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皇崇拜与初诣有什么关系？
（1）初诣的形成
初诣是现代日本国民于每年1月1—3日（现在扩大到1月第2周为止）到神社佛寺进行参拜，祈求当年平稳顺利，近年更吸引了外国游客和在日留学生、侨胞专程参加。不过，这样大规模的民众活动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即江户时代末期。
现在的初诣与原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数和参拜的性质。原本的初诣，参拜者会根据自己的属性，如生年、姓氏、当年的吉利方位（“惠方”），与自己八字配合的缘日等因素，决定到哪个神社佛寺参拜。而且在交通相对不便的江户时代，参拜者一般都会到居住地附近的神社佛寺参拜。
然而明治时代，尤其铁道铺设后，初诣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由特定的神社佛寺改为前往著名、热门之处，即使距离较远也不是问题。刚成立的铁道公司确实也大力推动民众使用铁道出行参拜。以江户（东京）、大阪为首的大城市居民慢慢转到当地附近最具人气、又可利用铁道或汽车轻松到达的神社佛寺参拜，如东京附近的成田山新胜寺和川崎平间寺（俗称“川崎大师”），还有大阪的西宫神社等。
久而久之，初诣对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民众而言，从江户时代重视吉利、现世利益的宗教行为，逐渐演变为行乐郊游的消费行为，而且在大正时代开始向全日本的中等城市扩散。
（2）初诣性质的改变
虽然初诣自江户时代末期已然成为群众活动，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后，但主要是各地平民和商人参与。从前的武士阶层、明治时代崇尚先进知识与西方思潮的知识分子，普遍对初诣态度冷淡，认为这是落后的民间活动，是属于庶民的。这个情况到1912年明治天皇病逝前夕，出现重大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诣的性质。
20世纪初，明治天皇的健康开始走下坡。1912年7月20日早上，日本政府对外宣布天皇已经进入危笃状态。消息一出，全国各地的官民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为这位带领国家走向富强的天皇祈福。值得留意的是，参与这次活动的有官方组织，也有横跨不同阶层和宗教背景的人士。
以东京为例，民众分别到市内不同的宗教场所许愿，就连最应该否定偶像崇拜的基督教徒也自发组织上百人，到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祈祷会。另外，也有东京民众和学生响应报纸的号召，走到皇宫外的二重桥前跪地祈祷。受民众敬仰的老天皇行将就木，前所未有地使国家意识与国民团结起来。
随着天皇病逝，国粹主义者和神道者借助民众自发的行动和热情提出建议，要为天皇在东京建造纪念参拜场所——明治神宫。虽然天皇生前已决定将陵寝定在京都，而且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担心此举助长盲目崇拜，提出反对。然而不少标榜爱国、高呼尊王的人，还是希望在东京建造明治神宫来歌颂、纪念这位天皇，而且获得不少民众和媒体的支持，逐渐成为主流的舆情。结果到了1920年，支持派终于如愿以偿，在涉谷建立了明治神宫。
（3）初诣的质变
原本明治神宫只在明治天皇的生辰、忌日等几个特别日子举行祭礼，但随着国家主义高扬，以及东京媒体有意无意地多番吹捧，国民意识日益提高，明治神宫在建立后立即变成了纪念明治时代“富国强兵”的圣地，也成为“明治大帝”的象征。
明治神宫建立的第二年，即1921年，成为东京以至近郊地区民众初诣的新热点。当年的初诣便有超过3万名参拜者蜂拥而至，热潮更一直持续了数日。自此之后，东京民众原本要到都外进行初诣的习惯发生了改变。直至日本二战战败，到明治神宫进行初诣的人数与前述的成田山和川崎大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治神宫使东京都民拥有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初诣圣地，是培养、体现国民意识的具体场所。然而从当初的热潮来看，不能否认当时的东京民众是出自真心，而且是自发地想纪念天皇，因而支持建设神宫。
