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奉旨办团练后急需各方人才，非常想胡林翼来协助自己，写信对胡林翼表达自己的求才心情。当时，湖北受太平军攻击，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调曾国藩不成，奏调胡林翼，胡林翼带黔勇急驰湖北援救吴文镕，但到达湖北通城时，吴文镕已战死，胡林翼只好停在当地，处于进退失据之境。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奏请清廷，留胡林翼在岳州附近会攻太平军水师。于是胡林翼正式并师于湘军，隶属于曾国藩部下。这样一个人物的到来，曾国藩自然感到喜出望外，对他十分倚重，先后携战湖北、江西，并屡屡向清廷力荐。
1854年4月，清王朝就把胡林翼调至湖北任巡抚，他带领湘军连续作战，连连获胜，扭转了当时的被动局面，他的名声，在江南大震。湘军在胡林翼的手上发展迅猛。在他担任湖北巡抚以前，湘军只有不到两万人。而自从他在湖北开始编练部队以后，四年时间里，湘军部队的总数增加到了七万多人，远远超过了过去曾国藩所统率的部队规模。并多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打败石达开和陈玉成，最大的胜利是收复武昌。
后来的安庆之战也是因为采纳他的策略而取得成功的。胡林翼也因此成为湘军中仅亚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并深得湘军将领的热爱。当然胡林翼从此也成为曾国藩知心的密友和最强有力的后盾。
可惜的是，天不假其年，1861年9月30日，胡林翼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年仅四十九岁。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
不论从国家、从湘军、从私心还是从友情而言，胡林翼的离世，对于曾国藩都是相当大的打击。痛失如此良友，曾国藩伤心不已。可以说，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胡林翼是唯一一个最合得来、谈得拢、从来没生过嫌隙，且同样志高才大、公心为国、成就也几乎相等的朋友，更难得的是，还是对曾国藩的事业帮助最大的一个朋友。
正是与胡林翼的齐心合力、珠联璧合，才有同治中兴的局面兴起，也才有湘军的大功告成，有曾国藩的功成名就。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胡林翼不仅是曾国藩难得的挚友，更是一生的福星。好几次脱困出危，都有赖于胡林翼的援手。
当曾国藩客寄虚悬于江西，处境非常困窘之时，把握湖北全权的胡林翼千方百计地救济他。当时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筹饷非常困难，而饷匮又怎能养兵作战？胡林翼就每月协济曾军三万两的饷银。曾国藩能在江西坚守那么久，全赖胡林翼的倾力支持。
曾国藩为脱江西之困，借父丧回了老家荷叶塘守丧。原本也不是真的想就此撒手不管，过闲云野鹤的日子，不过是使使性子，向皇帝和朝廷证明一下实在是境遇不佳，艰难非常，希望借此惹得皇帝注目，给他一些实权，好让他在江西的日子能好过些而已。可惜的是，本就对他不太放心的皇上不仅不如其所愿赏个实职给他，反倒干脆顺水推舟，准他在家守制。这一守，就守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曾国藩未困于江西的官场倾轧，却困在了自己的心结上。眼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势力增强，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光，自己却无从调控和指挥，甚至连掺和进去的资格也失去了，只能闲居乡下，作壁上观，那种煎熬，对于曾国藩这种一心想报国立功的人而言，更甚于一切困境。但是没办法呀，皇帝已经命令他守制了，他就只能安心守着不能再管其他。
这时候，是胡林翼伸出了援助之手。胡林翼请与自己关系非常的官文上奏朝廷，请给曾国藩实职，自己也上奏分析局势，并奏请曾国藩出山。最终皇帝允准，并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如果不是胡林翼极力向朝廷争取重新起用曾国藩，也许曾国藩就此被朝廷遗忘在湘乡荷叶塘，只能在美丽的荷塘风景中终老一生，也未可知。所以，此番援手，非同一般。
曾国藩到任后，胡林翼给予的支持更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也做不到的。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继续带领湘军与太平军苦战。胡林翼治辖下的湖北省，给予了最慷慨而坚决的财力支持，胡林翼苦心理财，广设财源，源源不断地提供巨额粮饷军需给曾国藩的湘军，使曾国藩能专心战事，不必像在江西时那样为饷银操心。
