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种“天皇”的读音各有什么含义？
（1）“天皇”称号的由来与读音
我们一般都称呼日本的国家元首为“天皇”（Tennō），英文的表记是Emperor。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天皇”这个称呼正式确立“日本国国王＝日本国元首”。
当然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称呼早有记载，大抵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但是官方使用“天皇”一词的习惯也不过才维持了200多年。公元10—19世纪中叶的800多年间，除了一些外交或特别宗教仪式外，“天皇”一词几乎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书上。
神武天皇以降的近30代天皇，其存在与权力都存在疑问，其事迹都根据《日本书纪》及《古事记》这两本书而来，“天皇”的称谓也是从那时才有的。以前的“天皇”实际上称为“王”或者“大王”（ōkimi），《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便有“亲魏倭王”的记载。
关于“天皇”的古代读音，除了相关学者，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熟悉的“天皇”（Tennō）读音是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才确定的。在古代日本，“天皇”的读音是Sumera-Mikoto（すめらみこと），意思是“神圣无秽之贵人”。为了让这个称谓通用于当时以汉语为核心的东亚世界，便发展出“天皇”这个意译。所以，“天皇”本是属于对外使用的称呼。
当时日本与隋唐建交，一改三国时代称臣受封的习惯，把国名由“倭”改为“日本”，向隋朝政府自称“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落）处天子”，反映日本当时已有与隋唐平起平坐的意识。
那么，为什么会译作“天皇”呢？目前存在不少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受到唐朝传来的道教思想影响，将道教中最高地位的“天王”加以应用，配合日本既有的“大王”的观念，再改为“天皇”。在前述的《日本书纪》中，便清一色将所有在书中出现的国王都称为“天皇”。
（2）天皇的谥号和追号
日本在7世纪引入中国典章制度后，也将谥号以及年号等文化元素引入。但毕竟是外来之物，因此日本朝廷使用中国风的谥号也与中国不尽相同。
例如，为历代天皇翻译中国风的两字谥号（如神武、推古），但也保留了和风谥号，例如天智天皇的和风谥号是“天命开别”，他的弟弟天武天皇的和风谥号则是“天渟中原瀛真人”。这些名称有的只是将天皇的真名当作谥号，有些则真的是追悼其功德的谥号。由此可知，日本可以说是“和风为体，华学为用”。
随着日本因朝鲜半岛问题与唐朝闹翻，以及后来唐朝衰落，日本开始积极推动“国风化”——将从隋唐两代学到的东西加以转化，成为更切实的和风制度。同时，日本的政治也走向了与外戚藤原氏共治的摄关政治时代，天皇王权不再唯我独尊，开始了生前让位，即“院政”的制度。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天皇的谥号与中国越来越不同，尤其原本谥号是带有敬仰含义的两个汉字，后来则多以天皇的住处所在地，或者皇陵所在地的地名作为谥号，如“清和天皇”“龟山天皇”等，这种“以地为号”的称号，一般称为“追号”。而随着让位制度成立，同时又有两三位天皇存在，他们之间的称谓更要分清楚，也等不到去世后再追封，因此当时的天皇在生前就定好追号，显得顺理成章。
（3）另类的天皇称号
同样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天皇称号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自公元10世纪开始，也就是追号取代谥号的前后时期，日本朝廷已较少使用“天皇”来指称他们的国王，而改为“帝”“御门”“内里”。但考虑到让位天皇，当时除了先定追号外，在位的天皇则被称为“今上”“上样”“帝”；退位的天皇除了被称为“上皇”外，也会被称为“院”，因而有“院政”之称。
由于中古世纪的天皇除了任内驾崩外，大多都会实施院政，掌握实际的权力，因此在史书表记上，大多称天皇为“××院”，而天皇的治世时期会称为“御宇”。
