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梁”正了，整体水平才会响当当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上梁不正下梁歪”。
把它用到管理中，就是说下属的品行不端、违纪犯法，全在上司的督查不严，或上司本身就在这些不良行为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所以，左宗棠提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也就是说，想要整顿贪赃枉法的不良风气，振兴吏治，首先上司就要做到“精神贯注”。
那么，何为“精神贯注”呢？是不是只要严厉督查，严格办理不法行为就行？当然不是。其关键是上司要起到表率作用，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多，而转移自速也”。
在左宗棠一生带兵治军的过程中，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始终贯彻着“精神贯注”的原则，以身作则，打造出了一支震撼中外的精锐之师。而正是在这一方针下打造出的这支精锐之师，成为了左宗棠的强有力后盾，让他在晚清惊涛骇浪的巨大压力下，昂首前进，丝毫不曾动摇！
初入官场时，左宗棠为了镇压太平军，率军进入浙江。在这片战场上，左宗棠第一次真真正正地以主帅身份开始战斗！左宗棠斗志昂扬，决定抓住机会，彻底摆脱前半生不堪的命运，在战争的危机压力中迅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凭他一个人的能力根本做不到，唯有依靠身后的部将，他才能够粉碎压在肩头的压力，取得最后的成功！
于是，如何激发部下的斗志，让他们跟随自己义无反顾地征战沙场，就成了左宗棠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左宗棠不愧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他身先士卒，给部下树立了一个视死如归的榜样，每遇大战，都和僚佐一道头裹布巾，靴中别刀，一马当先地奋勇杀敌。
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左宗棠也没闲着，仍旧不辞辛劳地亲力亲为处理公牍文书。这一切原本是左宗棠的分内之事，但落在部下军士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意味，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官员，而是一个可亲可敬、值得誓死追随的领导者，再去战场厮杀之时自然而然更加奋勇！
咸丰十一年（1861）夏天，太平军攻占建德，进而逼近景德镇，左宗棠得知以后，马上调兵遣将赶去救援。他率军从兴安冒雨行军7天，刚一到达乐平，就立即投入战争，表现出高度的牺牲精神。左宗棠麾下的将士们深受感动，纷纷奋勇杀敌，终于在数次战争以后，夺回了景德镇、乐平等重要城镇，化解了一次严重危机。
升为闽浙总督以后，左宗棠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闽浙总督3年，他只有12天住在总督府署，其余时间都跟将士们一同在军帐中度过。不仅如此，他生活俭朴，不许部下给他特殊待遇，总是跟将士们同甘共苦，只有在宴客的时候才会吃一点海菜。
奉命出征新疆期间，军费开支巨大，国库供给有限，左宗棠不得不向洋行借款以充军资。虽然借款总数高达一千多万两白银，但对于旷日持久且兵多将广的西北战事来说，根本不够。但是由于这笔借款利息非常高，堪称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不能多借。所以，西北军营仍然十分艰辛，将士们时常忍饥挨饿，遇到生病负伤，更是苦不堪言。然而，将士们仍然毫无怨言，全都咬紧牙坚持着，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拼死厮杀。究其原因，仍然是左宗棠以身作则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时，有位叫福克的德国人，在上海开设洋行。他曾为左宗棠经办购买德国的织呢、开河等机器，运去甘肃应用。光绪六年（1880），福克与奥国人满德以及一位席姓翻译从上海来到哈密，专门去拜访左宗棠。由于他们曾帮忙购买过机器，德国又还没有跟中国动武，左宗棠对他们很有好感，不但把他们迎为上宾，请他们住在大营中，还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吃饭喝酒聊天。
后来，福克写了一篇《西行琐录》，记载了左宗棠当时的一些生活情况：左宗棠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先到菜园里眺望一会儿，在菜地里走走，活动活动筋骨，顺便查看一下蔬菜的长势；然后回营房，马上接见部下，商谈工作；谈完工作以后，他就跟部下们一同吃饭；早饭结束以后，就开始批阅各方公事，草拟奏折，回复来往信件等，除了吃午饭，就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点钟；吃过晚饭就跟营务处人员谈天，直到深夜才就寝。
在福克的记录中，左宗棠几乎是把一切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福克对此钦佩至极，他说：“左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其眷属家人多未带至任上，惟一人在塞。老臣蹇蹇，砥柱中流，不特清廉寡欲，硕辅朝廷，凡一切爱民敬事之诚，尤旷代所罕见也。”对于左宗棠为部下将士树立的爱国、爱人民的精神，福克也赞叹有加：“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爱民犹如赤子，属员禁绝奢华，居恒不衣华服，饮食不尚珍馐。如此丰功伟业，犹不改儒生气象！”
