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1984）
1972年6 月20日，第一总局搬往位于莫斯科东南、距环行路半公里处的亚谢涅沃总部大楼，这座大楼是按照芬兰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建成的。最初，大楼预定供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使用，但是，大楼开始兴建后，中央委员会发现，它离首都中心太远，便转让给了克格勃。行政主楼呈“丫”形，一边是会议大厅和图书馆，另一边是医院、综合运动场和游泳池。这里四周是双层围墙，并配备有警犬和持枪哨兵。在院内广场上、供观赏的人工湖前，矗立着巨大的花岗石列宁头像。1977年12月20日庆祝克格勃成立60周年之际，又在广场上树立了“无名侦察员”纪念碑。从办公室向外望去，呈现在眼前的是风景如画的假山、小桦树林和绿草坪，夏季则会有金光闪闪的麦浪起伏涌动。
每天早晨八点到八点五十，车流从莫斯科的各个角落涌向亚谢涅沃，其中一部分幸运者（在80年代中期其数量不足全国总数的 5％）是驾驶自己的小车而来。或许，第一总局停车场上的小车比苏联其他任何一个车场都要多。
每天工作从上午9点正式开始。工作人员进人总局大楼要经过3道岗：外门、围墙外主要入口和主楼入口。此外，在大楼内所到之处，还要多次检查证件。进入亚谢涅沃要凭克格勃证件，证件上通常印有持有者的姓名。父称、官衔，并贴有照片，否则，请留步！每个工作人员还都随身装着带有他的（而很少是她的）照片和个人编号的通行证（上面不显示持有者名字），上面还画有专门的网格，凡是打孔之处就意味着持证人无权涉人之地。通行证不准随身带往国外，在他国活动的人员要将通行证保存在他所在的处里。极少有人参观访问总局，如果有，那必然是高层领导人。第一总局的人员如需要和克格勃其他局的人员、政府官员接头，那么，他们通常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某个地方进行。
每天的工作在下午6点结束，所有汽车在6点15分离去。车发动前，司机们要从车上摘掉线路号牌。当车队驶上归程时，警察要拦住所有的来往行人、车辆，以便这些有权势的“乘客”畅通无阻地到家。
然而，尽管第一总局装有敏锐、精细的安全系统，但却无法解决食堂存在的问题，至少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位时是这样。从附近乡村招来的食堂工作及服务人员，对食品的花色品种和精美十分惊讶，他们总是往口袋里塞一些，以便带回家去。他们在出口受到搜查时，就扬言辞职。这样，不久以后搜查就取消了。显然，至今为止，第一总局一直通过食堂的这些外来人员的口袋供给当地居民食品。
大约在迁往亚谢涅沃前一年，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这把宽大、柔软的交椅他已坐了15年——打破了历史记录。接替萨哈罗夫斯基的是早就得到他提拔的、53岁的副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此人除了曾短期到过国外检查克格勃在那里的间谍活动之外，无任何国外工作经验，他甚至连西方的生活方式都不了解。然而，莫尔京在亚谢涅沃时却大摆阔气。当然，他和第一总局的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乘坐自己的黑色“吉尔”和“伏尔加”轿车上班。他们进人大楼时走特别入口，进人自己办公室时乘特别电梯。莫尔京的办公室在二楼，带有卧室和洗澡间，宽敞舒适。尽管莫尔京曾是萨哈罗夫斯基忠实而精干的副手，但在总局，对他的升迁仍有不少传言，说这是政治急速发展时期，安德罗波夫需要身体更加强壮的人。1974年，莫尔京被提升为苏联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工业开发署管理总局局长，这个掌管科技发展的肥缺，通常都是由克格勃军官填补。
莫尔京之后，安德罗波夫提拔50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继任第一总局局长，此人是安德罗波夫的一名得力干将。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工作14年——和萨哈罗夫斯基在任时间大致相当，1988年，他荣升为克格勃主席。在官方的影集中，这个鞑靼人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嘴角下垂。此人很少露出笑容，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他主持总局工作期间，总局呈现出独特的活力。他充满自信，管理技能拥熟，政治嗅觉敏锐，他以狂热的忠于职守、完全缺乏幽默感而闻名。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印象中，克留奇科夫从不偏离总局大会所起草的报告，从不漏掉恰当的字眼，从不说俏皮话。1989年一名记者采访克留奇科夫：“您知道什么是业余时间吗？”“恐怕我根本没有业余时间”，他答道。
克留奇科夫喜欢强调自己的工农出身，常常回忆起他在工厂工作的年代。他是函授法学院毕业生，当过侦查员和检察长。后来——正如克留奇科夫本人所言——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外交学院毕业后，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5 年（1954－1959年），在那儿受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提拔而成为苏联驻匈牙利大使。1959年，安德罗波夫开始主持苏共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管理部工作，克留奇科夫来到他身边，一直工作到1967年。后来，克留奇科夫在谈到他生活中的这段时间时说：“如今，挤入党的机关混饭吃成为时髦，而我却想说，我在那里学到了许多东酉，结识了许多卓越的忠于事业者，虽然到处都伴有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他在中央委员会期间，政治艺术和阴谋运用得相当娴熟。1967年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后，克留奇科夫领导书记处的工作，并得以允许接触克格勃的重大机密。大约在1971年，他升任第一总局欧洲业务部副主任，三年后又取代了莫尔京。
