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陕.2

我来到平凉，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后方部队彻底整理一番，而后再到西安去。因为此时于右任先生已在长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负责，我可以放心。谁知事有不然者，其时陕西在大乱之后，境况艰难，恢复秩序，真不容易。最成问题的，就是驻军很多，为了粮饷的问题，几个首脑闹着意见，亟待解决。第一，就是孙良诚对方振武不满，不许方军开向渭河以南，追击敌军，这前面已经述过；第二，就是刘汝明率部到了潼关，在地方上弄了点钱，给兵士办了些鞋袜之类，而孙良诚部出力最多，吃苦最大，却没得一点实惠，因而彼此之间，颇感不快；第三，各方军队急需粮秣，而陕西太穷，于右任先生无法应付。于先生和他们说：

“当没有解围的时候，你们的部队，饿得没法，跑到孤儿院里去借粮，最后只剩一袋了，全院的孤儿，向他们跪求，他们才没有把那一袋借走。现在陕西的人民，也已经穷得和只剩一袋粮食的孤儿相同了，你们给他留下这最后的一袋粮吧！”

军队方面听了这话，非常气愤，李虎就说：

“谁是孤儿？我们的官兵才是孤儿！我们现在正是为绝粮的孤儿设法，使他们不致饿死！我们一直以来，热血拼命，从不后人，现在不能不顾我们死活！”

他们争持不下，意见越闹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凉停留下去。因此只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问题闹大。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着，一边修筑。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地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大好丰年，也是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地便宜，麦价每元六十斤，白面每元五十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因此之故，兵站上收买征集粮食，便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食，堆满了几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积如山。我和百姓谈话，他们都说：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食，不算什么。”

他们把粮食纷纷运到县政府里去，肩摩接踵、络绎不绝。中国的人民，真是可敬可佩，只要官吏军队真正为大众谋福利，他们实在是不惜牺牲一切以助之的。（也许因为这些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我去看屯粮的屋子，见麦子撒满地上，左右前后，随处都是，人们践踏，狼藉不堪。我看了十分难过，乃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一顿。）

从泾川到长武，是我民国二年时候走过的路，一路走着，如逢旧友一般，处处都觉得熟悉，处处都值得察看。到了长武，已入陕境，闻附近有古碑，有人约我去看。我因当时无比闲情，不曾去看，失掉机会，引为可惜。听说其中有褚遂良等所书者。这时此间有一班随随便便的部队，一会儿说是二军，一会儿说是三军，今日向地方要钱，明日向地方要粮，为非作歹，人民苦之。我令童玉振负责解决之。童旅长费了很大的麻烦，才把他们遣散改编，办得很是完善妥当。大乱之时，敌人为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军队，更为可忧。

由长武至邠县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为我们随从简单，人民都不相识，这一晚旅途劳顿，我和王铁老睡得很早。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骂。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横蛮，使人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们，看他们究竟闹些什么出来。他们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就把树皮吃个干净。店中只有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他们就和我同屋而住。他们渐已知道我是什么人，慢慢老实了起来。我找他们谈话，自称是二、三军的人，是为送信，经过此地。于是我对他们好言劝说起来，我说人民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这样地和他们谈着，他们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见兵队都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养成恶劣习气，而不自知。只要把他们的良心加以揩拭，他们就立刻知所悔悟了。当日他们没有等到天明，就动身走了。

第二天到达邠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太王居邠之邠。历史写周太王在此，羌人前来侵凌，太王事之以币、帛、犬、马，百般委屈退让，都不得免。后来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他的土地，于是太王迁往歧山以避之。我觉得这是后人的附会。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当时周太王势孤力弱，对羌人的侵略不能抵御，不得已被迫而走。后人为要替其所鼓吹的谦让的美德说教，乃故意将事实加以歪曲。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读书于此等处必不可失察。

在邠洲我住县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监狱，看见内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监狱在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些水，使之结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气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狱，入其中者无不即病。班房即在县衙内，其中的囚犯，青年、老人都有。问他们犯的何罪，有的是因为官府征车，而自己无车；有的因为官府要草，而自己没有草，因此被扣。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一丈见方，最多只容得二十个人，却囚着六十多个人互相挤着。人群中放一个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行之，桶中尿锈厚及数寸，臭气熏天，令人窒息。据一位曾坐过班房的告诉我，每至犯人无法受得了，若偷着就木隙门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牢子即以鞭对木栅狠打，骂着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们在这里吃啥？你发什么糊涂，还要呼吸新鲜空气！”

