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孚不愿与日寇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么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眩内阁5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他起码知道了日寇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么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寇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日寇这才明白了重庆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有什么故事呢……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
日本的和平运动不可能真是打算“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这对于中国是天大好事，对日本反是不好的。真这么好的话，日本政府应该直接走外交途径，开个什么会然后来个公报：日本放弃一切在华特权。真这样的话，中国人民起码到现在都会对日本感恩戴德。难道为中国好要搞出个9.18事变，为中国好要搞出满洲国，南京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的30万同胞全是因为不明白日本的好心吧？日军来中国到底是干什么来了？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汪精卫为什么不明白。如果真的不明白，算是先总理瞎眼了，算是汪精卫傻到与虎谋皮。但正常分析，这样政治上幼稚的傻瓜怎么能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又怎么能是党国高级领导人之一呢？恐怕是别有隐情吧！
汪精卫中了鬼子“圈套”后，日寇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汪留。你汪主席以民国正统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个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你汪主席以先总理忠实信徒为自豪，偏偏不让你提什么“三民主义”。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决”，偏偏日本在各级伪政府内部派一大堆“顾问”……
汪精卫于1944 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逝。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汪陈跪像于1940年10月制成。汪精卫跪像高1.15米，上身裸露，背刻“汪逆精卫”。陈璧君跪像高1.12米，上身裸露，背刻“陈逆璧君”。同时刻有一块《汪逆夫妇跪像志》碑，高1.27米，宽0.27米，厚0.05米，碑文为：“相彼夫妇，汉奸之尤，民众公敌，举国同仇。男名精卫，汪家败类，妇曰璧君，陈门妖魅。认贼作夫，卖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诸道途，人人唾骂，万类见羞，臭闻当世，污流千秋。”
身后评价
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格。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认可委屈自己，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正面评价
汪主席 汪精卫的正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林思云，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但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协约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负面评价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在林思云先生的观点中“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日占区的民众是“安稳的”，那么其他地区的人民由于汪精卫政府对日本的物资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现在看来就是分裂国家罪。
