法庭外他们的言辞多么可信，但在法庭上只被看作是旁证。在T 局的秘史中间谍很少被直书其名，但从中仍可得出结论；最后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简直是凤毛城角。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共有三起案件最后被告被判有罪。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在经济发生困难时，出于一种自私的动机作的案，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安全系统的漏洞。1965年，航空部52岁的设计师弗兰克·博萨尔德被判21年徒刑，因为他把可控导弹的设计秘密卖给了情报总局。他说自己是在4 年前被一名自称戈尔东的人策反的。他俩是在伦敦的一家叫“红狮子”的啤酒馆里相识的，俩人都酷爱古钱币。初次见面几天后戈尔东给了博萨尔德200 英镑，很可能是此前几个月博萨尔德曾毛遂自荐的缘故。他很少同接线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格拉兹科夫见面。每两个月他把摄有秘密文件的胶卷放在10个“信箱”的一个之中并取回数额不等的报酬，有一次拿到了2000英镑现金。至于用哪一个“信箱”，是通过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莫斯科广播电台英文节目播放的歌曲序号决定的，在这些歌曲中有《马刀舞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在紧急情况下播放《纤夫曲》，这表示行动暂停。博萨尔德被捕后对他进行了调查，查明他曾有前科，但当时没有追查到底。1934年他曾被判6个月劳动改造，原因是他用假票据大量收购钟表，然后拿到当铺再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