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1991）
1984年的最后几个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伦敦情报机构都已知道，克格勃拥护候选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奄奄一息的契尔年科的接班人。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议会代表团团长访问英国期间，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会晤。在他来英国之前，总部多次要求伦敦情报机构为他准备材料。令人惊奇的是，材料发出之后，总部又来了许多附加要求。显而易见。戈尔巴乔夫在与克格勃人员交谈后，又询问了别的什么。比如：矿工罢工8 个月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矿工靠什么生活；罢工期间他们的生活费从何而来；他们每周多少工资；他们的工资能保证生活吗等。在戈巴乔夫访问期间，总部一直使戈尔季耶夫斯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令他每天报告情况。访问显然很成功。“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被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然而，总部还是担心美国和北约各国，会竭力取得对苏的强大战略优势。1985年2月，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一份篇幅短小的文章，其标题为《美国太空军国主义化政策》。随同这份资料还有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格里宾的一封附函，描述了美国的太空计划，这是“美国当局顽固坚持要取得对苏军事优势”的证明。信中说，美国计划给它的太空站装备“武器，把这个飞船作为轰炸机使用，以击毁苏联的卫星定向系统”。现在。总部比两年前更害怕。驻伦敦使馆武官A·H·萨任中校在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会议上宣布，据莫斯科核算，“星球大战”系统迟早能截击苏联90％以上的战略导弹。他认为，苏联在研究“星球大战”计划方面很难与美国并驾齐驱。
苏联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它难于与西方竞争。第一总局非常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对其不断增长的巨大的经济优势有精确的估计。西方国家只把苏联看作“带导弹的牛皮大王”，而并非真正的超级大国。苏联以前对西方国家的核打击有一种偏执狂的害怕，现在却担心西方利用它的经济弱点制造阴谋。总部在收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后特别震惊，因为情报列举了美国要搜集苏联各部门的消息，包括苏联粮食和其它国家产品的输入额、外汇储备、国外贷款、粮食的进口与分配等。
1985年年初，第一总局向驻西方各情报机构发出紧急警告：有人要搞“破坏活动”，以“造成苏联经济的严重衰退”，最直接的危险表现在苏联进口粮食方面：“美国企图利用我国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些困难，迫使苏联粮食依赖进口，以达到它在将来把粮食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武器之目的”。一家经营粮食公司的总经理曾说：“与俄国人打交道很容易，他们不善经商，每吨粮食平均超付了八美元”。第一总局建议说，苏联对外贸易部门要“积极利用”情报员去发现受贿者。进口粮食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质量变得低劣，这造成了“重大财政损失”：不排除这种可能——敌人有专门机构，利用粮食接收公司在直达运输港污染了这些准备供给苏联的货物。
克格勃认为，如果苏联领导层没有变化，苏联经济问题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就不会停止它们的剥削企图。由于不了解问题就出在苏联的制度本身，克格勃期待着戈尔巴乔夫能带来新的活力，制定必要的纪律，以解决苏联经济停滞问题，并同西方建立可靠的“力量对比关系”。克格勃在不久前等待着契尔年科去世的几个月里（契尔年科于1985年9 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各方面问题给了戈尔巴乔夫以详细咨询，期待着他能以自己对苏联和国际问题的真知灼见，给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克格勃送给政治局的报告，完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当然这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1985年3 月当选为总书记完全是克格勃的功劳，但总部认为这是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4 月，从1983年12月起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切布里科夫，终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而国防部长照样还是候补委员。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表现出对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和国外活动的支持。过去，当西方国家把苏联间谍驱逐出境时，莫斯科虽然以牙还牙，但是驱逐的人员比较少，因为驻莫斯科的西方代表机构本身就不多。 1977年，“哈维克事件”时，挪威驱逐6名苏联情报军官，而苏联只驱逐了3 名挪威人。然而，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强硬，以牙还牙。1985年9 月，英国驱逐32名克格勃人员，作为回报，莫斯科驱逐的英国人数量与此相当；1986年9 、10月间，美国从华盛顿、纽约、旧金山驱逐大约80名苏联间谍，苏联立即赶走了同样多的同级别的美国大使馆人员。