对于同样热烈地支持建设神宫，但别有用心的国粹主义者和国家神道主义者来说，这个新兴的初诣圣地从一开始便是超越了宗教派别的“国家祭拜圣地”，凌驾于所有圣俗信仰之上。站在他们的角度而言，明治神宫的真正用途是使国民的身份认同与国家意识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大正至昭和前期，日本因军事侵略中国招致国际社会批评，备受孤立。加上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经济不景气等危机，民众发自内心崇敬天皇之念被推崇军国主义的军方、国家神道主义者利用，变成鼓吹官民一致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
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即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政府利用媒体和教育，将明治神宫乃至各地的神社，转化为崇拜天皇、敬仰国家的圣地，更将民众原本发自内心、相对纯粹的感情，转变为强制与理所当然的责任。
而民众展示自己“崇敬”“爱国”“忠君”之情的方式，就是自发地带领下一代参拜与天皇有关的神社（如明治神宫、伊势神宫等），学校则必须悬挂天皇与皇后的肖像画，行鞠躬礼，最激烈的便是为国家牺牲生命。抗拒这种爱国情操表现的人士与团体往往遭到排斥、打压。情势至此，已与民众出于相对纯粹的思念之情，跨越宗教、阶层去为明治天皇祈福祷告，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随着官方铺天盖地的政治洗脑，神社参拜与初诣被强制披上了一层极端的、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外衣，一直到日本战败，这层外衣才被强行脱下。
2．“三种神器”如何影响天皇统治？
所谓的三种神器来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是天皇之祖，也就是天照大神，命令其孙琼琼杵尊（神武天皇的祖父）下凡统治人间时，亲自授予他的三件宝物：八咫镜、八坂琼勾玉和天丛云剑。14世纪写成的《神皇正统记》（北畠亲房著）便指出三种神器分别代表王者必备的三个元素——正直、慈悲和智慧。传说现代天皇出外游历，必然带着这三件宝物同行。关于三种神器，其实大有学问。
（1）三种神器为何？
先简单说明一下三种神器。八咫镜的“八咫”的意思一直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较主流的说法指出，“咫”类似长度单位寸，即八咫镜是一块直径8寸左右的镜。八坂琼勾玉中的“八坂琼”同样有“很长”的意思，是由复数勾玉连合而成的玉串。至于天丛云剑，又名“草薙剑”，“天丛云”意指浮游天空的云朵，一般认为只是修饰词而已。
另外要留意，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八咫镜、八坂琼勾玉和天丛云剑被称为“宝物”，在10世纪、11世纪的时候较常被称为“神宝”。“神器”则是进入13世纪以后才被广泛使用的称号。
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相信三种神器起源于古代大和朝廷。那时候大和盆地（今天的奈良县中北部）的君主大王（天皇的前身）继位时，群臣和臣属的部落酋长献上宝剑、铜镜和勾玉，作为服从的象征。
（2）三种神器的地位变化
虽然在古代传说和历史书中，三种神器多次被强调，但是它们的地位却一直在变动。例如，在8世纪的文献里，只看到有“神玺之镜、剑”，勾玉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见三种神器的概念并没有在一开始便定型，而是到了中世纪以后才慢慢固定下来。起码在一开始，勾玉的重要性还没有镜、剑那么高。
另外，镜和剑的描述也有一些变化。11世纪时的贵族相信，先人因为敬畏祖神，早已将镜与剑的“正货”转移到祭祀天皇祖先的伊势神宫和热田神宫。历代皇宫里供奉的镜和剑，以及后来被重视的勾玉，都只是仿制品，以免发生事故。
不过至今为止，没有人真正目睹过三种神器，它们是什么模样，就只能靠神话故事的描述来想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时人更看重三种神器的象征性，多于它们的神圣性。例如，在三种神器之中最被天皇和朝廷重视的八咫镜，虽然是仿制品，但由于它在神话里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因此被历代天皇小心供放在皇宫神殿之中，并且由专门人员看护。