事实上，左宗棠不仅仅在新疆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戎马生涯，他始终坚持以身作则的原则，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让家眷随行在侧。除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职福州时，周夫人曾去福州督署暂居过数月，其余时间他始终都是一人住在军营中，跟将士们同吃同睡。后来，周夫人去世，几个儿子轮流来到军营陪伴他，张夫人又携带幼子和孙儿前来照顾他，但也不过短短数月，之后左宗棠率军前往哈密，便让张夫人返回老家。
在当时，朝廷腐败不堪，从大员到地方官员，无不奢侈淫靡，姬妾满堂，生活腐败，而左宗棠却偏偏“独辟蹊径”，生活俭朴、严格律己如斯。这种以身作则的管理方式，理所当然地培养出了一支精锐之师，成为左宗棠顶住压力的坚挺脊梁！
孔老夫子曾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想要锻造出一支能帮助自己乘风破浪的精锐之师，作为管理者，就必须拥有以身作则的基本素质，要属下做到的事情，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样才能起到带头作用。
希望你的属下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你就要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首先达到这一标准。压力面前，谁都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够给自己以支持，帮助自己顶住压力，铸就辉煌。但这不是单纯地祈祷就可以的。
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左宗棠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他无时无刻不端正自身，做出表率，成功地提高了整支队伍的整体水平！身处“高气压”旋涡时，不妨学学左宗棠，这样，即便你不下命令，你的部下也会自觉地行动起来，跟你一起在压力中爆发！
2.会管理，为自己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左宗棠带兵多年，在管理上很有一套！选用人才时，他颇为严格，宁缺毋滥，而在实际管理中，他又非常善于安抚人心，十分受部下爱戴。这种严格与安抚并行的管理方式，让他在带兵打仗、任职地方时毫无压力！
左宗棠对人才的考核，曾概括为一句话：“吾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此中自谓稍有分寸也。”这句话完全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一流行用人原则的升级版，在用人管理上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所谓“察人颇严”，就是指对人才的考核要严格，不能草率地敷衍了事；“用人颇缓”则是“察人”的必然结果，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才能授以重任，这跟我们常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异曲同工之妙；“信人颇笃”就是选才的结果，既然已经考察结束，确认要任用他，那就应该对他笃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支持他，这也是左宗棠用才、容才的核心思想。
晚清的官场沿袭了中国古代官场上的传统风气，大员和地方官员都大肆任用亲信，排除异己，培植势力，为“前途”为“后路”做好了一切准备，对于贪赃枉法之人，自己人就能包庇就包庇，不能包庇也要想办法包庇，从上到下一派乌烟瘴气。左宗棠最看不惯这种做派，他坚持着“凡属官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具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对原有官员“除贪鄙，吸烟（鸦片）及全无知觉运动之人断不宜用外，余皆随才器使”。
在这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左宗棠将“察吏”与“课吏”结合起来，不但在接见部下时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还时常派遣密员明察暗访，了解基层人员的意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以后，左宗棠就会果断地革去那些贪庸之官的职位，同时大力举荐那些品行兼优、廉干朴勤、政绩卓越的官员。我们来看下左宗棠在考察官员后给出的评论和处理：
淳化武生李振基因压回民而被“讯决”；库车阿奇木阿卜都拉，“勒索缠民一千两”，被“斩决枭首”。
左宗棠以“才品猥鄙” 参掉澧州知州吕裕安；以“心地糊涂”参掉芷江知县王士伦；以“才质昏庸”参掉黔阳知县张佐清；以“居心污鄙”参掉道州知州陈敬曾；以“舆情不协”参掉署桂阳知县陈济钧等人。
同时，左宗棠称属湘乡知县朱孙诒“勤干廉明，民心畏慕”，武陵知县胡墉“守洁才长，政声素著”，署道州知州王揆一“颇有循声，民情爱戴”，前永州府知府嘉端“操守谨严，老诚朴实”，等等。
可见，左宗棠对选才、用才的考察有多么严格。对于他认为昏庸无能的官员，他一概不用，就差直接找上门建议他们卷铺盖回家抱孩子去了。而对于他认为好的官员，他也是公证准确地给予评价，言之有据，丝毫没有夸大其词。