当时，克里姆林宫根据克格勃的建议，命令在美国大使馆的全体苏联服务人员停止工作。戈尔巴乔夫在支持克格勃的这段时间内，完全是按照葛罗米柯给他的著名信条去做的，即“带着慈祥的微笑和钢铁般的牙齿”。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之前，苏联在近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对其情报机构的无限扩大工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建立了全球电子侦察网，它的任务是监视别国陆军和海军军事设施，这项“荣誉职责”主要是由情报总局承担。到80年代中期，苏军共有40个雷达团，170个营，近700个连。情报总局在20种不同飞机和60艘水面舰艇的协助下，搜集电子侦察方面的情报。在1967年“太空一 189”卫星发射以后的20年内，苏联又把120多颗侦察卫星送入轨道，完成情报总局太空侦察的任务。
克格勃从事电子侦察的第十六局，规模虽比情报总局第六局小得多，但它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充。十六局除了坐落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动主楼内的核心机构外，在莫斯科市中心还有它的计算中心，在莫斯科亚谢涅沃西北15公里处的昆采沃城，有它的规模庞大的科研试验室。像情报总局一样，十六局在遍布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苏联外交和商务代表团内，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其中大部分主要从事电子侦察情报搜集工作，而对情报的处理和密码破译则在莫斯科进行。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侦察站主要分布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亲苏国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位于古巴的卢尔杰斯，距亚丁湾不远的南也门和越南的金兰湾，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共同利用这些电子侦察站。情报总局原则上只从事军事通讯和电子侦察，但它和十六局一样，也利用电子侦察手段搜集政治和经济情报，这两个局在行动上好像是互相仿效。
克格勃十六局一般是依靠第一总局十六处，来获取由外国间谍搞到的密码材料。1985年，第十六处伦敦情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现在他们在不列颠没有能够接近高级密码的间谍。但是，十六处在第三世界国家却取得了很大成绩，因为在那些国家，对于十六处的密码分析人员来说，当地的通讯联系就是一本明码册。北约其它成员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1984年总部通知伦敦情报机构，北约一成员国外交部的密码译员（他为克格勃卖命已10年）将调住伦敦大使馆，但在调任前夕，该间谍突然死亡。
1986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再次出现防守薄弱的缺口。当时两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承认，是他们为克格勃间谍潜入大使馆开了绿灯。1987年，警卫人员、中士克莱顿·洛温特里因受克格勃间谍维奥莱塔·塞娜诱惑，被判处30年监禁。但与上一辈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此类事件相比，因完善了安全措施，显而易见，洛温特里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现在克格勃人员再想顺利地潜入了大使馆的密码室，或者在大使馆其它能引起特工人员兴趣的地方安装窃听装置，恐怕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80年代初，在对美国的电子侦察渗透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纳尔德·威廉·佩尔顿事件。佩尔顿1964-1979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1980年1月他自己主动表示，愿为华盛顿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效劳。在被捕前6 年中（1985年11月被捕），他向克格勃提供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在70年代的活动和安全系统的详细情报。虽然这些情报已很陈旧，但十六处却认为它们异常重要。佩尔顿还编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文件，标题为《通讯参数集》，他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最重要的通讯手段，提供了分析程序和结果。他甚至泄露了五个搜集情报的电子侦察系统，其中包括要从苏联鄂霍次克海海底电缆中获取情报的行动。后来，克格勃叛逃人员维塔利·尤尔琴科于1985年出卖了佩尔顿，这也是尤尔琴科所知道的唯—一个潜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克格勃人员。
在戈尔巴乔夫登上党的总书记宝座之前，克格勃已是一个安全和情报的大帝国，它在国内总计有将近40万工作人员，20万边防部队和大量的预备役人员。十六局虽然搜集到了许多重要的电子侦察情报，但它却没有被授予总局的地位。而对外侦察是克格勃内最富名声的部门，所以，虽然第一总局对内而言规模并不大。但它在20年内发展得异常迅速。1985年，在亚谢涅沃又落成了一座11层的建筑，作为原有的芬兰式20层大楼的辅楼。6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只有大约3000名工作人员，而80年代中期却猛增到12000 名，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愈来愈引起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注。