顺带一提，历代天皇中有数十位的追号、谥号前加上了“后”字，如后醍醐天皇、后阳成天皇。这些天皇大多是因为追慕祖先之荣誉和功绩，生前便自定追号，作为自身政治信念的象征。另外，中世纪有几位天皇因为政变、兵乱而死于非命，基于当时的思想，认为死于非命的人会化为怨灵厉鬼，于是这些天皇都获追封中国风的谥号，并一定有“德”字，如崇德天皇、安德天皇等，以此镇封、抚慰他们。
到了中世纪时期，天皇在称号方面越来越有个人色彩，也越来越有本土意识。反之，国家层次的规范则越发宽松。此时天皇的大权旁落，除了管治京都一带，以及作为贵族的主君、国家的象征“天孙”“现人神”外，已不具备统治国家的实权。
但中国风谥号在幕末第119代光格天皇时突然回归，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光格天皇本来是从旁系过继才成为天皇的（详看上部的天皇世系图），他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和神圣性，于是大行复古之制，包括将自己的谥号称法回归仿唐风格。
另一个原因是光格天皇在位时正值动荡不安的幕末时期，西方国家大举进出东亚，尊王攘夷的思潮在国内知识阶层蔓延。苦于应对的江户幕府也借助天皇的权威作为挡箭牌，要求天皇恢复中国风谥号，顺应潮流，借此表明幕府“尊王”的态度，缓解来自尊王派的政治压力。
明治维新后，天皇的称号与元号——他们的治世代号——合而为一。换言之，自明治天皇起，天皇丧失了通过追号、谥号来表明自己意志的权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因为称号与元号结合，与国家纪年一体化，让国民更容易记得天皇的元号，这也提高了天皇的存在感和权威。
2．天皇如何导入和实行元号制？
（1）元号与年号之别
现任天皇德仁于2019年5月1日即位，自此，日本也迎来了新的纪年元号“令和”，取代使用长达31年的“平成”。顺带一提，平成元号的使用时间在日本历史上居第四位。使用时间最长的元号是平成前的“昭和”，维持了64年。第二长的是近代的“明治”，使用了45年。平成、昭和和明治皆属于后文将提到的“一世一元”，即天皇终身只使用一个元号。换言之，近现代的元号使用年限，与天皇的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明治以前的元号则没有这个原则，这方面下文再述。
自从平成天皇宣布让位后，日本国内便开始猜想新元号会是什么。而事隔31年再次迎来更改元号的时机，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元号与年号的分别是什么？
日本人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有些书用的是年号，另一些则用元号，因此，他们好奇两者之间的分别。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是一样的，有些专家则对元号与年号的分别有不同见解。总的来说，按照日本最有公信力的辞典《广辞苑》解释，现在日本的元号与年号都是“指称年代的称号”。
现行日本宪法里的“元号法”（1979年订立）也是依照这个原则，将天皇更替时的两字汉字纪年称呼（如明治、平成）统称为元号。所以，按照习惯来说，年号是元号的别称，两者基本同义，本文也依此原则统称为元号。
（2）古代元号的制定方法
大家参考本书的年号表，便可以发现日本自7世纪创造“大化”年号后，元号的使用便一直沿袭到现在。明治维新时，政府宣布一位天皇一辈子只能使用一个元号，即所谓的一世一元制。其实江户时代晚期便有儒者主张一世一元，而中国在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时就已经这么做了，清朝也是如此。
而日本在明治天皇以前，几乎历代天皇都拥有多个元号。但是按照以上原则，天皇死后的谥号将以元号来命名，这与古代元号、谥号分开的习惯完全不同。
从前天皇谥号的命名方法繁多，而且没有既定原则，有些按天皇陵寝所在地或居住地；有些按中国古代的谥号方式，也就是德行表现；更有些谥号是天皇本人生前决定好的（如后醍醐天皇）。由此可见，一世一元制后，不仅是元号，连天皇谥号也迎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古代天皇更改元号有四个因素：
一是天皇因故换人，称为“代始改元”。
二是国家出现喜祥之事，称为“祥瑞改元”。
三是国家出现不吉凶事，称为“灾异改元”。
四是按照历法规定改元，称为“革年改元”。
