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BBC 电台的高级技师杜格拉斯·布里特同博萨尔德一样也被判21年监禁。被捕前的6年中他利用设在塞浦路斯和林肯希尔的BBC秘密联络站将一些绝密情报传送给了克格勃。他是在1963年被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间谍收买。尤里在肯辛顿的科学博物馆中走近布里特，唤着他的工作呼号“高尔夫——三——狐步——利马”，并告诉他自己是他的同行无线电爱好者。两个月以后布里特接到任命去了塞浦路斯，并开始向当地的接线人发送情报。当他试图中断联系时，接线人就把他取钱时的照片给他看，胁迫他继续干下去。1966年，布里特被调到BBC 设在林肯希尔的季格比基地工作。在那里他同克格勃新上司亚里山大·伊万诺维奇·邦达连科联系。1968年布里特被指控后，安全问题委员会对他进行调查，表明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实，还是在塞浦路斯时就有过一次对他的审理，当时他在警备队的店铺里借债；他的妻子则告他同酒吧舞女有私情。回到BBC 季格比基地以后他的经济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银行拒付他在士兵俱乐部和当地汽车修理厂开的支票，因为他的账号上已空空如也。安全问题委员会认为，布里特是个“不错的演员和地道的说谎者。如果这种人决定背叛，安全部门很难揭穿他”。
1972年海军少尉戴维·宾格姆也被判21年徒刑。被捕前他两次为情报总局拍摄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秘密文件。他在金钱方面的主要问题来自他妻子，有一段时间由于债台高筑，妻子于1969年把孩子放到孤儿院自己离家出走。1970年她竟然走访了苏联大使馆。此后宾格姆也被库兹明策反，并告诉他，付给他的600 英镑中有一部分是给他妻子用的。按指示宾格姆买了照相机和曝光计，在吉尔德福德教堂同上司见过面后，他接到了特殊指示，同时他还被告知如何利用吉尔德福德地区的邮政信箱，如何翻拍文件。1972年由于来自克格勃和债主双方的长期压力，他向自己的长官坦白了一切。
在伦敦如同在其他国家的首都一样，克格勃得到了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帮助。在苏联扼杀“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开始逃往西方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对克格勃的协助是最为有效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最重要的科技间谍是尼古拉斯·普拉格尔，他父亲是布拉格英国使馆的一名小雇员，1948年父子两人同时成为英国公民。第二年普拉格尔满21岁，他撒谎说一直生长在英国并加人了BBC电台。 1956年他自荐是出色的雷达技师从而能够接触到秘密军事文件。1959年普拉格尔决定回布拉格。按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叛逃者约瑟夫·弗罗利克的话说，捷安全部门早就在等着普拉格尔。捷克安全部门抓住他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和贪财的特点招募他为间谍，代号为“马尔科尼”。1961年普拉格尔搞到了英国用于核攻击的“V”级战略轰炸机上的雷达干扰系统的全部技术资料。
总部称这是捷安全部门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此后10年中普拉格尔在“英国电气师”公司工作，他把一些秘密军事订货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捷安全部门。1971年叛逃人员约瑟夫·弗罗利克和弗兰季什克·奥古斯特的告发使普拉格尔被判12年徒刑。他本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仅追究了他10年的罪行。
克格勃认为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最大价值就是同政治家和工会人士打交道，因为这些人不像鄙视俄国人那样看待捷克人，而且他们还同情1938年慕尼黑阴谋中被西方出卖的捷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建议自己的人在策反英国议员时应把自己伪装成是久经沙场的外交家，不断抱怨伦敦和布拉格之间的不信任，然后好像很偶然地说：“我怀疑，布拉格最高当局中大概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同英国人的冷战早该结束了。如果在这儿找到个什么人，能够说服我们的人民该多好啊。甚至可以用书面形式说明英国人真诚地希望能同二战时的好盟友改善关系。”