左宗棠任用刘典是在楚军初办之际，这时候，左宗棠刚刚步入军政界，正处于最容易用人失误的时期，朝廷内外各界人士都紧盯着他。就在这样的镜头聚焦下，左宗棠淡定地把宁乡县候选训导刘典调入楚军任营务处副总领。
副总领这个官并不小，让一个候选训导担任，大家忍不住猜测：左宗棠没吃错药吧？左宗棠完全不理会惊愕交加的目光，没过多久又上奏朝廷让刘典帮他筹划军务。敢如此重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左宗棠不可谓不大胆，但他却绝非毫无根据。事实上，正式起用刘典之前，左宗棠早就对刘典进行了漫长而精细的考察，这从他的奏折中就看得出来：
其（刘典）为人刚明耐苦，廉干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气。然性稍偏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亦以此常见忤于人。
从这份奏折里，我们能够了解到刘典的为人、性格、军事才能等，可见左宗棠对他的考察有多到位、多全面、多严格。在楚军的建立过程以及此后的军政生涯中，左宗棠始终贯彻这一原则，他手下的大将、官员几乎都是在经过严格的考核之后，才委以重任。
至于安抚，毫无疑问，左宗棠纵横军政数十载，能够顶住无数巨大压力，创下令人惊叹的辉煌业绩，靠得不仅仅是对人才的严格考核，还有安抚这一强大的秘密武器！
安抚，很多上司都会说，但却不一定会做。特别是在晚清时期，官场腐败成风，“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将领，其数量远远超过“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将领。即便有些将领善于作秀，时常在部下面前扮演爱民如子的好领导形象，但由于并非出自真心，往往无法成功地收买民心和军心。左宗棠则截然不同，在地方为政就真心关爱百姓疾苦，统兵打仗又是真诚爱兵的好统帅。
左宗棠年轻时赴京会试南归经过扬州，在江边吃了一碗鸡汤面，当时旅途颠簸，他正饥肠辘辘，一碗面下肚顿时觉得精神饱满，鸡汤面的味道也就变得格外美妙了。此后他辗转各地，仍然时常想起扬州鸡汤面。西征之时，有次他去瓜州阅兵，特命犒赏所有将士每人两碗鸡汤面，并特别嘱咐由他私人“埋单”。
他对将士们说：“古来名将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你们都多年跟随我南征北战，备尝艰苦。现在有好吃的，怎能不和你们共同分享呢？”两碗普通的鸡汤面虽然是小事，但左宗棠关爱将士、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作风，却让将士们感动不已。
后来，左宗棠的爱妻身体不好，左宗棠得知她为了省钱而“不服补剂”，就叫儿子们“有所窥”，“省却闲钱”，给爱妻买药物，却也不肯多往家中寄银钱。他在家书中写道：“兵已缺饷七月，我岂可多寄银归耶？”他考虑的是士兵已经缺饷七个月了，他的薪银要拿来补贴军饷，而不是供养家人！
当清军久攻金积堡不下，屡次受创，大将刘松山也阵亡，其侄刘锦棠接任之后，报仇心切，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叔父报仇。但左宗棠却不愿拿将士们的性命做赌注，毅然决然阻止了刘锦棠，命令刘锦棠由原来的进攻改为“先图自固”，“如实不能支，不能不做退军之计。则须通盘筹划，分先后、分去留，不可一并行动”。
古往今来，这样真心关爱将士、与他们同甘共苦的上司有几个？也正因此，在收复新疆的艰难岁月里，军费开支巨大，国库难以支撑，拨下的饷银总是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军营粮草极度紧张，将士们时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却也没有一个将士对左宗棠有所怨言！不仅如此，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左宗棠冲锋陷阵，心甘情愿为他去死，成为帮助左宗棠撑起一方天空、顶住巨大压力的坚实脊梁！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核心都是人，想要管理人，就不能死板地一味坚持严格或者盲目安抚，而应该好好向左宗棠学习，严格考核，适当安抚。我们吸收人才、选用人才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帮助自己顶住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种种压力，所以在选用人才时必须严格把关，否则压力未至，内部先乱，岂不是得不偿失？而在之后的管理中，就不得不适当安抚，只有爱民如子、爱军如子，你的部下才能真正地为你所用，心甘情愿为你赴汤蹈火，帮你顶住八方压力！
3.一碗水端平，大伙儿才会与你同心同力
将一碗水端平，是左宗棠管理的一大秘诀。他很清楚，他手下的“员工”和老百姓对他的要求并不高，很容易得到满足，只要他这个管理者做到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准确客观地评价员工的表现，公允地处理各种纠纷和冲突，他们就会很愿意服从自己的管理。
奉命西征之时，西北的道路崎岖不平，不便于运送军饷，左宗棠派人大力修筑道路、桥梁等，同时，又在道路两旁栽种杨柳树，以此来加固路基，供给夏时旅行的荫蔽。三千多里荒漠之地，在左宗棠的手中渐渐变成一片广阔的树林。左宗棠深知植树造林需要“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植树以后特派士兵严加管护，甚至每棵树上都挂上了植树士兵的牌子，晚上还要挂上灯笼，防止夜行马车碰到树木。
尽管如此，由于老百姓的素质参差不齐，又没有左宗棠这样的真知灼见，并不怎么看重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事业，时常偷偷折损或毁坏树木，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立法护树，示众警戒。
