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川幕府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用来钳制天皇的法规吗？
（1）德川幕府发布的三部法度
天皇家熬过战国时代的洗礼历练，到了织丰时代，受惠于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帮助，天皇终于重新迎来了“春天”。以往衰微颓丧的朝廷也慢慢恢复过来，人心回归，仪式重来，一切好像都很美好。
德川家康夺取天下之后又如何呢？1615年的大坂夏之阵（消灭丰臣政权的战争）后，再无势力对德川幕府构成威胁，德川幕府随即发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文规范天皇、朝廷与公卿贵族的行为。
这部著名的法律是不少人研究德川幕府与朝廷关系的基本材料。但早在它出现之前，德川幕府已在1613年对朝廷与重要佛教寺院发出了《公家众法度》和《敕许紫衣法度》。《公家众法度》有三大重点。
第一，幕府严格要求京都的公卿贵族（主要针对高级以下的普通贵族）要专事学问，以保家业长久。
第二，要贵族们守法自律。
第三，要求公卿恪守“天皇之臣”的职责，在皇宫和天皇面前要勤务办差，不可懈怠。
一旦贵族们违反以上三点要求，幕府将代天皇对他们进行处分。
《敕许紫衣法度》则是针对佛教的法规。“紫衣”是高级僧侣才可穿着的紫色袈裟，这个法度就是任命高僧的法律。本来，寺院高级僧侣的任免权握在天皇手上，但通过这部法令，幕府以“受天皇委托”的名义，插手天皇与宗教界的关系，强行代理天皇与佛教界的接洽。包括天皇的家寺泉涌寺在内的七所京都重要佛教寺院，其住持向朝廷申请紫衣许可之前，必须接受幕府检查，然后才可由朝廷任命（泉涌寺因为与天皇渊源太深，后来获得豁免）。
以上两部针对贵族与重要佛寺的规定，可以说是幕府加强控制朝廷的先声，并为后来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铺路，以免太过突然，使幕府与天皇、朝廷的关系在丰臣政权灭亡后顿时进入紧张状态。那么，长达17条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究竟是不是如一般指责的那样，是一部德川将军钳制天皇行动与权力的法规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从肯定的角度来说，直至江户时代，的确还没有一部法规，是由天皇以外的权力体明文指出天皇、朝廷贵族应尽之责。以前只有天皇或太上天皇以前辈、经验者的身份告诫子孙而已。
从否定的角度来说，《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一部江户时代版的“皇室典范”加“朝廷业务守则”。细看与天皇相关的内容，我们便可发现主旨不是限制天皇的权力，而是以白纸黑字使天皇回归应有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恢复天皇应尽的职责。
例如，经常被引用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提到：“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这里的学问是指读书与和歌，而且是饱览中国的经典著作，以及成为和歌界的最强歌人。这些规定看似是幕府堆砌的理由，但本书第七章第1问将会提到，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存在类似的规定。
（2）幕府与天皇并非对立
虽然对那些认为“天皇必须是最高权力者”的人来说，第一条主旨从表面看来，的确像是幕府干政的条文，但那其实是断章取义。而且，发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人是幕府与时任关白，是双方达成协议后的产物，不是幕府一意孤行的“霸王条款”。
再说，法例上虽然明确规定幕府有处罚贵族的权限，但从后来的真实例子来看，不仅鸡毛蒜皮之事的处罚权都在朝廷手上，大的违法行为也由朝廷最高领导关白、摄政与幕府商议后，再由关白、摄政执行。幕府表面上握着最高权限，但却不曾轻易使用。
更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幕府制定《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背景原因，是因为由战国至织丰时代以来，长达100多年的混乱致使朝廷的规则松散不堪，而旧时天皇与贵族为了谋生而放宽规范的问题，也广泛出现在史料之中。对于已然统一天下的幕府而言，利用法制整理朝廷秩序，回到其应有状态，以及恢复天皇本来的理想状态，皆能为幕府建立权威，使朝廷、幕府以及各藩信服，最终使幕府获得了统治的大义名分。
