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当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由于健康原因而辞去所有职务时，总部在斯堪的纳维亚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间谍” 。在此之前，克格勃在芬兰共招募了160名间谍和“可靠的联系人”——这比第一总局三处在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克格勃赫尔辛基情报机构负责人维克多·弗拉基米罗夫及其对手弗拉基米罗夫·索博列夫大使断言，吉科宁辞职后，接替他的肯定是他的同伴、中心党（前农业党）的阿赫季·卡里亚莱年。这一次，驻外情报机构没有再犯像在吉科宁事件中的那种错误，即把卡里亚莱年称为自己招募的间谍。卡里亚莱年被称为“机密联系”，但克格勃并没怀疑，将来对他能施加巨大影响，克格勃甚至称他是“我们的卡里亚莱年”，或者“我们口袋中的人”。
被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是第一总局中芬兰事务的首席专家。最优秀的分析家的阿尔贝特·彼得罗维奇·阿库洛夫曾预言，卡里亚莱年“醉鬼”的名声，会导致他在党派选举中失败。弗拉基米罗夫对阿库洛夫的预言不予理睬，偷偷跑到中心党主席、外交部长帕沃·维亚里年那儿说，苏联支持卡里亚莱年，而反对现任首相、社会民主党人毛诺·科伊维斯托。卡里亚莱年曾写到：“弗拉基米罗夫告诉维亚里年，他要利用自己在共产党及其它党派中的影响来支持我。”他坦诚地向维亚里年说道：“苏联为我的选举能做些什么？”……“弗拉基米罗夫发展了国家经济合作思想，形成了于我更有利的局势。”但是，正如阿库洛夫所预言的，尽管有弗拉基米罗夫的积极努力，卡里亚莱年在中心党候选人提名时就被淘汰了，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毛诺·科伊维斯托在1982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总统宝座。
70年代，在瑞典的所有领导人中，克格勃对社会民主党人奥洛夫·帕尔梅寄予厚望。在1969年帕尔梅当上首相之前，总部对他并未特别注意。后来，他在指责越南战争时的能言善辩、呼吁西方国家削减军费开支、支持第三世界的进步运动马上引起了苏联的关注。 总部制定了把他招募为有影响的间谍的计划， 并于1972年派《新闻》出版社社长、会说瑞典语的拉脱维亚人、克格勃间谍H·B·涅伊兰德前往斯德哥尔摩。涅伊兰德和帕尔梅的母亲是同乡，因此，他以“根”都在拉脱维亚这一点很快与帕尔梅拉上了朋友关系。他安排帕尔梅到拉脱维亚的祖居地作短暂旅行，还同帕尔梅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顾问会面。总部也尽一切可能，努力使苏联的政策和涅伊兰德的言行引起帕尔梅的好感。1976年帕尔梅下野成为反对党后，他在裁军方面似乎更倾向于苏联的政策， 而不再考虑美国的政策。 为了研究裁军问题，于1980年成立的帕尔梅委员会，由于批评美国的立场，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
涅伊兰德在给总部的工作报告中；极力渲染帕尔梅对苏联政策的日益好感。克留奇科夫在定期给安德罗波夫和政治局的报告中说，虽然帕尔梅没被完全招募，但他却服从于克格勃的权威。显然，第一总局过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成绩。涅伊兰德同帕尔梅的定期接触以及他在《新闻》出版社的工作，本身就足以使人怀疑他与克格勃之间有着某种瓜葛。而瑞典人在政治方面的幼稚也令人惊讶，竟然没有发现涅伊兰德影响帕尔梅的政治方针的任何证据；无论这种影响存在还是不存在，只是到了1980年涅伊兰德离开斯德哥尔摩后，才能说这种影响完全消失了。涅伊兰德的继任者不善于博得帕尔梅的信任，因此，克格勃也就难以再接近他了。总部虽然欢迎帕尔梅1982年重新执政，并赞赏他在自己第二次任首相期间（1986年被暗杀）支持苏联的裁军政策，但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个信仰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政治家。
7O年代仅剩的最后一点缓和成果，随着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成为历史。1978年1 月共产主义政变时，共和国领导人穆罕默德·达乌德及其全家都被杀死，于是，在阿富汗共产党巴尔查姆派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哈利克派领导人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之间展开了对总统宝座的争夺，莫斯科总部支持曾是多年的克格勃间谍的卡尔迈勒。可是塔拉基在许多方面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占有很大优势。而且他和勃列日涅夫曾经有过一次短时间的会面，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卡尔迈勒的支持只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1979年9 月，塔拉基被副总理哈菲佐拉·阿明杀害，莫斯科对此事视而不见，反而祝贺阿明的“当选”，并向他表示，苏阿兄弟般的关系将来在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基础上，会得到巨大发展。可是总部不久便清楚阿明的末日已经不远。驻喀布尔情报处报告说，阿明的反对派，伊斯兰领袖非常残忍，阿富汗军队内的叛乱和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都已对他构成极大威胁。
与克格勃所有反对外国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一样，除掉阿明的计划是经过政治局讨论的，政治局最终同意了这一计划。奥列格·利亚林1971年逃到西方后说，第一总局内有一个从事暗杀活动的处，后来经过改组后，其职权转给了从事秘密活动的C 局八处。八处挑出了阿塞拜疆人米哈伊尔·塔列博夫中校去除掉阿明。塔列博夫曾在喀布尔活动多年，能装扮成阿富汗人。1979年晚秋。他带着八处给的毒药到了喀布尔，扮成一个阿富汗厨师，在总统府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据几年后从 c局逃跑的弗拉基米尔·库济奇金说，“阿明的小心谨慎不亚于博尔吉家族，他时常变换食品和饮料，似乎很害怕有人会毒死他”。
