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协约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登陆（普利声称自己是此地区事实上的总督）并没有立刻导致英国和布尔什维克人关系的破裂。8月8月，英国外交部给洛克哈特发了一封电报：“你们应该尽可能继续维系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现有关系。无论如何，首先提出断绝关系或宣战的都应该是布尔什维克一方，而不是协约国。”
8 月中旬，肃反委员会派遣的拉脱维亚间谍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来到莫斯科洛克哈特的代表处，将克罗米的信交给了他。一向“对间谍的渗透极为敏感”的洛克哈特仔细研究了这封信。就风格和笔迹来看，他很快就确定此信确为克罗米所写。“信中所用之词——自己准备离开俄国，并想‘在离开前将门砰地摔上’——这是这个很讲礼节的军官的典型用词，”洛克哈特这样写道。
此后不久，洛克哈特又和布伊基斯见了第二次面，另一个遣入的苏维埃间谍、上校爱德华·别尔津也参加了这次会面。据洛克哈特讲，“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脸部棱角分明，有一双刚毅的银灰色眼睛。他指挥着苏维埃政府保安赤卫队的一支拉脱维亚步兵的小分队。”在场的还有赖利及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别尔津使他们相信，拉脱维亚族士兵准备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并且所有事宜可在五、六个星期内准备妥当。根据洛克哈特的建议，他们决定由赖利承担同拉脱维亚人的谈判工作。大约于8 月20日开始的几次谈判，都是在肃反委员会监控的地点进行的。赖利给了别尔津120万卢布做起义经费，后者则将这笔钱交给了肃反委员会。
除了军情一处的间谍，参加支持俄国境内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行动的还有法国和美国的间谍。8 月25日，在莫斯科美国总领事德·维特·普尔的代表处里举行了协约国间谍的会面。法国的武官拉维伦将军也参加了会面（洛克哈特没有参加这次会面）。会上决定，在协约国仍留在俄国的外交官最终撤走之后，间谍和颠覆活动就将由专门留在俄国的间谍来承担。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赖利，法国的安里·德·维迪曼上校，以及美国的克塞诺冯·德·布卢门撒尔·卡拉马蒂亚诺（俄希混血儿），参加这次会面的还有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间谍——列涅·马尔尚，其表面身份是派驻法国使馆的记者，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支持者，后来成了法共的缔造者之一。
8 月28日，赖利在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别尔津上校的陪同下，来到彼得格勒，同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的拉脱维亚族士兵谈判。捷尔任斯基在等待时机，让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阴谋分子们为自己更好地搓好绳子。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在8 月30日告终。这天，诗人列昂尼德·坎经基瑟尔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 M·乌里茨基，而女社会革命党人法尼姬（多娃）·卡普兰（此人多半是有些神经失常）向列宁开了枪，并致其重伤。这两桩互不相干的暗杀行动成了恐怖浪潮的开端。两天内，仅在彼得格勒就有500多名政治犯被枪决。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8 月3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开始向“洛克哈特阴谋”发起总攻。肃反工作人员未能逮住赖利，但他们抓到了化名为谢尔波夫斯基的冒充俄国工程师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并在他的住宅中找到一个罐子，里面的纸条上写有他们转交给俄国间谍的款项。洛克哈特与赖利和卡拉马蒂亚诺两人不同，他拥有外交豁免权。尽管如此，8 月31日清晨三点半左右，他在自己的住宅里被“一个粗暴的声音吵醒，紧接着命令他马上起来”。洛克哈特“睁开眼睛就看见鼻尖前是手枪枪口”，再看屋里有十来个武装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和助手大尉希克斯一起被弄到卢比扬卡，在那里，捷尔任斯基的助手拉脱维亚人雅科夫·彼得斯审问了他、据洛克哈特讲，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如诗人的头发，向后梳着，露出高高的额头”，他脸上的表情“忧郁且恐怖”。“您认识一个叫卡普兰的女人吗？”彼得斯问到。洛克哈特从未见过她。据洛克哈特本人在一份材料中所述，他当时要求尊重他在外交上不受侵犯的权力，并对彼得斯说，他没有任何权力向他提问。“赖利在哪儿？”彼得斯继续问道。洛克哈特没有做答。而后彼得斯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通行证，这是由洛克哈特交给肃反委员会拉脱维亚族间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会见普利的通行证。“这是你的笔迹吧？”他问道，洛克哈特这才明白，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但他仍未想到，别尔津上校也是肃反委员会计策的一部分。他再次“非常礼貌”地对彼得斯说，自己有权不回答这些问题。
而彼得斯对这次审问所做的记录与洛克哈特所述就大相径庭了。记录中写道，洛克哈特当时“惊慌之至，甚至连自己的外交证件都没有出示。大概，可怜的英国外交官以为是指控其刺杀了列宁，而且看来，他心里也是有鬼的。”洛克哈特本人则认为，彼得斯审问的目的是想将他与法因娜·卡普兰刺杀列宁一事牵扯起来。但那时最令洛克哈特不安的，是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的那本记事本、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在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的时候，没有发现他的西装口袋里有一个记事本，这里有用密码记录的他向间谍赖利，自然，还有萨温科夫提供的款项。洛克哈特担心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搜查他，便说要去解手。有两个武装侍卫跟着他，而他从容地从记事本上撕下那几页能毁掉他的纸页，把它们当手纸使了。
大约早晨六点时，在卢比扬卡的洛克哈特和希克斯待的房间里领进一个妇女来，她周身穿的都是黑的，头发也是黑的，并且“眼眶发黑”。