咸丰九年，有人建议略减支持曾军数量，胡林翼坚决不允，说：“此万不可行之事！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鄂省之饷。”无论如何，供给曾国藩湘军的军饷“不可丝毫欠缺”！为了加强曾国藩的权势，供其所需，应其所求，胡林翼真是无所顾惜，以至将自己的精锐霆字营六千多人和礼字营两千多人慷慨拨归曾国藩。不仅如此，胡林翼千方百计地为曾国藩谋取疆吏之权柄，因为他知道在当时当情之下，只有曾国藩的湘军能荡平海内，清除匪患，因此极力促成曾国藩一身“任天下之安危，掌三江之兵事”。他不但保证湖北的协济，并且还利用自己作为一省巡抚的名望、地位，经常出面向四川、陕西、山西等省为曾军催促协饷。
严格地说，胡林翼此举并非全是为曾国藩考虑，也并不是出于私心和与曾国藩的情谊，他只是为国家、为朝廷大局所想。但对于曾国藩和湘军而言，经过无数次官场倾轧和明争暗斗，经历过无数次孤立无援、独力支撑的险局之后，这样的无私支持是多么重要，多么难得，多么深重的情谊！因而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感叹：“从此共事无极合心者矣！”说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念不忘”。
所以说，有胡林翼这样的挚友，与自己同心协力，共效国家，时时处处维护自己，维护湘军，曾国藩等于给自己插上了双翼，不仅让自己和湘军飞得更快，跑得更远，也让自己身处危境时，能轻松脱困。胡林翼这样的大盟友，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大的福星。
6.门生、好友和猛将，都是事业最强大的支撑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当时最得力的人才。曾国藩最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应用，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曾国藩说过“办大事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他一生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寻找、发现、培养、提拔人才上。
他的幕府是清代最大的幕府，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优秀的人才，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打开了全新的局面，也为曾国藩的事业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撑。像他的门生、好友、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一手带出来的兵勇，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基础，更是他一次又一次脱困的最大资本。
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借助人才的力量，达到事业的成功，正是曾国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等人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从理学名家唐鉴、倭仁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大功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
到咸丰末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和李续宜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兵符，威震一方。能打败太平军，正是靠这些得力干将的全力支持。曾国藩说：“制胜之根本，实在于人而不在物。”这实在是入木三分之论，也是曾国藩之所以成就天下大功的根本。
比如他最得意的门生李鸿章，不仅成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成为淮军的首领，更是继曾国藩以后朝中足可依恃的有为之臣，同时也是多次助曾国藩脱出困境，解危除难的“贵人”。
咸丰九年初，李鸿章至江西曾国藩军营，加入湘军幕府，正式成为曾国藩的高参之一。而且他不仅带来了他的智慧的头脑，还给曾国藩献上了一份厚礼——安徽全省八府的详细地图！要知道这份礼可不简单，那是李鸿章在安徽几年亲自组织人员到实地勘察之后详细描绘出来的，天下再无第二份。而且详细到每一个村庄山头，每一条大路小路。曾国藩拿到这张地图，百感交集，要是早一些有这张地图，曾国华、李续宾和七千湘勇，又何至于丧生三河？
不久，李鸿章一个小小的计策，又帮恩师解了大围。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在天津吃了僧王僧格林沁一次小亏之后，以此为借口借机进犯，僧王不敌，联军一路进击北京，咸丰帝吓得逃往热河，出逃前飞诏命曾国藩，指名要鲍超率湘军万名，“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
此时正当皖南战事吃紧之际，湘军正在全力攻打安庆，太平军西征势头很猛，鲍超又是湘军主力，正对抗太平军的精锐陈玉成部。一旦抽调北上，江南战局不堪设想。然而，联军已兵临城下，违旨不北上勤王，显然是不行的，也不合曾国藩本意。可鲍军入卫，万名精锐白白落入胜保之手，再回湘军几无可能，怎么办？这道谕旨真是令曾国藩左右为难。