塔列博夫毒死阿明的计划没有成功，而阿富汗的局势却继续恶化。克格勃喀布尔情报机构活动于阿富汗行政机关内部的间谍报告说，如果不除掉阿明，反苏的伊斯兰共和国很快就会代替共产主义制度。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个要求武力介入阿富汗，不允许苏联的邻国放弃社会主义。但是，比苏共中央国际部更了解西方和第三世界立场的莫斯科总部和外交部认为武力入侵是不可取的。
安德罗波夫同第一总局的观点一致，起初也不同意苏联军队侵犯阿富汗，但随着阿明下台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他的观点逐渐有所改变。1989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中说，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镇压了“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可靠的共产党政府，安德罗波夫开始从这件事中找寻经验。
总部认为，最终采取军事介入的决定，在政治局不会引起严重分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像一年前击败伊朗沙赫（国王）那样战胜阿富汗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成为军事介入的决定性理由。“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威信扫地，后果不堪设想。苏联不能去冒这个险”。因此，通过武力入侵阿富汗的决议并没有征求政治局候补委员们的意见。后来，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两人于1979年11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证明说，他们最初是从报纸和广播得知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的。
1979年圣诞之夜，苏联军用运输机开始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运送大批军人和装备，每3 分种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和降落，苏联的后备部队从陆路向阿富汗集结。12月27日晚，苏联的装甲兵纵队从机场向总统府推进，纵队由第一总局八处在巴拉希哈的特别训练中心主任、上校博亚里诺夫率领的克格勃特别小组担任先头部队。所有这些苏联官兵都身着阿富汗军装，乘坐挂有阿富汗标志的军用卡车。开往总统府途中，纵队被检查站拦住了。这时，前面汽车的车门迅速打开，克格勃军队开始向阿富汗人射击。博亚里诺夫上校亲自组织了攻占总统府的战斗，总统及其情妇被打死在楼上的酒吧间里，博亚里诺夫命令，不留活口，把所有人员全部杀掉。战斗过程中，博亚里诺夫上校被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是总统卫队成员而被打死，还有大约10名克格勃突击队队员和其他苏联士兵在战斗中丧生。
占领总统府后，阿富汗共产党员、克格勃宿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马上从国外赶赴国内，他是莫斯科选定的阿明的接班人。回国后，他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国家政权已转交到他的手中，并正式向苏联请求军事上的帮助。他向全国的通告虽然被认为是在喀布尔播发的，而实际上是从苏联转播的，因为阿明被杀时，喀布尔电台在正常广播。12月28日凌晨， 喀布尔电台转到苏联军队之手，并广播说，阿明“根据革命法庭判决已被处死”。
阿明被处决后，在莫斯科对他的称呼由“阿明同志”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可恶的间谍”。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指责阿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爪牙，并无理地要求美国政府交出阿明与它作交易的所有文件。总部甚至抓住阿明同中央情报局的联系大肆散布谣言说，阿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曾被美国情报机构招募。对于这样的宣传连莫斯科总部内部也有人表示异议。苏军侵略阿富汗10年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阿明年轻时曾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这个事实只能加重我们的间谍恐怖症。”金·菲尔比在1988年去世前几个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顽固地认为：“大量实事证明，阿明暗中同美国人勾结。”
总部整个说来是不赞成武力入侵的，其结果也证明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库济奇金说：“我们有两方面的重大失算：高估了阿富汗军队的备战情况和低估了它的抵抗能力。”1980年春天，有8 万（后来超过10万）名苏联军人去援助被起义者击溃的阿富汗军队。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SO年代中期，阿富汗居民约减少了一半，全世界逃亡难民中，阿富汗的占四分之一。还80年代初期，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就对库济奇金说过，总部许多人都认同但决定不公开的一个观点就是：“阿富汗是我们的‘越南’，我们都深深地陷进这场战争的泥潭里了，我们战不能胜，而又难以自拔。这是件荒唐事，是沼泽，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一伙人，我们决不可能滑进去！”克格勃除在喀布尔情报机构外，在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又设了八个分处，在这些情报机关中共有300名克格勃军官和100多名技术人员，他们枕头下都藏着手枪，床头旁备有冲锋枪。