对于天皇而言，与幕府磨合的确不甚愉快顺畅，致使当时在任的后水尾天皇最终以让位的方式向幕府表示抗议（详看下一问：为什么江户时代重新出现了女天皇）。
不过，天皇让位后，随着幕府做出一定退让，幕府与天皇的关系也得以改善。除了后水尾天皇当政时代，以及幕末动荡时期，天皇、朝廷与幕府基本上都能维持良好、协调的合作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佐证便是灵元上皇评价幕府将军有“重朝家之心”，又说可以借幕府之力复兴朝廷，重振纲纪。
可见，后世认为幕府与朝廷处于对立关系，幕府将军霸凌天皇的观点，既是受明治维新以后的史观影响，也是由于不少人都视天皇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视幕府体制为不正常，所以无视一些历史事实。
2．为什么江户时代重新出现了女天皇？
（1）女帝再现——明正天皇
第一章第5问已经向读者说明古代出现六位女天皇的原因，以及她们的特别之处。其余的两位女天皇均出现在800多年后的江户时代，她们是明正天皇和后樱町天皇。为什么时隔数百年后，她们又被拥立为女天皇呢？与六位先祖又有什么不同？
明正天皇是自神武天皇以来第109任天皇，她是后水尾天皇之女，母亲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五女儿，名为德川和子。换言之，明正天皇身上流着德川幕府将军家的血，其身世背景完全与古代的女天皇不同。古代的女天皇都拥有双重皇族血统，既是公主，又是天皇妻后。但明正天皇既不是皇子，身上也只有一半的皇族血液，为什么会当上天皇呢？
其实，明正天皇根本不是继承天皇的人选，她的父皇后水尾天皇与德川幕府的关系一直不甚良好。明正天皇继位的15年前，德川幕府灭亡了丰臣家，夺取了全日本的统治权。
接下来，明正天皇的外祖父，也就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为了巩固幕府的威信，延续亡父德川家康的路线，加强对天皇家与朝廷的控制。当时已经成为后水尾天皇中宫（皇后）的和子，在不久后生下了皇子高仁亲王（明正天皇之弟），秀忠本应像当年的藤原道长和平清盛那样，以天皇外戚的身份权跨公、武两方。可是两年后，高仁亲王夭折，和子后来也没再生下皇子，秀忠的计划完全化为泡影。另一边的后水尾天皇也因为不满德川幕府得寸进尺，对朝廷过于强硬，于是趁着高仁亲王夭折之机，突然将皇位让给了明正天皇，自己成为太上天皇，以发泄对德川家的不满。
换言之，明正天皇的继位完全是父皇发泄不满的结果。跟古代一样，没有多重皇族血统的女天皇不能结婚，因此明正天皇铁定不能有后代，同时生母德川和子之后也再没有生下男嗣，因此明正天皇的继承人只能是没有德川家血脉的皇子。
更讽刺的是，后水尾天皇成为太上天皇后，却与其他妃嫔生下多个皇子，仿佛就是要向幕府表示不认输，不接受幕府的摆布。因此，天皇让女儿明正天皇完成她的任务（向幕府示威）后，皇位便转到没有德川家血脉的异母弟弟后光明天皇的身上。一直强势的幕府也只能妥协，让后光明天皇以和子的养子之名成为天皇，勉强保住了颜面。
（2）最后的女帝——后樱町天皇
相隔133年后，江户时代再次迎来了女天皇后樱町天皇，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位女天皇。不过，后樱町天皇继位的原因与朝廷、幕府的政治斗争无关，可以说完全是无奈之下的紧急措施。
比起明正天皇盘根错节的继位原因，后樱町天皇继位的过程，却与现时日本皇室的情况颇为类似。后樱町天皇的父皇樱町天皇膝下只有后樱町天皇与她的弟弟桃园天皇两人。樱町天皇去世后，皇位传到了桃园天皇手上，不巧桃园天皇早逝，膝下只有两名年幼的皇子，而且较小的皇子早已约定成为旁系亲王家的养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至于年长的皇子英仁亲王也尚且年幼，不知能否长大成人。为了避免年少天皇无嗣夭折的可能，朝廷决定先让后樱町天皇当上天皇。而且，为了安全成事，朝廷以桃园天皇“遗愿”的名义，通知了幕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女帝登基，幕府最终同意的原因也是因为已有明正天皇的先例，明正天皇本身也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亲外娚女，故难以否决，加上考虑到当时天皇家的确有难处，于是予以同意。
最终，众人一直担心不能顺利长大的英仁亲王健康成长，朝廷与幕府也按照计划，在英仁8岁时让他即位成为新天皇，也就是后桃园天皇。后樱町天皇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太上天皇，继续守护自己的侄子。