1983年成为克格勃东京机构负责人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在第一总局内有很高的威望。70年代，克格勃在日本的间谍网包括显赫的政治家、记者、实业家和国家公务员，但1979年在东京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逃跑后，它第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沙波什尼科夫担任领导时，情报机构的活动似乎又有了生气。第一总局在1982——1985年的工作计划中，第一次把太平洋地区置于首要地位，虽然日本的名次至今还排在美国、中国、印度、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8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还没有特别意义，在三处只有3名人员研究该地区事务（他们同时还要监视爱尔兰和马耳他岛）。
1984年秋天，第一总局召开党委会，大部分高层军官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有人向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澳大利亚有大量的中国侨民，但为什么澳大利亚方面的情报却很少呢？格里宾反问：提问者是否知道情报机构有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呢？发问人不知道，其他高级军官们也不知道。格里宾回答道：在澳大利亚只有7名具有合法身份的克格勃人员，而从事地下工作的完全没有。于是大会决定，要加强克格勃在澳大利亚的实力。1984年，新西兰工党政府靠代维德·伦加的反核计划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后，克格勃在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在此之前，克格勃在新西兰的力量非常弱小。1979年年底，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沙茨基赫去休假，另一名克格勃人员也于不久前被驱逐出境，所以B·H·索芬斯基大使受命亲自出马，向社会主义统一党秘密转交援助款项，而这样的事通常都是由克格勃来完成的。索芬斯基因此事被抓往把柄，最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总部为伦加在大选中的获胜而感到高兴，它通知伦敦情报机构，要组织相应活动，让欧洲方面支持新西兰不允许装有核武器的美国船进港的决定，支持反核的政策方针，要把它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对待。
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时，克格勃除在太平洋地区及其它一些地区的新领事馆内稍微扩编外，并没扩大在国外的实力。在和以色列、南韩、智利和南非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后，克格勃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公开在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由于石油价格下降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苏联不得不紧缩了克格勃扩大活动范围所必需的外汇支出。
毕竟还有许多人朝思暮想在第一总局内找到工作。安德罗波夫学院教学中心每年要招收300 名学员进人一年级学习，但竞争得相当厉害。通过莫斯科几个有威望的学院、特别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进入第一总局，是传统之途，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196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列别杰夫，也十分坦然地受纳克格勃的军官们效劳，因为他们都要求把自己的儿子送人该学院。院长曾让一个军官给他寄一份狩猎器具清单，然后他从中挑选了一支带有光学瞄准仪的猎枪。这个克格勃军官很快便把猎枪寄去，他的儿子也顺利地被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录取。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在院长的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半，1986年年底，他丢人地被赶了下去。
8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越来越抱怨，从莫斯科名牌学院毕业来工作的都是娇生惯养的高干子弟，他们不思努力，却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安德罗波夫采取相应措施，越来越多地从外省招收学员。总部定期要求各地克格勃机关给第一、第二总局输送优秀的年轻军官作为候选人。因此，许多来安德罗波夫学院之前根本就没见过莫斯科的学员开始进人第一总局接受训练。
对中学应届毕业生一直按民族挑选，犹太人进人克格勃的路已被堵死。特殊情况下，只有母亲是犹太人，而正式民族不是犹太族的犹太人，才可以招收入人克格勃。二战时期被驱赶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希腊人、德国人、朝鲜人、芬兰人也不能进入克格勃工作。有趣的是，波兰人也不能在每天给亚谢涅沃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敬献鲜花的机关，最起码不能在第一总局工作。在捷尔任斯基时期的契卡“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受到怀疑禁止在亚谢涅沃工作。亚美尼亚人也不被接收，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有国外亲戚。70年代在马耳他岛唯一的一名亚美尼亚籍的克格勃军官是姆克尔强，他当时是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当他竭力想得到去美国的委派时，总部发现他在美国有亲戚，于是就把他赶出了第一总局。然而总部对其他少数民族并未限制。克格勃内部统计表明，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及其他中亚人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可靠。安德罗波夫学院还进行性别和宗教歧视，它只招收男性（第一总局的女职员除外，她们在专门的班级学习），不录取信教者。