一个在阿富汗某省活动的克格勃密码破译员曾送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几盘记录夜间强攻的录音带，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和痛苦。在喀布尔的克格勃的一位主要间谍、侵略阿富汗后立即升为将军的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于1982年不得不离开喀布尔，因为他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令人惊讶的是，伊万诺夫的这个空缺，竟有许多克格勃人员争着去喀布尔填补它。总部年轻而虚荣心极重的军官们，把战争当作他们迅速升迁和争得好名声的机遇。一般情况下，总部每月都收到大约100 份反映阿富汗形势的报告。戈尔季耶夫斯基说，那些整理报告的人身手不凡，汇报的情况要比喀布尔苏联大使馆的详细得多、清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克格勃在阿富汗有神通广大的间谍网。像往常一样，第一总局的报告只从军事角度反映阿富汗的局势。
阿明死后，克格勃立郎派残酷无情、精力充沛的32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领导阿富汗新成立的安全部门工作，这是1980年1 月为取代阿明的秘密警察局而设立的。纳吉布拉为避真主安拉之名讳，要求称他“纳吉布同志”。卡尔迈勒总统宣称，新的阿富汗安全部与以往不同的是，它不再“摧残、压迫、折磨人民，相反，还要在政府机关内建立侦察处，以保护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革命人民和国家利益，同时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下，实行中立化，对阿富汗外部敌人的政治阴谋一概不予理睬”。
阿富汗安全部的所有组织工作及人员培训任务都由克格勃帮助完成。在难以取胜的反游击战争的残酷条件下，克格勃又恢复了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政策。国际大赦组织搜集到的证据说，在阿富汗安全部的隔离室内，“对许多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用过刑，拷问时，都有苏联顾问在场，像以前斯大林在东欧的“清洗”一样。一位后来逃到巴基斯坦的喀布尔市女教师，被拷打时曾勇敢地向阿富汗安全部声明说：“在阿富汗的领土上，苏联人无权拷问阿富汗人。这触怒了他们，他们捆上我的双手，用纸烟烧焦了我的双唇。”阿富汗安全部军官按照苏联顾问的指令，毫无人性地把她打晕了过去。当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已被埋在齐脖子深的冰雪中。在以后的几天内，她身体上被刺满了带电的针，他们还动用了可怕的电刑，并且，苏联顾问一直都在场。幸运的是，这位女教师熬过来了。要知道，大部分人都没能活下来呀。
1989年克格勃一退役将军公开承认，在开放时代，克格勃在阿富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证”。纳吉布拉自从加冕为阿富汗安全部部长后，先是于1986年解除了优柔寡断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总书记职务，后又于1987年当上了总统。1988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事并未使纳吉布拉威信扫地的制度马上垮台。苏军撤走后，支离破碎、相互独立的反对派力量一时间仍然无法解决自己内部根深蒂固的矛盾。
国际上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就像阿富汗人对苏联人侵的抵抗一样，远远超出总部的预想。克格勃原希望，这次也能像1956年苏联侵犯匈牙利、1968年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后的情况一样；经过一段抗议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但是，第三世界和西方一些国家认为，苏联武装干涉东欧国家和阿富汗，这完全是两回事。这一次是苏军人侵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始。
在波兰发生的事件，使得1979年岁末苏联人侵阿富汗后的东西方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彼得格勒二月革命都是由“粮食暴动”开始的，波兰事件的导火索，也是因为1980年夏季肉价上涨。正是在那时，成立了由列赫·瓦文萨领导的独立“团结工会”。瓦文萨那时37岁，聪明机智，富有魁力，但名不见经传，他是一个失业电工，每天早上都去教堂作礼拜。1980年8 月末，波兰副总理梅奇斯拉夫·亚格利斯基前往格但斯克“列宁”船坞，与瓦文萨及其他一些罢工领导人谈判。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的政治让步，承认工会的罢工权和每星期日通过国家无线电台向教徒广播，在此条件下，双方签订了格但斯克协定，罢工停止。
莫斯科总部对威信扫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导作用”受到重创而感到震惊。克格勃立即把所有会讲波兰语的闲职人员，派往驻华沙情报机构及苏联驻格但斯克、克拉科夫、波兹南和什切青的领事馆。像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一样，在西方的克格勃间谍接到指令，前往波兰“旅游”。一般认为，反革命分子与其他欧洲人打交道，要比与俄罗斯人坦率得多。虽然形式上禁止总部招募波兰人，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安全部的保守分子，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有关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的耸人听闻的情报。因此，克格勃就波兰危机所写的情况通报的数量，要比经过党组织渠道或驻华沙大使馆报告的消息要多得多。克格勃第一总局波兰处处长尼涅尔·安德烈耶维奇·塔尔纳夫斯基，对1980年8 月波兰事件的发展前景做了全面而悲观的评价，他说，波兰避免不了一场血腥屠杀。