汪精卫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也使所为的「和平建国」落的一场空，最后在日本人不管不问中死去，曾经的美少年，据说在临死前已经不成人样。
而且汪精卫的身份很高，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对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前言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精卫"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使用过的笔名。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元老。他曾经叱咤风云，权倾一时，但在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心甘情愿投日求荣，成为举国大奸，最后落得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的1925年7月1日，国民党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被全票当选为国民党领袖。1926年4月汪因多种原因请假去香港后赴欧洲。蒋介石先生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汪精卫回国，在1932年春，汪又上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成为国民党的副总裁。他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并在卖国思想的指导下，逐渐走上了一条被中国人民唾骂的不归之路。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和"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大肆进攻中国东北等地，大片国土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下，同仇敌忾，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汪精卫却开始背叛中国民族，走上出卖灵魂的汉奸之路。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带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壁君及陈的弟弟侄儿等10人从昆明秘密叛逃河内。12月21日，军统局戴笠要求紧急晋见蒋介石，戴被蒋召见后讲道"报告委员长，刚才接到情报，汪精卫叛逃河内，有可能投敌。"蒋看完情报，十分震惊恼怒，严厉训斥戴笠和军统局，并大骂汪"汪兆铭，我哪里对不起你，你处处与我对干。你跑到河内，还不是想另立中央。你要当委员长，我让你干就是。"蒋骂完后，对戴命令"一定要密切注意汪在河内的动向，要不择手段地设法制止汪在河内的行动。"汪精卫在河内与日本政府一唱一和，写下了洋洋数千言，响应日本政府近卫声明。12月29日早上《南华商报》在头版以标题刊《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抗监委诸同志公开信》公开吹捧日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诋毁中国军民的抗日行动。因这封电文的最后落款是"汪兆铭，艳。"，即被成为历史臭名召著的"艳电"。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上下，使得全国抗日民众怒火万丈，一致声讨汪精卫无耻的卖国行为。1939年元旦，重庆战时首都并没有节日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消汪的本兼各职。同时蒋介石开始采取杀巨奸汪精卫的措施。临时中常委会后，蒋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带给他蒋的口信："只要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但遭到了汪的回绝。2月15日，谷正鼎又奉蒋之命到河内传达蒋的意见："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中央任何时候都欢迎。如果有病要赴欧洲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钱，钱花完了，以后可以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等地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汪精卫对这些忠言丝毫听不进去，没有商量的余地和回头的意思。