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前后，苏利秘密签订了侦察及安全措施条约，这为苏联驻利比亚大使馆里第二十局的军官们肆意活动敞开了大门。利比亚间谍人员到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进行训练，了解掌握监视方法、保证利比亚安全的措施及美国在中东地中海活动的材料；而利比亚给克格勃提供有关埃及、以色列、北非的情报，甚至帮助它对付在的黎波里的西方外交官。80年代初期，苏利合作曾几次削弱，原因是卡扎菲不守信用。1981年卡扎菲首次访问莫斯科时就给人留下诸多不满，总部称其为“无赖的花花公子”。他举止怪诞，穿着奇异，目的在于突出个人的矫健性，以造成对勃列日涅夫的优势感。
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苏联在中东连一个施加影响的可靠据点都没有了：萨达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背信弃义，对阿萨德的怀疑在1983年也急剧膨胀，以致外交部中东司司长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对未经证实的情报——叙利亚和以色列就黎巴嫩问题已秘密达成一项交易——也深信不疑。克里姆林宫为卡扎菲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中扮演“教父”这一角色而深感不安。克里姆林宫与利比亚虽然没有公开决裂。但逐渐疏远了利比亚领导人。1984年，在一次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官员举行的非公开的情报通报会上，《消息报》首席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指责卡扎菲是“罪犯和法西斯分子”。克格勃的联系可能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里最牢固的，尽管苏联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但第一总局第二十局的工作人员和从前一样，仍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照常活动。
70年代为苏联在非洲第三世界国家扩大自己的影响带来了新的契机。葡萄牙皇帝海勒·谢拉西耶被颠覆，帝制在全国彻底垮台，借此可乘之机，非洲的三个大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境内，出现了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1975年，葡萄牙最富庶的殖民地安哥拉在庆祝帝制的垮台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内战。
1971年8 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戈斯基尼奥·涅多与克格勃驻外情报处负责人在卢萨卡进行了谈判。此后，苏联开始转经赤道非洲的布拉柴维尔（刚果）给安哥拉政府提供大量的武器。然而，1975年夏，古巴军队向安哥拉派兵，这成了夺权斗争的导火索。1976年2 月，“非洲统一组织”正式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安哥拉的合法政府。虽然古巴的干涉受到莫斯科的欢迎，莫斯科还为它提供武器和运输机，但这一切都是哈瓦那主动要求的。卡斯特罗把这次安哥拉的动荡看成自己宣称是全世界伟大的革命领袖、能成功地巩固古巴昔日的革命精神的大好时机。越南战争后，华盛顿已无力大举反对古巴介人安哥拉事务，中央情报局也只是暗中资助“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情报机关的军官们开始被送往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涅多本人也几次前往莫斯科治病，总部说他“神经不正常”。总部认为，涅多不善于控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然而除了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再没有更可靠、 更有能力的接班人。 克格勃驻南部非洲的情报处接到指令，要严密监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内部斗争，适时地给涅多指出面临的威胁。先前在争取安哥拉独立的斗争中产生的那种理想主义由于派系斗争、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满，面临破灭的危险。1977年，涅多平息了一场暴乱；1978年，他撤了总理和3 位副总理的职。为了帮助涅多控制机会主义者，由国家安全部驻东德的顾问们组成了安哥拉分部机构——安哥拉情报安全局，由安哥拉总统直接控制。1979年，前不久刚成立的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就向苏联驻安哥拉大使馆派遣了一名联络军官。应安哥拉方面的请求，苏联顾问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的同事瓦季姆·伊万诺维奇·乔尔内派往安哥拉。这种挑选令人怀疑，因为乔尔内喜欢酗酒，而在安全措施方面一无所知。很快，他就不得不中止在安哥拉的工作——狂饮时摔断了胳膊。然而，回国后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尽管有过令人遗憾的误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还是授予了他一枚奖章。几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得出一个结论：对于那些莫斯科已失去信心的“进步国家”，克格勃就派去像乔尔内这样的军官作它们的顾问。
涅多1979年因患癌症在莫斯科去世后，安哥拉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在国内完全站稳了脚跟。80年代初，发自卢萨卡的报道评论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层分裂加剧，经济形势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看法也不乐观。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有经验的顾问尼古拉·希什林在一次私人谈话时预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矛盾的日益堆积，可能会迫使它与南非共和国签订条约。