1981年“团结工会”的影响继续扩大，它的拥护者已达1000万，形成了几乎每个波兰家庭都有人支持工会行动的形势。克格勃在综合报告中肯定地说，团结工会的奸细已潜入波兰安全部和警察局，工会的积极分子们常威胁党的奉公守法者。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总部的分析材料中，想遮掩反犹太主义而又露出尾巴的做法感到吃惊。材料指出，像亚采克·库罗尼、亚当·米赫尼克和莫伊泽什·芬凯尔什泰恩这样的前工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所谓的犹太“国际主义者”在团结工会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波兰就产生了犹太复活主义阴谋，波兰的邻国也常掀起这种狂潮。布拉格电视台报道在华沙召开的反犹爱国主义者协会代表会议时以赞扬的口吻指出，与会者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行为，他们发现，米赫尼克的真名叫“舍赫捷尔”。
总部宣称，拟定于1981年7月 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全会，将会增强团结工会在党内的影响。总部要求给格但斯克协议签订后，当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斯坦尼斯拉夫·卡尼亚，以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他取消党代会的召开。可是，身患重病、只剩下不到一年半寿命的勃列日涅夫，不愿听到令人不快的新闻，而安德罗波夫也不愿失去得到总书记位子的好机会，不愿把这个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问题交由政治局讨论。令总部非常气愤的是，根本未能给卡尼亚施加压力，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大在7 月按计划如期举行。克格勃预感到的最令人不快的事终于发生了：在秘密表决后，八分之七的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原有委员不得不与自己的位子挥手作别。总部估计，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二十的新委员会公开支持团结工会，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委员会对它表示同情。统一工人党九大结束后，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华沙情报机构负责人瓦季姆·帕夫洛夫将军受命向政治局报告。在安德罗波夫的支持下，这两位将军声明，卡尼亚已控制不了本党和国内局势，如果不将可靠的人纳入九大选举产生的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那么，波兰社会主义体系势必瓦解。总部实际上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已失去信心，它认为，任何文职官员都不配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
总部和政治局都一致认为，苏军介入是最后的手段，但莫斯科打算派到波兰去的军队，要少于西方所想像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接触后认为，党的领导层内部已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后紧接着再武装干涉波兰，使得人们对缓和和军备控制多年的希望归于破灭。总部已预见到人侵苏军可能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西方情报机构会和团结工会合作，将会组织秘密的武装抵抗和反击苏联军队的游击战争。总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在波兰发动军事政变，比起党的领导人，克格勃更相信军队掌权者。大量的波兰军官来到苏联军事学院接受培训，其中有许多老军官是波军中的宿将，而波兰军队在战时是把苏联作为根据地的。总部估算，只要军队一得势，击溃团结工会，就能在党内进行清洗，并选举出可靠的中央委员会。
波兰多年的国防部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沃伊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克格勃选定的军事政变领导者。1981年2 月，雅鲁泽尔斯基当上了总理。他为人直爽，外表整洁而神态端正，戴着墨镜，表情神秘莫测，对于大多数波兰人，他是一个琢磨不透的人物。刚任总理时，他确实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任命著名的自由党人梅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为副总理，管理工会事务。拉科夫斯基一直致力于和团结工会建立“伙伴关系”。1981年10月，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接替了威信扫地的卡尼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号召新的“全民和睦”，并同“团结工会”及教会建立联合阵线。11月初，他在华沙会见了瓦文萨和大主教格伦普。
实际上雅鲁泽尔斯基玩了个双重把戏。在他接替第一书记之前，就已同莫斯科约定要发动军事政变，并制定了周密计划，最后的细节在华沙的两次秘密会议上，已同克留奇科夫将军和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元帅预先说明了。然而，苏共中央委员会可不像第一总局那样相信雅鲁泽尔斯基。国际情报处副主任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在会见克格勃军官时说，目前还不清楚，雅鲁泽尔斯基是否能控制局势。法林甚至宣布，在同雅鲁泽尔斯基秘密谈判时，双方讨论了由于担心“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破坏军纪而准备推迟征兵的问题。书记处和第一总局波兰处克留奇科夫的同僚们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报告说，雅鲁泽尔斯基曾两次请求莫斯科同意发动政变。勃列日涅夫健康情况不好，离末日也只有一步了，他回避对影响将来的事做出决定。最后，安德罗波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让他相信，这个决定再也不能推迟执行。
