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的核威胁规模扩大了。这块太空防御盾牌的目的是，将苏联导弹在向美国目标发射的过程中将其拦截击毁。
为了从吝啬的国会获得拨款，里根当局开始了形式活泼的电视广告攻势。电视屏幕上是美国（而非欧洲）小孩动人可爱的小脸，他们在星光下安详地睡着。刚开始，总部认为“星球大战”计划太不现实（后来总部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但是，在总部看来，“星球大战”计划耀眼的防御证明：里根越来越相信，美国能够在核战争中获胜。
罗纳德·里根的同盟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连任竞选时，总部也想尽一切办法去攻击她。无论在联合王国本土还是在国外，克格勃都开始了对付撒切尔夫人的“积极行动”，实际上这次行动从1979年她第一次在竞选中获胜后马上就开始了。只是许多次“积极行动”策划不周密，因此也就没什么成效。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亲自参加了一次行动，那次他利用了后来升为克格勃奥斯陆负责人的列昂诺夫·马卡罗夫于1973年招募的、丹麦间谍阿诺·赫尔洛夫·彼得松，此人在克格勃内有一定的影响。彼得松是一个心地忠厚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对金日成、波尔波特和穆阿迈尔·卡扎菲这样的反帝英雄钦佩不已。1973年到1981年间，他和马卡罗夫、斯坦尼斯拉夫·切布托克、瓦季姆·乔尔内、弗拉基米尔·梅尔库洛夫合作得很成功。他一般不轻易同意按照克格勃军官给的题目撰写文章，但在A 处替他用英语写的抨击性文章上却签上了自己的名，因为他的文学修养远远低于自己的政治修养水平。
彼得松和克格勃合作的第一项成果是他于1979年写的题为《冷战骑士》的抨击文章，他把撒切尔夫人称作“领导欧洲反苏斗争的十字军骑士”。显然，总部很为自己的“作品”骄傲，但这篇文章中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说保守党内阁成员雷吉纳利德·莫德林格“似乎是右翼工党分子”。文章毫不犹豫地指出，撒切尔夫人亲自呼吁英国人重视“种族感情’”，是为了增强“资本主义的影响力”、发起对付“不列颠工人阶级的斗争”。被A 处猛烈攻击为“冷战骑士”的还有那些被称为最可憎恶的东西的人士：上院议员查里冯特（常被称作“裁军部长”）、享利·杰克逊、达普·戈尔杜沃捷尔、罗塞夫·伦斯、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尔和弗兰兹·约瑟辐·施特劳斯。
1980年又发表了一篇抨击文章《看家狗的忧伤》，这是完全朝着撒切尔夫人来的。克格勃写这篇粗制滥造的文章是一个失误，因为它用的是小品风格，而克格勃用这种风格是很少成功的，关于这一点从文章的副标题是《铺房顶的工人无力补好自己的屋顶》（“撒切尔”，英文意思是“铺屋顶的主人”一译者注），就可以得出结论。接着，文章用正面攻击代替了讽刺：“撒切尔夫人不擅长管理政府，却和商界大亨保持着私人联系，迎合大垄断者的利益”，“沿着战争之途向前走去”。克格勃和彼得格合作完成的“大作”，自始至终充满这种论调。1981年11月，彼得松因被指控和克格勃有牵连而遭逮捕。可是，1982年丹麦司法部长撤下了对彼得松的公诉，理由是主要罪犯应该是克格勃的军官们，而他们都已离开了丹麦。于是彼得松被释放，这使丹麦国家安全部门大为恼火。
1983年5 月1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波波夫召集高层外交官、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军官开会，商讨6 月份将要举行的英国大选问题。会议一致认为，从各方面来看，保守党和撒切尔夫人会在大选中获胜，无论是大使馆还是克格勃情报机构，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但莫斯科不这么认为。5月22日（或是24日），大使馆收到了莫斯科给工党就裁军问题的一封回信，莫斯科认为，这封信将有助于工党的竞选活动。然而，当把此信的电文送到工党总部时，他们却拒绝在竞选前签收。5 月23日，克格勃负责人接到电报，通知说，他们很快就会收到一份涉及到工党候选人竞选演说的重要文件副本。电报是用英文和俄文混写的，辨认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但文件直到5 月27日才准备好，情报机构认为工党在竞选中已根本没有可能用它，因此也没采取任何措施。6月9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轻而易举地摘取了首相桂冠。
英国全国大选刚一结束，伦敦情报机构就接到总部电报，说里根当局仍在准备发动核战争，并再次强调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重要性。政治情报处的军官们也认为，如果东西方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可能爆发核战争。