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看到汪精卫已经无药可救，于3月19日，正式向军统局戴笠发出命令"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自汪精卫出逃后，军统局就根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指示，对部分与汪出逃有关联的官员如交通部长彭学沛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等进行秘密审查控制，同时命令军统云南站长李家祯西南运输处监察组长张炎元调动庞大的情报组织，对认为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政府主席龙云进行严密监视。在全国媒体积极一致对汪卖国行为进行揭露，发出严缉惩办汉奸的呼声下，戴笠也即根据蒋的指示拟订制裁汪精卫的具体行动计划，争分夺秒进行布置，立志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为国为民除害。
一 海外刺汪密计
国民政府军统局受令惩处汪精卫后，戴笠不敢怠慢，立即紧锣密鼓地筹划。虽然军统局在杀汉奸和敌对分子等各方面拥有相当的经验，也不乏有各类行动特工高手，但是这次要杀的是在国民党内经营多年，在各方面有错综复杂关系，且曾高居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其难度和风险不可低估。
其一，国际行动缺乏国内行动的有利条件。越南仍处于法国殖民时期。法国人一向对殖民地的管束较严，尤其在社会治安打击不稳定因素方面。素来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对枪支这类致命武器，更是重点管制，严禁携带入境，一旦查出将采取措施。在河内执行任务，组织越境追杀这种国际行动，在军统局成立后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戴笠缺乏国际行动的组织经验，军统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也缺少国际行动的经历。军统局虽然有一些国际情报人员，但他们大都是依靠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和军统局驻外的一些掩护机关集有关资料和情报，没有一个全能的国际行动人员。在河内办事又不像境内，语言不同，地理地形不熟悉，风俗习惯不了解。特工人员是孤军作战，没有大批军警宪特的配合，行动处事极不方便，也不便于隐蔽和撤离。戴笠深深知道，执行刺汪这一精细严密的行动，只要在某一环节上稍有不甚，就会满盘皆输，最终无法完成任务。
其二，汪精卫是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政客，树大根深，人脉关系广泛。中日战争一起，中国的政局一直受国际注目，汪的叛逃又是经过精心策划，与日本军政当局长期周旋的结果。自从"艳电"发表以后，国际舆论和西方两大阵营都在密切注视中国政治的走向，汪到河内以后，日本军国政府重点关注事态的发展，军方和日谍机关在其周围广布眼线和特工，这些给戴笠的行动带来了更高的难度。汪精卫自己也清楚，叛逃之后必将在国民政府引起地震，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和全国抗日民众也不会轻易放之任之子，弹和刀子随时会降临到自己的的头上，说不定哪一天会身首异处。但汪又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政客，狡兔三窟的狐狸，熟知蒋的为人和军统局的历史，一定会机警无比，倍加警惕，千方百计地躲避劫杀。
再说，蒋委员长下令军统局要赶在汪精卫返回南京上海成立伪政府之前执行任务。这个行动的准备时间极为仓促，很难仔细周密部署计划，无奈之下戴笠立即把郑介民从军令部请来详细研究海外行动计划和具体方案。
刺汪行动总指挥。这次海外刺杀，蒋委员长本来考虑让郑介民亲赴河内指挥，但戴郑二人商议后认为，郑介民最近几年来把主要精力一直防在军令部二，对军统局内部的运作和人员及工作情况不太熟悉。如果郑出马，可能许多方面不能得心应手，有可能会耽误战机。而戴笠一直在军统局独挡一面，负责日常工作，有郑介民无法相比的有利条件，于是戴决定亲自上阵，担任越境刺汪的总指挥。
刺汪行动的指挥中心。这次行动的指挥中心可供选择的地点有三个，即河内香港和昆明。河内处于前线，调度人员临阵处置比较有利，但地利人和却不便于指挥，一旦指挥中心被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汪谍报机关监视和控制的话，会陷入被动的局面。昆明虽然临近越南，军统局也有雄厚的基础，但还是不利于行动的调度，临时处理事务也不顺。权衡左右，戴郑认为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较为合适。