值得一提的是，江户时代女天皇的特殊性。江户时代，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隆盛，女天皇因为不可产下含有他家血脉的子嗣来继承大统，从一开始便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存在。就算是朝廷支配方面，也必须由关白以摄政的名义代办，两位女天皇比起江户时代的男性天皇，更像花瓶、装饰品。
从中可见，明正天皇与后樱町天皇的诞生是诸多困难同时出现下的折中之策，后樱町天皇的即位更是百般无奈。朝廷与幕府本来便没有想让女天皇再出现，因此当英仁亲王顺利长大，危机解除后，女天皇从此成为绝唱，走入历史长河。
图3-1 江户时代的天皇世系与女天皇
3．两个事件动摇了天皇与德川幕府的合作关系？
（1）“宝历事件”——挑战《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前一问提到，天皇与德川幕府除了初期的磨合，双方的关系大抵维持良好。然而，踏入江户时代中期（18世纪中期），蜜月期已过，大大小小的问题随着时代与人事的更替而慢慢浮现。接下来要谈到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发生在1757年（宝历七年）的“宝历事件”。简单来说，就是京都朝廷的下层贵族试图挑战当年幕府与朝廷订立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前文提到《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第一条，规定了天皇要专心于学问与和歌，以恢复古来天皇应有的职能和本分。专心于学问是指各种中国传来的政治典籍，至于日本的传统典籍，如《日本书纪》则属于次要的学问。正所谓规矩是由人来定，也是由人来改变的。即使这个订于初期的规定僵化，而且社会的身份阶级基本维持不变，也不能阻止江户时代中期日本的社会观念出现变化。
18世纪中期，人们对僵化的身份阶级以及千篇一律的生活开始感到厌倦，中下级武士、百姓与下级贵族都对现实感到不满。而且，当时对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日本国内的内需已经到达瓶颈，最重要的消费品和交易品——米的价格又受天灾影响而越来越贵，不论是武士、贵族，还是百姓，都出现经济困难，无法安稳生活。
终于，各地百姓发起暴动，拒交田租，下级贵族则以投闲置散的方式进行消极的抵抗。他们由言语上的顶撞到实行旷工，希望获得改变的机会。这些下级贵族们受到当时强调“日本优越不凡”的国学影响，进一步质疑《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尊崇中国古典的基本态度。
1757年，垂加流神道（重视神国思想的神道流派）一位出身下级贵族的神道家竹内敬持（式部），连同受其影响的几个中下级贵族，偷偷地向当时的桃园天皇讲授重新解释、立注过的《日本书纪·神代卷》，强调日本从神话时代起建立国家的过程，以求天皇理解他们想象中的理想国家的样子。成事之后，他们获得了天皇的重用，从而获得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
这些人的行动很快便被最高级的贵族——关白近卫内前发觉和制止。不过，他们很快又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少壮派下级贵族，打算再次挑战。当时的桃园天皇年轻而好奇心重，对他们的讲法感到意犹未尽，半年后，又听这些贵族讲学。
可最终还是纸包不住火，关白近卫内前等高级贵族得知他们死不悔改后，决定要实施重罚，以保证实行至今的秩序可以维持，也阻止下级贵族越过他们搭上天皇，做出过激行为。其实他们最大的担忧是，一旦事件不在早期及时扑灭，等传到幕府耳边，难保不会出现朝廷难以控制的局面。
结果，关白为首的高级贵族及早下手，天皇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怂恿天皇参与的贵族分别处以罢免、去职和软禁在家的惩罚，始作俑者竹内敬持则被处以较重的逐京之刑（终身禁止回到京都）。
为什么“宝历事件”会受到关注呢？那是因为事件中涉事的下级贵族虽然被处罚，但是他们心里受到提倡尊王、神国的近世神道影响，对现有的朝幕关系与制度萌生质疑（后来甚至有推翻之意）。
虽然“宝历事件”被暂时压下，但是与他们志同道合而不在明处行动的贵族，以及下层武士阶级却受到影响，越来越质疑现有体制。这些质疑成为后来“尊王攘夷”中最激进的声音，将幕藩体制与朝幕合作视为敌人。
（2）“尊号一件”——被否定的天皇孝心