1983年8 月12日，总部签发了．由克留奇科夫亲自起草的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指令，并立即发往北约各成员国家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指令列举了西方情报机构的活动范围，它们可能对备战突然而至的核攻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份指令清楚地反映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反对西方的计划。
9月1日，一架从阿拉斯加开往汉城的南朝鲜航空公司007 班机，由于严重偏离航线飞人了苏联领空，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位于东京以北360 海里处的日本三泽电子侦察站，记下了苏联截击机驾驶员的报告。在东京时间3 点26分，他对准班机发射了两枚导弹，并报告说“目标已被消灭”。刚开始，日本电子侦察站以为是苏联空军在搞空对空导弹演习，但几小时后一切都清楚了，成了站上人员南韩007 班机乘客生命的最后一瞬间的见证人。机上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击落航空公司007 班机的悲剧，是由于苏联空军和南韩航空公司的草率粗心造成的。这件事更加证明了苏联军队完全无视人的生命这一事实。早在5 年前，南韩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902航班从巴黎飞往汉城途中，由于偏离航线，在距摩尔曼斯克不远处误入了苏联领空。苏联防空军把飞机逼到布满军队的科拉半岛边境之外，最后，飞机被拦截，迫降在摩尔曼斯克以南300 海里处的冻湖冰面上。当时苏联曾向飞机发射了热力导弹，但未击中，只使机身受到一点损伤，两名乘客死亡，13人受伤。
不能说这一点道理没有，在苏联军队中，都把国土防空军戏称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农业部”。1987年，他们被全世界人嘲笑，当时，一个西德毛头小伙子马蒂阿斯·鲁斯特驾驶一架体育用飞机，顺利地在莫斯科的心脏——红场降落。
苏联官方对击落南韩航空公司007 航班飞机这个事实的初步反应是完全否定。塔斯社宣称，苏联驾驶员只是“试图把偏离航线的飞机引航到最近的机场”。莫斯科应当感到十分羞愧的是，3 天的时间内在伦敦的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情报机构竟都没接到任何指令去解释这次事故。无疑，驻其它国家首都的也一样。接着，9月4日，总部接连发出3封快报，外交部也向大使馆发了快报。
第一封快报指出，里根当局利用南韩航空公司007 航班飞机，来加剧狂热的反苏活动。总部指出，这次“战役”非常险毒，因此，情报机构要与大使、情报总局和党的机关代表协调行动，以保护苏联代表，办公大楼，飞机和轮船免遭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第二、第三封快报中附有“积极措施提纲”，把这次事故的罪过推到了美国人和南韩人身上。总部警告说，美国和南韩航空公司有紧密的军事侦察联系，因此，应该声明，南韩航空公司的007 航班客机是在苏联领土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后来，就这次事件又附加了许多伪造报告说，南韩机长钟边印早些时候就曾向朋友们夸耀说，他完成过侦察任务，甚至让朋友们观赏了装在飞机上的间谍设备。总部9月4日发出的所有电报中，都未直接承认苏联截击机击落了007 航班客机，尽管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电报也没说苏联空军是否知道，他们击落的是一架民用飞机。
两三天后，总部又发出了两封带有“积极措施”提纲的电报。电报指出，南韩航空公司007 航班客机在侵人苏联领空时，同美国人和日本人保持有无线电通信联系；并说，南韩飞机驾驶员非常清楚当时飞机的位置。电报中伪造的消息说，驾驶员在用无线电通话时说“现在我们正飞经堪察加半岛”。为了更进一步加工这个阴谋理论，总部命令情报机构搜集有关机上乘客的情报，尽可能搞清机上西方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情况。9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长达两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宣称，苏联国家委员会可以“确凿地证明，这次南韩航空公司的飞机侵人苏联领空，是美国和日本的指挥中心蓄谋已久。经过周密计划的一次侦察行动”。
曾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商议过此事的所有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都悲哀地说，这次事件严重地损害了苏联在全世界的声誉。只有少数人相信苏联官方的解释，大部人认为这种解释太滑稽。