对此困境，李鸿章帮恩师想了条妙招，就是“按兵请旨，且勿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因为明摆着朝廷是要议和的，或许大军还刚到半路，议和已经成功，朝廷之危顿解，再北上没有意义。不如给朝廷上奏，请旨问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个人中究竟由谁带兵北上合适。在信件往返的期间，若形势缓和，则免了长途奔波之苦；若形势趋紧，再行北上不迟。
曾国藩觉得李鸿章这个“按兵请旨”的主意极好，于是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际，已历月余，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谕旨再下。
曾国藩巧解援兵之困局，完全是李鸿章的建议。李鸿章一个小小的计策，就解了曾国藩一个大困局。曾国藩不得不佩服这个比他小十二岁的门生的见事之明。在湘军主要将领中，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无一人有李鸿章这样洞察全局的清醒、机巧应变的手腕！
所以，曾国藩才对李鸿章全面授权，多次提拔、举荐，让他创建淮军，扶他坐上督抚之位，为的也正是希望李鸿章成为自己和湘军的一个最强大的盟友和后盾。事实上他的目的达到了。曾国藩若没有李鸿章及其淮军的支持，他的事业就很难继续下去，他的影响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深远；而李鸿章如果没有曾国藩的发现、培养和扶持，更不可能走到清政府的最高层，主持晚清的政治、军事、外交三十年之久。师生二人互相呼应，相得益彰，把事业推向了巅峰。
再如曾国藩好友兼幕僚郭嵩焘，也是曾国藩一个强有力的股肱。1852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正是在郭嵩焘的苦劝下才出山的。当接到张亮基的力邀和咸丰皇帝的命令后，守制中的曾国藩仍在犹豫不决。这时候郭嵩焘正好来为曾母吊唁。两位好友秉烛畅叙，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郭嵩焘话说得情真意切，道理也冠冕堂皇，掷地有声，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去做曾父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与曾麟书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麟书觉得很对，自古忠孝不可两全，而且国为大家为轻，为国尽忠固可弃孝不顾。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勉强答应下来，但心中还是犹豫不定。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昆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曾国藩说，除非你二人来帮我，我就墨绖出山。郭嵩焘答应了。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其出山的功劳最大。
后来郭嵩焘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在京城得到皇帝的召见，向他征询对天下大局的意见，郭嵩焘谈了很多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如讲求吏治、认真办事等，还大肆吹捧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等湘军将领，虽然只字未提湘军首领曾国藩，但弦外之音，咸丰帝自然听得出。这次召见，咸丰帝对他非常满意，当天就发下谕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这等于是湘军在天子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益莫大焉。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曾国藩和湘军也还是大有用处。郭嵩焘后来在湘军中专事筹饷，为曾国藩出了很多力气，办了很多大事。
还有曾国藩最器重的猛将鲍超，更是曾国藩的最坚实有力的臂膀。而且多次救曾国藩于险境，为湘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鲍超是四川人，身材短小精悍，性情却十分豪爽。在湘军中，他与多隆阿齐名，号称“多龙鲍虎”。多隆阿熟习军事，有勇有谋，攻守有方。鲍超是后起之秀，勇猛绝伦，能战能胜，功勋显赫，二人可谓不相上下，都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大将。特别是鲍超，更是曾国藩最忠诚、勇猛的良将，几乎战无不胜，而且他也是湘军中的福星，不仅救过左宗棠，救过胡林翼，也多次救过曾国藩，助曾国藩脱于危难，是曾国藩最倚重的大将。