可是平安时代，皇宫起码发生了三次大火，将宫殿烧毁殆尽，而仿制的八咫镜也因此多次破损。当时的朝廷贵族直至天皇，对于重修八咫镜一事，既不热衷，也不担心它的破损会得罪皇祖。
还有，在著名的“源平对决”（即当时两大武士家族平家与源家为争夺国家主导权而爆发的战事）时，平家带着他们拥立为帝的安德天皇与三种神器逃到西日本，以保他日东山再起，但最终在澶之浦之战兵败，全军覆没。有说法指出，三种神器和安德天皇因此双双沉没海中，虽然源家后来打捞到勾玉和镜，送还京都，但却始终找不回天丛云剑。
既然三种神器是天皇即位时象征王权的宝物，出现三缺一的尴尬情况，使源家拥立取代安德天皇的后鸟羽天皇变相缺乏正统性，只好以后鸟羽天皇的祖父后白河法皇的“传国诏书”替代，使后鸟羽天皇仍有足够的正统性来继承皇位。虽然这是权宜之计，但在当时的朝廷眼中，已退位的天皇因为曾任天皇之职，又是新天皇之祖父，同样具有足够的神圣性，他的认定和批准等同三种神器。
到了14世纪的南北朝时代，出现南朝和北朝两派天皇敌对、互相否定的情况，由于两方都以天皇为首，那么谁握有三种神器便自然成为象征正统的重要条件。但是，握有三种神器的南朝天皇最终落败，被迫将三种神器还给北朝，作为和解的条件。这再次反映出三种神器仍然是天皇必要的象征，但与正义与否则没有绝对关系。
三种神器在11世纪以后，变成象征王权的宝物。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对天皇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的状态也多少会影响人心。但从前文诸多例子可知，朝廷贵族们在必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想出取代神器的方法。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天皇的地位已经坚不可摧，朝廷已不如以往那样需要“三种神器”来加强权威，它们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完全变成了形式主义的道具。
3．《古事记》《日本书纪》两书为何对日本如此重要？
每个国王制国家成立后，都会制造出创国神话，强调国王的由来以及统治的正当性。在现代历史学还没成型之前，这些神话便成为时人了解历史的根本资料。古代日本先后出现了两本影响深远的神话著作，一本是《古事记》，另一本是《日本书纪》，都叙述了天皇开创和统治日本的故事。
（1）两书的成书过程与异同
《古事记》是天武天皇命令大臣稗田阿礼阅读自古代流传至今的《旧辞》（古代的故事集）和《帝纪》（古代君主的传记）后，综合贯通，并由另一个大臣太安万侣笔记，最后在公元712年，即元明天皇时代完成。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由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开始，称为“神代卷”。中卷由神武天皇到第15代应神天皇为止，称为“神与人代卷”。下卷则从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为止，称为“人代卷”。
《古事记》的特色是以上述的《旧辞》和《帝纪》为基础，再将当时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融入书中，以当时的口语写成，夹杂汉字与假名。对于公元8世纪的大和朝廷来说，这些神话、传说、故事、歌谣都是诉说他们祖先来历和事迹的历史资料。保存与传承这些资料就是《古事记》的主要使命。
《日本书纪》的成书时间较《古事记》晚数年，在720年完成。提议编书的是前述的天武天皇之子舍仁皇子，《日本书纪》以唐朝的官史体裁为蓝本，将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为止的国家历史，按时间顺序编写。
《古事记》着重记载神话，该部分的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七成。《日本书纪》则重视距离天武天皇时代较近的天皇纪事，只有两卷（卷一、卷二）叙述神武天皇以前的神话时代，仅占全书内容的一成左右，相当于《古事记》上卷的分量。《日本书纪》第三至第十卷，相当于《古事记》中卷的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部分。其余二十卷均属于距离天武时代较近的历代天皇事迹。