每个用这种方法被说服并写了有关改善英捷关系报告的议员都为此得到了酬金，并附言“难道我们能让您白辛苦吗？”。如果收买的战略奏效，报告接二连三地寄来，就说明这位议员已经进人圈套了。60年代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机关控制着3 名间谍，其中最积极的是威尔·欧文，他是工党代表，1954年当选后不久便被扬·帕茨利克（即诺瓦克）招募。扬·帕茨利克是捷安全部门的人，以使馆二秘身份活动。尽管欧文在捷安全部门的正式代号是“利”，但在间谍机构中大家都知道他的绰号是“日莫特”。约瑟夫·费罗利克60年代中期在伦敦间谍机构工作，看到过欧文的工作成果。他说：“利只对每月从我们这儿得到的500 英镑感兴趣……他不顾危险总是要求能让他到捷克斯洛伐克公费旅游，这样他可以为自己省下一笔钱。他甚至每次到大使馆总要捎上满满几兜香烟才走。”
50年代欧文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同接线人见面，他每天清早都在这里迢狗。虽然他只是一名“后座议员”（即普通议员），但他能够出入下院军事预算委员会。弗罗利克说。他提供了有关英国部署在莱茵河地区的部队和英国参加北约的珍贵材料。弗罗利克和另一名了解“利案件”的捷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奥古斯特叛逃后，欧文败露。1970年4月调查了欧文的银行账目，发现他有一大笔从未上过税的财产，于是他被迫辞职。在伦敦老贝利街中央刑事法院的诉讼中，并没能证明欧文出卖过秘密材料。因为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都不是他的接线人，他们的证词只能做为旁证，不起作用。在法庭宣布欧文无罪之后，欧文向军情五处交代了一切，条件是五处保证不再对他立案。议员兼律师利奥·阿布斯听了他的坦白之后写道：“毫无疑问，欧文从心底嘲讽了自己的祖国。”
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工作的工党议员中职位最高的是约翰·斯托温豪斯，他曾历任航空部议会秘书、殖民部副议会秘书、机械部部长、邮政部部长，在1964- 1970年威尔逊政府中又任邮电和远距离通讯部部长。50年代斯托温家斯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捷安全部门曾将他诱入“爱情陷陕”并以此进行讹诈。弗罗利克说，他也拿了捷安全部门的钱，“虽然他不是内阁成员，但能帮助我们了解到英国的军事及情报活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斯托温豪斯和捷安全部门的关系不是偶然的。1970年威尔逊政府倒台前几个月，有关部门当着首相的面向他陈述了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的证词，但斯托温豪斯矢口否认了这一切。由于军情五处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叛逃人员的证词，案件就此罢手。
但是，这场风波之后斯托温豪斯的所作所为同他自己完全无辜的声明并不相符。1974年他在商务上遇到了严重问题，在导演了一幕自杀的假戏之后，他同情妇一起跑到了澳大利亚。 被缉拿回英国以后，他因偷窃和伪造行为受到18项指控，被判7年监禁。从监狱出来后，他出版了一部间谍小说。小说中提到欧洲委员会的一名名叫拉尔夫·埃德莫德·斯的高级官员， 被东德情报机关迷人的洛特小姐诱人圈套（拉尔夫的接线人后来告诉他：“她是我们最棒的一名工作人员，完成任务总是恰到好处”）。拉尔夫在洛特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快活的夜晚，她简直让他“销魂”。在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之后，拉尔夫已经渐人梦乡，“突然，他在天花板一面硕大的椭圆形镜子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像”。后来那些通过镜子拍下的照片交给他作为那一夜的纪念，于是他同意合作。尽管斯托温豪斯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尚值得怀疑，但这个讲述拉尔夫如何落人陷谈的故事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他同捷安全部门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写成的。
英国下院中有一名代号“鳄鱼”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他的案件时至今日仍然扑朔迷离，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鳄鱼”是汤姆·德赖贝格，任议员28年，后来成为工党的贵族院议员（上院议员）；他还曾长期担任国家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又出任工党主席。此人颇具魁力，是天才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是优柔寡断的牺牲品。他还有一种情不自禁地在公共厕所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欲望。他死于1976年。