鲍超虽然不识字，却绝非莽夫，而是颇具心计，打仗不仅勇猛，更善于指挥，善于激励。咸丰九年十二月，鲍超率三千人驻小池驿，助攻潜山。陈玉成率兵五万来援，连营百余里，修堡数百座，将霆军围得严严实实，准备全歼湘军最威猛的霆字营。除夕日，霆军外出砍柴的一队炊事兵被陈军俘虏，这是两军对峙半月以来陈军首次军事行动。警报传到中军帐，鲍超沉吟片刻，传令：晚餐聚饮，并召戏班来唱戏。入席后，戏班曲目都是“英雄征战沙场胜利凯旋”的故事，看得一干士兵都血脉贲张，豪气干云。
待到酒酣时，震耳金鼓之声一下变为“丝管清幽之曲”，鲍超以此为背景音乐，起立大声问：“大家说说，白天我营被俘之人现在怎么样了？”忽然这么一问，众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人大着胆子说：“肯定已经死了。”鲍超又问：“死了？那么是毒死呢，勒死呢，还是被砍死呢？大家说说，怎么个死法爽快一点？”这一问，问醒了众人，是啊，当下被太平军团团围住，不就是一个死吗？当然找个最好的死法。
立时便有人站出来，大声说：“吾诚死！吾拼一死冲贼，或贼死，吾犹可不死！”鲍超拊掌大笑，说声：“好男子！”又说：“营中兄弟三千人，战而乐者，老子跟他一起去；怯而伏者，可以就地退伍，老子与他喝一杯离别酒！”随即吩咐各营统计欲战欲留人数，结果无一人愿留营。于是，鲍超大喊一声，趁天色未明，三千霆军一齐冲出营门，专挑敌营驻军密集之处，齐心猛冲。
这一招十分高明。若冲击人少处，反倒会让援军立时赶到，再次组织包围，自己前功尽弃，徒劳无益；而冲击人多处，敌军仓促接战，易致奔逃，一旦敌军奔逃，则阵脚大乱，反不易迅速组织包围。果然，一冲之下，陈军“大溃，相率奔避”，霆军成功突破陈玉成铁桶似的包围圈，打乱了陈玉成的部署，同时也打出了霆字营的威风，甚至到太平军一见到霆字营的旗帜就胆寒的地步。
咸丰十年，曾国藩、胡林翼规划安庆战役。曾国藩进驻祁门，与太平军争夺皖南。八月太平军大将黄文金、李秀成对祁门形成包围之势，而且已经进犯到祁门大营，曾国藩势单力孤，已下了必死的决心了。而此时休假归来的鲍超刚到休宁。他听说了曾国藩大营的危险情势，一天之内驰奔百余里，并且一路与太平军交战，连战连捷，把太平军逐出山岭，解了祈门之围，等于救了曾国藩的命。此战后，鲍超更是威名大震，勇冠三军，朝廷赐号“壮勇巴图鲁”。
咸丰十一年正月，曾国藩奏请以鲍超的军队为江、皖游击师。陈玉成与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夹攻湘军时，又是鲍超渡江救援，大破太平军于赤冈岭，生擒太平军主将刘玱琳。刘玱琳部是陈玉成全军的中坚。曾国藩对刘玱琳也十分敬畏，称其为玱琳先生，足见其对围攻刘玱琳一事的重视！拿下刘部，安庆就在掌握中了，可见鲍超之功，冠压三军。
还有多隆阿，也是曾国藩手下大将，作战威猛，战功赫赫。但是，他二人却总是不甚和谐。曾国藩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便多方从中调和，使他二人能扬长补短，把威力发挥到最大。
曾国藩曾对多隆阿说：“鲍超粗鲁骁勇，不是良将，蒙你的保护才有今天。鲍超的功劳，就是你的功劳，望你今后还要好好照顾他。”而反过来他又对鲍超说：“多公（多隆阿）说你有勇无谋，你要多多努力，堵住别人的嘴，别让别人说闲话。”在一次战斗中，太平军的各路人马铺天盖地而来，鲍超兵少欲退，曾国藩派人骑马飞驰送信告诉他：贼冠虽然很多，但初来乍到并不可怕，你要学习胡林翼等人的忠勇谋划，把生死置之度外。你的英名已为世人所知，你要好自为之。鲍超读信后，信心为之大增，他重整旗鼓，奋力杀敌，终获全胜。
曾国藩对鲍超既极度信任，又十分关心，鲍超可算是曾国藩在湘军中最信任的人之一。在《曾国藩年谱中》，鲍超的名字出现过八十四次，比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沅甫）名字的次数还多一次，在《曾国藩事略》中则出现三十三次，可见鲍超对于曾国藩一生事业的重大作用。
后世有人评价说，曾国藩的成功实际上是用人的成功，他的一切事业、功绩都是因为选对了人、用对了人，有一个庞大的团队为他的事业奋斗。这话也许过于绝对，有所偏颇，但不无道理。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而曾国藩正是“举天下之才会于一”而“平定天下”的人。不论是好友，是部属，是幕僚，还是其他的人才，在曾国藩的手下，都能做到人尽其用，都是曾国藩成就大事的最强有力的支撑。这才是他最高明的地方。
7.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自家人永远是最靠得住的。特别是遭遇困境危险之时，亲兄弟、父子兵总会义无反顾、义不容辞、不顾一切地施以援手，全力救助脱出困境。可见亲兄弟，不仅是最强大的羽翼，更是最可靠的救星。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想要成就大事的人，势必要培养自己最可靠的亲信，而亲兄弟必然是理所当然的最可靠的亲信。
从很大程度来说，是曾国藩成就了他的几个弟弟和他的家族，但同时，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就也依赖于几个亲兄弟的全力支持，他最强大的羽翼、最靠得住的盟友、最能依恃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离不弃全力支持他、扶持他、关心他、爱护他，一次又一次助他走出困境的，正是他的几位兄弟。
