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陈玉涛跟着尤民可算长了见识，他的心灵也得到血与火的洗礼。
那天，他的「空手套白狼」绝招还是跟尤民学的，包括他身上装的三颗响雷，也是尤民去南京见到黄兴时，黄兴一时高兴赠他的护身弹。
见到陈玉涛，尤民很欣赏他的才华，爱才心切，便转赠给了他一颗。
没曾想就用在了汪得汉的身上，可这小子不经吓，一个烟花弹就把他吓得这熊样。
他跑回上海就再也没敢上台儿庄来。看来，他先前的嚣张气焰都是纸糊的，经不起风吹火燎。
但第一次见到尤民的情形，陈玉涛时时刻刻都记在心里，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多年。
记得那次，是马兰道庄的吴廷勋带他去的。尤民的家坐落在月河湾，门口外就是大运河，河里大船、驳子、划子来来往往，很是热闹。
俩人走进庭院，家里有棵柿子树，他们去的时候，正赶上柿子成熟期，树上挂满了圆滚滚、黄橙橙的柿子，像晶莹剔透的黄宝石一样，高傲地挂在大树的虬枝上，煞是威风。
老柿子树下斜歪放着一辆槐木独轮车，两边车架上的腊条筐里放着一些诸如《道德经》、《诗经》、《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陈玉涛翻翻看了看，筐底下还藏着一些杂志，里面有《革命军》、《晨钟》、《复报》、《民报》等书刊，最多的是《山东白话报》，虽然名字写的是报，但却是一本杂志，有十几本陈玉涛翻了翻粗略读了一下，内容很多，所刊登的文章，时论、历史、地理、小说等一应俱全。
一些时论文内容新颖，言论激烈，主要是抨击清朝廷对内愚弄欺压、对外丧权辱国的腐败统治。
吴廷勋瞅陈玉涛看得欢，也拿了一本，塞进前襟里说，你也拿本塞进挎兜吧，回头咱好好琢磨琢磨。
瞅瞅门外，见没有人过来，他低声对陈玉涛说，这些东西不能明放，让巡防营的人发现，要不得。
说着他便将车推到墙旮旯里，他的心里还在嘀咕着，这可不是平日里尤民的风格，他做事细着呢，难道又有谁来？
果不其然，前来会见的不是别人，而是革命党人刘冠三。陈玉涛所看的《山东白话报》就是他在济南创办的。
他俩进屋时，刘冠三正跟尤民相谈甚欢。一向不多话的尤民居然能跟这人相谈甚欢，这足以说明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
吴廷勋知道，平日里，尤民一句话也没有，只知道闷闷地干活，默默地思考着问题。
见吴廷勋带着一个棒小伙子进屋，尤民笑嘻嘻地说，贵客迎门，贵客迎门啊。
看见陈玉涛面生，依然神色不收，看眼吴廷勋，略一迟疑道，指着陈玉涛问吴廷勋说，这位公子，我好像没见过你，是正在念书吗？
吴廷勋赶紧给尤民介绍说，他是俺邻庄侯迁闸的，叫陈玉涛，在咱这北邻兰陵书院正念着书。
接着他又说，陈玉涛是个向往革命的好苗子，他嫉恶如仇，爱憎分明。
今儿将他带来见你，就是想让他跟你学习学习新思想，新文化。
听罢吴廷勋介绍，尤民顿时喜上眉梢，连声说，好好，好的正是时候！
来，我跟你俩介绍一下，说着，他便闪身一指刚刚站起身子的农家汉子说，这位就是俺同盟会的上级领导，叫刘冠三，高密康家庄人。
这次是南下上海，专门绕到台儿庄给咱们下指示的。吴廷勋赶紧屈身向前，他的手刚抬起来，就被刘冠三用力握住，是吴廷勋吧，刚才尤民给我还谈论着你呢，你们有些方面的工作已走在了咱山东的前列，做得很好。
你对尤民帮助很大，希望今后一如既往地多加支持，互帮互助，协心协力，把咱的心思都放在反清御寇上，拧成一股绳，众力齐泰山移，唯如此，方能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唯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过上平安幸福安康的生活。尤民、吴廷勋和陈玉涛听罢，齐声赞许，都说，是啊，是，我们都盼着这一天早日来临！
刘冠三接着给他们三人介绍了近期山东同盟会的情况。他说，当初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日本留学的山东籍学生纷纷加入，首期加入的有徐镜心、徐镜古、杨佩文、谢鸿焘等人，徐镜心被推举为同盟会山东分部主盟人。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令取缔中国留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以打击革命势力，一些学生愤然回国，恰值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时，回国后，这些同盟会成员便借此时机，谋办学校、报馆等，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志士。