左宗棠平定阿古柏、返回酒泉以后，发现酒泉四大街的树木竟然死了一大半，更可恨的是大部分树木的树皮都被剥光了，也就是说，这些树很可能是死于“非命”。左宗棠十分恼火，严厉斥责了当地官府，并决心要根除这一恶习。
一天，左宗棠微服出巡，终于发现了“谋杀”树木的“罪魁祸首”。原来当地乡民骑驴进城办事的时候，往往将毛驴拴在树上，任由毛驴兴致勃勃地大啃特啃树皮，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人肯出面过问。
左宗棠对此十分愤怒，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树皮对一棵树来说至关重要，既是树木自我保护的“盔甲”，又是树木输送养料的通道。特别是后者，就像是人的血脉气路，关系着树木的生死存亡，一旦被剥被啃，树将必死无疑。左宗棠沉思良久，决定就拿眼前这头正啃树皮啃得津津有味的毛驴开刀，杀鸡儆猴！
左宗棠解开缰绳，把毛驴拉到鼓楼前拴起来。鼓楼，顾名思义，其上放置一只大鼓，平时城中要发号施令、宣判罪犯或者因其他原因需要集中聚会时，官员就会敲响这只大鼓。
左宗棠健步登楼，运足气力，挥臂击鼓。咚咚咚的鼓声顿时传遍四周，军民震撼不已，纷纷赶到鼓楼前翘首观看。与此同时，左宗棠又派人去请来肃州分巡道和审判官员，说要公审这头啃树的毛驴。
等到衙门大员、仪仗士兵、施刑武士等都到来以后，左宗棠先向大家讲明了为何要“公审”这头毛驴，然后说原本驴主人也该一并处斩，但看在他不知规矩和后果的分上，姑且原谅他这一次，不过下不为例！接着，左宗棠让士兵和武士们摆开阵势，郑重其事地砍了毛驴的脑袋。
左宗棠斩驴护树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而其公平处理杀死树木的“凶手”的做法，更让当地人称赞有加。公平，向来都是处理冲突、办理案件的最佳境界。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管理者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结果就容易导致部下心生不满，其管理工作难以进行，更别提打造什么精锐之师了。左宗棠深谙其中利弊，所以时刻将一碗水端平，靠着这一点，赢得了部下和百姓们的敬佩。
据说，左宗棠有一个侄儿也在军中。这个侄儿从军以后，异常骁勇善战，因而不断升迁，于是他开始飘飘然起来，平时居功自傲，完全不把左宗棠植树护林的号令和定下的法规当回事，甚至当众拔刀砍倒一片树林。虽然随从和其他将领有意相劝，但他始终有恃无恐，这些人碍于他的特殊身份，生怕好事没做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只好放任不管。
当然，更多人是想看热闹，毕竟他是左宗棠的侄儿，左宗棠会不会一如既往地秉公处理呢？众人在脑海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左宗棠得知以后，怒不可遏，没想到带头犯法的竟然是自己的侄儿，既心痛，又恨铁不成钢。他知道，这时候，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等着看他如何处置自己的侄儿，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影响他的信誉，让部下和百姓从此对他失去信任，那么他辛辛苦苦打造的公平公正之形象必然轰然倒塌，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于是，左宗棠毅然决然地按照法规，以“故意毁林”之罪将侄儿斩首示众。
在这个事件里，被斩之人是左宗棠的亲戚，又是卓著功劳的将领，可是左宗棠仍然坚持公平断案，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正因公平合理，左宗棠才得到了部下和百姓的肯定和称赞。其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人们都十分渴望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他们希望上司不厚此薄彼，不存私心，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成绩，公平地处理每个人的错误。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奋力追求上进并尽力维护上司的权利，成为上司压不垮的脊梁。
有人说：“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一碗水要端平。”简单的一句话，却完美地诠释了一种管理的智慧。左宗棠正是将一碗水端平，树木毁坏，就只对“罪魁祸首”毛驴问罪，宽恕其不知规矩和后果的主人；侄儿犯法，则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依法处置。左宗棠始终怀有一颗平等之心，自然而然会得到部下和百姓的信任和尊重，管理自然毫无压力可言。相反，若是左宗棠做不到这一点，总是将重心倒向某一端，那么他碗里的水迟早会完全流失，最后空空如也，左宗棠也会因此而遭到部下和百姓的离弃，众叛亲离，失道寡助，这样的左宗棠恐怕早在初出茅庐之际就被压垮了。
“将一碗水端平”有时的确很难做到，但想要提高群体的凝聚力，获得部下的尊重和信赖，你就不得不像左宗棠一样公平公正。
古往今来，大凡成功者往往都是左宗棠一样的高明的管理者，诸葛亮要以公平服众，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曹操曾规定无论何人之马只要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就格杀勿论，为了以公平服众，在自己的马进入田地以后，他也要“割发代首”。
