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设计出来的人脉，坚不可摧
晚清有两大名臣，即左宗棠和曾国藩。
曾国藩向来以谦虚谨慎的姿态出现，是无数人敬仰的为人做事之楷模，他长袖善舞，在众人之间左右逢源，编织出了一张强大的人脉网，这也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
反观左宗棠，他狂傲不羁，刚毅勇烈，在任何人面前都直言不讳，好像想到他，人们就不由自主地会头疼：这个傲慢的娃儿，根本不懂什么“朋友多了路好走”的道理。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左宗棠比任何人都明白人脉的重要性，但是他不像曾国藩那样步步为营，时刻惦记着给自己铺好路子，以防万一。
性格狂傲的左宗棠，只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手就出手，用谁找谁。所以，别说左宗棠很狂傲，他只是有目的地打交道。而他的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技能”，就是打算借着名师效应，来提升自己的人气。这对名师就是贺长龄、贺熙龄兄弟！
贺长龄是清善化县（今长沙）人，字耦耕，号西涯。他是晚清最早提倡经世实学的有识之士。嘉庆十三年（1808），考中进士以后，贺长龄开始入朝为官，先后担任庶吉士、编修、学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道光六年（1826），贺长龄委托魏源辑成一部专门收录清代道光帝以前名臣巨儒的经世文章的类书《皇朝经世文编》。
道光十年（1830），贺长龄因为母亲去世回到长沙丁忧。
左宗棠得知这一消息，顿时欣喜若狂。他早就听说贺长龄的大名了，据说贺长龄为官数十载，勤于职守，颇有惠政。任职山东时，山东多水患，贺长龄亲自带人开沟洫，兴水利，使得粮食收获倍增。陶澍、林则徐等人都十分佩服贺长龄的才学，一旦遇到漕、河、盐等方面的政务，就马上跑去向他请教。
如今，这位学历高、才能强、人品好的名师自己送上门来了，作为一个做事三思而行、出手直奔目的的狂人，左宗棠果断决定亲自上门去拜访传说中的贺老师。
左宗棠这步棋走得十分巧妙，十分正确，十分高明。神州大地，人杰地灵，大江南北，人才济济，可惜“千里马”虽遍地，“伯乐”却少之又少，而人才的横空出世、名动天下往往离不开“伯乐”的发现。左宗棠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主动敲开了“伯乐”家的大门。
一番深谈以后，左宗棠成功地“俘获”了贺老师的心。
贺长龄看到左宗棠年少而学博，又十分了解全国的军事地理、山川形势、社会情状，顿时被这个少年奇才的宏大抱负和杰出才智“电”到了，竟然“以国士见待”。
事实上，这时候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十八岁连生员都不是的青年，而贺长龄则早已经是朝廷要员。一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竟然能获得贺长龄如此高的待遇，左宗棠的大名在长沙一带不胫而走。
贺长龄十分喜爱眼前这个爱读书的青年人，得知左宗棠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以后，就将家中所藏的全部官私图书借给左宗棠随意阅览，有些书藏在楼上，他不顾自己已上了年纪，总是亲自上楼替左宗棠取书，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每次左宗棠来还书，他都耐心询问左宗棠有何心得，两人相互印证，十分默契，逐渐成了忘年之交。也就是在贺长龄家里，左宗棠阅读了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并接触到了历代大量政治实际和典章制度，学识和见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贺长龄的志向、才智以及为人处世的精神，都使左宗棠受益匪浅。
贺长龄居丧一年后，就回原任去了，但他对左宗棠的影响绝对是不可估量的。贺长龄曾对左宗棠说：“当今天下，真正的人才十分缺乏，以后千万别匆忙随意找个小官职就当，这样会委屈你的才能。要耐心等待，干那些能真正发挥你的才能的事业！”后来左宗棠时刻铭记贺长龄这句话，在数次落第、生活贫寒之际，仍旧顶住压力，拒绝出任那些卑琐的小官职，谢绝友人的多次邀请，毅然学姜子牙、诸葛亮在乡间隐居，以耕读为生，等待“天降大任”。
贺长龄离开长沙以后，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六年后，贺长龄担任贵州巡抚，曾几次写信邀请左宗棠去贵州和他共事，并以重金礼聘。但由于当时左宗棠正在安化教授陶澍的孤子，便辞谢了贺长龄的邀请。
贺长龄离开长沙的时候，他的弟弟贺熙龄仍留在长沙。贺熙龄，字蔗农，也是一位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原来担任湖北学政，也因丁忧在家，并接受长沙三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城南书院的邀请在此讲席。左宗棠在贺长龄的介绍下，进入城南书院就读。贺熙龄跟贺长龄一样，也十分看重左宗棠，后来他在一篇题赞左宗棠祖父画像的文章中提到左宗棠，说：“左季高少年的时候跟着我学习，我看他卓然自立，学习看书必有所得，行为言语循然规矩，就知道他很不同于众。”
贺熙龄在长沙住了九年，左宗棠经常不在长沙，但两人经常通信，相互学习，共同探讨国家大事。道光十九年（1839）秋天，贺熙龄准备返回京城。左宗棠和几个同学以及贺熙龄的朋友共十人会集长沙城南，为贺熙龄送行。贺熙龄到九江以后，看到月明如昼，忽然想念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左宗棠，就写了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熙龄在诗中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这简直是正大光明地给左宗棠做宣传！