克留奇科夫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热衷于体育活动。他手中经常握着一个小网球，或是一个轻便拉力器，他的部下常常感到不解。在新落成的管理大楼内，克留奇科夫有一私人体操厅，内设有按摩台，紧邻按摩台的是他专用的芬兰式蒸汽浴室——有时他邀请克格勃的将军们来此。一次夜班时，克留奇科夫的一个书记处委员陪同戈尔季耶夫斯基参观了该蒸汽浴池，浴池之豪华为他平生所未见：浴池用名贵的芬兰板而非俄罗斯松木板镶包；雅致的灯具及其它附属设备都是在瑞典专门定做的；墙上挂着进口的松软的浴巾和浴衣。显然，克留奇科夫对于花在私人浴室上的外汇是毫不吝啬的。紧挨体操厅和浴室的是食堂，但内无酒吧，因为克留奇科夫本人滴酒不沾，并禁止已接到出国命令的人喝酒，这弄得第一总局中那些嗜酒如命者异常沮丧。
克留奇科夫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的最大遗憾是，他对如何在西方生活和从事间谍活动一无所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72年受政治情报机构指令前往哥本哈根时，第一次见到克留奇科夫，当时克留奇科夫已是莫尔京的副手。他问戈尔季耶夫斯基：“请问，您打算如何在丹麦建立联络网？”那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刚从C 局（负责从事地下活动）过来，于是就信口雌黄，开始说一些幼稚荒谬的话，没说上两句就被克留奇科夫打断了，他“独白”一通，再也不给戈尔季耶夫斯基以插话的机会。实际上，克留奇科夫把问题阐述得更糟，因为在有关西方社会情况方面他简直就是一个白痴，他所有的观点都是一套套的僵死的教条和阴谋理论。第一总局中两个天才的英美政治问题专家奥列格·卡卢金和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在1980年被迫离职，因为他们正是冒犯了克留奇科夫的这种阴谋理论。在第一总局，由于克留奇科夫喜欢阿谈奉承，因此在他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批善于溜须拍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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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留奇科夫在亚谢涅沃担任第一总局局长时，正值从“冷战”开始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美苏紧张关系出现重大缓和时期。1972年5 月，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访苏。理查德·尼克松来访后，勃列日涅夫于1973年6 月对美进行了回访，一年后尼克松又第二次赴莫斯科访问。这期间，美苏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比两国建交以来签订的总数还要多。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第一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尼克松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写道，是美国于1972年第一次把世界从长期战争的沼泽中扶上了和平的高地。”
虽然两个超级大国间竞争仍在继续，但他们都希望两国共同努力，预防核灾难。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总部的面孔已经改变，美国终于开始把苏联作为平等对手来对待。1974年8 月的“水门事件”丑闻和尼克松受弹劾而辞职，颇令人沮丧和怀疑。1975年年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间谍活动的秘密负责人，那时他就确信：尼克松的下台不是由于社会公愤，而是因为他和对手关于缓和的秘密会谈。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这些人借助于自己在国会中的欧洲院外活动集团、甚至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处暗设圈套。正如亚库什金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千方百计要求扩大军费开支。
然而，对“水门事件”危机作如是解释，显然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那些陈旧的思想糟粕束缚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习惯于集权制和指令性经济的克格勃军官们和苏联外交官难以想像，在国家调节无足轻重的美国，却有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高水平的技术，因此，苏联专家总是要用各种阴谋理论来掩盖对美国的国家运行原则和运行机制的糊涂认识。苏联外交官、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1978年移居国外）这样描写他的苏联同行们：“许多人都抱有同一种不可思议的观点：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秘密指挥中心。”而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习惯了由隐蔽在某个地方的工作小组来暗中指挥整个系统。显然，多数苏联专家还在重复着列宁的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垄断资本家的奴仆。“是的，或许是存在着一个秘密中心”，他们这样设想。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苏关系有所松动，这部分应归功于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异常精明的努力。