历览古今多少事，将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最不可缺，这不仅是一个人做人处世的必需，更是一个想要依靠团队顶住压力的管理者成功的前提条件！只要你手中的天平不倾斜，当你的队员们发现你公平地对待每个人时，他们自然会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战斗”中，成为你最坚实的脊梁！
4.惩贪奖廉，别被“贪婪者”压垮
左宗棠在官场纵横捭阖的岁月，正是清朝官场最腐败不堪、贪污受贿最严重的时期。
左宗棠深知腐败贪污对于强军、强国的危害，他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受到这种腐败风气的感染，所以他始终在思考如何反腐倡廉。经过长期思考以后，左宗棠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先将义利之辨剖析清楚，而后正纲纪、清仕风；二是严惩贪污腐败行为，不让贪污者存有侥幸心理。
左宗棠认为，见事贵在明理，不明道理就很难辨别是非，自然容易败坏风纪。
就拿当官的人来说，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今天将就、明天将就、后天继续将就，事事苟且，必然养成贪污腐败的习气。
他曾在《〈林文忠公政书〉叙》中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思乱之生由于民情之不靖，实由于吏治之不修。”
在左宗棠看来，“吏治不修”是造成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一大原因，只有大力整饬吏事，根治腐败，彻底拔除管理中的“蛀牙”，才能避免整个管理系统瘫痪乃至被压垮！
为了根治腐败，左宗棠提议严格按法律办事。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治标治本，避免贪婪者暂时收手，等风声过后再次继续贪污腐败，而且能够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左宗棠初入仕途之时，率军进入浙江，收复杭州以后，他发现浙江政府统治腐败，苛捐杂税重重，当地人民生活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为了惩处贪婪者，肃清吏治，左宗棠减漕粮浮收、停关税、行盐票，接着又大肆惩贪奖廉。
当时，全国各地十分盛行买卖官职，浙江也不例外。当地很多官吏都是花钱捐来的，这些人把做官当成做生意，下了本钱，就大肆狂征暴敛，拼命地捞本取利。左宗棠看到浙江乌烟瘴气的官场，深恶痛绝，下定决心要严惩这些贪婪者。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左宗棠还要凭借手下的这个团队顶住强压重击，当然不能让这些“蛀虫”再增加他肩头的压力。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劾奏道府以下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例如：温处道支方廉，年老才庸，左宗棠奏请勒令休致；署玉环厅同知白让卿昏鄙不职，署常山县知县王兰心殊狡诈，开化县知县曹建春庸懦糊涂，试用知县江允中轻佻放纵，先用知县刘心濂工于作伪，升用知县王恩溥嗜好甚多，左宗棠统统上奏请旨将其革职，永不录用。而对于廉洁有才能的人，左宗棠理所当然地大力提拔，先后奏调二三十人。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调任福建。一安顿下来，他马上就开始研究当地的吏治，毫无疑问地发现当地吏治跟浙江一样腐败不堪，于是，左宗棠马上上奏清政府，历陈福建的困敝情形，指出：“问守令，则朴干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其作官也，俨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
这样的现状让左宗棠纠结不已，他想要一支强大的队伍，一支能够帮他顶住压力、为他平步青云劈山开路的精锐之师，眼前的“贪婪者”们明显难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于是，左宗棠再次使用手中的权力，奏请将周开锡、吴大庭等人调至福建，以供差委，同时对福建的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在给福建巡抚徐树人的信里写道：“贪吏如某某，请挈弟衔劾办。此外尚有应参者，容再闻奏。”又特别强调：“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这是宋代贤臣范仲淹的名句，左宗棠在此引用，意在告诫徐树人：揪出一个大贪官，他的老婆孩子哭得伤心，天下百姓拍手称快，总比任由他们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使得天下百姓哭得伤心要好！
左宗棠惩治贪官向来遵循这一原则，后来在甘肃查处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他说：“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然而，实际查办起来，事情却比想象中要混乱且困难得多，不仅杨国光的下属们纷纷为他弥补漏洞，提供虚假供词帮其开脱，就连杨国光的上司也对左宗棠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实事求是”，实际上却“随俗波靡”，该做的绝对不做，不该做的统统放任自主，对查办杨国光劣迹一事“漫不加察”。