9月18日，《真理报》主编B·T·阿法纳西耶夫访问伦敦时，接受了BBC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怀疑官方的那种解释。他说：“我很难说对我们的报道满意。我想，这是我国军队的过错。或许，出现了某种差错，他们自己也不能准确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谈话差一点把总部气死。克格勃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快报，索要阿法纳西耶夫接受记者采访的全文。克格勃女密码员开始破译大使馆值班员监听到的密电，但当天没来得及译完。次日早上，总部发来了第二封快报，要求迅速上报记者采访的全文。女密码员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挥动着侦察报告气愤地说，9月1日苏联驾驶员当然知道007 航班客机是一架民用飞机，可是却沉着地击落了它。里根总统在发表电视讲话时，拿出了几份苏联驾驶员与地面站的通话记录， 以证明舒尔茨说的是事实：“苏联驾驶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民用飞机错认为是别的东西。”在联合国，美国大使金·基尔克帕特里克又让大家听了由电子侦察手段获得的录音片断。应该说，虽然这些磁带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它们是经过慎重选择后报上来的。在为联合国大会准备的翻译词上，还去掉了苏联人的尖刻辱骂：苏联驾驶员在发射导弹时惊叫了一声“真见鬼！”用基尔克帕特里克的话说，这次戏剧性的事件是向世人展示“这样一个事实：暴力和撒谎是苏联政治的惯用伎俩”。
在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克格勃情报机构率先四处散布谣言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007 航班为自己搜集情报。在这方面，驻伦敦政治情报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1983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我们促使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我们的言论，正是在情报机构的努力下，电视台专门播放了揭露美国当局谎言的特别节目……”总部向情报处的成功表示祝贺：“政治情报处工作人员在反击由南韩飞机事件所引起的反苏活动中做出的努力，值得特别关注。”像从前一样，克格勃过高地评价了自己在西方的成功。
莫斯科的反应是007 客机悲剧的最危险的后果。通过此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更加确信，里根当局似乎正在筹划长远的反苏阴谋。虽然苏联防空军指挥部出现了重大失误，但苏联领导人，包括安德罗波夫。奥尔加科夫和克留奇科夫，都自欺欺人地相信，南韩航空公司的007 航班客机确实是美国的侦察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葛罗米柯还顽固地认为，“稍微聪明的人都明白，华盛顿给班机挂上南韩的标志，实质上是借此保护自己的飞机”。甚至连那些怀疑中央情报局阴谋理论的人也认为，华盛顿的行动是挑拨和离间东西方关系，促使其紧张程度逐步升级。苏联借口在歇斯底里反苏的条件下，留学生的生命将受到威胁，召回了其留美学生，而他们的家人就像迎接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一样迎接他们，只差没献鲜花。
美苏冲突妨碍了应于9月8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外交部长会晤。葛罗米柯说：“现在，世界局势正滑向危险的深渊……防止核战争是全世界的主要任务。”后来，当葛罗米柯谈起与舒尔茨的会谈时说：“在我和美国历届国务卿14次的谈话中，显然，这一次是最尖锐的。”
在这次飞机事件前不久，安德罗波夫已经病重，他退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然而，9 月28日他在病床上发表谈话，指责美国的政策，言辞之激烈在冷战时关系最紧张的年代也闻所未闻。他说，美国是“充斥着前所未有的狂热的军国主义的国家”，里根在“极端主义”方面罪恶累累……“如果谁幻想美国当局的政策会进步，那么，最近的事件将使他们彻底惊醒”。安德罗波夫不仅排除同里根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他已不安地预测到了将要到来的国际剧变。他说：“里根当局已深深陷于帝国的傲慢之中，因此，不得不使你开始怀疑：华盛顿能否阻止里根不越雷池，使其恢复应有的理智。”在生命的最后5 个月中，特别是南韩飞机悲剧发生之后，安德罗波夫成了一个多疑的残疾人，他阴郁地反复掂量着行将到来的核灾难。