1981年12月13日，在波兰实行军事状态的行动，按计划完成得很出色。总部极其轻松愉快地赞赏雅鲁泽尔斯基这位波兰国家及波兰安全部的高级指挥官娴熟的政治技巧。在行动完成的前几天，波兰上空乌云密布，干扰了美国侦察卫星对军队、警察发动政变的监视，就是波兰人也对局势的变化感到莫明其妙。“团结工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在自己家里遭到逮捕。12月13日早上，波兰人醒来一看，每个十字路口都布满了岗哨，每个角落都是关于实施军事状态的告示。显然，雅鲁泽尔斯基本人也认为，他把波兰从苏联即将入侵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同时，波兰武装警察机动分队迅速镇压了抗议罢工和人民的不满。至年末，军队控制了局势。波兰乐观的民主主义者们在城墙和围墙上写道。“冬天是你们的，而春天将会是我们的！”可是，在1989年之前，即成立以塔杰乌什·马佐韦茨基为首的“团结工会”政府之前，春天并没有降临波兰，一党执政的局面仍然存在。
80年代初，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危险程度。当时，美国正在举行总统大选。莫斯科认为，鉴于同尼克松打交道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获胜后，他的反苏演说很快将成为一纸空文。可是，当里根入主白宫以后，克里姆林宫才完全意识到，里根对苏联的敌意并非是他的竞选班子的战术阴谋，而是他的本性。在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就指责苏联领导人急于发动世界革命，
力图把全世界各国都纳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体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把所有的犯罪权、撒谎权和欺骗权都据为己有……苏联利用缓和而干着卑鄙勾当”。里根的第一位国务卿亚力山大·黑格（乔治·舒尔茨于1982年6月接替了他） ，坚持致力于开辟美苏关系的新纪元：“新政府执政伊始，空气新鲜，天气温和，朋友和敌人都很理智和健康，这正是双方彼此沟通的大好时机。但我们还是要给苏联一个小小的警告：他们在第三世界放荡不羁的冒险主义行为该结束了，美国再不能坐视莫斯科在古巴和利比亚扶植傀儡政权的阴谋了。”
里根当局确信，最近10年内苏联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美国是否有力量遏止它已值得怀疑”。美国国防预算按照实际计算提高了百分之十，它比里根在选举活动时所承诺的数字高出两倍。在武器控制方面，里根的立场要比卡特强硬得多，他公开指责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很显然，在美国核打击力量没得到加强以前，他不会急于再回到谈判桌旁。卡特时期，暂时中止了MX导弹和B—l轰炸机的研制，而里根又恢复了这项工作。里根在粗俗地、顽固地称苏联是“罪恶帝国”的同时，并未忽视苏联的一个很危险的缺陷——对西方行为的偏执理解。安德罗波夫评价里根当局的政策是，“试图给自己创造成功地实施第一次打击的条件”。就在80年代初，华盛顿对“罪恶帝国”言辞夸张的指责，和莫斯科对西方阴谋狂躁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喧嚣不安的局势。1981年5 月，勃列日涅夫谴责里根的政策，说它把矛头暗中指向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规模庞大的克格勃代表会议。然而，最富戏剧性的是安德罗波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宣称，美国当局极力准备发动核战争，为美国进行首次核导弹打击创造条件。因此，政治局认为，苏联情报机构必须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搜集美国和北约核威胁方面的情报。令许多人惊异的是，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将首次密切合作进行代号为“ppH”（核导弹攻击）的间谍战。
尽管西方的核威胁像《圣经》启示录中的幻想一样根本不存在，但在第一总局局长克留奇科夫的坚持下，总部的许多美国专家还是惊慌失措地研究了它。显然，安德罗波夫对于里根的政策也很忧虑，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设想并不是他的“作品”，这一“创意”应归最高军事司令部。政治局中的发起人显然是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元帅，还在斯大林时代的1941年他就是武装力量的政委。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他也是勃列日涅夫死后总书记候选人安德罗波夫的主要追随者。