贺长龄曾赞誉左宗棠为“国士”，贺熙龄又以形象生动的诗词这样赞誉他，有意无意地将左宗棠推向了经世之才、国士之士的宝座。
后来，左宗棠的大儿子左孝威出生，贺熙龄十分高兴，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左孝威，于是，左宗棠与贺熙龄一下子从师生变成了亲家。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在官场、绅士之间颇有名气，所以，凭借贺氏兄弟徒弟兼亲家的身份，左宗棠很快就成了湖南有名的才士。
中国人历来就看重学历，古代的太学生就比穷书生要高出一筹，状元、进士明显甩秀才、举人好几条街，就算到了近现代，北大、清华、哈佛、剑桥的分量也远远超过一个三流大学、二流本科。
名师像是一盏灯，所有笼罩在灯光下的学子，都会瞬间展露锋芒，亮瞎人眼。所以，孔子千里迢迢拜见老子，杨时程门立雪拜见老师程颐，当今父母不惜花费重金送儿女上名校拜名师。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
凭借贺氏兄弟这一名师高徒的身份，左宗棠人气倍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一下子成了湖南一带的名流才士。这一次拜师，可以说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拜师，却给他铸造了一道坚硬的“绝对防御”，给他树立起“国士”形象，让他在社会底层爬了起来，站成了一尊压不垮的巨人像。
不得不说，左宗棠择人的本事实在是太高明、太强悍了！
2.大树底下好乘凉，外界任何压力也奈何不了
我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何为“大树”呢？其实就是有实力、有名气、有影响力的人。
古代很多王公贵族都招募宾客，一些有识之士就纷纷前去投靠，战国时的孟尝君、信陵君号称有宾客三千。这些宾客就是冲着主君这棵“大树”去的。毕竟“名人效应”放在何时何地都是效果显著的。左宗棠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么一棵“大树”，才为“左宗棠”这三个字增添了一层“黄金甲”。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正应吴荣光之邀，在醴陵渌江书院担任山长。
巧的是，这一年，一位大人物也来到了醴陵。这个人就是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是嘉庆、道光两朝名臣。他在两江任官时，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试办漕粮海运并取得成功，整顿两淮盐政，兴办全省河工，政绩斐然，颇有时誉。
而且，他手下有一大批能人异士，像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等，其中，林则徐就是因为陶澍的提拔才从江苏布政使升任了巡抚，否则林则徐恐怕永无出头之日。
也就是说，陶澍不仅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名流，更是名副其实的爱才惜才之人，简直是名人中的名人，“伯乐”中的“伯乐”，“大树”中的“大树”！左宗棠很想结识陶澍，可惜一直缘悭一面。
但命运还是将好运悄悄送上门来了。当时，陶澍要前往江西阅兵，就请假顺路回故乡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醴陵知县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不得了，马上竭力招待，为陶澍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又特意请当地“第一学府”渌江书院的山长撰写楹联。于是，左宗棠就幸运地接到了能跟陶澍搭上线的“橄榄枝”。
左宗棠出于对陶澍卓著政绩的仰慕之情，本着尽力彰显才能打动陶澍的原则，大笔一挥，写了几副门联。
陶澍来到醴陵，住进行馆，偶尔看到厅中挂的几副门联，其中一副最得他心：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印心石屋是陶澍年轻时候读书的地方，在家乡小安石门潭边。因为潭中矗立着一块石头，如同一枚印章立于巨流之中，所以陶家的书屋就取名叫作“印心石屋”。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召见陶澍，听陶澍谈起幼年读书的事情，问起陶澍家中的印心石，亲笔为他题写了“印心石屋”的匾额。这是陶澍十分引以为荣的事情。
左宗棠的对联既表达了家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巧妙地道出了陶澍一生中引以为荣的经历，同时虽然充满赞誉之意，但措辞大方得体，毫不做作。所以，看到这副对联，陶澍十分惊喜，就问这是谁写的。知县告诉他是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所写。正如传说中一样，陶澍是个爱才惜才之人，就命知县把左宗棠请来一见。
这一见不要紧，两人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谈今论古，聊得甚是投机。左宗棠凭着聪敏过人的头脑、独特的见地和渊博的学识，很快就让陶澍这棵“大树”折服了。陶澍十分赏识左宗棠，称其为“奇才”，当他得知左宗棠次年将赴京会试，再三嘱咐左宗棠会试结束以后，不管考中没有，都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住上几天。
第二年，左宗棠会试再次落第，秋天回家时专门绕道南京，谒见了陶澍。他在总督署住了几天，陶澍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一有空暇，就跑来找左宗棠，甚至主动提出要和左宗棠结为姻亲，当时陶澍的幼子陶桄年方六岁，左宗棠的长女孝瑜五岁，两人年龄相当。