1990年第一总局第一次颁布了安德罗波夫学院报考条件：“当然，希望体魄强健，有外语天赋。第一总局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要懂两门外语，许多人还要懂3 门以上……燃而，毫无例外，对未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最主要的要求是绝对可靠，忠诚事业！”1990年还得知，所有准备到第一总局工作的候选人都应该学会跳伞：“我们不需要胆小鬼”。
安德罗波夫学院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对学制略有改变。鉴于过去的教育效果和学员的经验，内设有l 、2、3年制班，学员来后要起新名字、造假履历，这些在他们学习期间一直要保存。通常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不变，而姓要改变，但姓的起始字母还应同原性相同。学员们的家信要由院工作人员亲手转交给他们，防止他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氏。学员们虽都有军衔，但他们平常都穿便装。3年制班每周学习6天44小时：14小时学语言，12小时上情报专业课，8小对学政治和国情学，4小时科学社会主义，4 小时体育课和两小时军事训练。学院内部有两个图书馆，可以借到许多在苏联禁止的外国出版物；阅览室有克格勃的秘密行动材料和学位论文。如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的《不列颠的民族特征及其在业务工作中的运用》。
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学院的3 个主要系的领导，均由1971年苏联情报人员被英国大批驱逐出境前，在伦敦情报处得以升迁的3 位间谍担任，他们分别为：政治情报处处长尤里·莫金，反间谍处处长伊万·希什金、科技情报处处长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最有趣的课是邀请已经退休的间谍们，讲述他们在西方活动时的亲身经历。
学员们每半年要到莫斯科“别墅”一一一业务培训中心生活一周，在那里他们要接受单独训练和集体训练，内容有：如何招募间谍、同间谍接头、发现盯梢者、瞬间秘密碰头、使用秘室及其它行动方法。国情学被认为是最难的课程之一，内容是西方的传统和习惯，大多数学员难以理解像抵押贷款这样的简单的日常生活现象。训练驾驶技术也被列人课程，克格勃年轻军官的开车技术都不太过硬，这是他们初次被派往国外后出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8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学院毕业生；只有在接到去亚谢捏沃的任命后，才得以参观第一总局的核心机构（毫不怀疑地说，现在还是如此）。第一周或稍长时间他们跟随克格勃军官见习，因为这些军官的工作正是他们以后要完成的工作，如：监听电话谈话。学会填表、开辟新业务、从档案室索借资料等。然后是交接业务的手续，他们还要填写专门的准入证。平时从国外情报机构来的电报要先由处长过目，由他决定哪些要转给部下们回电或解释。
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在接到首次到国外的任命前，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如果是苏共预备党员，必须先履行转正手续；必须是已婚男人——第一总局拒绝委派单身汉，认为在国外的恋爱关系会严重损害其事业。军官们要非常习惯于自己的“掩护身份”，通常是外交人员、记者、商务代表团成员或运输局成员的身份。每人都要熟记自己的假履历，专门由一个“可恶的律师”对他们进行详细询问，看是否能发现破绽。接着到了检查的决定性时刻。在1979年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叛逃前，每个准备出国的人都应该有3名同事的个人推荐信，后来增加到5名。
每个军官在检查、验证之后，紧接着要制定出一份自己的“训练计划”，并要获得认可才行。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了一位年轻的政治情报人员在三处（负责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情报工作）时的经历。当时他已接到前往哥本哈根的委派今，于是他为自己制定了“行动计划”（对非丹麦目标实施行动）和“训练计划”。在此期间，他用一个多星期跑遍了一处（主管北美方面事务）、五处北约分处（主管北约、南欧方面事务）和六处（主管中国方面事务）熟悉资料，接着他在间谍情报局呆了一个多月，在K局（反间谍机关）呆了几周，在A处（特别行动处）和技术战役处又呆了三周。后又参加了一个实践驾驶和提高驾驶技术短期训练班，最后又为使用“掩护身份”工作做准备：先在外交部工作三个多月，然后又到《新闻》出版社新闻处去熟悉了六个月的记者“身份”。
在整个准备阶段，克格勃人员要学习将前往的国家的语言、阅读有关的书和小册子。派去伦敦赴任的人员要按计划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和上级推荐的一系列书籍，其中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从菲尔丁格的《汤姆·约翰斯》到新近出版的列·卡雷的长篇小说，最新出版的恩顿尼·塞姆普松的小册子《不列颠剖析》也非读不可。所有这些要求都是针对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的秘密论文和原《真理报》记者B ·奥夫钦尼科夫有关不列颠的书提出来的。