苏联对东非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国家莫桑比克的政策，与对安哥拉的基本相同。尽管古巴没有介人该国，却由莫斯科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提供武器。该组织由总统萨莫拉·马谢尔领导，他于1975年夏天上台。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一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每年选送一部分情报干部去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更类似于安哥拉的是，由东德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帮助莫桑比克成立了“国家人民安全局” ， 它常把一些不信“国教”的人送往“劳动集中营”（正式名称为“非殖民地清智中心”）。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苏联大使馆内也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同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一样）。起初，总部对马谢尔寄予的希望要比对涅多的更大，因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马谢尔就表现得像一个老练的游击队领袖和富有魁力的政治首脑。
可是，克格勃80年代初从莫桑比克得到的由外交途径提供的情报比从安哥拉收到的更可怜。1981年，马谢尔开始搞“合法化运动”，目的在于抑制贪污腐化和使国家人民安全局用刑合法化。一年后，马谢尔宣布安全局的466 名军官被解职。然而，这并没有给莫斯科总部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984年，苏联在马普托的大使馆写了一份工作报告，并把它发送到苏联各大使馆以及克格勃的驻外情报机构。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印象中，这份报告是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用词最为刻薄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疏远人民、领导不力和营河私舞弊；莫桑比克的经济是“一片废墟”，地方政府和法律机关老死不相往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只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莫桑比克民族反对派”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正聚集力量。总部对莫桑比克事务持悲观态度，尤其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南非共和国1984年3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是大为吃惊。
为了公正，需要补充的是，撒哈拉以南的几个“土生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不景气并非皆因不善经营所致。安哥拉的邻国——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以受贿闻名，他曾得到美国几亿美元的援助，条件仅仅是因为他向美国允诺推行反共产主义政策。同时，他千方百计积聚私人财产，据估计，他的私人财产价值和扎伊尔国家的债务大致相当。这样一来，在扎伊尔这个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居民的生活和安哥拉、莫桑比克的一样贫穷。
70年代非洲讲英语的国家中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争，是罗得西亚黑人反对扬·史密特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罗得西亚是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在这里，莫斯科支持罗得西亚时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支持错了对象。“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穆加贝是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他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这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迫使克里姆林宫支持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乔舒亚·恩科莫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独立前，在游击战争紧张时期，苏联供给了在赞比亚境内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大量武器，这令赞比亚总统肯内特·卡翁达对集结于本国的外国巨大军事力量非常担心，便下令禁止武器输人。恩科莫就武器供应问题在卢萨卡通过苏联大使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多夫尼科夫（恩科莫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与克格勃有过多次谈判。索洛多夫尼科夫是苏联一名重要专家，他曾出版了几本有关非洲情况的书。除此之外，他还定期与克格勃互通情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人物，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他是个在行的职业外交官，如果请求他办点什么事，请相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拿到莫斯科有关组织去研究解决，绝不拖延”，恩科莫这样说。