另一个打击天皇、朝廷与幕府关系的大事便是史称“尊号一件”的事件。前文的“宝历事件”来自朝廷下级贵族，对天皇的影响不算直接，但“尊号一件”则直接导致天皇与幕府关系出现裂痕。
起因与当时天皇家出现继承危机有关。1779年，后桃园天皇（桃园天皇的继承人）英年早逝，其后没有男性继承人。朝廷与幕府决定不再拥立女天皇，改为册立出身王族旁支，分属后桃园天皇远房堂弟的男性王族为君，即著名的光格天皇，他当时只是8岁的小孩。
10年后的1789年，18岁的光格天皇借着正式执政的机会，希望利用自己的权力，让自己的生父典仁亲王获得太上天皇的荣号，聊表孝顺之念。但是，幕府以典仁亲王不是天皇为理由而否决。
问题的关键还是与《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有关。第二条规定指出，礼法上亲王的地位和待遇次于关白、摄政。所以即使贵为天皇的亲生父亲，典仁亲王也只能与其他亲王一样，向关白、摄政低头行礼，不能被百官尊敬，同时也不能开设院政。这个严苛的规定对身为人子的光格天皇而言，是沉重的打击。
原本献赠尊号给自己父亲，理应是天皇独断专擅之事，又是尽伦常天理的行为，但是基于朝、幕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实际主导权在幕府手上的现实因素，必须得到幕府同意才能成事。如今幕府一声否定，顿成泡影。
可是年轻的天皇与朝廷中同情天皇的贵族坚持己见，多次要求幕府答应，却被幕府“既读不回”。三年后的1792年，不满之情到达沸点的天皇，决定召集中上级贵族到御前，要求他们集体表态，打破了由摄关做全权代表的惯例。结果，主张慎重的摄关成为少数派，附和天皇的中级贵族中山爱亲，还有支持他的一众贵族则决定铤而走险，在没有摄关和幕府的同意下，单方面决定献赠尊号。幕府得知后既震惊又不满，使得朝、幕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点。
脸上无光的幕府终于以处罚来强硬表态。幕府使者到京都后，在摄关的协助下处罚了中山爱亲等贵族。这个结果与“宝历事件”一样，表面上好像解决了问题，但众多不满却持续发酵，朝廷内部的愤恨继续累积。
经历这两个事件后，朝廷内部已经种下半世纪后反幕府体制的种子。可见，后来的倒幕运动不只是一小撮下级武士（如坂本龙马、西乡隆盛等）的妄想。这股经过上百年积累的“负能量”由“黑船叩关”引燃，成为一股强大动力，将幕府体制推向终结。
图3-2 江户时代朝廷与幕府的通报机制略图
4．孝明天皇为什么曾经坚持排外攘夷？
本章的第1问、第2问已经为读者说明了江户时代的天皇如何与将军打交道，第3问也提到了孝明天皇的祖父光格天皇锐意重振朝纲与天皇家的权威，与幕府关系一度紧张。接下来这一问，将为大家解说光格天皇的孙子孝明天皇的“攘夷”观。
（1）难以评断的孝明天皇
孝明天皇（1831—1867）是日本第121代天皇，也是明治天皇之父。随着近年的“幕末热潮”，不少人也认识了这位天皇。在大多数的介绍里，孝明天皇的形象都是差不多的——保守顽固又不会变通。当美国先后两次派舰队来日本要求通商时，他一直坚持“攘夷”，拒绝和批评江户幕府决定让步的“开国”方针。不过，后来发生的“禁门之变”（长州藩中的激进“尊王攘夷”派发动的武装冲突，又称“蛤御门之变”“元治之变”），又使天皇改变方针，坚持既要“攘夷”，也继续与幕府保持良好关系。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对孝明天皇拒绝开国，公然与幕府对抗，普遍出现两极评价。一边是站在天皇权威上升的角度，认定孝明天皇是一位勇敢有胆识的君主；另一边是站在开国进步的史观角度，认为天皇轻视当时的危机，是昧于时势的强硬保守分子。在此先不论谁对谁错，这两种评价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天皇坚持“攘夷”。为什么他对外国人那么反感呢？
（2）孝明天皇对开国的恐惧
1858年1月11日，天皇写信给关白九条尚忠，提到了对于“开国”的忧虑：“若从朕之一代发生了那样的事（开国通商），可谓后代子孙之耻辱……对各代祖宗之不孝，朕将无处容身，十分忧惧。”
孝明天皇真正惧怕的是自己同意开国的先例，会玷辱祖宗英名，为后代子孙带来难以磨灭的耻辱，他不想当这个“遗臭万年”的罪人。那么，为什么天皇视开国为不孝和耻辱呢？
这与当时日本的国家观与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17世纪初，江户幕府成立后，限制外国人进入日本。但日本与邻邦明朝与后来的清朝，还有朝鲜王国、琉球王国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交流；同时还容许荷兰在九州长崎进行贸易，并且以此每年向荷兰索取有关世界时事的情报。