多勃雷宁从1963年3 月到1986年3 月是苏联驻美国大使，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为美国国务卿）定期进行秘密会谈，这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沟通的渠道，为缓和开辟了道路。后来，基辛格曾称赞多勃雷宁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并赞扬他深谙完美的外交艺术。但多勃雷宁无力去揭露风行莫斯科的阴谋，他的反对者在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时不时地谣传他“被美国化”了。对于那些偏见，他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借此以自慰。舍甫琴柯曾说，“多勃雷宁虽对美国国家指挥系统了如指掌，但‘水门事件’时，他却末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分权提供确切分析”。
缓和虽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但不管怎样， 尼克松下台后缓和仍在继续”。1975年8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通过了重要决议。决议宣称，全欧洲边界不可改变，呼吁东西方各国遵守国际关系文明准则，尊重人权。但是，在苏联建立的赫尔辛基人权监察小组很快就被克格勃取缔，其多数成员遭逮捕或被流放。
尼克松的继任者、前副总统福特在总部倍受蔑视。和安德罗波夫一起于1973年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曾宽容地写道，“时常有人占据显赫位置而只被人们顺便提及，在总统位子上只坐了两年的贾拉尔德·福特就属此类”。
虽然莫斯科对福特的才能评价不高，却极力帮助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比起没有远见、毫不知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来说，莫斯科的首脑们，更喜欢以平庸见长的福特，因为他们认为，由福特来执政，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联系可能会继续下去。随着大选的日益迫近，莫斯科愈来愈紧逼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和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预测竞选结果。当时，多勃雷宁告诉舍甫琴柯说：几个月来，总部的注意力全在华盛顿。似乎在这场选举前的游戏中，大使馆和克格勃国外负责人都下了很大的赌注。
吉米·卡特可能是美国整个战后时期最有学识的总统，但在1977年却成了华盛顿的“外来人”和外交上的“新手”。相对于福特，葛罗米柯对卡特更嗤之以鼻：“卡特很勤恳。但是，一次在苏联发表讲话时，他竭力想说出苏联几个州和城市的名字，却只吐出了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美苏关系最主要的特点。”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之后，卡特试图在高尚的道德原则和尊重人权方面对国内政策进行改革。当选总统后不久，他收到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一封来信。萨哈罗夫是苏联一位持不同政见者、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信中要求卡特支持他在苏联维护人权的活动。令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恼火的是，卡特竟将萨哈罗夫来信的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他回了信。不久，卡特在白宫又接待了另一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总部和亚库什金都错误地估计了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其实，卡特是试图借此以加强美国在新一轮谈判中的地位——这是1977年10月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期满后的又一轮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
克格勃A 处（积极行动处）对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矛以高度重视，作为回报，它指责美国在国内违反人权。1977年，A 处给总统夫人罗扎琳·卡特邮去一批信件，内称“反对美国违反人权”。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克格勃国外活动负责人说服一自由党政治家把那批信件的其中一封寄给了卡特先生。这件事搞得那位负责人很被动，因为很快就有一政治间谍向作者索要信件副本。可欣慰的是，克格勃预先准备的材料和那封信的内容完全一致。
美国领导人针对苏联1978年对于人权斗士们所做的一切发表了一系列官方声明。克格勃把一个反对美国政府的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活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在一起，立即予以回击。夏兰斯基由于被指控向美国记者提供机密情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10年。克格勃亲手捏造了这个事实，但他们自己也竟然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白宫的协助下，以苏联人权状况为由搞出了一个特别阴谋报告。在这样开放的时代，葛罗米柯竟还顽固地认为：这件事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对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卡特亲自参加了这次挑衅行动。
