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古人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
意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
很快,金铭一行六人坐着货船赶到了上海,在上海,找到了时任直隶候补道的陈莲芬。
金铭将德国人先后四次前往枣庄查勘煤情的前前后后经过详详细给陈莲芬说了一遍,陈莲芬一听德国人已到枣庄查勘煤情,他大为震惊,连连挥手道,事不迟疑,事不迟疑啊。
看来,复矿之事应是当务之急,不能再做耽搁!
王曰智起身拱手道,张大人,如果此矿扩充开办,保我等利益,我等皆愿助股。
金铭附和道,我等也愿助一臂之力。陈莲芬说,好,好,有你们这些当地著名绅士出面出力最好不过的了!
只不过,说罢,他略一迟疑,长叹一口气说,开矿需要资金可不是小数目,我还得将眼前的情形电达直隶矿务督办张翼张大人,得到他的支持是最好不过的了。
见众人连声应诺,陈莲芬喜上眉梢,迅速电函开平煤矿督办张翼,说明枣庄煤矿急需开采的详细情况,邀请他入矿并给予支持。
随即,他便对金铭等人说,你们这就赶回去,要做到:所有枣庄、大小甘林一带煤田,除煤局旧矿所租之地外,凡有需要之地,或租或购,仍旧按照本地的规定办理。
金铭说,好,我们这就走。陈莲芬说,一旦得到张翼大人的复电,我立马就赶往枣庄。
没几天,张莲芬就接到了张翼的复电,答应入股支持,并派矿师帮助张莲芬勘察枣庄旧矿。
同时,张翼还给张莲芬汇来了巨款。而这时德国人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却凭借与张翼的关系,他也派了矿师参与煤矿公司的筹建。
面对德国企图插手枣庄煤矿建设的不可告人目的,张莲芬十分反感,他知道,枣庄煤矿一旦德国人得手,他们可不好办啊,怎么办?
同意吧,这不是将触手可及的宝贵资源拱手相让吗,这跟卖国贼又有啥区别呢?
可不让呢?德国人却有跟大清政府签订的《山东矿物章程》以及《胶澳租界条约》。这可怎么办啊?多少天以来,张莲芬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带着思考,携带张翼汇给的巨款,张莲芬没再停留,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枣庄。
这天傍晚,张莲芬吃完晚饭,披上汗褂,沿着泥泞小路上了一处高岗,抬脸望去,绿油油的麦苗在微风吹拂下轻轻地跟他点着头,仿佛在告诉他,快点想办法吧,赶紧想出办法来啊。
要不然,等德国人来了,我们身下的巨大煤田可都得让外国人掠夺了。
我们不答应,我们不答应啊!泛着草清香的麦头连连摇头,我们不答应,你们更不能答应啊!
对,我们万万不能答应!张莲芬连连跺着脚,保护脚下这片巨大的煤田,乃我等国人最神圣的职责,我们自己家门口的矿产怎能往外国人掠夺?
经过反复斟酌,他有了成熟的想法:从建立和发展煤矿公司方面考虑,枣庄「地近胶澳,必须招洋股或借洋债」。
这既能「借以联络,以杜争夺」,又能解决资金不足和缺乏技术人员困难。
但是他必须更多地限制外国人以其他任何方式对煤矿所有的掌握……
这时候,经过两年的开采,煤矿运转逐渐正常,除了销售的煤炭外,还积存了7000筐煤。
大小股东们都看到了希望,矛盾也得以化解,他们也十分同意恢复中兴煤矿。
张莲芬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为了拒绝德国对煤田的争夺,同时也为了解决资金和技术人员缺乏的困难,在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的同意后,他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员德璀琳签订协议,由德璀琳认招股本80万大洋,而张莲芬及枣庄当地绅士及张翼等官僚积极认筹的120万大洋,两项加起来共计募集中外股本200万大洋,利用中兴煤矿原有的机器和存煤,成立了煤矿有限公司,将公司定名为「商办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有限公司。
同时,报请大清政府批准,大清政府就任命张翼为「中兴煤矿」有限公司督办,张莲芬任「中兴煤矿」有限公司华总办,德璀琳任「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洋总办。
随即,张莲芬以华总办的身份对公司内洋人的权力加以限制。
他亲自制定了《山东峄县华得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暂行新添新股章程》,并规定“公司一切事权悉有华总办主持,洋总办只能稽核银钱出入等事,不得揽权掣肘……德股东更不可以以琐屑之事,辄请其公使、领事向中国公家论”。
洋员也只能和华员一样,在张莲芬督率下工作。张莲芬此大胆进步之举,意在摆脱德国借机参与经营进而控制煤矿的企图。
德国人德璀琳看完这些章程,气得火冒三丈,立即以「定章太严」,并说中兴煤矿日久没招一股为由,向上禀报,妄图以此向张莲芬施加压力,使其变更章程。
但张莲芬不为所动。而在此之前负责筹招一百二十华股的公司督办张翼,也只投资了五万四千两(合八万元),便到开平煤矿处理纠纷去了。
而矿局移交给新公司的,只有抽水机四台,棚厂杆木几百根,以及租地几百亩。
同时却有账目七万余两,和洋元十万元。煤矿公司的一切开支,全由张连芬东挪西借,勉强维持,直到1903年春,张莲芬调任山东兖沂曹济道,才得因公赴峄县,就近设法,条件方有所好转。
在此后的几年间,考虑到今后中兴煤矿的发展,张莲芬感觉到修建枣庄到台儿庄的铁路已迫在眉睫,因为只有修建这条铁路,中兴煤矿生产的煤便源源不断地经过大运河运送出去。
想法一旦成熟,张莲芬便上书清政府,他在上报的禀帖中明确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惟查枣矿至台儿庄计陆路九十里,始达运河。从前煤炭出销均资民车拉运,车少费重,常年载运无多。”
“现欲扩充开办,冀图富强,将来日出煤少亦在千吨以外,必须由枣矿修铁路直达台儿庄,令所出之煤悉运台儿庄,由运河分头运销。”