用恩科莫的话说，索洛多夫尼科夫就“业务人员培训问题”经常与安德罗波夫通信，并至少有一次还就此问题同他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古巴对外情报部安全处也给“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派有顾问。津巴布韦独立后，莫斯科中央就开始担心：它的新总理罗伯特·穆加贝会忌恨莫斯科曾给他的对手以援助。总部给克格勃在非洲、伦敦和其它地区的情报处分拍电报，要求他们搞到穆加贝对苏关系上的具体政策。
1976年1月到1980年12月的5年间，苏联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达40亿美元，是美国的10倍。7O年代末期，莫斯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深感失望，甚至也不再援助津巴布韦这匹黑马，而是把所有在非洲大陆的希望和努力都加在了埃塞俄比亚身上。1974年，该国中校伺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当上了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1977年到1978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冬季交战期间，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消息报道：3 个多月内，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到该国。据估计，共有225 架苏联飞机参战。整个战争期间，由苏联的军事间谍卫星完成协调任务。与此同时，17000 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调往埃塞俄比亚，作为在那里的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400 名东德士兵的补充，他们共同组成埃塞俄比亚侦察机关和国家安全纵队。由于苏联大规模的军事介人，苏联国家情报总局（军事情报局）在埃的重要作用，远非克格勃所能相比。1979年，克格勃第二十局一名联络员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同时埃安全局的一批军官也被送往安德罗波夫学院接受培训。尽管如此，门格斯图同涅多和马谢尔一样，很令克里姆林宫失望。他上台后，埃经济完全崩溃，成千上万的居民陷于饥饿境地，同索马里的战争和与厄立特里亚地区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没完没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总部又把最大的希望转向了非洲大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该组织与歧视黑人的南非当局不断斗争，因此，它曾被禁止活动。它从西方得不到武器援助，就把物质求助之手伸向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解释说，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这类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失败，是由于那些国家缺少纪律性很强的共产党。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南非共产党是苏联大有希望的一个同盟军，因为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中占有关键地位。“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22名委员中，7 名在80年代初是南非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南非共产党主席尤苏福·达杜博士、非国大军队副总司令——多年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集·斯洛沃。
克格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招募间谍较为顺手，但这种活动在南非共产党中却受到禁止，它与南非共产党的关系只有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能调解。然而，苏联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提供的金钱资助却是通过克格勃转交的。1982年6 月到1983年1月，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之手就给尤苏福·达杜总计约54000英镑，以支持南非共产党，而同时又给“非洲人国民大会”118000英镑的援助。当这些钱到达伦敦情报机关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曾戴上手套，撕下银行包装，重新数过。与克格勃合作的党的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亚基缅科在肯辛顿公园18号楼接待了达杜。达杜收到戈尔季耶夫斯基送来的钱后，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分别开了收据。他没把钱放在公文包内，而是分散在西装和大衣的几个口袋内。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达杜瘦弱的身体被美元钱袋塞得鼓鼓囊囊。装好钱后他徒步走回家去，显然，他根本不怕途中被偷或遇到抢劫。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因苏联对达社粗浅的了解而感到压抑，但他对达杜给予了极大的尊敬。苏联援助的资金达杜个人没花过一分，他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南非的解放斗争上。
达杜1983年去世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便停止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援助的转交工作。卢萨卡成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联络基地。在那里，苏联驻赞比亚大使把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都用来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者进行接触，经过赞比亚、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的秘密途径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转送武器。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克格勃主要在斯德哥尔摩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间谍碰头，因为那里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大的驻外代表机关。在那里，“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强大的支持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慷慨的财政援助。