其中谢鸿焘回到济南后，于1906年初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我也算是在山东本地发展的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
为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我与泰安同学、友人丁耕农集资，在济南白雪楼设立了《白话报》馆，创办了《山东白话报》。
说到这，略一停顿，看了一眼门外，哎，对了，我的独轮车里还带着一些《白话报》，待会我拿给你们都看看，里面的文章都很好，刊登的都是一些热血青年的肺腑之言。
每次读来，我的心灵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鸣。说着说着，他整个身心都像是沉浸于文章所渲染的氛围之中，不能自拔。
刘先生的杂志，我们已经在刚进院子时就拜读过了。吴廷勋这才晓得，老柿树下的那辆独轮车是刘冠三的，他说着便从怀里掏出那本杂志对刘冠三说，是这本吗？
对对对，就是这本。刘冠三连声应诺道。陈玉涛说，里面的文章都很精彩，很值得读读。
尤民说，那待会也给我本。刘冠三说，那是当然，你们觉悟这么高，我是得多留几本让你们读读，多发展一些革命同志。
刘冠三见他们余味未尽，又说，我出生贫寒家庭，靠人工磨面，开小饭馆糊口，至父辈刘成德时，才由朋友接济，买驴推磨，家境渐见好转。而我参加革命理由有五个事端：
其一，我自幼喜欢读书看报，好琢磨事，长期阅读《时务报》、《新民丛报》、《中国魂》等书报，思想上逐渐倾向于革新。
影响最大的当属彭翼仲在北京创办的《京华日报》，名谓《京话日报》。
因为它面向大众，语言通俗、关心人民疾苦、为广大民众所喜欢。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曾说：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时整个中国北方，东到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授，而都下商家百姓，《京话日报》则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
《京话日报》一是开民智，用的是白话。通篇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
二是爱国，该报发动庚子赔款，由四亿同胞一次还清的认捐运动，为国分忧，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
三是敢言，京城各界，为洋人之威力所慑，上自政府，下及劳动，无一人敢撄其锋。
而该报却不畏强御一鸣惊人。我创办《山东白话报》就是受此影响。
其二，我历经甲午之战，戊戌政变，庚子之乱等诸事，清政府割台湾给日本，租青岛给德国，租威海给英国，国家危在旦夕，灭亡在即，如想救亡图存，唯有革命，唯有政治改良。
其三、甲午之战，我远房姨夫在登州督师抗日，击沉日寇船只两艘，捍卫国土；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在后方防御，誓死拦阻洋兵前进。殁后，大清予谥「壮武」，在大清御赐的碑文上，竟对其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等世人皆知的壮举不敢提及一字，惟恐开罪于洋人，仅此一项，我百感耻辱和悲愤，国将不国，唤醒我等中华儿郎改良社会之觉悟，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其四、我在山左公学当总督期间，曾向当局提出筹建政法学堂时，时任省提学司的方燕年借机发难，以私学不得开设「政法课」为由，不予该校立案。
他们那种专横无理，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据理力争，而方燕年理屈词穷，便凶相毕露，声言「山左公学」内有革命党，企图谋反，应予查禁。
为转移清廷注意力和避免当局寻衅破坏，保全公学，培养革命人才，我决定辞去公学监督职务。
1908年1月，「山左公学」被清廷查禁，我亦被清廷下令缉拿。我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这是我人生最好的选择。