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世界，社会复杂，便于军统特工人员隐蔽疏散。二是，香港进出的手续方便，人员来往不受签证等手续的限制，更有利于军统调遣人员，运送器材物资。三是，香港距河内较近，海轮一个昼夜即可抵达，航班又可直飞重庆，便于指挥人员往返走动。四是，军统局在香港有较深的基础，特工实力也较雄厚。军统局在香港的设备设施也较齐全，使用调度极为方便，有利于工作的全面展开。
特工行动人员。实施这次海外刺汪，行动人员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要弥补国际行动协同上的弱点，戴笠进行了慎重的安排，汇集了军统局较佳的人选。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不但对行动工作研究较深，办事精明能干，而且能讲一口法语，特别适合在法国殖民地的河内活动。但余乐醒缺乏组织指挥重大行动的实际经验，难以担当前线统帅的重任。戴郑反复考虑，决定调用军统天津站长陈恭澍担任河内行动组长。陈参与策划和指挥过王克敏张敬尧石友三等人的重大刺杀行动，胆大心细经验丰富行动果断。另外人选有戴的随身警卫王鲁翘，他是杭州特训班学院，多年随戴笠形影不离，枪法百步穿杨；军统局重庆武术训练班教官唐英杰，他从小习武练功，能飞檐走壁，轻功了得，被视为湖奇人。另外被选中的人有余鉴声张逢义郑邦国陈布云岑家焯魏春风等十八人，被成为"十八罗汉"。他们都各有专长，是军统局的老字号特工行动骨干。"十八罗汉"确定后，戴笠一面急电陈恭澍火速赴港待命，一面分别召见其他人员，进行精神训话，面逾任务，鼓励他们为国家为民族效力。随后戴笠将这批人员从水陆空多路潜送河内集中，待机执行刺汪计划。
二 前线布局
戴笠与郑介民将刺汪计划商议妥当后，决定赴香港和河内，亲自布局实施具体工作。
1939年1月中旬，戴带领军统局本部的毛万里王绍谦季若恂等人坐飞机抵达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了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六号设立了联络站，特地按排甲室秘书毛万里驻扎办公，负责联络工作。戴笠虽在香港有一处秘密住处，但为了隐蔽工作和本次行动的需要，另外又在香港九龙分别设置了据点，轮流进行工作，为了保密和安全，戴仅限于在夜间接见调度陈恭澍等有关人员，一概回避本次行动的无关人员。为了指挥联络和情报的传递，戴专门在联络站设置了两座秘密电台，指令专门人员日夜值班和翻译，二十四小时与河内重庆及军统局本部保持电信联系，往来电文则有甲室工作人员王绍谦季若恂专门亲译，单独交戴处理。
香港指挥中心工作就绪后，戴笠即以何永年的化名护照从香港飞往河内布置工作，为河内前线行动组与各方面接上工作关系。军统局在河内很早就按插了一名特工人员，此人叫方炳西，曾担任军统局越桂边区站站长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谍报处科长等职，现任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在刺汪计划拟定之初，戴笠己电令方炳西，叫他在河内租赁一幢独立的二层楼房，作为行动组的秘密据点，购置一辆旧的福特小汽车，作为行动组的交通工具。另外戴笠还预先在河内派驻了一名直属通信员，人称徐先生。徐某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有良好的关系，与河内的法国籍警察总监颇为熟悉，在当地侨界也有一定的声望。以前戴交给徐先生的任务是长期潜
发展关系，择机而用，并保持与戴的单独联系，这次执行刺汪的重大计划派到了用处，这可见戴统领军统工作的高赡远瞩和精细周到之处。
戴笠一到达河内就开展紧张的部署。一在河内行动组的秘密据点戴召见了陈恭澍余乐醒等重点人员，祥细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和行动的准备情况，指示他们按预先方案行事，特别要先熟悉河内的市容和地理地形情况，为日后的工作作必要的准备。二戴笠单独一人前往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专门拜访了总领事许念曾先生，说明本次专受蒋委员长差遣来河内执行刺汪的任务，并要求许总领事利用外事工作的各种有利条件，给予尽力相助。戴还和许商定将河内总领事馆作为刺汪行动的前线指挥所和联络点，并在馆内设立了专门的秘密电台，作为河内与香港之间的联络专线。三戴笠又秘密会见了徐先生，对其多年来忠诚国家长期潜的精神倍加赞许，勉励他继续为国家和民族尽心尽力。戴交给徐的任务是利用多年来与河内当局高层人士建立的人脉关系和与越南社会广泛交际的各路人马，侦查掌握汪精卫及其随员在河内的详细居住地和日常行踪，及时向行动组提供必要的情报。