莫斯科总部认为，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占据着有权势的位置，但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前景并不乐观；随着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不断深入，西方可能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加紧联系，此举必将得到良好的反应。80年代初，克格勃驻斯德哥尔摩、伦敦、纽约、罗马以及设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处的非洲国家首都的间谍机构，连续不断接到指令，要他们注意研究南非共产党威望下降的原因以及西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接触的前景。总部还以此向大家敲起了警钟：“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思想摇摆不定。戈尔季耶夫斯基1982年来到伦敦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处已开始越来越不愿接收那些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军官令人生厌的文章，更不愿意帮助在非洲新闻界发表它们。总部对此表示不满和惊讶，并令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加紧努力，搞清西方势力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得以扩大的原因。
因为莫斯科同比勒陀利亚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克格勃无法在那里建立以合法身份作掩护的间谍机关，因此，总部难以估计“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活动情况，对它说自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能够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的说法表示怀疑。众所周知，“非国大”成员中支持南非共产党的主要是科萨人。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白，苏联虽然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财政援助，但莫斯科对该组织的政策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对那些非共产党中忠诚的、经过斯大林时代的亲苏老近卫军们的影响也不大（只是在1990年1 月，南非共产党常任总书记焦·斯洛沃在报告中才正式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宣称南非共产党曾走了“畸形”之路）。可能让人感到费解，整个80年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莫斯科的关注焦点并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而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歧视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准备给“非国大”的各种援助行动。在非洲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克格勃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小于彼得·博塔总统和他的民族主义党政府。
可是，在黄金、钻石、铂金和其它贵重金属市场调节方面，莫斯科和比勒陀利亚仍保持着原有的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苏联和南非因各自对国际市场的垄断而加强了联系。双方的联系严格保密，为了避免引起不测，这些联系就常由克格勃来组织。1984年，克里姆林宫决定就国际市场价格调整与南非的代表增加秘密会谈次数。为了使政府做到心中有数，克格勃驻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和瑞士的间谍机构就需要提前搜集并向上呈报有关南非财政部门和企业的情报。
70年代在中东、远东和非洲连遭失败之后，80年代初，克格勃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拉丁美洲。1979年，在一次总部高级军官会议上，主席克留奇科夫分析了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和克格勃近年来的优势，第一总局一处（情报分析）处长尼古拉·列昂诺夫作了重要报告（20年前，正是歹昂诺夫第一个感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有远大的革命前途）。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80年代克格勃在拉丁美洲要扩张军事行动消弱“主要对手”在该地区的影响、列昂诺夫的思想得到了克格勃驻委内瑞拉间谍头目的大力支持。他们共同呼吁帮助拉丁美洲非共产主义解放运动，就像当时的卡斯特罗时期那样，夺取本国政权、争做苏联的忠实联盟。