在四大因素影响下，我们不难想象频繁更改元号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顺带一提，前三个因素都难以预测，最后的革年改元却有迹可循。所谓的革年改元，就是按照历法，每逢“辛酉”与“甲子”之年便要改元，以顺应自然变化（但也有不改元的例子）。
在古代，每当需要改元的时候，熟悉中国典籍的贵族（文章博士）会从典籍中找出寓意吉祥的字句，再取出几个组成两个汉字的元号备案，供天皇和高级贵族商议，再以天皇名义选取采用。元号在早期曾出现过四个字的，如“天平胜宝”“神护景云”，但大多是两个字的。
前文提到，元号最终由天皇决定。可是到了幕府政权和战国时代，元号大多受到幕府意向影响，甚至会因幕府或当时的权力者要求而随时改元。
另外，在战乱多变的室町时代末期至战国时代，关东地区曾短暂出现过一批不经朝廷批核的私制元号，反映当时王权与朝廷影响力的衰弱。
而元号改定后，要如何通达全国呢？在政治稳定时，自然通过朝廷或幕府来传达，而在战乱时则只能靠个别人士到地方时传达，再间接地分传出去。因此，在战国时代曾出现元号不详或沿用旧元号的情况。
（3）现代元号的制定方法
到了现代，天皇不再是万民膜拜的“现御神”，元号也自然要依循宪法规定。按照“元号法”规定，元号产生流程如下：
① 由政府委托指定的学者提出几个候选元号，原则上以两个汉字组成。
② 经过内阁官方长官考虑后，再由首相从中划定数个最终候选元号。
③ 最终候选元号会交由各界专家代表开会讨论，再提出意见。
④ 专家代表的意见呈交参众两院的正副议长考虑，并提出意见。
⑤ 政府各部署的长官开会后，再提交内阁决定。
⑥ 新天皇在内阁最终决定案上签名。
⑦ 政府正式颁布新元号。
2019年的新元号也是按照以上程序和原则来制定的。天皇不再定义自己的时代，他在整个甄选程序中没有任何决定权，只能等待专家小组、参众两院的正副议长，以及内阁成员决定。他在签字时才能正式得知自己的“任期代号”。换句话说，天皇与元号只剩下形式上的关系了。
3．历法制定与天皇有什么关系？
（1）日本古代历法的源流
日本早已改用世界通用的格雷历，与各国同步，也兼用来自古代中国太阴历的“二十四节气”，如“春分”“夏至”“冬至”等。虽然二十四节气只会写在日本的年历上，或在天气预报节目中偶然提到，但是日本引入太阴历和二十四节气作为历法，已有近1000年历史。
日本是如何引入太阴历，又是如何改用西方历法的呢？
其实，日本从中国引入太阴历和二十四节气的同时，也引入了中国儒家“天子控制时间”的观念，以及“天子受命于天”的天命思想。天子作为感应天地的代表，需要适时反映天地时空的改变、异动，以免错过上天的启示和警告。因此，除了制定历法外，天子也要因时制宜改订历法（改历）。
在古代中国和受到中国历法观影响的国家，维持历法的准确性是天子或国王的重要职责。古代中国每次改朝换代，也大多会修正历法，以示政权正统。那么，自引入中国历法以来便没有更替政权的日本，又是怎样的呢？
（2）古历法的应用与问题
回顾历史，日本先后三次引入中国王朝的历法，即仪凤历（唐高宗时代的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三者都属于唐朝所用的历法。前两者是通过遣唐使获得的，宣明历则是通过朝鲜半岛北端的渤海国引入的。自此，日本便以宣明历为基础，并利用从唐朝习得的天文历法技术，多次改订历法，直至明治维新改行西方历法为止。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就是日本在689年引入仪凤历时，维持历法准确度的观念，中国历法中的进朔、置闰法都还没有引入。而是到公元8世纪日本改用大衍历时才全面引入。
由于历法必须时常按天体变动而改订，这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指派负责的专业人员（如天文博士或阴阳师）来进行观察和追踪。然而，日本固定使用宣明历300年后的11世纪，王朝统治力低下、内乱频生的武士时代开始，历法的改订也变得不稳定，时有错误出现。
因此，在15世纪，京都以外的地方出现了由地方自行改订的地方历法，并且成为局部地区通用的历法。理论上来讲，这大大伤害了天皇的权威，然而当时朝廷更担心错误的历法会贻误察觉不祥的天机（如流星、日月食），导致影响天皇和周边的人，进而影响国运。
有一个例子，织田信长在1573—1582年控制京都期间，曾三次发现当时使用的改版宣明历不够准确，致使多次未能预测日食。当时人们相信日食时的阳光带有邪气，会伤害神圣的天皇、将军以及贵族。因此，信长便下令京都的阴阳师必须改订历法，而且询问引入地方历法的可能性。然而，随着信长于1582年被暗杀，这个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3）明治改历的秘密