戴笠在两天时间内将该次行动所需动用的各种关系疏通联络之后，把情况详细交给陈恭澍，便于运用。为了密切行动工作戴笠在河内专门召集行动组的全体特工召开会议，交代方案，布置任务，明确具体分工。戴笠下令陈恭澍任河内行动组长，并负责"硬性行动"，研究和实施对汪及其它随从人员进行阻击猎杀；余乐醒负责"软性"行动，主要研究和实施使用毒气毒药定时炸弹爆破等特种技术对汪进行制裁。最后戴笠要求全体特工人员全面布置周密策划精心准备密切配合，随时等候香港指挥中心发出的最后行动命令。
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戴笠在紧张而有序的河内之行的二天内，基本上把一线的行动人员联络人员协助人员的相关工作布置完毕。第二天凌晨方炳西用专车将戴笠送到河内机场，戴悄悄地返回香港指挥中心。戴一回港并没有松懈工作节奏，立即手考虑解决武器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执行刺汪计划，没有精良的枪支不行，光凭赤手空拳刀子和毒药是最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戴笠清楚地知道，汪精卫等一干人并非等闲之辈只有挨打的份儿，而是早己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应急办法，要达到刺汪的目的必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除了调集精兵良将，还必须配置强力武器，才能在关键时刻制敌于死地。为此戴笠确实费了一番脑筋。
当时越南处于殖民时期，法国殖民当局在统治时为了社会的稳定，对治安问题抓了特别紧，不但重力打击骚乱暴动一类的事件，对制造恐怖暗杀恶性事件更是格杀勿论。为了防止极端事件的发生，法国当局对枪支采取了严厉的管制措施，严禁从境外私自携带武器弹药入境，同时加强查处沿海和边境线的枪支走私。所以要解决刺汪的武器问题，行动人员随身携带入境没有可靠把握，如果用高价从地下和黑市购买，少量的普通枪支也许可办到，但对付汪精卫一伙不是一二把枪就行的，而是需要一批性能好杀伤力强大的优良枪支。自从军统成立后就一直专门从事情报特工秘密工作的掌门人戴笠对此类事情早已有所预见，在特工战线的有关方面和环节己有先知的按排，以防备在重大行动到来之时手足无措无法应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特别是日军在淞沪一带登陆，陆续控制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出海口和港口以后，中国的战略运输线大都被日军控制或切断，只剩下一条滇越铁路途经河内可到达越南海防港口。滇越线成为了国民政府进口运送国际战略物资的重要生命线。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安全和畅通，国民政府化了很大的力量来保护和维护，军事委员会专门成立了西南运输处。重庆政府专派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陈修和通过法国政府驻华大使馆武官和法国大军火商龙东的关，与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达成了利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火武器的秘密协议。军统同样也十分重视这条生命线，调配和增加特工骨干参与工作，戴笠派特工张炎元担任西南运输处监察组长，张炎元同时在西南运输处海防分处派出了监察员，又将西南运输处香港分处监运科控制在军统手里，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担任监运科长。
戴笠从河内到达香港后，立即起用这条秘密专线。他与张炎元联系后，指令由王新衡以西南运输处香港分处监运科长的身份派专人运送了一大批急需的专用手枪和弹药及其它器材到越南海防港口，西南运输处海防分处的军统监察员接收后，再由在河内待命的行动组派人秘密到海防领取，偷偷运抵河内，基本上解决了刺汪所需的枪支问题。
为了增加刺汪成功的保险系素戴笠，又指令军统局美国站从美国购买了两支崭新的左轮手枪。这两支手枪的特点是射程远杀伤力强，特别适合在阻击猎杀行动中使用，但是如何带至河内却又是个问题。戴笠经多方联系，找到了一条安全捷径，请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联络官曹师昂携同法国太太专程将枪支送到河内。曹师昂是湖南人，多年在法国留学，毕业于法国军事航空专业学校，他担任过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和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法国空军作出过贡献，与法国空军和军政界关系较为密切。曹师昂回国后，担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一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日战争开始后，曹又担任法国志愿军大队联络官，在法方有很多朋友。在曹与妻子赴河内时，他把两支手枪藏在行李中，经朋友向河内警方疏通关系后，未经海关等部门任何检查就，安全无误地把武器带入河内，并在预定地点转交给特别行动组。