需要指出的是，1979年总部和卡斯特罗的关系曾有过不愉快，关于此事报界也从未披露过。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古巴对外情报机构处死了一名克格勃在古巴的间谍，因为该间谍通过无线电用密码向莫斯科进行情报传递，这就破坏了苏古官方协议（按照这个协议两国之间严禁从事间谍活动）。总部恼羞成怒，但又不得不作出官方道歉。可是，卡斯特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苏联对外政策（包括入侵阿富汗）的忠实而又善辩的卫道士，在第三世界也很有威望。1979年9 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主持召开“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代表会议，虽然共有92个国家的首脑参加，但卡斯特罗始终是焦点人物，因为在此后的3 年中，将由他领导“不结盟运动”。1979年10月，卡斯特罗来到美国纽约，随身带来了古巴的罗木酒和其他土特产，他在联合国大厦12楼、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古巴机构是仅次于苏联和美国的最大的驻联合国机构，也是古巴对外情报部在美国的主要基地）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富裕的帝国主义者”在以后10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3000亿美元的贷款。
这段时期，中美洲地区的政治中心仍是卡斯特罗。1979年3 月，在加勒比海地区一个小岛国——格林纳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法学家莫里斯·毕晓普带领亲古分子夺取了政权。后来在1983年美国侵犯格林纳达时缴获了一批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内容完全说明了毕晓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用一位法国大学生革命者的话说即是：他的荒诞的马克思主义，只适合于连环画。毕晓普是这样说的：“同志们，请想一想我国是如何逮捕人的。我们勿需收集证据，只同党的民族安全委员会或党的上级机关商议一下，我就可以签发拘捕令逮捕你们。在我签发拘捕令后，不管你们是否愿意，一切都完了。”莫斯科经过一番犹豫后，立即给予格林纳达以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古巴的压力。1982年年初，一位格林纳达将军哈德森·奥斯金给安德罗波夫的信中说：“又一次感谢你们的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军队以大量援助，并再次请求你们给格林纳达培训4名情报人员。”
比毕晓普1979年3月登上格林纳达领导宝座更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4 个月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把暴君索莫查赶出了尼加拉瓜。尽管有古巴的支持和列昂诺夫热情洋溢的演说，莫斯科并没有立即扶持桑地诺分子。虽然克里姆林宫对桑地诺分子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表示赞许，也愿意欣赏称美国佬是“全人类敌人”的尼加拉瓜国歌，但两年间。它还是十分希望尼加拉瓜弱小但正统的共产党能在新政权体制中取代非正统的桑地诺分子。1981年年底，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克格勃的情报终于使克里姆林宫相信，桑地诺分子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走的是古巴、苏联之路。在苏联和古巴的帮助支持下，桑地诺分子6年内把自己的人民军由5000人急剧扩充到119000人，成为中美洲历史上的一个军事强国（美国支持下的反政府武装，按最乐观的估计，也从未超过20000 人）。总部很快便与马那瓜（尼加拉瓜首都）签订了组建情报机构的协议，并派第20局的代表去与“我们的尼加拉瓜朋友”（克格勃内部对“友好间谍机关”的称呼）建立联络。尼加拉瓜情报机构叛逃人员米格尔·博兰尼沃斯·汉捷尔证明，尼加拉瓜安全机构头目是古巴对外情报部的一名军官，化名雷南·蒙捷罗。克格勃也曾派70名顾问帮助尼加拉瓜成立了国家安全学校，作为回报，尼加拉瓜给克格勃提供了4个电子侦察基地。
里根当局疯狂地对待尼加拉瓜革命，只对桑地诺分子和莫斯科总部有利。美国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1984年中央情报局对尼加拉瓜海港的布雷封锁以及参与炸毁科林多油库行动，转移了人们视线，使人们忘记桑地诺分子违反人权的行为及他们的不善管理。所有这些事件，只能唤起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浪潮，桑地诺分子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得到了国际支持。里根虽然有很高的声望，但却无力说服国会和美国舆论界继续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财政援助（美国对反政府武装的援助于1984年正式停止）。令莫斯科总部尤为高兴的是，白宫试图以民间方式继续帮助反政府武装，将把自己拖入了一部兀长的令人忧愁的悲喜剧之中。而这时的尼古拉·列昂诺夫在总部正陶醉于来自中美洲的荣誉光环之中。1979年，他准确地指出克格勃扩大地区行动具有广阔前景，与卡斯特罗打交道时又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功，这些成绩于1983年把他拥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的宝座，专门负责克格勃在南、北美洲的行动。
苏联与古巴无论在间谍领域，还是在电子侦察方面继续扩大情报合作。70年代中期，对扩大合作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克格勃。情报总局在距美国海岸不到100 海里的卢尔杰斯建立了联合电子侦察基地。1983年，里根总统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基地：“在这块几英亩的土地上，错综复杂地布满了天线和传感装置。”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合报告中说，1985年在卢尔杰斯大约有2100名苏联技术人员，“他们从这个关键地点监测着美国商务卫星运行、军用和商用船只的联系、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在卡纳韦拉尔角的宇航计划。他们甚至能从卢尔杰斯监听到美国国内的电话谈话。”