曾国藩兄弟姐妹九人，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最小的“满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在兄弟五人中，曾国藩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比曾国藩小九岁，族中排行老四，曾国藩称为“四弟”；三弟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族中排行老六，曾国藩常称“六弟”，因曾麟书的弟弟曾骥云无子，国华被过继给叔父；四弟曾国荃，字沅浦，比曾国藩小十三岁，族中排行老九，曾国藩称为“九弟”，因在湘军中威名甚重，被尊为“九帅”；五弟曾国葆，字季洪，比曾国藩小十七岁，后改名贞干，为最小的弟弟，曾国藩称为“季弟”。
曾国藩对兄弟姐妹的情谊之深、教诲之勤、关心之切，近世几乎无人能及。这在他的家书中一览无余。特别是对于几个弟弟，他更是不厌其烦、不厌其细、不顾一切、毫无私心地指导和关心他们。在北京任职的十三年中，他每次写家信，都要对兄弟的学业予以指点，并从交友、读书、习字、处世、为人等各个方面悉心指导，甚至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苦心孤诣只希望弟弟们也能学有所成，成就一番事业，光宗耀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过要把兄弟们也培养成自己的羽翼，因为那时候不仅弟弟们还小，他自己也还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还困守京城，做着个并无实职的翰林。但他对兄弟们的爱却出自至诚，出自真心。
几个弟弟先后到京师求学，不仅一切开支都由曾国藩承担，而且时时尽心指导他们的学业。在他的教导下，兄弟几个虽然不如他那样名满京城，但也都学有所进，不负栽培。兄弟们不仅对这位威重一时、名满京都的大哥敬仰有加，也感激在心。
当曾国藩创建湘军并且统率湘军与太平军鏖战时，弟弟们也先后投身其中。
最早来到军中的是季弟曾国葆。
当年曾国藩从荷叶塘出山应邀到长沙时，带的就是这位最小的弟弟。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甚为喜爱，称“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喜可爱”。在最初湘军草创时期，这个虽然年纪不大，但颇有机心的弟弟无疑是曾国藩最得力也最信任的帮手，很多机密事情都有赖于这个弟弟去办。所以也可以说，曾国葆也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还帮曾国藩推荐了几位大将。
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国葆的部下，但他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而“己愿下之”。咸丰四年三月，湘军兵败岳州，曾国葆承担失败责任，被曾国藩在长沙整军之时裁撤回乡，“黯黯归去”，并且在老家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杨载福、彭玉麟成为湘军水师的领袖人物，为湘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且都升职很快，成了总督、尚书一级的高官，他们的“老上级”曾国葆却还在家里赋闲。
三河之战，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葆深感震惊，也激愤难平，于是再度出山，誓为哥哥报仇，并一直跟随曾国荃率军打到金陵城下，成为曾国藩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主力。曾国葆持重稳慎，比曾国荃的胆大妄为更令曾国藩放心，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曾国藩叮嘱了一番曾国荃后还不放心，还得听听这位季弟的话，才能真正放心。
正是因为有曾国葆在军中，曾国藩才对吉字营更放心，才敢真正把打下天京的重任交给曾国荃的吉字营。可惜的是，曾国葆却没有等到攻下天京。在与天京城下的太平军经过四十六天的大决战之后，由于军中瘟疫盛行，曾国葆不幸染病，病死于军中。没有等到曾家最光荣的那一天的到来。
第二个来到军中效力的是六弟曾国华。
咸丰六年，石达开兵犯江西，江西战局十分危急，在曾国藩“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之际，曾国华奉父命出来帮助兄长。当时曾国华到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拨五千人马交给曾国华统率，他不负众望，连克数城，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
兄弟两人在南昌相见后，“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后来曾国华又随其亲家、湘军大将李续宾转战赣皖，赞襄军务，并且把这支军队打造成为曾国藩湘军中的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遗憾的是，由于曾国华性烈自大，急功冒进，在三河之战中，他与李续宾一起全军覆没，兵败身亡，尸骨无存，曾国藩为之恸哭伤痛，并写下《母弟温甫哀词》一文，追忆往事，痛祭亡灵。不仅仅是因为手足情深，更因为自己痛失股肱。
