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为县长,后来升到专员,办事颇能认真,可是私行不检,他在任上竟恋爱了一位女教员,使本地方父老大为不满,于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办法太坏,毛病就在于学识不足、经验缺乏。这原也难怪他们本人。他们多是军人出身,年纪又轻,叫他们去做县长,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厨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饭,却叫他做衣服,岂不是大错而特错)。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谈此,以为是我们自己不可掩饰的错误,真是对不住国家,对不起人民。但是除了这些半路出家的县政人才而外,我们的政治干部在哪里呢?这必须早有预备才行,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奏效的。
总司令部政治部自刘伯坚走后,即由郭春涛、简又文担任正副部长,总部党务由凌勉之担任,宣传处长由孟宪章担任,总部秘书长原为何其巩,后何请假他去,即以黄少谷继任。郑州会议后成立开封政治分会,顾孟余、徐季龙诸先生,均为分会委员,实际负责人则为邓飞黄,亦中央派来。有朋友在我面前说,邓好用私人,对其不满。我倒觉得不然。我说邓先生二十来岁,刚从学校出来,认识的人不是同学,便是朋友,不用同学或朋友,另外再没有熟识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们说,我终天忙于治军,你们有适当的人才,请多多地介绍前来,我们是极端欢迎的。
为了补救行政干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机构举办了几个训练班。政治分会成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由邓飞黄专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个县长考试委员会,由王铁老为委员长,专门考核并训练县政人员;又由薛子良、余心清办一讯政学院;李世军主办一农村训练班。这些训练教育的机关,都办得有相当成绩。经此一番振作,基层政治的推行,虽不能说从此就尽善尽美,但比较以前总算进步得多了。
训政学院的办理,因薛子良、余心清悉心努力,所以显得很有朝气。那时我常到学院中参观,看看学生的生活,谈谈规定的课程。有时找我讲话,我即在操场上和学生们谈几句,学生们都很活泼。除功课而外,于身体的锻炼,亦甚注意,他们的运动器具,都是西洋的一套,和普通的新式学校完全相同。这个我总觉得不妥。我常常发狂论,以为新式运动,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货,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国货,鞋也是舶来品;打网球,网、拍子,无不是美国来的;排球、棒球、篮球亦无不如此。打球我一点也不反对,我只反对这样疯狂地为外国人销货。这也是运动,可实在是少爷小姐败家子的运动。要活动身体,劈刀不行吗?舞剑不行吗?摔跤打拳不行吗?中国的十八般武艺,没一件不足以使我们出一身大汗,活动全身血脉筋骨。你说那些玩意儿太陈旧了,可不知道西洋的一套田径运动,也是从希腊罗马时代传下来的。我们既不能好好继承古昔遗产,而发杨光大其精神,又不能按照民族本色,另外发明些新鲜活泼的玩意,一味地只是盲从西洋,忘记了自己是个破破烂烂的农业社会的农业国家,想起来这真是我们的大耻辱。
李世军主办的农村训练班,隶属于总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长简又文来见我,气愤愤地要求辞职,说政治部里出了不名誉的事,使他无法处理。经我一阵追问,他始说出李世军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暧昧关系,晚间,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经闹得不成体统。我听简又文如此说,不禁笑了。我说:“这事好办得很,如果李世军是强迫的行为,那女同志势必向你申诉,你自然应当按法办理。如果是两相情愿,出于自动,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认为此事有碍部纪,那你把他们记过也可以,申斥训诫也可以,甚至开除也无不可。自己责任内的事一样都不办,就要跑来辞职,岂不是和我为难吗?那又何必呢!”
经此一说,简先生方回去查问去了。那时前方战事正紧,他们却在后方闹这些麻烦,真是可笑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