江户时代，日本进行了四次历法大改订，按顺序分别是贞享历（1685年）、宝历历（1755年）、宽政历（1798年）和天保历（1844年）。明治维新前，最后使用的是天保历。那时中国清王朝的历法（时宪历）与江户时期日本使用的历法已然不同。
而且，江户时代的历法完全是由幕府属下的“天文方”（类似现在的气象局）来制定。从这个角度而言，天皇控制时空、与天地进行感应的理念已经名存实亡。幕府将军完美地利用统治权受命于天皇的大义名分，代替天皇与朝廷改行历法，再颁布全国。这个尴尬的局面要到明治维新、幕府倒台后才得以拨乱反正。
1873年，成立已有六年的明治政府突然决定实行历法改正，全面改用当时西方诸国广泛使用的格雷历。改历与新政府实施新制度当然也有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要通过改历，解决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
旧历法存在闰月，一年有13个月，而明治维新将工资发放方式由年俸改为月俸，这意味着政府要发放13个月的工资给公务员。多一个月的工资，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日本政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但政府出于方便而做出的改变，自然引起了一阵混乱。政府改历和改变工资计算方式后，变相夺去了平民一个月工资，使看来文明进步的改革，变成了损民的政策。
4．蒙古入侵时发生的“神风”如何反映天皇的神圣性？
（1）千古传颂的神风传说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孙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国。忽必烈承袭汗位后，接连灭南宋，建立元朝，又在征服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后，派使者向日本招降，日本镰仓幕府以日本为“神国皇土，不降蛮族”为由拒绝投降。
于是，忽必烈集结了元、高丽联军，在1274年和1281年袭击日本。这在日本史上被称为“元寇”“蒙古袭来”或“文永·弘安之役”。
传说在两场战役里，曾经吹起“神风”，使排山倒海而来的元军溃败而逃。这个传说更在60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已露败迹的日军利用，设立了自杀袭击的“神风特攻队”。
事实上，抗元战役结束后，“神风”传说便在京都贵族和宗教界传开，到江户时代更渗透民间，所以“神风”绝非到了近代才突然出现。
不过，真正将这个“信念”大肆宣扬，并强制植入日本人心里的契机有两个：其一，1904—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国内吹起了“神风”热潮，将对手沙皇俄国比作当年的蒙古国；其二，1934年，由军部主导改订的教科书，强调当年“神风”吹起，是因为“神国所然”，是天神的“御稜威”所致。当时正值东亚地区爆发战争前夕，军部改订并推出富有国粹主义的内容，目的和企图不言自明。
（2）“神风”与天皇的天职
日本战败之后，“神风”这个敏感的历史名词已经远离教科书，成为一个历史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的课题。那么“神风”是否真的发生过呢？目前史学界配合天文科学的研究推断，当时发生过暴风雨，但这是否为元军败退的主因，则仍然存在争议。
而这个有名的故事又与天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弘安之役（1281年）时，当时开设院政的龟山上皇借着在位的后宇多天皇的名义，向伊势神宫奉上了祈愿文，文中提到，“于朕治世之时，出现如此乱事，如要日本受害的话，请拿朕的命来代替吧”。
除了伊势神宫外，上皇和朝廷也以当时在位的后宇多天皇的名义，向祭祀历代天皇和诸神祇的各大神社下令，要求他们一起做法祈愿，“降伏异寇”。上皇以真正国王的身份代国家向神明请命，甚至愿意以牺牲自己来代替，这成为明治政府用来鼓吹天皇守护国家的案例，同时配合后来的“神风”，使人联想到召唤“神风”的是天神，而促使天神出力相助的人就是身为“天神御孙”的天皇。