70年代的缓和一直像个柔弱的孩子。勃列日涅夫喜欢重申：间谍活动不应取消阶级斗争原则。甚至在1972年一1974年间美国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第一总局一处（负责美国和加拿大方向）一直是最大的地区性间谍组织，并且始终在扩展。在60年代，一处只有一个副职，70年代又增加了两名，它是唯—一个由克格勃将军领导的、在国外设两个间谍机构的处（70年代初为华盛顿机构和纽约机构），后来它又在旧金山设立了第3 个间谍机构。在缓和鼎盛年代，克格勃在美国和在联合国纽约代表团内活动的人数空前增多：从1970年的120名，猛增到1975年的220名。当时，与伦敦的情报人员骤然削员的情况相比，在美国活动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
华盛顿成了政治间谍的活动中心。1975——1982年的克格勃国外间谍头目亚库什金以自己是十二月党人的后代而引以为骄傲。1982年，《华盛顿邮报》称他是全苏“最有威望的克格勃军官”，这使他非常得意。然而，他在华盛顿期间，因一个大误会而变得阴沉起来。一天，有人在距白宫不远的苏联大使馆里偷偷放了一个纸包，内有一些秘密文件及写信人的姓名、地址和要求合作的建议。亚库什金认为纸包是一种挑衅，有人暗中离间，便下令把它交给了警察局。其实，文件内容是真实的，而送件人却被逮捕了。
尽管出了这么个令人气恼的“漏洞”，1982年亚库什金回到莫斯科后还是荣升为第一总局一处处长。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亚库什金领导下的一处的气氛，比总部其它任何处的都紧张得多，这主要是由于他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这与在华盛顿鸡尾酒会上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软弱外交作风毫不相称。亚库什金生气时，在亚谢涅沃的电话中他叫得比谁都响。一处的气氛紧张还与该处的“威望”有关。许多人都渴望到一处去，而到那里的工作人员又都竭力往上爬，因此，充斥这里的阴谋家是其它处无法想像的。
坐上第一总局第一把交椅后，克留奇科夫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变动，借此利用克格勃间谍创造的一切机会与“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一处专门设置了“北方小组”，以协调对美国分布于世界上其它地方军事目标的侦察工作。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瓦季姆·克里比琴柯，他以前是克格勃驻开罗的负责人，曾策反了开罗情报机关负责人纳赛尔·萨米·沙拉夫。驻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克格勃秘密领导者曾得到指令，要他们建立对付“重要对手”小组以组织“战役”，打击美国布置在那里的军事目标。这些小组通常由来自政治情报机构、国内反间谍组织、甚至于科技情报机关的军官组成。“北方小组”的军官经常巡视驻外机构以检查“主要对手小组”的工作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官僚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损害了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随着与西方联系范围的日益扩大，克留奇科夫首先认识到，必须用新的对敌斗争方法来训练他的人马。基于美国的大量国家机密已经公开，特别是“水门事件”丑闻和耸人听闻的记者阴谋案败露后，克留奇科夫更加确信，传统的策反间谍的方法已经过时，许多秘密已为人们所熟知。
克留奇科夫1974年就任第一总局局长后，令老肃反工作者大为惊诧的是他立即要求驻外机构负责人集中力量建立大量的公开联络网，直接窃取他国国家机密，而勿需通过繁琐的程序去和被策反的秘密间谍接头。在几次重大的失败后，他不得不又马上放弃了这种实验，又重新集中精力开始在西方招募大批新的秘密间谍的活动。
70年代初的缓和繁荣时期，克格勃又试图起用早已被人遗忘的天才金·菲尔比。此人1971年与鲁法结婚，对他所热衷的酒已有所忘怀了。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柳比莫夫最先与菲尔比恢复接触。柳比莫夫是总部在英国的主要技术顾问，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是当代克格勃最有才华、最惹人喜爱的军官之一。他精通英国文学，深指威士忌酒的优劣。柳比莫夫在伦敦活动4 年，1964年被调走去招募密码译员，是年31岁。
柳比莫夫回到莫斯科后的两年内，曾多次安排记者采访菲尔比。70年代初，他开始撰写论文《不列颠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其战役工作中的利用》，他和菲尔比详细地商讨了这篇论文。1974年，论文以极大优势被安德罗波夫研究所审议通过。后来，他把该论文的材料编写成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秘密教科书，这套教材作为克格勃最主要的课本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由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交人员，柳比莫夫不得不忘却在伦敦机构的仕途，1975年被派往哥本哈根。
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克格勃K 局局长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也与菲尔比保持着密切联系。K 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深入到敌国情报机构窃取机密。卡卢金经常造访菲尔比，听取他对如何在英国搞间谍活动的建议。他告诉卡卢金，英国外交部除从牛津、剑桥大学物色人员外，更多的是招收郡立大学毕业生，显而易见，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菲尔比认为，布雷德福、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爱丁堡。埃塞克斯、赫尔、伦敦、索尔福德、萨立、苏塞克斯等大学，甚至伦敦经济学校、东方学学校都值得克格勃详细研究。而这些大学学生的交流计划为克格勃招募新的间谍提供了良好机会。