但当时陶澍已经六十多岁，左宗棠才二十七岁，且陶澍是名动天下的总督，左宗棠却只是一个乡村教师、落第举子，年龄、门第、声望都相差悬殊，左宗棠觉得实在不敢高攀，想要婉言谢绝。但陶澍却表示，左宗棠的门第名位，日后必然超过自己，至于年龄，儿女年龄相当即可，其他的都是浮云，还说自己年事已高，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驾鹤西去，到时候幼子和家事恐怕还要托付给他。最终，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
左宗棠前被陶澍奉为座上之宾，后受陶澍屈尊结亲，这份殊荣简直人神共愤，羡煞旁人！如果说拜师贺氏兄弟只是左宗棠尊师重道、用心求学的表现，让他在湖湘一带扬名立万；那么受到陶澍的再三礼遇，就是左宗棠走向成功的最好捷径。从此，左宗棠以一介布衣成了名动天下的奇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爱才惜才的官员们的青睐和瞩目。
第二年，陶澍死在南京任所，他的家眷回到家乡湖南安化。陶家家产丰厚，而陶桄只有七岁，孤儿寡母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家业。于是，作为陶家亲戚、左宗棠老师的贺熙龄，就邀请左宗棠去安化陶家教陶桄读书。
左宗棠于是来到安化坐馆授学，一去就是八年。这八年里，虽然陶澍早已不在，但左宗棠仍受陶澍的“庇佑”，他一边教授陶桄，一边兼任“总管家”帮助陶夫人处理陶家事务，一边在陶家藏书楼中孜孜不倦地饱读诗书。
陶家藏书很多，天文、地理、历史、军事等等，应有尽有。左宗棠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进一步了解了世事和政治得失，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收获良多，为他日后战场用兵、勤政为民，成为丰功伟绩的神一般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陶家有一套《图书集成》，正对地理、军事等感兴趣的左宗棠从其中找到《康熙舆图》《乾隆内府舆图》，细心考察研究，对其加以考订修改。
后来，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时，一位俄罗斯人带着一张《康熙舆图》来访，自以为是地夸耀自己对中国地理如何如何了如指掌。左宗棠就拿出《乾隆舆图》考问他，结果这个自以为是的“中国通”顿时羞得面红耳赤，再也不敢在左宗棠面前夸耀了。
除此以外，陶澍做了几十年封疆大臣，不仅收藏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书籍，而且还有大量上谕和奏折，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得到的宝贵资料。左宗棠坐馆陶家时，这些书籍、资料随便他翻阅。早在弱冠之年，左宗棠就仔细研读过《皇朝经世文编》，在陶家时，他结合各类有关盐、漕诸策以及《艺舟双楫》等书，仔细研究清朝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有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从政以后，这一时期的广泛涉猎和研究使得左宗棠对地方治理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左宗棠的一生，都以“做事”著称。但不得不说，他的这一作风跟他人生中几棵重要的“大树”对他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人就是陶澍。陶澍生前所做的可能只是帮助左宗棠提升了几分人气，但他死后留下的大量藏书，却为左宗棠打开了一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门。
正是在这里，左宗棠丰富了自我，了解了当今局势，掌握了军事、经济、政治、边防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而正是这些知识，奠定了左宗棠日后丰功伟绩的基础，让左宗棠成为真正为国为民做事之人，再强大的外界压力也奈何不了他。
3.借助贵人力量，仕途之路顺风顺水
有些人只会傻傻等待好运自己降临，事实上，有时候，好运的降临需要“贵人”的相助。左宗棠就十分懂得抓住“贵人”这双能带自己飞翔的翅膀。
提到左宗棠生命中的贵人，就不能不提林则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天，林则徐因病卸任云贵总督职位，返回福建老家，途经长沙，舟靠湘江岸边，就想起左宗棠来，于是派人送信到柳庄约请左宗棠前来相晤。林则徐一直都是左宗棠所仰慕的伟人，但左宗棠却从没想过会得到林则徐的邀请，所以一接到消息，左宗棠兴奋异常。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人之间就有一段曲折却有趣的“交往”。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大义凛然，展现了一个抗敌英雄和爱国将领的伟大形象，深得人们的钦佩和尊敬。当时左宗棠正处于青年时代，他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以及陶澍、胡林翼等人口中了解到了不少有关林则徐的情况，后来在安化陶家坐馆，读到陶澍与林则徐的往来书信，加深了对林则徐的了解，更对这位有学问、有能力、有操守的大人物充满敬仰之情。
道光二十八年（1848），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当初被迫遭撤职流放的林则徐已经官复原职，当上了云贵总督。那时候，左宗棠的老朋友胡林翼正在林则徐的手下当差，担任安顺知府，他就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是湘中“第一奇才”。林则徐马上命胡林翼请左宗棠来任职，由于左宗棠当时家事缠身，只好婉言辞谢。但林则徐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世外奇才了。