在由飞机事件引起的危机的最高潮时期，克格勃驻伦敦负责人阿尔卡季·古克没料到自己成了莫斯科中央挖苦的对象，虽然他与飞机事件毫无牵连。5 个月之前，即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月，英国国家安全局反间谍部门的工作人员迈克尔·贝坦尼——这个暴怒的酒鬼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丢进邮筒寄给古克。古克启开信纣，看到的是英国国家安全局上个月将3 名苏联间谍驱逐出境的通报，其中甚至连监视他们的细节都记载得很清楚。贝坦尼表示愿意提供更多的情报，并附有联系方式。这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古克第一次有机会招募英国国家安全局或者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然而，一种阴谋的想法缠绕着他：对别人赠送的马要看看岁口。他猜想：这件事有反间谍行为的危险。反间谍局局长列昂尼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不愿与容易动怒的古克争论，便同意了他的看法。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牵涉到这件事中，但他暗中报告了英国国家安全局。
贝坦尼在6一7月份两次把秘密材料塞到古克的门下，但这更加深了古克对英国国家安全局阴谋诡计的猜疑。贝坦尼对古克深感失望后，便决定碰碰运气，与维也纳的克格勃负责人联系。在打算乘机飞走的前几天，即9 月16日，他被逮捕。这件事把古克的名声永远玷污了。次年春天，贝坦尼被判处23年监禁，古克自己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台讽刺喜剧是古克担任驻伦敦间谍机构负责人4 年的必然结果。
古克在伦敦居住期间，正好是核导弹攻击间谍战在不列颠的最危险阶段。南韩飞机事件后两个月内紧张局势继续恶化。10月6 日，被总部认为是破坏东欧稳定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参与者列赫·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0月25日，白宫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利用大众传媒报告说：有关美国出兵格林纳达的说法是“凭空捏造”的。然而，就在次日，美国军队侵入格林纳达，推翻了莫里斯·比绍普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担心，现在灾难该降临到他们头上了，总部对此同样非常恐慌。
11月21日，北约举行导弹演习，总部的偏执达到了顶峰，非常担心西方的演习是针对苏联的袭击计划的。西方的演习在两个方面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恐慌。第一，这是把常规战争转变为核战争，并有消息说，它与北约以前的演习大不一样；第二，这一次北约对投入演习的兵力进行各种级别战备演练一一从常规到超常规。实际上北约武装力量并未处于紧急战斗状态，但克格勃危言惑众者的报告使总部确信，北约所有军队已完全进人战斗状态。美国欧洲基地周围的监视点报告，军官调动异常，在莫斯科时间18：00－19：00，有几个基地的无线电同时停止了工作。由于近几个月来的危机和互相指责使气氛异常紧张，所以克格勃推测，美国军队已完全进人战斗状态，可能已开始核战争爆发前的倒计时。
11月6 日，总部给伦敦情报机构发了一份信件，详细列举了可能爆发突然核袭击的种种迹象。总部首次公布了纯属子乌虚有的西方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况：“可以推断，从决定采取核导弹袭击到发布核打击命令，这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大约7 －10天。”在这短暂的“突然袭击的准备阶段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动一定会呈现出异常迹象”。总部已开列出一份详细清单，其中包括将在首次攻击前可能与美国一起参加谈判的英国官员名单、国防部的重点目标、地下指挥所、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防空洞、北约在英国的信号站、英美核战斗轰炸机空中基地、核潜艇基地、物质技术保障及弹药库基地和通讯、技术侦察中心。除此之外，在核灾难到来之前。总部推测，唐宁街10号也会有‘异常行动”，城里会出现大批军队和武装警察。要维修几个新闻频道以备播发将来的军事消息，居住在英国的一些美国“政治、经济和军队上流社会”的家庭也要撤离。据推断，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将留在英国，住进大使馆专门的防空洞内。
1983年11月8日或9日（戈尔季耶夫斯基记不准确了），在西欧的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情报机构接到加急电报，说美国各基地毫无动静。总部对此做出两种解释：轰炸贝鲁特时美国240 名海军陆战队员殉难，这使美国对海外基地的安全满怀忧虑；美国在年底要进行军事演习。但在电报中明显含有总部的另一种解释：这一切表明，西方正在抓紧准备进行第一次核打击。