1956年，德赖贝格到莫斯科去同老朋友加伊·别尔杰斯聚会（他为别尔杰斯写了一本不真实的传记，其中驳斥了别尔杰斯是间谍的说法），这时克格勃找到他，他也同意提供工党领导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和有关工党党务的情报。后来他对军情五处说，克格勃把两个完全一样的“工作提箱”中的一个给了他。他把装有情报的“工作提箱”交给自己的苏联上司，换回另一只塞满钞票的箱子。德赖贝格同时还承认为捷克人搞情报。“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似乎在军情五局说过类似的话。据弗罗利克讲，克格勃禁止捷安全部门同德赖贝格联系，认为他是“自己的人”。一切迹象表明，军情五处也把他用作双料间谍。最终连德赖贝格本人大概也糊涂了，他到底给谁干。
70年代英国下院中第4 名捷克斯洛伐克间谍是一个代号为 “古斯塔夫” 的人（他的个人情况不详）。弗罗利克证明，这名间谍是50年代中期瓦茨拉夫·塔博尔斯基招募的，他是为了钱才干这一行的。“古斯塔夫不是‘利’那样的要人，但在工党还是在野党的时候，他就能搞到工党内政外交的有价值的情报，威尔逊上台以后，他还提供过军事情报”。
毫不奇怪，很多描写间谍的作者都把巴尼特·斯特罗斯爵士当成“古斯塔夫”（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他是议会中苏格兰工党集团的成员，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但他早已不能以诽谤罪指控任何人，因为他已于1967年去世。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都认为可以像收买工党议员那样收买保守党，但似乎毫无希望，因为这些人在竞选候选人时总是失利。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机关制定了一份绝妙的计划：在布拉格为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特设下圈套，然后毁坏他的名誉并招募他为间谍。（预想利用他对管风琴的爱好邀请他到布拉格的一个教堂演奏）但果然不出所料，计划破产了，希特没有接受邀请。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是个具有罕见天才的克格勃政治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60年代初他收买了某议员的私人秘书。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后来他又试图收买保守党的记者佩列格林·沃尔斯特·霍伦和很有前途的保守党年轻议员尼科拉斯·斯科特，但未获成功。1965年他终因策反加密员未遂而被驱逐出境。
60年代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在英国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后来被3 起叛逃事件所破坏。1969年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叛逃到西方，此前他们都曾在伦敦工作，他们似乎出卖了不少捷安全部门间谍。 而给克格勃带来更大损失的是1971年9 月从苏联在伦敦间谍机构出逃的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亚林。利亚林是格斗好手、神枪手和跳伞运动员。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叛逃以后，老十三处（专门从事暗杀）声名狼藉，所以1969年成立第一总局B处取而代之（而B处比它的前身更为专业化），利亚林就在该处工作。他的任务包括制定特别计划，在战争爆发或出现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时对他国的公共场所、交通、通讯目标进行破坏活动。
1971年春，即利亚林逃往西方的前几个月，他被军情五处收买，从而出卖了在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搞破坏的计划。他透露，B 处在各国首都的人员都受命盯住一些重要的活动家并监视他们的调动情况，一旦出现危机就把他们除掉。他们还要在当地居民中招募间谍，以便协助他们工作、支持B 处的间谍活动。准备在伦敦进行的破坏活动中有在伦敦地铁中纵火，炸毁法伊林格杰尔的核打击预报站，摧毁地面上的“V ”型轰炸机并进攻其他军事目标。而利亚林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查明更重要的目标，在战争爆发时可以把它夷为平地。B 处的一些计划就像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一样不可思议。利亚林曾经说起其中一个：苏联间谍装扮成仆役、邮差的样子在政府机关的走廊里放上一些装有毒药的无色玻璃瓶，每个踩上的人都会中毒身亡。