犯人明白其意，有钱的给以十元钱，说：“你辛苦，这个请你吃茶。”牢子放开笑脸说：“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于是放他到外面来，那里桌上摆着茶碗和花生盘。犯人刚刚坐下，就听见嚷着说：“巡房！查班！”于是又急急地被拉入笼中。查班的走近看见，又是对着笼子一阵鞭子抽打，大骂一顿。牢子就和这犯人说：“只有我的不行，还得有他的一份。”于是再拿出十元。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鲜空气，竟如此之难。我看见这种情形，心里痛如椎刺。我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为县官不去查看，并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这位代理县长找来，问他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他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有办法改革。我就把为我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那个县长和我同去打扫牢房。我和他亲自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趁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

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连着经过长武、永寿等数县，都是大同小异。有更可恶的一种，便是一个平白无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瞒着县长，任意拘押起来，从而加以讹诈，这是整个的吏治问题，原非临时整顿所可了事的。但身为县长苟能正直不欺，胜任尽责，则亦必能弊绝风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东有一个县份，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员从长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空有热情，不明事理，对于革命主义，只是一知半解，而无切实具体的认识。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传，叫人民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品。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那些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的二、三军大打一顿，被逐出境。我到邠州后，因为我是西北党部代表，他们两方都来我处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骂。我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亦不能辞其咎。当时党员中有年长老成者，约我前去讲话。我到那里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民族国家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我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我站在一个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我问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他笑着回答道：“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这样的纠纷别地也同样存在，所以特意编出数十个问答，说明军民合作的必要，送请政治部采用，广为印发，俾使党政军民之间，不致再有冲突。因为这问答小册，体裁通俗，说理明白浅显，故颇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类似的，还有一件党政冲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刘郁芬呈请辞职的电报。我不明白什么原因，觉得奇怪，问他有何困难，何不说个明白。原来甘肃省党部负责人为宣侠父和延国符二位。他俩办有一个报纸，对政军各方首脑，滥加诋毁。五原誓师之后，大家多已正式入党，而他们还是皂白不分地谩骂。已经入党者，他们骂为投机分子；那些没有入党者，则骂为官僚军阀或反动分子。无论写文讲演，一律持这样的论调。刘郁芬每出席会议讲话，他俩总要起立辩驳谩骂，简直使刘无法自处。刘自己把他们的言论寄给我看，别人也纷电陈述他们的言行，指责为什么不把力量对付敌方，偏要在自己阵内捣乱？省党部负责人，岂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于是我即以西北党代表的资格，把延君（宣君已认过）自兰州押解了来，数日后才释放。其实两个人都是聪明有为的脚角，只是对于政治无具体认识，缺乏实际的磨炼，故不能顾大体、明大义，循走正确的道路。我想两位今日回想到当年的作为，自己亦必哑然失笑。

由邠洲过来，到永寿县，经过一个大深沟，看见水源充足，而周围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变动，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吏不重民生，人民自己无水利知识，无兴办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出，大好土地亦都废弃无用了。我一路和王铁老谈论兴办水利的事，以为水利一事关系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时间，少一件亦不易为力。谈着心里又是难过，又是兴奋。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样，参观班房和监狱。县中有一所模范监狱，表面上办得很是不坏，颇有一种崭新的气象。我在此停住数日，二军、三军都派有代表来，邓宝珊先生亦来，我一一接见谈话。问问他们的困苦，说说三民主义，又把如何整顿军纪，又如何爱护人民以及过去失败原因，今后使命的完成等等问题，切实加以讨论。连天聚晤，都是以这类迫切问题为谈话中心。

时杨虎和于右任先生等连电催促，我们即动身赴西安。车过咸阳，田玉洁和麻老九等二、三军朋友来接。其时他们仍受吴佩孚、刘镇华的愚弄，没有完全断绝关系，我和他们谈话，处处予以暗示，希望他们知所改变，不要入于歧途。过渭河不远，于右任先生和许多朋友前来欢迎。其中有各界民众团体的代表，排着行列，极是整齐严肃，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着谈了一会儿，当即开车进了阔别多年的长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