虽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有很多相关、共同的部分，对于神话时代以来，历代天皇的即位顺序、血缘关系的叙述也基本一致，但在选材和叙述方面，《日本书纪》较为简洁，也更有目的性。将《日本书纪》中一些出现在《古事记》中但又未强调天皇正统，或者与天皇家历史无直接关联的神话加以改写，这是《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分别。
相比《古事记》以和汉夹杂的文体书写，《日本书纪》则模仿唐朝官史，采用汉文体来书写，这当然是因为大和朝廷已与唐朝展开多次文化交流，文字和史书编写的技巧都在两书编纂前传入日本。
（2）影响日本人历史观的“记纪神话”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成书后，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看待国家形成史、发展史的呢？
两书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都是王朝官史，地位当然等同于现代的官修历史教科书，因此两书论及的国家诞生传说以及之前的神话故事，在民俗学、人类学上被合称为“记纪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两书在之后的地位发展出现颇大差异。按中国风格编纂而成的《日本书纪》一直被珍而重之，历代天皇的教育更有一门必修的“书纪讲义”。不仅是天皇，各家贵族乃至武士也纷纷积极地学习《日本书纪》，认为这是了解自己家族与天皇家关系的历史书，可以说是寻找身份认同的行为。
相反，直到江户时代为止，《古事记》一直没有获得朝廷和武士政权的认可，导致抄本很少，流传普及程度也远逊于《日本书纪》。
不过到了江户时代，当时盛行的国学强调本土意识，所以用和汉文体书写、详细交代神话与天皇关系的《古事记》，被认定是一本比《日本书纪》更纯正、更能体现神国日本和天皇伟大的历史书。而且，在朱子学的名分论思潮下，《古事记》进一步得到民间学者的重视，成为江户时代国学诸多学派争相阅读、钻研、解读、分析的瑰宝。
研究学者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受到提倡天皇神圣的近世神道影响，独力研究和注解《古事记》的江户时代大儒家本居宣长。他全力解读《古事记》的成果（虽然当中有不少过度解读的成分），大大地刺激了江户中期以后的知识分子。宣长以后的各派国学学者无不受他影响，更使民间对《古事记》的推崇首次超越了《日本书纪》，为日后的“尊王攘夷”思想提供了基础。
时至今日，在日本全国各大书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古事记》解说书，插图、漫画等形式，应有尽有。相信很多日本人也不知道《古事记》的“光复”背后，其实有着如此曲折的发展史。
4．天皇即位仪式与大尝祭为什么这么神秘？
（1）践祚之仪与即位之礼
平成天皇（现在称为“上皇”）于2016年7月28日宣布让位给皇太子德仁（法制上称为“退位”），新天皇德仁在2019年5月举行了即位典礼。自8世纪的平安时代初期开始，这个仪式被称为“践祚之仪”“即位之礼”，但由于两者是先后接连执行，因此也合称为“即位礼”。这是古代日本参考唐朝皇帝的即位仪式和道教信仰，并配合日本美学综合而成的做法。
“践祚”在古代写成“天つ日继しろしめす”或“天つ日嗣しろしめす”，意思是“继承王统”（日嗣）之意，后来才改用中国古代用语“践祚”。顾名思义，践祚的“践”是承袭，“祚”是天子之位的意思，加起来就是继承皇位之意。
前面提到，天皇的即位礼分成践祚之仪和即位之礼。即位之礼是现任天皇向天下宣布将皇位传给继承人（皇太子或皇太孙）的仪式。与此同时，朝廷会派出敕使到伊势神宫和特定的几个前任天皇的皇陵（当时称为“山陵”），告知皇祖皇宗。即使前任天皇（即太上天皇）已经死去，也会按照习俗把他当成活人来进行传位仪式，将三种神器里的剑、勾玉移交给新天皇后，前任天皇才能入葬。换言之，前任天皇去世不代表他已经完成使命，也不能立即入土为安。他必须将皇位传给皇太子，然后再进入葬礼阶段。
到了新天皇即位当日，皇族与百官会到京都御所内的主殿（自平成天皇起改在东京皇宫的正殿）参加新天皇的践祚之仪。负责传令、主持的宣命使会在众人和新天皇面前宣读“即位宣命”，群臣百官向新天皇行群拜舞踏之礼，然后齐呼“万岁”。等新天皇宣读登极谕令后，仪式便告完成。
不过明治维新后，《帝国宪法》以及战后的新宪法规定“天皇终身制”，新天皇必须在前任天皇死后立刻“践祚”，继任天皇，以防出现“空位”的情况。因此，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的即位之礼都在践祚后进行。换言之，践祚比即位之礼更具重要性。例如，大正天皇在1912年7月继任，但他的“即位之礼”因故推迟到两年半后的1915年才正式举行。