不过，这些最新消息全都集中在幕府高层身上，除了少数获幕府信任的藩和高级贵族外，天皇的朝廷与其他小藩，以至民间，都无权过问。因此，在有限的情报流通下，长期稳定的日本社会各阶层催生出一种普遍的观念，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世界观——觉得日本是最优秀、独一无二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劣种“蛮夷”，愚昧落后。熟知国外世变的幕府当然明白真相，但这样的误会对幕府继续统治并无伤害，因此便没有加以制止。
直到欧美国家先后带着坚船利炮出现在日本人眼前，日本各阶层仍然相信日本是“世界里无出其右、系出神武天皇的神国”。身在京都、体内有着皇家血脉的孝明天皇与贵族们也如此坚信。因此孝明天皇才强调他不想做出有辱国家荣誉的“不孝行径”，身陷与蛮夷平起平坐的“耻辱”。
我们可以说，天皇真正拒绝的不是通商，否则便不会容许荷兰人200多年来一直来日本，大部分攘夷派认为开国即等于让“神国”日本与一直以来蔑视为蛮夷的外国缔结平等的条约，这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国家观，甚至伦理观。因此，即使幕府派人向天皇和朝廷说明国外形势，晓以大义，天皇反而更视开国为威胁。
天皇展开的“反击”除了向幕府提出抗议，拒绝批准幕府签约外，还将矛头指向没有清楚表明旨意的朝廷贵族，又以退位来威吓幕府，希望幕府知道他的不安与恐惧。他还试图将激进的攘夷派贵族和列藩带进来，增强舆论气势，进一步向幕府施压。
（3）倒幕攘夷派的反扑
然而，在井伊直弼的判断下，幕府还是与美国缔结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井伊直弼更亲自向天皇说明签约只是“权谋”，待国家军备精良，足以对抗外国列强，便会中止与列强交流。井伊直弼的辩解获得了孝明天皇的谅解。转眼间，与天皇和朝廷修好的幕府，出手打压各地的激进攘夷派，而天皇本人则回到与幕府合作的路线上。
不久后的1862年，孝明天皇更让亲妹和宫下嫁当时的将军德川家茂，也同意讨伐与幕府敌对的长州藩，表达坚决与幕府共存的决心。正当朝幕关系破冰之时，天皇突然在1867年初染病去世。他死后，曾一度获他拉拢，后来又被打压的倒幕攘夷派随即进行反扑。一年后的1868年，江户幕府在接连的政治、军事失利下，被迫终结260余年的统治。
5．幕末时代的日本人怎么看待天皇？
（1）尊王攘夷思想的诞生
说到幕末与维新，便立即想到“尊王攘夷”的思想。这个思想源自江户时代中期，是受到朱子学的名分论影响转化而成的产物。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是有“德川御三家”之称、拱卫幕府的重要德川家分支——水户德川家。他们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也就是著名时代剧《水户黄门》中的史实人物），在17世纪后期，仿照中国王朝官史的规格，开始编纂第一部大型日本通史《大日本史》。这个庞大的修史工程历时四代，经过多次暂停，终于在18世纪末期完成。
《大日本史》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在负责后期修书的儒士藤田幽谷的带领下，按照政治名分论的立场，特别强调天皇是国家顶端的存在，而幕府将军则从天皇手上获得了“大政委任权”，得以驾驭各地诸侯和所有武士。然后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阶级为中心，其他阶层则顺从幕府统治、安守本分，日本自然得以太平。
与这种“尊王”思想相辅相成的就是“攘夷”思想。在前一问提到，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在重新认识国家与外国关系时，将中国王朝以外的朝鲜王国、琉球王国都视为低日本一等的“藩国”，而当时已来到东亚地区的西欧诸国则和北方的虾夷（现在的爱奴族）一样是“蛮夷”。
以理想上的天皇为顶端，外有神明加护的神国日本，绝不可能与藩国、蛮夷同等，更不接受被他们的压迫和威胁。当时的尊王论者更将16世纪末的禁止基督教的行动，和发生在17世纪中期幕府镇压由日本基督教徒借反抗藩主苛政为名而引起的“岛原·天草之乱”，视为日本坚拒外国干扰的成功例子。以天皇为尊的日本必须以攘夷为己任，保卫国家的神圣。当然，对武士出身的人而言，“尊王”和“攘夷”的重任必然落在幕府的“征夷大将军”身上。
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天皇成为体现神国日本的必要存在和核心，构成了“神明→天皇（朝廷）→将军（幕府）→藩主→武士→百姓”的统治理论。由此可见，“尊王攘夷”思想与“神国”思想是互相呼应的。通过编纂《大日本史》而集结的“水户学派”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走出战乱，享受200多年的太平盛世，全都归功于这种君臣关系顺应“天命”，井然有序。他们坚信普天之下，万国之中，就只有神国日本才能做得到这种“创举”。