其五、我于光绪三十四年，曾乘坐德国的提督号轮船，由天津经烟台到青岛，在船上亲眼目睹洋人对待中国人的种种歧视，下船时还要对每人进行检验身体，更是对中国人的任意凌侮，尤足令人受到极大的刺激。
以上每一个事由，都让我深深体会到大清政府已成朽木，朽木轰然倒地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政治前途，国家地位，均感绝望，以为这种现象要不改良，恐怕绝难存在。
所以我时时思考国人当自强，更得发奋图强，另辟途径，这都是促成我参加革命事业的缘由。
尤民说，刘先生的遭遇，我深有体会，刘先生的愤怒我感同身受。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必须时刻宣传新文化、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让更多的人觉悟起来，共同走向革命，反清御洋，建立民国，当是我等有志之士的终身追求。
尤民看眼刘冠三，又环视一下吴廷勋跟陈玉涛，他接着说，刘先生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刘先生在办学过程中，先后聘请徐镜心、刘东侯、鞠思敏、丁鸿芹、酆文翰、齐芾南、左汝霖等革命党人前去任教讲学。
山左公学，实际是山东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党人活动的秘密机关和联络通讯处。
特别是留日同盟会会员回国以后，必先至山左公学任教授，培养革命力量。
况且，刘先生在办学中，注重反清革命和民主精神的教育，与在校任教的革命党人一起，一面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教育，一面大力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
刘先生每天都会将同盟会办的《晨钟》、《民报》、《复报》、《革命军》等进步书刊送至学生宿舍传阅，并向学生秘密宣传革命思想，向青年学生灌输反清救国的道理。
刘先生关心爱护学生，经常同学生谈心，向学生讲解革命道理，启发学生觉悟，借以培养人才，为革命做好准备。
为锻炼学生体魄，发其心志，刘先生还率学生步行去泰山，观日出，顾齐鲁，游灵岩，览齐长城遗址，培育学生的爱国爱乡之情。
山左公学分设中学班和师范班，校舍内仅有教室及教职员寝留室，白天集中上大课，晚上自习。
学生分散在学校附近的村舍乡民家中居住。无论阴晴雨雪，刘先生都坚持每天往返六七里，每夜提着灯笼巡察学生宿舍，奔波泥涂，亦无戚容，与学生欢洽若家人。
校中多英俊之士，朝夕熏陶，思想为之一变。刘先生是我们的楷模，尤民说到这，他凝视着吴廷勋和陈玉涛，语气十分郑重地对俩人说，我们一定要向刘先生学习，将革命火种播种运河两岸。
刘冠三说，对，那时办学条件简陋，经费拮据，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都很艰苦。
尽管学习、生活条件艰苦，学生们又完全是自费上学，但因为该校是全省贤士云集之地，各地学生慕名纷至沓来，一时受业学生由200多名后来增至3000多名。
后来，我辞掉总督离开济南时，有30多名学生自发跟随我回到家乡高密，联络高密的蔡自声、王麟阁等革命党人秘密开展活动。
此时，山左公学的危机并没有因我的离去而缓解。1907年12月，原来支持我办学的山东巡抚杨士骧刚一调走，山左公学就被方燕年查禁，并由大清政府下令缉拿我。
我为躲避追捕，只好前往当时德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青岛。
当时在青岛活动的革命党人陈干、李兰佩、谢惠斋等人正酝酿在青岛成立公学，进行革命宣传和人才培养。
我的到来使他们的办学计划很快付诸行动。由陈干和我出面在胶州路租赁房屋筹备办学，鉴于我有办学经验，被推为学校主要负责人。
名字定为震旦公学。「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佛教典籍也这样称呼中国，我们取之为校名，振兴中华之寓意是显而易见的。
在筹备学校过程中，陈干与我分任学校的正、副教习，陈干负责去日本同丁惟汾、章太炎等商讨办学事宜，并聘教员。
我负责筹集办校资金。在筹办经费时，我一方面组织革命青年依靠盐民，武力夺取沿海税局的公款，打劫贪婪的盐商、烟贩等富豪之家。
另一方面向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募捐。经多方努力，办学经费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