利亚林叛逃英国之后，英国政府很少提及有关细节。但总检察长曾对下院说过，已经对利亚林提出起诉，原因是“他在英国境内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备谋杀一些被苏联认为是敌人的大人物”。利亚林叛逃后，莫斯科总部经历了一场危机。苏共政治局不得不下令解散B处，并从国外间谍机关召回该处工作人员。
利亚林叛逃后军情五处说服希特政府下令驱逐大批苏联情报人员。90名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人被驱逐出境，还有15名回苏联休假人员接到通知，禁止他们返回英国。这样，被驱逐的总人数达到105 人，莫斯科总部着实为此感到窘迫不已。大驱逐标志着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即使是在80年代中期，“驱逐前”的一代间谍在英国组织的行动，还被当作年轻情报人员无可挑剔的典范在第一总局的学术中心——安德罗波夫学院经常提及。学院3 门主课的教员都曾于1971年以前在伦敦事业有成。尤里·莫金讲授如何主动搜集情报（他过去是“五杰”的上司）；伊万·希什金讲的是对外反间谍行动（19661970年他在伦敦主持反间谍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被认为是克格勃内英国情报工作的头号专家）；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讲授科技侦察（1941—1946年他在伦敦专事这方面的工作）。1971年克格勃活动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尽头。驻伦敦的间谍机构受到“大驱逐”的打击后再没有恢复元气。虽然大众传播媒介经常散布一些广为流传的无稽之谈，发表一些苏联间谍“大曝光”的消息。可事实与此相反，在后来的14年中，克格勃在伦敦比在任何西方国家首都更难搞到高层情报了。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人数锐减，情报人员也处于更加严密的监视之下。大驱逐期间，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尤里·沃罗宁正在苏联度假，他没有被禁止返回英国。自从英国政府决定不再为已被查明的间谍签证之后（这个措施行之有效），总部就不能让原定的人接替沃罗宁了。最后接任的是年轻的反间谍人员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拉泽布内，他曾在商务代表处任安全官员，设法逃过了被驱逐的噩运。在任间谍头目的14个月期间，拉泽布内试图保住了自己的“保护伞”。他抛下自己在商务代表处的办公室，每天都到大使馆去处理情报业务。作为间谍头目他干得并不出色、所以1972年底，雅科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卢卡舍维奇（即布卡舍夫）将他取而代之。此人战后在拉脱维亚曾组织过一系列相当成功的行动迷惑了对手，因而也赢得了名声。卢卡舍维奇不如他的前任那样有天才，他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没受过多少教育、政治眼光短浅的外省民警。但莫斯科感到满意，因为卢卡舍维奇在任间谍头目期间，再没有发生间谍被驱逐的事情。可最终还是由于他未能使克格勃在英国重整旗鼓而被调回国内，他的余生是在拉脱维亚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度过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向电子侦察机构渗透都是最重要。的行动。令人惊奇的巧合是，克格勃两名最重要的间谍几乎同时被招募（相隔仅仅几天时间），而他们又都是自愿效劳的。1968年1 月初，军士杰弗里·阿尔图尔·普赖姆圣诞节之后返回英国BBC 电台在哈托夫（西伯林）的电子侦察基地。在通过柏林的苏联检查路口时，他交给苏联军官一张字条，上面请求苏联情报机关代表同他联系。几天以后美国大西洋地区潜艇部队参谋部的值班联络官约翰·安东尼·沃克从诺福克（弗吉尼亚州）的基地来到华盛顿，把车停在市中心以后就钻进了电话亭。在电话簿上他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的地址，然后他叫了辆出租车，在大使馆旁边的街区下了车。沃克说他想同“大使馆负责安全事务的人谈谈”，他随身带来了KL－47型密码机的解密装置。
尽管普赖姆和沃克在克格勃的情报网中所起作用相同，但两人却毫无共同之处。普赖姆身心不健全，这不仅表现在性方面，也表现在社会交住中。上中学时他经常旷课，在BBC 电台他离群独居。由于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1962年他开始打一些内容淫秽的电话。1969年他第一次结婚并很快破裂。他开始给小姑娘打电话对他们进行猥亵。渐渐地普赖姆开始把所有个人问题。事业上的失意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他醉心于宣传工具塑造的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形象，他是通过《苏维埃周刊》报和苏联及东欧国家电台的节目了解到这一切的。1982年被捕后他确信，自己为克格勒。工作“部分是由于深层的心理问题造成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过高估计”。