随着导弹演习的结束，莫斯科总部稍微平静下来了。然而，这并没有马上缓和东西方关系。1983年11月23日。当西分开始往英国和西德部署“潘兴一2 ”飞航式导弹时，苏联代表团放弃了陷入僵局的日内瓦中程核武器谈判。总部没流露出任何要减弱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注意的迹象。
1983年年底，古克在伦敦情报机构年度工作报告中被迫承认，在搜集“美国和北约准备以核导弹突然袭击苏联的具体计划”方面的情报中存在着“不足”，总部也毫不掩饰对此的不满。但是，无论是古克，还是总部都未能明白，他们没能搞到“美国和北约的具体计划”，是因为那些计划根本不存在。假设有这样的计划，那么，特列霍利特1982－1983年在北约防御研究所工作期间，或者更早，肯定就能发现一些迹象，因为他能够接触到北约绝密的航空资料。但是，像以前一样，总部深怕阴谋，所以，任何能证明那些计划纯属子虚乌有的材料对它来说都毫无意义。
1984年1 月，总部就“1982－1983年度工作成绩”召开高级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开幕式的发言中，克留奇科夫重申核导弹攻击间谍战，在第一总局所有工作中具有优选权，并举出令人惊异的证明说，他本人对西方的极度担心是有道理的。他宣称，核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达到“危险程度”，这种威胁来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美国垄断组织妄想恢复它们近10年来失去的地位，并争取新的地位”。五角大楼制定的核战争计划，建立在企图“称霸世界’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工业衰退，工人大批失业，因此，美帝国主义者妄想借战争来消除所有危机。资本家决定毁灭缓和，准备发动核战争，这是与“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各进步力量的阶级对抗”。因此，第一总局唯一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到美国和北约秘密军事计划的副本。“侨居国外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西方情报机构组织的破坏活动，就是帝国主义者对外威胁的最好的明证。
与担忧西方突然袭击相比，伦敦情报机构却更为担心总部领导层中的这种惊恐情绪，相信，其它情报机构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对美国和北约政策的评价开始出现了一些可信赖的调子，这似乎是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的去世促成了这些变化。安德罗波夫的继承人，以前的主要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和他一样，当上总书记伊始就已病入膏盲，只剩下一年多一点的寿命。不像安德罗波夫在生命日薄西山时一样，契尔年科对西方的阴谋并没有抱病态的猜疑。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留奇科夫的书记处得知，克留奇科夫对契尔年科当选为总书记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些害怕。显然，他是怕自己被作为以安德罗波夫为靠山的人，很快就从那把交椅上撤下来。
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出现了一些想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迹象。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副总统布什及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首脑参加了葬礼。苏联驻伦敦大使维克多·波波夫在大使馆和克格勃工作人员联席会议上宣布，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尽一切可能去诱惑莫斯科的主宰者们：在议会大厦的灵枢旁，她表现出哀伤和庄重的样子，在下葬仪式上，她不像其它西方首脑们那样和邻近的人窃窃私语。契尔年科和撒切尔夫人会谈长达40分钟，而和布什只交谈了25分钟。波波夫甚至宣布说，首相对这件悲哀的事非常同情，她的卓越的政治手段给莫斯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再次强调，莫斯科对东西方改变关系的前景很谨慎。显然，这位大使先生还没有完全接受突然核袭击的观点。3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首席专家H·B·希什林来到伦敦，他和大使馆及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就世界局势问题召开了冗长的商讨会，在会上他甚至都没提到突然核袭击的说法。