再具体一点来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力拒外敌，免受侵袭，根本原因就是天皇的存在——天皇是天神的子孙，于是天皇统治的国家便是“神国”。因此当天皇向天神求助时，“神风”便是神的应许。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被蒙古国灭亡，而只有日本幸免的唯一原因。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向神明求助的名义与实际的主体问题。上文提到龟山上皇和朝廷是以当时在位的后宇多天皇的名义要求神社祈愿，但事实上祈愿的真正发起人和祈愿者是龟山上皇。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不以自己的名义向神明祈愿呢？
这说明即使实际当权的是上皇，不是天皇本人，但只有天皇在名义上、制度上拥有与神明、皇祖交流的权利。天皇这个天职不会被夺走，完全栖宿在天皇的身体里。不过，当天皇成为上皇后，天职便会离他而去，转移至新的天皇。只能由拥有天照大神血脉的人来执行天职，其他家族的人是办不到的，这反映出中世纪的日本上流社会是如何理解天皇的神圣性和绝对性的。
5．幕末的修陵热潮、尊王攘夷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为何？
（1）现代天皇祭祖活动的争议
据宫内厅的统计数字，目前共有740座墓园获认定为天皇陵墓，包括古坟时代的大王坟等，分布在一都二府三十县。如果连同分骨所、火葬地、骨灰冢和疑似皇陵，总数将达892处。
这些历代天皇的陵墓现在按照《文化财保护法》，全由宫内厅管理。宫内厅派遣职员管理其中的400多处陵墓，每年的维持费和工资大约是4亿日元。虽然战后的天皇基于尊重新宪法的精神，拜祭先祖陵墓全属私人性质，但费用却多半出自纳税人。
原则上，现代仍然保留的祭祖活动只限天皇与他的直系皇室成员参加。除了到陵墓参拜祭祀，东京皇居仍设有称为“三殿”的贤所、皇灵殿和神殿，让天皇在宫里进行拜祭。基于战后《和平宪法》强调“政教分离”，战前法定的《皇室祭祀令》被取消，纪念传说中的日本诞生日“纪元节祭”因而被废止，但它在1966年以“国家建立日”之名重新被设立为法定的公众假期。
而纪念每代天皇诞辰的“天长节”也被淡化为“天皇诞生日”，只作为公众假期，没有任何官方的庆祝活动。换言之，现时天长节与纪元节祭都只是宫中的祭祀，与国民的关联性则暧昧不明。
上述几百处皇陵大多由宫内厅管理，不许国民参观和研究。也就是说，这些皇陵是不是真的埋葬了古代天皇，只有宫内厅才有判断权，纵使外界诸多怀疑，也无从下手去解惑。因此在日本国内，一直有不少学者和质疑天皇制存续必要的人士，批评宫内厅大搞神秘主义，继续神化天皇。但也有保守派认为这么做合乎国家利益，是维护国体的妥善处理之法。
（2）祭祖修陵与尊攘思想
接下来要说一个更吊诡的事实。上述几百处陵墓，其实是在明治维新后才获得官方认证的，这不过是150年前的事。更有趣的是，在皇家制度里，除了照例拜祭供奉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外，天皇家并不存在祭祀先皇的习惯。即使是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陵寝（即现时的橿原神宫），也是在幕末时期才获得确认，朝廷和幕府下令修葺，史称“文久修陵”（1862年）。在这之前，历代朝廷可以说根本不关心也不在乎神武天皇陵寝。
“文久修陵”的背景与当时欧美国家强烈要求日本开国，从而引发国家有识之士的不安有关。当时的发起人宇都宫藩主兼幕臣户田忠恕，希望借修复神武天皇陵来团结人心，集结力量，一致对外，获得幕府与当时在位的孝明天皇认可。话虽如此，不论是发起人户田忠恕，还是幕府与朝廷，均没有确实证据证明现在的橿原神宫就是神武天皇陵，因为历来没有拜祭神武天皇的定例。坦白说，“文久修陵”只是基于国家危机，以及当时盛行的尊王攘夷思想，突然发起的政治行动。
即便如此，自“文久修陵”起，由政府主导的各大天皇陵的修葺工程陆续展开，从较著名、象征国家光荣又有文献可依（但不代表可信）的陵墓开始（如天武天皇陵、神功皇后陵和持统天皇陵等），扩展到古坟时代的大王古坟。
幕末至明治时代的修陵活动其实是展现尊王攘夷的一个行动，而且持续了数十年。此外，除了修陵，国家祭祀仪式也随之展开。1870年，“圣忌御祭典”“御追祭定则”等法规先后形成，经过30多年反复讨论修改后，明治政府终于在1908年9月制定了上述的《皇室祭祀令》，规定每年必须举行的国家祭祀的日子，这也直接影响到国民生活。同时，这些被认证的皇陵，一律被神化为“圣迹”，获得格外保护和尊崇，成为当时“祭政一致”的具体体现。
天皇以国家之主、皇祖子孙的身份拜祭诸先帝，使大多数在国民心中不值一提的历代天皇获得极大重视，配合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基础的国史教育，这些皇陵成为日本国民学习国史时的“实物教材”和信仰象征。