普赖姆在柏林检查站留的便条没有到达第一总局，而转给了相对慎重的第三总局的代表们。虽然第三总局主要负责苏军内部的安全问题和监视工作，但它有时也能招募一些在德国服役的西方军人（一般是中下级军官）。第三总局收买普赖姆是想与更有威望的第一总局竞争一下。在便条中普赖姆请求情报人员同他在利亚布尼茨地铁站的餐馆见面，但他在自己汽车的车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用磁铁吸住的纸条，上面指定的接头地点是东柏林的腓特烈地铁站。
普赖姆同自己的接线人见过很多次面，但他只知道他们是“伊戈尔”和“瓦利姬”，他被询问有关他个人和哈托夫与电子侦察有关的工作。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才来工作的，但每次他还是能得到30－40英镑。8月份他在BBC服役期满。经过与克格勃“上司”商议，他到切尔特南政府联络总部工作，在那里他负责整理截获的俄国资料。在投入工作前，普赖姆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克格勃办事处呆了一周，学习使用发报机、加密技术。微型点状发报和使用“米诺克斯”微型相机的技巧，还有人给他解释如何利用“邮政信箱”。每天课后他被锁在房间里过夜。在途经汉堡飞往英国之前，普赖姆有了个代号“劳伦茨”，并得到一个装有一次性密码、密写用的一大堆材料和400 英镑现金的箱子（所有东西都藏在箱子夹层中）。到政府联络总部工作的前6 年半，普赖姆在伦敦的材料整编小组工作，这个专门从事解密的小组设在圣丹斯塔齐山。1969年秋天他结束学业，通过语言考试以后到密码员岗位上工作。总部通过广播通知他设置在近郊的“邮政信箱”，在那里他发现了莫斯科总部的祝贺信和400 英镑。在政府联络总部，普赖姆仍不大讨人喜欢，人们认为他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但由于两个原因他没有引起怀疑。首先，由于工作特点和需要经常只任用少量秘密专业人员，所以在联络总部怪诞异常的人总是不少。另外，人们认为他之所以沉默寡言是因为婚姻不幸和心中气忿不满造成的；眼看着那些更有能力的语言学家都得到了升迁，他抱怨说，这仅仅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而已。
同与世隔绝的普赖姆不同，沃克总是晚会上社交的中心。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酒吧里他总爱喊：“跑堂的！来杯威士忌，祝贺我被称作约翰·沃克！”实际上他很早就走上了犯罪道路。少年时代他就到海军服役，他弃学是为了逃避对四次溜门撬锁的惩罚。几次生意之后他负债累累，想强迫妻子卖淫以摆脱发发可危的经济窘况。沃克甚至要全家人都参与为克格勃工作，他认为女儿怀孕会影响间谍活动就试图说服她打胎。尽管沃克的相貌不能给人信任感，但他却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亲朋好友、情妇、同事和上司。在1972年他的长官为他写的评语中说：“沃克非常奉公守法，为自己在海军工作感到骄傲，无条件的烙守海军工作原则的传统。他责任心极强、为人正派、颇富幽默感。他待人友善，和朋友们相处和睦”
这首“颂歌”写成时，沃克已经为克格勃干了4 年。他拜访华盛顿的苏联使馆时展示自己设置的样品，并声称他可以畅通无阻接近加密机和解密装置，为此他要求每星期l000美元的酬金。他得到了2000－3000美元的预支款（具体数目他不记得了）并商定几星期后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然后，沃克穿上厚重的大衣，戴上帽子，被塞进小汽车后座上。他低垂着头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俄国人坐在他的两旁。小车把他送出使馆后门，他上了公共汽车。2 月份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时沃克交出了几张解密卡，为此他又得到了5000美元，这在当时对克格勃来说是个庞大的数目。此外他还被明确告知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使馆的人对他说，为了他的安全，直接见面只在万不得已时才采用，联系将通过“邮政信箱”进行。他得到具体指示、地图、邮政信箱所在地的照片和微型“米诺克斯”相机。沃克觉得在大西洋地区潜艇指挥联络中心用“米诺克斯”拍一些秘密情报和密码材料是再简单不过的任务了。后来他调侃地说：“连百货商场里的安全工作都比海军要好得多。”被他污辱欺凌的妻子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间谍。1976年他俩离婚前，她曾两次试图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但每次都因缺乏勇气而挂上了话筒。后来她只能在酒精中寻找安慰。
60年代末，在华盛顿负责打入美情报机关工作的反间谍系统由奥列格·卡卢金领导。由于他为克格勃培养了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沃克，使他在第一总局飞黄腾达，1974年他成为局里最年轻的将军。