然而，总部在驻北约各国情报机构提交的定期（每两周一次）报告中继续坚持会发生核袭击的观点，还定期发加急电报询问这方面的情报。伦敦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格林内姆一科曼导弹基地的野战训练，该基地上布署有飞航式导弹。第一次野战演习在1984年3 月9日举行。古克从BBC电台听到这个消息后，把负责核对送交大使馆有关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情报的年轻军官叫到跟前说：“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敌人准备发动核战争，而我们情报机构却一无所知！”情报机构大概不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确实已开始了。然而，古克很不满意，因为莫斯科将从塔斯社得知这一消息，而不是从他的情报机构。年轻军官匆忙拟好急报，其消息是从不列颠报刊上搜集来的。电文如下：“根据对敌人实施核攻击的准备情况的观察，我们报告：美英武装力量于3月9日将进行第一次飞航式导弹野战试验。”还是那位军官在3月29日BBC的早晨综合新闻中听到，英美前天夜里又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训练。因为在晨报上没发现对此事的报道，他想：还等晚报的消息吗？但他担心塔斯社会抢先报告，便决定发急电，内容是BBC 的报道。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上一次，总部显然都没怀疑，伦敦情报机构紧急报告的情报都不是自己侦察到的，而是不列颠大众传媒报道的消息。
1984年春季搞到的有关北约方面的情报更加深了总部的怀疑。4 月25日，总部在所发的通令中错误地宣称，北约通讯系统按照其军事委员会MC —225号指令已进入战备状态。总部命令迅速上报这方面的情报。在迈克尔·贝坦尼受审判、古克回莫斯科后，列昂尼德·尼基坚科于5 月暂代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之职，这时，情报机构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关注。7月4日，总部批评了他，并提醒他，作为负责人，即使没什么可汇报，也应该每两周作一次总结报告，“您没有完成通令的要求。没有每两周寄一份总结报告。建议您严格执行关于该问题的指示”。
显然，在克格勃的整个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一次行动这么重要：即使没什么可报告，也必须定期汇报、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随随便便就把“争取核裁军运动”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反对部署飞航式导弹的妇女运动都记在了自己的功劳簿上。西方部署飞航式导弹能引起这样大的抗议浪潮，总部一开始对此就持怀疑态度。因为苏联也有五0枚中程导弹是对准西欧的，而且每枚导弹装有3个核弹头。但当由“和平运动”组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全面展开时，不知为何总部又认为，这是它“积极行动”的功劳。
1984年夏季，从莫斯科休假回来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明显感觉到，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优先地位正逐步丧失，对于总部领导们着迷的“突然核袭击危险”一事，无论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还是外交部都不再支持，就是在总部内部，似乎也有所降温。1984年年底，在两个主要的危言惑众的军人退役后，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的关注就更加少了。9 月， 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好像是因为“非党性行为”被调出莫斯科。3 个月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离开人世永远告别了这个岗位而接替他的谢尔盖·索科洛夫也未能成为政治局委员。
在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期间，世界并没有走到核深渊的边缘。但在西方进行导弹演习时，世界虽没经历核威胁，却无论如何是接近了核战争的边缘，它远远超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危险。程度。在经历了这场危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苏联未来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显然，他那时已作出结论，认为缓和东西方关系是最主要的政治优势。1984年10月。西方记者报道说，戈尔巴乔夫赞成“为回到谈判桌上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