自明治时代以后，这些突然身价十倍的皇陵在强化国民意识形态上，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但进入21世纪，皇陵再次远离百姓的生活和视线，成为一座座只可远观但不知究竟的山丘。
6．“神国思想”如何发展成后来的“靖国思想”？
（1）什么是“神国思想”
我们一谈到日本的历史，很难不想到“神国思想”，也不能不考虑它与天皇的关系。撇开过往的历史问题和国仇家恨，冷静去了解所谓的“神国”，意思就是“获神明加护保佑之国”。“神国”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里，里面曾借朝鲜半岛的新罗国王之口，说了以下一句名言：
吾闻东有神国，谓之日本，亦有圣王，谓之天皇。
《日本书纪》是奈良时代朝廷宣传国家源起的一本书，内容自然有夸张的部分，不可轻信。不过，上述新罗国王的一席话不论真假，充分反映“神国思想”已在奈良时代日本贵族的精神里扎根了。自此在日本的各种文献里都能看到“我国乃神国”的字句。而随着佛教在日本弘扬，当时日本上流社会和佛教界也认为日本是佛教世界里的“小国”“粟边散土”，这样的思想与同时间形成的“神国”思想并存。
而日本自从接受佛教后，对佛教进行了本土化，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神佛习合”思想。因此奈良时代以后的“神国思想”里所指的“神”，当然包括了佛教里的神明，如大日如来等。
更重要的是，佛教进一步成为日本的重要宗教后，天皇也成了佛教的代表。换言之，天皇既是天照大神的神孙，也是佛教的圣王，因此奉天皇为最高存在的日本，理所当然会得到特别的“呵护”。当时的人进一步相信，这个“特别待遇”使日本变得与众不同。另一本与《日本书纪》一样是古代日本重要历史书的《续日本纪》提到：
大日本神国也，天祖（天照大神）始弘基，日神（太阳神）长传此统，唯我国有此事矣，异朝（他国）无其类也，故此谓之神国也。
引文显示，中世纪初期的日本上流社会不单以“神国思想”作为身份认同的象征，更是将国土推向神圣化的重要根据，当时的上流社会不遗余力去神化天皇，即所谓的“神格化”——天皇是现御神（或“现人神”）的思想。“现御神”就是指天皇是化为人形的神，作为天神的子孙留在凡间，并且统治“神国”日本。
（2）从“神国思想”到“靖国思想”
“神国思想”随着历史发展，一步一步将日本和天皇也一并神圣化、神格化，催生出日本人对自身国家的优越感，同时也衍生出对他国的鄙视。尤其到了江户时代，与外国的交流减少，以及朱子学的引入，神国思想进一步与儒家的华夷之别产生“化学反应”，尊崇日本本土思想文化的“国学”“国粹”思想急速抬头，强调日本的“神圣”，而天皇的尊贵成为他们肯定自我、赞美国家的重要元素。在这种热烈的情结中，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和文明出现了又爱又恨、既好奇又鄙视的态度。
到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来到日本要求开国，事件发生后，“尊王”“排外”“攘夷”的呼声不绝于耳，也是推倒千年武士政治的重要力量。不过，在明治维新后，这种神化国家、排外攘夷的思想逐渐消融，但不变的是崇拜天皇。当坚信“万世一系”的思想配合从西方引入的“君权神授论”，又从政治神学层面加强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和神圣性。
随着日本开国，走向现代化，西方思想陆续进入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社会，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正在萌芽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左翼思想，开始对他们的寡头统治构成威胁，也打击了他们利用天皇神圣权威来掌控统治权的正当性。于是，1889年发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后到大正时代，保守派势力与政府开始在思想层面塑造对抗左翼思想的“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在这时发挥作用的便是承自江户时代的尊王、神国思想，两者在明治时代后期急速膨胀成为“国家神道”。