克留奇科夫把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的拟定，委托给了第一总局情报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为了“制定新的情报政策”于1978一1979年间组建的。1981年11月，克格勃驻西方各国、日本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接到正式指令。这样的指令有时是很短的，例如：指示驻赫尔辛基情报机构监视可能出现的，诸如美国大使馆的撤退、企业的关闭和其它一些危机到来前的明显征兆。而给驻北约的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指令要详细得多：命令他们不要放过所有政治、军事和侦察活动迹象，因为它们有可能是西方准备战争的先兆。按计划，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是驻外情报机构1982年全年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和总部1981年12月的设想是一致的。1982年1 月，也发出了一些指令，但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的是，情报活动并未对西方导弹技术赋予更新、更大的关注，而只把发现西方对外进行突然核袭击的可能性当作了间谍工作的主要任务。1982年3 月，在总部协调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行动的第一总局一处（负责北美事务）工作人员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克里沃希日，被派往华盛顿的主要情报机构，亲自领导搜集美国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方面的情报。
1982年5 月，安德罗波夫离开克格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以巩固自己作为即将离开人世的勃列曰涅夫接班人的地位。 事态很快见了分晓。 他成功地“绕过”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然而，安德罗波夫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安排自己的亲信去作克格勃的领导人。他离开克格勃后，64的岁的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接替了他在委员会中的职务，此人自1970年至今一直是乌克兰克格勃主席。但此项任命并未使总部感到快慰，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费多尔丘克是一个不胜任的“二等品”。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安德罗波夫一当上总书记，克格勃的领导马上就会换人。然而，对乌斯季诺夫和其他一些军人来说，费多尔丘克却是最好的人选。费多尔丘克1970年前在军事反间谍机关工作，60年代末期曾是克格勃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局长。大家公认，他在核导弹攻击间谍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6 月被派往伦敦情报机构从事政治情报工作之前，第一总局中一位北约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威专家曾就如何在不列颠进行核导弹攻击间谍战向他“面授机宜”。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说，虽然，搜集核导弹攻击准备工作情报的最好方法是做好间谍工作，但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其它一些迹象：深夜政府大楼和军事目标亮灯窗户的数量，重要官员的调动和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情况。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达伦敦后即发现，那里的政治情报处的同事们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持怀疑态度。他们对可能要爆发核战争一事并不像总部那么惊慌失措，但谁也不打算拿着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去违背第一总局的意思。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搜集情报与评价情报之间的矛盾性恶性循环：即使驻外情报机构没什么可证实，也要求它提供一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情报，总部接到这样的情报后，当然是非常惊慌，于是便要求再搜集类似的情报。
在总部收到的伦敦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不准确的情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那里的情报机构负责人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古克行为异常古怪所致（他是1980年接替卢卡舍维奇的）。毋庸置疑，古克是自战前以来克格勃在不列颠的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他被派往那里主要是英国人的功劳，因为他们1971年以来连续不断地拒绝给那些他们所知道的克格勃人士入境签证。像卢卡舍维奇一样，古克的官运也应归功于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战后的反对党这件事上。后来，他被调往莫斯科克格勃第二总局，在反间谍机关工作，后到纽约情报机构干了一段，之后又从那里被调往伦敦。
古克非常怀念自己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工作的日子，并抱怨说，总部和克里姆林宫不知为什么都对叛徒那么心慈手软。他在纽约工作时，发现了从克格勃逃走的尼古拉·霍赫洛夫的下落并建议干掉他。总部对此不同意，并说，戈利岑和诺先科这两个叛徒是主要目标，但至今还未能除掉他们，在美国，任何暗杀都不能干。古克没得到满足，便又提议收拾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和里加保护犹太人协会主席，总部又未同意。古克在识破西方反对苏联的阴谋诡计方面是能手和搞暗杀活动的行家。他并没深入研究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细节详情，但非常支持这一理论的重要原则。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到达伦敦之前，古克的妻子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即限制丈夫每日三餐中的饮酒量。