四 敲山震虎
戴笠和军统局行动组的人员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进入实际的操作。首先加强了对汪系滞留在香港的人员和逃至河内的人员的监视跟踪，并采取分化打击的威慑措施，意在警告汪精卫一伙收俭投降卖国的汉奸行为，趁早悬崖勒马。
汪精卫逃至河内时，香港成为汪派人员活动的前沿地带，先后到港的汪系人员有四川党部主任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佛海艺文社主任陶希圣中央立法委员林伯生宁县县长梅思平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崇武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痒等人，汪精卫的老婆中央监察委员陈壁君则负责香港与河内之间的联络，不断地在两地往返奔走，传递情报和消息。高崇武和梅思平则在香港进一步与日方人员接触和洽谈。陈壁君在香港住在九龙塘汉口道26号3楼，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住在九龙塘约道5号。大家心里都明白，汪精卫出逃河内后，一干人都己成为军统特工注意的对象，所以人人都提心吊胆藏头缩尾深居简出，不大敢公开露面。为了对汪系人员分化瓦解，戴笠一方面与当时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房的杜月笙密谈，商讨具体办法，另一方面指示军统局香港区长王新衡调动香港区的全部力量，加紧对汪派人员的秘密监视，摸清他们的祥细居住地点和日常行踪，以分析判断汪精卫居留在河内的时间和下步动作方向。
戴笠在香港除了部署河内的行动，也开始对汪派在港人员进行打击。中央立法委员林伯生被定为第一个打击对象。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以及许多投降亲日理论都是在以林为社长的《南华日报》及以林为主任的《蔚蓝书店》发表和宣传的。为了抑制汪派人员的卖国气焰，戴决定先拿对投降活动极为活跃的林开刀。
戴笠命令香港区情报员香港《珠日报》编辑刘大炎利用记者的身份到设在香港荷李活道49号《南华日报》社和设在皇后大道华人行7楼6号的《蔚蓝书店》找林伯生接触，另外派香港区书记刘方雄指挥特工跟踪侦查林的日常出入途经和轨迹，机行动。之前，戴曾派人传话给林，约其在香港思豪饭店谈话，想借此给林发出警告信号，但林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刘方雄即指挥行动人员于1939年1月13日晚上进行击，但结果是错杀了一个和林伯生长得极为相似的陌生人。这一夜林因有事留在《南华日报》社通宵未归而侥幸活命。1月17日中午，陈壁君在九龙塘汪宅约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伯生吃饭。饭后下午3时林被香港警察政治部约去谈1月13日晚的暗杀事件，完毕后林伯生因与梅思平陈春圃等人相约去告罗士打饮茶，于是林伯生出警察后就步行前往。
当林行至香港历山大厦门前时，刘方雄再次指挥两名行动特工从背后跃击，用袖藏的铁棍对准林伯生的头部猛击，林当场昏死过去，两名特工中一人当场被港警擒住，另一人乘乱逃走。林伯生被警方秘密送到玛丽医院治疗养伤多月才出院。
林伯生多次遭到追杀重挫了汪派在港人员的锐气，一个个都悄悄隐蔽潜起来，一个白天不敢出门，只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进行一些活动。汪精卫在河内得到林伯生情况的报告后，更是惊恐万状，步步提防，先是逃离河内的闹市区，躲进离河内西北约80公里的一处名叫"丹岛"的地方，当陈恭澍查明此处后，于1月28日率行动特工追踪到"丹岛"山中，汪精卫闻知随即转移，躲进了河内市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号朱培德夫人的别墅里。
五 软性行动
高朗街是河内的高级住宅区，很多法国人和比较富有的的人都居住这里，成片的楼房和一幢幢小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环境幽静。为了加强安全防范越，南政府在这里设置了警察署，负责住宅区的保安工作和社会治安。高朗街27号原本是朱培德将军在河内的一处寓所，朱离开河内后就一直空。这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建筑，楼前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坪，楼后有个小院。汪住进去以后一直躲在屋内不敢出门，偶尔到草坪和小院散散步，对外联系主要由秘书曾仲鸣负责。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亚热带的气候使之到处是红花绿草，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
