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后.2

当郭松龄发难之初，李景林是参与密约、积极赞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军长驱出关之后，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一以打不破权力观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时候，引起了对国民二、三军的冲突。原来平汉沿路的防线，在首都革命之后，本即划归了国民二、三军。贪得无厌的张作霖，见利忘义，自食诺言，入关后将河北一下攫夺到手，李景林就驻到那里，飞扬跋扈，日事扩张势力，把二、三军不放在眼里，定要挤他出去。孙二哥一因陕西地方困苦，给养不能维持，二因张作霖曾有驱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难释；三以逼于李景林的压迫，不甘让步；于是乘奉军内部发生裂痕之时，派令邓宝珊、徐永昌率领国民二、三军联军进攻保定，企图规复河北地盘。我在前面已说过，国民二军缺乏训练，三军亦太嫌散漫。他们革命的热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战的勇气是有的，但缺少作战的方略。我虽然以为河北仍应归二、三军，李景林可往热河，打倒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但此时我仍屡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商酌而行，万万不可造次。可是他们大利当前，即不顾大局，对我们的密约，完全不肯承认，竟一意孤行，冒昧地攻击保定。但攻战多时，不能得手。此时李景林怕引起更大的误会，曾把据守保定的队伍自行撤出。但二、三军却认李军是战败被迫而走，于是派队追击，不肯罢手。此时我派张之江带着三旅人，集中丰台待命，本是准备必要时应援郭松龄。孰知李景林竟又误会我们是应援二、三军的，蓄意要解决他，愤激之下，于是把郭松龄交押的军官一律释放，积极部署，必要大干，终与国民二、三军发生了正式冲突。

国民二、三军邓、徐的队伍与李景林正式接触之后，便不支败退。邓、徐战败之余，吃亏很大，转回头来，把怨恨全加到张之江身上，责备张之江道：

“你的队伍既已集中好了，为什么还袖手旁观，不去进攻天津应援我们呢？”

张之江说：“我并没有接到进攻天津的命令。”邓、徐则以为这时候应速增援，不应还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经误会重重，空言再也无法释去前怨。我的力避内战意志，至今终也没法避免。这个莫名其妙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天天扩大起来了。许多大事，都是从小事闹出来的，许多交乱的酿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响，而致无法控制，无法收拾。国民二、三军闹出了乱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盘，反把我们也拖下了水，与李景林掀起了恶战。郭松龄倒奉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但是国民二、三军之不顾大局（郭、徐皆革命军人。因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时种种飞扬跋扈、危害人民国家的作为，心中留下不灭的恶印象，故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尚不对，但应当有个权衡），李景林之违约异动，致使我们部队不能应援，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

为要策应国民二、三军在青县鏖战的部队，张之江毫无作战准备，就率部仓促进攻杨村。本以为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决事变，把僵局挽回来。孰知李景林早经请德国顾问秘密构成了异常坚固的阵地；同时，还有日本人替他筹划作战，替他活动谍报工作（那些充当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张之江捕杀者，日使馆虽提出抗议，但不予理会，也就罢了），致张之江对杨村左攻右攻，激战多日，总攻打不下。

张之江既多日毫无进展，我便令他暂停进攻，静待援军到来，即把鹿钟鳞、宋哲元、李鸣钟各部以及骑兵调了一部分上去。激战三日，卒由韩家墅攻入，李军大败，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带。我们队伍就占据了天津。此时任截击沿津浦线南退山东的李景林的任务，本令由国民二、三军负责，但他们动作迟缓，竟未得预期的效果；致李的实力得以保存，后来与张宗昌联合，并力攻津，死灰乃又复燃。

张之江到达天津，战乱之后，地方秩序紊乱，当然必须停留几日，整理一切。但是这种应有的行为，也引起了许多谣言，竟说我已委张之江为直隶省督军，河北地盘又要被我们国民一军占夺不放了。

此时我已到张家口，刘竹波和栾汝林两先生跑来看我，要求我必要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督军，说：“督军或是省长，都须我们的人。你知道孙禹行为什么来了？他是饿坏了，要找总司令给他饭吃呀！”于是迫着我立刻给段写了亲笔信。我自卷入了混战的旋涡，心里无时不在难过，此时看看他们如此心理，尤觉不可忍耐。我被迫得无法可想，只好避到屋外去遛圈儿。他们又去迫我的参谋长刘菊村。我从外面回来，菊村跑来找我，说：“他们是搁不下这个念头的了，怎样？还是写给他们算了吧！”我无可如何，就把致段的信写了，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省督军兼省长，交给刘、栾二位带走。可是孙二哥的督军还没发表，国民二军的电话，却又一次二次地来了。原来自天津攻下，岳西峰的几个代表即到北京住着，包围着国务总理许世英先生，索要地盘，定要个直隶省的首脑位置，并不许许俊人先生发表孙二哥为督军（否则即谓安福系挑拨离间），说：“国民军吃个虱子也得分给咱们二军一条腿；吃个蜜枣也得有咱们二军的一份。”段执政没有办法，就对他们说：