而2019年平成天皇破例在生前让位，情况更加特殊。官方安排前任天皇在4月30日让位，新天皇在5月1日进行践祚之仪和即位之礼。
（2）极秘大尝祭，严禁外人笔录和外传
与践祚之仪、即位之礼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是即位后同年11月举行的“大尝祭”。原本天皇每年11月都会在皇宫内举行“新尝祭”，这是天皇各种祭祀中属于大祭的重要宗教活动（大祭之外，还有小祭等重要性相对较低的祭祀活动）。但是，如果该年有新天皇即位，新尝祭便会改为大尝祭，规模、阵仗也会比例年的新尝祭大很多。而由于大尝祭只会在新天皇即位当年的11月举办，因此在皇室仪礼上会将两者合称为“践祚大尝祭”。
不过，如果当年新天皇的父母、祖父母逝世，而时间是在夏末秋初或11月之前，大尝祭便会等到他们的葬礼和丧期（称为“谅闇”）过后，在第二年的11月进行。
大尝祭的本体新尝祭是天皇每年以新收割的谷物祭祀皇祖皇宗与诸天神的仪式。因此，新尝本义是“新谷之飨”，原本念作Nihi-no-ae，后来普遍使用汉字读法Shin-joū。而大尝祭本来是大新尝祭，跟新尝祭一样，大尝原本念作Ō-Nihi-no-ahe或Ō-ni-e，后来普遍使用汉字读法Dai-joū。
大尝祭是延续数日的重大祭典，之后还有宴请诸神的大尝节会。例行新尝祭时也会进行“镇魂祭”等活动，各项工作都需要将近一年的准备时间，开支极大。
因此，在皇家式微的中世后期，即室町末至战国时代的1466年，后土御门天皇举行了大尝祭后，大尝祭便被迫停办近220年，直到江户时代的1687年，东山天皇即位时才得以复办，一直延续至今。
传统上，朝廷准备大尝祭时，会有几项工作要先行准备。首先在同年的8月下旬，称为“币帛使”的敕使，会到伊势神宫和其他官定神社进行宣告（现在基于政教分离原则，官定神社已被废止），并在11月的其中一个旧历卯日开始祭典，通常是第二或第三个卯日。
另外，为了进行大尝祭，古代会特意建造临时会场“大尝宫”，作为新天皇祭祀的场所。还有，天皇进行祭祀时所着的祭衣，也会在祭典前做好。
一般来说，天皇会在祭祀时奉上当年指定为祭拜所用的新收谷物，即被称为“天御膳”的新白米饭。而负责提供天御膳的田地则被称为“斋田”。除了谷物，祭典上还有事先准备好的黑、白两种酒酿，以及供神明享用的“神馔”。天皇在祭拜皇祖皇宗和诸神后，便会食用这些酒菜谷物，以示与祖宗和诸神相感应，获得他们的认可和附体。
由于大尝祭是历代天皇的专属典仪，所有相关做法、具体仪式和手续，一律严禁外人笔录和外传。在古代，也只有极少数的高级贵族，如关白、摄政，才能在事前获得相关的纲领要义，但核心环节仍然只由天皇本人去执行。天皇本人如何获得相关知识，如何练习，都属于极秘事项，外界和学者只能通过古代不完整的文献去推敲分析。
时至今日，日本皇室坚决不开放大尝祭，因此，大尝祭可以说是维持天皇和天皇制神秘主义最重要的一环。
5．中世时代的“御灵信仰”与天皇权威的关系为何？
（1）神社的本来功用与御灵信仰
喜欢到日本旅游的朋友，大多会到著名的神社参拜，写绘马、买御守，近年更流行到与历史人物有关的神社求取独特的朱印。由此可见，神社不再只是日本民间信仰的象征建筑，更是外国人到日本旅游时必访的景点，是引导我们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媒介。
说到神社，外国人很容易将它联想成华人社会里的庙宇、佛寺，可以为人们消灾解厄。的确，大部分的神社现在已然与华人社会的庙宇、佛寺、道观一样，成了为俗世服务的宗教设施。可是，神社建立的原本目的却刚好相反，主要是为了镇抚、防止神祇作乱而设。这是因为古代的日本人相信，为这些作乱的神祇和怨灵建立神社，能够使它们不再作恶，袪除它们的暴虐。
这种神祇暴虐作乱、遗祸人间的思想源自古代中世的“御灵信仰”。在第九章第5问会提到古代日本人视神祇为既可敬又可怕的存在，所有的乱事、怪事都由神祇为患所致。
到了8世纪初期，人们对神祇的恐惧越发扩大，开始认为不只是神祇，死去的人，特别是愤恨或含冤而死的人，也会化为“死灵”作恶为患。
面对“死灵”“怨灵”，还有神祇作祟为祸，那时候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人想出的应对方法，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抚慰死灵，袪除它们的怒气，具体方法便是将它们升格为神祇，并且为它们建设神社，进行恒久祭祀和纪念。著名例子是祭祀怨恨而死的文臣菅原道真（京都市北野天满宫）。