幕府一开始虽然对这种“因为尊王，所以长治”的“尊王论”有些抗拒，但是不久之后，面对社会的矛盾日益深重，幕府高层深知自己不可能永久强势。加上在18世纪初，幕府相继出现继承人早死的问题，为了保住威信，自然选择走捷径，接受、套用了这个理论。到了幕末前夕，幕府自己也积极高举“尊王”大旗，使各地诸侯和平民继续拥护幕府体制。
但这个本来为幕府正名的思想，最终在一连串外交失利、内政失误下，反过来成为刺向幕府的尖刀和“倒幕”的根本思想来源，葬送了1000年的武士统治历史。
（2）百姓如何看待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政治思想，它最终成为革新日本历史，推倒武士时代的原动力。然而，它并非一开始便为了反对幕府体制而存在。起码在18世纪，上层社会的幕府、朝廷，以及深受儒家与近世神道影响的中上级武士阶层大多认为，只要幕府带头“尊王”和“攘夷”，那么便无必要也没有道理去质疑幕府统治的正当性。换言之，最初的“尊王攘夷”思想与幕府统治是互为因果的。值得我们一问的是，平民百姓又是怎么想的？很多人以为那时候是“全民尊王”“全民攘夷”和“全民倒幕”。可事实上不尽如此。
的确，随着江户时代学术的发展，思考日本价值与定位的学术风气在这200多年太平盛世里急速发展。以弘扬国家的真善美与精髓为目标的“国学”也在17世纪崛起。其中以大儒家平田笃胤为首的“平田派国学”和上述的“水户学派”，将学说渗透到部分地方豪强和商人阶层，形成所谓的“草莽国学”。
不过，这并不代表“草莽国学”的影响力深入了所有百姓中。事实上，对于“尊王攘夷”表示反感的百姓也不在少数。例如，第六章第6问提到“文久修陵”，即修复传说中初代的神武天皇陵寝，当时便惹来陵寝所在地的橿原住民反感。而十分流行的“讽刺版画”，许多就揶揄了尊王论者是“狐假虎威”的鹰犬，只会虚张声势，劳民伤财，造成动乱，破坏了他们的生活。
现代人以为当时是铺天盖地的“尊王攘夷倒幕”，这些被轻视的讽刺版画渐渐被人遗忘，而传达出低下阶层对“尊王攘夷倒幕”的真实态度，也在维新后被“和谐”了。
另一个反映部分幕末普通百姓看这场“尊王动荡”的例子，出现在戊辰战争时的江户。当时的江户民众眼见萨摩、长州等藩以年幼的明治天皇之名，领导推倒幕府派系的战争，便创作出各式各样的讽刺版画，将天皇画成小孩子，揶揄他只是萨、长诸藩的傀儡，毫无判断力。
与其说江户民众不尊王，不如说这反映了他们眼中的新政府本质，以及他们对于国家文化中心被一直制造事端的萨、长诸藩占领，表达出明显的不满与愤恨。
以上例子说明，在一般民众心里，幕末时代的天皇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民众通过各种书籍，知道天皇位于国家的顶端，然而对于身在权力斗争以外的他们而言，“尊王”与“攘夷”是遥不可及的，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天皇是谁，应该怎样看待他（她），只是概念上的问题而已。
这反映了在后世被浪漫化的幕末，其背后存在更现实尖锐的民众视线，也成为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努力想提高天皇威信的根本原因。
6．明治天皇如何迎接明治维新？
（1）突如其来的革命
1866年12月25日，孝明天皇急病驾崩，才14岁的皇太子睦仁便接任为明治天皇。随着亲幕府的孝明病死，倒幕与护幕的形势完全逆转，以明治天皇祖父中山忠能为首的倒幕派，开始与西国雄藩联手倒幕夺权。
由翌年的王政复古开始，经过1868年的伏见鸟羽战争以及会津战争，接连而至的大事件对年纪尚幼的明治天皇来说，可谓毫不相干。他仍然是符合大众想象的傀儡君主。等候拥立他的倒幕派代他打倒幕府，确立真正的“王政复古”，迎接天皇“万机亲裁”的一天。
从现今的角度来看，“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代名词。对于当时一心推动改革的维新政府来说，要走向现代化便要先富国强兵，向西方列强学习，摆脱老旧的封建社会体制。因此，打倒不利于进步的幕府体制，将象征权威的天皇牢牢握在手里，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维新政府接下来发现，打倒他们眼中视为“保守”的幕府后，还有比幕府更棘手的问题——如何为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去旧立新。