体弱多病和忙于奔命的汪精卫住在这里，呼吸湿润新鲜的空气，紧张的心情有所松弛，可是惊恐的状态并没有结束，坏消息不断报来，举国上下口笔伐的声讨声一浪高过一浪，军统行动组的不断出击，使他坐立不安。
2月中旬谷正鼎奉蒋委员长令再次到河内劝告汪精卫无果之后，陈恭澍根据徐先生提供的情报，带领行动组对汪的住处侦查清楚。尽管戴笠离开河内时告诫行动组做好必要的准备，千万不要轻举盲动。但是余乐醒等也开始手"软性行动"，想法用毒药把汪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毒死，但如何才能把有毒的食物送到汪宅却成了余等行动员很费心机的难题。当时与汪同住的只有陈壁君和几个亲戚及贴心仆人，要收买他们谈何容易。为了寻找战机行动组经过侦察有所发现，高朗街附近有个面包店，经常派人给汪宅送面包。于是余令行动员买了些面包拿回来注毒试验，但毒药注入后很快结成黄豆般的小块，余感到这一招不可靠。不久余等又觅到一个机会，利用汪精卫房间浴室水龙头漏水维修的机会，派行动员把一瓶有毒的气瓶放置在浴室和墙壁的夹空中，欲利用缓慢散发的毒气使汪不知不觉中毒而死，不料汪的一个从在检查浴室时发现了这一不明物体，而测试是剧毒气瓶而将其销毁。二次不成，余又找到第三次投毒机会。汪精卫早餐除了牛奶咖啡，还很喜欢吃蛋糕。有次曾仲鸣在离高朗街不远的"大上海"糕饼店订做了一盒蛋糕，汪吃了第一次后就非常喜欢，以后早上就经常叫"大上海"为汪宅送去刚刚出炉冒喷香热气的新鲜蛋糕。陈恭澍获悉这一情报后，令行动员搞清了汪精卫订做蛋糕的式样也在"大上海"订做了同样的蛋糕，并拿回来让余乐醒进行技术处理，将一剂无色无味的毒药注入蛋糕内。这样经过处理的蛋糕成为剧毒品，舌头一舔就必死无疑。
一天早晨，在通往高朗街的马路上，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一边骑车一边轻松地哼小曲，还不时回头看放在车后货贺里的食品盒。这条林阴大道直通高朗街，平时行人就少，特别是早晨马路上更是少有人出现，只有马路两旁的棕榈树在晨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时迎面走来两个商贩，一个挑担子，一个提竹篓，当他们与骑车人相遇时突然把自行车撞倒，年轻人被重重摔在地上，没等他缓过神来，后腰也被匕首抵住，"不准喊，乱喊就杀死你"。这两个商贩就是行动组的王鲁翘和唐英杰，骑车人则是"大上海"为汪宅送蛋糕的人。就在骑车人被撞倒时，王剩机打开食品盒调换了蛋糕，然后两人故意把年轻人里外上下都身一遍。年轻人以为遇到了打劫，浑身打颤哭丧脸，舌头打转地说"我是糕饼店的伙计，身上没钱，你们要钱，我，我再送来，请不要害我。"唐王见事己办好，阴沉脸说"今天留你一条活命，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报案，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杀了你。"边说边将雪亮的匕首在他眼前晃了几下，"不敢不敢"，年轻人慌忙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满头冷汗，跨上自行车一溜烟朝高朗街飞骑而去。
陈恭澍余乐醒见办完事回来的唐王，心里轻松许多，就等好消息了，谁知汪宅一直没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出。原来汪精卫在河内这几日，被日方冷落，再加上时不时有坏消息传来，痛苦异常茶饭不思，精神极度沮丧，王唐采取行动的那天，汪起得特别晚，起床后头痛欲裂天晕地转，他喝了杯牛奶后就再也不想吃什么了，以后连续几天都是这种情况，送来的蛋糕一直放在那里没动，时间一长就不新鲜了，汪嘱从把蛋糕扔进了垃圾箱。就这样，汪精卫逃过了这一致命的劫杀。
六 夜袭高朗街
河内刺汪行动组策划的几次软行动均未奏效，却没有放慢实施硬性行动的步伐。行动组经过昼夜对汪宅的长期监控侦察，基本弄清了汪精卫卧室的位置。高朗街27号朱宅的三搂，正面有两个房间，一间较大，置有床就寝的用具设备，汪白天大部分时间在此起居会客和与同伙商量事务，另一间较小，同样有完整的睡觉设置，汪在夜晚则与陈壁君睡在此房，显示出汪精卫的老谋机警，唐英杰还根据侦察的情况依样专门画了草图并具报戴笠。1939年3月中旬，戴笠综合各方报来的情报分析，汪精卫近期有离开河内的迹象，为避免汪精卫一伙脱开罗网，于是戴急报最高当局，经蒋委员长批准，戴在3月19日电令陈恭澍"即对汪逆精卫以予严厉制裁"。3月20日早上，汪宅现场监视员报告陈恭澍，说汪一伙正在打理行装，