同年11月15日,直隶总督裕禄和矿务督办张冀专折奏陈筹办中兴矿局矿务时,又陈述了修筑枣台铁路的计划,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允准」的朱批。
德国人听说后,欲通过其控制的胶济铁路公司想趁机入股银100万两。
张莲芬在得知这一情况,即和股东们商议:如果接受德国人控制了股金将来他们将会借此企图控制中兴煤矿公司,于是决定不接受德国人的入股。
在与德商礼和、瑞记两洋行签订商还的借款合同时,以原材料作抵押,绝不牵扯矿权和铁路权问题。
在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后,台枣铁路经多方筹集资金,同时募集股银40万两,1908年正式兴建,至1912年建成通车,这也是山东省第一条商办铁路。
随后的数十年间,中兴煤矿不仅修建了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还修建了台儿庄至苏北赵墩、临城(现薛城)至枣庄的自营铁路线,与津浦、陇海两个铁路形成并网,并相继修建了台儿庄、苏州、无锡、常州、上海和连云港的海运(河)港口码头,将煤炭远销大江南北及日本、东南亚、欧美诸国;
购置海轮、拖轮、铁驳等16艘大中型轮船,成立了中兴轮船公司,利用铁路、货船,还贩卖食盐等生活日用品。
修建台枣铁路没有多久,全国便掀起了要求收回矿权、路权的群众运动。
德国在山东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莲芬看到华股已占据了中兴,抓住时机,他决定不再招收德股。
德商也以「定章太严为由」没有按协议入股。1908年,张莲芬以德国人「洋股」一直没有到位为由,公司奏请清政府农工商部注销「华德」字样,更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张莲芬奏请清政府同意,将公司改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任公司总理,载绪万任协理。
从此,公司摘掉了挂了9年的有名无实的「华德」合办的空牌子,彻底排除了外资的干扰和影响。
至此,张莲芬创办的中兴煤矿公司已完全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民族企业。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兴煤矿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资本开办的煤矿,和日本人控制的抚顺煤矿,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煤矿,并称为清末民国三大煤矿。
就在中兴煤矿如火如荼地发展的时候,侯三被陈智黎带到了煤矿。
虽然,侯三干的活没有挖煤工人苦,但他在矿上没经过几天,就深深体会到了在煤窑挖煤的窑工确实太苦了。
这些工人在矿上均像牛马一样被役使,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他们力没少出,活没少干,可挣得的工资却少得可怜,仅能勉强糊口,且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生老病死一切自负。
那会儿,矿上分「里工」和「外工」之分,「里工」也就是有固定工资的工人,每月最高工资十四、五元,低的只有七、八元。
至于「外工」,也就是没有固定工资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更是少得可怜。
诚如1904年12月30日《捷报》中记载:山东中兴公司「外工」每班在井下劳动24小时,所得工资0.48元,被包工头盘剥后,拿到手里仅0.43元。
另外,井下工作环境恶劣,工人生命安全毫无保障,瓦斯爆炸、塌方等恶性事故经常发生,窑工在井下因事故死亡,资本家仅给200吊抚恤金了事。
有一次,侯三借个机会,将最近几天的所见所闻讲给陈智黎。
侯三说,矿上「里工」也好,「外工」也罢,他们吃的孬,挣得少。
陈智黎说,他们没被饿死就不错了。你想想啊,中兴煤矿现在就是一块大「肥肉」,先是各路军阀来吃,后是马子、土匪袭扰,他们都是神,只有敬着,供着,他们伸手要钱,你敢不给吗?
特别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们都得惜命啊,稍有不慎,还钱?!
就是小命能保住不能保住还很难讲。他看眼侯三,接着说,虽说矿上挣钱多,可煤矿一次又一次地被各路军阀视为取之不尽的「钱袋子」,人人皆能染指。
等钱到了工人这一层,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现在矿里实行的是承包制,你想想,哪个承包者不是为了钱才到这里来。
在矿上,你也看到了,这些大小包工头,每日里挥舞着皮鞭,工人稍有懒慢,轻者脚踢,重者皮鞭,金钱的诱惑已让他们丧失了人性。
侯三说,这些工人都是在手持凶器的大小包工头的监督下,每天劳动12小时,可所得工资却寥寥无几。
陈智黎说,这么些年,我也都看到了,可我虽然可怜他们,时不时同情他们,却无能为力。
侯三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法啊。陈智黎说,这么些年都过来了,没有法的法也是个法。
有时候,我也会产生些迷惑,我们还好些,可这些工人何日是个头啊?
没过几天,侯三就在矿区里听到了在窑工中暗暗流传着的一首悲酸歌谣:穷工人,真可怜。下大窑,挖煤炭。出苦力,难见天。挣钱少,腰累弯。
吃不饱,穿不暖。铺着烂麦草,盖着麻袋片,冬天冻得打寒颤,夏天热得气难喘,下井如进鬼门关,惨死井下无人管,这样的日子何时完?
在煤窑工作大半年了,有一个问题让侯三百思不得其解,中兴煤局是开办起来了,当初这些开办的以及后来入股的官员和当地士绅都获得了收益,可下井的窑工们虽然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不闲着,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却依然清贫如洗,更甚的是还经常受到包工头和监工的辱骂及各种莫须有的处罚。有的还白白地被掠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