倒幕派等待着明治天皇转身成为破除封建、带领日本“富国强兵”的新君主，意味着这位从未接触西方事物、甚至未曾踏出京都禁宫半步、在日本人民心中最神圣的青年天皇，需要巨大的转变。可以说在维新派的心中，从一开始就有“天皇现代化”的计划了。
然而，对于天皇身后大部分的朝廷倒幕派来说，实现倒幕是为了尊王和攘夷，而不是要“迎夷”及西化，更不可能接受朝廷及天皇也一并西化。在这个矛盾之中，我们无法得知明治天皇当时的反应，但他身边的女官及攘夷派贵族，俨然成为维新的拦路虎。
为了杜绝攘夷派的干扰，由强硬的西乡隆盛带头，以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为辅，对天皇身边的人事进行了重大调整，顽抗交出天皇控制权的长桥局、大典侍等女官被免职，只剩下部分攘夷派的青年贵族作为侍徒留守。虽然保守派力量被大幅削弱，但排除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
（2）青年天皇的创举与自觉
在排除守旧派人事后，维新政府的高层为了使明治天皇成为日本唯一“万机总揽”的君主，还让他走出深幽的禁宫。1868年初，明治天皇首次以政治上“一国之君”的身份接见了法国、荷兰的外交使节。这是律令时代接见中国大唐名僧鉴真之后，天皇接见外国人的首例。
另外，同年3月中，维新政府又成功促成明治天皇走出京都这个巨大封闭的空间，巡视大阪，并检阅大阪湾的海军。这是明治天皇第一次见到大海，他也是数百年来第一位亲眼看到大海的天皇。这对维新政府或天皇来说，极具象征意义。除了以上的创举外，明治天皇“受惠”于维新，还做了很多历代祖宗没有做过的事，例如为他重开的“天长节”（天皇诞生日），被法定为全国的假期，以彰示“皇恩君威”的政治目的，强化维新政府的权威。后来，他第一次穿上西装军服，以和洋混合的方式宴请百官和外国使节，成为“天皇大元帅”。
维新派的这些安排，说白了便是一场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而君威是到了明治天皇成年后，扶持他为君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相继死去后才慢慢形成的。
事实上，明治天皇还是皇子时，常对侍候他的侍从颐指气使，稍有不如意便恣意打骂，而且会接连生气几天。即使在父皇孝明天皇急病驾崩，他仓促继位后，粗暴的性情也没有立即转变。更麻烦的是，他从小酷爱喝酒，不时出现烂醉如泥的情况。他也十分喜欢骑马，表现出嗜武的一面。
大概是因为明治天皇年少以来多舛的成长经历，没有给他稳定的成长环境，才使他形成这种复杂的个性，但若长久发展下去，人们无法期待他具备“新日本国”带领者应有的君威及德性。
为此，木户孝允、侍从长东久世道禧、后来的侍读长元田永孚等，都苦心劝说、教育明治天皇。这些努力的成果却讽刺地因为十年后爆发的西南战争，使明治天皇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后来更是因此大病了一场。
（3）真实的“明治大帝”像
险些动摇明治维新成果的西南战争结束时，明治天皇大病初愈，从那时开始，熬过“试炼”的他的确与病前的“挂名”天皇有所不同，他开始对政事有兴趣，投注心力于其中。虽然受限于维新政府，但或许是受到新政府空前的政治危机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与维新政府唇亡齿寒的关系。十年以来侍读们的君德教育，也终于让他开始有了众人期待的君主风范。令后世敬仰的“大帝”才开始出现雏形。
从明治天皇继位前的成长之路来看，他一直没有准备好要成为带领日本新生的君主。他之所以成为新政府的象征，最初可能只是一连串机缘巧合，各种新创举看来都是被安排好的。或许可以说，他从未想到自己会为天皇家历史写上各种新的篇章，但从结果来看，他是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
在150多年后的今日重看这段历史时，少一点神话及美化，多一点客观及理性，对明治天皇与他的国家革命的看法，才会有新的角度。由任人摆布到彰显才略，明治天皇的政治道路、君主命运其实几经艰辛，既苦涩，又迂回曲折。
7．病弱的大正天皇任内曾发生两起宫闱事件？
（1）天生不完美的天皇——大正天皇
说到近代天皇，应该立即会想起明治天皇和昭和天皇。因为在近代以来的150年里，两人对日本和周边地区的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那么在他们之间的大正天皇又是怎样的呢？
除了大正天皇的年号“大正”，以及他在位时，日本正处于社会转向的重要时期“大正民主时代”外，人们对这位天皇的了解可谓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最大而又唯一的理由便是大正天皇不具备担当一国之君的能力。他成为天皇是诸多无奈和困窘之下的结果。