连A处也常找菲尔比寻求帮助。A处主要实施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专门伪造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它机构的证件。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印象中，虽然菲尔比不太喜欢A 处的所作所为，但他对实施积极行动所做出的工作却是高质量的。每年10月到次年4 月间，菲尔比在克格勃的地下办公室（位于高尔基大街）为即将到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马耳他岛、澳大利亚——亚地区去工作的第一总局三局的年轻军官们开办讲习班（他们都是首次到国外活动）。讲课过程中，菲尔比常安排一些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他装扮成政治家、国家公务员、情报人员，或是企业家，要求学生们设法策反他。
讲习班结束时，菲尔比要给学生们作出鉴定。可以说，他最善于写些令人尴尬的评语。学员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斯洛夫被派往德哥本哈根情报处时，菲尔比给他的评语是：“勿庸讳言，该同志毫无激情。”基斯洛夫在丹麦时，爱上了一个已婚女人，常用大使馆的车接送她，常在她市郊住处的窗下溜达，最终被克格勃丹麦负责人遣送回国。菲尔比给学员维克托·伊万诺维奇·穆扎列夫的评语同样很糟糕，说此人“两度参加讲习班，却一无所获”。穆扎列夫1984－1985年在克格勃伦敦情报机构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十分赞同菲尔比给穆扎列夫的评语，也准备签字把他打发掉。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出逃，穆扎列夫也被逐出伦敦。如果他留下，对不列颠人可能更有用处。
克留奇科夫虽然有时也与菲尔比商议一些事情，但他对后者那种非凡的、创新的建议却持怀疑态度，就像他对待菲尔比的两个主要庇护人卡卢金和柳比莫夫的态度一样。他们之所以引起克留科夫的反感，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在总部盛行的粗浅的阴谋理论，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态度。1980年，卡卢金在和克留奇科夫争吵后被赶出第一局，派往列宁格勒担任安全部副部长。大约与此同时，柳比莫夫的婚变被看作“不道德”行为而被赶出总部。菲尔比随之再次沉人命运的深渊。
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和继他之后，总部不再把缓和视为结束东西方竞争之途，而认为正是缓和削弱了自身力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日益觉得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这个大包围圈中的一座社会主义孤岛。苏联认为，要打破这个包围圈，就必须加强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和与“不结盟运动”的联系。然而，苏联在70年代初就失去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埃及，它是60年代莫斯科中东势力中的关键部分。1973年开始的阿以战争起初对埃及极其有利，但结束时却并不那么理想。总部十分清楚，使埃及和叙利亚免遭失败命运的不是苏联这个“武器”，而是由于美国压制了以色列。戈尔季耶夫斯基及第一总局内部一致认为：中东地区的战争持续下去，只能损害苏联的利益。
总部日益怀疑，在如何调停阿以冲突，解决埃及经济的问题上，萨达特总统正把注意力移往西方，而暗暗地抛弃了东方。1976年5 月埃及方面中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引起的惊讶，在总部远比在克里姆林宫小得多。就在走出这步棋前3 周，勃列日涅夫公开讲话时还高度评价这一条约“不仅符合苏埃两国利益，也是苏联与整个阿拉伯世界长期互利合作的基础”。1976年11月，总部写了一份内容详细的报告，准确地预言到，萨达特已以美国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了同西方的联系。报告引证埃及前总理阿齐兹·西德基的讲话：“萨达特口说准备和苏联修好是在耍手腕。”然而，克格勃在埃及的活动却走上了下坡路，纳塞尔时期招募的间谍，有许多拒绝继续合作。由于埃及国家安全部加紧防范，克格勃人员和剩余的被招募间谍只得在塞浦路斯、贝鲁特和埃及境外的其它地方接头。
1977年10月1 日，苏美签署了就调解阿以冲突必要性的联合声明。勃列日涅夫认为，他终于使美国承认了苏联在中东和平谈判中的地位。然而正如苏联官方对外政策所称：“在以色列的压力下，卡特当局随即便背叛了这一协议。”协议签署7个星期后，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与以色列谋求对话。他这次耶路撒冷之行是当代最滑稽的把戏之一。11月20日，萨达特在特拉维夫机场刚一走下飞机，以色列广播电台记者就对着麦克风说道：“现在，萨达特总统正检阅以色列国防军仪仗队。如非亲眼目睹，我真难以相信！”访问结束时，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在谈到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时说：“诺贝尔和平奖哪行！应授予他们奥斯卡金像奖。”