第二种，吸取当时民间的死灵作祟思想，在京都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以镇慰一些特定的死灵，这就是著名的“御灵会”。不过，获选为“御灵”的死灵是与天皇相关又死于非命的人物，如伊予亲王、桓武天皇妃——藤原夫人等，与一般怨灵不同。
御灵会一直受到天皇与朝廷重视。如同下一问将提到，朝廷将它们视为“疫病神”，把当时定期肆虐的疫病、天灾等通通算在它们的头上，然后再举行御灵会镇抚，不断循环。比较著名的例子有，以祭祀疫病神牛头天王而建的京都八坂神社。
（2）御灵信仰与天皇
虽然天皇贵为一国之君、天神子孙，但对于这些死灵、御灵肆虐也十分焦急，而他的命运也无法不受死灵、御灵影响。
前文提到镇抚的思想逐渐普及，更将死灵、御灵与疫病、天灾连成一气，就连天皇身体有恙都被认为是它们肆虐的结果。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对于死灵、御灵作祟的对象，从无特定者变成针对特定个人，而天皇的御体自然最容易受到众灵关注了。
当时的贵族日记里大量出现记录天皇生病与“邪气”“凭灵”的字眼，上流阶层相信生病与死灵、御灵作祟相关，于是招请阴阳师来驱袪，后来改为通过佛教形式的护摩修法和僧侣诵经来驱灵。
由此可见，御灵信仰的普及使更多人相信其存在和威力，就连天皇也会成为驱灵的对象。国王身体有恙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事件，在日本，即使后来武士政权崛起，一旦死灵、御灵作祟，使天皇、皇子等患病，当消息传到幕府后，作为“天子臣下之首”，幕府将军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所以各种大型的祈祷修法在各地主要神社、寺院举行，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大要事。
虽然死灵、御灵引起天皇病痛，对于百姓来说似乎是没有直接影响和关系的，但随着佛教、神道在中世纪以后急速平民化，这些死灵、御灵思想向民间输出，成为庶民信仰的一部分。即使为天皇举办的祈祷修法规模变小，但随着皇族与平民的距离相对拉近，平民对于祈祷修法的认知度与关心度也逐渐提高，增强了他们对这些信仰的崇敬。
顺带一提，到了中世纪（13世纪）以后，天皇的神圣性日益提高，对于如何保护天皇的意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实际到了“神经质”的地步。除了死亡、污秽、疫病、血腥要规避之外，天象异常也被视为怨灵、邪气肆虐或天神示怒的警告。
天皇、贵族，甚至后来的幕府将军，都对日食和月食感到非常紧张。日食出现在日间时，太阳被遮蔽的样子更让众人惊恐。
当时人们认为日食和月食发出的光芒都带有邪气，而身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自然不能被“邪光”侵袭。于是，天皇下令负责天象的天文博士必须准确预测日月食的时间。等到实际发生时，天皇与皇族就足不出户，命令下人用布遮掩寝宫的门窗，直至日食和月食结束，这称为“御包”之仪。
后来，室町幕府将军和德川幕府将军都遵照这个办法，在日月食时，与天皇一样各自在家里“闭关”。这也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思想传播到武士社会的另一个特别例子。
6．明治维新破坏了天皇与佛教的关系吗？
（1）天皇信仰什么宗教？
不知道多少读者知道，到明治维新为止，天皇严格来说是佛教徒。最为代表性的体现就是在明治维新前，有关天皇的各种仪礼都以佛教为主、神道为辅。但到了明治维新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下简称《帝国宪法》）里便明确规定，日本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是“天照皇太神宫的御子孙”；“从神的时代以来便无比尊贵，每尺之地，每个人民都是天子（天皇）所有”。
换言之，《帝国宪法》站在神道信仰的立场，将天皇定性为“神的子孙”。而明治政府在后来进行“废佛毁释”和“神佛分离”等贬抑佛教的运动，就是为了宣示天皇高于佛教的立场。
虽然排抑佛教的行动最终使得社会产生巨大混乱而被迫终止，但明治时代以后的天皇仍然在官方上称为神道教徒。宫中的各种宗教仪式，包括天皇的葬礼一律改行神道仪式。日本在二战战败投降后，昭和天皇应美国的要求向日本国民公布了《人间宣言》，可是新成立的《和平宪法》主张国民享有平等的宗教自由，却不包括天皇和皇族。也就是说，天皇与皇族没有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他们仍然受到战前的国家规定影响，只能信奉神道，自认是神的子孙，而宫中仪礼也继续以神道方式进行。因此，1989年昭和天皇的国葬，便被国内外人士批评：“政教分离”只是表面功夫。