左宗棠对此十分无奈，最后感慨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于是，左宗棠果断地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等官员统统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要求自己的部下要记牢七个要诀，即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世。他本人也按照这一要求对部下进行惩贪奖廉。惩贪是主要的手段，而奖廉则是不可或缺的辅助方法。因为世上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总会千方百计地追逐名利，正如班固所言：“众人之逐世利，如青蝇之赴肉汁也。”一味地严惩，往往容易适得其反，相反，适当地奖廉，则会取得意外的效果。
左宗棠相信，一个人想要升官自然是为了发财，名与利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严惩不贷，一方面适当奖励，让部下们在严格统治之下尝到甜头，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清王朝发放养廉金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惩贪奖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一个管理者，往往需要依靠他的团队才能顶住巨大的竞争压力，取得进一步成功。所以，很多管理者都对员工实行严格管理，不过，聪明的管理者肯定会学习左宗棠，在适当时机给予部下奖励，像如今一些单位丰厚的月奖金、季度奖、年终奖，就跟左宗棠的奖廉、清王朝的养廉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5.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才是胜利的根本
韩信有句名言：“（兵）多多益善。”人们又常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到底哪一句更正确呢？相信左宗棠绝对会无条件选择后者。他向来相信，一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精锐之师，能胜过数倍于己的泛泛之辈。
咸丰三年（1853），长沙城被太平军包围，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心急如焚，最后在胡林翼的建议下，便多次派人礼聘左宗棠，终于请得四十一岁的左宗棠出山入幕，为张亮基出谋划策，成功地保住了长沙城。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给女婿陶少云的信中写道：“用兵无他，只要训练得法，谋略总须先贼一招，自然得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凭借左宗棠出奇制胜的策略，长沙得以保住，然而，由于一些军队将领自身素质不行，其手下兵马也毫无斗志，使得左宗棠剿杀太平军的计谋未能实现，左宗棠对此甚感遗憾。他充分认识到训练对于用兵打仗的重要性。
咸丰十年（1860），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开始在长沙组建自己的军队。
左宗棠吸取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将“兵贵精”应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选用了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等人为将，让他们招募精装朴实的营勇，组成楚军。为了更好地训练和作战，在编制时，左宗棠不照搬楚军三百六十人一营的制度，而是前、右、左、后营每营五百人，而中营前、左、右、后哨每哨三百二十人。军队组建好以后，左宗棠带军从校场移驻金盆岭，晨夕训练，“渐有头绪”。
楚军在长沙集中训练两个月以后，开始正式参与战斗。左宗棠率军从长沙向东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入江西，直奔曾国藩在皖南祁门的湘军大营。这是左宗棠自己训练军队后的首次出征，左宗棠踌躇满志，雄心勃勃。
他相信这两个月的训练绝对拥有奇效，也相信凭借这支军队，自己一定能够顶住即将到来的各种压力，一路顺风顺水。他在家书中写道：“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当时，太平军的新任军事统帅李秀成、陈玉成等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重挫清军，解除了清军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直接威胁，继而率军反攻，开始分兵向长江南北并进。这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围困天京上游屏障安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愈演愈烈，左宗棠率军到来，正好可以援助曾国藩抵抗太平军。
同年十月上旬，太平军南路西征军侍王李世贤的军队攻克了安徽徽州，直逼祁门。祁门是曾国藩湘军大营所在地，形势万分危急！左宗棠就在这时驾着彩云到来了！他带领楚军迎击北上的广东会党军，旗开得胜，左宗棠十分开心！接着，左宗棠带军赶往前线，成功地解了祁门之围。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左宗棠耗费数月精选勇士、晨夕训练，其效果果然可见一斑。只以区区数千人，就解了曾国藩坐以待毙的局势，其关键是什么？恐怕不仅仅是左宗棠的奇谋百出，还有楚军的训练精良。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办事效率也难敌众志成城，面对危机局势，左宗棠身上的压力前所未有的沉重。想要消除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就不得不依靠他手下的五千楚军。