莫斯科总部的一些领导认为，以前英美在电子侦察领域里的间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原因是对他们不够爱惜。比如，196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杰克·丹拉普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联邦调查局在英国BBC 的间谍杜格拉斯·布里特，在伦敦准备同自己的监控人接头时，被军情五处一次很平常的跟踪查获。与此相比，克格勃与沃克的合作则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开展的。
普赖姆和沃克的同时被招募，导致了克格勃电子侦察机构大改组。改组前电子侦察一直由八局控制，八局还同时负责密码和克格勃联络的安全保障工作。1961年在尼拉古·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的领导下组建了新十六局，专门负责电子侦察。1973年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克接替了安德烈耶夫。新十六局的工作同第一总局十六处的工作紧密相关，该处从这时起全权负责第一总局中刺探外国电码密码及向电于侦察机关渗透的工作，十六局驻国外间谍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只从事单一的工作。而且完全独立于间谍机关采取的其他行动。甚至在第一总局内部也要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尤尔琴科1975一1980年在华盛顿的间谍机关任安全官员，他甚至不知道还存在一个约翰·沃克——间谍机关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十六局还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定，禁止同间谍在其工作国接头。十六局最中意的见面地点是维也纳、赫尔辛基和德里，这三个首都均在苏联集团之外，而且克格勃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虽然沃克已改由第一总局十六局的人领导，但三局仍然操纵着普赖姆，他们拒绝将自己的“明星”转让给竞争对手。他们让普赖姆在芬兰和奥地利中选择一个作为同监控人会面的地点。”也许由于普赖姆懂德语，他选择了奥地利。不能排除，他还于1970年度假时在以色列，1971年在罗马，1972年在塞浦路斯见过自己的监控人。他和克格勃的主要联络方式是通过“邮政信箱”和莫斯科电台。沃克和第一总局十六局的联系更为谨慎诡秘。从1968年2 月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的那次接头以后。他再没同克格勃直接接触过，直至1977年才同自己在十六局的监控人在卡萨布兰卡见面。因为在前一年沃克离开海军并开始监控自己的“下手间谍”——他的同事杰里·阿尔弗雷德·威图奥尔特。沃克的监控人同他说定每年在印度或奥地利见两次面。沃克选择了维也纳。尽管他对十六局的建议从未怠慢过，但那边还是不断劝他多加小心，“如果有危险，最好别动手”。克格勃把同间谍的合作说成是有共同理想作基础的，这未必能使沃克感兴趣，但大概对普赖姆有一定意义。这个共同理想出奇地简单：双方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力量。两人被告知，“我们只渴望和平，而帝国主义者希望战争”。
虽然三局同普赖姆的工作进行得不像沃克和十六局之间那样天衣无缝，但安全性和保密性也一直很高。普赖姆在伦敦电码整编小组工作7年半（1968.9－1976.3），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一年半（1976.3—1977.9），这期间他从未受过怀疑。离开政府联络总部以后他干过出租车司机、 酒贩子， 与克格勃失去联系有3 年之久。但1980年克格勃同他恢复了联系并说服他在维也纳同监控人见面，在那里他交出了15卷以上的胶卷（后来他得知大多数显像很差）、一些照片和录音带，这些是他离开政府联络总部后保存下来的。监控人没有指责他离开联络总部，也没指责他同克格勃中断了联系，只是力劝他重返联络总部（当然，这毫无结果）。离开维也纳前普赖姆得到了600 英镑。1981年他去了波茨坦，就他提供的那些文件回答了一些问题，作了一些解释。这一次他被建议到比孔斯菲尔德的英国军队中教授俄语，这样他就可以为克格勃未来的工作挑选一些合适的人。但建议仍毫无结果，临别他又得到了4000英镑。
1982年夏，普赖姆因对未成年少女的下流行为被捕，这时军情五处和政府联络总部才查出他的间谍行为。 三局的行动完全独立于第一总局，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1971年起在莫斯科总部负责英国方面的工作，1982年6 月到伦敦间谍机关，就连他也是在普赖姆被捕后才知道他的情况的。据五角大楼估计，普赖姆给英美情报联盟带来的损失有10亿美元。10年间普赖姆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包括政府联络总部的行动、编制和有关国内外的基地的情况。1976－1977年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时他可以接触到绝密文件，其中包括政府联络总部在破译苏联情报时的成败情况，还有两颗美国侦察卫星的绝密材料。