“委孙禹行做督军，是你们总司令的意思啊！”

他们听了这话，所以才左一电话、右一电话地来催迫我，要我替他们设法。我想伤亡的许多官兵还没有过问，大家却胡乱抢起官儿地盘来了！一面万分地痛心，一面又只得保举邓宝珊为直隶帮办。其实邓何尝是做这等事的人？都是一般无耻政客捣出来的鬼。当日情事，至今思之，还是觉得难过，使我无法写得下去。

再说郭懋臣率军越过新民屯，进至巨流河的时候，前锋距奉天省城仅只六十里路，张作霖已经逃走，准备着通电下野了。这时日本方面派了人来，见懋臣说：

“眼见东三省的政权马上就是郭将军的了，历年来奉张和日本所订的条约，还望郭将军予以承认才是。”

郭断然地回答道：“那断断不能够承认了。我就因为张作霖和你们订立祸国条约，这回才兴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碰了这个硬钉子，知道郭懋臣不是个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让他拿到东三省，他们既得的权利必将不能保持，于是极力劝说已经逃走的张作霖转回奉天。

张作霖说：“我的兵打光了，拿什么回去干呢？”

“我们帮你两师人！”这是日本方面的答复。

得了这句话，张作霖欣然转回沈阳。随即日本方面出动了八十架飞机，把白旗堡附近三十里炸成一片焦土；又以南满铁路附属地不得干犯为借口，阻止郭军向前进；更以日军乔装奉军，由郭军左侧加以压迫，同时黑龙江吴俊升的援军也已开到，向郭军后路猛抄。

郭军突然四面受敌，无法支持，而郭氏夫妇所居的村落，因日人曾一度前往交涉，把路程地形探得明明白白，至此便引导着吴俊升的骑兵运入该村。郭懋臣猝不及防，就被擒获枪杀了。

这时郭军后路魏某之部尚在山海关，听说前方部队溃败，非常恐慌。于是我和熊斌、刘菊村等商议，派人送给他两万袋面粉、十万元现洋，借以接济他安然退出危险地区，希望他仍能继续懋臣的精神，再图奋斗的机会。哪知他离山海关后，不走天津，竟绕道一直转到保定，归到孙二哥部中。这事又谁料想得到呢？

这边张之江的队伍刚刚退出天津，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即随后攻来。国民二、三军抵御不住，节节败退。张之江处此形势，唯有率队转回天津，一战方把张、李打退。原先张之江在津，因为军纪好、爱百姓，很受地方士绅的欢迎。及至李景林卷土重来，就衔恨于心，对地方上大肆报复。第一个吃亏的是国货商场宋则久先生，以亲近国民军为罪，把他逮捕，处以十万元的罚金。凡与国民军—甚至一个伙夫有来往者，无不捕去，重刑拷打，索诈财物，不知迫死了多少人命。他们弄得了钱，即在天津买地置产，盖造洋房，以为淫乐之所。

在这样一次恶战之中，我所感受的苦痛，是没法说述的。第一，郭懋臣先生为爱护国家，激于义愤，而兴讨奉之师，一面与我有约，一面与李景林携手，我们是以打倒奉张为第一目的；可是国民二、三军不明这个大义，不识这个大体，只说郭的发难是奉系的内乱，不承认我们的条款，只顾鲁莽地干将起来，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使我提脚不动，使我与郭的约定不能实现，条约等于撕毁，结果懋臣败死。我何以对人？第二，二、三军为要规复河北地盘，申雪心头积怨，出而进击李景林。但我们与郭有约，与李景林便是友军，二、三军亦不当打李，我们一军更不当打；但一个旋涡卷来，却竟不容缩腿。如此反友为敌，以私废公，弄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们又何以自处？第三，二、三军的好朋友与我共甘苦共患难，同以革命为志。但他们许多人却为环境所移，旧的观念不能屏除，犯的毛病不能改革，不知切实着重训练，真为爱国爱民而努力，以致不肯放弃私怨，必要乘机打李。而部队素质如何，不问把握如何，只顾去打；打了起来，不能收拾台盘。再说我们一军自己，亦因我自己不学无术，虽经多年的训练，许多人对于识大体明大义，争利不前，赴义恐后的德行，仍是缺乏得很。当张之江打下天津之时，许多平素有学问的朋友，亦竟不能放弃权力思想：这个争路局，那个争关税，自己人各不相下，告状的信电如雪片般向我飞来。这种种情形，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真是觉得太痛心了、太丧气了！

我若不是为了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我为什么跑到那样穷僻的察哈尔去？但是事到这步田地，我究竟是为自己，抑或是为国家？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循环无穷，要打到哪天才算了局？这样地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难过，都使我归结到自己学识不足，办法不够的一点上。我必得跳出国内的旋涡，出国去好好考察学习一番，同时希望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赶快化除仇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

这个主意既经自己决定，我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营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去了。

当我在途中的时候，奉张、直吴和张宗昌、李景林直鲁联军等军阀集团的大联合阵线已经结合成功，又以直鲁军攻津为引线，对国民军施行大规模的围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