第三位到军中效力的是曾国荃。他不仅是湘军大帅，湘军主力吉字营的统帅，更是曾国藩立下不世大功最重要的攻坚力量。
曾国荃在曾氏兄弟中最负才气。《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六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不仅对这位哥哥敬如神明，也深受哥哥为人、处世、为官、求学风气言传身教的影响，加之湖湘文化独特的理学传统和经世风气，使曾国荃成长为一个以治国经邦为己任的有志之人。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曾国荃被举优贡。所谓优贡，其实就是没考上举人、进士，但成绩又不错的那些读书人，相当于今天的“因考试失利而落榜的人员”，朝廷怕错失人才，便由地方每三年挑选优秀者送到礼部，称为优贡生，作为朝廷的备用人才库。
曾国藩早就看好这位很有天赋的九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在京住了一年的曾国荃离开北京，曾国藩送到城外卢沟桥，作诗为别。诗中写道：“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里的“辰君”、“午君”、“老沅”分指他的三个弟弟，而老沅就是指国荃，他字沅浦。东汉末年马谡兄弟五人，字里均有一个“常”字，其中一位白眉毛的最为优秀，所以当时人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曾国藩此诗，明明白白表明在他的心中，自家五兄弟也是曾国荃最优秀。
曾国荃果然不负所望，虽比幼弟国葆涉身军旅晚得多，但一鸣惊人，迭克名城，成为湘军后期的得力大将。他招募的一支湘勇从攻打江西吉安府开始，所以称为“吉字营”。攻吉安、克安庆，曾国荃率部下立首功，特别是安庆一战，关系全局，中外瞩目，陈玉成亲自率军救援，也未能打破曾国荃包围安庆的营垒。曾国荃如铁桶一般的围城战法，为他赢得了“曾铁桶”的称号。
在湘军东征中，他率军转战湘、皖、赣等省，立下不少战功，也因为战功赫赫，升职奇快。曾在“半年之里，七迁其职”。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第二年春天，皇上亲诏任其为浙江巡抚。
攻克安庆、拿下天京后，清除了清王朝最大的隐患，成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与其兄同日封爵，人们评说“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这个评价算是非常中肯的。但是，功高震主，祸已不远。曾国藩为保平安，不得不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位功大于天的九帅。曾国荃不得不称病辞官，归乡自保。
曾国藩死后，光绪元年（1875），曾国荃再次出山，先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陕甘总督，继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1889年被封为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太保衔，他的人生位置也由此达到了顶点，一时间可与其长兄曾国藩相提并论了。1890年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闻信，追谥他为“忠襄”。
在曾国藩所仰仗的兄弟中，曾国荃不但最晚去世，也是出力最大的一位兄弟，是曾国藩一生事功最大、最有力的支持者。但若是没有哥哥曾国藩的提拔和重用，没有太平军这个强大的对手，或许他的一生将暗淡无光，很难会有后面的成就。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作为曾国藩最重要的主力和最心腹的依靠，在攻城略地中发挥特殊作用，那么在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艰难时势中，曾国藩很有可能成就不了一生的事，建立不起自己独一无二的功勋。这样的兄弟，不仅当时的官场无人可比，在近代中国也是无人可比。这样的互为羽翼、互助事功、并终成大业的兄弟，在历史上也是绝少能有。
五兄弟中，讲读书打仗、建功立业，以老二曾国潢天分最低。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而自告奋勇，在家主持家务，把曾家的“后院”建设得井井有条，尽心尽意服侍父母、赡养老人，扶助后辈，并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为其他几位兄弟在外征战减去了后顾之忧。这对于最讲孝道的曾国藩而言，更是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可见，亲兄弟更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强大的羽翼，也是最可靠的支撑。有这样的心腹和亲信在身边，还会害怕什么样的困境呢？
8.知人善用，把困境一次次踩在脚下