大正天皇在位的14年间，只是一个与摆设无异的君主？当时的日本政府又如何克服这个困难？接下来先简单介绍大正天皇。
大正天皇名叫嘉仁，1879年出生于东京的青山御所（今天的东京都涉谷区）。生母是明治天皇的典侍（妾侍）柳原爱子。顺带一提，在明治天皇晚年以前，日本政府一度承认柳原爱子为大正天皇的生母，更公告全国。可是到了后来，基于社会提倡一夫一妻制，政府为了维护天皇形象，在没有明确的新说明下，官方报道上将大正天皇改为明治天皇皇后一条美香（昭宪皇后）的儿子，其生母柳原爱子终其一生都没有获得皇太后的尊称。
大正天皇是明治天皇的三儿子，出生后因为脑部出现病患（后来被推断为脑膜炎），一直体弱多病，困扰终生。其实以众皇子的长幼排序和体能对比来看，大正天皇绝对不是继承明治天皇伟大帝业的良好人选，然而，由于他的其他皇兄弟先后夭折，加上他出生10年后的1889年，日本政府订立了《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后者明文否定女天皇的可能，明治天皇和日本政府最终只好册立病弱的嘉仁为皇太子。
即使嘉仁成为皇太子，他还是在与病魔战斗，难以执行国政，这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当时日本民主政治的步伐和国会政党政治的成熟。
自皇太子时代至1926年病逝为止，大正天皇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休养期。即使是近代天皇必须躬亲执行的祭祀，大正天皇也有困难。因此，后来的原敬内阁和元老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人，迫切希望大正天皇与贞明皇后能生出健康的皇子，早日进行交接。不过，这使得当时天皇、皇后与内阁曾出现两次不愉快。
（2）“宫中某重大事件”与皇太子摄政问题
虽然大正天皇体弱多病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他一直卧病在床，任由内阁摆布。幸好他后来也与皇后成功生下四名健康的皇子，扫除了政治危机。
长子裕仁（后来的昭和天皇）16岁时，便被册封为皇太子。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全球性经济不景气波及日本，在一连串的社会运动和劳工问题下，首相原敬等内阁高层决定加速推动皇太子裕仁接掌国政，稳定人心。
为此，政府安排了皇太子裕仁成婚，又让他在1921年访问英国，向国内外展示日本未来天皇是充满活力和见识的新希望。可是，这两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安排却激起了两次矛盾。
首先是后来被称为“宫中某重大事件”的皇太子婚姻问题。裕仁与旧王族出身的久迩宫良子（后来的香淳皇后）在1919年6月订婚，但由于良子患有色盲症，又与旧萨摩藩主岛津家有血缘关系，使得属于旧长州藩的政府官僚感到不满。良子的色盲也引起皇族与大臣的不安，他们担心天皇的子孙会受到影响，于是一度反对婚事。
不久之后，对婚事态度消极但不主动干预的首相原敬于东京遇刺身亡，另一个倾向反对的元老山县有朋也在翌年初病死，反对声音随即变弱。最终，裕仁与良子在1924年顺利成婚。然而，这婚事依旧引起了天皇、皇后与太子、太子妃之间的不和，在当时更传出天皇与皇后迟迟不与儿媳良子见面的传言。
“宫中某重大事件”扰攘的同时，政府继续推动皇太子裕仁逐步摄理国政，更向大正天皇提议启动旧《皇室典范》第19条，以天皇长久不能处理国政为由，另立太子为摄政，代天皇处理国务。
其实关于设置摄政问题，早在明治天皇时代，伊藤博文与井上毅已经讨论过，最终决定坚持天皇终身制，不另立摄政（参考第四章第6问）。虽然大正天皇的情况有异，但这个决定却让他感到不满，更透过皇后向内阁表达拒绝设立摄政的意思。
可是，到了1921年，大正天皇的身体状况恶化，前述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激化，日本政府亟须皇太子来稳定人心。于是，在大正天皇无奈同意下，政府在当年底对外以“天皇患上不治之病”为由，宣布太子摄理国政。政府为了消除外界的疑虑，更通过宫内省公开历年天皇的病历，首次对外承认天皇长期体弱的事实。
步入晚年，大正天皇已经病重到难以自由活动。1922年，当时的英国储君爱德华（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访日，天皇也无法出席官方活动，就连贞明皇后也因为照顾天皇而劳累病倒。
1926年12月25日，长久患病的大正天皇在神奈川县叶山别邸病逝。1927年初葬于东京都多摩陵，成为第一位葬于东京的天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