7O年代中期，克格勃在西欧有两件忧虑的事。第一件是欧洲共同体。197O年以前，在西欧的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被告知，欧共体区别于他的各成员国，除非其重大政治问题方面的情报才值得注意，其它方面不必特别关注。然而，1975年12月比利时首相列奥·金杰曼斯在欧洲共同体会议上作了报告之后，第一总局的观点彻底改变了。金杰曼斯在报告中呼吁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会议消除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散之间的“精神分裂性”矛盾，他要求欧共体制定共同防御和对外政策战略。金杰曼斯报告的意义还由于中国对欧共体事务兴趣的增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97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向欧洲共同体派驻大使，并立即开始贸易谈判。
克留奇科夫在1976年夏天得出结论，金杰曼斯的报告和中国在布鲁塞尔的活动正孕育着一个反苏阴谋。1976年7 月，他在签发的通令中要求驻外情报机构“借助一切业务机会”尽快、尽多地搜集欧共体政策方面的情报。克留奇科夫强调，欧共体有可能变成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并置于侵略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的作用之下”，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和中国结成反苏同盟。一个月后，总部就欧共体正日益成为苏联的威胁，又签发了一个更为详尽的通令。通令说，欧共体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当迅速。第一总局显然很担心金杰曼斯那个阴险的报告，因为其中特别强调了下面这个结论：“只有在共同防御政策制定出来以后，欧洲联盟才会稳定。”1976年8 月的通令强调，欧共体今后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欧共体领导集团“似乎已经开始寻找机会，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体系”。
美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表明，整个过程是反苏阴谋的一部分，此后的几年中，莫斯科总部对驻外情报机构不断地强调这一点。1977年春天下发的通令，甚至把次年的欧洲议会直接选举计划都看作是对苏联的威胁，因为这将加速政治一体化进程。通令强凋，欧共体已变成“协调破坏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威望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活动的中心”。
为了更准确地揭露欧共体的反苏本质，就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能够搞到其秘密文件的途径，而这些文件只有在欧洲共同体的领导机关内部“成立可靠的间谍基地”之后才有可能弄到。克格勃驻欧共体各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接到指令，要他们任命一名有经验的克格勃人员，通常是由政治情报机关的二把手来组织对付欧共体的行动。总部认为，最有前途的招募间谍机关，是位于比利时布鲁日市的欧洲专科学校、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和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学院。第一总局说，这些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将来是极为宝贵的情报提供者。除了当间谍的热情之外，协调对付欧共体行动的克格勃驻外情报人员在工作中还必须严格遵守各种规定，他们要定期给总部寄去欧共体的电话簿，各国派驻欧共体的外交官、记者名单和所有访问苏联的欧共体官员的详细情况。总部强调了“积极行动”对于延缓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拖延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的必要性。驻外间谍机构负责人还接到命令，要找出报刊杂志上反映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欧共体内部及欧共体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矛盾的文章。一些通令还像从前一样，指出了欧共体和中国正在结成反苏同盟的危险。
尽管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时常发生冲突，金杰曼斯的共同防御构想也完全失败，但总部还和从前一样，对未来的欧洲一体化深感不安。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这个话题一直未从通令中剔除，看来在他之后，这种心病无疑还要照样继续下去。1984年春天，第一总局负责西欧事务的副局长维克多·格鲁什科向各处签发的通令中，再一次向驻外间谍机关负责人强调了1976年形成的那种阴谋理论。格鲁什科宣称，欧共体和中国不断加强合作，这引起了总部的“不安”；欧共体已制定出长远的行动计划，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声望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团给一致；“反动集团”的欧洲各国军事一体化计划已构成“特别的威胁”。由于所有的观点（包括格鲁什科的）都一致认为“西欧一体化与苏联利益相抵触”，因此，政治局（克格勃的行话是“上级”）把欧共体当作了“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
80年代初，欧共体在克格勃的眼中实际上已和主要敌人美国、北约、中国的地位相当。无论这具有什么样的讽刺意义，但都已说明，欧洲一体化进程已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总部收到了大量有关欧共体的情报，但对情报的质量很不满意，无疑，它会像以前一样，斥责驻伦敦及其它西欧国家的情报机构对付欧共体的行动“质量不合格”。驻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接到指令，“为落实克留奇科夫同志的指示”，要在欧共体内部积极安插间谍及实施其它形式的情报侦探手段。可是，总部的“不满意”驳回了不少有关欧共体的情报，而更主要的是，对于西方的阴谋难以找到更有力的证明。于是，当总部得不到关于破坏东欧国家的布鲁塞尔阴谋的报告时，便推断说，这样的阴谋肯定存在，只是情报机构没有侦探到。克留奇科夫一直要求，延缓欧洲一体化的行动一定要争取“更大的主动性”。