这一次，林则徐因病告退还乡，途经湖南，停靠湘江岸边，引得湖南文武官员纷纷赶来拜会，但林则徐却独独邀请了左宗棠相晤。
两人一会面，相见恨晚，在舟中秉烛夜谈，从天下大势，谈到东南海防、西北塞防，从新疆治理谈到当今天下人物，甚至对朝政腐败、吏政不修、人才凋敝发出了共同的感慨。
特别是谈到新疆问题的时候，林则徐将自己遣戍新疆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倾囊相授，提出了很多实用的治理意见，并把自己在新疆积累的全部资料送给了左宗棠，包括地理、边防以及俄国动态等等，把西定新疆、抗击俄人的希望寄托在了左宗棠身上。
这是左宗棠生平第一次见到林则徐，也是唯一一次，但这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林则徐对新疆问题的见解以及资料，为左宗棠日后收复西北、经营新疆、抗击外国侵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日后左宗棠能够顶住朝堂内外的各种压力，立功西北，林则徐的帮助功不可没。同时，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让左宗棠的大名更加远播。
第二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占领了几个县，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朝廷再次起用林则徐，让他前往广西镇压叛乱。林则徐到达广东潮州时，突染疾病去世，临终前，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代写遗折，向朝廷再三举荐左宗棠。虽然林则徐的举荐并没有成功，但左宗棠的大名再一次让朝堂之人如雷贯耳，这也为左宗棠以后在重重压力下仍能被破格提拔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左宗棠的第二个“贵人”毫无疑问就是张亮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湖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把湖南的封建统治秩序搅得乌烟瘴气。咸丰二年（1858），清政府任命云南巡抚张亮基为湖南巡抚。
张亮基，字采臣，江苏铜山（今徐州）人，道光年间的举人。他是一个十分有作为的官员，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时，他深得林则徐青睐，与胡林翼并称林则徐的左右手。张亮基到达湖南以后，认识到湖南局势严峻，凭借那些只会玩笔杆子的文臣根本无济于事，所以迫切寻求人才以备顾问，协助他处理军政事务。于是，在胡林翼的牵线搭桥下，张亮基成了左宗棠正式步入仕途、进入政界的第一个“伯乐”。
在张亮基的幕府中，左宗棠以抚署幕宾的身份为张亮基出谋划策，张亮基则将全部军事委托给左宗棠。就这样，乘着太平军掀起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以及张亮基这一“贵人”的慧眼如炬，左宗棠终于在重重压力下，被推向了历史舞台。
这是左宗棠初试身手，但却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他为张亮基献计献策，先根据太平军主力聚在长沙城南，背靠湘江，献计断绝太平军粮食补给和西进之路，将太平军全歼。但由于清军将领畏敌不战，拒不遵命，计划最终泡汤。
接着，左宗棠迅速调整计划，依靠优势炮火死守长沙城，太平军连攻近三个月，都未能攻克，最后太平军不得不暂时放弃长沙城，挺进湖北。到此为止，虽然左宗棠全歼太平军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却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军事才识，引得天下之人刮目相看。
之后，张亮基调任山东，想要邀请左宗棠跟自己一起前往。但左宗棠不愿离开老家，就回到白水洞家中继续归隐。然而，由于张亮基这一“贵人”的帮助，此时的左宗棠才能尽显于世，已经无法掩饰其灼灼光华，再次出山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与湘军水路两军展开决战，几次较量，清军节节败退，湘南巡抚骆秉章十分害怕，先后三次派人请左宗棠出山相助。于是，左宗棠在第三个“贵人”骆秉章的数次请求下，再次接受礼聘，进入湘抚幕府。这一次，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6年的幕宾生涯，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都一手包办，几乎成了半个巡抚。也正是因此，身为幕宾的左宗棠不仅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展示出了整饬吏治、调理财税等方面的卓越才华，越来越受到高层人士和其他官员的关注和青睐。
骆秉章的信赖和提拔，让左宗棠在政界声名鹊起。咸丰五年（1856），浙籍御史宗稷辰在上书举荐人才时，把左宗棠列在了第一位，他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比不下于胡（即胡林翼）、罗（即罗泽南）。”事实上，宗稷辰从未见过左宗棠，跟左宗棠没什么交情，只是听说左宗棠的所作所为，爱才惜才之心突起。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的功劳，清政府赏赐左宗棠戴花翎，出任兵部郎中。同年，胡林翼又上奏举荐左宗棠。左宗棠一下子成了朝野上下竞相瞩目的人物。
左宗棠只是一个普通人，对于很多事情都跟其他人一样无能为力。但他知道，偏偏就有一些人，能够帮助他完成自己所做不到的事，这种人就是“贵人”。在依靠科举选仕的封建社会，像左宗棠这样的落第举子、穷酸书生，成功是很艰难的。的确，有些人没有钱能够白手起家，有些人没有地位也能扶摇直上，但没有“贵人”，这些人也绝对不会有所成就。成就霸业需要“贵人”，成功需要“贵人”，左宗棠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冲破重重枷锁和压迫，成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继而封侯拜相，靠的就是贵人的扶持和推动。