总部常常受到阴谋理论、特别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院外集团阴谋理论偏执狂的狂症的侵袭。当然，萨达特的这次访问就被视作阴谋，而非演戏。普遍认为，华盛顿在同莫斯科签订那项协议时就已知道，萨达特即将前往耶路撒冷。10年后，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还掩饰不住对萨达特的愤恨：“他是埃及上空的一朵乌云，就像3500年前桑托林岛火山喷发后降落到埃及头上的、人类历史上一片巨大的满含灰尘的乌云……他一生都在追求‘伟大’，当上总统后，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总部不止一次听到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该宰掉萨达特！”虽无任何根据可证明克格勃有暗杀萨达特的阴谋，但他无疑是总部特别行动小组的主要目标。克格勃强大的驻外情报机关接到A 处指令，四下散布谣言：萨达特上台前是纳粹分子。纳塞尔在遗书中也称萨达特“心理不稳定，怕老婆、曾雇用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保缥，他本人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奸细。中央情报局曾许诺，在他不得不逃离埃及后，会给他提供一座别墅，并有24小时警卫”。1978年9 月，萨达特、 贝京、 卡特在戴维营签署了中东和平协议。《真理报》立即谑称，这是“以色列、美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派为谋求自我利益，背叛阿拉伯人民达成的一项交易”。这之后，特别行动小组加紧了活动。总部引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话说，卡特和中央情报局诱惑萨达特落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圈套，借此排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虽然广泛调解阿以冲突的戴维营计划注定不能实现，但1979年3 月埃以却又签订了和平条约。1981年10月，总部欣喜地听说，狂热的伊斯兰教徒杀死了萨达特。
对巴解组织日益增多的援助，使得克里姆林宫和萨达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克格勃军官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萨莫伊连科曾多次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接触。萨莫伊连科40年代末期在奥地利从事间谍活动，5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东德活动——在那里，他40岁生日时克格勃授予他中校军衔。1974年夏，巴解组织代表团访苏。在莫斯科敬献花圈仪式上，阿拉法特同萨莫伊连科合影留念。巴解组织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发表的官方公报称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克格勃在莫斯科郊区巴拉希赫训练中心为巴解组织培训游击队员，并供给其战斗人员大量武器，援助他们袭击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巴解组织情报部的许多军官都参加过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为期一年的培训班，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
阿拉法特在60年代末曾请求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驻开罗负责人康斯坦了·蒙佳努帮忙引介。1970年年底，蒙佳努安排阿拉法特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会面，两人很快便成了朋友。为公正起见，需要指出的是，在7O年代，齐奥塞斯库深受白宫和白金汉宫赏识。1972年底，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同巴解组织建立间谍同盟，借此给巴解组织提供护照、电子侦察设备及战斗所必需的武器。齐奥塞斯库曾对当时的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部长和后来逃往西方的约恩·帕切帕说：“莫斯科帮助巴解组织积聚武力，而我给它提供智谋。”
1972年，阿拉法特和齐奥塞斯库共同制定了一个以虚假情报蒙蔽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秘密计划。齐奥塞斯库把侦察来的有关巴解组织的情报带到安曼。侯赛因不知道， 这些情报是阿拉法特的情报官哈尼·哈桑编造出来的 （阿拉法特一直称他是“狡滑的狐狸”）。作为对齐奥塞斯库慷慨大方的回报，侯赛因回赠他一些涉及巴解组织情报资料，其中也把在巴解组织中的情报源泄露给了对方。帕切帕证明说，哈桑被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正式收为间谍，化名为安涅特，1976年，定期支付给他2500－10000美元。
莫斯科远比齐奥塞斯库更担心巴解组织的恐怖活动。这些恐怖活动一部分是由阿拉法特的独立行动小组干的，一部分是由阿拉法特亲手导演的。如西方一些惊慌失措者所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从未扶植国际恐怖主义，相反，克里姆林宫自己也害怕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目标。1969年，一名患有精神病的中尉竟潜入克里姆林宫，向一辆他认为是勃列日涅夫乘坐的轿车开枪射击。一年后，一个犹太人小组试图把一架苏联飞机劫持到以色列。在70年代曾发生一系列类似的企图劫机事件，其中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报界也只字未提。1977年，莫斯科地铁炸弹爆炸事件引起克格勃极大恐慌，炸弹是亚美尼亚分裂主义分子安放的。之后，与此事件有关的3 名亚美尼亚人被枪毙。在总部有人谣传：“克格勃和警察未能查到真凶，最后便把3 个与此无关的亚美尼亚分裂主义分子拉出来作替罪羊，以此证明，恐怖分子最终逃脱不掉惩罚。”