即便如此，日本的保守派和不少国民至今依然认为：天皇家按照国家历史，自然是神道分子，佛教只是外附的元素。那么，天皇与佛教的关系又有多深远的历史呢？
（2）与佛日夜相对的天皇
佛教是在6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那时大和朝廷内部出现了“迎佛”和“排佛”两派声音，但最终由“迎佛”派赢得了胜利。不过，日本后来没有再出现神佛间的宗教对抗，主要原因是因为古代人想出了折中方案——神佛习合，它的另一个称呼更有名——本地垂迹。
“本地垂迹”就是在佛教传来之后，当时的日本人为了找到正当理由去接受佛教，以及减少对传统神祇信仰的冲击，于是形成了一种主张——佛教神祇与本地神祇互为一体，两者只是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称呼。例如，当时的人认为天皇之祖天照大神其实就是佛教的大日如来。自此在日本国内，佛与神道难分你我。佛教得到了“本地垂迹”这个方便之门后，开始融入各阶层，甚至进入天皇心扉。
公元9世纪正值日本历史上、也是天皇历史上最辉煌的“圣代盛世”——宇多天皇至村上天皇的四代天皇，与当时崛起的藤原北家一起将日本带进社会最稳定、文化最昌盛的时代，史称“延喜·天历之治”。
那时候的皇族祭祀和仪礼是佛神并存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新尝祭，以及向京都主要神社颁赐拜祭贡品（称为币帛）自然是以神道形式进行。另一方面，天皇也会进行各种佛法仪式，如每逢正月举行“护国法会”“太元帅法”等。这些法事大多与护持国家有关，祈求佛祖神明使国家安泰长久。
上述的“太元帅法”便是由天皇主持的法会，祝愿国家不受外敌入侵，将敌人铲除荡平。自9世纪以来，一直只有天皇才可以主持。到了后来的战国时代，即使天皇变得穷困潦倒，天皇与朝廷不惜缩减规模，也仍坚持进行太元帅法，直至明治维新为止。可见天皇仍然通过佛教法会来显示自己代表国家，是祈求神佛护国抗敌的不二人选，并且以此为己任和使命。因此自中世纪以来，日本上流社会的贵族和寺院都认同“护佛等于护王，护王等于护国”。文献中常常有“王法与佛法为国家两翼”之类的字句，能反映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已经将信佛与统治连成一线。这个信念一直影响到后来崛起的武士政权。到了江户时代，佛教更是协助幕府管理百姓生活的重要支柱。
总而言之，历代天皇对佛教与神道都十分重视。两者的关系和重要性虽然难以一言而明，但是严格来说，神道的仪式主要是与天皇家、祖先祭祀有关，而佛教法事则针对国家层面。
除了大行佛教外，还有两个能证明天皇将佛教与国事相连的例子。第一个明证就是出家。在天皇史上，天皇让位给皇太子后，会成为太上天皇，而选择出家的太上天皇就成为“法皇”，这样的例子十分多。当太上天皇决定出家，便招请佛教高僧来为自己进行“传法灌顶”，传授秘印和真言，之后正式成为佛家弟子。
13世纪，天皇即位时也加入“传法灌顶”的环节。一开始也是由高僧执行这些仪式，自13世纪末后，改由当时的关白向新天皇传授。而到了14世纪，正式成为惯例，在每代天皇即位礼时实行“即位灌顶”。这些口传秘法一律不可记录，只有极少数关系人物才会知道做法。
第二个明证，在京都的皇宫里有“护持僧”常驻，负责为天皇和上皇的身体康泰祈福。这些护持僧主要由著名的佛教名刹比叡山延历寺、东寺和园城寺各派出一人，到宫中共同保护天皇，令其不受邪灵、污秽侵袭。
在这种神秘主义影响下，天皇获神佛保护，自己也成为神佛的化身，并且通过贵族和寺院，逐渐向民众传达“天皇即神”的思想。
7．为什么天皇极力排斥基督教？
（1）传教士眼中的天皇
1549年，基督教派耶稣会创立者之一的沙勿略到日本传教。当时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日本的情报，还从在吕宋（现在的菲律宾）遇到的日本人弥次郎口中，探听并整理出日本的政治架构。最后，他在出发前向印度总督提交了报告书，当中提到天皇与室町幕府将军的关系。
他们的国王（天皇）拥有他们当中最有力的血统。拥有这个血统的人（王族）不会跟其他血统的人结婚。他们的国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好像教皇般的存在，统率俗人与国家内所有的宗教者，并且对所有事都拥有绝对权限。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由国王来下令决断，而是由他们日本人称为“御所”（将军）的人代理。“御所”便是如我们的“皇帝”一样的存在，对日本全土拥有命令权和支配权，但又会服从国王。