“我们猜到这就是卡普兰。看来，布尔什维克指望她会认出我们，并且会掩饰不住。她保持着一种出奇的平静，走到窗口，用手托住下颌，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地立着，茫然地望着窗外，好像任凭命运的摆布，直到看守进来将她带走。”
法尼娅·卡普兰四天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院被枪决，她最终也不知道，她刺杀列宁究竟是否成功。
上午九点，洛克哈特和希克斯被从卢比扬卡放了回来。到住宅后他们发现，洛克哈特的情妇穆拉·本肯多夫也被肃反委员会逮捕了。
赖利当时在彼得格勒，因而看来并不知道洛克哈特被捕的事。8 月31日中午，也就是在洛克哈特被释放三小时之后，他来到军情一处情报站头目埃内斯特·博伊斯的住处。在那里，他叙述了关于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族步兵起义的计划。按赖利所说，博伊斯称此计划是“极富有冒险”，却又是“值得的”，他还表明，一旦失败，一切责任要由赖利来承担。而后博伊斯去了英国领事馆，想把克罗米接到自己的住处与赖利见面、但在博伊斯来到领事馆之前，克罗米就已经死了。当时有传闻说，刺杀乌里茨基的凶手躲进了英国领事馆。于是就有一伙听信此言的人在肃反委员会间谍的带领下闯入领事馆大楼。克罗米想阻止这些人，听到的是要他让路的回答，否则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他”。克罗米开了枪，但他自己也在交火中被打死。
9月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搜查了法国间谍德·维迪曼的住宅。显然，这一行动是根据他们的情报员列涅·马尔尚提供的情报进行的。结果搜出了用于破坏行动的炸药。虽然德·维迪曼隐匿起来了，但第二天人民委员会胜利宣称：“今日，9月2日，我们破获了一起以英国使馆负责人洛克哈特、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以及法国将军拉维伦为首的由英法外交人员策划的阴谋。此项阴谋旨在推翻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实施军人独裁。这一切都企图通过收买红军战士来实现。”
但在声明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利用红军战士（拉脱维亚族士兵）来搞军事政变的计划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们制定的。为了替其侵犯洛克哈特外交豁免权的行为辩白，声明中含糊其辞地说，逮捕他的时候其身份并未查明：“在阴谋者的秘密总部中还逮捕了一名英国人，在被带到特别调查委员会后他声称泊己是英国外交代表洛克哈特，在其身份被确认之后，洛克哈特立即获得了释放。”
在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中讲到， 赖利是“洛克哈特的间谍之一”，他转交了120万卢布用以实施阴谋行动，这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声明中还说道，协约国的其他使馆也参加了暴动的准备。列涅·马尔尚曾经给法国总统雷蒙·普安卡雷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8 月25日协约国间谍们会面的情形。这封信的复件被肃反工作人员在一次搜查中给发现了，后来登载在共产党的刊物上。当然，这个发现并非是偶然的。
在人民委员会9月2日的通告，以及苏维埃政府后来的声明中称洛克哈特是协约国阴谋的主要角色。但洛克哈特本人此刻最关心的是其情妇的命运。9月4日，他向外交人民委员会请求释放穆拉，但遭到拒绝。此后，他一时冲动，决定直接找彼得斯，并直奔卢比扬卡。到了那里他明白，自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敏感：站在主要人口处的卫兵彼此间很快地低声啼咕了一阵。”彼得斯耐心地听完洛克哈特的请求，并说，他们会对关于穆拉未参预阴谋的保证予以考虑并进行仔细调查的。“我们的人找您已找了整整一个小时了。我有您的逮捕证。”尽管比肃反委员会更注意外交豁免权问题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异议，洛克哈特还是被立即逮捕，并在牢里蹲了整整一个月。
9月5日，为了对前一天再次逮捕洛克哈特做辩白，《消息报》登载了由捷尔任斯基及彼得格勒的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声明。同9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不同的是，在此份文件中，英国人和法国人被称为暗杀列宁行动的“策划者”和杀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
“他们杀害了乌里茨基同志，因为他斩断了彼得格勒英国人阴谋网的所有绳索。”事实上，肃反委员会本来就想说服英国间谍实施类似的暗杀行动，以达到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其罪行的政治目的，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奏效。大约在8 月22日，别尔津就曾力图向赖利表明，要想顺利实施政变，必须除掉列宁和托洛茨基。他解释说，首先，他们有着出色的演说才能，可能会对派去逮捕他们的人产生影响，因而不应该冒险去拘捕他们；其次，暗杀这两个领导人会造成一种恐慌，从而有效地削弱抵抗势力。
赖利在与布尔的交谈中讲道，他“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别尔津放弃这种计划，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这种计划的。”他认为，“这些领导人不应该成为蒙难者，而应成为全世界的笑料。”为此，赖利认为，应该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让他们只穿着内衣在莫斯科游街，让所有的人都能取笑他们。但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这个想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搞得衣衫不整的阴谋一并公布于众，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并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在指控英国间谍组织的那些确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阴谋当中，这个很有特色的计划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与赖利和希尔不同的是，军情一处驻外情报站站长埃内斯特。博伊斯，对组织暗杀行动的主意并不持批评意见。他的一个俄国间谍说，博伊斯有一次好像是偶然地问他，“他想不想收拾掉一两个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9月6日，这个间谍伸手要钱，说这样就不泄漏出他和博伊斯的谈话内容。英国人担心他“还会出点新花样”，就决定掏钱打发了这个搞讹诈的家伙。