克格勃人员的妻子也要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每周一次，常在晚上，有时是白天。培训班位于莫斯科中心、祖博夫斯基广场上的特别培训中心，该中心是在1980年建成的。在那里，她们要听关于克格勃工作和所到国情况的讲座，他们还被告知，如果丈夫晚间工作，不许唠唠叨叨抱怨不休。1983年8 月，安德罗波夫学院为专门招收来的妇女们开设了一年制学习班，这些妇女都将要随其丈夫走南闯北，一起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统治初期，在第一总局内工作的妇女要比斯大林后期少，而在国内，90％的中小学教师，80％的医生和30％的工程师都是妇女（政治局委员和老外交官中没有女性）。在亚谢涅沃妇女占不到10％，仅有的一些女性一般都是秘书、打字员、程序编制员、清扫工或者是厨师、食堂的洗碗工等，而在总局的走廊内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在为数不多的女军官中，有一位在A 处（特别行动处）法国分处工作，但她是男人们纠缠不休、亵读的目标，常被称作“吃法国饭的女人”。
克格勃的许多重要岗位上没有女性，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于是克格勃在1988年开始向社会各界修正自己的形象，但其人员成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1989年莫斯科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了5 名年迈的克格勃人员（当然全是男性）：“克格勃内有女性吗？如果有，她们占百分之几？从事什么工作？”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邦达列夫少将有点难堪地答道：“克格勃内有女性，在一些方面她们是不可缺少的。至于说她们占百分之几，我很难回答。坦诚地说，我没料到这样的问题，手头也没有统计数字。”邦达列夫的同事中谁都不愿提到妇女所占的百分比及她们所从事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主要是在食堂和打字室）。
第一总局工作人员在国外的日常活动和在亚谢涅沃的一样，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并没有很大变化。对外情报机构的大部分军官都按照三个方向之一在进行着活动：政治情报方向，反间谍和安全方向，以及科技情报方向。这三方向人员的相互配量大致是这样：政治情报占40％，反间谍和安全各占30％。新的工作人员在到达指定地点之前通常都要接到谨防西方情报机构挑拨离间危险的指示。戈尔耶夫斯基回忆说，他们一到达目的地，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邻居、附近商店的售货员和他们每天上班经过的伦敦公园的园丁；他们总认为经常有人监视他们，然而，对于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说，这段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情报机构每天八点半上班。政治情报人员每天先研究报刊，他们要阅读伦敦所有的重要的日报、周报和定期发行的刊物。每天情报机构人员先从保险柜内拿出标有“急电”字样的双层公文夹，它比公文包要大的多。夹内最重要的文件大概是工作记录本，其中大部分是行动联络的情报和总部来的重要信件，还有一个记录本是供向莫斯科发电报和汇报情况所用。每个军官都有刻有特殊图案和编号的私人印章，经常带在钥匙链上。每天下班前，每人都要收拾起自己的公文夹，在锁上用蜡泥塑料贴上“急电”，然后再盖上印章，封好。
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种汇报时用普通纸张，而克格勃情报机构用35毫米的摄影胶卷。克格勃技术人员先破译出情报，再由战役技术人员转拍到胶卷上。总部收到材料后，通常先把它们冲洗显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有重要材料都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从缩微胶片洗印到纸上。给总部的电报首行通常是公式化的标题：
伊凡诺夫同志收
P—77—81090一91一111—126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伊凡诺夫”，这是总部发电报时的密码，这里是指一局（主管北美方面事务）。“P”意思是“间谍”，区别于特别行动或由奸细传送的战役情报；
下面从“7” 开始的数字，暗指材料来源。“77”就是情报机构，“78”是文献资料，“79”是官方文件翻译；
数字“8”后面的是起草文件的月、年，本文中即是“1990年10月”；
下面以“9”开头，暗指文件类型，“91”是间谍活动（本文中即是），“92”是机密，“93”是分析，“94”是官方；
数字“11”后面的是情报的可靠性。“111”是可靠（如本文），“112”是未经核查，“113”是不可靠；
数字“12”是指情报提供者从事的职业，如“12”是指提供情报的人在政府机关工作。“126”是指外交部，“1213”是指新闻界。
可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的汇报并不特别准确。如果情报来自招募的间谍，那么，负责人就很少再在此基础上凭空虚构或伪造；对详细的分类情报，他们一般要进行一下查证；而对那些从大众传媒搜集来的消息则较为随便，甚至再臆造一些细节讨好总部。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像这样的少量的杜撰是很平常的事情。1985年3 月25日，要求伦敦情报机构送交一份有关英国对戈尔巴乔夫参加社会党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谈反应的特急情报，政治情报处没来得及同自己的情报人员联系，就凭空捏造了一些评论以讨好戈尔巴乔夫，然后再写上几个真实的联系人姓名作为情报源。第二天，情报机构又接到一封急电，要求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欧共体谈判的情况。政治情报处人员B·K·扎莫林到英国报界随便走了一圈，便粗制滥造了一份报告，署上几个联系人或秘密间谍的名字。事后情报机构很快就查明，报告摘自经济学家福林·里波尔特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讲的是苏联成功地窃取西方先进技术一些失败行动的趣闻。情报机构清楚地知道，总部不会接受这篇文章，并会说它是虚构的，因此便又起草一篇报告，内有情报机构情报提供者的亲笔证明。在国外活动的总部人员有一个通病：很少怀疑所收到的情报的可靠性。