左宗棠聪明吗？的确。毕竟所谓的扶摇直上，也要靠风来倚托，成功的路上自然就不能缺少“贵人”这一必备加速剂。借助“贵人”的力量，可以减少前进的阻力，降低外界环境施予的压力，何乐而不为呢？
4.与知己相互提携，人生无所畏惧
左宗棠的一生，都离不开“贵人”相助，朋友相帮。而提到左宗棠的朋友，就绝对不能不提左宗棠的“一生真知己”——胡林翼。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林翼的名声远远不如左宗棠和曾国藩等人，甚至有的人认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大事，也就是镇压太平军。
事实上，这个人是绝对有功于中国近代史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推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人。他才华横溢，胆识过人，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这使他十分看重“人才”。在当时，他被人们称为“荐贤满天下”，可见他推荐人才之多。其中，最杰出的两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和左宗棠。正是因为他的极力推荐，左宗棠才冲破重重压力和阻力，踏上政坛，展开他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一生。
胡林翼，字润之（咏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之后受到陶澍赏识，招为女婿。陶澍出任两江总督时，胡林翼跟随在侧。当时，林则徐正在陶澍手下担任江苏布政司一职。林则徐比胡林翼大了二十多岁，但两人相交甚笃。胡林翼十分佩服林则徐的人品学问，就向陶澍大力举荐他，终于促使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逐渐将林则徐推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胡林翼与左宗棠的关系十分复杂：两人的父亲曾一同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谓世交；左宗棠与胡林翼都是贺熙龄的学生，所以又是同学；后来左宗棠与陶澍结为姻亲，和胡林翼也就成了亲戚，之后胡林翼的妹妹又嫁给了左宗棠的侄子，俩人亲上加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两人互为知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左宗棠跌宕起伏的“升级”过程中，胡林翼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与胡林翼第一次见面。这年正月，左宗棠到达京都参加会试，顺便来胡家拜访，两个才华横溢、笑傲群雄的人物正式会面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古论今，臧否时事，对朝廷之腐败、官吏之无能、列强之压迫痛心疾首，更对各地此起彼伏的闹事和人民生活深感忧虑。两人谈得过于投机，几乎通宵达旦，连床夜话，却仍觉得不过瘾。
后来，胡林翼率先步入政坛，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三次落第，前半生大都处于蛰伏之中。俩人之间的境遇差别越来越大。但作为左宗棠的知己，胡林翼很清楚左宗棠是难得的人才，所以从未停止过对左宗棠的关注和举荐，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企图将左宗棠拉出来，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共同创建一番伟大事业。
胡林翼的确如他自己所说，是左宗棠“一生真知己”，他对左宗棠了解颇深，知道左宗棠绝非“池中物”，虽然深处泥潭，但内心仍渴望摆脱穷困潦倒的窘境，出仕为官，一展才华。他曾在写给郭崇焘的信中这样评价左宗棠：“横栏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倘事经阅历，必能日进无疆。”他认为左宗棠是普天之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只要经过一番阅历，就能日精月进，前途无量。
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在其手下担任贵州知府，他就趁机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林则徐对左宗棠早已有所耳闻，又看到胡林翼如此推崇左宗棠，就命胡林翼邀请左宗棠到自己手下做事。然而，当时左宗棠家事缠身，不得不拒绝林则徐的美意。但林则徐却开始关注左宗棠，在因病告退回乡时，途经湖南，还特意派人请左宗棠前来会晤，之后也向朝廷大力举荐左宗棠。