这个根据弥次郎的理解整理而成的情报，当然存在很多误解，毕竟弥次郎不过是出身鹿儿岛的平民百姓，不可能准确地理解远在京都的天皇与将军的事。然而对于沙勿略来说，这份口述是当时最可信的情报，因此他在同年便出发到鹿儿岛，但只在当地短暂停留，因为他被当地僧侣驱赶，转往周防国山口（今天的山口县山口市）。
两年后的1551年初，沙勿略到达京都，也就是弥次郎口中的“王”的所在地——这个仍然受战火洗礼的地方。他很快便知道天皇在这个都城里没有强大的影响力。他在报告中说道：“后来我们得知这里的人们都不服从国王，所以我们放弃了请求他批准我们传教的事。”
同年底，沙勿略便决定离开日本，回到印度，结束了短暂的传教之旅。他对日本天皇的理解并不是个人的偏见，后来仿效他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佛洛依斯也有类似观察。佛洛依斯到京都后观察了天皇所在的皇宫，然后在报告中写：“（国王）隐居在一个既不华丽也没有威仪的古旧宫殿之中。”
从沙勿略和佛洛依斯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天皇的印象不会太正面和良好，因此，后来的传教士都改向“御所”，也就是将军，还有当时的权力者，如三好长庆、织田信长求助，希望他们批准传教。那么天皇又如何看待这群从大洋彼岸而来的外国人呢？
（2）天皇如何看待基督教
沙勿略和佛洛依斯来到日本时，正值著名的战国时代。那时的天皇十分潦倒，在位的后奈良天皇和正亲町天皇的苦难仍没有解除，身处京都皇宫内，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但天皇还是通过贵族通报，留意到传教士来到京都这件事。
继承沙勿略遗志的佛洛依斯，改向当时的将军足利义辉和强大的诸侯三好长庆求得了传教许可。然而到了1565年夏天，三好长庆死去后，他的家臣们因为政见问题，突袭并杀害了将军义辉，京都内出现群龙无首的状态。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满传教士传教的法华宗僧侣和信奉法华宗的贵族，成功请求天皇下旨将佛洛依斯在内的传教士驱逐出京。
为什么他们要驱赶传教士出京呢？对于前所未见的传教士进行宗教活动，而且在幕府的保护下取得了一定成果，这让当时佛教中的激进派——视京都为自己地盘的法华宗教徒——看不下去。新将军足利义昭（义辉弟弟）和织田信长上京接掌京都的统治权时，天皇再次应僧侣之请，下旨驱赶受幕府保护的传教士出京。信长虽然没有遵从，但也没有轻视天皇的旨意。
不过，当时的贵族也不尽然是反传教士的人，甚至有阴阳师出身的贵族贺茂氏，以及专修儒学的贵族清原氏先后入教（研究显示他们追求传教士的知识多于教义，但起码对基督教没有恶意）。所以，攻击、排挤传教士的贵族只是其中一部分，天皇不过是做了顺水人情，不见得是“排耶分子”。
即便如此，排除行动还是以天皇以及神国的名义，在统一天下的丰臣政权下落实了。秀吉在1587年发布的“驱逐令”中提到：
日本乃神国也，接受基督教国的邪法，甚为不可也。
秀吉提到的“神国”日本，自然是以天皇身为天照大神子孙来体现的。也就是说，秀吉否定了基督教义中唯一神的存在，坚决不认同基督教的神凌驾日本的神，以及神的化身——天皇。这个主张延续到取代丰臣政权而立的德川幕府。
严格说来真正的当事者天皇，有没有发表过对基督教的看法呢？接下来听听江户时代初期的后水尾上皇，以及江户时代末期的孝明天皇的说法。后水尾上皇在1668年出家时，向当时在位的儿子后光明天皇提到：
有信心（对神佛的信仰心）的人，不可以邪路为志，凡事皆守正路为要。
上皇在这里说的“邪路”便是指神佛以外的其他信仰，自然包括了基督教。上皇认为天皇笃信神佛才是正路，信仰基督教是坚决不可的行为。孝明天皇的言论则更为直接，他在1858年奉献给伊势神宫的宣命中说：
蛮夷屡来……深请与我和亲（建交），后有并吞之兆，又邪教传染亦可恐矣。
孝明天皇以坚持排外攘夷著称，他对西方的宗教怀有恐惧，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但我们从其发言可知，天皇以及他身边的人士都视基督教为“邪教”，视其为欧美诸国吞并日本的武器。这种认识虽然多少受到江户时代以来的排耶、禁教意识影响，但自基督教传到日本以后，天皇对其观感大抵不算很正面，视其为影响国家的负面存在。
天皇对基督教的态度既来源于宗教的排他性，也源于其作为一国之君保护国家与传统的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