这种保守、独善思想持续成长的契机，来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一连串的对外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的抬头。由于对清朝、沙俄帝国的战事节节胜利，日本国民对国家有着空前的自豪感，明治政府利用并转化这样的自豪，鼓励国民为国家卖命、奉献。明治后期、大正至昭和时代的日本政府，继续利用天皇的神圣性作为号召，并在这个前提下，以靖国神社为工具，鼓吹为国家、为“万世一系”的天皇牺牲是一种美德，死后将以护国英灵之尊，在靖国神社里接受供奉和国民敬仰。
结果日本在二战战败，以神国思想为核心的“国家神道”和“天皇＝神”的意识都逐渐消融，天皇也出于政治考虑，选择与神国思想、靖国神社分道扬镳。然而，坚信神国思想的强硬保守分子仍然将靖国神社视为精神支柱，这样的势力在现今日本政经界仍然保持隐约的影响力。
7．“日之丸”、《君之代》与天皇有什么关系？
（1）日本的国旗和国歌
日本的国旗是“日之丸”旗（正式名称是“日章旗”），而国歌则是《君之代》。不过，日本当局应执政自民党党员的提议，急欲加强国民教育，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决定订立《国旗及国歌法》，确立两者的地位。
此举被民权人士和部分反对派批评违反了宪法赋予和保障的思想自由，但在执政自民党的推动下，国会在1999年8月通过此法案。
“日之丸”与《君之代》作为政府承认的国家象征纹章和歌曲，前后不过20年的历史。虽然认定的时间尚短，但两者是如何产生的？又与天皇有什么关系呢？
（2）“日之丸”与《君之代》的由来
首先是“日之丸”。这个象征太阳高升在天的纹样，早见于各种历史资料，但一开始的纹样并非“白底红圆”，而是有不同的颜色配搭，代表太阳的“日之丸”，其大小形状也与现时国旗不尽相同。
天皇使用类似“日之丸”纹样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公元701年的朝贺之礼，此后以不同样貌出现在美术作品之中。最早出现与现在“白底红圆”相似的纹样，是在11世纪源、平两大武士家族争霸时期（史称“治承·寿永之乱”）的军用品上。而作为旗帜纹章使用的最早记录，则出现在14世纪的南北朝时代，传说是后醍醐天皇下赐给大臣使用的。此后，“日之丸”被广泛使用，成为战国大名和武将军配上的常见纹样。
即使“日之丸”代表太阳，而且天皇曾下赐印有“日之丸”印纹的旗帜，但这也不代表“日之丸”在中世纪已经代表日本和天皇。它当时被大量使用的原因，只是出于国民普遍崇拜太阳的习俗。
国歌《君之代》本来是《古今和歌集》的一首和歌，由天皇下令编纂。《君之代》在公元9世纪用于祝贺天皇长寿、统治长久，同时也用于贵族的活动。到了奈良、平安时代，扩大使用范围，成为祝贺仪典时的庆贺和歌。
《君之代》的原文（译文后述）“君が代は 千代に八千代に さざれ石の いわおとなりて 苔のむすまで”里的“君”存在诸
多解释，既可以是天皇，也可以是被庆贺的主人公本人。它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成为祝愿天皇家长久无限、歌颂万世一系的特别和歌。
（3）“日之丸”、《君之代》与近代国民教育
正式的白底红圆“日之丸”旗由幕末时期的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创立。1870年，《邮船商船规则》确立，规定“日之丸”旗为日本商船的标志。这个规定的原意是用来识别开国后进出日本与非日本的商船，但后来便因例俗成，被新政府认可为国家标志的初例。
到了1933年，白底红圆“日之丸”旗首次被写入小学六年级的国语教科书，即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国民、国家普遍认可了“日之丸”旗。
《君之代》又如何呢？它比“日之丸”更早获得政府肯定。1893年，当时的文部省指定《君之代》为国歌（同样没有立法），令各级学校须在各种仪式中齐声唱诵。大正时代，《君之代》成为小学音乐教科书里必载的歌曲，而且小学四年级的“修身”科里，学生更需学习其含义。
这首歌是日本国民衷心祝愿天皇陛下的治世能够千秋万世，繁荣昌盛。从古代开始，日本人的祖先便一直扶持皇室，世世代代吟唱《君之代》，它是世世代代国民以真诚之心吟唱的歌曲。每逢节日和喜庆仪式时，国民都会高歌《君之代》。
大正时代以后，《君之代》也成为日本殖民地的例唱之歌。1941年，日本军攻下香港后，便将它翻译成中文版本，歌名定为《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万世不变兮悠长，小石凝结成岩兮，更岩生绿苔之祥。