和招募的间谍保持联系，这是所有负责人不费吹灰之力搜集情报的最重要的方式，而且这一切都辅之于一套经过精心考虑的反监视程序。为了在下午4点钟同间谍接头，情报人员要在下午1 点钟离开情报机构，经过事先选定的巧妙的途径到达接头地——最好的是在高层建筑旁边的小停车场。私人楼房边的小停车场不很合适，因为外交车牌将招致不必要的注意，而大停车场通常有许多警察。克格勃人员把车停到车场后，就朝约定地点走去，那里有另一个克格勃人员驾车等候，接着他们驾车在城里转悠一小时，看看有没有“尾巴”。与此同时，反间谍处在截听可能出现的当地安全机关监视人员的无线电联系，或注意发现其它跟踪迹象，这种行为称作“脉冲”。去接头的人员和他的同事的车内都装有接收机，通过它可使用密码与大使馆通话，密码通常是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克格勃人员本人的代号及通信代码）。如果没发现有被监视的迹象，克格勃人员大约3 点钟走出同事的汽车，以普通人的步速步行前往接头点，在4点钟准时赶到。
近半个世纪来，克格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对外侦察的主要战役手段，从招募“五杰”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克留奇科夫在发往国外情报机构的1984年战役工作计划中再次强调传统的做法：“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募间谍的工作上。”他号召情报处研究新的招募突破口，“特别要注意青年，让他们渗透到我们感兴趣的目标中”。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升为克格勃主席后大概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观点。
1985年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看到了克格勃国外活动的两个优势。第一，他确信，瞬息万变的同际政治要求反应灵敏的情报机构；他的闻所未闻的对外政策的首创性要求最大限度提供西方对此反应的政治情报。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逃离俄罗斯之前，总部就给政治情报处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而从1985年夏季开始，这种要求无疑更高了。90年代第一总局的主要优势在于任命了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为局长，他于1988年10月接替了克留奇科夫。舍巴尔申同1953——1956年的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一样，是在外交舞台上开始升迁的。1958—1962年、1966－1968年，他在巴基斯坦工作，此后调到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后开始在亚谢涅沃工作。1971年他被派往印度领导政治情报处工作，直到1975年才提升为新德里方面主要负责人，在那里工作到1977年；1979年沙赫倒台后，他前往德黑兰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被驱逐出境。1985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第一总局时，舍巴尔申已担任了一年的副局长工作，主要是起草第一总局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他击败了觊觎总局局长一职的占据高位的候选人，他的报告给政治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能给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 肯定是触及了一些重大问题， 如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反应。1984年，正是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咨询材料而升为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与此同时，帮助舍巴尔申后来升为第一总局局长的显然是他呈送的那些报告。
显而易见，90年代克格勃利用苏联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地对秘密报告的嗜痹心理，继续把由公开消息源搜集来的情报作为秘密间谍的报告，呈交上去。舍巴尔申说：“第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向苏联领导人提供可信、准确的有关西方主要国家对我国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现实计划和阴谋的情报。”第一总局努力维护这样一种神话：只有他们才能正确理解西方，苏联在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只会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影响。随着华约组织的解体，克里姆林宫从东欧撤出了几万军队。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基础崩溃了，作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心的莫斯科，其威信也随即崩溃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它停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因而，间谍活动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的重要性：它成了保证苏联在全球影响的主要手段。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 苏联对外侦察的第二个主要职能是从事科技间谍活动。1984年12月5 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使馆一次非公开性谈话时（当时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在场），禁不住称赞了第一总局T 局以及它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处所坚持的工作方向。显然，那时戈尔巴乔夫就把秘密搞到西方的技术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部分来研究。