克格勃虽然不是中东恐怖主义分子的主要源地，但它却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袭击非军事目标在形式上受到遣责，但总部异常明白，巴拉希赫中心有一些自由斗士在活动，他们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据巴解组织情报人员透露，一些恐怖活动是和叙利亚、利比亚及其它一些国家驻莫斯科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共同策划的。委内瑞拉百万富翁的儿子伊里奇·拉米列斯·桑切斯（即很有名气的卡尔罗斯·沙卡尔）曾在莫斯科和古巴训练基地接受过训练，他是70－80年代最出名的恐怖主义分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和利比亚上校卡扎菲卖命。1975年，他带领巴勒斯坦和德国恐怖主义小组在维也纳绑架了几个欧佩克成员国的部长，为此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得到大量赎金。总之，相对于在苏联同一训练基地受训的第三世界国家游击队员来说， 卡尔罗斯可以说是鹤立鸡群。1971年，巴解组织根据10个派系的194名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军官的情况写的一份报告指出，训练水平和学员素质极其低下。关于这一点，巴解组织武装司令拉沙德·艾哈迈德写道：“学员们不能正确理解派往国外的军事代表团的政治意图，结果，代表团中一些参加营长培训班的职位较高的军官纷纷拒绝学习并以各种借口要求回国。”艾哈迈德说，他曾经不得不开除了13名酗酒、倒卖假币和性虐待狂军官。
艾哈迈德抱怨道，如果想要求军官们严格遵守行动准则，那就不得不把其中的二分之一打发回家。他在一份报告中呼吁，要更加精细地挑选赴苏受训人员。
莫斯科虽然在同巴解领导人秘密会谈时忧虑地指出，巴解组织参与了恐怖活动，但它却一直公开宣称，巴解组织与恐怖主义毫无瓜葛。1975年，莫斯科广播电台报道说：“不久前，巴解组织指挥部采取果断行动，同恐怖主义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巴解组织的措施具有成熟性和现实性。众所周知，恐怖活动和革命在斗争手段上无半点共同之处，相反，它会严重危害革命。”
1976年叙利亚侵占黎巴嫩之后，总部开始担忧：作为叙利亚武器重要供应者的苏联，可能会成为巴解组织独立行动小组恐怖主义者袭击的目标。7 月11日，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得到警告：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可能会相信“资本主义的宣传”——莫斯科援助了叙利亚的侵略行为。这样一来，苏联一部分驻外代表就有可能被谋杀。驻外情报机构得到指令：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为了安抚巴勒斯坦人，苏联随即马上在莫斯科开设了巴解组织代办处。关于开设代办处的原则性协议早在两年前阿拉法特访问莫斯科时就达成了。总部甚至命令开始“积极行动”，以说服国际社会，似乎莫斯科和叙利亚的侵略行为毫无关系。这步棋取得了一些效果。
莫斯科对阿拉法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的努力表示赞赏。1979年，阿拉法特应邀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会议，从此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外交攻势。1980年，欧共体各国同意巴解组织参加中东和平谈判，而美国却反对。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宣称：“巴解组织并非恐怖主义团体”。
阿拉法特成功地离间了美国与它欧洲同盟国的关系，这对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声望有很大帮助。1981年，勃列日涅夫正式确定了巴解组织的外交地位。然而，1982年以色列袭击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总部时，苏联却袖手旁观，受到阿拉法特强烈谴责。
与此同时，巴解组织领导人与美国官员秘密会晤的消息，也搅得莫斯科总部寝食不安。总部怀疑，阿拉法特迫于西方压力，可能已经单方面决定取消苏联在中东调解中的地位。当然，这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地发现：在苏联的官方报道中，已不再称阿拉法特为“同志”。显然，在莫斯科人眼里，阿拉法特已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者蜕变为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1983年，在一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参加的驻伦敦大使馆的会议上，外交部中东国家局局长奥列格·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涅夫斯基向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的军官们通报：莫斯科已不再信任阿拉法特，最好由巴解组织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来代替阿拉法特。然而，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使巴解组织免遭解散的命运。因此，苏联继续给予他适当的官方援助。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一东政策是旨在建立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同盟”，以对付以色列及其同伙美国。70年代的几乎整个10年间莫斯科始终与伊拉克保持着紧密联系，1972年双方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此后不久，克格勃又与伊拉克情报机关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到1977年，这种合作变得极其密切，伊拉克成了中东唯一一个苏联暂停自己间谍活动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总部给自己的情报机关下令停止针对伊拉克的活动， 这是史无前例的。 总部还命令，同伊拉克间谍的一切联系都要变为“官方接触” 。 这样一来，如果苏伊关系恶化，那么情报联系就必须重新开始。