古克的每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每次回家前，他都要干一大杯伏特加，然后借着酒劲滔滔不绝地自吹自擂一番。1982年7 月，列夫·帕尔申来到伦敦苏联大使馆任参赞，古克向他述说了这里反对部署飞航式导弹的游行示威情况。虽然有一些克格勃间谍参加了抗议活动，但游行示威完全是由“核裁军运动”自己组织的，并没得到驻伦敦情报处的任何帮助。然而，古克使帕尔申相信：“是我们，克格勃情报机构，把25万人带到了广场上。”帕尔申礼貌地点点头，瞪大了眼睛。古克刚一走出去，帕尔申便扭头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叫起来：“真是胡说八道！”古克经常没完没了地斥责苏联外交官，说他们在房间内讨论大使馆的事务时泄露了秘密，因为英国国家安全部在那些房间内装了窃听器。然而，就在这些房间内，古克喝了几杯酒后就当众炫耀自己在伦敦间谍战中取得的成绩。一天早晨，一个苏联外交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您瞧古克，昨天晚上在我们的房间内。他向我们、向英国人泄露了你们的机密！”
尽管古克善于吹牛，但由于他未能预见到英国准备和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交战，从而在总部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古克关于福克兰群岛（古克称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第一封电报是1982年4月4日送到总部的，这时战争已经进行两天了。随后，他竭力补偿自己的过失，每天给总部发两封电报，而那时，大使馆每周才发一两封电报。古克的电讯材料大多是从英国报刊上搜集来的，同时再附上诸如“应该教训蛮横的英国人”这样的评论。今古克和总部吃惊的是，英国人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古克给这次“不列颠对福克兰群岛的殖民战争”以最平常的解释——它是一场阴谋。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政府紧紧抓住这次机会，以对弱小对手的迅速胜利来提高自己正日趋下降的威信。当然，不列颠也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个机会试试自己的新战术和武器。为了解释80年代初不列颠政治生活中事态的新发展，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和成功，古克甚至匆匆搞出了一套新的阴谋理论。古克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大使馆帮助成立社会民主党，目的是分裂工党而扶持保守党分子掌权。
1982年9 月30日，第一总局向驻美国及其它国家观察美国政策的克格勃情报机构发出电传通令，传达总部的精神——要大家警惕，里根当局像当年对待尼加拉瓜和莫桑比克一样，企图把争吵的种子播到社会主义各国，以此来抑制这些国家的发展，削弱它们和进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从而迫使华约组织各成员国紧随华盛顿之后，扩大军费开支。总部要求各情报机构开始反攻，破坏美国政策的信誉。
10月底，在华盛顿的主要负责人组织实施了代号为“高尔夫”的行动，散布捏造的材料，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金·基尔克帕特里克威信扫地。捏造的材料转给了美国记者，一点儿也没有引起伦敦“新政治家们”的怀疑。11月5 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姑娘们的最好朋友》的文章，其中披露了金一基尔克帕特里克和南非共和国的“秘密联系”。文章还附有一张伪造的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参赞给基尔克帕特里克夫人的信的照片副本，信中有南非军事情报机构领导人的“问候和感谢”，并说在先生生日之际寄去一份礼物，以“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然而，A 处在伪造这封信时又犯了一个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它竟未来得及检查出信的正文有拼写法上的错误。紧随“高尔夫”行动之后，又搞了“塞壬一2”行动，利用A处的伪造文件揭露美国干涉波兰内政。可是，像其它类似的“积极措施”一样，“塞壬一2”行动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大欠思考了。但在第三世界A 处利用这样的恶劣手段倒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西欧，克格勃采取这些“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预防拟定在1983年底部署“飞航式”和“潘兴式”导弹。由于欧洲的和平运动未必需要由苏联支持来组织抗议活动，所以，总部在这方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尽管与反核示威游行都只有点间接关系，但在苏联驻外机构头目中间。想把这项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的绝不止古克一人。
1982年10月27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防部领导人时作了最后一次讲话，流露了他对东西方关系的悲观看法。