左宗棠很聪明，为了强化楚军的能力，事先在训练上下足了功夫，所以面对太平军的千军万马时，仍然游刃有余！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进军新疆之前，左宗棠再次把精力放在了整饬军队上。他严查吃空饷、体弱多病的情况，本着“择其壮者为兵，散其弱者为农，兵责以战，农责以耕”的原则整编队伍，使原本的西征大军一下子缩减了一半。
例如，满人金顺部原本四十七营，缩编后只剩十九营；景廉部原本三十四营，缩编后成十九营；徐万福招募的四营湘勇缩编为三营。与此同时，左宗棠还购买了大量军火，对西征军队进行武装先进化，并专门训练士兵的射击、开炮等，做足了利用军火作战的准备。
此外，左宗棠也加强了练兵的力度。左宗棠认为，练兵最重要的是练心，然后是练胆，最后才是练体力和格杀技巧。所谓“练心”，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思想教育工作，左宗棠先从思想上激发士兵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为朝廷去战斗，楚军和西征大军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秘密武器，因而特别强悍。
“练胆”就是用我们常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理念给士兵们洗脑，让士兵们个个猛如豺狼。在左宗棠的特殊训练下，就连被公认为不能打仗的八旗兵、绿营兵也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左宗棠曾在家书中写道：
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譬如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紧要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果于“节制”二字实有几分可恃，临阵复出以小心，则事无不济。
在这里，左宗棠将打仗比作学习，读书、作诗文、习字都是平时练兵必不可少的功夫，而打仗就如同入场考试一样，虽然得失会在一日之内出现结果，但本领的大小却是平时训练出来的。所以，战场上，计谋、策略虽然重要，平时的训练仍然十分关键。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磨刀”就是修炼自己各方面的功力，提高自身硬件设施。古人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把工作上的挑战和压力当成左宗棠的战争，那么“磨刀”就是战争前的练兵和整饬军队，只有军队战斗力提高了，才能够在各种压力下像左宗棠一样顽强成长，最终取得成功。
做一件工作也是如此，比如你拿到某个项目，应该先结合部门实际查找问题，制定解决措施，然后再抓住工作重点，确定工作的具体实施，这样虽然花了几分“训练”时间，但却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措施，工作开展起来就会有条不紊，效率反而更高。
我们常说“厚积而薄发”，左宗棠隐居乡间数十年，虽然是由于落第不得已而为之，但他仍然抱着日后会“用兵打仗”的目标，不断自我训练，以至于初次出山入幕就让天下人刮目相看。真正用兵打仗之时，他又专门拿出时间训练军队，把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建立起一支上规模、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军队以后，才正式开进战场，从而使得将士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赢得了无数次胜利。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国家风雨飘摇，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起义军此起彼伏，老板、上司、同事乃至下属和百姓都密切关注着左宗棠的成败，左宗棠肩头的压力之大实在难以形容。但凭借事先的训练，打造出一支战斗力卓绝的军队，左宗棠理所当然地顶住了这些压力！这就是“练兵”的强大效果之所在！
6.激发出斗志，才能顶着压力迎难而上
在率领部下冲锋陷阵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高山险阻，这种强大的压力往往会令一些“士兵”士气低迷，影响整个队伍的斗志。对于这种情况，左宗棠有深刻的认识。
左宗棠说：“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古往今来，大凡军事家都知道以士气的盛衰来判定兵事强弱胜败的道理，左宗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养气”与程朱理学结合在了一起，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用兵之中。
激发士兵的斗志，促使士兵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有我无敌的气概，才能充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和坚定性，收到“克敌”的效果。如此一来，摆在面前的压力也就不再是压力了！
光绪二年（1876）三月十三日，左宗棠抵达肃州，准备指挥大军出关，西征收复新疆。然而，就在左宗棠忙着召开军事会议，准备率军出发之际，却出现了一件怪事。