之后，胡林翼又将左宗棠推荐给湖广总督程鹬采，但未被录用。再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湖南陷入了危机局势，湖南巡抚张亮基大力寻求人才，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镇压起义。胡林翼马上向张亮基大力推荐左宗棠，称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才品超冠等伦”。张亮基大喜，三次派人去请左宗棠，但左宗棠一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答应。这时候，胡林翼的信起了关键作用，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张公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肝胆血性，必能成事，林文忠公（即林则徐）十分赏识他。他是跟文忠公一样杰出的人物。你生平最佩服文忠公，为什么不接受邀请，跟张公一起共事呢？”他又表示，如今家乡祸在眉睫，生灵涂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身为一个胸怀天下之人，怎么能够独善其身，看着家乡衰败，更何况如果湖南被太平军占领，他的柳家庄也不可能保住。胡林翼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左宗棠，左宗棠终于同意出山，进入湘幕。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出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左宗棠逐渐走进政治阶层，迈上了建功立业的道路。
不得不说，这一切都归功于胡林翼。如果不是胡林翼大力举荐，左宗棠很难说会受到张亮基的青睐，如果不是胡林翼一封发自肺腑的书信，左宗棠可能仍然蜗居在小小的柳家庄，他冲破压力破茧成蝶的那一天还要更遥远。
几年以后，左宗棠因为“樊燮事件”遭受陷害，几遭不测，又是胡林翼连同郭崇焘等人挺身而出。胡林翼几次冒死疏荐，并写信给多位友人，托他们向朝廷疏通。这使得咸丰帝十分重视这件事，咸丰帝早就听说左宗棠这个人了，如今看到这么多人保荐他，就想了解下他的情况。咸丰六年（1856），胡林翼再次专门写奏折举荐左宗棠，他说左宗棠才学过人，精通兵法、政治，陶澍和林则徐都称他为奇才，宗稷辰也多次举荐他，这人的确是不多得的人才。
咸丰帝看到奏折以后，就询问骆秉章的意见，是否可以让左宗棠前去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但由于当时湖南军事紧急，骆秉章不肯放他走，就上奏将他留在湖南幕府。
之后，胡林翼再次举荐左宗棠，潘祖荫、曾国藩等人也纷纷保荐，于是，咸丰帝决心破格起用左宗棠这个没有“文凭”的人才。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下诏，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从此，左宗棠正式踏上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走上了政治舞台。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胡林翼又从中斡旋，促使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三人形成了“铁三角”，共同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胡林翼不仅在仕途上多次为左宗棠“开路”，在生活上也不断给予左宗棠帮助。左宗棠隐居乡间的时候，有一年灾荒歉收，家中粮米无存，而能够典当的东西又都被典当光了，眼看就要喝西北风了。这时候，胡林翼从贵州派人送来了一笔钱，解了左宗棠一家的燃眉之急。
我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已足矣”，如果有胡林翼这样的“真知己”，的确是“已足矣”。在这一点上，左宗棠是幸运的，也是明智的！他与胡林翼不仅是患难生死之交，更是拥有共同抱负和理想的“真知己”，所以，胡林翼发达以后，才不辞辛劳地为左宗棠铺路，不断提携左宗棠，共同飞黄腾达。
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病危。得知这一消息，左宗棠连忙派人前去探望，并送药物给他。但此时胡林翼已经病入膏肓，没多久就去世了。这对左宗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身在军中，他无法亲自前去吊丧，就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祭文。祭文结尾写道：
悠悠我思，不宁惟是，交公弱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偏？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研……有酒如兹，有泪如丝，尽此一哀，公其鉴兹。
三十年的交情，对他帮助巨大，也难怪左宗棠会伤心至此。就连曾国藩读到这篇祭文，也忍不住感叹：“祭润帅文，愈读愈妙，哀婉之情，雄深之气，而达以恢宏之气。”
5.精心下妙棋，方能化解压力
商场上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很不幸地，左宗棠虽然没有从商，却也有不少“冤家对头”，他们不时上奏弹劾他，阻挠他，不断给他施加压力，企图以此压垮他。其中，最著名、最耐人寻味、最扑朔迷离的，当属曾国藩。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湖南同乡，两人年纪相仿，但左宗棠蛰居乡间几十载，曾国藩却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出仕为官。
后来天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奉命前往湖南筹办湘军，当时左宗棠正在张亮基幕下，于是两人就有了交往。曾国藩凭借镇压太平军有功逐渐发达起来，督两江，领四省，搜罗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幕僚，被称赞为“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人气直线上增，稳居当朝人气榜首。而左宗棠虽然是落第举子，却凭借在骆秉章幕府中的所作所为名满天下，成了朝中内外的人气新秀。于是，两人便有了一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樊燮事件”遭人陷害，最后在胡林翼等人的力保下才大难不死。之后，他离开骆秉章幕府，准备前往京都参加会试，但最后接受胡林翼的意见，转去英山与胡林翼一聚。当时，曾国藩正驻军在安徽宿松，准备进军安庆，听说左宗棠去了英山，就派人把他请到宿松，共商军事。