然而最重要的情报，克格勃是从两个自愿效劳的美国间谍那里得到的。1975年4 月至1976年底，美国毒品商人安德鲁·李向驻墨西哥的克格勃间谍头目提供了侦察卫星系统投入使用和其他卫星系统的详细技术资料，他是从一名叫克里斯托夫·博伊斯那里得到这些的，此人是加利福尼亚州TPB 公司人员。侦察卫星的研究人员。1978年初，当时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监视中心任职的威廉·凯姆佩兹来到希腊、雅典的间谍机关，带来了开始使用美国最新的侦察卫星KH—11的指令。
尽管1942—1943年继克恩克罗斯之后，在英国电子侦察系统工作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确实是普赖姆，但由李和凯姆佩兹所做的工作，有理由认为，五角大楼对普赖姆带来的达10亿美元损失的估计是言过其实的。普赖姆被捕后，第一总局开始批评三局在同间谍合作方面方法不当。三局没有像第一总局十六局同沃克那样和普赖姆保持长久的联系。那一年正赶上普赖姆可以广泛接近政府联络总部的秘密文件，而他从广播中得到的三局的指示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破译出来，与他的联系就此中断了。因此他在政府联络总部搞到的部分情报一直到了1980年才在维也纳的会面中转交给监控人。
在十六局同沃克的合作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约翰·沃克为克格勃工作了17年，直到1985年他的妻子鼓足勇气拨动电话把他的事报告给联邦调查局。在80年代初的9 年中沃克控制了他手下的间谍杰里·威图奥尔特，除此以外他还试图发展自己的女儿，但是毫无结果。他不仅提供了海军各系统的情报，还有其他武装力量、政府、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十六局还要求他提供加密机每日的解密材料，以便破译各种信息。沃克间谍小组提供了大量有关密码的密钥资料，他被捕后有关损失的估计表明：他的背叛使苏联破译员破译了成千上万份美国情报。对于苏联来说破译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可以预先了解美国人的行动。1968——1973年在西贡任中央情报局驻外间谍机构头目的特奥多尔·舍克利曾说过，在越南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他们（越南人）总能预知B－ 52的轰炸目标。甚至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飞备战时，他们都知道将要轰炸哪些目标。很自然，这种状况削弱了轰炸的效果，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无论如何搞不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尽管舍克利的批评，毫无疑问，高估了苏联和北越消息灵通的程度，但这可以使人明白，由于泄漏情报使对方了解作战计划对军事行动的心理作用是多么巨大。美国海军经常说，每当举行秘密（自认为）军事演习时，周围总有苏联舰船。一位海军将军埋怨说：“他们好像有了我们作战计划的副本。”有时莫斯科总部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在一次会面中接线人兴奋地告诉沃克，由于他对世界和平的卓越贡献他获得了苏联海军将军的军衔。“请替我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感谢。”沃克回答说。
普赖姆和沃克的案件说明了克格勃活动的能力和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英、美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二战末期克格勃最重要的间谍——“五杰”，英国的怀特、希斯、李和美国的加利都是出于一种信仰而工作的。他们在事业上犹如在高空飞翔的鸟，最后都能够到达国家权力的高层。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后，克格勃在英、美那种有理想和天才的间谍已销踪灭迹。70年代在英、美的最重要的间谍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刑事犯——一个是溜门撬锁的小偷，另一个是行为下流的惯犯（当然不是重大罪行），他们两人都没有特殊的才能，在无关紧要的职位上工作，但是这些职位确实使他们能够接触英、美电子侦察的最重要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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