到此事发生之时，军情一处在俄国的活动已基本停止，博伊斯也被抓了起来，投进了条件恶劣、人满为患的牢狱。肃反委员会还逮捕了赖利的几个情妇，而他自己持着希尔提供的假护照悄悄地乘一艘荷兰货船逃出了俄国，希尔本人也逃脱了被捕的命运。但当其十八名间谍和联络员被抓住并遭枪决之后，他认为，应该从伦敦接受新的指示和经费，“一切从头开始，组织新的人马，建立新的联络点。”和博伊斯不同，洛克哈特被捕的这段时光，是在相对舒适些的克里姆林宫过去的宫娥的房间里度过的。在他被捕期间，他的情妇穆拉被释放并获准与他见了面。为了监视洛克哈特，别尔津被安排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洛克哈特“很害怕，不敢和他说上哪怕是一句话”。十月份，洛克哈特、博伊斯、希尔以及协约国使馆的其他人员被准许返回家园，交换条件是释放那些在伦敦被扣留的俄国官员。
洛克哈特和彼得斯的告别倒是惊人的友好。9 月28日。彼得斯来通知洛克哈特，说他已被释放。他赠给他一张签名照片，给他看了自己在伦敦的英国妻子的照片，并请他捎信给她， 但后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也许不核烦劳您，”彼得斯说，“您一离开这儿，就会把我视成最可恶的敌人痛骂和诅咒一番的。”洛克哈特说他不要装糊涂了：“如果抛开政治，我从不打算和你作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对穆拉的思典。这封信我要收下并代转。”彼得斯对洛克哈特说，他若留在俄国会更好些：“您会很幸福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可以给您工作干，反正资本主义迟早是要灭亡的。”但彼得斯没有告诉洛克哈特，他已经有证据表明穆拉是个德国间谍。后来他说，考虑到洛克哈特的前途，他甚至对十二月份“受理”洛克哈特“阴谋”的法庭也隐满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1924年，彼得斯为了对洛克哈特在英国进行的“疯狂反苏运动”表示抗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
获释后，洛克哈特回到了伦敦，随后是博伊斯和赖利也相继回国。而希尔到了法国后，接到军情一处处长卡明的命令，让他返回俄罗斯几个星期，以便协助反布尔什维克小组组织的怠工活动。根据卡明的提议，希尔被授予“战斗功勋”勋章，赖利因其在俄国的行动而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十二月份，洛克哈特、赖利、格列纳尔和维迪曼被莫斯科的最高革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而8 月31日逮捕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仍被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为了逼其招供，他们两次威胁说将要对他实行枪决，但未能有获。后来死刑被改为监禁，而到了1921年他最终获准返回美国。
肃反委员会将清除“洛克哈特阴谋”视为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而克格勃至今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苏联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肃反工作人员给予阴谋分子们的致命打击，可以与一次最重大的战役的胜利相提并论。”而事实上，肃反工作人员只是在小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因为反对他们的不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只是一伙冒险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密间谍，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初期进行活动时，能够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脱维亚族步兵的起义计划——是肃反委员会自己制定出来的。但是，肃反工作人员在揭露“洛克哈特阴谋”过程中所积累的派遣间谍和离间分子的经验，在以后、在20年代，曾帮助他们取得了对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更大胜利。
到了20年代初，白军已经不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尽管他们还未被彻底消灭。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签署命令，取消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实施的死刑，但三周后，列宁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2月6日，在会见地方肃反委员会代表的时候，他发言说， 死刑是今后与“反革命的言行”斗争中很可能用得着的“必要措施”。1920年4 月，波兰对乌克兰的人侵以及随后的六个月的俄波战争，掀起了肃反委员会残酷镇压那些确实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阴谋分子的新浪潮。在克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写道：“正是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坚决斗争，才使波兰白匪以及他们的协约国幕后策动人妄图通过间谍活动、怠工及匪祸来破坏红军安全的企图破了产。”到1920年底，捷尔任斯基的战友马丁·拉齐斯，试图为肃反委员会对苏维埃社会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础；“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各种形式表现着，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人的。”
拉齐斯的这个思想，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国家的大厦铺了第一块砖。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苏联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刻作为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伺的是，而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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