曾国藩不仅善于知人、选人、拉拢人、凝聚人，更善于用人。著名学者许倬云说：“曾国藩在培养人才和应用人才方面不亚于诸葛孔明。”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只有吸纳各种各样的人才，“集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而他多次脱出困境，正是他知人善用，利用了大家的力量的结果。
曾国藩选人，不拘一格，广收泛罗；而用人，却相当谨慎，不仅要从德、才、贤、能等多方面来考虑这个人适合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还要从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甚至个人背景等方面，来认真衡量，量材施用，以便人尽其才，把每一个人才的作用都发挥到最大。所以“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这才是他以书生之力，收天下贼兵的最大秘密。
流浪汉出身的鲍超为人很鲁莽，但是他有一身好武艺，性子也憨直可爱，忠义诚勇，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就把他招募到了自己的营中，并让他在湘军水师里当了营长，帮助训练水师。湘军水师在鲍超的带领下，战斗力大增，屡建奇功。曾国藩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嘉奖鲍超。鲍超也因此由一介武夫而身入仕林，封官加爵，光宗耀祖，并因战功显赫而获得“壮勇巴图鲁”的称号，在满文中意为“勇猛的英雄”。而鲍超更是以自己的巨勇善战、威猛无敌及无限的忠义来报答曾国藩，一次又一次救曾国藩于险难，一次又一次助曾国藩脱离困境。所以后人评论：“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曾国藩任用鲍超是曾国藩因知人善任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而彭玉麟则是曾国藩知人善用的一个明证。而且是为自己所用、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解围脱困的左膀右臂。
彭玉麟和杨载福通过曾国葆的推荐，被曾国藩任命为水师的内湖和外江的统帅。正是他们二人奠定了湘军水师冒死冲锋的顽强作风。这也是除了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外，曾国藩亲手创建起来的最信任的嫡系军队，也是多次帮曾国藩力挽狂澜、救危于险、脱厄于困的最得力的一支亲信军队。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湘军水、陆两军练成，从衡州出兵北上。水师共有五千人，以褚汝航任总司令，彭玉麟和杨载福等人任支队司令。彭玉麟踏上征途，不久就在最为关键的湘潭战役中，以他周密的谋划，大胜而归，不仅使湘军平安度过了生死关头，也使几近自杀的曾国藩重燃信心。
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在江西陷入绝境，彭玉麟正率领水师在湖北与胡林翼的陆军并肩作战。曾国藩实在太需要帮手了，于是密信彭玉麟，请他来江西统领陷在鄱阳湖的内湖水师。彭玉麟领命即从湖北向江西进发，但是由于太平军封锁了道路，哨卡密集，他无法从水路前行。于是改道陆路，急向江西进发，甚至不惜单身犯险，破衣草鞋，化装成乞丐，徒步行走七百多里，终于到达南昌，出现在曾国藩的眼前，曾国藩大叹彭玉麟有“烈士之风”，为其行为唏嘘不已。而彭玉麟此来，也成为绝境中的曾国藩无论是从精神还是从力量上的最大支撑，不仅陪伴着曾国藩度过了江西的艰难岁月，也为水师的重振雄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在湘军中像鲍超和彭玉麟这样既受到曾国藩的重用、又为曾国藩立下大功的人大有人在，如塔齐布、杨载福、黄翼升、李鸿章，这正是曾国藩知人善用的一个绝佳的注脚。
“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这句名言就是曾国藩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于身边的每一个人才，他都尽其所长，量材施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特长，并使他们总能在自己最为关键的时刻，奇兵突出，救助自己脱出困厄。
曾国藩懂得人才对于建功立业的关键性意义，更懂得量材施用对于成就大业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极为注重搜罗人才，培植亲信，强健羽翼。在自己身边网罗了大量的人才，如黄翼升、塔齐布、鲍超、彭玉麟、杨载福、赵烈文等人，他们也许出身卑微，也许貌不惊人，但都奇技在身，智谋、文章、兵学、法学、武器、船舶等各领域皆有人精通，最终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并使这个智囊团成为自己摆脱困顿、扭转危局最强大的武器。所以每到山穷水尽之时，都有亲信随从指点迷津，猛将奇兵奋力来救，帮他渡过难关，摆脱困顿，并最终成就了他的不世奇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