7O年代中期，总部对欧洲的第二大忧虑是北极地区——斯瓦巴尔群岛（包括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巴伦支海。1920年39个国家共同签订的《斯瓦巴尔条约》规定：斯瓦巴尔群岛领土归挪威管辖，条约签署国有权在此开发经济和自然资源。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对斯瓦巴尔群岛的石油、天然气日益关注，这对总部构成了极大的战略性威胁。因为其它国家会借助于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海上的石油井架，来监视北方舰队军舰和潜水艇的活动，这种担心也使苏挪在巴伦支海的领界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此，1975——1976年冬，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H·A·古洪诺夫为首成立了北极地带苏联各部门间联合委员会，克留奇科夫在该委员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培训对挪威和北极地带的情报人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安德罗波夫亲自抓这项工作。
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前，总部在挪威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已经完成了克格勃使命的女间谍古恩沃尔·加尔通格·哈维克；另一张是号称“天字第一号”的阿尔涅·特列霍列特。哈维克曾是挪威外交部长多年的随身女秘书，30年前，她爱上了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的俄罗斯俘虏。当年德国侵略挪威时，她在军队医院当护士，护理过科兹洛夫，后帮他转移到瑞典。1947年，哈维克女士被派往莫斯科和挪威大使馆，在那里，她与科兹洛夫再度重逢。这时的科兹洛夫已经结婚了，国家安全部是把他作为诱饵派到这里的。1950年，按照早已设计好的步骤，她受到恐吓，被迫开始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卖命，代号“维卡”。1956年她以新的化名“格列塔”回到挪威，从此她不断地收到科兹洛夫的信函以及“老板”们寄来的钱款。在为苏联情报机关卖命的27年间，她共和8个接线人接头250多次，给他们传递几千份秘密文件。70年代中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任职，当他初次知道哈维克的存在后，就警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要他们严加防范。
1977年1 月27日傍晚，哈维克在奥斯陆市郊一个黑暗的街道上向她的接线人亚历山大·基里洛维奇·普林齐帕洛夫递情报时，被挪威国家安全部逮捕。当时，普林齐帕洛夫先是想动粗，但后来又声明他有外交豁免权，他被释放了。他的口袋里有一信封，内有准备给哈维克的2000挪威克朗。被捕后的几个小时内，哈维克只反复申诉说，她和科兹洛夫只有恋爱关系，曾经通过苏联外交官给他传过几封信。接着便一声不响了。又过了一会儿，她想了想，然后说：“我现在说实话，我当了近30年的俄罗斯间谍。”半年后，哈维克在被审判前，因心肌梗塞死于狱中。
1978年，第三处曾把被清理出来的哈维克档案拿给菲尔比看，其中连她的名字和国籍都没提到。菲尔比分析了她的材料后得出结论：哈维克被捕，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有间谍潜入了克格勃。在向大家读了菲尔比的报告后，第三处处长维克多·费奥多洛维奇·格鲁什科对部下说：“如果菲尔比说的正确，那就是我们处内部出了叛徒。幸亏格鲁什科没有再往下说。当时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在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十分担心自己会克制不住，他的全部意志都在要求自己不能脸红因为菲尔比几乎已经怀疑到他了。
在审讯哈维克的过程中，挪威国家安全部似乎有一种印象，即后几个月来克格勃好像对她已不感兴趣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怀疑（尽管几年都未能予以确认），挪威外交部内可能已有对克格勃更为重要的间谍。对于挪威安全部来说，还有一个不祥的信号。有人听说就在哈维克刚被逮捕后克格勃在奥斯陆的一名年轻军官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日任的妻子问丈夫： 发生了什么事们” 日任非常乐观地答道“没有，不会有什么倒霉事的！”
总部在挪威的最主要间谍是阿尔涅特列霍利特，他与诺尔日帕克、赫尤，黑布尔顿一样成了自己强烈的虚荣心和异常自负的克格勃的牺牲品。这位帅气的、妄自尊大的先生被捕时还不到35岁。他娶了一位电视明星（第二妻子）高傲地站在挪威工党一边。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政治学，好像是他的反美主义促使他与克格勃合作的。60年代末他曾参与组织了反对靠政变上台的希腊军事委员会的斗争特列霍利特认为该委员会受美国扶持。他曾是著名国际法专家延斯埃文先的助手，埃文先是欧洲法院关于军事委员会一案的公诉人。
克格勃驻奥斯陆的情报机构发现特列霍利特后便开始认真驯服他，招募特列霍利特的过程好像令人大为称赞。后来特列霍利待回忆说；“他们盛情邀请我赴宴，席间我们分析了挪威和国际政治形势。”1968年到1971年间领导特列霍利特的第一个军官是叶夫根尼·别利亚耶夫。他开始时逐步说服特列霍利特收下自己那份没多大意义的情报的酬金。别利亚耶夫在1971年回莫斯科之前，在一家餐厅的告别宴会上把特列霍利特介绍给了他的下一位老板——根纳季·费奥多洛维奇·季托夫，他在1972- 1977年是克格勃在挪威的负责人。他在总部有个绰号叫“鳄鱼”，同事们都讨厌他，而部下中，除了一些有靠山的，都怕他，可是上级却对他特别厚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他是克格勃中最令人生厌、最无原则性的军官。”