准备全体外出。过了约2小时左右，又报告说汪精卫一行人坐了两辆黑色的小轿车往河内郊区红河方向驶去，实际上是汪等去数十公里外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游玩，陈恭澍以为汪等想逃离，随即率领行动组携带武器驾车急追。双方车辆迫近时，陈恭澍看到两辆车上坐了9至10人，除了汪精卫和陈壁君以外，还有其它几人。当他们追赶过红河达莫桥时，汪精卫一伙的两辆黑色轿车己经停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由于不能靠得太近，防止汪等发觉，再则阳光刺眼，一时皙辨不清汪精卫到底坐了那辆车。正当行动组犹豫的时候，汪等两辆黑色轿车己启动，朝来的方向快速驶去，显然汪等己觉察到有人在跟踪他们。行动组也立即调转车头紧追，但在经过商业区一带，汪精卫的车辆利用交通信号灯转换之机，摆脱了行动组的追赶。就在陈恭澍和行动员驱车焦急追找汪精卫的车辆时，那边汪宅的现场监视特工己来报告，汪等两辆黑色轿车己回27号。陈恭澍随即率人赶回，嘱继续加强监视。此后整个白天行动组的眼睛始终盯住27号内的一举一动，汪精卫等一伙也未离开汪宅一步。3月21日下午4时，在汪宅现场监视的特工魏春风报告汪精卫和陈壁君在室外草坪上讲话，好象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了二名行动员赶到27号外，己经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于夜里实施突然出击。当夜月黑风高，高朗街一片肃静，少有人出行活动。深夜11时40分，陈恭澍带领六名行动员开车出发，在接近汪宅附近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他们，要严格检查，相持之下无奈之中，陈恭澍把口袋里准备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送给警探，几经周折，越警挡不住金钱诱惑，终于全部放行。陈恭澍一行到了27号附近，他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在车内接应，张逢义陈布云在汪宅外放风，王鲁翘唐英杰郑邦国余鉴声则越墙进入汪宅。布置完毕唐英杰施展功夫轻轻跃上墙头，观察后未发现动静，然后将王等三人拉了上去。唐王等四人跳入院内，有人不小心踩翻了墙角的一个花盆，发出了"吱咯"的声音。"什么人？"住在一楼的卫喝问道，唐王等人立即闪身躲在大树后面。这时一搂的后门打开一条缝，汪的卫听到声音出来观察动静。"啪啪"，王鲁翘举枪就射，卫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唐英杰立即乘势带人飞快地冲进后门，提枪堵住了汪待从房间的房门，"都不要动，谁出来老子就打死谁。"汪的一个卫士还想往外冲，"啪"又是一声枪响，卫士己捂左臂倒下。这些卫士出境时都无法带出武器，他们被堵在屋子里干急。就在唐英杰堵住汪卫士的房门之时，王鲁翘带人飞快地冲上三楼，直朴靠北面的那间汪精卫的卧室，王猛烈连撞几下，都没有撞开，房门己在里面锁上，而且非常结实。王正在焦急之际，唐英杰提利斧赶上来，唐抡起大斧用力向房门劈去，只几下就将房门劈了个大洞。室内台灯还亮，王鲁翘借昏暗的灯光朝里看，看见床下趴一个男人，己瑟瑟发抖，挣扎硬往床底下钻，背部屁股完全暴露在外，依据体形判断此人就是汪精卫，王毫不迟疑端起勃朗宁手枪，"啪啪啪"连发三枪，弹弹命中，直打得血溅四壁。枪响过后，王发现床下还有一个女人，估计此女就是汪的老婆陈壁君，王便甩手又是"啪啪啪"三枪，他正想进去验明正身，可是房门就是打不开。王认为汪精卫夫妇命再大也必死无疑，便指挥人马迅速从楼上撤了下来越墙而出。"怎么样？"，陈恭澍见撤回的唐王等人钻进守候的车里忙问道。"两人己经上路"，王鲁翘拍胸脯无比轻松地说，"陈组长你放心，凭我的枪法下汪精卫陈壁君这次必死无疑，就是几个汪精卫也做了枪下鬼，等好消息吧。""好！"陈恭澍高兴地拍了拍方向盘，汽车一加油门飞快地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正当陈恭澍等行动员想举杯庆的时候，报来的情报并没有令他们高兴，汪精卫和陈壁君并没有死，中弹的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等被人追踪，就带妻子方君壁来汪宅探问，也许是为了安慰汪，曾与妻子当晚就留了下来，并住在汪的卧室里。当行动组跃入汪宅发出第一枪后，汪夫妇就被惊醒，汪精卫正准备出房探看，他的女婿何文杰与女儿汪文惺跑上来，"有剌客，赶快进屋"。他们将汪夫妇推进了房内，刚刚进屋，王鲁翘就带人冲了上来。汪等人听见有人正撞击对面的房门，接就是利斧劈门的声音，汪等人吓的七魂出窍，趴在地板上大气都不敢出。连续的枪声响过之后，四周慢慢平静下来，对面屋子里不时传出曾仲鸣夫妇痛苦的呻吟声。何文杰打开房门，走道里己经无人，便冲进曾仲鸣夫妇的卧室，昏暗的灯光下曾仲鸣夫妇倒在血泊里，只看见曾的胸脯泊泊地往外冒鲜血，其状极为恐怖，何文杰吓得不知所措，赶紧叫汪文惺打电话报警。十几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曾仲鸣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无术，还是死在手术台上。方君壁右胸中一枪，另二枪中在臂和腿上，在医生的全力救护下才保住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