当时驻在肃州的主力部队是刘锦棠的老湘军，这些士兵跟随左宗棠南征北战多年，向来勇猛无敌，所向披靡，但这次，不少人却出现了畏战、厌战、不愿出关的负面情绪。南方人来到西北，长期水土不服，已经让他们十分郁闷，听说又要去新疆，想想一路上沙漠戈壁、飞沙走石，夏天热气蒸腾，冬天朔风大雪，不用亲身经历，他们就已经彻底崩溃了。
而其他各路兵马几乎就是看老湘军行事，要么不敢打先锋，要么即便敢做先锋，也在不断窥察主力部队老湘军的动静，看到老湘军一个个士气低落，他们自然也没什么斗志了。
一开始，左宗棠十分纠结。所谓“打仗以胆气最贵”，这样下去，就算强行出关，真到了战场上，面对接踵而至的重重压力，大军也会不战自败。
可是这种情况又不能单靠军法处置，若是个别人的问题，可以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但士兵普遍士气低落，只能正面教育，想办法激励、鼓励他们，促使他们变消极为积极。于是，左宗棠就和刘锦棠密商，决定效仿宋朝大将狄青用占卜之法激励将士的战斗情绪。
他们定下计策以后，各自回去精心布置。第二天，大军启程缓缓向肃州城进发。当他们经过董字营前时，一名湘军老兵忽然从行列中跑了出来，高声大喊，直奔到左宗棠面前。
亲兵见状，连忙拉住他，但他始终不肯离去，反而大喊道：“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可是好几个月不发军饷，无衣无食，如何打仗？请发给一个月军饷，让战士们吃饱了，一起出关杀敌！”听到这个老兵的话，将士们都大吃一惊。刘锦棠所率领的老湘军原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爱兵如子，深受部下爱戴，被称为老统领。刘松山战死以后，老湘军悲愤难当，统统化悲痛为力量，奋勇当先，为刘松山报仇雪恨。此时，忽然听到老统领英魂下凡，还口口声声要去新疆打仗，将士们顿时激动异常，满腔热血沸腾起来！
左宗棠马上抓住时机，细数刘松山英魂不散、精神永在的崇高精神境界，并命令大家以十分虔诚之心向空遥拜，以表达对老统领的敬意，甚至亲自带头向空中顶礼膜拜！
接着，左宗棠又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焚化了大量纸钱、车马、衣服、兵器等。这样一来，刘松山英魂显灵要带领湘军打先锋、收新疆的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军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这次刘松山显灵事件是左宗棠一手策划的，但效果非凡，等于为西征大军召开了一次誓师动员大会。当时的社会，上自皇室、官僚，下至士卒、百姓，无不迷信。左宗棠就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和将士们对刘松山的崇敬、怀念心理，导演了这出英魂显灵的好戏。
对于激发将士们爱国杀敌的斗志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经此以后，部队中人人摩拳擦掌，个个奋勇当先，那种厌战畏难的负面情绪一扫而光，全都变得情绪激昂起来。于是，西征大军顺利地大举出发了。
大军出关以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地带。大军所行之处，天空中时常有数万只乌鸦随着军队飞行。军队停下歇息时，这群乌鸦就在天空盘旋飞翔；军队拔营前行，鸦群就飞翔在前，时时不离左右。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乌鸦是不祥之鸟，“乌鸦当头叫，灾祸要来到”。将士们看到这么一大群乌鸦随军而行，不由得心头再起阴霾，议论纷纷。左宗棠也十分担心这会影响将士们的斗志，就灵机一动，宣称这些乌鸦都是老统领派来助战的神兵，来给西征大军引路，堪称最好的向导。
玉门关外本就生物稀少，很难见到这种盛况，将士们不由得信以为真，认定这些“乌鸦兵”是老统领英灵派来助战的，顿时感奋不已！
就这样，斗志高昂的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山险阻，进入了人烟罕见的大戈壁。戈壁气候异常，环境险恶，将士们不由得心生畏惧，军中更是传出谣言，说戈壁中有巨怪，专门偷吃活人、牲畜，听到人马声，就会刮起一阵飓风，顿时飞沙走石，天地昏暗，妖怪随风而至，把方圆百里内的人畜统统吃光。
谣言不胫而走，军中人心惶惶，都不敢继续前行。左宗棠得知以后，知道将士们的斗志又受到了影响，忧心不已。原本远征就是冒险的行为，若是斗志受损，必然一败涂地。
于是，他装作怒气冲冲地说：“哪来的妖魔？胆敢来侵犯我西征大军吗？只要它敢出来，我们就开炮轰它，让它死无全尸！”接着，左宗棠传令全军，一路上不时鸣炮。一路走来，没有见到半只妖怪的影子，将士们都认为左宗棠天威，有神灵相助，斗志由此大振，终于顶住了中外压力，成功地收复新疆！
大凡战争，士气的作用十分重要，一支没有斗志的队伍肯定要吃败仗。左宗棠深知这一点。同样，他更知道“哀兵必胜”的道理，怀有哀悯之心的队伍由于符合了事物的正理，所以必然能够获胜。所以，当他发现将士斗志全无之时，就巧妙地安排了“刘松山显灵”的事情，借由已故刘松山的崇高精神和将士们对他的怀念、敬畏之情，激发全军斗志！
虽然左宗棠使用的方法对于现代人而言很难奏效，但其目的却是值得肯定的。一旦燃起生命的斗志，每个人都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努力寻找成功的机会。越是巨大的压力，他们越会自告奋勇地迎难而上！人，最可怕的不是遭遇多大的生活、工作、竞争压力，而是缺乏斗志，缺乏战胜困难、抵抗压力的信念！左宗棠半生潦倒，深谙消除压力的方法，所以他总能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激发部下的斗志，将他们铸成帮自己顶住压力的铮铮铁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