季托夫1932年生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5岁（也可能是6岁）时父亲被枪毙，当时正值“大恐怖时代”。他在流氓无赖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低级下流的德性。连他自己都非常惊奇，他这样的出身，1955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竟录取了他。在那里，他以极大的热情竭力洗刷自身的污点。与领导和同事们相处时，他最大的天才是善于阿决奉承，就是靠这个本事他博得了特列霍利特和克留奇科夫的好感。在特列霍利特眼里，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知识渊博、乐观、幽默，经常讲一些苏联领导人的奇闻轶事。季托夫也很善于察言观色。当特列霍利特就越南、希腊、北约、美国以及和平运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季托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并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之辞。他说，特列霍利特是唯一有可能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这种可能性甚至要比传统的官僚外交大得多。
在一定程度上，特列霍利特发挥了一个苏联间谍应有的作用，1972年帮助挪威左翼组织反对挪威加人欧共体的斗争就较有成效。但他的主要任务是给克格勃提供有关挪威和北约政策方面的情报，当他以前的老师延斯·埃文先被任命为海洋法谈判代表团团长后，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他受埃文先的推荐，被任命为代表团副秘书，这样，他就成了苏联北极地带（主要是斯瓦巴尔群岛和巴伦支海）部门间联合委员会最重要的情报来源。1977年苏挪巴伦支海边界线谈判时，他不仅为克格勃通报挪威的谈判立场，而且作为一个在挪威代表团中工作的苏联间谍施加了各种影响。1977年7月1日，苏挪签订巴伦支海协定。后来，挪威国内对政府在谈判中对苏联做出巨大让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季托夫由于“哈维克事件”于1977年被调离挪威，此后两年内他在总部作克留奇科夫的助手， 并像以前向特列霍利特“进攻” 时一样，阿波奉承克留奇科夫。1979—1984年，他任第一总局三处处长，主管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及亚洲一澳大利亚地区的事务。他认识到特列霍利特是他官运的决定因素，所以他就说服克留奇科夫让他还抓此事。于是，他继续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特列霍利特定期会面（这两个城市是克格勃与其欧洲间谍会面的老地方），而大部分在本土的例行“接头”任务，基本上是由克格勃驻奥斯陆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尔·日任和亚历山大·洛帕京来完成的。
1978年岁末，特列霍利特接到新的任命，前往挪威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这份任命对克格勃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那时挪威已成为安理会成员国。特列霍利特走之前，季托夫在赫尔辛基介绍他与日任认识，因为日任即将成为特列霍利特在纽约的“老板”。他们约定以后在餐馆接头，或者在联合国代表团休息室彼此借读报之机传递便条。在纽约的工作进展不错，只是特列霍利特常抱怨说，日任选择的餐馆条件不好。
由于纽约自由散漫的生活，特列霍利特不再小心谨慎地“工作”。他开始倒卖金银，为自己买了一匹马，常抛头露面去参加比赛。1982一1983年，他得到了接近挪威国防研究所工作的许可，于是搞到了不少北约有关航天技术方面的机密材料，因此，后来在法庭上，公诉人把他在这个研究所比作“雉鸡巢中的狐狸”。要知道，北约战略上一直把挪威视作“北方的门户。”
美国一海军官员把苏挪交界处的科拉半岛称作“地球上的一块无价的不动产”。苏联把规模巨大的海军力量都集中在了摩尔曼斯克。而北约也毫不动摇地认定：一旦大西洋爆发战争，首先会在挪威打响，苏联就会试图占领挪威，从而把自己的潜艇从挪威各峡湾造出投入战斗。
主要是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当特列霍利特在纽约活动时，挪威国家安全部已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监视。尽管挪威当局根据已有证据，尚不足以把特列霍利特赶出国防研究所，但他以后几次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季托夫的接头都被监控起来了，连他们在维也纳的漫步都被藏在儿童推车里的照相机偷拍了下来。照片上，矮小壮实的季托夫挥动着双手，而瘦高的特列霍利特友善地微笑着。1984年年初，季托夫终于实现了终生夙愿——升为克格勃将军，在这件事上，特列霍利特的功劳要比季托夫本人的大得多。也正是在那时，正值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访问奥斯陆，挪威外交部任命特列霍利特为新闻专员。11月20日，星期五，早上，在舒尔茨离挪之前，特列霍利特就赶到奥斯陆机场，准备搭乘12点45分的航班飞往维也纳与季托夫碰头。他手中的公文包里有66份外交机密文件。他坐在候机大厅时，被挪威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尔努利夫·拉夫杰逮捕。与此后报纸上的渲染不同，在逮捕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悲剧性的事件。正如托夫杰所说：“特列霍利特当时很平静，一句话没说。我们给他戴手铐时勿需拧着他的双手。他被带出旁门，塞进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送到了警察局。”
特列霍利特1985年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只不过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法庭认为他这是“过分夸张和夸耀”。季托夫极力培养了特列霍利特的自负，终使他变得荒唐可笑，以至连他自己也确信，他成了联结东西方的桥梁。季托夫还同样极力纵容他的贪婪。后来，法庭侦讯人员从特列霍利特住处搜出并没收了100多 万克朗，这些钱都是他间谍活动的报酬。显然，“100万 ”还是降低后的数字，因为特列霍利特除从克格勃拿钱外，还曾收到过伊拉克情报机构寄来的5万美元。
戈尔季耶夫斯基深信，如果特列霍利特再早几周被逮捕，那么，季托夫就与将军肩章无缘了。克留奇科夫一得到特列霍利特被捕的消息，就立即把季托夫打发到东柏林，担任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第二把手。同去的还有负责特列霍利特一案的两名军官——弗拉基米罗夫日任和亚历山大·洛帕京。一年后，特列霍利特被判处20年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