几年中第一总局T局的行动很有成效。T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活跃而谨慎，他早在6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技间谍活动，当时他在伦敦情报机构工作。他试图把T 局从第一总局分出去，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部门。可是，克留奇科夫完全不允许自己间谍帝国的这一重要部分被分离出去。扎伊采夫表示，T 局财政上不仅要自给自足，还将承担克格勃国外活动的整个系统的费用。T 局虽没从第一总局分离出去，但它有了足够的独立性。它的学员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单独学习它自己的课程，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技术教育。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人员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的最重要的部门。
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自日本。
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
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
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情报的人员”。
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格尔涅尔所再三重复的那样，苏联打破一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斯大林时期这种体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础之上，而对这种信仰很少有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时期，那种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国教教徒都感到远离了斯大林主义的灾难，相对安全了，要知道在过去那种灾难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热潮。但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如同恐怖一样，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也消失殆尽。苏联文学家n ·巴特金称这段时间是“灰色官僚”时期，即统治灰暗、平淡无奇、萧条停滞、行贿受贿、官僚主义。
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周围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经改变，因此，内部体制变得衰败，而开始实施新的，最文明的对外政策。从斯大林的独裁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这段时期内，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真正了解西方，他们的天才就在于善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报处提供的情报的深层含义，而这种含义由于情报处思想上的局限性和对阴谋理论的热衷而变得令人费解。在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用战术上的狡滑、残酷无情，企图在一些小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和从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了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官、间谍、记者和科学人员队伍，由他们去搜集大量的有关西方危机的情报，以帮助苏联实现世界超级大国的美梦。但到头来却破坏了已经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苏联政体。
苏联终于发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也有许多传统的教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正确观点。但他很清楚共产主义制度已入了歧途，他准备采取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最有声望的顾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间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凭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脑袋只是部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他在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的多次会见中，对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克格勃在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撤销并锁人档案柜以后，也开始更加清醒地一观察周围的一切。