1979年1月， 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将军把大批伊拉克共产党人投人监狱或处死。此后，苏联与伊拉克情报机关几乎所有的特别联系都中止了。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不得不再次下令，要迅速同伊拉克以前的奸细们建立联系。1980年9 月，萨达姆·侯赛因举兵侵犯伊朗，于是，波斯湾爆发了战争，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但经过深思熟虑，莫斯科决定给伊拉克以秘密援助。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对外政策首席专家、戈尔巴乔夫未来的私人顾问尼古拉佛拉基米罗维奇·希什林使戈尔季耶夫斯基相信：给伊拉克运送武器，伪装得很巧妙，谁想揭露这件事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向伊拉克的邻国兼敌国叙利亚提供了更多的武器，借此诱使叙利亚加人“中东反帝国主义同盟”。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这样称赞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一位坚毅的、有远见的领导人，在阿拉伯世界以至于其它国家都倍受尊敬。他始终懂得苏阿友好的重要性……衣着华丽，有时嘴角滑过一丝微笑，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具有极大内在力量的人。”
戈尔季耶夫斯基无论在总部，还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当下交谈时，常听到一些对阿萨德不赞成的评价，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总部对阿萨德情报部的领导人极为信任，7O年代双方就建立了紧密的互利联系。
1979年，为控制同苏联集团以外的“进步间谍机构”的联系，第一总局又新设了第二十局。叙利亚政府不知道克格勃在大马士革也设有间谍机构。在大马士革的苏联大使馆里，同样也活动着第二十局的代表，该局与叙利亚间谍机关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共同组织叙利亚军官去莫斯科接受培训。尽管苏叙情报部门之间还未达到互通秘密情报的程度，但叙利亚曾多次向莫斯科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西方情报机构的材料，阿萨德甚至允许克格勃第十六局在他的11个电子侦察站开展活动。
在阿拉伯世界里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最接近的伙伴是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它是1967年英国离开亚丁后才独立的国家。然而，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克格勃一直把南也门当作经常性社会问题的发源地。克格勃驻亚丁的庞大间谍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也门社会主义党的对内阴谋和党内的权力之争，但要控制其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1985年，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总统下令其内卫队冲进内阁大厅用冲锋枪将政治局委员全部枪杀。总部担心，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组织政变，推翻南也门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然而，对南也门生存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它自己残忍的、无能的统治者。
莫斯科花了几年时间用来确定，对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此人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利比亚国家政权。总部对卡扎菲这个集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和利己主义于一身的“杂牌”领导人，评价相当复杂。总部当时非常惧怕他从中国购进原子弹，因为他一上台就在着手此事。克格勃发现，卡扎菲有一些心理不稳定的特征，这是他政治上幼稚、心狠手辣和天真的虚荣心混杂而致。他衣着十分怪僻，一天中不停地变换衣服：先是着饰有金穗带和功勋章的海军服，而后穿带有奇异的贝都英人头巾的肥大的阿拉伯长袍，接着是配有金色披肩的红色丝织衬衫。卡扎菲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偏执地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和与西方石油公司巧妙的谈判艺术。这些都与他对国际问题的愚昧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卡扎菲准备以大量的石油换取苏联武器，这给莫斯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4年，他的“右膀”、少校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访问莫斯科后，苏利关系达到了高潮。在莫斯科，贾卢德表现得远比卡扎菲稳健和实际，这种风度保持至今。访问结束时签订的苏利联合声明强调，“苏联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和相近的”。这次访问后，紧接着苏利就达成了一系列重大军火交易，它们在此后10年经济紧张时期给苏联带来了200 亿美元的利润。卡扎菲在不久前出版的自传中指出：“我们像小孩集邮一样收藏武器，一直到连利比亚这个石油经济国也承担不了这笔沉重的军费。最新型坦克在库房里蒙满灰尘，苏制歼击机在的黎波里的帆布篷下睡大觉。总之，利比亚既没有自己的驾驶员，也没有必要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