不久，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专门向他询问：“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曾国藩虽然与左宗棠性情、脾气不相投，但救国为民、立功建业的抱负却是一样的，所以交情颇深。左宗棠被诬陷时，曾国藩对其十分同情，只是因为他习惯了明哲保身，害怕惹祸上身，所以一直未曾出面说情。
这时候，看到咸丰帝态度忽然转变，曾国藩欣喜若狂，马上上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唯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咸丰帝接到曾国藩等人的奏折以后，终于下定决心起用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五月，咸丰帝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
这算是左宗棠正式入仕的开端。如果说左宗棠的“一生真知己”胡林翼的多年提携使左宗棠迎来柳暗花明，那么曾国藩的举荐就是锦上添花，助其一臂之力。
曾国藩这个人过于小心谨慎，所以他往往不敢雪中送炭，但当左宗棠投靠到曾国藩麾下以后，曾国藩却是毫无私心地竭尽全力为左宗棠创造机会，帮助左宗棠取得成功。
当时，清政府有意将左宗棠调往四川督办军务，但曾国藩出面婉言谢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他觉得左宗棠是独当一面的帅才，不可久居人下，而调往四川只会长久寄人篱下，实在不是长久之计。等到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开始着手处理浙江问题，于是，他趁机将左宗棠调往浙江，使左宗棠“自立门户”，拥有了进一步大展拳脚的机会。左宗棠也的确没令曾国藩失望，不断立下战功，俩人双双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
在所有人的眼里，曾国藩与左宗棠几乎就是“晚清双璧”，他们各统一军，相互配合，双剑合璧，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两个人中龙凤，既然不是敌人，又是从合作开始交往，那么必然应该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称兄道弟。然而，当大局已定，太平军覆亡、金陵沦陷之际，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却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却又令人十分生疑的大事——两人反目成仇，也就是轰动一时的“曾左交恶”事件。
天京城攻陷以后，左宗棠和曾国藩就洪秀全的继承人幼主洪天贵福的下落分别作了汇报，然而，诡异的是，两个人的汇报竟然大相径庭，于是，两个人开始交恶。
当时，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伪幼主洪天贵福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于是向朝廷奏报说攻克金陵，所有反军已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洪天贵福已积薪自焚而死。谁知一个月后，左宗棠上奏说洪天贵福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湖州。
正巧李秀成的招供中也说曾经保护幼主出城，只是后来走散。这样一来，就证实了洪天贵福的确已经逃出，慈禧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严厉地批评了曾国藩，命他尽快查明。
曾国藩向来小心谨慎，平生自认以诚信为本，而左宗棠的奏报，分明是在指责他欺君罔上。所以，向来以恭谨自持著称的曾国藩大胆地顶撞了朝廷，上奏反驳：“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纠参。”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曾国藩这段参奏明显是在针对左宗棠。左宗棠也毫不示弱，马上针锋相对，上疏自辩，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罔上嫌疑，并表示应该公事公办。
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两人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当时，满朝上下，都从他们的奏折中嗅到了前所未有的火药味。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就此毁于一旦。
清朝廷从两人的奏折中看到两人的矛盾，高兴之下，大力表扬了左宗棠，也不追究曾国藩的责任。后来，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抓，曾国藩也不再说什么了。但此后，两人几乎断绝往来，各自建功立业。
然而，很多人还是从两人的发展轨迹中寻到了可疑的蛛丝马迹。从性格来看，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讲究个人修养，平素小心谨慎，为人较为圆滑，很少做得罪人的事；而左宗棠为人狂傲，性格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言辞辛辣，很容易得罪人。两个人合作多年，锣不对鼓、板不合腔的时候肯定不少，的确难免积累嫌隙，天长日久，等到洪天贵福事件时突然爆发。所以，两人交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像是两人合演的一出戏，因为这次“失和”实在有太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两人都是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过往交情颇深、彼此提携，怎么可能会因为一次错报军情就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相互攻讦？