1987年，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他利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10 周年纪念日，重提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其中包括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的旧理论，“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潜力和苏联哲学仍是一些特别机构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搞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因此，它们不仅致力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而且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政策，竭尽全力阻碍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为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多次兜售他们那些腐朽的理论，经常从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机会主义学派的仓库中，搬出些陈词滥调作为论据”。遭到切布里科夫攻击的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意识形态破坏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试图“破坏党和人民这一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第二种是传播“民族主义病毒”，这种“民族主义”，“不久前已导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出现挑衅性袭击”。切布里科夫自己也完全有可能相信这种胡言乱语，这使戈尔巴乔夫感到难堪。1987年前，切布里科夫同善于随机应变的克留奇科夫非常亲近，他曾劝说后者稍微压制一下传统的阴谋理论，以适合新思维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甚至迈出了破天荒的一步，1987年12月，他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这次访问将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个限制超级大国核军备的法律性文件。克留奇科夫按照惯例，并没有大肆炫耀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但在此之前，苏联首液从未带着第一总局领导人一起访问西方。
1989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热情地评论克格勃和第一总局领导人“在我们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民主进程混乱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工作”。这之前，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已感到自己的时日将至，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切布里科夫在不得不把克格勃主席的位置让给克留奇科夫前11个月的时候成为政治局委员。任命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担任克格勃主席（以前从未发生类似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总局威望和克格勃重要性提高的最好证明。
克留奇科夫在外交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题为《对世界的客观看法》的告别演说。发言中新旧思维以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克留奇科夫的这次发言证明，第一总局自核导弹攻击间谍战5 年来对西方的看法已有巨大改变。总之，他的讲话比较乐观。他特别强调，消除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已最终成为“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苏联的国际形象随着改革也已改变：“敌人的形象以及苏联被看作极权主义和半文明社会的形象都正在被洗刷，我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的论敌，正在承认我们改革的深度和它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影响。”克留奇科夫说：“我们很难划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政治阶层，同具体地区或国家富有特色的政治力量派别之间的区别。客观地讲，至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客观，还没有摆脱刻板的论调和陈规旧矩，所有说我们对外政策行动很有成效的说法还不切合实际。”克留奇科夫的讲话表明，昔日的对阴谋理论的怀疑还在他的心中徘徊。他没具体提到核导弹攻击间谍战，但他还试图再证明它的存在：“许多从前的任务（第一总局的）还在日程上，其中主要的一项还是来自核冲突的直接危险。”与此同时，克留奇科夫还因循守旧地攻击西方、“首先是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完全扮演着右翼保守势力突击队的角色，他们是帝国主义‘制动系统’的一件最锐利的武器，是我们改善国际形势道路上的阻碍因素。在西方，间谍狂的广泛行动，和对付苏联国外机构的粗暴的挑拨离间行为没有失去活力，这并非偶然。”克留奇科夫宣称，仅1988年上半年，针对苏联国外使团和公民的挑衅行为就达900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