勃列日涅夫再次指责里根当局的政策并宣称， 要保持世界和平， 就需要我们“两倍、三倍的努力”。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弥留之际，他的接班人已经确定：“全体一致”推选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虽然党的新一代领导人不打算进行重大改革，但却极想结束萧条停滞、贪污受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这个党的历史转折阶段，安德罗波夫令人感到乐观。他当克格勃主席时对持不同政见者态度强硬，从这一点可以保证他不会允许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影响党的政策。然而，在同涉及到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反贪污受贿斗争中，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同“不善经营管理”的斗争上。显而易见，安德罗波夫自己也想把劳动纪律和同贪污受贿作斗争作为活跃苏联经济的必要条件。他1983年l 月在同工人们谈话时说：“整顿秩序不需要巨额投资，但效果会又不错。”安德罗波夫的建议如空谷回音，并未带来什么重大的改革。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使20％的州委书记退职，其中大多是由于贪污受贿，但州一级党的工作者的平均年龄却有所增加。
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后，就马上接见了克格勃代表团，其中有先前他的副手（克格勃副主席）之一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代表团由克格勃主要间谍机关的负责人组成。他们都抱怨说，费多尔丘克蛮横无礼，妄自尊大，很难与他共事。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把费多尔丘克撤职，他们就集体辞职。为了不妨碍工作，费多尔丘克上调为内务部部长，并同时授予他陆军将军军衔。接替克格勃主席之职的是他的副手、59岁的维可托·米哈依洛维奇·切布里科夫。他与其前任不同，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行政首长，在总部深受尊敬。切布里科夫的官运开始于党的机关，1967年调到克格勃干部局任局长，1968年起任克格勃副主席。
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这给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注入了新的活力。1983年年初，苏联盟国的几个间谍机构也加入该行动。在伦敦，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给了这一行动很大援助。2 月，驻北约各成员国首都的克格勃负责人接到指令，要进一步监视来自西方的核威胁。总部错误地认为，年底前将在西德部署的“潘兴一2”导弹，会把俄罗斯的军事目标置于它的直接威胁之下，导弹从起飞到击中目标的时间已缩短到4－6分钟，而在这段时间内苏联领导人还来不及进人防空洞呢。然而，克格勃的电报中却没有提到已经瞄准西欧的SS—20苏联导弹。在二月份给古克指示中曾有这样的蠢话：总部对西方、尤其是对英国的生活不甚了解。同时，古克被告知，英国“增加供血量并提高供血价格”显然是准备发动核战争的一个重要征兆；要求古克立即向总部报告了供血价格的各种变化情况。显然，第一总局不知道，英国历来都是无偿献血。总部荒谬地认为，教权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分子在英国的阴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于是便给古克如下指示：研究获得有关教徒和银行家制造事端的情报的可能性。
在进行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过程中，总部不断地给克格勃在北约各成员国首都的情报机构下达任务。像驻其它欧洲国家首都和北美的情报机构一样，伦敦情报机构也接到命令、要他们定点请数汽车的数量、所有政府机关大楼和与核武器有关的军事设施晚上亮灯窗户的数量，并把所有的变化及时上报总部。情报机构必须设法弄清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准备撤离时走的路线、方向和交通工具，并要制定计划，监视他们离开前所作的准备工作。古克觉得这有点过分。虽然他在报告中还不得不赞扬总部这些漫无节制的要求。但古克却把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方面的大部分工作，都推给了负责日常登记的年轻军官，这个军官甚至连汽车都没有（即使他有汽车，没有外交部的允许他也不能离开伦敦）。
1983年2月25日，总部命令在美国的3个情报机关制定“积极行动”计划，不让里根在1984年11月的总统竞选中获胜，因为总部确信里根不会放弃首次核打击。尽管在日内瓦正在举行控制军备的谈判，但没有迹象表明能够达成任何协议。因此，不管是谁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共和党的人也好，民主党的人也好，都比里根本人获胜要好。在美国的克格勃间谍负责人，应该与其它政党候选人的竞选班子建立联系。在美国以外的克格勃负责人也接到命令，要寻找机会在美国安插间谍。所有这些接触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搜集情报破坏里根在竞选活动中的威信，并通过新的渠道把搜集到的丑闻散布出去。同时，在北约各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所有情报机构都竭尽全力，广泛进行“里根就是战争”的宣传。总部为各地间谍机构制定了五项积极行动提纲，以使里根的对外政策威信扫地。这五项提纲针对的是：里根的军国冒险主义；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支持全世界的镇压制度；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在北约成员国间制造紧张关系。上述提纲还涉及到里根对内政策方面的问题：歧视少数民族；当局贪污受贿；与军工企业“态度暧昧”。
对外情报机构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充斥世界报刊的大量的反对里根的证据归为己有。实际上，他们的战果还非常的微薄，至少在北约各成员国的情报机构，还没有一个能够把“里根就是战争”这个总部赋予很大意义的口号推广开来。在总部暗中准备颠覆里根政权时，总统本人却在公开号召所有美国人“祈祷拯救生活在苏联极权制度黑暗中的人们”。3月8日，在奥兰多和佛罗里达州召开的一年一度的福音会会员民族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里根诚心诚意地公开说。苏联领导机构是“现代世界的罪恶荟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