其次，杭州与金陵情况不同，以曾国藩的水平，怎么会低级到拿这两者相互比较？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人每次上奏，必然会将奏折底稿相互抄送，既然是抱着断绝往来的心态彼此争论，又何必多此一举？
最后，金陵是曾国荃攻克的，谎报军情的罪魁祸首也该是曾国荃，但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却与曾国荃一直关系友好，互帮互助。
以上种种，都不得不让人怀疑，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的真相。时到今日，恐怕更多人都更愿意相信，这是两人的一出“双赢”戏码。因为太平军覆亡以后，湘军失去了利用价值，根据历史多个剧本来看，迎接身为首领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应该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毕竟，两人都是成大事者，又都手握重兵，一旦联起手来，对于风雨飘摇、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实在是再大不过的威胁了。此时，明哲保身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两人反目，相互掣肘，一起实现“双赢”。
无论何时何地，“双赢”都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黄金法则。左宗棠与曾国藩初交之时，相互合作，共同平定太平军，这是“双赢”；功成名就之际，两人合演一出“失和”大戏，打消了“老板”的疑虑和猜忌，双双实现了封疆拜侯的目标，这是“双赢”。不得不说，左宗棠这步棋走得高明，走得绝妙！
走在人生路上，可能要遭遇很多压力。就像左宗棠，成功前夜，要遭受胜败的考验、老板的压迫；成功之后，要忍受同事、老板的猜忌和攻讦。他所遭受的压力实在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懂得“双赢”的理念，会在适当的时机，与合作者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从而顶住八方压力，彼此得到优惠和利益，使合作结果皆大欢喜。
6.会用人，才能扛得住站得稳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是否会用人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左宗棠不善于交际，没有长袖善舞的本事，更不肯屈身大肆招揽人才，相对于同时代的曾国藩而言，他的手下可谓是人才寥寥。
但左宗棠并不为此而担忧，因为他善于任人唯贤，虽然手下人才凋敝，却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做事效率高、成果显著，左宗棠仅仅凭借这寥寥兵将，就铸造起了一座“抗压”性极强的防护甲！
左宗棠刚刚出山为官时，在长沙城南金盆岭建立了楚军，共设四营、四总哨。为了训练他们，左宗棠招请了崔大光、罗近秋、黄少春等旧将弁担任营、哨军官。之后，左宗棠又挑选了一些勇敢朴实的精兵，作为精锐部队，担任亲兵，分成八队。楚军逐渐扩大规模，很快就达到了五千多人，以王开化总管全军营务，刘典和杨昌浚为副手，一部分老湘军也收入楚军，由王开琳统领。左宗棠第一次实战，就是凭借这几个将领赢得了开门红！
当时，太平军气势正盛，占领了大片地区，于是，清王朝派遣左宗棠率领楚军前去跟曾国藩会合，联手镇压叛乱。
左宗棠率军走到半路，听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徽州，只好改道从南昌经乐平，进驻江西的东北门户景德镇。左宗棠前脚刚到景德镇，后脚就有一支太平军从广东进入了江西南部地区，准备一举拿下景德镇。左宗棠马上调兵遣将，先派遣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前去击退太平军，并乘胜追击，接着派出王开化、杨昌浚在半路截击。结果，太平军在左宗棠及其部下的围追堵截下败得一塌糊涂，狼狈而逃，左宗棠乘胜收复了德兴、婺源两大要地。
这一战，左宗棠的计谋的确令人惊叹，但之所以能够取胜，更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左宗棠用对了人。若是换了当时一些只会纸上谈兵或者玩笔杆子的庸才将领，左宗棠的计策再高明，恐怕也难以取胜。在日后的征战中，左宗棠继续发扬这一优良品质，任人唯贤，才一次次冲破压力的枷锁，稳稳站成一尊不倒的神！
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在绍兴失守以后，被迫退居杭州、余杭一带，由听王陈炳文和归王邓光明据守杭州，康王汪海洋据守余杭，总兵力十万之多。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带领楚军三万余人，攻取杭州重镇。就兵力来说，左宗棠与太平军，简直小巫见大巫。
然而，左宗棠虽然人数偏少，却个个都骁勇彪悍，士兵锐气十足，兵将团结一致，再加上左宗棠的谋略，胜算大大增强。
左宗棠分析形势以后，派遣刘典、王文瑞带领一万人马进入安徽，防止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南下偷袭楚军后路；又派蒋益澧率一万余人进攻富阳，直逼杭州；剩余军队分别部署在新城、桐庐、绍兴等地。各位将领领命而去，分别率领大军逐渐向杭州逼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